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各學派詳解

經濟各學派詳解

　　 弗萊堡學派　　 弗萊堡學派簡介　　「二戰」之後，世界經濟有兩個「奇蹟」，就是日本和聯邦德國在廢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為經濟強國。這是耐人尋味的。這裡簡單講一下德國經濟快速復甦的內在原因——社會市場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供應者——弗萊堡學派。　　聯邦德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具有以下特點：　　 ⒈既反對經濟上的放任自由，又主張國家要盡量少地干預而只給予必要的干預；　　 ⒉既保障私人企業和私人財產的自由，又對資本的某些權利予以限制，讓公眾得到好處；　　 ⒊實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　　 亞當．斯密主張放任自流，凱恩斯主張國家干預。顯然，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與兩者即相似又有區別。這主要根源於弗萊堡學派的理論。而弗萊堡學派的理論又是如何？請看戈羅斯凱特勒給弗萊堡學派下的定義：　　 「弗萊堡學派或奧爾多自由主義學派（弗萊堡學派另一名稱，『奧爾多』是德文『秩序』的音譯，筆者注）是一個經濟學家和法學家集團，重要的是這個集團以瓦爾特．歐肯和弗蘭茨．伯姆為中心，研究應該如何安排一個運行的市場經濟的制度結構問題。這個集團的特徵是新自由主義的態度，並致力於形成一種構成一個整體而又由某些原則所指導的經濟政策。經濟學和法學意義上的奧爾多型思想引起的結果，是根據經濟運行的要求為經濟設計法律框架。」①　　 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弗萊堡學派的三個基本特徵：⑴這個學派的成員是以瓦爾特．歐肯和弗蘭茨．伯姆為首的經濟學家和法學家。⑵這個學派的研究中心是市場經濟的制度問題，即他們所說的秩序問題。而這個秩序問題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保證，涉及經濟學和法學兩個不同的領域。⑶這個學派的基本傾向是自由主義，並根據這個原則來制定經濟政策。而這些政策是用來維護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法律秩序。簡而言之，就是依靠法治與國家政權的力量來實現並保障完全競爭。　　 弗萊堡學派是一個嚴格的學術集團，其成員都是其領袖歐肯在德國弗萊堡大學的同事和學生，有密切的私人關係。他們都以歐肯的學說為基礎，圍繞著經濟秩序這個中心，用歐肯開創的「顯著特徵提煉抽象法」進行各方面的研究，其成果互為補充，並為歐肯的學說提供例證。法學家伯姆是弗萊堡學派的第二號人物。他從法律的角度出發，從事反論斷的研究，通過法律內的各種觀念的推導和闡發，最終也得出了秩序的觀念。　　 廣義上，還有一些獨立從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研究的學者。他們與弗萊堡大學沒有學術聯繫，也不曾參加弗萊堡學派的學術活動。但是，他們得出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與弗萊堡學派相似，所以被認為是廣義上的弗萊堡學派的成員。在這些人中，最主要的一位是艾哈德。他領導了德國「二戰」後的經濟體制該改革和經濟重建，是弗萊堡學派的理論的最主要的實踐者。　　 「一戰」後，德國爆發嚴重的通貨膨脹。早年追隨歷史學派的歐肯看到了歷史學派不僅無力解決這場通貨膨脹，而他們錯誤的理論使得通貨膨脹更厲害。於是，他用邊際主義的方法進行研究，在1923年出版了《德國貨幣問題的批判考察》一書。這標誌著歐肯與歷史學派決裂和弗萊堡學派開始形成。因為在此書中，他用「顯著特徵提煉抽象法」代替歷史學派的方法，他重視國家在經濟生活中作用的社會秩序觀，他從貨幣制度開始研究秩序觀念，他的貨幣政策主張是維護貨幣制度的經濟秩序。　　 從1924～1929年，德國的經濟與政治相對穩定。歐肯於此時研究的戰爭賠款的問題，並與反自由主義的思潮展開論戰，捍衛自由主義。這就奠定了弗萊堡學派的基調——維護自由主義。與此同時，伯姆等從法律的角度從事論斷問題的研究，形成了反壟斷的經濟法思想。這種思想後來成為弗萊堡學派經濟秩序學說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在30年代的大危機中，弗萊堡學派的醞釀完成。歐肯在運用正統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這場危機的過程中，形成弗萊堡學派的中心觀念：秩序。1934年，他出版了《資本理論研究》。在該書中歐肯形成了他的「經濟秩序的純粹形態」學說和一理論分析為中心的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同時初步闡述了經濟秩序和經濟過程的關係。這為弗萊堡學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　　 也在同一時期，伯姆等法學家紛紛加入弗萊堡大學，歐肯也培養出一批接受他思想的學生。於是，弗萊堡學派形成的條件也成熟了。　　 從1931年1月希特勒當選為德國總理，到1945年5月德國無條件投降、納粹統治結束這段時期，正式弗萊堡學派的形成時期。這不僅僅是一種巧合。納粹的統治在使德國在政治上失去自由，在經濟上陷入困境。弗萊堡學派的形成，實際上是德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利用學術研究來反抗納粹統治。這也正是弗萊堡學派的可貴之處。　　 1933年前後，伯姆和格勞斯曼—道艾爾來到弗萊堡大學任教。他們和歐肯一樣認識到經濟秩序的重要。於是，三人開始合作編輯「經濟秩序」叢書。這標誌著弗萊堡學派的正式形成，他們三人被認為是弗萊堡學派的創始人。他們和歐肯的學生們從各個不同的經濟領域或經濟法領域以理性主義的方法展開研究。他們反對歷史必然的宿命觀，主張以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去積極干預社會經濟過程，以建立一種合乎人的本性的經濟秩序。　　 而歐肯本人在此時則忙與《國民經濟學基礎》的寫作，研究經濟學方法問題。他堅信邊際主義的經濟理論是正確的，運用邊際主義理論來分析經濟現實是正確的方法。弗萊堡學派的政策目標是實現邊際主義所描述的完全競爭。而普遍實現完全競爭的必要性，又是邊際主義的經濟理論來論證的。此書的意義在於：　　 第一，將德國哲學家胡塞爾提出的「顯著特徵提煉抽象法」運用到經濟學研究中。即從簡單的經濟事實中得出經濟秩序的形式，在根據這些形式提煉出邊際主義的理論，在把這些理論運用到具體的歷史現實中去，就可以認識經濟現實。這樣，他就與歷史學派的方法論——對現象的描述與羅列，完全決裂，創立起把理論與歷史結合起來的方法。這種方法成為弗萊堡學派的基本研究方法。　　 第二，確立了邊際主義在經濟學中的地位，澄清了當時德國經濟學界對邊際主義經濟理論的模糊、甚至是錯誤的認識。當時，在納粹的統治下，經濟被集中管理，經濟過程由國家決定，使人們感到只有從政治的角度才能理解經濟現實，邊際主義被認為是「蒼白的抽象演繹」。為此，年輕一代的經濟學家放棄了理論研究，紛紛轉向歷史學派。現實需要證明經濟理論對認識經濟現實的作用。　　第三，全面論述了弗萊堡學派的中心觀點——形態學體系，並通過這一概念把經濟秩序與邊際主義經濟理論聯繫起來。這就奠定了弗萊堡學派的理論基礎。　　 第四，由形態學體系引出對交換經濟和集中管理經濟的分析。這就成為弗萊堡學派的「競爭秩序」和和戰後的「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的基礎。　　 《國民經濟學基礎》在4年中出了4版，受到德國經濟學界的高度重視。這本書奠定了弗萊堡學派的方法論與理論基礎，其出版標誌著弗萊堡學派已經完全形成，它是弗萊堡學派發展過程中的一塊里程碑。　　 在整個納粹統治時期，弗萊堡學派以合法的方式，打著為納粹政策出謀劃策的旗號，暗中籌劃反納粹的的經濟政策。弗萊堡學派的經濟政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這些暗中制定的經濟綱領對戰後聯邦德國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弗萊堡學派同納粹的鬥爭，標誌著他們在學術與政治上的成熟。在紀念發法西斯勝利的同時，我們不應該漏掉了這些不曾上戰場、不曾放過一槍一炮的學術工作者們。　　 戰後，弗萊堡學派的成員以經濟政策學說為中心來發展自己的思想，為戰後的德國復興盡心儘力。1948年，弗萊堡學派出版了宣傳自己理論與政策主張的機關刊物《奧爾多》年鑒。1948年以前，他們的工作重點是要求實行競爭的市場經濟；1952年後則是經濟壟斷問題。他們的中心是要建立靠國家來保障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確立「競爭秩序」。歐肯認為，只有價格機制才能把資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國家的權力加強，將會破壞個人自由，無以實現公正；但市場也自己的弊端，如果沒有國家的監管，最終只會出現壟斷，同樣破壞自由、競爭。弗萊堡學派的成員就是圍繞這思想進行研究的。他們的研究與宣傳，有力地支持了艾哈德的新自自由主義經濟體制改革，促使德國向社會市場經濟轉軌。聯邦德國在弗萊堡學派的理論支持下，憑藉著雄厚的工業基礎和美國的物資援助，迅速復興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弗萊堡學派也達到了事業的頂峰。　　 1950年3月，歐肯在倫敦因感染流行性感冒逝世。同年8月，弗萊堡學派的最具活動能力的成員——米克施也離世，剩下的人也廉頗老矣。弗萊堡學派開始走向衰落。1952年，歐肯夫人與歐肯的學生恩塞爾根據歐肯的遺稿編輯出版了《經濟政策原理》。這本書系統闡述弗萊堡學派的經濟政策的思想，即構成經濟秩序的經濟政策的基本任務。這是弗萊堡學派的經典之作。　　 ①戈羅斯凱特勒：《論經濟秩序的設計：弗萊堡學派的貢獻》　　公共選擇學派　　　 公共選擇學派　　 地方公共物品與俱樂部——俱樂部理論　　 (一)俱樂部與非純公共品　　 1.公共物品、非純公共物品與俱樂部　　 在現代經濟中，政府作為經濟中的一個部門，主要提供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私人部門提供。不過，介於公共物品與私人物品之間還有一種商品，稱作非純公共物品或混合商品，多數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聯合提供。 非純公共物品類似於俱樂部提供的物品，研究非純公共品的供給、需求與均衡數量的理論，叫俱樂部理論。　　 2.俱樂部理論　　 俱樂部經濟理論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20年代初期A.C.庇古與F.奈特有關對擁擠的道路徵收通行費的論述。　　 現代俱樂部經濟理論的真正奠基人是布坎南與蒂鮑特。俱樂部經濟理論的基本目的是研究非純公共品的配置效率問題。　　 (二)布坎南模型——「內俱樂部理論」　　 1.俱樂部均衡的布坎南模型　　 布坎南的創始性研究解釋的是俱樂部的自身問題，不考慮俱樂部與外部的聯繫，因而叫內俱樂部理論。在俱樂部研究上，布坎南既是創始人，又最具有代表性與影響力，其後的很多研究與之緊密相關。　　 俱樂部規模包括提供的物品數與容納的成員數兩方面。如果只從俱樂部成員的角度考慮，那麼按照微觀經濟理論，俱樂部欲實現均衡，就必須滿足如下兩個條件：（P92 第二自然段的後半部）　　 2.最優俱樂部規模的決定　　 簡言之，布坎南的理論表明，俱樂部成員的效用同時取決與俱樂部物品與成員數量。若俱樂部物品太多，則用私人物品消費量少，故效用不高；若俱樂部物品太少，則效用同樣較低；若俱樂部成員太多，就會因擁擠而減少效用；若俱樂部成員太少，則每人分攤成本較高，也會減少效用。所以俱樂部中的物品與成員數適度，並且應同時決定。　　 3.布坎南模型的推論　　 布坎南的俱樂部理論解釋了非純公共物品的配置，但這一理論同樣可適用於純公共物品與純私人物品兩個基本點極端例子。　　 (三)聯繫俱樂部內外的一般理論　　 1.俱樂部內外均衡的一般理　　 關於俱樂部的一般理論有很多人進行了研究，其中W.奧克蘭的模型較完整較有代表性。以下便以奧克蘭模型為主介紹一般俱樂部理論。　　 一般俱樂部理論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分析俱樂部均衡，分析時既考慮俱樂部也考慮非成員，把兩者聯繫在一起。在一個社會中，俱樂部成員的效用受到三個因素影響：私人物品消費量，俱樂部物品消費量，俱樂部的擁擠程度。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都力求個人效用最大，為此他首先得決定是否加入俱樂部。而一旦假如俱樂部後，他還得決定對俱樂部的利用率。如何理應俱樂部又取決於俱樂部物品數量、成員人數和會費。這些都是俱樂部一般理論要解決的問題。當每個社會成員實現最大個人效用時，我們就說實現了俱樂部內外同時均衡。　　 2.一般俱樂部理論的推論　　 從關於俱樂部的一般模型中，可以看到其種種具體經濟含義。　　 (1)成員特性的作用。成員是否同質，對俱樂部特性的影響是不同的。　　 (2)排斥成本問題。排斥成本指的是建立與維護一種機智，以限制俱樂部利用率與成員數的成本，前面的一般模型中未考慮到這一成本，引入這一成本後，一些結論也許要修改。　　 (3)關於不同組織結構的效率問題。　　 私人經營不管是由成員合作經營還是由企業經營，都可能實現配置效率。這說明非純公共物品並不必然意味著市場失靈，並不意味著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四)以足投票與地方公共物品資源配置　　 1.蒂鮑特假說——以足投票理論　　 蒂鮑特的觀點表明，分權決策可以自動實現地方公共物品配置上的帕累托效率。然而，要指出的是，蒂鮑特假說壓迫以來幾個比較極端而不太實現的假設，這就影響到蒂鮑特理論的說服力。　　 2.蒂鮑特假說的意義、缺陷與發展　　 (1)意義　　 蒂鮑特假說說，在地方公共物品生產或社會規劃方面，自由資源的個人分權行動能夠實現帕累托最優。蒂鮑特假說推倒巧妙，結構新穎，富有啟發性。　　 (2)缺陷　　 蒂鮑特理論的第一個缺陷表現在(a)地方公共物品的生產存在著規模經濟，而不是始終規模收益不變。(b)很難有足夠數量的社區。(c)社回成員的流動性是不完全的，遷移是有代價的。此外，個人收入顯然要受到他所處社區的限制，人們不可能擁有完全的信心，各社區之間存在外在效應。　　 蒂鮑特模型的第二個缺陷是未能具體考慮地方公共物品的籌資問題，只是泛泛而談高支出與高稅收相伴。社會公共物品組合的確定也存在問題，這是蒂鮑特理論的第三個缺陷。　　 (3)發展　　 與此同時，蒂鮑特以足投票理論也有發展。艾拉德與希爾曼考慮了移民政策對最優社區規模的影響。伯格拉斯指出：個人的技術差異影響著邊際產品，從而決定著社區類型與居民定居選擇。赫爾普曼、潘斯和費什也在蒂鮑特以足理論上有了發展。　　 3.蒂鮑特以足投票與布坎南俱樂部和薩繆爾森公共物品的比較　　 蒂鮑特以足投票與布坎南俱樂部的關鍵區別在於：蒂鮑特以足投票顯示的是對地方公共物品的偏好，這一地方性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更接近於純公共物品；布坎南的俱樂部顯示了對非公共品的偏好，這裡的非純公共品具有排他性。與此同時，兩者也有共同之處：(a)蒂鮑特以足投票與布坎南俱樂部都假定同質的成員同等分攤成本；(b)社區與俱樂部是否最優取決於其成員的觀點。　　 薩繆爾森較早地分析了公共物品的配置問題，但結論令人沮喪。蒂鮑特首先注意到並區分了全國性公共物品與地方性公共物品，提出以足投票概念，從而使公共物品的配置效率問題的解決呈現轉機。　　 (五)財政聯邦制　　 1.財政聯邦制　　財政體制與政治體制是密切相關的。就各級政府的關係而言，政府體制基本上分為單一國家、聯邦和邦聯三種形式。聯邦體制決定了財政結構是財政聯邦制。　　 但是，公共選擇學派指出，現實中的財政體制並不理想，理想的財政體制應是經濟考慮建立的財政聯邦制。財政聯邦制的好處在於，它可以充分地實現個人自由，提高經濟效率。財政聯邦制與以足投票還促成了各級地方政府之間或各行政社區之間的競爭。　　 2.最優財政結構的確定　　 理想的財政聯邦制是指一種最優財政結構，它設計到各級轄區規模的確定和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應分歸哪級轄區。布坎南與弗勞爾斯指出，財政權力和責任的分配，應綜合考慮下面一些因素：(1)地方公共物品的作用範圍，及其外部經濟的影響範圍；(2)地方公共物品的生產成本；(3)集體決策成本。　　 3.聯邦職能　 理查德.馬斯格雷夫與帕吉馬斯格雷夫把聯邦應參與完成的只能歸納總結為配置、分配與穩定三個方面。　　 五戶官僚機構與公共物品生產——官僚經濟理論　　 (一)官僚機構、官僚經濟理論　　 1.官僚機構與公共物品供給　　 在政治過程中，立法決策過程確定的是公共物品的需求，至於公共物品的供給，那時政府的各級行政機構提供的。公共選擇學派將各行政機關統稱為官僚機構。　　 2.傳統的官僚理論　　 傳統的官僚政治理論是與公共選擇觀點截然不同的。關於官僚機構的較早而有最有影響的分析當數馬克斯.韋伯的理論。在他看來，官僚機構是服務於當選政府所認為的那種公共利益的，它們提供的服務是不偏不倚的，有效率的，它們是一個有效的組織機構。韋伯的理論更多的是規範成分而少實證成分，實際上，他描述的官僚是一個理想的官僚模型。　　 3.公共選擇的官僚主義經濟論　　 官僚經濟理論的共同特點是把官僚機構作為生產者納入公共選擇理論的供給模型之中進行分析，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官僚機構與官僚行為遵循著制度約束下的刺激反應模式。官僚經濟理論基本上是用微觀經濟學的均衡範例來分析的。　　 (二)尼斯坎南壟斷官僚主義經濟理論　　 尼斯坎南是在綜合塔洛克與唐斯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理論的。他關注的中心是效率問題，他研究官僚機構是為了分析官僚機構對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和比較官僚組織與其他市場經濟組織的相對效益。　　 1.官僚的目標函數：最大預算　　 尼斯坎南看來，官僚的目的不是公共效益，也不是最大效率，而是個人效用最大化。為了使個人效用最大，官僚又要追求薪水等各種因素，而這些因素除易於更迭易於管理外，又都可歸結為使預算最大。　　 2.官僚機構的外在環境　　 官僚是在一系列約束下活動的。這裡的約束來自外界。官僚機構的外在環境表現為向它提供資金購買產品的機構，如政府或者立法機構。　　 官僚機構與政府或立法機構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雙邊壟斷關係。但在這種雙邊壟斷關係中，雙方的權力是不對等的，其原因在於信息的昂貴致使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官僚機構相對於國會佔有優勢。　　 3.官僚機構運行約束　　 官僚機構在生產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務的運行中，要受到需求與預算兩種約束。需求約束主要來自作為選民代理人的國會，也可能來自上級行政機關。預算約束來自官僚機構內部，是一種成本約束。　　 4.最優產量的確定與官僚機構均衡　　 官僚總是謀求預算最大，預算最大時的產出即為均衡產出，但此時預算資金必須大於或等於最低成本開支。這表明，局的最產出除取決於預算撥款與成本開支兩個因素。確定了最優產出，就以為著實現產出均衡或局均衡（即官僚機構均衡）。顯然，局均衡的必要條件是，預算撥款大於或等於成本。　　 5.預算最大化壟斷官僚主義的生產效率　　 由於官僚機構要從擴大預算規模中獲取效用，在官僚機構與上級撥款單位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雙邊壟斷關係，因而官僚機構具有更大的自主權與壟斷力。結果是：第一，生產產量相對社會最優需要過剩，故無論哪種均衡都缺乏配置效率；第二，在需求約束的均衡下，產出是以高於最低可能成本的成本供給出來的，缺乏配置效率；第三，官僚機構傾向於過量使用資本以提高預算的現值。　　 6.米格與布朗熱對尼斯坎南壟斷官僚模型的發展　　 可以說，尼斯坎南模型是公共選擇文獻中關於官僚機構理論的最重要罪最有價值的模型之一，因而影響也最大，受很多學者重視與發展。其中以米格與布朗熱具有代表性。　　 米格與布朗熱在保留尼斯坎南基本模型的壟斷假設的前提下，首先對其預算最大化假設提出挑戰，認為它關於官僚的目的的假設未能區分產出和所有其他通過財政支配權而獲得的特權。米格與布朗熱還指出，官僚追求最大財政節餘的行為，與尼斯坎南模型中追求最大預算撥款的行為正好是兩個基本點極端，官僚的實際選擇也處於兩者之間。另外，從比較靜態分析的角度來看，米格與布朗熱和尼斯坎南關於公共物品需求增加的結果也是各不相同的。　　 7.對尼斯坎南模型的批評　　 作為一個重要理論，尼斯坎南的壟斷官僚行為模型，也理所當然地受到很多批評。　　 關於預算最大化假設，P.M.傑克遜等人指出，增加官僚效用的因素有很多，有些因素與預算規模正相反，有些因素則負相反。尼斯坎南關於作為資人的主管機構（立法機構）與作為供給者的官僚機構這一雙邊壟斷中權利不對等的問題，也成為批評的焦點。尼斯坎南模型同其他公共選擇文獻一樣，還包含著一個隱含的保守結論：市場比官僚機構更有效率。這以結論在尼斯坎南模型中表現為產量過度，甚至是效率降低。這一自由放任結論受到I.麥克林的批評。再者，尼斯坎南模型的基礎之一——壟斷假設也同樣受到挑戰。除此之外，尼斯坎南模型是一個經濟理論，它不僅受到經濟學家的批評，同時也受到一些政治家尤其是有英國文化背景的政治學家的批評。　　 (三)競爭官僚主義經濟理論　　 1.尼斯坎南的理論　 尼斯坎南也專辟一章分析了官僚機構在競爭環境中的行為，只不過影響甚小。　　 競爭發生在不同的幾個局之間，競爭程度依政府級別而有所不同，尼斯坎南區別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兩個級別的官僚機構。　　 2.布雷頓與溫托布的交易行為理論概述　　 布雷頓與溫托布是競爭官僚行為理論的代表。他們的基本觀點是，官僚在局機構中的行為是不斷進行選擇，或是選擇高效率的表現，或是選擇地效率的表現，著取決於官僚之間達成的交易。從布雷頓與溫托布強調競爭與交易來看，他們顯然是利用了標準的新古典理論。　　 下面從選擇行為、信任和競爭三個方面介紹交易官僚行為理論。　　 3.選擇行為　　 (1)選擇內容布雷頓與溫托布認為，選擇的內容實際上是指等級結構中不規範勞務的供給量。　　 (2)有效行為還是無效行為的選擇及其後果　　 布雷頓與溫托布指出，是提供有效的不規範勞務還是提供無效的不規範勞務，取決於如下因素：主管人與官僚之間的信任程度；官僚之間的信任程度；無效勞務供給的風險，這最終取決於監控的程度，從而又取決於監控的成本。　　 對於是提供有效的勞務，還是無效的勞務或規範的勞務，其特點是：(a)下屬在生產一項政策時要麼有效率要麼無效率，不可能兩樣都生產；(b)有效率的與無效率的行為都有風險；(c)當下屬有效率時，主管人為其不規範勞務制度報酬，當下屬無效率時，下屬從所提供的不規範勞務中自取報酬。　　 (3)不規範勞務數量的選擇　　 至於提供多少數量的不規範勞務，只要找出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即可。　　 4.信任 信任理論構成布雷頓——溫布托模型的又一個要素。關於這一理論的內容，他們指出，我們必須提供並尋求回答如下：(1)為什麼有些產權由信任而不是由法律支持？其原因有兩個。第一個原因是官僚網路中交易的商品與勞務很難度量，所以很難建立有法律強制實行效力的契約；第二個原因是官僚網路中的交易類似於實物交換，繳獲與付款在時間錯開，供求雙方形成一種貸款式的信用關係，在這些情況下，產權契約難以實施；(2)個人如何生產與積累信任？信任是交易雙方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是一個準公共物品，它產生於不斷的交易之中。(3)個人在不同的情況下積累的信任的均衡數量是什麼？(4)網路的刪減會如何影響一個局機構產出的生產成本？——第三和第四個問題不是很重要，這裡直接轉到第五個問題。(5)信任對諸如外在性、道德危險，有條件契約之類的現象的影響是什麼？在類似於市場的官僚網路中，交易的前提是以信任為基礎的產權關係，信任使得上述因素不致於引發市場失靈。從這一點而言，布雷頓和溫托布還是認為官僚主義機構並不必然無效率，這與尼斯坎南的結論有區別。　　 5.競爭　　 (1)競爭 官僚機構有沒有競爭，有沒有效率，可依據三個標準判斷：官僚在各機構間的流動性；評估官僚表現的難易程度；主管單位撤換不稱職官僚的刺激強度。　　 官僚網路中的競爭採取三中形式：官僚在局裡為工作或正式地位而競爭；官僚在信任關係的網路中為地位與成員資格而競爭；網路之間與官僚機構之間為資源與許可權的分配而競爭。　(2)官僚間的競爭 布雷頓與溫托布認為，在存在著競爭的條件下，官僚的選擇仍然存在，也仍然影響成本，但官僚的租金會減少乃至消失——競爭完全時就消失，競爭不完全時則減少但不會消失而依然存在。　(3)局之間與網路之間的競爭　　 布雷頓與溫托布關於競爭分析的結論是，競爭並未消除選擇行為，因此應依賴於主管人的監督、重組與管制來消除官僚對無效率行為的選擇。　　 (四)投入偏好與財政節餘利用　　 1.奧熱霍夫斯基的理論　　 奧熱霍夫斯基的觀點是，官僚通過僱傭更多的職員來使用財政節餘。通過模型分析，奧熱霍夫斯基的結論是，為了獲得最大效用，資本和勞動的邊際產品之比不得等於其價格之比，既不得等於利息率與工資之比。同時，從比較靜態學的角度看，奧熱霍夫斯基認為，資本價格的變動與需求的變動對資本——勞動比例的影響都是不確定的。　　 2.皮科克的理論　　 皮科克認為，奧熱霍夫斯基的理論相對尼斯坎南模型而言確實是一個進展，但是未抓住官僚所具有的兩個廣泛公認的特性：謹慎與懶惰。　　 皮科克的推論是：(a)在勞動投入成本即薪水既定時，官僚對勞動的需求即職員僱傭受到最大預算規模的限制；(b)當職員增加提高管理難度與強度、減少工間閑暇，導致官僚效用損失時，產量的擴張受到此效用損失的限制；(c)產量水平低於完全競爭時應有的產量，因而生產缺乏配置資源；(d)工間閑暇與財政節餘過量，因而官僚機構運行缺乏生產效率或技術效率。　　 (五)官僚機構主辦人與官僚的關係問題　　 1.早期的雙邊壟斷理論　　 (1)尼斯坎南的觀點　　 在尼斯坎南的理論中，官僚機構與主辦人的關係是一個雙邊壟斷關係，前者的預算資金來自後者的財政撥款，最終來源於稅收。　　 (2)布雷頓等人對尼斯坎南觀點的反應　　 布雷頓與溫托布雖然也低估了主辦人在官僚機構中的作用，但總的來說，還是認為主辦人或立法機構並非如尼斯坎南而言是被動的，而是積極主動的。　　 米格與布朗熱和奧熱霍夫斯基基本上接受了尼斯坎南的結論，米勒則對他們都進行了批評。　　 2.委託人——代理人理論　　 布雷頓與溫托布認為，在官僚機構（包括私人公司）中產權不能由法律職稱與維護，只能藉助於信任關係維持，因而真正意義上的產權其實並不存在，存在著的只是信任網路。而近期的一些理論扭轉了這一趨勢，注意到官僚機構中產權的存在以及主管人與官僚主義之間存在著的以產權於契約為基礎的委託人—代理人關係。　在分析官僚機構中的主管人—官僚關係時注重產權的存在，這明顯地是受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阿爾欽與德姆塞茨提出的以產權為基礎的廠商理論的影響。　　 在官僚機構中，委託人為立法機構或其代表的選民，代理人是各局行政長官。由於種種原因，官僚機構中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關係面臨很多的問題。　　 但是，儘管有諸多困難，官僚機構中也還是存在著委託人監督代理人的有效方式。　　 (六)官僚機構的效率、增長與改革　　 1.官僚機構的效率　　 (1)效率的含義與種類　　 綜合起來看，公共選擇文獻對官僚機構效率的分析，區分了配置效率與X-效率兩個概念。　　 (2)配置無效率的原因　　 對於官僚機構而言，配置效率的低下主要起因於官僚機構的壟斷性質與需求顯示方式。　　 (3)X-無效率的原因　　 官僚機構往往不可能安全實現既定目標，從而供給方面產生X-無效率，其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官僚機構的目標很籠統，很抽象，難以度量，因而必須設置具體化的中間目標或操作性目標，以供官僚機構在運轉實奉為準則。但是，操作目標只是正式目標的近似代替，實現操作目標只能以為著次優而不是最優，因而以為著X-無效率。另一個原因是目標的衝突。　　 從供給方面看，官僚機構的X—無效率也起因於公共產出的難於定義與度量：既難於從物質形態上，也難於從價值形態上度量。　　 此外，導致X—無效率的原因還有交易成本高與信息傳遞有損耗等原因。　　 2.官僚機構的增長　　 官僚機構的增長無論是表現在規模的絕對擴大，還是表現在國民經濟中相對地位的上升上，都是人們感受到的突出現象。官僚機構增長也許有客觀需要的一方面，但更多的是朝需要過度增長。官僚機構規模過大與增長過快，實際上以為著官僚機構效率的境地，這主要是指配置效率的降低。　　 3.官僚機構的改革　　 從各種文獻看，無論是公共選擇理論還是組織理論和公共管理理論等，都指出優化官僚機構運行的最基本方法，是強化官僚機構解說責任與外在控制。　　 改進官僚機構的第二種方法是，改進其運行方式與組織形式，這是尼斯坎南提出的，目的是抑制其擴大預算從而擴大部門規模的傾向。　　 六 立憲與憲法約束——憲制經濟理論　　 公共選擇理論中研究制憲與修憲的理論，叫做立憲經濟或憲制經濟學。　　 (一)憲制經濟學概述　　 1.何謂憲制經濟學　　 憲制經濟理論要研究對政府的財政權力、貨幣權力與管制權力。　　 2.思想先驅與代表人物　　 憲制經濟理論有獨特的思想淵源。維克塞爾、斯密和美國的締造者的思想，構成了現代憲制理論的三個來源。　憲制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任務為布坎南、塔洛克和瓦格納等人，其中坎南與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計算》既是公共選擇論的經典之作，也是憲制經濟理論的基石。　　 (二)憲法的經濟理論　　 1.最優決策規則的選擇：憲法的一般經濟理論　　 2.憲制政府理論　　 (1)憲法秩序的起因與性質　　 集體活動賴以進行的制度結構是與無政府狀態迥異的憲法秩序。　　 憲法秩序體現為建立在一致同意基礎上通過協商達成的互利條約或協定，其目的在於促進增加總財富的交易行為對減少總財富的掠奪行為的替代，它反映了人們利用各自的自然權力確保其福利改善的動機。　　 (2)憲制政府的存在根據　　 為了維護憲制秩序，促進交易，戒除掠奪，必須建立帶有強制性的政府完成護憲的任務，憲制政府因此存在。　　 (3)憲制政府的性質與對政府的憲制約束互相同意是通過市場進行的社會合作的中心性質，它也是憲制政府的中心屬性。　　 憲制政府是一個受到憲法約束的政府，它受到兩中根本性約束：程序約束與文明約束。　　 3.政府的憲制約束失靈　　 在西方憲法中，確實存在著對政府行為的文明約束和程序約束，但問題是，程序約束太少，而文明約束又失效，因而憲法不能控制政治當事人利用立法程序掠奪他人的活動。　　 4.規則與效率　　 (1)檢驗效率的標準與層次　　 在分析憲法規則的約束時，布坎南用主觀主義過程和契約論的觀點，以一致同意或資源交換為標準解釋了效率的含義。　　 同時，布坎南又區分了兩個基本點層次的效率：規則約束下的交換效率與規則約束本身的效率。　　 (2)交易成本的影響　　 布坎南具體分析了三種引起交易成本的因素：信心缺乏、搭便車行為和策略性交易。因此說明了交易成本的存在並不妨礙配置效率的實現，因而也並不存在政府干預人們交易的必要性。　　 (3)布坎南與科斯的對比　　 布坎南的效率觀點直接源於科斯定理，但又比科斯定理更進了一步。　　 5.規則與公平　　 (1)布坎南的觀點　　 關於公平問題所存在的領域，布坎南強調，注意的焦點應該是限於市場過程本身的權力和所有權分配，而不是作為結果的社會產品的最終分配。　　 從上述公平的含義來判斷分配結果，結論就很明確了。在布坎南看來，分配結果無非受四種因素的左右：選擇、努力、運氣和出身。　　 (2)羅爾斯的觀點　　 羅爾斯的公正觀是契約論式的觀點。羅爾斯指出，人們在建立規則時應處於一種平等的地位，平等意味著每人對未來無知。人們在無知的面紗下一致同意選擇的一套規則或體制，一定是公正的。羅爾斯指出，這種公正的規則或體制總是應滿足兩項原則，第一項是平等自由原則，第二項是關於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安排的，它又包括差別原則與機會的公平平等原則，是兩者的結合。　　 (3)布坎南與羅爾斯的比較　　 大衛.雷斯曼指出了他們間的異同。　　 6.憲法改革　　 (1)改革的原因與原則　　 在布刊南看來，立憲所頂之規則不應一成不變，而要隨著環境的變化而不斷修改。規則改革的必要性還在於，根據公共選擇的分析，現代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失敗的，這種失敗的根源不在於政策內容本身，而在於新的政策制定的規定的規則，在於制度和政治方面。　　 (2)憲法改革的具體措施　　為了維護憲法，強化憲法對政治的過程，憲制經濟學也探討了憲法改革的具體措施。他們提出了很多方案，但要旨都在於：真正分權、程序約束，自行護憲。　　 (三)憲制經濟學的應用　　 1.收入分配　　 塔洛克指出，在已經存在再分配政策和轉移制服方案的前提下，有些人已經對此作出行為調整，以力求從中獲益，他們成為記得利益者。儘管這些政策方案對他們的福利狀況難有多少改進，但一旦撤銷或減少，短期內於他們極為不利，於是他們就形成該項政策的遊說。　　 2.預算赤字　　 布坎南與瓦格納等人認為，預算赤字的產生是因為國會中的政治與總統順從行政機關壓力的結果。在出現財政幻覺的情況下，政治家們、選民們，甚至官僚和特殊利益集團也支持預算赤字。因此，也許每人都認識到財政赤字不好，又都會不由自主地贊成赤字。　　 3.公債　　 布坎南認為，舉債會減少一國的資本存量。無論是徵收資本稅償債，還是舉新債償舊債，對一過資本凈值都不會產生什麼影響。公債破壞資本，因而嚴加限制。但是先行的立法程序不能有效地減少公債。因此，布坎南認為，約見公債需要制定憲法上的限制規則，約束政治家的財政活動。　　 (四)經濟政策立憲　　 1.經濟政策憲法的必要性　　 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宏觀經濟政策的成功取決於制度變革與憲法變革，而不在於政治決策人是否有更多的信息，是否更有公心，是否有掌握先進經濟科學的經濟顧問。這就要求有合理的憲法規則約束經濟政策的制定　　 2.貨幣憲法論　　 (1)貨幣憲法目標:貨幣單位價值的可預期性　　 (2)實現貨幣憲法目標的方法:管理貨幣體制與自發貨幣體制　　 3.財政憲法論1:布坎南的觀點　　 (1)財政立憲　　 財政立憲的觀點要從立憲的角度說明什麼樣的財政體制是合理的。其基本觀點是，財政體制的稅收與支出兩方面應採取不同的決策方法，公共支出中包括構成與規模的決策要在財政決策的日常運行過程之前的立憲階段作出，且一旦確定就應相對穩定，能夠為今後的所有公共支出內容與數量籌資。因而財政立憲主要是指稅收立憲，西方現行財政體制也大致如此。　　 (2)稅制選擇　　 財政立憲設計到稅制即稅收結構的選擇，稅制選擇中關鍵在於決定稅收節後的決策過程是否全面反映了被賦予相同權力的各個個人的偏好和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稅制選擇必須以不確定性為前提在立憲階段確定。合理公正的稅收結構應包括通行稅、累進稅和間接稅。　　 (3)平衡預算　　在預算原則上，布坎南主張保持預算平衡，並且要以憲法的形式確保其實現。　　 (4)稅收支出的限制　　 布坎南指出，美國，政府財政部門的稅收與支出必須予以限制，但這種限制不應是具體的逐一限制，而是立憲限制，表現在程序限制和數量限制兩種方法。　　 4.財政憲法論2:尼斯坎南的觀點　　 尼斯坎南主張的財政憲法規則的修改如下：　 第一條，國會可以只利用每個議員2/3票數的批准來增加對國會公債的限制。　　 第二條，任何議案要徵收新稅，或增加政府稅收的稅率，只有經每個議院2/3議員批准方可成為法律。　　 第三條，上述兩條休整將在任何宣戰生效的財政年度暫停執行。　　 第四條，此修正案應在批准後的第二財政年度開始生效。　　 尼斯坎南之所以強調對公債與稅率的控制，是為了避免對預算總量的支出、稅收、赤字等的投票，，因為這些變數的設計易於出現聚集誤差與預期失誤，同時易於一起更大的爭論。　　 5.國家的作用　　 布坎南為國家限定了兩種作用：生產性國家與保護性國家　　 供給學派(Supply-Side Economics) 　　 一、供給學派的興起 　　 20世紀30年代末凱恩斯主義的產生，是西方經濟學說在20世紀的第一次革命，它否定了以薩伊定律為基本內容的古典經濟學，以「有效需求不足「代替了「供給能創造自身的需求「這一傳統的理論。西方經濟學家也把戰後出現的經濟繁榮完全歸功於凱恩斯主義，但是到了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出現了「滯脹「形勢，凱恩斯主義對此已不能加以解釋。供給學派就是在美國經濟滯脹中誕生的。　　 該學派強調經濟的供給方面，認為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的變化，因而得名。