魯迅的後人們

魯迅的後人們

徐梅

魯迅長孫周令飛

周令飛像極了他的祖父魯迅,尤其是那兩撇鬍子,常有人跟他開玩笑,問是否有導演請他去演魯迅。他笑聲朗朗,「不行啊!我太高了!」

他比祖父高出20公分。有學者論證了,許廣平女士身高170公分,因此周海嬰以及他的三兒一女,個子都遠超魯迅。

他是由祖母許廣平一手帶大的,為了他這個寶貝大孫子,許廣平戒了煙,日日精心看護。「令飛」的名字也是她取的,這是魯迅曾經用過的一個筆名。每逢朋友來訪,她就會把孫子抱起來,高高地舉到魯迅的遺像前。周海嬰初誕時,老來得子的魯迅也是如此興奮,家中來了客人,海嬰即便是睡著了,也要抱出來,供朋友們欣賞讚美一番。

周令飛有兩個弟弟(周亦斐、周令一)一個妹妹(周寧),大弟弟亦斐還在媽媽馬新雲肚子里時,周海嬰夫婦考慮過暫不要那麼多孩子,專心學業。去開人流手術介紹信時,被馬新雲所在學校的領導制止了。校領導認真商議了一番,認為魯迅的後代本來就少,怎可輕易打掉?

82歲的周海嬰先生如今兒孫滿堂,周家第4代有兩個孫子兩個孫女,還有一對雙胞胎外孫女,好不熱鬧。

十多年來專職從事魯迅普及、宣傳的周令飛是這個特殊家庭的新聞發言人,他的人生經歷也是兄弟姊妹中最曲折的。

「公派自費」留學日本

周令飛生於1953年,父親周海嬰對他的評價是,「性格極強,自己認準的事情,非要達到目的不可。」

上小學他未經父母同意,自己跑去報考解放軍藝術學院,16歲那年,部隊招兵,他還不到參軍年齡,卻硬是向軍代表軟纏硬磨,穿上軍裝到東北高炮某部當了幾年兵,後到解放軍畫報社當攝影記者,轉業分到人民美術出版社。

1979年前後,國家放寬出國留學政策,周令飛加入了首批自費留學的大軍。他早早聯繫好了東京一所語言學校,打算先過語言關,再進修別的專業。

然而學校都開課了,他還沒拿到批文,急得他三天兩頭跑教育部。批文遲遲不下的原因是他是魯迅的孫子,有關方面斟酌再三,覺得「像我們這種人家的孩子以自費名義出去留學,要靠外國人來關照,未免有失國家體面。但是,按規定像令飛這樣的情況,似乎又不合『公派』的資格……最後,上面總算想出了變通措施,叫做『公派自費』,即是說,出去的一切費用由自己掏腰包,而對外的名義卻是國家所派遣」(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做魯迅的後代不容易,周海嬰在自己的青年時期已深有體會。1948年,他同母親許廣平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取道香港,與郭沫若等人一同乘船奔赴東北「光明區域」(郭沫若語),一路上坐言立行處處小心,仍然發生了許多令他終身難忘的尷尬苦惱事。

先是添置冬衣時買錯了行頭,組織上發了一筆錢用於購置冬裝,海嬰給自己買了一身形似美軍戰俘的舊軍衣,給母親買了件狼皮大衣,穿上去頗似國民黨官太太,到了「光明區域」彆扭無比,許先生只得另做大衣,將這件皮衣捐出去做電影道具。

到瀋陽後,母親一再叮囑時年19的海嬰「夾緊尾巴做人」,甚至明令他走路緊跟茅盾夫人孔德沚,亦步亦趨,惟恐行差踏錯。

東北書店補上一筆魯迅著作版稅,母子倆堅辭難拒,海嬰將這筆款子兌換成50兩黃金,打算捐獻給瀋陽「魯迅文藝學院」,不料從銀行取款回來第二天,母子倆一進餐廳,便遭冷落白眼,「可憐我們母子倆竟被徹底誤解了,人家北上是赤膽忠心投身革命,而我們卻是來向黨伸手討賬要錢的……」

經過許廣平多次請求,又經過上頭多次研究,離開瀋陽前夕,他們終於得到回復：魯藝可以接受捐款。1997年,周海嬰應邀參加該學院的魯迅塑像揭幕式,院領導送給他一張當年捐贈合影的大照片,周海嬰捧著那張照片,回想往事,「仍禁不住身上一陣陣的寒慄」。

上大學後,一天同學在宿舍打橋牌,他在一旁圍觀,插了幾句嘴,傳出去成了魯迅的兒子不好好學習,沉溺於玩橋牌。為此,校團委書記還專門找他談話,囑咐他作為魯迅的後代要注意影響。

周令飛為愛私奔台灣

一生謹小慎微的周海嬰沒料到兒子周令飛放了一顆「原子彈」。

1982年的一個周末,他和老伴接到閨女周寧從東京打來的國際長途,女兒聲音急促,說出的消息猶如驚雷：

她剛剛從東京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中看到,大哥與姓張的台灣女同學決定去香港結婚,並且中途在台北下飛機後,向媒體發表了三點聲明,內容的大意是：一、此舉純粹為了愛情,而沒有任何別的企圖,二、這事與我父母無涉；三、因為與台灣的女孩結婚,兩岸的狀況又如此,我宣布退出中國共產黨。

