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與儒家經世致用

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

與儒家經世致用

毛澤東具有一般政治家所未能具備的以儒學為主體的豐厚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善於汲取儒家文化的精華，使得他的道德觀念、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乃至治國方略都顯示出極為鮮明、濃厚的中國特色，特別是他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能夠從中國國情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發展出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從而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偉大勝利。毛澤東在這方面的貢獻，是最可珍貴的精神財富。關於毛澤東與傳統文化的淵源關係，知名學者汪澍白先生著有《傳統下的毛澤東》一書，富有啟導意義。[1]筆者於2010年曾撰《儒學淵源與毛澤東的文化選擇》一文，對毛澤東與儒家文化的深刻相關性提出了一些基本認識。[2]認識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歷史聯繫，認識毛澤東如何在批判吸收文化遺產、辯證地對待歷史傳統的基礎上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有利於我們在新時代里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靈魂和精髓。從實踐理性上看，「實事求是」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理對中國革命實踐經驗所作出的理論概括；從思想淵源來看，「實事求是」也是他對儒家文化精神傳統的批判繼承。

　　一、儒家實學派的經世致用傳統

　　長期在農耕文化土壤里形成的儒家理論體系具有實踐理性的特色，突出強調「經世致用」和「實事求是」的學風。毛澤東出身農家。農民長年累月在田裡辛勤勞作，無論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切都要講求腳踏實地，務求實際。因此，少年毛澤東在私塾課讀書，就很自然地受到這種務實學風的浸潤。進入湖南四師和一師以後，通過楊昌濟的指引，更廣泛地接受了以王船山為代表的湖湘儒學求實學風的熏陶。1914年6月，劉人熙等發起成立「船山學社」，青年毛澤東曾多次偕同蔡和森、蕭子升等前往聆聽學術報告。船山學說具有唯物、務實、革新、辯證的特色，他肯定宇宙是由「氣」構成的物質實體，認為物質實體「氣」和客觀規律「理」兩者不可分離，並以「??化生」說明「氣」變化日新的辯證性質。在認識論方面，王船山批判了程朱陸王的「知先行後」「知行合一」的論點，強調知是行的基礎，突出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船山學派求真務實、勇於任事、革故鼎新的學風，對毛澤東的影響尤見深刻。

　　顧炎武與王船山同為明末宿儒遺老，同樣力倡「經世致用」的學風。顏元、李?，生當清之初世，講求習行哲學，學理明白淺近，皆為毛澤東所崇仰。1917年，毛澤東撰《體育之研究》一文，即特別標舉顧炎武、顏習齋(即顏元)、李剛主為文武兼備、三育並重的師表，備加稱頌，恰恰表露了他自己所選擇的努力方向。

　　在《講堂錄》中，毛澤東還認真恭敬地抄錄了潘耒為《日知錄》所寫的一段《序言》：「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憫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探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3]

　　這段《序言》，把顧炎武從事實地考察，講求實學的精神闡發得非常清晰透徹。《講堂錄》寫道：「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而「游之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覽眾山小；泛黃勃之海，啟瞬江湖失；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1]對老師的這些教誨，毛澤東不但認真筆之於書薄，而且還能見之於行動。他多次利用寒暑假，先後偕同好友蕭子升、蔡和森等到各地「遊學」。毛澤東與蔡和森都把這種「遊學」活動稱為讀「無字之書」。「有字之書」是間接經驗，「無字之書」則是直接經驗。「有字之書」與「無字之書」的有機結合，才是他們努力追求的學習境界。

　　一般認為，青年毛澤東也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推動下，實現了世界觀的轉變，這與我國許多早期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是一致的。但是，毛澤東在世界觀轉變的過程中，凸顯出迥然不同於其他先進分子的特色，就是在向西方尋找真理時，總念念不忘要結合研究中國的歷史和現狀。1920年3月，他寫給周世釗的信說：「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3]與同時代的先進分子相比，毛澤東提倡實地調查，講求「窮源探本」地研究國情，注重研究中國的歷史與現狀這一鮮明的特色，是與他系統研習並比較深入地接受儒家文化精神求真務實的優良傳統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