該學派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於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個人和企業提供生產要素和從事經營活動是為了謀取報酬，對報酬的刺激能夠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自由市場會自動調節生產要素的供給和利用，應當消除阻礙市場調節的因素。提出減稅、緊縮貨幣供給、減少政府干預、削減政府支出等政策。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給經濟學解釋為：「提供一套基於個人和企業刺激的分析結構。人們隨著刺激而改變行為，為積極性刺激所吸引，見消極性刺激就迴避。政府在這一結構中的任務在於使用其職能去改變刺激以影響社會行為」。這一學派的政策主張在里根總統任職期間獲得了較大的成功，成為復興經濟的主要理論依據。並自80年代以來，一直在英美等國用於治理經濟，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經濟實踐中，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成為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第二次革命。 　　 二、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 　　 在美國，供給學派存在著所謂「極端的供給學派「和「溫和的供給學派「之分。「極端的供給學派「又稱「純粹的供給學派「或「激進的供給學派「。而且，由於其觀點更鮮明、更富有特色，西方經濟理論界又將「極端的供給學派「冠以「正統的供給學派「之名。「溫和的供給學派「也稱為「傳統的供給學派「，它與「極端的供給學派「的區別不在於其基本理論和思想方面，而在於它們對各自政策主張的效果所持的預期和判斷不同。 　　 1、「極端的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 　　 最早提出「現代「供給學派理論基本思想的，是加拿大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德爾（又譯芒德爾，1932- 　　 ）。1971年，他就批評美國政府通過增稅方法來抑制通貨膨脹的做法，而主張一方面應緊縮貨幣供給量以抑制通貨膨脹，另一方面應該實施減稅，刺激經濟增長，而減稅之後，政府的稅收未必減少，因而不一定會增加政府預算赤字。1974年，他反對福特政府徵收附加所得稅控制物價的計劃，主張降低稅率、鼓勵生產，同時恢復金本位、穩定美元價值來抑制通貨膨脹。而最引人注目的代表人物當算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商學院教授阿瑟?拉弗（1941- 　　 ）。他提出的描述稅收與稅率之間關係的「拉弗曲線「形象的解釋了稅收政策對經濟的影響，成為供給學派的思想精髓。其他代表人物有《華爾街日報》副主編、綜合經濟分析公司總經理裘德?萬尼斯基，喬治頓大學教授、里根政府財政部經濟政策助理部長保羅?克雷?羅伯茨，美國國際經濟政策研究中心項目主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研究員喬治?吉爾德、另外還有傑克?肯普等。萬尼斯基所著《世界運轉方式》被認為是供給學派的第一部理論著作，吉爾德的《財富與貧困》闡述供給學派的資本和分配理論，被譽為是供給經濟學的第一流分析；羅伯茨的《供應學派革命》影響也較大。　　 2、「溫和的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 　　 「溫和的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首推美國經濟研究局主席、里根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1939- 　　 ），他強調要靠資本積累和倚賴市場刺激而不是利用政府干預來減輕社會弊病；建議應使失業津貼也成為可徵稅對象，以便使領受者更積極地去尋找工作；鼓吹應把折舊放在代置成本基礎上而不放在歷史成本基礎上，就能促進更大的資本積累這樣一些政策。他最出名的理論當屬說明財政赤字水平對資本形成和通貨膨脹的影響及其相互關係的「費爾德斯坦曲線「。代表作為《美國稅收刺激、國民儲蓄與資本積累》。其他代表人物還有邁克爾?K?埃文斯等。 　　 三、供給學派的基本理論與政策主張 　　 1、拉弗曲線（LAFFER CURVE） 　　 拉弗曲線說明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所以減稅未必使政府稅收收益減少，於是可以通過減稅增加供給又不用擔心會減少政府收入。 　　 如果稅率為零，意味著人們可以獲得生產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就為零。這樣，政府對生產沒有妨礙作用，生產即可達到最大化。但是，由於稅率為零，政府的收益也為零，政府就不可能存在。如果稅率為100%，政府的收益仍為零，這是因為由於人們的所有勞動成果都被政府徵稅，他們就不願意再工作了。生產中斷，自然「沒有什麼可供100%的稅，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於零「。稅率從0—100%，稅收總額從零回歸至零，這一結論，若用數學語言（或用幾何圖例）來描述的話，它只能是上圖的情形。其中，必有一個轉折點，在此點之下，即一定的稅率之下，政府的稅收是隨稅率增加而增加的，而一旦稅率再增加而越過這一轉折點，政府的稅收將隨稅率進一步增加而減少。在圖中，高稅率的A點和C點，分別與低稅率的B點和D點，為政府提供著相同的賦稅收益。換句話說，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所以減稅未必使政府稅收收益減少，於是可以通過減稅增加供給又不用擔心會減少政府收入 　　 那麼，政府的活動怎樣才算合適或稅率應確定在哪一點最恰當呢？萬尼斯基在拉弗曲線中作了進一步說明。如果政府將稅率降到100%以下，如A點，生產將會恢復，政府也會獲得部分收入。相應地，在圖的下半部，當稅率從0點提高到B點，政府就會妨礙一部分生產，經濟中的一些部門由於發現其邊際收入虧損超過從經濟中得到的好處，它「便會轉而選擇閑暇「。但由於稅率的提高，政府仍能獲得一些收益。在上述兩種情況下，「A點代表一個很高的稅率和很低的產量，B點代表很低的稅率和很高的產量，然而兩者為政府提供同等的收益「如果政府迸一步將稅率從A點降到C點，產量將進一步擴張，政府收益也增加；而政府將稅率從B點提高到D點，政府的收益以同樣的數額增加。只有在E點上，政府的收益和經濟產量都達到最大。在E點上，如果政府再降低稅率，產量將增加，但政府收益將下降；如果提高稅率，產量和收益都會下降。因此，對政府來說，圖中的EF以上部分是稅率禁區。 　　 2、對凱恩斯主義的否定　　 供給學派全面否定凱恩斯主義的理論與政策，認為它是美國經濟滯脹的「罪魁禍首」。供給學派認為，凱恩斯主義的有效需求不足導致大量失業的說法只適用於三十年代大危機時期。戰後特別是六十年代以來，在沒有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失業率也很高的事實說明：失業問題並不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美國歷屆政府根據凱恩斯主義理論，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果。由於社會福利開支的擴大，失業者能夠領到數額相當高的失業救濟金，這使得失業成本降低，很多人寧願失業。同時也鼓勵了資本家在經濟衰退時肆意解僱工人，使失業人數增加。而刺激總需求的擴張性政策並不一定會導致實際產量的增長，而很可能會單純增加貨幣供應量，從而導致較高的通貨膨脹。　　 供給學派還認為，凱恩斯主義應對美國投資率和勞動生產率的下降負責。由於戰後美國各屆政府依據凱恩斯主義理論，片面強調提高需求水平，鼓勵消費，並且採取一系列阻礙人們儲蓄積極性的政策，最終使美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下降。由於投資不足，企業的設備更新和技術革新緩慢，從六十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年增長率持續下降，並且遠遠低於其它資本主義國家。　　 3、重新肯定薩伊定理，重視市場機製作用　　 在凱恩斯革命以前，西方經濟理論界信奉薩伊定律。這一定律認為，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和勞務的供給能夠創造出自己的需求。根據這一定律，經濟根本不會發生嚴重的購買力不足的情況，市場自動調節能夠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本世紀三十年代大危機打破了這一「教條」。凱恩斯根據他對經濟的總供給和總需求關係的分析，否定了薩伊定律，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論點，其內容實質被認為是需求創造出自己的需求。　　 供給學派認為要解決美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必須把凱恩斯主義顛倒的東西再顛倒過來。因為戰後美國多次發生的經濟危機，並不是生產過剩引起的，而是由於國家對經濟活動的任意干預、市場機制的作用遭到破壞。　　 但是，供給學派並不是薩伊定律的簡單復活，他們不是一般地號召增加供給，而是要求人們注意美國經濟衰落的最重要因素——生產率下降問題。其理論核心是提出依靠市場機制，通過儲蓄、投資和人們工作積極性的提高，來提高生產率。並認為提高勞動生產率是解決通貨膨脹的最好辦法。而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強化個人刺激。　　 4、降低稅率，刺激供給　　 供給學派認為，稅收是激勵個人和企業進行經濟活動的最主要因素，降低稅率能刺激供給，促進經濟增長。具體說來，他們認為減稅對經濟增長有如下的積極作用：1、降低稅率可以促進個人和企業增加儲蓄和投資，並促使個人少休閑，多勞動，企業多投資、少消費，從而促使供給增加。2、降低稅率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政府收入增加。表明稅率與稅收總額之間關係的曲線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線」，由阿瑟?拉弗提出。拉弗曲線是供給學派減稅主張的重要理論工具。供給學派利用這一曲線強調指出：降低稅率不會增加政府赤字，因為稅率的降低可以通過收入增加和儲蓄增長而實現自償。3、降低稅率可以抑制通貨膨脹。降低稅率之所以能夠抑制通貨膨脹，是因為一方面，降低稅率可以增加供給，從而緩和需求過度的矛盾。另一方面，降低稅率還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如果同時削減政府支出，就可以減少或消除赤字。 　　 總之，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的思想，主張從供給方面刺激經濟，肯定薩伊定律的合理性--「就全部經濟看，購買力永遠等於生產力，經濟具有足夠的能力來購買它的全部產品，不可能由於總需求不足而造成產品過剩，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會創造出他們對產品的需求「。供給學派的理論，表現在四個方面：財政政策主張；貨幣政策主張；減少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削減政府支出。 　　 1、供給學派的財政政策。供給學派提出刺激供給的最主要的財政政策主張就是減稅，其理論依據是拉弗曲線。供給學派認為，過高的稅率降低了人們工作、儲蓄和投資的積極性，高稅率對經濟有抑制作用。首先，如果公司所得稅的稅率過高，則投資所得扣除稅收後所剩無幾，企業家也就失去了擴大投資經營的積極性。其次，若國民收入的所得稅稅率過高，則會刺激消費，抑制儲蓄了，因為人們的儲蓄所得利息在扣除稅收後餘下較少，若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則有可能為負，因此，人們寧願把錢用於消費，而不願用於儲蓄。第三，若國民工資稅稅率過高，則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將大大削弱，缺乏工作的經濟動力。最後，若社會保險稅稅率過高，則勢必會削弱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在供給學派看來，減稅可以更好地刺激經濟潛力的發揮，它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企業所得稅的削減，會使投資增加，進而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第二，個人所得稅的削減，有利於刺激勞動者工作的經濟潛力，勞動的供給隨之增加，從而有利於增加社會總產品的供給。此外個人所得稅的減低也有利於抑制消費，增加儲蓄。儲蓄的增加又將使利率下降，進而進一步刺激投資的增加；第三，社會保險稅的降低，將降低社會對勞動力使用的成本，從而導致社會對勞動需求的上升，失業率隨之下降。按照供給學派的觀點，上述三者的綜合效應是增加總供給、降低物價水平和降低失業率，最終幫助經濟走出「滯脹「的泥潭。當然，供給學派的減稅理論也遭到了一些經濟學家的批評，他們否定減稅對經濟具有刺激作用。反對者認為：首先，減稅不一定能刺激工作。當稅率降低時，人們的收入的確會提高，可是收入提高了，人們可能會變得不再想增加工作，因為他們對既有的收入已經滿足了。其次，減稅也不會刺激儲蓄的增加，因為人們的儲蓄往往都有預定的目標，而這些目標一般都同稅率的高低無關。例如，為供子女上大學而進行的儲蓄與稅率的變動並無多大關係。凱恩斯主義者還認為，減稅將進一步刺激消費的增加，從而將有可能進一步加劇通貨膨脹，另外，很多人也對拉弗曲線提出了質疑，認為拉弗把整個宏觀稅收體制用一條簡單的曲線來刻畫，未免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 　　 2、供給學派的貨幣政策。供給學派的貨幣政策與貨幣學派理論大體相同，認為貨幣供給過多是導致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為了對付通貨膨脹，必須實行緊縮貨幣的政策。關於如何實施緊縮貨幣的政策，供給學派內部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意見認為，解決美國通貨膨脹和美元信任危機的根本方法，是使美元與黃金重新掛鉤，實行某種形式的金本位制，這樣可以消除人們對美元貶值的擔心。美元的幣值穩定了，社會的貨幣供給總量就會受到限制，進而可以實現平穩物價、降低利率和平衡預算。這種觀點不同意貨幣學派只著眼於控制貨幣供給量，通過通貨緊縮、減少信貸的方法來控制通貨膨脹的方法，認為只有致力於穩定美元幣值，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這種觀點提出，單純的緊縮通貨還可能提高已經很高的利息率，對增加投資率會產生嚴重的阻礙作用。恢復金本位制，無論是對穩定幣值還是降低利率，都會起到積極的作用。而這又是減稅政策發揮刺激投資和儲蓄、促進經濟增長作用的必要條件。此外，恢復金本位制，還可以是美元成為穩定的世界儲備貨幣，鞏固美元在國際金融中的特權地位。另一意見認為，必須嚴格控制貨幣供給量，貨幣供應的增長率必須降下來。但是與貨幣學派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並不強調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須在一定保持在貨幣學派所認定的4%-5%的固定年增長率上。這種意見既不同意過多地增加貨幣供給量，也反對過分緊縮貨幣，而主張貨幣政策與減稅政策相配合併為之服務。它認為，當減稅改善了工作和投資的贏利狀況後，經濟將會因為商品和服務的迅速增長而要求更快地提供貨幣，這時如不及時增加貨幣供給，很可能會引起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並非一概都是由貨幣增加引起的，而貨幣增加也並非一定都會引起通貨膨脹，能否引起通貨膨脹，取決於貨幣供給增長的目的。如果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是因為政府把貨幣當作還債的手段，那麼就會產生通貨膨脹；如果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是由於實際產量的增長對貨幣需求十分強烈，則會降低利率，阻止正在形成的資金短缺，從而可以避免通貨膨脹。 　 3、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戰後，美國政府根據凱恩斯主義的國家調節理論，制定了一系列關於工資、就業、生產安全和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規章條例，要求企業遵守，並設置了相應的監督機制。供給學派認為，這些規章條例首先是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增加了產品生產的成本和大量的非生產性開支，其次是束縛了企業的手腳，扼殺了企業家的創造性和進取精神，使企業不得不壓縮研究和開發支出，減少風險投資，延緩擴大生產的計劃，從而造成了生產率增長的停滯和國際競爭能力的減弱。供給學派相信，政府管制越少，私人經濟運行就越有效率。他們督促政府要撤消價格限制、最低工資法等法令，放寬關於環境污染、生產安全、商品檢驗等規定的標準，讓企業盡量自由地經營，讓企業家精神得以充分發揮。 　　 4、削減政府支出。供給學派一方面主張大規模減稅，另一方面主張削減政府支出。他們聲稱，削減支出的目的不是為了彌補因減稅而造成的政府收入的減少，而是為了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在他們看來，政府的一切支出都具有排擠私人生產性支出的性質，而且政府用錢不會比私人用自己的錢更有效率。供給學派所要削減的並不是政府支出中的政府購買，而是政府支出中的政府轉移支付。他們認為，美國戰後發展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支出，加重了政府的負擔，另一方面帶來了官僚機構臃腫、營私舞弊等一系列弊端。更為嚴重的是。龐大的社會福利制度削弱了人們工作和儲蓄的積極性，扼殺了競爭性和個人獨創性，使人們產生了依賴政府的思想，從而阻礙了生產的發展。因此，供給學派主張削減福利支出，包括減低保險津貼和福利救濟金額，嚴格限制受領條件，除只對老年貧困者和赤貧發放救濟外，停辦其他福利。 　　 供給學派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很快受到美國統治階級的重視。里根在競選總統時就宣稱自己信奉「供給學派」。他上任不久，即向國會提出了經濟復興計劃。里根的復興計劃基本上是「供給學派的復興計劃。」然而，在實踐中，供給學派的主張遇到嚴重挑戰，他們的主要理論觀點在實踐中並沒有應驗。第一、減稅對於刺激人們的儲蓄積極性沒有多大作用。第二，由於緊縮貨幣政策引起利率上升抑制了投資，減稅也沒能促進企業投資。第三，里根政府的實踐表明，減稅沒有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而是減少了財政收入，赤字年年增加。所謂減稅會自動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拉弗曲線」破產。在現實種種問題面前，供給學派受到巨大責難。里根政府和國會也從減稅的立場上後退，在1983年的預演算法案中明確把增稅作為減少政府赤字的手段，這標誌著供給學派在實踐上的失敗，並從此衰落下去。　　 四、供給學派與中國經濟發展：走出通貨緊縮的漩渦 　　 近些年來，我國的一些經濟學家非常重視用供給學派的理論政策來解釋解決現階段的通貨緊縮問題。 　　 如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1999年6月25日在《南方周末》上發表的《向供應方面傾斜》一文就提出：我們不僅要採取「凱恩斯主義」式的政策，從增加需求入手來拉動經濟增長，還應當採用「供應學派」式的政策，採取一切手段使「供應方面」（企業方面）的潛力得以發揮出來，由此形成供給擴張與需求增大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把經濟推出通貨緊縮的漩渦。 　　 反觀中國的情況，從1998年中期中國政府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拉動增長的經驗可以看到，這種政府投資拉動增長的辦法是有局限性的，單純依靠這種政策，可以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復甦，但很難保證有效率的長期穩定增長。現在我們面對的情況是：一方面，我國政府預算的債務依存度已經很大，靠財政赤字進行的投資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而且即使政府有這樣的財力，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也不可能長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資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所以，繼續把政府大規模投資作為支撐今後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是不現實的。另一方面，政府投資的效率難於提高是我國的一個客觀現實，而且政府投資有可能產生某種「擠出效應」，減少民間的有效投資，為了彌補增大的財政開支而加稅，還會抑制民間擴大投資的積極性。所以，為了扭轉當前通貨緊縮的形勢，我們除繼續採取擴張性的需求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個人收入政策）外，應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供給方面」去，實施「向供給方面傾斜」的政策。具體說來，這一套政策包括以下內容： 　　 第一，繼續執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在財政資源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方法上要加以改進。這就是說，在資金運用方面，改變財政資金集中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做法，實行投資方向多樣化，增加教育、科研、共用技術開發等投資的比重。在資金運用方法方面，要避免政府大包大攬的做法，盡量採用貼息、參股、項目融資等方法爭取民間投資的更多參與。 　　 第二，更加明確地採取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宏觀調控是一種短期調控，貨幣政策目標總是根據宏觀經濟情況的變化適時調整的。但在1997年宏觀經濟形勢發生急劇變化以後，我國貨幣政策目標沒有作出明確地調整；而一些貨幣政策工具如法定儲備金和超額儲備金利率過高、公開市場操作手段運用不足，也不利於貨幣供給的擴張。與此同時，銀行改革滯後，也使它們放貸取利的壓力和動力不足。貨幣政策及其實施方面的這類缺陷需要及時加以克服，使有購買能力的總需求真正得到擴張。 　　 第三，採取重點增加低收入階層收入的政策，增加消費需求。目前存在一系列增加居民個人收入項目，如對無房老職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補償、償還政府對老職工勞動保障的隱性負債、補足欠發的職工的工資、提高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薪金等。在實行這方面的政策時，必須按照低收入階層優先的原則在實施時序上作出妥善的安排，有先有後地加以解決。 　　 以上屬於需求方面的政策。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實行「向供給方面傾斜」的政策，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調動企業和企業家的積極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長的企業成為經濟健康發展的發動機。 　　 貨幣學派 這個學派在理論上的最大特點在於：強調貨幣的價值和商品的價格決定於貨幣數量。從貨幣數量理論的演變過程來看，貨幣學派實際上分為傳統的貨幣學派和現代的貨幣學派，即米兒頓?弗里德曼以前的貨幣數量論者都屬於傳統貨幣學派，而弗里德曼等新貨幣數量論者都屬於現代貨幣學派。西方貨幣理論的發展過程大體可以劃分四大發展階段：第一階段，貨幣自然觀（公元前5世紀--公元14實際），這種貨幣觀基於自然經濟和簡單商品交換關係，把貨幣在其中只起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作用的流通形式，看作是違反自然的和不合理的。貨幣自然觀的最大特點是強調貨幣為「虛構的財富「；第二階段，貨幣財富觀（15世紀--17世紀中葉），這種貨幣觀把貨幣看做是一國的唯一財富。因此，認為衡量一國實力的尺度，是該國所擁有的金銀量；第三階段，貨幣面紗觀（17世紀末--20世30年代初），它把市場經濟看做是物物交換的實物經濟，而認為貨幣不過是交換手段，像對經濟不發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即貨幣就像罩在實物經濟上的一層面紗；第四階段，貨幣經濟觀（20世紀30年代以來），它認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切經濟活動都是通過貨幣來實現的，貨幣對經濟的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傳統的貨幣數量理論是在貨幣面紗觀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最有影響，並且發展的最為充分的貨幣理論。一般認為西方貨幣數量理論產生於16世紀末期，法國律師讓?博丹和義大利人達凡茶鐵被認為是西方貨幣數量理論的創始人。讓?博丹認為，金銀的價值與一般的商品的價值相同，其數量增加，則其價值即被低評，而與其交換的商品價值自然就要上漲。達凡茶鐵則認為，社會上一切貨物的重量 ，與流通的一切金銀是相等價的，因此，一國貨物總量的一部分，必然等於該國所有金銀的相應部分。因此，他認為貨幣數量增加，則物價自然上漲。　　 貨幣數量理論作為一種與貨幣金屬學說直接對立的貨幣理論，始於17世紀末期的貨幣論戰。　　 在關於是否需要足值金銀充當鑄幣的論戰中 ，約翰?洛克第一次以貨幣數量論同貨幣金屬學說抗衡。在洛克兩本經濟著作中，不僅提出了貨幣數量論的觀點，而且還提出了貨幣名目論的觀點。他認為貨幣價值決定於流通中的現有貨幣量。同時，洛克又提出貨幣價值決定於商品供求量的觀點。洛克認為，由於每個人至少都必須有一定數量的現款來償付那些對他供應生活方面和貿易方面的必需品的債權人，所以貿易的必需條件是要有足以保持地主，勞動者和經紀人的信用的貨幣量。這樣，一定要用現款或短期內可以得到款項來經常地與貨物和勞動相交換。　　 貨幣成為貿易所必需，並且在貿易與貨幣之間有難以確定的比例數。因為這不僅取決於貨幣的絕對數量，而且還取決於貨幣的流通速度。洛克還認為商品價格的變化取決於貨幣數量和商品的供求關係，只要改變任何一方面的數量，就可以立刻改變物品價格，　　 這一時期的愛爾蘭銀行家理查德?坎蒂隆接受和發展了洛克的貨幣數量理論。他認為，關於貨幣價值取決於貨幣量和商品量的比例的觀點，在分析物品的市場價格時是正確的。另外，他認為在確定貨幣流通量時，必須考慮到貨幣的流通速度。在交換中，貨幣流通的加速或更大的加速，等於把真實貨幣增加到了某一點。在坎蒂隆看來，一定的貨幣是難以於察覺的方式和數量流到國外或被帶入國內的。他從一國貴金屬礦藏的開發，經常性的貿易順差和外國提供的補貼，外國使節或旅遊者的開支三方面分析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一國流通的貨幣量的增加總要引起消費的增加，總要使支出達到較高的水平。坎蒂隆還分析了貨幣利息變動的原因，他認為一國中貨幣數量的增加會壓低那裡的利息率，因為在貨幣充裕的時候借錢比較容易。如果一國的行政官員希望通過法律來調節先現行利息率，這一調節必須以最高等級或大致相當於此的現行市場利息率為基礎，否則法律的限制就不會有效。因為契約雙方只服從競爭的力量，或有放款人和借款人之間的比例所決定的現行價格 。他們將會作秘密交易，而法律的限制只能增加交易的困難，從而提高而不是壓低利息率。法國法學家孟德斯鳩的貨幣數量論是從法律與貨幣的關係的角度提出來的，在傳統的貨幣學派中，孟德斯鳩的貨幣數量理論佔有重要的地位。　　 對於貨幣性質，孟德斯鳩認為「貨幣是一種標誌，代表一切商品的價值「。他把金屬貨幣區分為真實的貨幣和想像的貨幣。孟德斯鳩認為，對一切要求貿易繁盛的國家 ，有一項極好的法律，可以根絕由於不誠實或由於材料的缺乏，人們把每一貨幣的金屬含量減去一部分而仍然使用同一名目，就是規定只能使用真實的貨幣，並禁止一切可能使它變成想像貨幣的辦法。這表明，孟德斯鳩是把商品貨幣關係理解為互為符號，互為代表的關係，從而引出貨幣符號論。這與那種從貨幣本身的名目化中引申貨幣符號論是有所不同的。孟德斯鳩認為，貨幣與商品既然保持著一種互為符號，互為代表的關係，那麼，在兩者之間必然存在著一種比例關係。由此，他認為物價的確定，決定於物品總數與貨幣總數的比例。孟德斯鳩在名目論上的基礎上，把洛克關於物價決定於商品量的見解，發展成為一種比例貨幣數量理論，即物價依據物品總量和貨幣總量間的比例確定。　　 18世紀貨幣數量理論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英國著名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他認為，貨幣並不是一個商業方面的問題，而是人們約定用以便利商品交換的一種工具。其次，他認為，交換中商品與貨幣具有一定的比例，而物價的變動則取決於這種比例關係。在他看來，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商品之間存在著一種「正常的比例「。在這種比例下物價是不變動的。休謨還認為，在國家間，貨幣存在一個均衡分布的趨勢。也就說，貨幣與國家的技藝和工業始終大體相稱。這是因為人們的興趣和愛好所產生那種吸引力，從而使貨幣量的差別同工業和商品量的差別保持一定的比例，使均衡得以維持。休謨認為利息率並不取決於貴金屬數量的多寡。貨幣多和利息低，這兩種結果自然都是商業和工業的產物，但是，它們是彼此完全獨立的。休謨在獨立地分析和研究了貨幣影響物價的過程，在說明他的一國財富不受貨幣多寡的影響的觀點與貨幣增加的觀點與貨幣增加促進生產高漲的某些事實不相矛盾時，第一次明確論述了貨幣對一般物價影響的時間滯後性問題。休謨的「時滯「理論對現代貨幣學派具有重要影響，弗里德曼正是利用這種「時滯「理論來說明當代西方社會中的「滯脹「問題，並利用統計數字證明了休謨理論的正確性。　　 19世紀的貨幣數量理論，比較著名有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他認為，黃金和白銀也同其他商品一樣，有其內在價值。他還認為貨幣的價值並不是完全取決於其絕對量，而是取決於與它所必須完成的支付的相對量。他在分析貴金屬的分配的規律時，提出每一地區將按其貿易在與全國貿易比較下所需要的數額，在其流通中保持全國通貨的一個適當份額，一個地區流通媒介的任何增加，不能不廣泛地散布到各地。其次，李嘉圖還就紙幣貶值的原因進行分析，在商品交易量不變的情況下，紙幣量增加，它的價值就會隨之低落，而貨物的價格則會相應的上漲。再次，李嘉圖認為應當有一個安全，經濟和方便的通貨制度。在他看來，如果能使通貨價值除本位金屬本身價值變動之外，不致發生任何其他變動。同時又能使用一種費用最少的媒介進行流通，那便達到了一種通貨制度所能達到的最完美境界。　　 與李嘉圖同時代的詹?穆勒是被馬克思稱為「第一個系統地闡述李嘉圖理論的人「。他認為貨幣價值決定於貨幣數量。在他看來，貨幣價值是指一定量貨幣所能購買到的商品量。這樣，要研究決定貨幣價值的因素，就必然要分析商品與貨幣交換的比率問題。而在分析貨幣價值與貨幣量的關係時，他把商品量與貨幣流通速度考慮進來，認為在貨幣量不變的情況下，如果商品量減少，就會使貨幣價值下降。如果商品量增加，則貨幣價值增加。其次，穆勒認為，一國貨幣數量的增加會引起物價上漲。他強調貨幣數量的增加，從而貨幣價值的下降，只能使所有商品的價格上漲，但並不能影響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再次，穆勒還認為，貨幣數量決定貴金屬的價值。在自由鑄造貨幣的情況下，貨幣量總量是由貴金屬的價值所決定的，即視鑄幣價值大於或小於金銀塊的價值而增減貨幣數量。最後，穆勒認為，貴金屬價值決定生產費用。在他看來，黃金和白銀都是商品，而獲得這些商品是必須用勞動和資本的。　　 19世紀40年代「通貨論爭「中通貨主義的代表人物奧維爾斯頓對貨幣數量理論進行修正。他認為貨幣數量對物價的影響受其他因素制約。貨幣數量對物價的影響，常常依存於通貨數量以為的影響，這些其他因素的變動，如果與通貨數量的變動同一方向，則將加強貨幣量對於物價的影響。如果方向相反，那麼就會妨害貨幣量對物價的影響。　奧維爾斯頓認為貨幣量對物價的影響需根據時間與影響程度而定，在短期內，除了貨幣數量的增減的因素外，還有貨幣流通速度快慢的變化。使得貨幣數量對物價的決定作用不是絕對，而是相對的。而對於調節貨幣發行的原則，奧維爾斯頓主張銀行券的發行額應根據黃金流入及流出加以調節，禁止地方銀行發鈔。　　 在這一時期英國的經濟學家約翰?穆勒提出了一種有條件的貨幣數量論。他認為貨幣價值在短期內決定於貨幣的供給和貨幣的的需求。其他情況不變，貨幣價值與其數量成反比例，貨幣數量的增加，則價值恰好以相等的比例減低；貨幣數量減少，則價值依舊恰好相等的比例提高。其次，約?穆勒認為貨幣價值在長期內決定於生產費用。這是由於貴金屬隨時都有極大的數量存在，同時，其磨損是極緩慢的，因此，生產貴金屬的條件雖會發生種種變化，從而帶來生產費用的變化。再次，他認為貨幣價值決定於供求的規律，是受貨幣價值決定於生產費用的規律支配的。這是因為貨幣供給量是受生產費用支配的，因此，貴金屬的生產費用的變化，會導致它們數量成比例地增減，從而影響貨幣的價值。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貨幣數量論得到長足發展。英國的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提出現金餘額的觀點。他認為，貨幣是指一切不管在何時何地，作為購買商品和勞務及商業支付手段，能夠不受懷疑或調查就「通行「無阻的東西。它的主要職能有：當場買賣的交換媒介，金銀以及金銀為基礎的貨幣；充當價值標準或延期支付的標準。他還認為購買力的計算是困難的，但最好的利用資料是標準商品的批發價格，並用「指數「化來衡量。其次，馬歇爾認為在每一個社會中，人們的收入之中都有一部分被認為值得以通貨形式加以保存，而一國通貨所保有的通貨的總價值，既不會大大低於，也不會大大高於其國民所掌握的購買力的數量，也就是比較利益的貨幣需求。再次，馬歇爾還研究保有通貨價值與貨幣流通速度的關係，他認為在其他一切條件保持不變，人們想以流通形式保存其資源的比例愈小，則貨幣流通速度愈快，從而流通中的貨幣量愈多。而與流通中貨幣量相應的物價成比例上升。同時，以通貨形式保存其資源的比例愈小，通貨總值愈小。　　 這一時期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他主要對交易方程式及統計資料進行驗證，他利用方程式解釋貨幣購買力的原因，並試圖解釋決定貨幣價值的原因和決定一般物價的原因。他認為貨幣的購買力就是一般物價水平的倒數。費雪還提出了固定貨幣價值或購買力的計劃，他主張採取金匯和計數表本位制的混合制。在這種匯制基礎上，他提出不按金的一定重量計算，而是按一定重量的金的購買力來確定匯兌率的主張。。其次，他還分析了利息與貨幣和物價的關係：物價水平上漲時利率一般有增高的傾向，物價水平降低時利率一般有降低的傾向。　　 這一時期的瑞典經濟學家克尼特?維克塞爾提出了他的積累過程理論。他認為貨幣的職能有：價值尺度，價值貯藏手段和交換媒介。而只有交換媒介才是真正的意義上表現了貨幣的特性。對於貨幣的作用，維克塞爾更強調貨幣流通速度執行其任務的作用。他認為既不能否定貨幣對經濟的作用又不能誇大貨幣對經濟的作用，並且人們完全可以能動地控制貨幣對經濟產生的影響。其次，維克塞爾分析了一般物價變動的原因：金融市場的供給情況和貨幣流通速度的增減。他還認為信用是加速貨幣流通手段的有力手段，並可以確定一國的銀行或政府，能在任何程度上利用信用或類似工具來調節貨幣的價值。再次，維克塞爾認為銀行利率是一般價格的調節者，銀行利率提高，可以降低貨幣流通速度，減少工具量，使一般物價下降，反之。