夫妻倆愁苦無奈,相對無語,一下子蒼老許多。

台北,這是什麼地方啊,豈是你可以去得的嗎?你為了去那個地方竟然連光榮的共產黨員稱號也不要了,你何以對得起黨,何以對得起國家,何以對得起愛你撫育你的奶奶和父母,你還是偉大魯迅的孫子啊! (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周海嬰的主管領導——廣電部部長吳冷西把他叫去,說周令飛的行為,政治影響極壞,並以黨和組織的名義命令周海嬰寫一個聲明,宣布與周令飛脫離父子關係。周海嬰違心地把領導準備好的「脫離父子關係」的草稿重抄了一遍,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所幸這份聲明並未公布。

他在單位閱讀文件的資格被取消,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資格也被取消,周令飛母親馬新雲被剝奪教學資格,直到1986年才恢復。

那段時間,他時常收到從香港寄來的信件,裡面裝著各種宣傳紙片,有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甚至還有黃色圖片。

「魯迅的孫子到了台灣!」受到這一重大新聞刺激的台灣媒體一片嘩然,他們對周令飛這一行為給出了「叛逃者」、「投奔自由」的政治闡釋,周海嬰時刻擔心兒子在那邊的言行,生怕他「做出什麼對不起黨和國家的事來」。

幸而周令飛沒再爆出什麼讓父母驚駭的猛料,他拒絕了國民黨的各種安排和當地媒體的邀請,放棄了自己的電視製作專業,在岳父開辦的百貨公司工作,警醒地生活。

張純華父親的生意大受影響,最後公司破產倒閉。出外謀職的周令飛因為是大陸人,又是魯迅的孫子,沒人敢用,夫妻倆生活一度甚為窘困。後來他倆買了一台爆米花機,將爆好的米花批發給攤販。魯迅的孫子竟落到在台北賣爆米花過日子的地步,媒體記者又是一通熱炒。

1999年,周令飛因工作從台北來到上海,並沒有打算長期留在這裡,「我留在上海是一個偶然,當時我被聘請在上海做一台舞台觀光秀的節目,因為我在台灣一直是做這方面的工作的。公司一直欠我薪水,最後公司倒閉,欠了我很多錢,我為了討債就留在了上海。」

滯留上海。給了周令飛一個了解父輩、祖輩的機會,「我父親當時在維護魯迅的私權方面是走快半步的,也因此舉步維艱,很多人對他表示不理解,當時人們的私權意識還不是很強,說『魯迅的家屬怎麼會這麼愛錢啊』,我覺得挺不公平的,這是我自己的東西我憑什麼不能要啊?為什麼魯迅家屬就沒有這樣的權利?」

因為不忍心「看著父親孤軍奮戰」,就開始幫他,在幫的過程中漸漸進入了魯迅的世界,也漸漸發現了問題,「『魯迅是誰』這個問號在我心中和腦海中越來越大,到底是不是我年輕時知道的那樣一個魯迅?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太爺爺的文章,我們讀起來沒有那麼強的共鳴」

周令飛的大女兒周景欣高挑秀美,大學二年級時曾在台灣熱門綜藝節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出鏡,一句「我的曾祖父是魯迅」甫一脫口,節目片段、截屏相片便在網上熱傳。

當時打算進入娛樂圈發展的她徵求父親的意見,周令飛的回答是,「你能做到前三名嗎?如果能,你就去做!」景欣想了想,說算了。

這個家族的家教從來如此,尊重孩子的個性和選擇,甚少干涉。周海嬰小的時候曾同魯迅討論過如何做一個好爸爸：

「我做爸爸的時候不要打兒子的。」

「如果壞得很,你怎麼辦呢?」魯迅問。

「好好地教伊,買點東西給他吃。」(許廣平《魯迅先生與海嬰》)

如何做好魯迅的後代?周令飛對子侄們的建議是,「做你自己!」

記者從周令飛那裡得到周景欣的手機,電話接通,一個甜美清脆的聲音跨海而來。

「哎呀,上《我猜》那個節目都已經是10年前的事情了,當時只是好奇,什麼都想嘗試一下。我現在已經成家,快要生小孩了。」

她供職於一家不動產顧問公司,先生是學生時代就認識的。「大學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就已經明白,其實自己想要過的,就是跟一般人一樣的,穩定平凡的生活。」

「太爺爺在大陸非常受尊重,但在台灣,他的文化思想並不像在大陸那樣影響深刻。」從1949年兩岸對峙,到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令,40年間魯迅及30年代作家(甚至包括沈從文)的作品在台灣一律成了禁書,偷看魯迅作品甚至會惹來殺身之禍。

她很坦率,說自己讀太爺爺的作品「有壓力」,「他的文學作品對於我來說有一點不可思議,很沉重,他筆下描述的是一個壓抑時代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高中時,周景欣曾經從台灣轉學到北京,「在魯迅中學念了一年。」她笑起來,說自己特別喜歡北京。

《葯》就是在那年學到的一課,「人血饅頭」給了她極大的刺激,「是他筆下那個時代氛圍傳遞出來的壓力,不是很愉快的東西。我是一個樂觀的人,我跟那個時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有距離的。」

「太爺爺的文章比較艱深,加上時代的隔膜,我們讀起來並沒有那麼強的共鳴。現在生活步調很快,壓力很大,如果看書,自然想讀一些比較輕鬆的、能夠舒緩壓力的東西。」

景欣直言,她跟妹妹只有在回大陸探親,參加一些紀念活動時,那個「魯迅後人」的身份才會被強化,一回到台灣,就回復到她想要的「穩定平凡」中去了。

這樣的生活,魯迅若是泉下有知,應當會含笑嘉許的吧,他對後代的希望正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記者提到有傳聞說她曾打算跟父親一起從事魯迅文化傳播,她在電話里沉吟了片刻,說暫時還沒有這樣的想法,「如果能夠靠自己,爭取一片天地,那個成就感可能會更大一些!」（《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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