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化創新早已死在了「文字獄」案里

中國的文化創新早已死在了「文字獄」案里 文｜理釗

中國的文化史中，有一種文人的苦難總是想繞也繞不過去的，這就是文字之獄。二千餘年的「文明史」中，興起過多少「詩案」「史案」之類的「文字獄」案呢，沒見人說得清楚。曾讀到王彬所著的《禁書·文字獄》，（中國工人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但這也只是依時間順序介紹了一點歷朝的有名的文字獄，終究是過於簡要了。年前收得一部金性堯先生的《清朝文字獄案》，又算是一部斷代史。吳晗的《朱元璋傳》，有專門的文字講文案，但也是藏於大片文字之中的。說起來，中國需要編一本詳細的文字獄史，可惜至今沒有人來做。——大概因為其中充滿太多的苦痛，沒有文人願意去咀嚼的罷。 讀過一些文案後，大約有這樣一個印象，就是大多數的文字獄出現在一個王朝的開頭，即王朝初建之時。以明清兩季為例，洪武年間，可謂文禍連綿、人頭遍地的，待朱家坐穩了江山，便稍稍消停，自朱棣之後，最大的文案，要算萬曆年間的李贄一案。清朝的初年也是如此，從順治到乾隆的155年間，共製成文字獄166起，由於清季為異族統治，安定江山所用的時間，便稍稍長了一點，文案的屢興，自然也就時間長了一點。 明清兩朝的文字獄案，共同的特點，是用力極大，下手極狠，只要案子出來，大多是頂格判決的。而且又大多採用牽三扯四的「瓜蔓抄法」，故每一案成，都株連幾十成百，甚至上千人，而清初的庄氏史案，牽連甚至達萬人。 開朝之始，大興文案，原因大概在於建了新朝的大王要固權柄保位子。當然，末代的皇帝也是想永居寶座的，可惜此時已是險象環生，權力岌岌可危，連製造「文案」的力氣也沒有了。王們之所以要固位保權，是因為覺得寶座未穩，根基不牢，於是信心不足。從文字獄的歷史看，越是王者固位心切的時候，那案子也就越是搞得極其血腥殘烈。 其實，我覺得這倒是因為王者與書生之間有著隔膜。看一看中國開朝的皇帝，真正出身於「學者」的，大約只有東漢的劉秀。相反，出身於草莽和行伍的倒是多數，典型的比如劉邦和朱元璋。可也恰恰就是這兩位大王，中原逐鹿的時候雖很借了書生之力，但掌權之後卻又是最不待見書生和文人的，劉邦對書生是辱，而朱元璋則是殺。 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書生與文人的理想是「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最大的願望是做帝王師，並非是由自己直接來做大王的。這些自號的「王者師」固然是出了很多「治國、平天下」的主意，也頗有些「自以為是」，但他們也只是說說而已，作為王者，願意聽的便可聽一點，不願意聽的盡可由其說去，「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何況於骨子裡，他們並沒有篡位的念頭。可惜，王們卻常常不這樣想，他們大約覺得自己一介草莽武夫尚且弄得天下，而那些滿腹經綸，口口聲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文人便更能，於是便起了殺心，於是便有了文字之獄。 平心而論，書生或文人在吟詩作文時原本是極其小心的，這倒也並非刻意為之，而是飽讀儒書後的習慣，他們在文中是將「君君臣臣」弄得極分明的。這隻要讀一讀那些引來了殺身之禍的文字，不論是詩文還是史論就可知道，文中根本沒有寫與王者對抗，或是要「取而代之」，更沒有「煽動群眾造反」的內容。可大王們仍是心存芥蒂，一心要殺幾個來震一震文人，所以只好用深文周納的法子，在文人的文字中尋章摘句、穿鑿附會、羅織罪名。 比如朱元璋罷，因為未發達時做過和尚，又是曾被元朝稱之為賊的紅巾軍出身，所以成為上天之子、位至九鼎之後，便對僧、道、賊等字眼格外敏感，甚至依其鄉音來判斷是否懷有異心。他做皇帝時，每逢國家大典或皇帝生辰，各地官員都要請文人代寫表箋，以為頌揚。可因上表箋而被殺的文人則有很多，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當地官員代作《謝增俸表》，因文內有「作則垂憲」被殺。因為朱大王將「則」讀作「賊」。類似的還有「生」涉嫌「僧」，「法坤」涉嫌「法髡」，「有道」以為「有盜」，凡涉於上列文字的皆被殺掉了。清朝亦是如此，雍正八年（1730），江蘇徐駿因寫有詩句「清風不識字，何得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遂被指為「造譏訕悖亂之言」，人殺之，文燒掉。明清兩季的文字獄雖多，但細檢一下，差不多都是這種「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結果。 現在想來，在君王專制之下，做一個寫一點文字的人是何其難也，那是在頭上懸了刀劍，腳下浸了血泊來寫的。如今的學術界，時常聽到「我們雖有二三千年的文明史，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卻總是在一條河裡淌著渾水，鮮有獨見和創造」的抱怨。現在的人，說這樣的話，實在是有些「站著說話」的意味，在君王的文字顯微鏡面前，縱有千萬的真知灼見，誰又敢形諸文字留之於世呢？他們只好存檔於「中國人極其聰明」的腦子裡，隨身帶進了天堂。 2017年3月1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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