但是在短期，利率只是影響物價變動的因素之一，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資本自然率。他認為資本自然率與貨幣自然率之間的差異，對價格水平起著漸進的和累進的影響，而且要保持價格水平的穩定，必須使貨幣利率與資本自然利率趨於一致。最後，維克塞爾就穩定價格提出兩點建議：銀行的首要不是追求高額利潤，而是穩定價格。要達到穩定價格水平的目的，必須採取措施使平均貨幣利率與資本自然利率趨於一致。　　 現代貨幣學派的基本理論主要是弗里德曼基於新自由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從而提出他的市場經濟理論，通貨膨脹理論，國際收支與匯率理論，以及一些相應的政策。　　 弗里德曼認為市場經濟的理想模式是；在這種經濟中，個人是作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本人而行事的。如果有誰是作為別人的代理人而行事，那麼他是自願的，雙方同意的基礎上這樣做。在市場經濟中，交換的自願和互利的，並且交易要想發生，參加者的價值觀念必須要有差別的。他認為市場的作用在於：在自願和互利交易的基礎上，價格能夠協調千百萬人的活動。以經濟效率為中心的市場調節，正是通過價格的價格傳遞信息，價格刺激和收入效應三種作用為基礎的。另外，他認為要想從政府的有利之處取得好處而又同時能迴避對自由的威脅，就必須堅持：政府的職責範圍必須具有限度，為此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的權力必須分散。弗里德曼認為不存在純粹的制度，每一制度都是某種類似混合制度的東西：一方面，包括著指令性因素，而另一方面，卻有主要地依賴於自願合作。問題在一種比例問題，在於將指令性因素降到最小，而且在引入指令性因素的地方，在於在實現人們所追求的生產效率目標以外的其他目標的同時，以一種儘可能小妨害市場運行的方式來實現這種指令性因素最小化。　　 弗里德曼提出消費的永久性收入理論，通常使用的收入與消費的概念是不適當的，實際上，存在兩種消費和兩種收入，在分析消費行為時，應當嚴格區分。收入實際上存在記錄的收入或測得收入與永久性收入的區別。他認為永久性收入是無法直接觀察出來的，它必須從消費單位的行為中推導出來。對社會整體來說，永久性收入可以被看作是當前及過去測得的收入的加權平均數，這一加權平均數受到一穩定長期趨勢的向上調整，同時它所具有的權數將隨時間的向後推移而下降。其次弗里德曼還研究了消費行為與收入結構，他認為根據永久性收入假說觀點，消費對收入的回歸在消費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應大大減少，而且這一回歸所具有的作用和用途也是完全不同的。這一回歸的作用主要在於為收入的總變動的分解，從而為收入結構的研究提供手段。因此，這一回歸的主要用途卻完全不在消費研究方面，而在於收入分配分析方面。它使得關於消費者預算收入的大量數據可以被用來解釋收入分配方面的數據，並將收入分配方面的數據轉化為對永久性收入狀態的分布情況的估計。再次，弗里德曼認為永久性收入假說即破除了實際國民收入與儲蓄率之間的直接聯繫，也破除了二者之間的間接聯繫。儲蓄率是獨立於國民收入水平的，因此，要把發展經濟的重要作用歸於投資，而並不是歸於儲蓄過程。在經濟波動方面，弗里德曼則不同意將之歸咎於不穩定的投資與消費和當前收入的相對穩定關係之間互相作用。而認為它們之間的內在循環體系是穩定的。　　 在貨幣理論方面，貨幣數量理論認為對貨幣持有者來說，真正有意義的是他所持有的實際貨幣數量，而不是名義貨幣數量；存在一個人們在任何情況下所希望持有的相當確定的實際貨幣數量。實際貨幣持有量的變動通常是緩慢地逐漸進行的，或者成為早期貨幣供給的系列變動結果，與此相比名義貨幣數量供給的顯著變化可以而且常常獨立於需求的變化而發生。弗里德曼從貨幣的需求是資本或財富理論的組成部分的觀點出發研究真實貨幣需求。他認為在決定真實貨幣需求的這些變數中，永久性收入起主導作用。他還認為真實貨幣需求的最大特點是它具有穩定性。其次，名義貨幣的供給，主要取決於貨幣制度。在名義貨幣供給量與實際貨幣數量的關係上，弗里德曼認為，名義貨幣量可以被認為主要由供給所決定的，而實際貨幣數量可以被認為是由需求所決定的。再次，弗里德曼在研究貨幣傳遞機制時得出幾個結論：第一，貨幣的傳遞機制的內容包括一種初始流動性和可貸出資金效應，收入效應，價格預期效應。第二，針對貨幣變動而進行的調整要用很長的時間，而且影響到許多經濟變數。第三，貨幣作用過程中的短期均衡是由某種調整過程所決定的。第四，長期均衡被定義為沒有實際值和預期值之間的差異。第五，短期調整過程與長期均衡狀態之間的轉變，是通過預期值的修正而產生的。在通貨膨脹理論方面，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主要是一種貨幣現象，是由貨幣量比產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貨幣量的作用為主，產量的作用為輔。許多現象都可以使通貨膨脹率發生暫時的波動，但只有當它們影響到貨幣增長率時，才會產生持久的影響。弗里德曼認為，雖然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但是貨幣增長率的變化不能立刻引起物價的變化。貨幣量的增加到物價的上漲，還存在一個過程。其次，弗里德曼認為，由通貨膨脹的反覆無常或高度的不穩定性所產生的最主要的惡果就是削弱了市場協調經濟活動的有效性。再次，弗里德曼分析了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關係。在短期，自然失業率假說可以用來說明通貨膨脹與失業之間的正比關係；而在長期正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線也有可能作為一種過渡性的現象而發生。最後，弗里德曼認為降低貨幣增長率是對通貨膨脹的醫治的唯一辦法。為此，他提出一個穩定貨幣供給的「簡單規則「，即貨幣供應的增長率必須同實際經濟增長率保持一致。　　 在國際收支與匯率理論方面，弗里德曼認為國際收支有四種調整方法：貨幣儲備的抵消性變動；國內價格的調整；匯率的調整；對與外匯有關的交易的直接控制。其次，浮動匯率制度的作用：能使我們有效地和直接地走向物品和勞務的完全自由的貿易；在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國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條件下，通過貿易而將各國之間的互相依存融合起來；可以消除協調各國國內貨幣政策的壓力。弗里德曼認為浮動匯率可以實現兩種重要的目標：不受限制的多邊貿易，及各國按照自己意願來追求國內穩定的自由。但可變匯率並不是不穩定匯率，而是在適當的範圍內活動。同時，浮動匯率的調整具有時滯性。這是因為浮動匯率對外部情況變動的最終調整，將由生產資源分配方面的變動及可用於消費和投資的產品構成方面的變動所組成。但是，這種最終變動不會立即實現，這是因為受匯率變動的影響，從而面向國內消費的產品生產轉向面向出口的產品生產是需要時間的，反之亦然。另外，在國外建立的新市場，或者說服消費者用國外產品來取代他們業已習慣了的國內產品，也是需要時間。　　 在現代貨幣學派的貨幣政策方面，弗里德曼的貨幣政策主張經歷了兩個即互相聯繫又互相區別的發展階段：60年代的貨幣政策分析與80年代的貨幣政策分析。在20世紀60年代，弗里德曼從幾方面關於貨幣政策問題的分析。首先，弗里德曼從貨幣政策力所難及方面分析，他認為除極短的時期以外，貨幣政策對利率和失業率的釘住無法持續得更久。其次，他再貨幣政策力所能及方面分析貨幣政策的作用：能夠防止貨幣本身成為經濟波動的一個主要根源；為經濟的運行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有助抵消經濟體系中來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動。但是貨幣政策效果具有時滯性，弗里德曼認為貨幣政策存在「觀察滯後「，「決策滯後「和「效果滯後「。在他看來，貨幣政策的時間滯後，常常使以反周期循環為目的的權衡性貨幣政策變為對經濟的額外的和不必要的干擾。因此，反周期的權衡性貨幣政策是不可取的。再次，弗里德曼認為，一種理想的貨幣制度應該是；它將使政府能夠履行它對貨幣的責任，而同時有限制了因此而賦予政府的權力，從而避免這種權力被用來剝削經濟和政治的自由。弗里德曼認為獨立的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的控制是非理想的：中央銀行具有獨裁主義和極權主義；造成責任分散；導致貨幣政策過分地以來於個人的品質而造成不穩定性；過分重視銀行家的觀點。弗里德曼認為應當真正地通過立法而建立起用於貨幣政策行為的規章制度，從而實現用法治的政府來取代人治的政府。這樣的規章制度的實施，將使得公眾能夠通過政治當局來對貨幣政策進行控制，而同時又可以使貨幣政策不受政治當局經常出現的奇思怪想的支配。再次，弗里德曼分析貨幣政策的目標時指出貨幣當局可以有效地進行控制的最重要的數量就是貨幣存量，這也是貨幣當局應承擔的最基本的職責。在把控制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直接目標後，弗里德曼提出了一個達到貨幣政策直接目標的「簡單規則「，即「年復一年地按一個固定不變的比率增加貨幣存量。「最後，在貨幣方案方面，弗里德曼認為貨幣與銀行的安排不能聽任市場，而政府在貨幣與銀行的安排問題上，應當對貨幣發行量設置外部限制和防止偽造活動。弗里德曼認為還可以通過聯邦儲備系統：可以有權規定再貼率；改變準備金要求量；在公開市場上買賣各種債券；影響利率結構；監督或調節聯邦儲備各成員銀行的各種業務活動的權力。取消目前財政部對債務的管理，把債務管理權集中到聯儲，並且財政部只能在聯儲開設帳戶。　　 在20世紀80年代弗里德曼提出一個貨幣改革的目標：減少貨幣的變動性。他認為，減少貨幣的變動性十分重要，因為，貨幣增長方面的穩定，是經濟方面穩定的必要和充分的條件。在貨幣政策結構改革方面，弗里德曼認為至關重要的問題，是減少貨幣增長的變動性，限制貨幣當局的處理許可權，同時提供一個穩定的貨幣結構。為此，他提出：對聯邦儲備系統制定一套貨幣規則，將規定規章制度的功能與貨幣方面的功能區別開來；結束聯邦儲備系統的獨立自主，將其轉化為財政部的一個司。弗里德曼主張實現基礎貨幣的零增長，他認為這樣可以結束聯邦儲備系統決定貨幣數量的專制權力，同時，也無須實施貨幣的競爭性發行，也不會在現有的其他經濟機構及金融機構中引起任何重大的騷動。最後，弗里德曼對「是否可以將貨幣與銀行的安排支配權六給市場「的問題持否定回答，他認為，現今所有的貨幣都是性有貨幣，然而資源耗費並沒有被消除；困難的特性發生了變化，它們對現鈔的影響似乎不再比對存款或其他貨幣或準貨幣的支付承諾更為嚴重；對能兌換成某種商品的貨幣問題說服力，遠大於它對純信用貨幣問題的水副力。由此，弗里德曼認為，比之政府介入所實際取得的成效，把貨幣和銀行的安排權留給市場會產生更令人滿意的結果。　　 激進學派　　 西方經濟學思潮歷來就有激進派、正統派和保守派的區分，形成了左中右三種派別。他們之間的相互依存、鬥爭和轉化，推動了經濟學的演變和發展。正統經濟學（輔之以保守派經濟學）構成的主流經濟學的主體。而激進經濟學包含著正統經濟學的否定因素、變革因素，以及新經濟學的萌芽因素、肯定因素，因而往往構成為新舊西方經濟學相互轉化的過渡點或樞紐點。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又稱持異見經濟學，從廣泛意義上講，是一種批判正統經濟學的具有激進色彩的經濟思潮的總稱。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特徵就是批判經濟理論和經濟制度，力圖改變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廝主流經濟學這種傳統的或正統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以及極力主張改造先行資本主義制度。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思潮由來已久。美國坦普爾大學的阿佩爾鮑姆把斯密等劃入他們那個時代的持異見者。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的麥克法萊恩則把18、19世紀批判正統經濟學的凡勃倫等人視為西方早期激進經濟學家。大量西方經濟學文獻說明：激進政治經濟學與正統經濟學的對立和轉化是經濟學說史上帶規律性的現象。激進政治經濟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激進政治經濟學把凱恩斯左派或後凱恩斯主義、新制度經濟學、斯拉法主義或新李嘉圖主義、馬克思經濟學都囊括在內。理由在於：他們都以「左」的姿態批判正統經濟學，揭露現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弊端和不良現象。持這種觀點的有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家謝爾曼和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家馬爾科姆.索耶。狹義的當代西方激進政治經濟學專指產生於60年代西方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自稱運用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觀點批判正統經濟學和資本主義制度並代之以社會主義的經濟思潮。這一學派直接繼承「老左派」的思想傳統，西方大多數經濟學文獻認為這種激進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並無根本性區別，因此往往稱之為「新左派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激進的社會主義」。「新左派運動」是狹義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產生的直接根源。這一學派就其發展過程而言，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60年代）並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其成員在一些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上並不一致，中經70、80年代的冷遇期之後，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出現在度復興的跡象，逐漸趨於成熟。並在對正統經濟學和現代資本主義的批判中，逐漸形成一套較完整的學說體系。激進政治經濟學已發展成為一種國際性思潮，它在美、法、英、比利時、西德、日本等國都有其代表人物、刊物、學派或組織。西方經濟學普遍認為對激進政治經濟學下定義並非易事。《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辭典》（1987年）中的「激進政治經濟學」辭條則強調：「激進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十分廣泛和形式多樣的流派，它既沒有形成前後一致的理論框架，也不存在一致贊同的合法的框架。然而，激進政治經濟學突出了有關階級問題這一獨特的研究課題。對於從經濟學史到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問題，都從勞動和資本關係這一角度進行了重新構造。在這一過程中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承認要以馬克思主義為出發點，但同時，他們又用現代的激進世界觀，重構了馬克思主義」。　　 西方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範圍較為廣泛，乃致龐雜，但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也有一定的側重點。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的早期階段,著重研究的領域有社會結構變遷、中央集權計劃、政治和私人經濟權利的關係、收入和財務分配以及決策民主化等五個領域。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派已發展成為有某種一致性的團體，其研究範圍、主題或理論取向有了新的變化。第一個變化是激進學派全面系統地批判正統經濟學，拓寬了研究領域。第二個變化是明顯現露出「重新研究」、「重新思考」、「重新塑造」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獨立傾向。他們中間一些人強調其與流行於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官方的」、「傳統的」或「原教旨主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歧和對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再思考或重構，以及對所謂「官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批判，其中含有某些有價值的思想材料（諸如重視市場作用），但是在許多方面（諸如勞動價值論、剩餘價值論、唯物史觀）背離或曲解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80年代至90年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理論取向又有了新的變化，首先，關於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爭論在激進政治經濟學內部仍然普遍，而價值和分配理論、剝削、帝國主義、種族和性別歧視等等。仍然是最有爭議的研究領域。此外，還有馬克思的理論遺產問題、積累和危機理論、經濟發展理論（其中還包括一個中心——外圍理論）。其次，用以代替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體制和模式的探討和論戰，格外引人注目。　　 一般而言，廣義的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的共同特徵是對正統派經濟學和資本主義制度持批判態度，當然這並不否認其中絕大多數激進政治經濟學者是改良主義者，並從正統派經濟理論中吸取營養。狹義政治經濟學或「左派」激進政治經濟學，除具備上述特徵之外，其成員大多以馬克思主義者或社會主義者自居，並且還力圖主張以社會主義、公產主義制度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下面我們將分別介紹西方各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概況：　　 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正式打出「激進」旗號，是1969年在美國成立「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當時，在美國各大城市爆發的黑人抗暴鬥爭，美國人民反對侵越戰爭的浪潮和美國大學中興起的進步運動，促使美國部分人民的思想趨向革命化。於是，在美國西部以加利福尼亞大學為基地，不少具有激進思想的大學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師等組織起來，成立了這個組織，其宗旨是「研究發展和應用激進政治經濟學，作為美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聯盟迄今還定期出版《激進政治經濟學評論》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代，聯盟有成員2000多人。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　　 1. 斯威齊、巴蘭　　 斯威齊和巴蘭是美國「老左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奠基者，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的領袖人物。　　 保羅.斯威齊（1910——）的成名作是《資本主義發展理論》，斯威齊在該書的序言中說，世界上迄今尚未出現過一本用英語撰寫的合理地綜合的分析研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著作，而這本書「填補了這一空白」。這本書對戰後激進政治經濟學的崛起起過重要作用。　　 寶羅.巴蘭（1910——1964）的成名作《增長的政治經濟學》首次提出經濟剩餘理論。他還是西方第一個從事當代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此外，斯威齊和巴蘭合著的《壟斷資本》（1966年）也是當代激進政治經濟學先驅者的代表作。　　 2． 馬格多夫　　 「老左派」馬格多夫的《帝國主義時代》（1968年）以及他和斯威齊共同撰寫的《日益加深的美國資本主義危機》（1977年）等著述是《壟斷資本》一書的重要補充。　　 3．馬克.林德　　 他是美國年輕一代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家。他的《反薩謬爾森論》是70年代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對資產階級主流經濟學體系的第一次切中要害的認真而有力的挑戰。　　 4．寶羅.阿特韋爾　　 他的《60年代以來的激進政治經濟學》（1984年）80年代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作，他對60年代的激進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及其著作發展了系統的論述，實際上是一部激進的政治經濟學說史著作。　　 5.謝爾曼　　 他是美國著名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的創始人之一。代表性著作是《激進政治經濟學基礎》，被視為美國激進學派的主要教科書之一。　　 三．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特點是受制度主義經濟學的影響。作為廣義激進政治經濟學或資產階級經濟學派的制度主義經濟學，它的特徵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揭露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但是，從總體或性質上看，號稱激進政治經濟學或資產階級經濟學派的制度主義，是在激進的幌子下兜售改良主義的貨色。　　 1970年成立於英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聯合會是英國最大的激進派機構，它擁有自己的專門雜誌《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聯合會通訊》（1977年更名為《資本和階級》（季刊））。另一家激進雜誌是《新左派評論》，英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聯合會、《資本和階級》編輯部以及《新左派評論》編輯部發起召開的關於勞動價值理論的討論會引起了英國、美國、比利時、日本等國的一批激進政治經濟學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並且結集出版了《價值問題的論戰》。　　 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　　 多布（1900－1976年）和米克（1917－1978年）是老左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精神領袖。多布是20世紀20年代末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在西方復興的最主要的代表，其代表作是《政治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米克（1917－1978年）是50年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在西方發展處於低潮時期的最主要的代表，其代表作是《勞動價值學說的研究》。米克和多布雖然批評瓊.羅賓遜（凱恩斯主義者中力圖主張溝通馬克思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第一人）反勞動價值論的觀點，卻贊同羅賓遜的「溝通淪」，這表明他們不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另外兩個代表人物是霍奇森和索耶，霍奇森1982年撰寫的具有斯拉法馬克思色彩的《資本主義、價值和剝削》是80年代初期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闡述其基礎經濟理論發麵的代表作，索耶1989年撰寫的《激進政治經濟學的挑戰—介紹新古典經濟學的取代者》是80年代末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闡釋其理論體系的主要教科書之一，而且還是構築激進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次嘗試。英國激進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深受新劍橋學派的影響，另一個特點是深受英國「社會主義」傳統的影響。　　 20世紀年代以來形成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和產生於70十年代的「歐洲共產主義，其誕生地在西歐大陸國家，兩者都很少涉及經濟領域，直到70年末80年代初才在改革的旗號下開始注重政治經濟學，他們研究的重點大多集中於帝國主義、經濟危機以及社會主義模式等理論，這是西歐大陸國家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重要特徵。其最重要的理論研究成果是由曼德爾的《晚期資本主義》提出著名的長波理論。　　 日本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領域側重於馬克思經典著作及其基本理論，這是其重要特徵。這一現象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第一，從歷史上看日本是最早傳播馬克思經濟學的亞洲國家；其次，他們在長達10年（始於1927年）的關於日本社會性質的論戰中形成了講座派（後分化出結構改革派）和勞務派（後分化出實踐經濟學派）；第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日本高校普及程度超過歐美國家，《資本論》始終列為日本高校的必修課程。日本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河上肇、都留重人、宇野弘藏等。　　 歐美尤其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激進政治經濟學派、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觀點和分析方法，批判西方傳統的發展理論，側重於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形成了激進主義發展理論及不發達政治經濟學。其代表人物有創始人即「老左派」巴蘭，以及阿根廷的勞爾.普雷維什等等，他們提出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發展理論，但有其共同的特徵：　　 （1） 他們不同程度地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　　 （2） 對傳統的新古典主義發展理論和現代化理論採取批判立場。　　 （3） 認為應把不發達問題置於整個資本主義體系中加以考察。　　 （4） 提出激進的政策主張：或者把整個世界改造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體系，這需要通過革命；或者執行和資本主義國際體系「脫鉤」的集體自力更生的政策；或者外圍國家自主實行地區經濟一體化，發展本國技術，訂立國際商品協定，最大限度減少外圍對中心的依附關係等等。　　激進政治經濟學迄今尚未形成一致贊同的理論體系、方法論框架、政策主張或社會模式。我們在這裡只能就他們所共同關心的問題及其理論或政策分歧進行考察和剖析。　　 一，關於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分析：　　 1．貧困問題，關於這一問題的論述有人力資本論、雙元勞動市場論和產業分割論三種理論。　　 人力資本論是由正統經濟學派提出的從所謂「平等的」工資決定機制角度來解釋貧困的不平等的，在加里.貝克爾和萊斯特.瑟羅等人看來，人力資本（個人的技能和知識）是收入分配的決定性因素，與資本主義制度無關；雙元勞動市場論的代表人物邁克爾.賴克等認為現實的勞動市場是有限流動及不完全的。他們把正統派的自由流動市場分割為兩大市場，並進一步發展成三大市場模型，並提出與這三種市場模型相對應的三大階層「亞文化」形式。激進政治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制度主義者）以此擊碎了人力資本論賴以成立的一系列假設，把貧困的根源引向制度因素和結構因素；產業分割論是代表人物蘭德爾.霍德森等對人力資本模型和雙元勞動市場模型作了對比研究，進而詳盡分析了影響勞動力自由流動，從而形成產業分割局面的阻礙因素，即流動性的個體阻礙、產業阻礙、社會阻礙。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探討了貧困的三個制度性決定因素：社會結構、勞動市場和政府，並且認為貧困是這三個制度制度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激進派的貧困理論不僅批判了正統派的人力資本理論和所謂加強勞動的自由流動會消除貧困的觀點，同時還強調要解決貧困問題，就必須改變社會制度或調整階級關係以及工人階級內部的「等級分化」情況，他們的貧困理論雖然有很多缺陷，但在許多方面卻擊中了正統派貧困理論的要害。　　 2．歧視問題　　 關於這一問題的代表有巴巴拉.德卡德的《婦女運動》等，激進者著重批判主流經濟學家在歧視問題上所持的競爭將結束種族歧視的辯護理論，進而分析了導致歧視的原因是：一是社會反覆灌輸，二是由於歧視在支持維持現狀（資本主義剝削）方面起重要作用。　　 3．異化問題　　 以謝爾曼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基礎》為代表的激進政治經濟學著作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異化的三種表現：工人為其產品所支配、工人與他們的生產活動分開、人與人之間的異化。他們預言一個異化的社會不是穩定的社會，強調異化的根源是資本主義制度。　　 4．浪費和污染問題　　 在這一方面的代表作有馬修.伊德爾的《經濟和環境》等，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把資源和環境污染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主張消除污染和保護資源的前提是消滅資本主義私人利潤制度，代之以一種社會擁有和指導的制度，不要把經濟增長視為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政治經濟的目標。　　 5．經濟滯脹問題　　 謝爾曼認為滯脹的根本原因是壟斷企業利潤下降，大衛.科茲也將滯脹形成的原因歸結為資本主義壟斷經濟力量的加強。謝爾曼在他1976年出的《停滯膨脹：激進派的事業和通貨膨脹理論》中明確宣稱：必須消除資本主義制度。　　 二、 於價值論和分配論的大論戰：　　 經濟學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學派、激進學派及其內部各學派之間長期爭論不已的焦點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價值——分配理論。關於價值問題的大論戰在20世紀70、80年代最為激烈，70年代初的價值大論戰是正統派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挑起的，其導火線就是他在《經濟學文獻雜誌》（1971年6月號）上發表的題為《理解馬克思的剝削概念：馬克思的價值與競爭價格間所謂轉型問題的概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大論戰，則主要圍繞新斯拉法主義（代表作是斯拉法的《用商品生產商品》）和新李嘉圖主義（代表作是斯蒂德曼的《依照斯拉法來看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挑戰而展開的。70、80年代關於勞動價值論的的爭論是以往爭論的繼續，正統學派堅決否認勞動價值論、馬克思主義學派堅持勞動論、激進派內部對於價值理論沒有一致的看法，他們之間的大論戰構成激進政治經濟學史上重要的一章。　　 關於轉形問題的大論戰，實質上是價值論戰的延伸，龐巴維克是挑起價值轉形論戰的始作俑者，其觀點集中反映在《卡爾.馬克思體系的終結》（1896年）一書中。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爭論則開始於對俄國統計學家鮑特基維茨用聯立方程組表達馬克思價值到生產價格的量的轉化關係理論的批評。後來斯威齊對鮑特基維茨的觀點作了新的解釋，塞頓等對斯威齊的解釋提出了批評。轉形問題上的論戰在70年代又掀起高潮，薩謬爾森和鮑威爾在關於價值和價格能否相容首先展開了論戰。70、80年代轉形問題論戰的特點之一就是斯蒂德曼為代表的新斯拉法主義的崛起，斯拉法重要者認為價值和價格是不相容的，日本和法國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家置鹽信雄和利皮茨等卻認為價格只是價值的具體形式，價格和價值並非不相容。　　 用「經濟剩餘」術語來取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概念，首先見之於巴蘭在50年代撰寫的《經濟進步與經濟剩餘》（1953年）和《增長的政治經濟學》（1966年）。巴蘭和斯威齊合著的《壟斷資本》（1966年）則系統提出了經濟剩餘理論即關於經濟剩餘產生和吸收的理論。這一理論不僅成為他們分析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的一個中心概念，而且還成為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核心理論。斯威齊認為國家和教會的收入、非生產性工人的工資以及商品轉化為貨幣時的支出等被馬克思視為次要因素而被排除在其基本理論圖式之外的這些因素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卻顯得十分重要，不完全競爭的出現，工會以及政府干預的加強，已經改變了資本主義的面貌和剩餘價值概念的性質，因而在分析壟斷資本主義是有必要進行「術語的更換」，從而提出「經濟剩餘」這個概念。巴蘭還將經濟剩餘區分為三類，即實際經濟剩餘、潛在經濟剩餘、計劃中的經濟剩餘。巴蘭和斯威齊提出「經濟剩餘」概念的動機是想要以此證明壟斷資本的腐朽性和不合理性。 　　 利潤來源、利潤決定或確定問題是西方學術界80年代大論戰的又一個焦點，激進政治經濟學家賴特批判了以安東尼?卡特勒等為代表的「利潤原因不可知論」，以及以斯蒂德曼為代表的斯拉法式的觀點及其斯拉法利潤確定模型，並著重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利潤確定模型」。在賴特看來，利潤原因不可知論者和斯拉法派的要害是輕視或拋棄勞動價值論，因而未能科學地解釋價值、剩餘勞動調節、確定或限定價格以及利潤的因果機制。同時，賴特認為把利潤僅僅歸結為剩餘勞動或剩餘價值這種單向型的認識路線，與資本主義社會現實不盡符合。他因而提出對傳統馬克思利潤理論稍加修改的馬克思主義利潤確定模型。這一模型的特點是採用「限制」和「選擇」兩個術語，用以說明剩餘價值仍被視為系統地限定了利潤的變動範圍，而生產的社會技術條件和實際工只能在此範圍或界限內對利潤起著選擇確定因素的作用。另一個特點是採用「轉換」或「改造」的術語，用以說明階級結構、階級鬥爭對生產的社會技術條件和實際工資的影響從而間接影響利潤率。