　　二、即物窮理與實事求是的升華

　　毛澤東在1941年重新闡釋和大力提倡儒家「實事求是」精神，對推動延安整風功效卓著，使人們真正從教條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實際上在黨內外開創了求真務實的一代新風。

　　「實事求是」這一命題原本是儒家實用理性思維方式的經典表述。關懷人生，關注現世，求真務實，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的一個顯著特色。但是，這一特色在漢、宋儒生空談義理考據的氛圍中，曾經受到遮蔽。至明清實學派儒家在「經世致用」四字上狠下功夫，努力講求返本開新，求真務實的思想才又重新獲得持續擴大的影響。

　　從歷史上考查，班固在《漢書》中為河間獻王劉德作傳，稱道他「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唐代顏師古把這四字注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清初顧炎武以經世致用之實學，反宋明理學言心言性之空談。其後乾嘉漢學訓釋經義，更強調「實事求是，不主一家」。通常，學者們研究毛澤東思想這一核心話語的來源，大多到此止步。這還是不夠的。汪澍白先生在《傳統下的毛澤東》一書中認為，對毛澤東實事求是這一思想確立有更直接影響的，還是與「獨服曾文正」有密切關係的。這是很有見地的認識。曾國藩為調和漢宋二家之爭論，又說：「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4]」這裡，曾國藩重新解釋了「實事求是」的意義，強調漢學的「實事求是」與宋學的「即物窮理」是互相貫通的。其要旨在於恢復原始儒學的實用理性精神，致力於返本以開新，用來矯正士林空疏浮誇的積弊。毛澤東早年熟讀儒家經典，自稱「獨服曾文正」。其所以令他特為欽羨的原因之一，正離不開曾氏所標舉的「實事求是」精神。

　　1941年，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這一著名報告中，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原理，特意創出新的解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毛澤東的新說，繼承了「事即物」「是即理」的傳統儒家文化觀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實事求是」作了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解釋，使這一命題的內涵與外延都發生了變化，它所代表的是一種新的學風與思想路線。

　　在對「實事求是」一語作過馬克思主義的嶄新論證以後，1942年，毛澤東就用「實事求是」這四字為中央黨校題詞，1945年又為黨的「七大」紀念冊作了「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題詞。正是由於毛澤東的科學闡釋與大力倡導，進而經過延安整風的發揚，實事求是這一思想路線終於在全黨範圍內得到確立，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汪澍白先生認為，如果說，清代諸儒的「經世致用」之學，是對宋明理學空談心性的一種反動。那末，毛澤東所倡導的「實事求是」則是在鑽研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儒家文化精神中「經世致用」的實學傳統，是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一種撥亂反正。[5]

　　人類思想文化史上，常有一些原來在舊體系中顯得很平常的命題、詩句，在經過新思想家、文學家進行具有創新意義的琢磨與改制以後，往往會煥發出奪目的光彩。誠如汪澍白先生所言，「實事求是」這個古老命題，一經毛澤東妙手，精心點化，就對整個毛澤東思想起到了畫龍點睛的關鍵作用，成為這整個思想體系中活的靈魂所在、核心所在、精髓所在。應該充分肯定，毛澤東對「實事求是」的認同是活的認同，是科學理性的認同，是在認同和繼承固有歷史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實現了富有革命意義的創造性的轉化，也是毛澤東批判繼承儒家文化精神遺產的優秀典範之舉，值得後人仔細琢磨、認真借鑒。

　　參考文獻：

　　[1]汪澍白.傳統下的毛澤東[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

　　[2]王壘.儒學淵源與毛澤東的文化選擇[J].黨史博採(理論版)2010(3).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早期文稿[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4]曾國藩全集(詩文卷)[M].長沙：嶽麓書社,1986.

來源：中國論文網　時間：2013年01月28日

【天生逍遙·天生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