賴特的觀點是激進經濟學的一種典型，反映了剩餘價值問題大論戰的一個重要側面。　　 關於剝削問題的爭論也很激烈，下面我們就關於這一領域爭論的基本觀點簡要介紹如下：薩繆爾森的剝削模型是用西尼耳的節慾論、馬爾薩人口論、邊際論和均衡分析方法等來取代立足於勞動價值論之上的馬克思的剝削－利潤－剩餘價值理論。霍奇森的剝削理論則放棄勞動價值、剩餘價值論，抹煞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特徵，但他同時強調指出，工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哪怕獲得更多的邊際產量也是被剝削者，資本家從來不是被剝削者而是剝削者。斯蒂德曼在《經濟學季刊》上發表《負剩餘價值時的正利潤》和《依照斯拉法來看馬克思》（1977年）等著述中，提出負價值、負剩餘價值的概念，並由此證明基本的馬克思定理（所謂「基本的馬克思主義定理」又稱「森島通夫－塞頓－置鹽信雄定理」，源出於日本激進政治經濟學家森島通夫等三人於60年代初提出的命題：剝削率只有是正值時，均衡利潤率（平均利潤率）才表現為正數。）在聯合生產（同一生產過程同時生產出兩種以上的聯合產品）條件下失效。森島通夫採用線性規則的方法來計算商品價值，他得出的結論是正的剝削率即剩餘勞動率是保證資本家得到正利潤的充要條件。置鹽信雄則從剩餘產品的角度對聯合生產條件下的剝削作了新的規定，他用數學方式證明：即使在沒有剩餘價值的情況下，工人的生產只要有剩餘產品也是一種剝削，用以說明馬克思的這一基本定理在聯合生產條件下也能成立。科恩認為，勞動價值論對於深入探討剝削問題幾乎成了絆腳石。羅默認為判斷一個人是剝削者還是被剝削者，不能用是否以出賣勞動力為標準。其基本思想是如果當事人不能擁有或取得社會資產中他所應得的份額，則可判定他們受到剝削。他因此而斷定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存在著剝削現象。他還強調不必實行資本的社會化也能消滅剝削。此外，埃爾斯脫和羅默主張迴避價值、價格問題，而用「經濟最優區」來定義剝削。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辭典》在「激進政治經濟學」辭條中指出：不平等和帝國主義，是激進派共同關注的基本問題。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激進政治經濟學、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根據戰後壟斷資本主義出現的新現象，提出了各種繁紛複雜的思想和理論。　　 一、美國壟斷資本學派。巴蘭和斯威齊是旨在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問題的壟斷資本主義學派的創立者，他們合著的《壟斷資本》是壟斷資本學派的奠基之作。這一學派的主要成員還有馬格多夫、奧康納、布雷弗曼等。馬格多夫崇尚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的學說，並在在強調列寧的學說仍然「適用的」的同時，力圖闡述美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現象、新變化和新特徵，並冠之以「新帝國主義」，他還詳細討論了美國對外政策的經濟問題，如金融業的國際化、對外經濟援助、海外投資和軍事活動等。奧康納通過對50年代以來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情況的研究，從私人和國家消費之間的關係入手，重分析了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三大部門——政府、競爭和壟斷之間的關係，闡釋了當代不同於「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的關於當代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的原因和信見解。布雷弗曼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深入探討了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過程領域中的新變化和新現象，強調指出這些變化或發展是資本追求最大的剩餘價值的結果，他還強調指出，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技術、管理革命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本質，其根源在於勞動和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完全對立的兩極，最後他還指出資本主義政府是壟斷和剝削的保護者。　　 二、法國激進的帝國主義理論　　 寶羅.博卡拉是法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激進政治經濟學家，他主持編撰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論著：國家壟斷資本主義》（1971）。該書以法國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主要背景，揭示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基本特徵、表現形式、運作機制內在矛盾，以及國家和壟斷資本的辨證關係。著部著作把壟斷階段細分為「簡單壟斷」和「國家壟斷」兩個時期。一般壟斷向國家壟斷轉化的必然性是該書分析的一個重點。　　 三、英國激進的的帝國主義理論　　 英國激進學派關於帝國主義理論的代表作是本.法因和勞倫斯.哈里斯合著的《重讀資本論》，他們力圖遵循《資本論》中的基本範疇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這三種方式相連的階段，並且指出在國家資本主義階段國家在經濟再生產中占統治地位。　　 四、比利時激進的帝國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是曼德爾和哈貝馬斯。曼德爾（1923年—），是第四國際的主要理論家，他把資本主義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古典的」帝國主義和晚期資本主義，而晚期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時期，她只不過是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進一步發展」，並且強調它「決不是暗示資本主義的本質已經有了變化，使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的分析發現成為過時。」而哈貝馬斯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很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在《晚期資本主義中的合法證明問題》（1973年）中，把社會歷史的發展劃分為原始社會形態、傳統社會形態和晚期資本主義形態，並且公開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強調科學技術在資本主義一切問題中起著關鍵作用。　　 五、關於經濟危機根源和類型的探討　　 經濟危機學說是帝國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激進學派、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個相當長時間內處於低潮，但在70、80年代又再度進入繁榮時期，這一時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觀點有：　　 伊藤誠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是不完善的，他把自己對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看法局限於某一類型。在他看來，應該捨棄資本過剩危機理論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或利潤率下降論，而傾向於「利潤擠壓危機論」亦即「高工資論」。他還企圖從方法論角度尋找馬克思危機理論不完善的根源。謝爾曼的很多觀點與伊藤誠相近，他從根源入手，概括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三種經濟危機說，即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論、工資推動理論、消費不足論，并力圖把這三種危機綜合起來，他通過定量分析方法，綜合制定了一個可容納三大危機論的周期模型。謝爾曼與伊藤誠的區別在於他並不把產生危機的根源歸結為某一類型的經濟危機，而是多種原因或矛盾引發經濟危機。哈維與謝爾曼一樣，力圖把馬克思散見於各處著述中關於危機問題各部分的見解，構築成具有三大層次的動態的統一的當代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體系，但其中許多觀點，尤其是關於向不發達國家轉嫁危機從而從根本上避免經濟危機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美國學者阿特韋爾是80年代對西方各種類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危機理論作了系統概括和總結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家，他提出了比例失調論、消費不足論、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論、工資提高論、國家財政危機論等五種理論，他近而把比例失調論、消費不足論歸結為現實危機學說，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論和工資提高論則合併稱為利潤率下降危機學說；進而提出，可從剩餘價值率和資本有機構成這兩大變數中演繹出所有的馬克思經濟學說。其實，早在70年代，韋斯科夫就把利潤綠下降趨勢規律作為危機產生的根本根源，並以次說明和區別馬克思危機理論的各個不同流派。　　 六、關於經濟危機理論史的考察　　 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家關於美國經濟危機理論史的研究，在激進政治經濟學派關於經濟危機理論史的研究領域中，居於領先的地位。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危機理論的發展，大致可劃分為兩大歷史階段。激進政治經濟學家保羅.阿特韋爾在其代表作《60年代以來的激進政治經濟學》（1984年）中，對此作了系統深入的考察。　　 第一階段（1940—1970年）　　 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理論》（1942）奠定了美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並且加強了美國學者在危機問題上的發揚權。他把危機理論分成兩大類，即利潤率下降危機論和實現危機論，並對前者持批判態度，並以一種方法來論證屬於後者的消費不足論。第一個把資本有機構成或利潤率變動從邏輯推斷轉向度量化的，正是美國激進政治學家約瑟夫.吉爾曼，他認為馬克思的利潤下降規律是一種歷史的特例，他僅適用於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和工業化的階段，不適合資本主義迅速發展和工業化是階段；。除了吉爾曼之外，維克多.吉爾曼是美國消費不足理論家集團的最後以為代表人物。　　 第二階段（1970年至今）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激進政治經濟學聯盟確立，新的一代馬克思經濟學者開始突破斯威齊的傳統理論，湧現了一批創新性理論，如財政危機論、壟斷性通貨膨脹論、利潤擠壓論、長波理論、剩餘價值——利潤率下降論等，從而步入危機理論的繁榮時期。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也開始讓位於一種「國際化」的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激進政治經濟學。　 激進政治經濟學派的政策建議可以分為具有社會主義傾向及反對或者起碼不贊成搞社會主義制度兩類。後者以廣義激大進政治經濟學派（如新劍橋學派、新制度學派）居多。激進政治經濟學派所講的「社會主義」大多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改良主義的烏托邦社會主義。但應予說明的是，其中不泛可供借鑒的合理因素。　　 一、「新社會主義」　　 新制度學派領袖加布雷思否認自己是社會主義者，而以「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自居，他的「新社會主義」模式是一個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資本主義混合經濟模式，並未觸動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所謂新社會主義就是從所謂「公共利益」出發，在市場系統、非壟斷組織或中小企業與計劃系統、壟斷組織、大企業之間建立一種恰如其分的比例和平等關係，並通過國家干預彌補這兩個系統各自的缺陷，消除權力不平等和收入不均等。新劍橋學派也提出類似的一套激進的改良主義綱領和政策主張。但是無論是新經濟學派和新劍橋學派所謂的「社會主義」或「新社會主義」，雖然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運行的缺陷及其不良後果，但從本質上看，是一種假社會主義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　　 二、民主社會主義　　 激進政治經濟學內部曾開展了一場關於「可行性社會主義」與「民主計劃社會主義」的大論戰。前者以謝爾曼、諾夫等為代表，強調計劃和市場的最佳結合，後者以曼德森等為代表，強調民主政治和中央計劃的最佳結合。他們的共同點是：解決資本主義矛盾的出路是搞社會主義，並且都把民主政治以及公有制、充分就業、非中央集權的計劃制度和平等分配視為社會主義模式的重要內容。因此這種社會模式有統稱為「民主社會主義」。　　 三、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作為激進派的一個獨立分支，其特殊性在於：它不僅受到正統經濟學派的攻擊，而且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受到來自激進派內部或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它主張生產資料國有化或集體化、市場機制，在方法論方面力圖將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經濟理論加以綜合，有的公開宣揚旨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制度本質區別的「趨同論」。此外，這一學派有兩大主要理論：即中性機制和聯姻理論（把資源視為一種「手段」或「工具」。主張資源配置形式可從社會制度中剝離出來，並可從一種經濟環境或制度移植到另一種經濟環境或制度中去；市場機制可以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結合，也可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聯姻。）、「市場取向」的「主導機制論」（這一理論與法國學者布羅爾的物質文明—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三層分立模式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市場社會主義思潮不僅在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以及前蘇聯、前東歐國家有市場，而且在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也有其適宜生長的土壤。起代表人物之一是阿根廷激進政治學家普雷電維什（1901—1986）。對當代市場社會主義主諸種模式作了系統的歸類和闡釋的第一個人，首推美國激進政治經濟學家約翰.羅默。他主要對三種模型的市場社會主義模式作了概括，即是以工人管理企業的思想為基礎的模式、以保留傳統管理方式兼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為特徵的模式、主張不觸及所有權歸屬問題而主張通過企業和銀行管理結構的改革來實現權力均等的模式。　　 在激進的發展理論方面激進政治經濟學派提出了不發達政治經濟學。關於這方面的理論主要有：　 1、依附理論：巴蘭是第一個對當代不發達國家政治經濟問題進行專題研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激進政治經濟學家，並且在發展經濟學中最早勾勒了依附理論的輪廓，以致於被稱為「依附理論之父」。普雷維什在40年代末首先提出了反新古典主義的中心—外圍的概念，並逐漸發展成為著名的結構主義經濟發展論和拉美經委會主義。依附理論形成於60年代，70年代是其鼎盛時期。一般認為，依附論直接來源於以普雷維什為代表的拉美經委會主義的「中心—外圍」理論，以至於把依附學派人士稱之為第二代「外」理論家。依附論學者有各種不同的傾向和派別。主要理論派別有：以弗蘭克為代表的「不發達的發展論」，並主張「停滯論」和「脫鉤論」；以40、50年代形成的中心——外圍理論（普雷維什）為其前身的結構主義依附論；以桑托斯為代表的依附論主流派（也稱狹義依附論、新依附論）；以卡爾多索為代表的聯繫性依附發展理論。以阿明等為代表的激進政治經濟學家對依附理論作了重要的補充和發展。依附理論雖然派別林立，論戰紛繁，對不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依附形式、依附和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擺脫依附的方向和具體政策，存在許多分歧，但基本觀點大體一致。旨在研究第三世界不發達問題的經濟發展理論，經歷過三大演進階段。現代化理論是它的最初形式，流行於50—60年代，它的對立面即依附論崛起於60年代中期，作為依附理論的揚棄、補充和發展的世界體系論則興起於70年代中期。　　 2、不平等交換理論：60、70年代關於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存在的不平等交換關係問題的大論戰，主要是在西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激進政治經濟學家之間展開的。伊曼紐爾是不平等交換大論戰中的風雲人物，他不僅批判了李嘉圖關於國際間資本和勞動完全不流動的基本假設，而且批判了和揚棄了有些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主張的「資本的國際非競爭性假說」，提出了獨特的具有一定現實性的假說：「勞動要素的非競爭性可能產生不同的剩餘價值，它與資本的競爭性一定導致利潤率的平衡。」在關於不平等交換理論的大論戰中，論戰雙方爭議的問題主要涉及形成國際生產價格的條件是否具備的問題，即馬克思提出的關於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的理論是否適用於世界市場；關於不平等交換產生的原因；國際價值問題。　　 激進政治經濟學從其本來意義上講，實質上是一種左翼小資產階級思潮。它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它一方面從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另一方面宣揚重新研究、改造、塑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它一方面具有社會主義傾向，另一方面起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思想又具有改良的或空想的性質。它與新劍橋學派、新制度學派等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前者鼓吹旨在模糊資產階級經濟理論與馬克思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二者區別的「溝通論」和「趨同論」。但是，他們在反對正統派經濟學、揭露弊端和改造資本主義方面卻是同盟者。正是基於這種聯繫一部分西方經濟學文獻把新劍橋學派、新制度學派、斯拉法主義、後凱恩斯主義或左派凱恩斯等統稱為激進經濟學，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把這些學派列入廣義激進政治經濟學範疇。　　 激進政治經濟學從20世紀60年代再度崛起，並已形成一股國際性思潮。這無疑反映出西方發達國家的人民對當前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強烈不滿，以及第三世界或「外圍」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對中心資本主義統治的不滿，同時也是他們對正統經濟學或主流經濟學——該學派對資本主義經濟的滯脹頑症和社會不良現象找不出治理的藥方——失去信心的反映。同時，這也表明激進政治經濟學已經對正統經濟學的主流地位發起挑戰。　　 激進政治經濟學派基本上推崇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出版發行了大量馬克思經典作家的原著以及介紹性和輔助、性著述，力圖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和抨擊現實問題，跟蹤報道全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吧，召開各種研討會和紀念性學術活動，在各高等院校開設激進政治經濟學課程，因而在客觀上起到宣揚和灌輸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作用。他們對資本主義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和經濟問題的批判，有很多值得肯定的特點，可供借鑒的因素。激進政治經濟學派在批判正統或主流經濟學的過程中，在方法論、價值論、分配論、帝國主義論激進主義的發展理論方面提出一些頗與見地的、值得肯定的理論觀點。當然，激進政治經濟學派也具有二重性，既有科學因素、理論貢獻或合理性，也有庸俗因素、理論缺陷或局限性。這一學派還處在發展過程之中，其發展的過程也是不斷分化的過程，因而也是一個處在十字路口的學派。　　　 凱恩斯學派　　 凱恩斯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Keynes）　　 (一)凱恩斯經濟學產生的經濟背景和學術背景　　 凱恩斯經濟學產生於20世紀30年代。它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複雜而深刻的經濟根源。它是「30年代大蕭條」的直接產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產物。　　 1.凱恩斯經濟學——30年代大蕭條的直接產物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嚴重大經濟危機。這次大危機震撼了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席捲了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在經歷了長達4年之久的大危機後，又陷入了長期的特種蕭條之中。西方國家成這次大　　 危機和接踵而至的特種蕭條為「30年代大蕭條」。　　 面對著空前嚴重的危機和失業，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不再欣賞那種否認危機和失業的可能性的傳統經濟學，而是希望出現一種新經濟學，這種新經濟學要承認危機和失業，但不要承認危機和失業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制度；要論證資本主義制度可以防止危機和失業，而不要只是空泛議論；要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而不允許任何轉向馬克思、轉向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潮存在和蔓延。　　 凱恩斯經濟學正是在這樣一種符合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願望的新經濟學，它是1929——1933年大危機的直接產物。　　 2.凱恩斯經濟學——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開始出現。在大戰其間，這種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並帶有非常時期的軍事性質。　　 面對著迅速發展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希望一種新經濟學，要反對自由放任主義，主張國家干預主義；要講「一隻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不要只講「一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要維護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要在理論上論證在實踐中已經在做的事，而不是持反對或批評立場。　　 凱恩斯經濟學正是在這樣一種符合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願望的新經濟學，它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　　 3.凱恩斯經濟學產生的學術背景　　 在凱恩斯經濟學產生和傳播以前，占統治地位的經濟學是以馬歇爾、庇古(A.C.Pigou)等人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學。而凡勃侖在1900年第一次用「新古典」一詞來描述馬歇爾經濟學。後來西方經濟學普遍接受「新古典學派」「新古典經濟學」這些固定含義的用語來稱馬歇爾、庇古等人和他們的經濟學。　　 新古典經濟學無論在理論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著統治階級和學術界的經濟思想。凱恩斯本人也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　　 凱恩斯經濟學批評了新古典經濟學裡面的就業理論，繼承了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學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學孟德維爾的高消費促進繁榮的學說和霍布森的過度儲蓄導致失業和經濟蕭條學說。　　 (二)凱恩斯的生平和著作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於1883年6月5日出生於英國劍橋市。父親是馬歇爾的早期弟子，母親曾任劍橋參議員和市長。　　 在少年時代，凱恩斯的數學成績突出，14歲那年獲得了伊頓公學獎學金。1902年被保送進入紐卡斯爾學院學習數學。1909年3月，凱恩斯的論文《概率論》順利通過。經過修訂之後，於1921年出版。　　 1908年，凱恩斯應馬歇爾之聘人經濟學講師。1911年，由於馬歇爾的推薦，28歲的凱恩斯出任《經濟學雜誌》主編。這一雜誌是英國皇家經濟學會的季刊，凱恩斯負責這一雜誌長達30多年之久，並為它寫了不少文章。　　 1913年，印度的經濟問題十分嚴重。凱恩斯這一年出版的《印度的通貨和財政》，是他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他因此而成為英國皇家印度通貨與財政委員會會員，參加政府的重要工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凱恩斯在這一年進財政部工作，主要職責是處理協約國之間的金融問題。1919年，他擔任英國財政部出席巴黎和會的首席代表，並以顧問身份出席四強會議。1925年，凱恩斯跟逃亡英國的俄國芭蕾舞演員莉迪婭.露波可娃結婚。他們曾數次去過俄國。　　 凱恩斯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最初主要是對貨幣理論的研究。1923年，凱恩斯出版《貨幣改革論》，這是他將1922年在報紙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經過修改、編篡而成的，主要是討論戰後的經濟政策。凱恩斯研究貨幣理論的另一部著作是1930年出版的兩卷本的《貨幣論》。這部著作的上卷是貨幣的純理論，下卷是貨幣的應用理論。凱恩斯想傳統經濟學挑戰的是他第三部著作：《就業、利息和通貨膨脹》（簡稱《通論》）。《通論》是在30年代大蕭條爆發以後孕育的，於1936年問世。　《通論》出版後不久，凱恩斯患了心臟病。此後，他著作不算很多。1937年發表了《就業通論》一文，說明他的就業理論的基本內容。1940年，凱恩斯出版小冊子《如何籌措戰費》，這是他為財政大臣提出的戰時財政計劃，銷路很廣。　　 1942年6月，被封為勛爵。　　 1946年4月21日，凱恩斯因心臟病突然發作去世。　　 (三)就業通論概論　　 1.通論　　 在凱恩斯看來，一社會的總產量、國民收入和就業量在短期中是大致等價的概念。他的理論框架可以用以下圖表示出來：(小書P7)凱恩斯協作本書的最終理由是想提高國民收入，使它達到充分就業狀態，以便解決資本主義的失業問題和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2.經濟學的二分法　 傳統經濟學把經濟理論分為兩個部分：經濟學原理和貨幣學原理。凱恩斯不同意這種二分法，在批評的同時，他提出了自己的新的二分法。他說：把經濟學分成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價值理論和分配理論，另一方面是貨幣理論。我認為是一種錯誤的分法。我想，正確的二分法應當是。一方面是單個行業或廠商理論以及既定數量的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之間的分配和報酬理論，另外一方面是從整體來看的產量和就業理論。　　 凱恩斯的二分法實際上是主張把經濟學分為兩個部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種二分法對後來的經濟學的影響是深遠的。　　 3.有效需求原理　　 凱恩斯經濟學的核心是就業理論，而就業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有效需求。　　 在凱恩斯以前，劍橋的經濟學家,例如庇古,把失業分為摩擦失業和自願失業兩個範疇,認為包含了全部失業。凱恩斯接受了傳統經濟學的摩擦失業和資源失業兩個範疇，不同的是，他提出了第三個失業範疇：非自願失業。　　 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的定義是：總需求函數和總供給函數交點上的總需求數值被稱為有效需求。以下是狄拉德表示有效需求的圖形（見狄拉德：《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經濟學》，第27~29頁）：小書（P16）　　 總之，只有當總供給等於總需求、投資等於儲蓄時，利潤才達到最大，產量、收入、就業才達到均衡狀態。只有這時的總需求才是有效需求。　　4.就業通論概要　　 凱恩斯經濟學的詮釋者迪拉德對就業通論一定理形式作業提要，並繪製了圖表。要點是：本書（P39）　　 (四)消費傾向和乘數　　 1.消費傾向　　 凱恩斯的消費傾向指的是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函數關係。凱恩斯認為，消費傾向是一個相當穩定的函數。在通常情況下，總消費量主要取決於總收入量，而消費傾向本身的變化是次要的。　　 凱恩斯把消費傾向分為平均消費傾向和邊際消費傾向。平均消費傾向是總消費量對總收入量之比，邊際消費傾向是消費增量對收入增量之比。　　 凱恩斯認為，影響消費傾向的因素可以分為兩類：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觀因素包括人性的心理因素、社會習慣和社會制度。客觀因素有：貨幣工資的改變、收入、凈收入的改變、資本價值的意外收益的改變、利率的改變、財政政策的改變和預期的改變。　　 2.乘數　　 凱恩斯利用邊際消費傾向概念建立投資乘數理論。　　 乘數概念是凱恩斯的學生卡恩在《國內投資與失業關係》一問中首先提出來的。按照卡恩的就業乘數，當凈投資增加時，總就業增量將是初始就業增量的一個倍數。　　 凱恩斯接受了卡恩的乘數概論，提出了投資乘數。投資乘數是表示投資增量和收入之間的比例關係的係數。乘數是建立在消費傾向這一主觀心理因素的基礎上的。凱恩斯認為：乘數是公眾心理傾向的函數。　　 (五)資本邊際效率　　 資本邊際效率是凱恩斯所說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大三個基本心理因素之一。凱恩斯的資本邊際效率，指的是預期增加一個單位投資可以得到的利潤率。　　 凱恩斯把資本資產的未來收入看作是預期的這項投資的未來一系列年收入，把資本資產的供給價格看作是預期的資產的重置成本。而且，他認為資本邊際效率是遞減的。　　 凱恩斯在《通論》中用相當多的篇幅討論投資引誘。投資引誘理論是他的就業通論的最重要的部分。按照凱恩斯的看法，只有資本資產的預期收益超過資本資產的供給價格過重置成本，繼續投資才是有利可圖的，才能對資本家產生投資引誘。　　 (六)流動偏好和貨幣數量　　 流動偏好，又譯作靈活偏好，是凱恩斯所說的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三個基本心理因素之一。凱恩斯的流動偏好指的是公眾願意用貨幣形式持有收入和財富的慾望和心理。　　 關於流動偏好的起因，凱恩斯認為是來自三種動機：交易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交易動機是指為了應付日常交易而持有現金的願望。交易動機又分為收入動機和營業動機。謹慎動機是指為了防止以外事故和抓住沒有預見到的有利的購買機會而持有現金的願望。投機動機是指為了專著有利的投資機會而持有現金的願望。　　凱恩斯認為，處於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的流動偏好所需要的貨幣數量，大致取決於經濟體系的一般經濟活動和貨幣收入水平，對利率變動的反映不很靈敏。　　 貨幣供給有中央銀行決定。貨幣供給量分兩部分：一部分滿足交易動機和謹慎動機的需要，一部分滿足投機動機的需要。　　 (七)貨幣工資和價格　　 1.貨幣工資　　 以馬歇爾和庇古為代表的傳統經濟學認為，貨幣工資有伸縮性，存在失業時，貨幣工資會自動下降，失業將隨之減少，直至恢復充分就業。凱恩斯不同意傳統經濟學的上述觀點。在假定貨幣工資和價格不變時，凱恩斯認為，就業量取決於有效需求，而不是取決於貨幣工資。　　 關於貨幣工資降低是否增加就業量的問題，凱恩斯分兩種情況進行討論。第一種情況是，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和效率三者不變時，貨幣工資降低是否直接趨向於增加就業量。對此，凱恩斯的回答是否定的。第二種情況是，消費傾向、資本家邊際效率或利率受到貨幣工資降低的影響時是否存在增加就業量變的直接趨勢。對此，凱恩斯的回答是肯定的。　　 另外，凱恩斯還不贊成傳統經濟學關於通過降低貨幣工資以增加就業的政策主張。　　 2.價格理論　　 傳統經濟學的價格理論認為，貨幣數量的增加量是價格水平的決定因素，貨幣數量的增加會直接影響價格水平。而凱恩斯的價格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對價格水平並沒有直接的影響，而是直接影響利率水平。　　 按照凱恩斯的說法，貨幣數量增加和價格水平之間存在以下幾種不同的情況:(1)當貨幣數量增加時，只要存在失業價格就不會受任何影響。，(2)當貨幣數量增加後，一些商品和勞務的供給彈性變小，另一些商品和勞務的供給彈性仍然很大，這時增加產量就會遇到一系列「瓶頸」現象。(3)當充分就業這一最後臨界點已經達到時，增加貨幣供給就會直接影響貨幣工資和價格。　 在長期內貨幣數量的改變對價格水平的影響，凱恩斯認為，這不是純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歷史結論問題。　　 (八)經濟周期　　 凱恩斯說，經濟周期是非常複雜的現象，要對經濟周期作出完全解釋，他的就業通論中每一因素都是需要的，特別是，消費傾向的撥動、流動偏好狀態的波動以及資本邊際效率的波動，全都發生作用。但是他認為，經濟周期的主要因素是資本邊際效率的波動。　　 凱恩斯從繁榮後期危機突然發生說起。他認為，在繁榮後期，人們對資本品的未來收益作樂觀的預期。當繁榮還在持續時，由於人們對未來收益的可靠性突然發生懷疑，或者由於新生產的耐用品存貨不斷增加使先行收益出現下降或懷疑的徵兆，因而幻想破滅。在衰退其間，存貨和流動資本兩者的變化趨勢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　　 總之，在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資本、剩餘存貨和流動資本的減少，導致它們的稀缺性明顯恢復，因而資本邊際效率提高。在蕭條其間，處於交易動機所需要的貨幣數量減少，利率因而下降。利率下降又導致成本下降。這一切，促使投資資本增加。又由於收入下降時期的邊際消費傾向高，就業乘數大，所以產量、就業和收入增長快。經濟在經歷了蕭條和復甦之後，又進入繁榮階段。到了繁榮後期，當資本邊際效率重新崩潰時，危機又會突然發生。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　　 (九)凱恩斯的經濟政策觀點　　 凱恩斯的經濟政策觀點的核心是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干預。　　 凱恩斯所說的擴大政府職能，主要是指擴大政府調節消費傾向和投資引誘的職能。調節消費傾向，目的在於刺激消費。調節投資引誘，目的在於刺激投資。有效需求是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組成的，刺激消費和投資，就是刺激有效需求。　　 凱恩斯還認為，政府最聰明的辦法是雙管齊下，一方面，由社會控制投資率，增加投資；另一方面，提高消費傾向，增加消費。不過，凱恩斯強調說，不能太著重於增加消費，而應著重於投資。刺激消費和投資，可以採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凱恩斯認為，僅僅依靠貨幣政策很難奏效，主要應當依靠財政政策。關於財政政策，凱恩斯不同意傳統經濟學保持國家預算平衡的觀點，而是認為赤字財政有益。關於貨幣政策，凱恩斯不同意傳統經濟學保持國內價格水平穩定的觀點，而是認為溫和的通貨膨脹無害。　　 二 新古典綜合派　　 新古典綜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cs），又稱後凱恩斯主流派（Post-Keynesian Mainstream），是產生於美國的現代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重要學派。新古典綜合派試圖在凱恩斯的總量經濟範疇基礎上，用新古典的個量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去構造一個所謂和諧統一的新經濟學殿堂。　　 (一)新古典綜合派的形成　　 新古典綜合派是在二次大戰後新的經濟歷史條件下，在詮釋、擴展凱恩斯主義的過程中，融合新古典經濟學而形成的。　　 1.新古典綜合派的由來 凱恩斯的《通論》問世後，西方經濟學家們對其大加推崇。為了使凱恩斯主義更易為經濟學界所接受，較好地為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服務，不少被成為「凱恩斯主義者」的經濟學家們開始發表研究、解釋《通論》的論著，對它進行修訂和理論擴展工作。對《通論》的拓展研究因二次開發大戰後歷史條件的改變而變得日益迫切。　　 新古典綜合派正是戰後經濟發展變化後，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新古典綜合派雖然是在二次大戰後形成的，但是，對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學說的綜合起始於戰前。　　 2.新古典綜合派的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　　 (1)阿爾文.漢森 新古典綜合派的先驅者，美國著名的凱恩斯主義者，被譽為美國凱恩斯主義的建築設計師。　　 在理論上，漢森原始研究經濟周期和危機理論的，是新古典經濟理論的信奉者，對凱恩斯理論曾持有異議。1937年起，他到哈佛大學任教後轉向信奉凱恩斯理論，並在美國積極鼓吹和傳播凱恩斯主義。他的宣傳凱恩斯注意著作，使凱恩斯理論「通俗化」、「美國化」。代表著作有《充分復甦，還是停滯》、《財政政策與經濟周期》、《經濟政策和充分就業》、《貨幣理論與財政政策》、《凱恩斯學說指南》、《美國的經濟》、《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學》。　　 (2)約翰.理查德.希克斯 希克斯197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一生髮表的論著甚多，所設計的理論範圍也較為廣闊。希克斯引進一般均衡和序數效用分析構成其價值理論，從而使英美正統經濟學大為改觀。他在評論凱恩斯《通論》時所提出的IS—LM模型，在現代經濟學中廣泛運用。　　 希克斯的代表著作有：《價值與資本》、《消費者剩餘理論的重建》、《對經濟周期理論的貢獻》、《需求理論的修正》、《資本與成長》。　　 (3)保羅.A.薩繆爾森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新古典綜合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1970年因發展了靜態和動態經濟理論，提高了經濟科學的定量分析水平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薩繆爾森幾乎在西方經濟學的各個方面均有自己的改正、補充、精鍊或發展。他的主要著作有：《經濟分析的基礎》、《經濟學》、與多夫曼和索洛合著《線性規劃和經濟分析》。主要論文有：《乘數分析和加速原理的聯合作用》、《國際貿易和生產價格的均衡》、《資本理論的寓言和現實性：代用的生產函數》、《處於困境的自由主義者》等等。　　 (4)詹姆士.托賓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計量經濟學家，新古典綜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8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托賓的研究比較側重在貨幣方面，究其根源是金融市場及有關問題。較突出的成就是資產選擇理論和貨幣經濟成長理論。資產選擇理論是他獲得諾貝爾獎的代表理論。他的主要著作有：《國民經濟政策》、《經濟學論文集：宏觀經濟學》、《十年來的新經濟學》、《經濟學論文集：消費和經濟計量學》等。　　 (5)羅伯特.M.索洛 1987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直接在薩繆爾森指導下培養起來的經濟學家，是新古典綜合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資本理論和經濟成長理論方面。他與多爾夫曼等合著的線性規劃一書是有名的著作。他的代表著作有：《線性規劃與經濟分析》、《資本理論與報酬率》、《美國的失敗性質與原因》、《增長理論：說明》；論文《經濟增長理論》等。　　 (6)弗蘭科.莫迪利安尼 1985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理論上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說和公司財務定理。他的代表性著作有：《國民收入和國際貿易》；1980年出版三卷集的論文集：《宏觀經濟學論》（第一卷）、《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說》（第二卷）和《財政理論和其他論文集》（第三卷）　　 (7)阿瑟.奧肯 1956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經是肯尼迪與約翰遜總統兩任總統的經濟顧問。他在理論上的主要貢獻是分析了平等與效率的替換關係，提出了估算「可能產出額」的「奧肯定理」。其代表著作為：《繁榮政治經濟學》、《平等與效率》。　　 下面逐一介紹新新古典綜合派的主要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　　 (二)新古典綜合派的收入決定論　　 新古典綜合派把凱恩斯的宏觀收入決定論和新古典的均衡價格論綜合為一體，力圖建立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並據以提出新的政策主張。　　 收入決定論是關於社會總產量從而總就業量、總收入水平有那些因素決定、怎樣決定的理論。收入決定可以用圖示法來說明，見圖2—1　　 圖2—1中的橫軸表示收入Y，縱軸表示儲蓄與投資。SS為儲蓄出現，它是收入的增函數，向右上方傾斜。II為投資曲線。設投資都為自主投資，與收入無關，所以是一條水平線。本書（P82）　　 收入決定還可以用消費加投資曲線同45度線的交點來說明。圖2—2說明總支出曲線和45度線的交點決定的收入水平是均衡收入水平。圖中橫軸表示收入，縱軸表示消費和投資。本書（P84）　　 為了彌補有效需求不足，避免過度需求，有必要引入政府干預這個因素。以G代表政府支出，以T代表政府收入（稅收），收入水平達到均衡的條件為：C+I+G=C+S+T當總供求不一致時，政府可以通過增減收入或支出使收入趨於均衡水平。見圖2—3。（P85）　　 (三)IS—LM模型　　 IS—LM模型又稱為希克斯—漢森模型。1937年，希克斯第一次提出了IS—LL分析。20年後，漢森提出這一分析工具，並將LL曲線改稱為LM曲線。　　 凱恩斯有關利率的理論有兩個缺陷：一是利率的不確定性，二是貨幣市場均衡無法保證商品市場也達到均衡。希克斯、漢森的IS—LM模型修補了凱恩斯理論的缺陷，把凱恩斯的收入決定論和貨幣理論結合起來，建立起一般均衡模型。　　 1.IS—LM一般均衡模型　　 在商品時常中，投資I是利率r的函數，I隨著r遞減而減少.儲蓄S是收入Y的函數，S是Y的遞增函數。希克斯認為，將I=I(r)和S=S(Y)合在一起，就得到收入與利息率的另一種關係，形成IS曲線。下式決定了均衡收入：I(r)=S(Y)　　 在貨幣市場上，名義貨幣供給量為M，貨幣需求為L=L(r,Y)。貨幣供給有政府決定，是個既定的量，貨幣的需求量是利息率和收入函數，當下式成立時，貨幣市場達到均衡：M=L(r,Y)貨幣供求相等點的軌跡形成LM曲線。它表示在貨幣供給既定時，貨幣市場處於各種均衡態對應的收入和利息率的各種組合。　　 將方程I(r)=S(Y)與M=L(r,Y)聯立，可求得未知數(r,Y)的解，這個解就是IS曲線和LM曲線的交點E。見圖2—4。這就得到一個關於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共同均衡的一般均衡模型。交點E代表一般均衡態。這一利息率和收入的組合是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都達到供求相等的點。在經濟體系達到一般均衡狀態時，收入水平達到穩定均衡。（P89）　　 2.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均衡變動　　 IS—LM曲線的交點所確定的收入和利息的均衡組合，會隨著兩條曲線中任意一條的變動或兩條曲線同時變動而改變的。　　 IS曲線的移動源於需求的變動，特別是投資需求的改變。在LM曲線不變的情況下，向右移的IS曲線同LM曲線在較高的均衡點表示一個較高的收入和較高的利率組合。反之，就相反。見圖2—5。（P90）　　 LM曲線的移動主要源自於貨幣供給的變動。在IS曲線不變的情況下，向右移的LM曲線同IS曲線在較高的均衡點表示一個較高的收入和較低的利率組合。反之，相反。見圖2—5。　　 IS曲線和LM曲線同時移動對市場均衡的影響。當LM曲線不變時，IS曲線右移動，收入增加，利率提高。IS曲線不變時，LM曲線向右移動，收入增加，利率下降。如果IS曲線和LM曲線同時向右移動，只要兩者配合適當，結果收入增加，利率不變。見圖2—5。　　 (四)新古典綜合派的基本理論體系　　 新古典綜合派的整個理論由其基本理論體系、經濟增長論和經濟周期論等構成。基本理論體系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加上工資剛性假設條件的總供給曲線；二是從IS—LM模型到處的需求曲線；三是菲利普斯曲線與總供求曲線的結合。　　 1.總需求曲線 商品市場均衡條件為：I(r)=S(Y)，貨幣市場均衡條件為：M/P=L(r,Y)，將以上兩式聯立，把Y和r作為未知數，可得出總需求Y和價格P的關係式：Y=F(P)該式即為凱恩斯模型的總需求曲線的公式。見圖2—7（P94）　　 （P95的第二段第一句到「LM3所對應的價格水平最低」）　　 總需求曲線AD表明，在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均衡的條件下，價格水平與總收入（或總產量）的變動方向相反。總需求曲線是從IS—LM模型推倒出來的，而該模型又是新古典理論與凱恩斯主義結合，所以，總需求曲線體現了兩種理論的綜合。　　 2.總供給曲線 總供給曲線AS曲線的求取方法見圖2—8。圖中A為總生產函數曲線。B圖為凱斯的勞動供給和需求曲線圖。藉助於C圖中的45度線，可得圖D的總供給曲線AS。（P97）　　 為了簡化起見，有些新古典綜合派的學者，將達到充分就業之前的曲線以一條水平線來近似代表它。這樣，總供給曲線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水平線，它表示在尚未到達充分就業產量以前的價格與產量的關係；另一部分是垂直線，它描述達到充分就業產量以後的價格與產量的關係。由於總供給曲線形如反寫的「L」，所以，又將它稱為反「L」形總供給曲線。見圖2—9。它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凱恩斯宏觀經濟學說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的綜合。　　 (五)宏觀經濟政策　　 新古典綜合派的宏觀經濟目標是: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經濟政策就是為了同時達到這些目標而制定的手段和措施。　　 政府通常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起來使用，以求同時實現上述幾項宏觀調控目標。　　 1.財政政策 財政政策是政府既定目標，通過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變動以影響宏觀經濟活動場水平的經濟政策。政府調整總收入和支出的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為：改變政府購買水平、改變政府轉移支付水平和改變稅率。　　 2.貨幣政策 中央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主要工具有三：公開市場業務，調整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貼現率，調整法定準備率。　　 3.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配合 新古典綜合派認為，凱恩斯提出的政策主張是針對30年代大蕭條的，當時，有效需求不足，失業嚴重。政府應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放鬆銀根，減少稅收，擴大政府支出，以刺激投資和消費，彌補有效需求的不足。　　 新古典綜合派指出，二次大戰後的經濟狀況與30年代大蕭條時期迥異。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措施也應該多樣化，政策組合方法應有所改變。在50年代，漢森等提出補償性財政貨幣政策；60年代前期，托賓、海勒等人主張增長性財政貨幣政策；60年代後期以後進入政策多樣化時期。　　 三 後凱恩斯學派　　 (一)後凱恩斯學派的形成和基本特點　　 1.後凱恩斯學派的形成　　 後凱恩斯派是在與新古典綜合派的爭論中形成和發展起來。　　 凱恩斯的《通論》問世後，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通論》中若干論點的理解和現實問題的看法發生分歧，足見形成兩個對立的學派：新古典綜合派和後凱恩斯學派。前者以美國劍橋的麻省理工學院為中心，後者以英國劍橋大學為中心。因此，兩派之爭又稱為「兩個劍橋之爭」。　　 2.後凱恩斯學派理論的基本特點　　 後凱恩斯主義反對新古典的微觀經濟理論，堅持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力圖使兩種理論進一步分裂。後凱恩斯學派在批判新古典綜合派的同時，積極闡明自己的論點。該學派在理論上基本特點為：　　 (1)將凱恩斯的短期、比較靜態分析拓展為長期、動態化分析　　 (2)後凱恩斯主義反對新古典綜合派恢復傳統經濟學均衡分析方法　　 (3)強調收入分配理論　　 (4)批判邊際生產力分配論　　 (5)強調貨幣會導致資本主義經濟不穩定　　 (6)重視規範分析的方法　　 3.後凱恩斯學派地主要代表人物 後凱恩斯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瓊.羅賓遜、尼古拉.卡爾多、皮羅.斯拉法、盧伊季.帕西內蒂等人。　　 (二)後凱恩斯學派的價值理論　　 後凱恩斯學派的代表性價值理論是斯拉法的價值理論。斯拉法價值理論的貢獻，在於他嘗試著在建淵源於古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的價值分析方法。　　 在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剩餘是重要的概念。斯拉法認為，李嘉圖堅持了勞動價值論，但沒有解決統一價值標準問題，馬克思也沒有解決這一問題。新古典學派用「邊際效用」這個主觀概念來解釋價值更是錯誤，他自己編造的一套「標準合成商品生產體系」，簡稱「標準體系」，設計出一種「合成商品」來充當價值尺度，以為這就解決了李嘉圖的問題。　　 由「標準體系」可以得知利潤率與工資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P118）R為剩餘產品相對價值，由它生產的技術條件決定。利潤率越高，工資就越低；反之，亦然。　　 斯拉法體系方程組說明：產量決定於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關係，而不決定於市場供求之間的相互作用。然而，價格卻不決定於生產技術，而取決於資本家與工會之間談判所確定的工資、利潤之間的消長。　　 斯拉法還以他的商品價格理論體系表明，商品的價值最終是由勞動決定的。每中商品價格決定的方程都是勞動函數。商品都是由勞動和生產資料的結合生產出來的。後凱恩斯學派認為斯拉法的「還原」原理既堅持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還解決了馬克思從價值到生產價格的「轉形」問題。　　 (三)收入分配理論　　 1.對新古典綜合派分配理論的批判　　 2.後凱恩斯學派的分配理論　　斯拉法對於利潤率和價格相互關係所作的分析，以及由商品標準體系中推導出來的「不變價值尺度」，為後凱恩斯學派的分配理論提供了一個價值論基礎。　　 (1)羅賓遜的分配理論 羅賓遜增長模型為：（P124）　　 (2)卡爾多的分配理論 卡爾多在經濟增長模型中關於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和利潤率的公式總是有效的，具體表達方式為：（P127）和（P128）　　 (3)帕西內蒂的分配理論 帕西內蒂的經濟增長模型為：（P129）　　 (4)斯拉法的分配理論　　 （前面已經說明）　　 (四)經濟政策主張　　 後凱恩斯學派的經濟政策主張，是依據其收入分配理論提出的。他們主張：　　 1.改進先行稅收制度，實現收入均等化。　　 2.通過政府的福利措施，緩解「富裕中的貧困」的現象。　　 3.對投資進行全面的社會管制，克服經濟盲目增長，把經濟社會納入凱恩斯所設想的「長期充分就業長」的軌道。　　 四 新凱恩斯學派(New Keynesians)　　 (一)新凱恩斯學派的由來和發展　　 1.原凱恩斯主義與新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曾在西方宏觀經濟學領域長期處於主流經濟學地位。但是，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來，凱恩斯主義由於不能解釋滯脹現象而受到與其對立的主張自由經濟的學派的批評。凱恩斯主義無力應付現實和理論的挑戰而陷入困境，從主流派正統經濟學寶座上跌落下來。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潮席捲西方宏觀經濟領域，凱恩斯主義日趨衰微。新凱恩斯主義的出現，使凱恩斯主義從困境中走了出來。　　 2.新凱恩斯主義形成的理論背景　　 新凱恩斯主義產生的客觀條件是，原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陷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時效微力乏。　　 原凱恩斯的不足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在理論上的進展，給新凱恩斯主義者以有益的啟迪。新凱恩斯主義是原凱恩斯主義受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打擊後，汲取凱恩斯主義與其對立的學派的鬥爭中的經驗教訓而形成，並在與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鬥爭中不斷發展，是原凱恩斯主義的復興。　　 3.新凱恩斯主義的假設條件和特點　 非市場出清假設是新凱恩斯主義最重要的假設，這一假設來自原凱恩斯主義。但是，兩者的非市場出清理論存在著重大的差別。新凱恩斯主義的假設條件是：　　 (1)假定工資和價格有粘性，即工資和價格不是不能調整，而是可以調整的，知識調整十分慢，須耗費相當的時日。　　 (2)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增添了原凱恩斯模型所忽略的兩個假設：一是經濟當事人最大化原則，二是理性預期。　　 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特徵是：否認新古典的二分法，認為經濟是非瓦爾拉斯均衡，實際不完全性是重要的。　　 (二)新凱恩斯主義價格粘性論　　 新凱恩斯主義的價格粘性論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名義價格粘性論；而是實際價格粘性論。　　 1.名義價格粘性論　　 (1)菜單成本論 有關菜單成本論的文獻很多，其中代表性理論為：菜單成本和經濟周期論；近似理性經濟周期模型；實際剛性和貨幣非中性論等。　　 (2)交錯調整價格論 交錯調整理論認為，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廠商為了實現利潤最大化，通常採用交錯而不是同步方式調整價格。　　 2.實際價格粘性論　　 新凱恩斯主義的實際價格粘性論，除了上面提到的「實際剛性和貨幣非中性論」外，還有：廠商信譽論、需求非對稱性論、投入產出表理論、寡頭市場和價格粘性論。　　 (三)新凱恩斯主義勞動市場論　　 新凱恩斯主義的勞動市場論克服了凱恩斯主義指明的許可權，維護了凱恩斯主義勞動市場非出清的信條。新凱恩斯主義勞動市場論的關鍵性假設是工資粘性，歸納起來不外乎是兩類：一是名義工資粘性論；而是實際工資粘性論。　　 1.名義工資粘性論 新凱恩斯主義關於名義工資粘性的代表性理論有：交錯調整工資論和長期勞動合同論等。　　 2.實際工資粘性論 新凱恩斯主義關於實際工資粘性的理論比較多，其典型理論有：隱含合同論、效率工資論和局內—局外人理論。　　 隱含合同論包括公開信息隱含合同論和非對稱信息隱含合同論。效率工資論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效率工資和勞動市場；效率工資的微觀基礎；效率工資和失業。失業滯後論也包括三方面：純局內人的工資調整；有局外人壓力的工資調整；失業的持久性和工資調整。　　 (四)新凱恩斯主義信貸配給論　　 新凱恩斯主義信貸配給論從信貸市場中信息非對稱性出發，論述了利率和貸款抵押的選擇效應會導致信貸市場出現信貸配給，信貸市場會失靈，政府干預有積極作用。　　 1.利率的選擇效應和信貸配給　　 利率有兩種選擇，一是正向選擇，二是反向選擇。　　 利率的正向選擇效應是指，利率的增加能提高銀行的收益，它是利率對銀行收益的直接影響。利率還對廠商有激勵作用，能改變廠商對待風險的態度。　　 銀行利用利率的反向選擇效應作為檢測機智，可以辯識出廠商稀罕風險的程度和將貸款給不同廠商的風險性。　　 銀行最優利率通常不等於市場出清時的利率，所以，信貸市場出現配給。信貸市場出現配給，是自由信貸市場中銀行依據利率的選擇效應，為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理性行事的結果，不是國家干預的產物。　　 2.貸款抵押的選擇效應和信貸配給　　 貸款抵押品有正向選擇效應和反向選擇效應。前者是指，當信貸市場存在超額需求時，銀行通過提高貸款抵押品水平來增加還貸款的可靠性，減少壞帳的風險，增加銀行收入。同時，還抑制了借款者對貸款的需求。後者是指貸款抵押品水平的遞增會增加貸款的風險，降低還款的可靠性。銀行可以根據這兩者確定最佳抵押品水平。　　 新凱恩斯主義的信貸配給論指出，由於信貸市場中利率機智和配給機智同時起作用，信貸市場會出現多重均衡態，市場機制失靈，通過政府干預才能糾正市場失靈。　　 (五)新凱恩斯學派的政策主張　　 1.新凱恩斯主義的價格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者的價格政策建議的主旨是抑制價格粘性，使價格富有彈性，以修復失靈的市場機制，穩定總產量。新凱恩斯主義者在交錯調整價格論和菜單成本論中提出了大體相似的政策建議。這兩個政策建議都主張通過政策干預去協調經濟人的行為，糾正市場失靈，基本上是正確的，只是缺乏可操作性。　　 2.新凱恩斯主義的就業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的勞動工資理論，在微觀經濟學基礎上闡釋了工資粘性和失業問題，並提出若干關於工資就業的政策。這些政策建議主要集中於局內—局外人理論和交錯勞動合同論等理論。　　 新凱恩斯主義的就業政策照樣於增加工資彈性，減少失業，其政策思路是合理的，但帶有較強的理想色，具體實施起來有一定的難度。由政府出面敢於勞動合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缺乏可行性。　　 3.新凱恩斯主義的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　　 (1)貨幣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為了實現穩定產出的目標，政府罪有應得的貨幣政策是：貨幣量市場的調整與影響價格的實際擾動相適應，與引起價格變動的名義擾動反向行事。然而這兩種政策對僱員的影響是不同的，前者意味著產出穩定時，僱員工資不太穩定，而後者意味著產出穩定時，僱員工資比較穩定。　　 (2)信貸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的信貸政策建議是：政府從社會福利最大化出發，應該干預信貸市場。利用貸款補貼或提供信貸擔保等手段去降低市場利率，使那些有社會效益的項目能夠獲得貸款。　　　　 理性預期學派　　 理性預期學派是在凱恩斯經濟學危機中興起的西方重要經濟學流派之一．它以自己獨有的理性預期理論反對長期居於正統地位的凱恩斯經濟學，並使西方宏觀經濟學在理論結構、分析方法上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理性預期理論及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被看成是今年來西方經濟學的重要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之一．　　 在戰後大約３０年里，凱恩斯經濟學成為西方經濟學界的正統經濟學．凱恩斯經濟學作為西方國家政府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長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有力地促進了西方國家經濟的發展．或如有的經濟學家所指出的，凱恩斯經濟學造成了西方國家經濟整整一代的繁榮．但是，在本世紀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西方國家經濟普遍陷入"滯脹"困境之後，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便失靈了．所謂"滯脹"(或稱停滯膨脹)是指經濟蕭條、大量事業同嚴重的通貨膨脹同時並存的經濟現象．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分析，西方國家經濟的主要問題是有效需求或社會總需求的問題，重要的是政府實行需求管理．在經濟中出現蕭條和大量失業的時候，政府應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一擴大社會總需求，進而擴大產量，增加就業，最終實現充分就業．而在經濟中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的時候，政府則要實行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縮小社會總需求，進而減少通貨膨脹的壓力，最終消除通貨膨脹．　　政府的這種一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行為被稱作"逆經濟行事"．在"滯脹"的局面之下，這種"逆經濟風向行事"的方式便行不通了．總之，在"滯脹"現象出項之後，政府的行為處於一種"兩難"的處境．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們根據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無力解釋這種現象，也拿不出有效的使經濟走出困境的處方，凱恩斯經濟許深深陷入危機之中．凱恩斯經濟學的危機，為凱恩斯學派以外的其他的經濟學派的興起提供了契機．既然凱恩斯經濟學面對著"滯脹"的局面一籌莫展，那麼，經濟生活便需尋求新的理論和政策，以解決現實所提出的新的經濟問題．　　於是，一些原來扮演次要角色的經濟學家、經濟學流派（如貨幣主義學派、新制度學派）便紛紛粉墨登場，出台亮相．一面批評凱恩斯經濟學的缺陷，一面宣揚自己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他們在批評凱恩斯經濟學的大合唱中，調門很高，對現行的經濟政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理性預期學派便是在這樣一種形勢下興起的．６０年代初，約翰.穆思在一篇題為<<理性預期和價格變動理論>>的雜誌文章中，最初提出了"理性預期"（Rationl expectation）的概念，這可以看作是該學派的緣起．之後，盧卡斯、薩金特、華萊士、拉平等人循著理性預期的思路，闡發了諸如工資、就業、失業、貨幣、通貨膨脹、經濟周期、政府行為和經濟政策的作用等一系列理論問題，並猛烈批評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論體系－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的興起，在西方經濟學界頗為引人注目，一致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理性預期理論的提出是七八十年代以來宏觀經濟學領域最重要的突破性成果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宏觀經濟分析方法和理論結構。　　理性預期學派的基本觀點：一、理性預期假設．約翰.穆思在<<理性預期與價格變動的理論>>一文中，給"理性預期"下了這樣的定義: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由於相同的信息背景，趨向於理論預測的結果．換言之，經濟活動當事者和理論分析，由於根據同樣的信息背景，將得出一致的預期的結果．在進一不解釋理性預期概念時，穆思指出，該假說斷定下面三種情形：信息是稀少的，而且，一般說來經濟制度沒有浪費信息；預期的方式特殊地依賴有關的經濟制度；公眾的預測對經濟制度的運行無重大的影響，公眾的預測僅僅反映經濟制度的運行趨勢．與此相聯繫，理性預期模型有三個主要的相互聯繫的成分，一是關於經濟結構的假定，這個假定規定經濟活動當事者對於市場活動的預期和其知覺間的相關性，政府官員對經濟運行的理解力和其確定財政和貨幣政策間的關係，以及私人經濟活動當事者和政府在決定包括產量、就業、失業等總量和通貨膨脹率上的相互作用．對於理性預期假說是極為重要的有兩個關鍵的假設：　　一是對於私人經濟活動當事者具有重要關係的信息，包括對經濟結構本身的特徵的了解，對己為該結構證明為合理的過去和現在的一系列數據的了解；二是自然率假說的應用性．理性預期的第二個主要的成分是私人經濟活動當事者有效地收集和應用信息．這是理性預期模型的基本的突出的特徵，也是其一般性原理（或稱理性預期要求）．這個理性預期要求，把人們收集和應用信息的活動與作為理性的經濟人的私人經濟活動當事者的其他活動同等看待．就此而言，效率意味著私人活動當事者把一定數量的資源用於收集和應用信息，應用資源的數量標準為，資源的邊際選擇成本等於從信息中所獲之邊際收益．理性預期模型的第三個成分則是對信息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特殊說明．在這裡，要闡發信息問題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商業周期性質問題的關係．在這方面，理性預期的研究結果，是形成一系列關於信息的假定，這些假定可以處理關於政府行為和商業周期的兩個命題：中性假說和非中性假說．　　二、中性假說和非中性假說．中性假說，或稱貨幣中性假說，是指經濟的總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和自然水平間的不同的時間類型（這種時間類型形成商業周期的主要成分）同包括系統地對商業周期發展做出反應的貨幣和財政活動無關．在這裡，系統的貨幣活動僅僅影響名義變數，例如價格水平和通貨膨脹率．非中性假說則恰好相反，認為商業周期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依賴於貨幣和財政活動．但需要指出，首先，中性假說並不意味著政府的系統的行為一般不能影響總產量和就業．該假說強調，政府的系統的行為首先改變微觀的經濟結構和總量的自然水平，在這個意義上，它影響經濟總量．其次，中性假說和非中性假說是不矛盾的．特殊地說，中性假說並不是說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歷史上在消除實際宏觀經濟波動上是不重要的因素，也許是最重要的因素．勿寧說，中性假說僅僅意味著，系統的貨幣活動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並不是連續的．就是說，它有時起到正的方向的作用，有時起到負的方向的作用，有時又不起任何作用．最後，中性假說和非中性假說還同信息的假設有關．關於信息的假設主要是：１．私人經濟活動當事者，若實際觀察和預測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話，將充分了解經濟結構，以正確地預測這些政策的平均的影響；２．私人經濟活動當事者已經按照其設想和預期調整自己的行為；３．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包括系統地對商業周期的反映，即使政府不宣布其行為類型，私人經濟活動當事者也將把這種類型推斷出來．就是說，政府的系統的貨幣活動和財政活動是可以預測的；４．許多貨幣活動和財政活動既不易於預測也不易於設想．因為這些活動是基於具有不完全的信息的私人行為和對通貨膨脹的不正確的預期．５．有既定的不可預測或不可預料的貨幣和財政活動所造成的經濟狀態的不確定性的程度逆向地依賴於這種活動的數量和頻率．換言之，貨幣和財政行為的變化越大，既頂影響越小．在這５個關於信息的假設中，前三個意味著中性假說，因為在政府的貨幣和財政活動可以預期的情況下，它們便不能對產量和就業產生影響．第四個假設則意味著非中性假說，因為在政府的貨幣和財政活動不可以預期的情況下，它們便可能對產量和就業產生影響．第四個假說，則超越了中性假說和非中性假說，名之為"變化假說"．變化假說代表一種對非中性假說的精確化．和"變化假說"並行不悖的是"錯誤配置假說"，以為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變化越大，更為可能的是，私人經濟活動當事者錯誤的解釋其他的經濟擾動，並失與對資源配置的調整，而這些其他的經濟擾動卻要求對資源配置進行調整．　　 三、自然率假說．自然率假說是理性預期學派理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除了理性預期概念，自然率假說在該學派的理論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自然率假說是作為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失業與通貨膨脹負相關的互替關係，即所謂菲利浦曲線的批判的武器提出來的．在自然率假說形成之前，關於通貨膨脹與經濟總量（產量、就業和失業）之間的關係，人們通常只是簡單地接受一條穩定的菲利浦曲線的假說，把較低的失業率和較高的通貨膨脹率聯繫起來，並暗含地假定，這個交替關係同過去和現在的貨幣和財政行動無關．相應地，政府可以應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使產量和就業保持在它所希望保持的水平上，若它願意接受同其所選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相聯繫的通貨膨脹的話．自然率假說反對這種常規的見解，它認為，在經濟總量（產量、就業、失業）和通貨膨脹率之間不存在一種固定的關係，而在這些經濟總量同實際通貨膨脹率和其關於通貨膨脹率的預期間的差別之間，則存在一種固定的關係．更特殊地說，自然率假說認定，給定經濟的微觀經濟結構，私人經濟活動的當事者，包括企業家、消費者、工人的基於對通貨膨脹率的正確的預期的經濟行為，會形成唯一的總產量、就業和失業的水平，亦即其"自然水平"．總產量和就業高於、等於或低於其自然水平，是同通貨膨脹高於、等於或低於一般預期通貨膨脹率相聯繫的．自然率假說並不意味著，貨幣和財政活動不影響對產量和勞務的總需求水平，它也不否認歐洲能夠需求影響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但它意味著對政府行為，例如所得稅率的變化和失業補助金的變化，會引起整個時期經濟總量（產量、就業、失業）的自然水平的變化．但是，自然率假說意味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必影響實際通貨膨脹率和預期膨脹率間的差別，從而使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相對於其自然水平而發生變化．另外，若人們的關於實際通貨膨脹率高於或低於預期通貨膨脹率的經驗使得他們傾向於提高或降低通貨膨脹預期，那麼，產量和就業的自然水平便只是同一種穩定的通貨膨脹率相一致的水平．產量和就業水平高於其自然水平，包含著預期的實際的通貨膨脹率的穩定的增長．相反，預期的和實際的通貨膨脹率下降，則需要一蕭條時期，這時的產量和就業水平低於其自然水平．這樣，自然率假說便意味著，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不會使產量永久地高於其自然水平，或失業率永久地低於其自然水平．　　 四、政府行為．政府行為是可以預測的，雖然可以不無理由地假定，政府的大量活動不是系統的，但並非是不可預測的．例如，所公布的測量貨幣價值的數據和財政變數及價格指數，都可以作為人們對政府行為進行預測的依據．即使政府的某些貨幣和財政活動現在是不可預測的，但並非是以後將永遠不可預測的．而且，政府的貨幣活動和財政活動的系統的部分，又是為人們所熟知的，各個時期反覆重複一種同樣的措施，將會使人們形成一種對政府行為的一種預期的觀念，因而，人們便將以自己的特殊行為來抵消政府的影響，從而使政府的政策的作用減至最低．政府政策的作用在於"出奇制勝"，即在人們對政府的政策還沒有做出正確的、理性的預期的時候，它們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但當人們對政府的政策逐漸熟悉之後，能夠對政府行為較為準確地做出預期，政府政策便將逐漸失效了．基於此，理性預期學派解釋何以凱恩斯主義的管理需求的政策會逐漸喪失效力的原因．認為，凱恩斯主義的管理需求的政策，在其最初應用於經濟生活的時候，人們還不熟悉它，尚不能對它做出理性預期，因而它顯示了較大的效力．後來，凱恩斯主義的管理需求的作出不斷地、反覆地在經濟生活中應用，人們對它也逐漸熟悉起來，並能做出較為準確的合理的預期，一致使它再也沒有最初所顯示出來的那樣的效力了．這可以適用於對任何一種政策作用的說明．　　 　理性預期學派分析方法上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特點：一、預期的形成本身成為經濟分析的對象．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學家們認為，預期的形成本身就是經濟行為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應該確立一種經濟分析方法，就像應用各種經濟學原理去分析市場行為那樣來分析預期的形成．在這裡，預期的形成第一次成為經濟分析的對象．凱恩斯也深知對未來的預期對於經濟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並指出了企業的投資函數是資本主義經濟之所以發生動蕩的主要原因．在他的理論中，企業投資決定於投資者的精神狀態，即其對於投資的未來的利潤率（即資本邊際效率）的預期．因此，活力、商業信心、投資者集團的群體心理，成了凱恩斯經濟分析的核心．雖然如此，但在凱恩斯的模型中，預期的形成卻被置於心理學的領域而沒有置於經濟學領域，因而還不屬於嚴格的經濟分析．與凱恩斯不同，理性預期學派把預期看成是利用最好的經濟模型和所有現已掌握的信息所得出的關於某個經濟變數的水平或變化率的明確的預測．換言之，預期的觀念是一經濟模型為基礎的合理的經濟預測．在這裡，其獨特之處在於向經濟學家們展示了一個在自己的模型中處理預期的新方法．　　 二、把經濟活動當事者基於理性預期所可能採取的對策作為研究的對象．理性預期學派的基本命題是：消費者和企業使許多信息對其有用，他們不僅是宏觀經濟政策的調節的對象，而且也以自己的理性預期的經濟行為積極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他們對宏觀政策的反應，決定著這些政策的效果．換言之，宏觀政策的成功與否不僅決定於政策的制定者一方，還在於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是宏觀政策的制定者必須充分了解並在制定政策時予以充分考慮的．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表明，在理性預期世界中，政府的需求管理的政策是無效的．因為這一政策沒有顧及到企業和消費者方面的理性預期行為的影響．反過來說，由於沒有考慮到企業和消費者的理性預期行為在經濟生活中的實際作用，使得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喪失了效力．這對於那些堅持凱恩斯主義信條習慣上認為"大蕭條"不隊重演的人們來說，是相當感到震驚的．　　 三、堅持新古典的信條．理性預期學派，從經濟學範疇上午劃分，屬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的特徵，是他強點作為理性的經濟人的理性的經濟行為．理性預期學派的理性預期理論，實際上是對新古典經濟學關於理性經濟人的理性行為的分析的擴展與補充，或者說，它是沿著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思路進一步展開其理論分析的．進一步說，在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分析中，始終堅持新古典經濟學的如下三個重要的信條：第一，經濟當事人的實際經濟決策，例如關於儲蓄、消費或投資的決策，只取決於實際的而不是名義的或貨幣的因素；第二，在經濟當事人的的有限信息之下，他們是一貫的和成功的最優先者，即他們連續地處於均衡中；第三，在評價經濟環境時，經濟當事人不會犯系統的錯誤，即他們具有理性預期．在經濟分析中，強調經濟變數的實際因素，對於經濟當事人的決策的決定作用，以及強調經濟當事人連續的實現均衡，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本特徵．此外，新古典經濟學還假定，人們進行經濟活動時已掌握完全的、充分的信息，因而，他們會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隨時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調整，以在新的市場環境中實現新的均衡．但是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不重視預期的作用，在那裡，人們的經濟行為是隨時根據信息進行調整的．以充分的信息為根據對未來的經濟形勢進行理性預期，從而決定經濟當事人的經濟決策，這是理性預期學派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新的理論貢獻．進一步說，它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定之下所做出的關於人的經濟行為的新的理論分析．此外，理性預期學派在分析方法上還有一些重要的特點，例如，它強調經濟活動的動態分析，每種經濟變數都打上時期的烙印，考察從一個時期到另一個時期經濟活動的變化過程及發展趨勢，並把經濟活動的動態分析同理性預期的分析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的具有理性預期的動態經濟分析理論．在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中，還大量應用數學方法．在這裡，幾乎動用了一卻可能動用的數學工具，因此，使其分析具有數量上的精確性．這也應該是它分析方法上的一大優點．但從另一角度上看，也是一個缺點，因為這樣一來便使得一般缺乏嚴格數學訓練的讀者望而卻步，使之不易為一般大眾所了解．　　 理性預期學派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理論觀點，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微觀經濟學中，由於引進理想預期的分析，將對傳統的帕累托最優先的分析做適當的修改；在宏觀經濟學中，由於引進理性預期、貨幣中性、自然率假說，將改變傳統的宏觀經濟運行機制的分析，並將否定失業與通貨膨脹相互易位的關係，即菲利浦斯曲線．在經濟學方法上，將較多的採用經濟計量方法，論述隨機變數在經濟活動中的影響．　　 一、理性預期學派與微觀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界流行的微觀經濟學，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基本上是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制度和價格與產量決定的分析．　　 這種理論分析在分析方法上屬於靜態均衡分析，包括局部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析．理性預期學派對於傳統的微觀積極理論的最重要的貢獻，是它提出了理性預期的假說．理性預期假說，反映了在動態的一般均衡條件之下，經濟活動當事者為實現其經濟行為最優先的基本要求．考慮到理性預期的因素，經濟學應當進行一般動態均衡的分析，並且在微觀經濟學中佔有相當的分量．就產品市場而言，不但要進行靜態均衡分析，還要進行動態均衡分析．在傳統的微觀經濟學中，對產品市場均衡的分析，基本上是靜態均衡分析．在這時沒有時間的概念，僅有在"虛空"中的抽象的經濟變數的變動及其打破均衡或形成均衡的狀況．就是說，人們沒有以理性預期預測價格的變動，並根據這種價格的預期來確定自己的產量的決策．為吸收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研究成果，應該在微觀經濟學中，加強動態均衡分析的力度．就產品市場分析而言，要考慮影響消費者行為的長期的、動態的應素，引入"前瞻性消費理論"，考慮影響供給者（廠商）行為的長期的、動態的因素，引入"前瞻性投資理論".就勞動市場分析而言，要考慮影響勞動供給和勞動需求的長期的、動態的因素，從長期的、動態的角度絕地功能勞動的均衡．這裡當然也要貫徹勞動的邊際收益等於勞動的邊際成本的利潤最大化規則，但這裡是從長期的、動態角度對最大化利潤規則的體現，這裡要考慮工人對工資率變動的預期，也要考慮貨幣衝擊對工人和廠商的經濟活動的影響．總之，要考慮理性預期及變動的經濟事件對勞動市場的長期的、動態的均衡影響．　　二、理性預期學派與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對宏觀經濟學的影響頗大．這種影響可以從兩方面分析：一是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化；二是對原有的宏觀經濟學理論與政策觀點的變革．１．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化．理性預期學派理論分析的最終目的，是以微觀經濟學取代宏觀經濟學，消除現存的宏觀經濟學．在他們看來，宏觀經濟變數、總供給、總需求、總就業量，是由具體的微觀的經濟變數加總而成的．因此，要了解宏觀經濟變數的變動情況和變動規律，首先必須探討微觀經濟變數的變動情況和變動規律．另外，再從理性預期假說、貨幣中性假說、自然率假說發揮作用的情況看，理性預期學派也必然將從微觀的經濟分析取代宏觀經濟分析．就理性預期假說而言，驚醒理性預期的主體是一個一個具體的經濟活動的當事者，正是一個一個具體的經濟活動的當事者的理性預期，以及其在理性預期基礎上所做的經濟決策，構成了整個社會最優先的經濟活動的基礎．因此，要探討整個社會最優先的經濟活動，便須首先探討具體的經濟活動當事者的理性預期行為和決策，這就必須進行微觀經濟分析．再就貨幣中性假說而言，貨幣之所以僅僅起到作為交換的媒介和經濟計量工具的名義變數作用，也關鍵在於具體的經濟活動當事者按照理性預期進行實際的經濟活動．換言之，正是經濟活動當事者的理性預期及其活動，使貨幣緊急起到名義變數的作用，使之具有中性．這也意味著對具體的經濟活動當事者的經濟活動的微觀經濟分析．至於自然率假說，它把各種經濟變數的自然率水平規定為各種市場實現均衡時所達到的水平．顯然，"自然率假說"要求分析各種市場實現均衡的情形．而對各種市場均衡的分析，則屬於微觀經濟學的範疇．但在理性預期學派那裡，這種微觀經濟分析是用來說明總量經濟行為的．２．宏觀經濟學的變革．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是與凱恩斯經濟學大相徑庭的．可以說，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的提出，是對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變革．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否定有效需求理論．有效需求理論是傳統的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全部理論和政策的分析，都是以有效需求理論為基礎的．理性預期學派關於宏觀經濟行為的分析，則從根本是否定了這種有效需求理論．理性預期學派一理性預期否定這個有效需求理論．按照理性預期學派的分析，經濟活動當事者的理性預期行為，使其投資決策是較為確定的，而且，在市場價格機制的作用下，總能使市場出清，即產品市場和勞動市場沒有供給超過需求的現象發生．因此，在這裡沒有有效需求的問題．　　雖然，在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中，也有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分析，或總供給或總需求的均衡分析，但在這種分析中，與凱恩斯的總需求決定總供給的分析不同，主要是在微觀層次上對經濟活動當事者的以理性預期為基礎的消費與供給活動的分析，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是作為經濟活動當事者的供求行為的均衡結果而出現的．這和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論是根本不同的；對菲利浦斯曲線的否定．理性預期學派對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變革的另一個突出的表現，是其對表明失業與通貨膨脹的交替關係的菲利浦斯曲線的否定．理性預期學派對菲利浦斯曲線的否定的根據，在於經濟活動當事者的理性預期和經濟中的自然失業率的存在．經濟活動當事者的理性預期，使貨幣數量的增加，從而價格的提高（通過通貨膨脹）不能影響實際經濟變數的變動．正是這些實際經濟變數的均衡，決定自然失業率．因此，在通貨膨脹與失業率之間不存在負相關的相互交替的關係．這種對菲利浦斯曲線的否定，是對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根本性打擊；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否定．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行為的基本特點是"逆經濟風向行事"．理性預期學派以理性預期理論證明，這種"逆經濟風向行事"以穩定經濟為目標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完全不靈的．因為，按照理性預期學派的分析，經濟活動當事者的理性預期及其針對政府的經濟政策所做的對策，將大大抵消政府經濟政策的作用，由此得出政策無效的結論．理性預期學派的"政策無效論"，是對傳統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的根本否定．　　三．理性預期學派與經濟學方法論的更新．　　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活動也引起了經濟學方法論的更新．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１．模擬經濟模型在說明實際經濟中的新作用．模擬的經濟模型以其抽象的、虛擬的、非現實的特徵，來說明實際的經濟現象．而且，按照盧卡斯的觀點，一個經濟模型越是"現實的"，其可以用於說明實際經濟的有用性越少，人們就越不願意選擇這種模型．這裡所講的模型的"非現實性"，是指對大量的實際的經濟現象的一種科學抽象，是對實際的經濟現象的本質的概括．顯然，說明實際經濟現象的本質的虛擬的抽象的經濟模型，同任何一種具體的實際的經濟現象都不同，企圖在這種虛擬的抽象的模型中找到完全同某一具體的經濟現象完全相同的東西是不可能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任何反映經濟現象本質的抽象的經濟模型都是"非現實"的．然而，這種非現實的抽象的經濟模型，卻是對實際的經濟現象的本質的最準確的概括，因而可以用來解釋實際的經濟現象和實際的經濟關係．而且越是"不現實"的，越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實際上，任何一種科學研究都是走的這樣一條科學抽象道路，都在貫徹這樣一條模型的"非現實性"的原則．這不是理性預期學派經濟學家的新發現．理性預期學派在這一方面的新貢獻，在於他們提出的抽象的經濟模型檢驗某種政策效果的觀點．　　盧卡斯曾經指出，理論經濟學的作用之一是提供充分有說服力的假想的經濟體系．這個體系像一個化工廠那樣起作用，利用這樣的化工廠，使那些在實際經濟中以驚人的花費才能實驗的政策，能夠以低得多的代價得以試驗．這種以抽象的模型檢驗某種政策效果的觀點，具有一定的創意．如果把決定某種政策在實際經濟中將發揮作用的各種參數和約束條件以一個經濟模型顯示出來，觀察政策在這些參數的作用下和有關的約束條件之下所能得到的結果，也就等同於在實際經濟中的檢驗．這實際上就是自然科學中的那種科學實驗的方法．只是在以往的包括經濟學在內的社會科學中尚未應用過這種方法．理性預期學派的這種以經濟模型檢驗政策效果的方法，應該說，具有積極的意義．這種方法大大革新了經濟研究的方法，使其向"使用性"大大跨進了一步．　　２．時間系列分析與理性預期分析的結合，使經濟分析具有動態的實感．　　 理性預期經濟學家，尤其是盧卡斯，非常重視經濟的時間系列分析．認為，一切經濟活動都是通過時間運行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產生新的經濟事件，不斷出現新的經濟擾動，人們總要努力對行將產生的經濟事件、經濟擾動以及各種隨機的經濟變數做出力求準確的理性預期，以規範自己的經濟活動．因此，經濟分析，從根本上說來，是時間系列的分析，又是對人們的理性預期行為的分析，或者說，是時間系列的分析和理性預期分析的結合．在理性預期學派之前，經濟學已發展了一種以動態一般均衡為特徵的時間系列分析，利息功能預期學派的新貢獻在於把理性預期進入時間系列，從而把以時間系列為特徵的經濟活動與人們的理性預期結合起來，跟完整、更準確地表述了經濟活動當事者具有理性的經濟說道的特徵，使之更加具有動態的實感．這種分析方法，特別在分析具有長期的、動態的特徵的經濟周期的問題，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正是依照這個方法對經濟周期現象的說明，使經濟周期理論更為充分地反映了經濟現象的本質．３．全方位、多角度的經濟計量模型，使經濟分析在數量上更加精確化．理性預期學派經濟學家，實際上是經濟計量學家，他們所設計的各種抽象的、虛擬的或非現實的經濟計量模型，都是經過經濟計量充分論證的，他們所展開的時間系列分析、理性預期的分析，都充滿了經濟計量的分析．可以說，理性預期學派以全方位、多角度的經濟計量模型，使經濟分析在數量上更加精確化．如果說，戰後西方經濟學有一種日益數量化的發展趨勢，那麼，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計量模型的發展，可以算作是這種數量化發展趨勢的一個典型的代表．在理性預期學派的經濟計量分析中，調動了包括微積分、線形代數、概率論、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等幾乎一切數學工具．因此，使得分析頗為艱深．顯然，理性預期學派的這種經濟計量的分析方法，也對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一致使得一位去過美國的中國中青年經濟學家發出感慨："我現在不懂經濟學了."的確，不懂得數學，特別是不懂得經濟計量方法，就不懂得經濟學．　　　 倫敦學派　　倫敦學派（The London School）是當代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流派．它形成於本世紀２０、３０年代，其主要的特點是堅持和維護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因其代表任務均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工作過而得其名；又因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是該學派的核心人物，而成為當代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學派中的一個重要流派．　　英國是世界上資本原始積累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最早和最為典型的國家．１５世紀末，英國的農村已發生了強制奪取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到１６世紀中葉，英國的手工業、國內外貿易已得到了迅速和廣泛的發展，在１７世紀中葉，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最後勝利，取得政權的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極大地推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在國際市場中地位的變化，英國的資產階級要求取消一切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限制措施和政策，實現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這種新興統治階級的要求，反映在經濟思想和理論上，就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興起．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威廉.配第在其著作中就已開始脫離重商主義的軌道，他的後繼者依據其思想，把論證經濟自由、以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作為理論研究的主要任務．作為英國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創立者的亞當.斯密，在其劃時代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更是淋漓盡致地從理論上論證了經濟自由主義的觀念，闡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的要點，提出了具體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政策．因此，古典自由放任的思想有很長的時間在英國佔據了統治地位，成為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故鄉．推崇市場機制，強調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預，突出私人企業，成為當時英國經濟學界的重要傳統．如１９世紀後期以劍橋大學經濟學係為主體的劍橋學派、２０世紀初期以倫敦經濟學院為核心的倫敦學派，均是沿襲這一傳統建立起的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學派．　倫敦學派的創立者是埃德溫.坎南．坎南是英國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於１８９７年起就在倫敦經濟學院（當時稱為倫敦大學經濟學院）任教，培養了以利奧尼爾.羅賓斯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其中一些人後來成為倫敦學派的骨幹．由於當時只有劍橋學派活躍在英國的經濟理論講壇上，倫敦學派還未嶄露頭角，因而把坎南在２０世紀１０－２０年代為倫敦學派建立所做的工作稱為"倫敦學派的準備時期"．進入３０年代以後，羅賓斯等人的學術思想日趨成熟，日臻完善，影響也逐漸增大，且秉承了英國經濟自由主義的傳統，倫敦學派逐漸形成．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的大危機，不僅動搖了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而且宣告了傳統自由放任思潮的破產，證明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存在"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的內在穩定性，也對當時的西方經濟學界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開始改弦易輒，在對傳統經濟理論提出質疑的同時，提出了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的政策，首倡者可算是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影響下，長期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劍橋學派的經濟學家們，開始聚集在凱恩是理論的大旗下，保守的劍橋學派也就因此而逐漸消失．但倫敦學派卻依然堅持自由放任的思想，並與凱恩斯展開了論戰，倫敦學派也就因繼承和堅持了英國自由放任的傳統而日漸聞名．１９３１年哈耶克受羅賓斯之邀，有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到倫敦經濟學院講學，並立即投入到倫敦學派與凱恩斯的辯論之中．堅持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哈耶克的"參戰"，不僅增加了倫敦學派的力量，而且大大的提高了倫敦學派的聲望．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１９５０年．在這一期間，倫敦學派還與奧斯卡.蘭格就社會主義制度的可行性進行了論戰（論戰的集中點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經濟計算的可能性，倫敦學派則持否定態度）．這段時間是倫敦學派的發展時期，也是它的鼎盛階段．１９５０年哈耶克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工作，倫敦學派的主要成員，如羅賓斯、約翰.希克斯、阿巴.勒納等人也開始放棄經濟自由主義，承認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倫敦學派走向衰落和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倫敦學派由於存在的時間不長，許多理論觀點與傳統的自由主義相近，並受到其他學派的影響（如奧地利學派），因而在西方的當代經濟思想史（或當代經濟史）中，並沒有處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哈耶克一生曾在信奉新經濟自由主義的四個中心－維也納大學、倫敦經濟學院、芝加哥大學和弗萊堡大學工作過，且四個中心均宣稱哈耶克為其學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就倫敦學派的存在性和哈耶克的歸屬，西方和我國的經濟學家都有十分明確的界定．如著名的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哥德弗里德.哈伯勒曾對倫敦學派有過這樣的界定：指曾在倫敦經濟學派執教的哈耶克、羅賓斯等人為首的一批保守經濟學家，他們人數不多，但影響很大（羅賓斯後來改變他自己的觀點）．我過著名的經濟學家胡代光、厲以寧也曾指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考察，哈耶克無疑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家．但從哈耶克的學術傾向來看，對他最適當的評價是：他是理論上自成體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同羅賓斯的觀點最為接近，把哈耶克和羅賓斯合稱為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最為恰當．"因此，把倫敦學派作為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主要學派進行研究，把哈耶克作為倫敦學派的核心人物進行介紹，是科學的和合適的．　　 從前面的介紹中可以了解到，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坎南溫.坎南、利奧尼爾.羅賓斯、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約翰.希克斯、阿巴.勒納以及西奧多.格雷高里、尼古拉斯.卡尼多等人．其中，除了奠基人坎南以外，保持倫敦學派的傳統、自始至終堅持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僅為哈耶克一人．　　 埃德南.坎南（１８６１－１９３５）生於西班牙的馬德拉群島．出世後不到三周，因母親病逝，全家遷回英國的伯恩茅斯，並在那裡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坎南於１８８０年進入了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學習，１８８４年獲文學學士學位，１８８７年獲文學碩士學位．１８９７－１９２６年任教於倫敦經濟學院，１９３１年受聘於牛津大學，擔任悉尼.鮑爾講師職務．他在１９０２年和１９３１年擔任過英國協會F部主席，１９３２－１９３４年期間擔任過皇家經濟學會會長，並曾榮獲格拉斯哥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和饅徹斯特大學名譽文學博士的稱號．他在經濟學方面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１．經濟學說史方面的教學和科研工作．　　 在這一方面，他有一些引起人們注意的研究成果．２．編校亞當.斯密的有關著作．如他所編輯的<<國富論>>，曾一度被認為是最好和最標準的版本．他還在１８９６年編輯了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法學的講座稿．３．傳授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從他教學中所使用的教材、以及他的經濟理論觀點看，坎南深受英國經濟學傳統理論的影響，並與同一時代著名的經濟學家馬歇爾有相近的觀點．如他在１９１９年以<<紙英鎊>>為題重新出版的<< 金塊報告>> 中，贊同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匯兌比率恢復金本位制，這一理論觀點不僅表明了坎南在貨幣問題方面的立場，而且直接導致了在以後的年代中與凱恩斯的衝突．因此，在他去世以後，<<時代>>周刊在刊登坎南的訃告時，給他冠上了"正統經濟學家"的稱號．也就是他的傳統經濟思想，培養了一代學者，並使他自然地成為倫敦學派的奠基者和領袖．坎南的主要著作有:"<<初級政治經濟學>>（１８８８ 年）、<<１７７６－１８４８年英國政治經濟學中生產與分配理論史>>（１８９３年）、<<英國地方說史>>（１８９６年）、<<經濟展望>>（１９１２年）、<<國富論> >（１９１４年）、<<貨幣：與價格升降的聯繫>>（１９１８年）、<<經濟理論述評>>（１９２９年）、<<現代通貨及其價值的調節>>（１９３１年）、<<經濟大恐慌>>（１９３３年）等．　　 利奧尼爾．羅賓斯（１８９８－１９８４年）生於英國的米德爾塞克斯．１９２０－１９２３年就讀於倫敦經濟學院．畢業後，他幾乎一直在倫敦經濟學院工作．其中，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任研究助教，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任講師，１９２９－１９６１年任經濟學教授，１９６２－１９６９年在辭去教授職務後，任兼職教授，１９６７－１９８０年，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榮譽教授．在校期間，羅賓斯還長期擔任過倫敦經濟學院經濟學系的系主任．除此之外，還在牛津大學干過短期的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還擔任過戰時內閣辦公室部門的負責人，１９４４年還與凱恩斯一起，代表英國出席了布雷頓森林城會議．羅賓斯在經濟學上的拱券主要體現在：１．經濟學宗旨和方法論方面的研究．在這一方面，羅賓斯對經濟學研究領域的界定，以及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區別等看法，對經濟學家確定經濟科學的性質，產生過重大的影響；２．長期堅持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確立倫敦學派的獨特作用；３．在經濟思想史教學與研究方面的貢獻，這主要體現在羅賓斯自己撰寫的著作和他對其他經濟學家的影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羅賓斯本人在研究工作中很少用到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必不可少的數學工具，但在他領導下的倫敦經濟學院卻成為當時研究經濟計量理論的中心．羅賓斯的主要的著作有： <<論經濟科學的性質與意義>>（１９３２年）、<<大蕭條>>（１９３４年）、<<經濟計劃和國際秩序>>（１９３７年）、<<階級衝突的經濟根源>>（１９３９年）、<<戰爭的經濟原因>>（１９３９年）、<<和平與戰爭時期的經濟問題>>（１９４７年）、<<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政策理論>>（１９５２年）、<<經濟思想中的經濟發展理論>>（１９６８年）、<<現代經濟理論的演變>>（１９７０年）、<<反通貨膨脹>>（１９７９年）．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１８９９－１９９２年），"２０世紀經濟學的一個中心人物和奧地利傳統的最主要的代表，１９７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不僅在經濟學領域，而且是政治哲學、心理學和認識論領域的一位多產作家，......"１８９９年５月８日生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參加炮兵部隊的工作．隨後，他進入維也納大學法學院學習，１９２１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１９２３年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１９２３年，哈耶克去美國訪問，以研究美國經濟問題研究助教的身份，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和工作．１９２４年，哈耶克回到維也納．隨即與一批年輕的、初顯才華的經濟學者聚集在著名的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密塞斯的周圍，並參與了密塞斯研究２０年代奧地利經濟問題的私人研討班．１９２７年在密塞斯的支持下，哈耶克擔任了奧地利經濟周期研究所的所長，１９２９年成為維也納大學的講師．此時的哈耶克已成為奧地利有名氣的經濟學家了．１９３１年應羅賓斯的邀請，到倫敦經濟學院講學．就在這一年，哈耶克用英文出版了他的著作<<價格與生產>>，在使用英語的國家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這使哈耶克榮升為教授，並接受了圖克（Tooke）講座教授的職位．在英國的１９年時間中，哈耶克高舉經濟自由主義的大旗，先後與凱恩斯、蘭格展開了論戰．通過論戰，哈耶克不僅發展和完善了自己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出版了一系列具有獨特思想的論著，初步形成了被人譽為"弗里德里希． 哈耶克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Fried rich Hayek）的理論框架，而且大大提高了倫敦學派的聲望．１９３８年，哈耶克加入了英國的國籍．１９５０年，哈耶克離開英國，前往美國，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學擔任社會與道德科學教授．他的研究工作轉向思想史和社會、政治和法律哲學等更為廣泛的領域．１９６９年退休後，以榮譽教授的身份返回自己的祖國，應邀到奧地利薩爾茨堡大學工作，一直工作到７８歲（１９７７年）．１９８４年，經撒切爾首相的建議，哈耶克被英國封為榮譽爵士．在以後的年代中，哈耶克在德國的弗萊堡度過．１９９２年，哈耶克在自己的家中永遠停止了工作．哈耶克在經濟學及其他領域工作了整整７０年，不僅是兼數個學派的思想領袖人物，而且是一位在多個學科都有建樹、成果頗為豐厚的著名學者．從格雷１９８４年為哈耶克編輯的文獻目錄中可以看到，當時的哈耶克已有專著１８部、單行本２５本、編輯或做序的書１６本，論文２３５篇．哈耶克在經濟理論方面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圍繞中性貨幣、貨本理論、經濟周期、國際貨幣秩序、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間的聯繫等問題上，全面、徹底地闡述和堅持了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使之成為一位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堅持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各種經濟流派的精神領袖．他的理論特色是，既與奧地利學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又創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特別是通過對凱恩斯的批評使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和理論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在對國家干預、社會主義制度的可行性的批判上，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因此，"在西方經濟學家看來，哈耶克的主要貢獻在於：探索了價格在決定資本積累、工業破動和全國經濟生產率方面的知道性作用，把自由競爭制度作為大多數人生存的基本條件．"著名的美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也講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著作結合成為嚴謹的經濟理論的整體，對經濟史，政治哲學和政治學有重大的影響，對法學，科學方法論以至心理學的研究者都有影響．"哈耶克的主要著作有：<<價格與生產>>（１９３１年）、<<貨幣理論與經濟周期>>（１９３３年）、<<資本純理論>>（１９４１年）、<<通向奴役的道路>>（１９４４年）、<<自由的憲章>>（１９６０年）、<<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１９６７年）、<<法律、立法與自由>>（三卷本，分別於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６年、１９７９年出版）、<<貨幣的非國家化>>（１９７６年）、<<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思想史的新研究>>（１９７８年）、<<經濟的自由>>（１９９１年）等．　　 西奧多.伊曼紐爾.古根海姆.格雷高里（１８９０－１９７０年）生於倫敦，曾在伊林斯頓的聖歐文學院、斯圖加特和倫敦經濟學院學習．１９１３－１９１９年擔任倫敦經濟學院的助教，１９２０年擔任卡塞爾講座的國際貿易講師，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年擔任經濟學系系主任，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人卡塞爾講座經濟學教授．格雷高里是倫敦學派中具有才華，並有所貢獻的人員．羅賓斯曾稱他是"在２０年代，對倫敦經濟學院的國際地位作出眾多貢獻的一代有才華的教師中，最後一批人中的一個"．格雷高里的著作有：<<戰爭前、戰爭中於戰爭後的還匯>>（１９２１年）、<<關稅：方法研究>>（１９２１年）、<<圖克和紐馬奇的價格史引論>>（１９２８年）、<<黃金、失業與資本主義>>（１９３３年）、<<經過一個世紀的威斯敏斯特銀行>>（兩卷，１９３６年）．　　 下面對倫敦學派和哈耶克精心簡要的評議：對倫敦學派的評議．從西方經濟學史的角度看，倫敦學派在西方經濟學界並無多大的的影響，它的理論和經濟政策也似乎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一個最為典型的事例就是，在西方經濟學的權威性書籍和辭典中，都很難找到"倫敦學派"這個片語．倫敦學派可說得上是生不逢時．它所形成的本世紀３０年代正是市場機制的問題集中暴露、傳統的自由放任理論難以自圓其說的時代．這一時代爆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徹底粉碎了市場天然合理的神話，嚴酷的現實迫使眾多的西方經濟學家改換門庭，尋求新的理論．在這種形勢下，連秉承馬歇爾衣缽的劍橋學派，都開始放棄一貫堅持的自由放任理論，重新聚集在凱恩斯的大旗下．但倫敦學派此時卻逆當時的潮流而動，企圖依然高舉自由放任的大旗，反對凱恩斯國家干預政策，建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中心，其後果必然是先天不足，難成正果．最為明顯的事例就是其領袖人物之一的羅賓斯，在堅持了大半輩子的自由經濟思想後，不得不在晚年公開地宣布:"問題出在人的智力，我已經成為理論結構的奴隸，.....　　 .這種理論結構完全不適合已經發展了的形勢，所以它使我做出錯誤的判斷．"羅賓斯對凱恩斯理論的承認，應該說已宣布了倫敦學派開始退出歷史舞台．但是，作為倫敦學派的領袖人物坎南、羅賓斯個人，仍不愧是西方經濟學界歷史上的著名人物．正像前面所介紹的，他們在各自研究的領域上都曾作過較大的貢獻，都被後人冠之偉大的經濟學家．倫敦學派短暫的歷史再一次說明了，隨著生產了和生產關係的變化，對於應該放映和描述這種變化的經濟學，必須跟上歷史的發展，想以不變應萬變，不去認識或拒絕認識歷史的變化，必然落伍，出現生不逢時的遺憾．　　對哈耶克的評議．無可非議，哈耶克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無論是他對純經濟理論研究的貢獻，還是他那獨特的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都證明了這一點，他在西方經濟學家說史中地位是不可磨滅的．但是，從他堅持了一生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歷程看，從他與多為西方經濟學界著名的經濟學家的爭論過程看，特別是他竭盡全力地否定社會主義，否定計劃經濟的經歷看，他也是一個缺乏辨證唯物主義思想的人物，特別把他置於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唯物辨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多維坐標中，更可發現他的一些致命的弱點和問題．一．怎樣看待哈耶克經濟思想在歷史中的地位．哈耶克的經濟思想屬於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範疇，只不過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是最為徹底的經濟自由主義，它偏重於從倫理學的角度來探討"自由"，"平等"的含義，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鼓吹實行競爭性私人貨幣制度下的自由市場經濟，因而也可以稱哈耶克是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者．要對哈耶克經濟思想在歷史中的地位進行正確的判斷，就必須對哈耶克經濟思想產生的歷史環境進行分析，用歷史這面鏡子對哈耶克的經濟思想進行檢驗．在評價倫敦學派時已經談到，自從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經濟危機後，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西方經濟理論發生了重大的改變．由於這次危機是迄今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史中最為嚴重和最為深刻的危機，體現了深度上特別深沉、廣度上特別廣泛、時間上特別長久的特點，給資本主義世界造成了沉重的損失．從當時的情況看，占統治地位的傳統自由放任學說沒有能經得住考驗，在理論上難以自圓其說，在政策上一籌莫展，陷入了空前的困境；當時西方各國由於長期根據自由放任學說制定經濟政策，也陷入了難以自拔的泥潭．這次大危機深刻地表明，資本主義在當時已經腐朽，馬克思預言的必將摧毀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與生產社會化的矛盾已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拖到了崩潰的邊緣，這種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當然要全面的否定單靠資本主義市場機制進行自動調節，輔之以貨幣金融領域的傳統信用調節政策維持經濟正常運轉的老理論，老方法．因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３０年代經濟大危機的考驗面前，傳統自由放任理論的老方法完全失靈的現象決不是偶然的，它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生質的變化的必然結果．因此，３０年代爆發的大危機，不僅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的轉折點、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史中的轉折點，而且是在宣告馬歇爾新古典學說為中心內容的自由放任傳統經濟思想破產的同時，成為西方經濟學說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１９３３年，就在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一片惶恐、經濟呈現一片凄涼的時候，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兩起對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的時間．一起是一月底德國法西斯總頭目希特勒等上總理的寶座，另一起是三月初美國羅斯福入主白宮．這兩為追求目標完全不同的領導人，卻都開始實施國家對經濟直接干預的政策，開始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措施來對付日益加深的經濟危機．１９３６年凱恩斯的<<通論>>出版，提出了他有關酒靨一般理論及其政策措施，從理論上實現了被人稱為的凱恩斯革命．　　凱恩斯一反西方經濟傳統理論中的觀點，提出:　　 １．摒棄傳統理論中把資本主義制度說得完美無缺的說法，承認資本主義制度存在著失業和分配不均的問題．２．摒棄"供給會創造它自身的需求"的薩伊定律，和否定資本主義存在普遍意義的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理論，承認經濟危機和失業嚴重的經濟顯示；３．摒棄通過市場自動調節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傳統理論，承認在缺少政府的干預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難以達到充分就業；４．在具體的經濟政策上，凱恩斯提出了膨脹性的財政政策，實行擴大政府支出、赤子預算和舉債花費．把財政政策上升為"反危機"主要的位置，把傳統理論中首要的貨幣政策放在了次要的位置；５．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現代宏觀經濟分析，重點研究總就業量、總生產量和國民收入極其波動的原因，以區別馬歇爾以自由放任為基本內容的價格分析微觀經濟學．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提出雖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的經濟的干擾，但在戰後確實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西方各國的經濟迅猛發展，經濟波動起伏降低，５０－６０年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繁榮，證明了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正確．事實表明，凱恩斯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和挽救了資本主義．究其根本是，凱恩斯理論適應了資本主義制度私人壟斷資本主義轉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需要，也就是適應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生產關係發展的需求，它是順應人類社會發展潮流的產物．　　 但哈耶克卻從３０年代起一方面與凱恩斯展開激烈的爭論，否定宏觀調控、政府干預的經濟政策，企圖用中性貨幣理論代替凱恩斯的財政政策，抵消"主要藥方"的作用；另一方面大肆攻擊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制度，危言聳聽地製造出美國、英國有重蹈德國覆轍的危險，社會主義制度是通過奴役道路的言論，顯然是一種不顧歷史事實的對現實的嘲弄．因此，哈耶克堅持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從他個人來講並不為錯，但要放在歷史的經濟軸上來考察，明顯地是在逆社會發展潮流而動，這也就決定了他當時提出的種種理論，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制度、計劃經濟、凱恩斯理論和政策的批判是錯誤的，違背了當時社會總趨勢的大方向．二、哈耶克經濟理論的可取之處．無庸置疑，哈耶克是一位有影響的西方經濟學家，他６０餘年的認真研究也為後人留下了諸多的寶貴財富，甚至在我們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過程中，也有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地方．哈耶克是一位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因而也是一位對市場經濟理論、市場機制的運行過程研究十分深入、徹底的殲擊機學家，因此，他對市場機制確立在促進競爭、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作用，如信息分散論，就值得認真深入的研究；他對法治在確保競爭公正的作用，法治意義，法治、立法、執法三者含義的不同也是值得深入考慮的，特別是在我國不斷加強立法，推行法治，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機制建立、推行過程中顯得更為重要；哈耶克對計劃經濟、國家干預弊端的分析，對可能導致人治的問題，也可供我們參考；他對加強競爭、防止過分的公平，也是我們在推行諸如優勝劣汰、擇優上崗等具體改革工作可以借鑒的．哈耶克在經濟純理論的研究中，對貨幣理論、中性貨幣理論、經濟周期理論都有深入的研究、獨特的見解和重要的創新，這是西方經濟理論界已經確認的，值得我們在西方經濟理論的研究中進一步進行深入的探討．他那特殊的研究方法，利用倫理學，社會學，哲學等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挖掘一個社會制度的道德基礎和文化基礎，確立新的價值標準，對社會的經濟，社會現象進行多角度的審視，也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因為這對增加社會責任感，提高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研究、制定水平也會有極大的幫助　　　 瑞典學派概述　　 瑞典學派（The Swedish School）又稱北歐學派，是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以斯德哥爾摩大學為主要陣地，故又稱為斯哥爾摩學派。這個學派形成於本世紀20-30年代，戰後又有很大發展。它不僅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而且對當代世界有重要影響。當然，它的主要影響是在北歐，對其他西方國家的影響則基本上是學術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　　 [瑞典學派的代表人物]　　 瑞典學派從它的形成發展過程來看，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理論淵源時期；30年代的形成時期；戰後直到現在的發展時期。與此三個時期相應的代表人物也可劃分為三代。瑞典學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或先驅者，主要有納特&#8226;魏克塞爾、古斯塔夫&#8226;&#8226;&#8226;&#8226;&#8226;卡塞爾、大衛&#8226;達維遜等；第二代主要有：謬爾達爾、林達爾、倫德貝爾、奧林等；第三代主要有：阿薩爾&#8226;林德伯克。　　 [瑞典學派的形成和發展]　　 瑞典是北歐一個只有850多萬人口，45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小國，同時又是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對外高度開放型的國家。瑞典學派就是植根於這樣的國度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環境之中的一個經濟學流派。它萌芽於20世紀初。當時正值資本主義已逐漸由自由階段過渡到壟斷統治階段，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已日趨尖銳，以致爆發世界大戰和嚴重經濟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的1920年，便在一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周期性經濟危機，隨即又進入長期的慢性蕭條。到1927年左右，經過短暫復甦後，1929年更爆發了在資本主義世界史上空前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失業總數超過3,000萬人，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即使在所謂經濟高漲時期，失業人數也大量存在。與此同時，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小撮金融寡頭利用其所控制的國家機器，日益加強了對國家經濟生活的干預，藉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在此情況下，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所宣揚的自動充分就業均衡論和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在現實面前已漸趨破產，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便不得不在理論上另闢蹊徑，以維持資本主義制度的統治。瑞典學派就是為適應這種新的形勢需要而逐漸形成發展起來的。　　 瑞典學派的先驅者魏克塞爾在他1898年出版的《利息與價格》（後修訂為《國民經濟學講義》第二卷出版）一書中提出的所謂積累過程原理，乃為瑞典學派的經濟理論奠定了重要基礎。魏克塞爾在該書中首先批評了舊的貨幣數量論，認為它是一些同實踐很少有關係，有些方面簡直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理論，因而是錯誤的。在他看來，在一個銀行信用已充分發展的社會經濟中，一般價格水平取決於銀行提供的貸款條件或貸款利率。但這還不是決定價格水平的充分條件，因為價格上漲既可以與低利率或高利率並存，價格下跌也可以與低利率或高利率並存。他認為，確定這一問題的關鍵在於貨幣利息率，即市場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natural rate in interest）之間的差異。魏克塞爾就企圖從區分這兩種利息率的差異出發來說明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這就是所謂積累過程原理，即宏觀動態的均衡分析。　　 魏克塞爾的積累過程原理在資產階級經濟學說史上是具有承前啟後意義的。在此以前的傳統庸俗經濟學是進行靜態的均衡分析，而且把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截然分開。魏克塞爾的積累過程原理則把經濟的均衡分析開始動態化，並以利息率為紐帶，將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聯繫起來，建立起統一的貨幣經濟理論，用以說明經濟周期的波動。他的這種宏觀動態均衡分析方法，便成為後來瑞典學派普遍沿用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同時由於他的積累過程理論是通過貨幣利息率對經濟周期產生影響，而不是通過貨幣數量的變動對經濟周期產生影響，因此，他在政策建議方面，也是企圖藉助於調整利息率，而不是藉助於控制貨幣數量來克服經濟周期的波動。這點顯然對凱恩斯的貨幣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可見，魏克塞爾的經濟理論，不僅為瑞典學派奠定了重要基礎，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凱恩斯主義的先驅。　　 瑞典學派的理論淵源除魏克塞爾的理論外，還有卡塞爾、達維遜的理論。後二人從不同方面對魏克塞爾的理論進行批評和補充而形成了瑞典學派的又一重要思想來源。當然，這兩人的影響同魏克塞爾比起來還是屬於次要的。　　 如果說魏克塞爾、卡塞爾、達維遜等是瑞典學派的奠基者，那麼，瑞典學派的形成則應歸功於30年代的謬爾達爾、林達爾、倫德貝格和奧林等人，而主要是謬爾達爾。標誌著這一學派形成的主要著作有：①謬爾達爾在1927年出版的《價格形成問題與變動因素》。此書在傳統的靜態均衡價格理論基礎上，加進了預期（expectation）因素，強調企業家對未來的主觀預期及不確定和風險等因素在價格形成理論中的重要作用。②謬爾達爾在1939年出版的《貨幣均衡論》。此書把一些經濟變數區分為事前估計（ex-ante）與事後估計（ex-post）兩種，進行動態分析。③林達爾在1929年出版的《貨幣政策的目的和方法》。此書企圖建立動態分析的期間分析，以代替靜態均衡分析。④林達爾在1939年出版的《貨幣和資本理論的研究》。作者試圖對預期因素進行分析，建立一個一般動態理論體系。⑤倫德貝格在1939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研究》。作者採用過程分析或序列分析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波動和增長。⑥瑞典政府失業調查委員會於1933-1935年發表的《失業委員會最後報告書》。參加該委員會最後撰寫的瑞典學派經濟學家有謬爾達爾、奧林、哈馬舍爾德、阿克曼等。他們採用瑞典學派的分析方法和觀點，得出了需要通過政府干預來消除失業的結論。　　 60年代以後，瑞典學派的經濟理論獲得了進一步發展。這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德伯克。他所著的《新左派政治經濟學》（1971年）、《瑞典經濟政策》（1974年）兩書，在全面評述激進派經濟學的理論觀點的同時，系統地總結了瑞典近百年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政策，既保持了瑞典學派原來的傳統，又加強了瑞典學派理論中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思想。　　 [瑞典學派的特點]　　 前面說明，瑞典學派是在本世紀20-30年代壟斷資本主義統治已建立起來、資本主義矛盾已十分尖銳並爆發空前嚴重經濟危機的形勢下，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新古典學派的理論框架而形成發展起來的。它與新古典學派比較起來具有如下特點：　　 （1）首創了「一分法」的經濟分析方法。新古典學派信從薩伊定律和舊貨幣數量論，把貨幣的變動與經濟的變動視為互不相干的兩回事，瑞典學派則最先把二者結合起來創立了貨幣經濟論。　　 （2）倡導動態經濟學，企圖用以修補靜態經濟理論的缺陷，而他們的所謂動態經濟學，則是與他們的貨幣經濟理論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稱為貨幣均衡論。　　 （3）為了完成動態經濟的分析，在經濟分析的方法和工具方面，編造了一系列新的經濟術語和經濟範疇。倡導把一些經濟變數如資本價值、所得、投資、儲蓄、成本等區分為事前、事後兩種數值。主張用所謂期間分析或稱過程分析、序列分析來闡釋資本主義經濟的運動變化過程。　　 （4）把預期納入經濟分析之中，強調預期在經濟運行中「決定性」作用。　　 （5）著重純理論的研究，並從經濟理論引伸出政策建議，主張國家干預經濟。這個學派的主要成員大都直接參与瑞典政府經濟政策的制訂和執行工作。因此，瑞典學派的理論對瑞典經濟政策有重要知道作用；而在其純理論的研究方面，如其對凱恩斯學派的宏觀經濟理論和國家干預思想的影響就比較明顯。　　 （6）注重國際經濟理論和經濟制度理論的研究。瑞典是一個高度開放型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傳統很深的國家。瑞典學派經濟學家們從國情出發，自然對國際經濟理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理論的研究比較注重，並取得了相當成果。其中有些理論在西方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如：國際貿易理論等。　　 [對瑞典學派的評議]　　 瑞典學派從它的先驅者納特&#8226;魏克塞爾的經濟學產生算起，至今約有100年，即使從標誌著它形成的謬爾達爾1927年出版的《價格形成問題與變動因素》一書算起，也有近70年的歷史。這個學派與其他一些當代資產階級學派比較起來，不僅時間較長，而且在理論的許多方面也具有領先的或特殊的地位。這主要是指它表現在宏觀動態經濟理論、國際經濟理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等方面的特點。下面，將對這些理論扼要地予以評價。　　 （1） 對宏觀動態經濟理論的評價　　 瑞典學派的宏觀動態經濟理論是有魏克塞爾提出的積累過程原理奠定了基礎，而後又由林達爾、謬爾達爾等人予以修補而發展起來的。在西方經濟學中，它不僅率先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而對宏觀經濟進行了分析，而且它所提出的某些動態經濟分析的方法，至今也還頗具特色的。　　 魏克塞爾的積累過程理論，實際是對宏觀經濟進行動態分析的貨幣均衡理論。它是通過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貨幣數量論的批評而建立起來的。應當肯定，他對舊貨幣數量論的批評，雖不完善甚至還有缺點，但基本上是正確的。例如，他認為貨幣不僅是交換的媒介，而且具有儲藏手段的職能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特別是他批評舊貨幣數量論沒有把貨幣數量的變動與經濟的變動結合起來，而把貨幣視為覆蓋於實物經濟上的一塊「面紗」，是十分中肯的。這種「面紗」論，實際是否定了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二分法」，從而相應地提出了嶄新的把貨幣理論與經濟理論結合起來的「一分法」。很明顯，魏克塞爾的這個新的「一分法」，對後來的現代貨幣主義者和凱恩斯學派的貨幣經濟理論都有重要的啟迪意義，以致有的西方經濟學家也認為，魏克塞爾這個「一分法」「無論對前期的凱恩斯的經濟思想還是對後期的凱恩斯的經濟思想都產生了影響。」　　 魏克塞爾還創造性地把利息率區分為自然利息率和貨幣利息率，並把二者的差異視作價格和經濟積累性變動的原因，從而把貨幣的變動與經濟的變動結合起來，創立了貨幣經濟論。他的這個貨幣經濟論既是後來凱恩斯貨幣經濟論之啟蒙，同時又與凱恩斯的以有效需求論為基礎的貨幣經濟論相區別。此外，他的自然利息率的概念，不僅影響了後來貨幣學派的自然失業率概念的產生，而且對凱恩斯在他《貨幣論》中所提出的自然利息率概念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這是凱恩斯自己也承認的。凱恩斯說：我的「所謂自然利率，乃是使一時期中儲蓄量……與投資量保持相等之利率。當時我認為這是唯一的利率；又相信這個概念，一方面是魏克塞爾之『自然利率』概念之演變，另一方面把他的概念明朗化。」儘管凱恩斯在後來對自然利率的概念已不那麼看重為「唯一的利率」，而且又用所謂「中立利率」的概念來代替，但這已足夠證明，魏克塞爾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在西方經濟學中有多麼大的影響。　　 當然，應當看到，魏克塞爾的積累過程原理本身並不完善，甚至還存在矛盾和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他的積累原理是以充分就業假定為前提的，因此，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的差別只引起價格積累的變動，而不致引起總的產量就業水平的波動。這一缺陷後來林達爾也提出了批評，並予以修正，即把原來的充分就業假定改變為非充分就業假定。在這種情況下，積累過程就不僅表現為價格的積累變動，同時也表現為產量就業量的積累變動，從而是貨幣與經濟相結合的宏觀動態經濟理論在完善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跨進了一步。　　 在20-30年代，瑞典經濟學家們在對魏克塞爾積累過程原理提出批評和修正的同時，還提出了許多新的宏觀動態經濟分析的方法，創造了時點、時期分析，事前、事後分析，序列分析和過程分析等等的新概念。我們認為，這些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經濟分析中都是具有實用價值的，並把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結合了起來，從而是宏觀動態經濟理論更臻於完善。　　 至於瑞典學派從自己的宏觀動態經濟理論中所引伸出來的政策含義，我們認為也有可取之處。因為按照該理論，在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機製作用下，由於兩種利息率之差異會經常存在，以致經濟波動就不可避免。因此，為了實現經濟的穩定發展，國家干預就是必要的。我們認為，這種對新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政策的否定的觀點，是符合現代化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的。因而對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有借鑒意義。只是他們把國家干預的重點放到調節兩種利息率的差異使之趨於一致上，相應地片面重視貨幣金融政策，而忽視財政政策的作用，在實踐上卻未必能真正解決經濟穩定問題。二次大戰後，瑞典經濟發展的實踐已證明了這一點。戰後瑞典政府在實際上是重視財政政策勝於貨幣政策，甚至有時還加強了行政的經濟管制手段。　　 （2） 對國際經濟理論的評議　　 瑞典學派從瑞典作為北歐一個經濟發達的開放型國家的國情出發，十分重視對國際經濟理論的研究。其中在西方世界產生廣泛影響的有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理論和奧林的以要素稟賦論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理論，以及謬爾達爾、奧林的國際金融資本理論等等。　　 ①卡塞爾購買力平價論 卡塞爾在1922年出版的《1914年以後的貨幣和外匯》一書中，以較成熟的形式提出了匯率如何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這種理論認為，兩國貨幣之所以嫩能夠夠能夠互相兌換，是因為它們各自在國內具有購買力，因而兩國貨幣的匯率應該等於這兩國貨幣的國內購買力大小之比。由於一國貨幣購買力的大小與該國通貨膨脹率和物價的變動有關，二者呈負相關關係，因此，匯率將隨通貨膨脹率與物價的變動而變動。所以，卡塞爾的購買力平價論，實際是關於如何決定浮動匯率的理論，而非固定匯率的決定理論。　　 我們認為，購買力平價論在國際經濟關係中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首先，它是換算各國有關經濟指標的一個較好的工具，即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匯率來換算各國有關同一經濟指標（如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等等），可以避免按現行國際市場的實際匯率來換算對實際經濟水平的歪曲。因為一國經濟水平的高低，歸根結底是以該國所擁有的實物產量的多少來決定的。當以貨幣購買力平價為基礎所換算出來的某一經濟總量指標，自然就能較好地反映一國所擁有的經濟實物量的多少。而現行的市場實際匯率，由於要受一國貨幣在國際市場撒謊能夠供求關係和外貿商品、勞務的價格波動與偏離等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因而與以購買力平價來決定的匯率往往有忽高忽低的差異，以致會扭曲各國的實際經濟水平。所以在比較各國經濟水平時，用購買力平價的匯率來換算比用實際匯率來換算更為科學、可靠。　　 其次，它可以作為國家衡量和調節一國貨幣的現行實際匯率的重要尺度和依據。因為購買力平價的匯率既然反映了兩國貨幣的購買力水平，實際便確定了兩國貨幣的均衡匯率，現行的市場實際匯率乃是以此均衡匯率為中心而上下波動的，因此，以購買力平價匯率為尺度去與現行實際匯率進行比較，便可發現後者偏離正常均衡匯率的程度，從而採取相應的對策。　　 但是，購買力平價論卻存在局限性，主要是它在現實操作上較為困難，實用性有限。購買力平價的匯率，可以有絕對購買力平價和相對購買力平價兩種形式。就絕對購買力平價的匯率而言，由於它是以兩國貨幣在同一時期各自在國內購買力水平之比來決定的，因而要受兩國物價水平的影響，然而這所謂物價水平，究竟是以什麼物價為依據，是以批發價為依據呢，還是以零售價為依據？等等，就是難以確定的問題；就相對購買力平價的匯率而言，由於它是以某一基期的匯率為依據而計算出來的報告期的匯率，應選擇哪一個時點為基期來計算基期匯率就難以確定。如果基期選擇不當，則會對當前相對購買力平價的均衡匯率的確定發生系統的偏差。　　 正由於購買力平價論存在以上局限，所以，在國際金融史上對這種理論的實踐之成敗就無一定之規，有的取得較好效果，成功了；有的卻失敗了。當前西方經濟學家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來核算我國GDP的美元熟數值，結果使我國GDP的美元數值大大高於現行按市場匯率來換算的美元數值（如我國在1990、1991、1992年以人民幣來計算的GDP分別為17,400億元、19,580億元、23,938億元。按當時官方匯率1美元換5.2元人民幣折算，分別為3,346億美元、3,765億美元、4,603.5億美元。但若按西方購買力平價1美元換1元人民幣折算，則分別為17,400億美元、19,580億美元、23,938億美元，高出按現行市場匯率來核算的美元數值4倍多）。進而企圖把我國列入經濟發達國家之列。這顯然不符合實際，因而這也證明購買力平價論有其局限性。　　 ②奧林要素稟賦論 要素稟賦論是泊爾蒂爾&#8226;奧林沿襲赫克歇爾思想而於1933年出版的《地區間貿易和國際貿易》一書中提出來的，用以說明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和流向的一種國際貿易純理論。因此，又稱為赫克歇爾——奧林模型，或H—O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兩國之所以產生貿易關係，是由於各自擁有的各種要素比例不同，以及產品生產所使用的要素結構的差異所引起的。這就是說，一國擁有某種相對較豐富的要素去生產該種要素密集型的產品，其價格自然就比較便宜。於是該國生產這種具有相對價格優勢的產品出口，國際貿易就會發生，貿易的流向就是由生產某種產品具有相對優勢的國家，出口到生產該種產品具有相對劣勢的國家。例如，美、日、德擁有的勞動資源相對豐富，就生產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於是資本密集型的產品由美、日、德發達國家流向印度、埃及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產品則由印度、埃及發展中國家流向美、日、德發達國家，國際貿易就是這樣發生和進行的。　　 我們認為，奧林的這種要素稟賦的國際貿易理論，是在承襲李嘉圖以來比較成本優勢理論的基礎上經過修補而建立起來的。它在要素成本差異的分析上，以及把約翰&#8226;穆勒供求價格論擴大到國內外一切生產要素和商品價格決定的範圍，都表明在國際貿易理論史上是一個新的發展。同時，這種貿易理論還認為，各國要素稟賦的差異，從而各國要素價格的差異，通過彼此的產品貿易，便有縮小和均等化的趨勢。應該說，這種看法是有一定辨證意義的。此外，奧林的要素稟賦在開創現代西方國際貿易理論之先河的歷史意義方面，也應予以足夠的估計。　　 然而奧林的這種國際貿易理論，是以一系列國內、國外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的假定為前提而建立起來的，因而是適應國際自由貿易要求的一種國際貿易理論。但在現實生活中，完全的國際自由貿易並不存在，特別是在戰後，包括一些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內，貿易保護主義的傾向還有加強之勢。因此，它的適用性就要大打折扣。而且它對要素稟賦差異的分析，只看到各國所擁有的要素量的差異，而忽視了要素質的差異，也是片面的。例如對勞動要素，只看到各國擁有的勞動相對數量的差別，沒有看到各國勞動資源在素質上的差異。所謂里昂惕夫之迷，實際就是由於這種片面性的，脫離實際的假定前提而產生的。以致後來的經濟學家企圖用所謂人力技能理論、人力資本理論予以彌補。這些後來者的「彌補」工夫也並不高明，甚至更進一步滑進了庸俗的泥坑。因為人力資本理論把勞動者的技能視為固定資本，那豈不等於說勞動者也成了擁有資本的資本家！很明顯，這是一種混淆勞資界限的庸俗觀點。　　 奧林要素稟賦論最根本的缺陷，還在於它是在以供求價格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從這一點上說，它比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說還倒退了一步。李嘉圖始終堅持勞動價值論，在比較成本學說上，他也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即認為各國比較成本的差異是由於勞動效率的高低不同，以致兩國生產同一種產品所付出的以勞動量來計算的成本有差異，於是，兩國便各自生產比較成本較低的產品出口。而要素稟賦論由於否定了勞動價值論，便把勞動、資本、土地同樣地視為構成產品成本的基礎，認為各個要素的成本大小應以其稀缺程度而定，即由庸俗的供求關係決定。實際也是用庸俗的生產要素論來代替勞動價值論，承認資本、土地也創造價值，從而掩蓋了利潤、地租的剝削實質。　　 ③魏克塞爾的國際金融政策 魏克塞爾在對國際收支平衡的內容進行分析之後又提出了解決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種種方法，諸如將外國的超額債權作短期或長期的延長、輸出黃金、提高銀行利息率等等。但所有這些辦法都有一定局限性，甚至還產生消極的副作用，因此，他又進一步提出了改革國際貨幣制度的主張。他主張國際貨幣制度應在各國實行自己的紙幣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但紙幣不能在國際間流通，黃金又不宜用作貨幣在國際間流動。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當兩國間出現收支不平衡時又用什麼來支付呢？　　 魏克塞爾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解決兩國收支不平衡問題，可以通過兩國中央銀行協調利率政策來加以解決。既可以由出現順差的一方降低利率來解決，也可以有出現逆差的一方提高利率來解決，或者雙方同時變動利率，雙管齊下，直到實現收支平衡為止。　　 我們認為，魏克塞爾的這種各國協調利率的國際金融政策是以各國利益一致為基礎而採取聯合行動為前提的。但若這個前提不存在，這種政策就會落空，而且單靠變動利率來平衡國際收支還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這種政策的可靠性是大可懷疑的。　　 ④奧林國際資本流動理論 奧林在創造地提出他的要素稟賦論的同時，還對國際資本流動的國際金融問題進行深入分析。他的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的特點是以國際貨幣體系的轉移為條件，把國際資本的轉移與國際購買力的轉移和市場的變化結合起來，從而突破了古典學派認為貸款國必須降價提供自己的產品以誘使借款國購買更多的本國產品，以便形成與資本輸出相適應的出超格局的傳統觀點。　　 奧林認為，隨著國際資本由B國向A國轉移，國際購買力便由B國向A國轉移，因而國際商品市場的需求方向，也由B國向A國轉移，使A國產生貿易入超，B國產生貿易出超。同時，由於國際市場的需求向A國轉移，A國的產品和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便呈上升趨勢，因而資本輸出國B，根本沒有必要降價出口商品，以擴大國外市場，就像古典學派所認為的那樣。　　 我們認為，奧林的這種看法是比較可信的。如我國利用外資的實踐就證明了這一點。當外資向我國直接投資開辦「三資」企業時，一般都伴隨著產品輸出到我國，而其產品價格並不因此而降低，甚至往往還利用中方急需投資國的新技術的迫切心情和不熟悉國際行情的弱點，人為地抬價出口其技術、設備和原材料等。其中更不用說有的用以次頂好、以舊充新的欺騙手法來高價出口其技術設備了。　　 在對資本輸出國A的購買力增長的分析上，奧林還區分了由資本輸入國直接引起的「原始」購買力增長，或稱第一級信用效果，以及由資本輸入間接引起的購買力增長，他稱為第二級、第三級信用效果。我們認為，奧林的這些分析是新穎的，也是比較深刻的。　　 總之，奧林在30年代初對國際資本流動分析中的一些觀點是有新意的，有的至今也還有一定參考價值，儘管以後西方經濟學界在國際資本流動理論的研究上又有不少進展，但奧林的研究成果，仍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3） 對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評議　　 瑞典學派在提出自己系統的經濟理論體系的同時，還提出了包括政治與經濟在內所謂瑞典模式或社會民主主義理論。這個瑞典模式要求在政治上實行階級調和，在經濟上實行混合經濟，在分配上實行收入均等化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瑞典著名經濟學家倫德貝格指出，所謂瑞典模式，一方面是指勞資雙方通過「自由談判」來確定合理工資，避免政府干預；另一方面又要運用政府政策來實現所謂高度就業，均等收入分配，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等等。我們即對這瑞典模式作一分析評價。　　 ①社會民主主義秩序 瑞典學派認為，瑞典模式在政治上的顯著特徵是工人和僱主（資本家）都處於平等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階級組織：總工會和僱主協會，國家是超階級的，因而居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有關工資和其他勞資糾紛問題，由僱主協會與工會雙方自由談判，協商解決；協議不成，則由超階級國家政府出面談判。這樣，全社會依靠政府、僱主協會和工會三大權力中心相互協調、相互制衡，就可以維護階級合作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正常秩序。　　 其實，在僱傭勞動制度下，僱主與工人之間在經濟上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是始終存在的。經濟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政治上的平等。即使代表兩大階級的組織僱主協會與工會在某些問題上相互談判協商一致，實現了所謂的平等，實際也只是維持了剝削與被剝削關係的「平等」，而不是真正僱主與工人都同樣成了企業和社會主人的平等。至於說瑞典的國家是「超階級」的國家，並不符合實際。列寧指出，自有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統治階級的鬥爭工具。在瑞典明顯地存在資產階級統治情況下的國家，就必然是以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和剝削利益為己任的國家，絕不是什麼超階級的，否則，資產階級的統治和剝削就早已不復存在。所以，瑞典學派所標榜的超階級的、平等的社會民主秩序，不過是掩蓋資產階級統治秩序的實質之遁詞而已。　　 當然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在瑞典，由於工人的工會組織歷史悠久，力量強大，特別是由於擁有於工會聯繫密切、並因而以工會作為自己強大後盾和社會基礎的社會民主黨，自1932年以來長期執政的特殊條件下，在勞資談判中，在政府推行的政策上，工人階級的利益得到較多照顧，使工人享受較多的「民主」，這是瑞典的特色。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瑞典國家是資產階級統治工具的性質，也沒有改變工人階級受統治和剝削的地位。　　 ②混合經濟論 混合經濟制度是瑞典模式的經濟基礎和重要內容。瑞典學派從它的先驅者魏克塞爾開始，就對此十分讚賞並予以理論說明，而以林德伯克的研究最為充分和深入。林德伯克把戰後世界各國的經濟制度劃分為三種模式進行分析比較之後認為，最理想的經濟模式乃是以瑞典為代表的混合經濟制度，即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他認為，這種混合經濟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實行在私有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基礎上的部分國有化。因為在他看來，私有制是刺激企業主動性、創造性和克服官僚主義所必不可少的；而所謂部分國有化，包含有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某些生產公共產品和公共勞務的基礎設施，如鐵路、郵電等實行國有化，二是收入和消費國有化，即通過累進稅制將一部分國民收入納入國家預算，作為社會保險和供應集體消費的基金。如本書第七章第一節所指出的，瑞典的經濟就是這樣的混合經濟。以1981年的GDP的構成為例，私人經濟成份與公共經濟成份的比例為64.62∶35.37。　 瑞典學派認為，瑞典的這種混合經濟制度，即不屬於資本主義制度，也不屬於社會主義制度，而是所謂社會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其實，一種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是由其佔主體和統治地位的經濟性質來決定的，既然混合經濟制度中的主要經濟成份和基礎部分是資本主義私人經濟，則無疑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即使其中國有的或公共的經濟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也不能改變這一基本性質，因國有經濟性質的本身是由國家的性質來決定的。如果國家的性質還是資產階級的，即政權還掌握在資產階級手裡，那麼生產資料轉歸國家或公共佔有，同仍舊歸個別資本家佔有並無本質區別，甚至有時比歸個別資本家佔有對資本家更為有利。因為由國家佔有的主要是那些投資大、周期長、效益低甚至虧損的鐵路、郵電等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部門。這些部門由國家佔有和經營，實質上是由國家用財政補貼通過經營的企業想資本家提供廉價的服務，讓他們更好地去賺取豐厚的利潤。明確地說，就是國家通過財政手段把從人民大眾手中收取的稅款轉讓給私人資本家。所以，瑞典混合經濟中有較大比重的國有經濟的事實，絲毫不能否定其資本主義性質，更不能否定其資本主義性質，更不能說它是社會主義成份。而寧可說，由於資產階級國有化企業的實質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企業，因此，瑞典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特點，就在於它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特別發達。　　 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瑞典實行混合經濟制度，由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儘管在經濟發展中出現了「瑞典病」，但在戰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是使經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首先是實現了充分就業，在90年代以前，在戰後的幾十年間，平均失業率一般保持在2%左右，用西方經濟學界4%的臨界點為標準，這無疑屬於充分就業狀態；其次是經濟出現可穩步增長，在70年代以前按人口計算的國民收入一直在世界各國中位居前列，而且實現了國際收支平衡。這些說明，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隨著科技進步和社會化生產的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會發展，並在目前階段還有一定的生命力。　　 ③收入均等化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 周密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瑞典模式的特點，使得瑞典成了西方「福利國家」的典範。瑞典學派正是企圖以實行這種「從搖籃到墳墓」的周密的社會保障制度，來實現收入均等化的理想，使資本主義和平轉變為「自有社會民主主義」。　　 首先應當肯定，瑞典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一定意義上對廣大勞動群眾的生活是有利的。因為它在相當程度上解除了廣大職工生、老、病、死和失業等等的後顧之憂，從而有利於安居樂業，也有利於社會穩定。同時，它的某些具體措施如醫療保險和養老設施與服務等等，對我國當前建立社會保障制度也不無參考意義。　　 但是，必須明確，瑞典的這種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絕不是由於瑞典資產階級的心地特別善良，而是由於瑞典有社會民主主義很深的傳統，工會組織的力量比較強大；同時也與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有關。社會民主黨是以工會為自己的強大後盾和社會基礎的，當然要較多地反映工人群眾的利益，但他們又迷信經濟鬥爭與和平過渡，而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於是很自然地就樂意推行收入均等化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他們看來，實行這種社會福利制度，似乎就可以使資本主義逐漸和平地轉變為社會主義。　　 同時還應看到，社會民主黨的這種和平轉變的政策綱領，與瑞典學派在思想上有著密切的聯繫。瑞典學派宣揚瑞典模式或社會民主主義的真正用意，在於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就是與社會民主黨人合拍的。林德泊克說：「看來沒有許多證據可以說明內戰不如各國間的戰爭那樣殘酷。我深為同意那些對內戰的好處抱懷疑態度的人的看法，他們還能指出這樣一種風險，即通過暴力的角逐來選擇政治領袖也許不是很好的。作為這種選擇的結果而產生的領袖，難道不是常常可能既專政又殘暴嗎？事實上，革命只不過意味著換一批壓迫者。這種可能性幾乎不缺少歷史的例證。」林德伯格在這裡說的「抱懷疑態度的人」，就包括社會民主黨人在內。在瑞典正是由於處於執政地位的社會民主黨與經濟理論界的瑞典學派在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有共性，而且都認為實行收入均等化和社會保障制度是避免這一問題的法寶（儘管二者的出發點並不完全相同），於是他們彼此在政策實踐與思想輿論上相互配合，相互影響，便有力地推動了瑞典社會福利保障制度的實施。　　 那麼，瑞典依靠實行周密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否果真能書縣收入均等化和逐漸和平轉變為社會主義呢？我們認為，歷史的事實已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我們不否認，瑞典的收入分配狀況在所謂瑞典模式的社會福利政策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比較起來，貧富懸殊的程度要小一些，但卻並沒有根本消除，而實現了所謂收入均等化的要求。何況這種有限的緩解貧富懸殊矛盾的「成效」之取得，還是以高昂的代價——嚴重的「瑞典病」換來的。因為高福利是以高稅收為前提的，同時還必須帶來高赤字、高通貨膨脹；另一方面，又會形成過度的消費削弱了資本積累，浪費了資源，並將嚴重抑制社會勞動潛力的充分發揮。而這一切的最後綜合結果就是生產增長率下降，甚至絕對下降。原來，瑞典在戰後一個相當時期內生產增長還是比較快的，但在60-70年代以後，隨著高福利、高稅收政策推行，生產增長速度便逐漸下滑，進入90年代更進一步惡化。1990年工業產值下降了2.8%。整個國民經濟只較上年增長0.3%，到1991年還出現了GDP第一次絕對下降1.1%，國際收支平衡逆差高達334億克朗之多的嚴重局面。　　 在70年代以後，隨著經濟滑坡，失業人數也在逐漸增加，進入90年代，失業率更居高不下，90年代以前平均失業率一般保持在2%左右，1991-1994年間卻從2%猛增到8%。在職工人借故病假缺勤怠工的現象也普遍而嚴重。聯合國1989年曾做過一項調查，全世界瑞典人的健康最好，但同時瑞典人在西歐國家中卻是請「病假」最多的。　　 嚴重的「瑞典病」實際是給瑞典長期推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和社會福利政策的沉重打擊，因而必然要引起政治上的劇烈變動。這突出地表現在社會民主當政府與以保守黨為首的聯合政府在70年代以來的兩次更替上。　　 第一次是1976年10月，在瑞典的財政赤字、通貨膨脹迅速增長的形勢下，社會民主黨政府在連續執政44年之後，被中央黨、人民黨和保守黨為首的聯合政府所取代。但後者執政6年，也並未使瑞典經濟好轉，以致1982年9月，社會民主黨在競選中獲勝再次重新執政。　　 第二次是1991年9月，當瑞典經濟急劇惡化，GDP出現了戰後第一次絕對下降1.1%的形勢下，社會民主黨在競選中又失敗下台，由以保守黨為首的聯合政府所替代。保守黨聯合政府上台後，棉隊嚴重的經濟衰退，不得不改變「瑞典模式」，壓低稅收，緊縮福利。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將原來最高稅率可達72%的階梯狀改為兩個檔次。1993年以年收入19.06萬克朗為界，以下者稅率為31%，超出部分最高邊際稅率不超過51%；企業所得稅率從48%降到30%。在減稅的同時，又縮緊福利開支，即在實現有效的基本保障的基礎上，讓個人也承擔一定的責任；取消不少國家補貼的福利待遇，使無競爭力的企業倒閉；打破過去政府的壟斷，逐步建立起多渠道辦福利的競爭機制。然而，由於傳統的瑞典模式已深入人心，保守黨為首的聯合政府3年來的改革，不僅沒有使瑞典經濟有所好轉，反而使失業率直線上升，而且GNP下降6%，財政赤字高達1,900億克朗，國家負債1.1萬億克朗，約佔GDP的80%。這對瑞典這樣一個小國來說，無疑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以致保守黨政府在1994年大選中失利，再次由社會民主黨上台執政。　　 「瑞典病」的出現和瑞典政局變動的事實生動地說明，瑞典模式並不是一個理想模式，妄圖在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所謂「混合經濟」制度的前提下，依靠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來解決貧富懸殊，實現收入均等化的理想，進而實現由資本主義和平轉變為社會主義的目標，是根本不可能的。原因在於分配的條件是由生產條件決定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乃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固有的特徵，即使人為地通過稅收和個人轉移支付的政策予以調節，最多也只能緩解其懸殊的程度，而不能根本消除。當人們採取稅收和福利政策予以調節時，必然要受到兩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國家累進的稅率不能無限地提高，過高會影響資源供給的積極性，甚至會出現資金外流，人才外流，不利於國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對低收入者的補助也不能無限增多，過多會形成社會「大鍋飯」，抑制勞動潛力的充分發揮。所謂瑞典病，實際就是瑞典模式受到這兩方面限制的最明顯的表現。在長期推行瑞典模式的情況下，一旦要加以改革，也是很困難的。這就是保守黨政府1994年再次下台的真正原因。　　 現在我們清楚地看到瑞典學派所宣揚的「瑞典模式」，時至今日，已陷入了進退兩難之境。歷史的規律已向人們昭示，資本主義之最後唯一的選擇，就是走「剝削者就要被剝削」的社會主義道路。除此之外，無論是瑞典模式，還是其他國家任何這樣模式、那樣模式，都是無濟於事的。這就是我們研究瑞典學派所的出的結論。　　 制度經濟學派　　 制度學派產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社會主義社會，它是對美國現實的一種反映，只不過歪曲地反映了現代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生活中的許多現象和特點。首先美國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典型國家，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就成為壟斷組織發展水平最高的帝國主義國家。國家政權同壟斷資本主義空前緊密地溶合在一起。國家調節經濟的活動已成為美國資本主義再生產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對整個經濟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美國，一小撮壟斷資本集團主宰著美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他們是真正美國的統治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制度經濟學派，不能不對壟斷統治表示自己的態度。　　 早期制度學派如凡勃倫，對壟斷組織特別是壟斷寡頭提出尖銳的批評。新制度學派如加爾布雷思則熱心捍衛壟斷統治，盡量粉飾資本主義。第二，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中科學技術最發達的國家，並且世界科學技術中心已經轉移美國。隨著科學技術發展迅速，西方經濟學家也開始大談科學進步，用純技術觀點看待社會的變化，提出新的為資本主義社會辯護的理論。早期制度經濟學家凡勃倫就強調技術的特殊作用，主張社會經濟的控制權應由工程師，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組織起來的"技術人員委員會"來掌握。新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思也是十分重視科學技術革命的。第三，美國是社會鴻溝最深的國家隨著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各種矛盾的日益激化，美國經濟中的各種危機不斷爆發，甚至還時常出現危機相互交織的嚴重局面。這就使得美國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生活十分動蕩，從而階級鬥爭波浪起伏地向前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新制度學派的主要代表任務加爾布雷思就歪曲解釋社會對抗激化的原因，同時不得不承認美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某些"缺陷"和矛盾，提出限制壟斷資本權力的要求和辦法，以改革的面目出現。第四，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是同當時的階級鬥爭緊密聯繫的。制度經濟學具有以下的特徵：首先，承襲歷史學派的"歷史歸納法"，學派制度特別是加爾布雷思的理論，正是繼承了這種歷史歸納法，反對抽象演繹法，特別重視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屏棄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調節資本主義的傳統教義；強調社會經濟的演進，否定社會發展中存在的突變。其次，隱蔽地為壟斷資本辯護，如為壟斷組織打掩護，歪曲壟斷這一概念；用批評壟斷組織的某些"缺陷"的辦法，來捍衛壟斷組織；轉移群眾的鬥爭矛頭到工會；再次，公開反對科學社會主義；最後，強調美國的特殊和"例外"，美國資本主義是在完全不同條件下發展其來的，而且又完全不同於其他資本主義。他們大肆讚美美國資本主義，把它說成沒有嚴重社會矛盾和社會鴻溝，在一切階級都是進步的制度，把美國當作"進步"，"民主"和"自由"的化身。　　 制度經濟學的演變大體是這樣的：19世紀末20世紀30年代的就制度經濟學，其創始者和代表人物為凡勃倫，還有康芒斯，米契爾。從舊制度經濟學到現代制度經濟學過渡時期的制度經濟學，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貝利，米恩斯，艾爾斯和克拉克等。戰後出現的新制度經濟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加爾布雷思，繆爾達爾，格魯奇，貝爾等也是著名的新制度經濟學家由於新制度學派變得時髦起來，人們把迥然不同於凡勒倫，加爾布雷思的經濟學家，如科思，諾思，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德姆塞茨，張五常等，均歸之為新制度經濟學派，有人甚至把施蒂格勒，布坎南也列入制度經濟學之列。　　 制度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經濟制度"的產生，發展及作用。制度經濟學派對制度這一術語，或者理解為社會現象，如家庭，國家，壟斷，工會等，或者理解為社會心理，行為動機和思維方式等的表現。制度學派雖然強調製度因素的作用，但他們對制度及其發展原因的解釋並不一致，頗具代表性的是凡勃倫的觀點。他把制度歸結為人們主觀心理的基礎上產生的思想和習慣，認為制度本身就是由"為大多數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維習慣"所組成的 ，並用受這種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制度來代替社會經濟制度。在他看來，思想和習慣是逐漸形成的，因而制度也有一個歷史進化的過程，但制度的本質是不變的，改變的只是制度的具體形式，社會經濟的發展只有演進，而無突變。新制度學派承襲了凡勃倫的基本思想，更多地從制度方面或結構方面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在新制度學派看來，制度只是人類本能和外界客觀因素互相制約所形成的和廣泛存在的習慣。現實的"經濟制度"只不過是心理現象的反映和體現，起決定作用的是法律關係，人們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經濟因素。所有這些都是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對象，這使得他們的研究對象超出了傳統經濟理論的範圍，接近於社會學。　　 在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方面，制度經濟學無疑吸取了德國新歷史學派的一些基本思想，如強調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和考察制度歷史進化過程，從人們的心理出發解釋社會經濟現象，致力描述社會經濟生活發展的表面現象而缺乏對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所以，制度學派被某些人看作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在美國的一個變種。狹義的制度經濟學方法，即早期的制度經濟學方法或加爾布雷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包括：第一進化論，他們強調經濟學應該是一門進化論的科學，把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生物的進化一樣，是逐漸的，演進的。作為制度學派的當代繼承者，行為主義者溫特和納爾遜用進化論研究了企業行為，產業結構和技術創新等。第二，整體論，制度經濟學家認為把現代經濟生活當作一個整體觀察時，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它。整體論有這樣幾個特點：它是一種質的分析，而不是單純量的分析；它所進行的是案例分析和歸納，而不是進行邏輯推理；它試圖建立的模型是結構性的，而不是預言性的；它所採用的心理觀點是行為主義的，而不是個人主義的。　　 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制度經濟學的創始階段，這一階段稱為早期的制度經濟學，或稱為就制度經濟學。這一時期可分為三支：第一支還是以凡勃倫為代表的社會心理學派，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特別是科學技術進步對這種所謂"制度"的影響。凡勃倫將"制度"定義為"廣泛存在的社會習慣"，然後開始他的"制度導向"的研究。他的主要觀點可概括：第一，本能說，在他看來，經濟制度是人類利用天然環境以滿足自己物資需求所形成的社會習慣，而一切社會習慣又來自於人類的本能，本能樹立了人類行為最終的目的，推進了人類為達到這一目的而做的種種努力。由於本能是天賦，不變的，因而由本能所決定的制度的本質也是不變的，變化的只是制度的具體形態。第二，進化論，凡勃倫認為制度的進化是逐漸演變的，而不是突變的。第三，否定客觀規律，凡勃倫認為制度的演進不但是一個永不結束的過程，而且改變的趨向和進化的將來形態，除了短期外，都是不可能預期的。第四，技術決定論，他認為在人類經濟生活中有兩個主要制度，一個是滿足人類物質生活的生產技術制度，一個是私有財產制度。在資本主義社會，這兩個制度具體形式是"機器利用"和"企業管理"。機器在工業生產中的作用是現代經濟的決定性的因素。第五，"既得利益者"和"不在所有者"論，凡勃倫把19世紀末出現的以控制和減少生產來取得高額利潤的壟斷組織為"既得利益者"和"不在所有者"，並對其進行譴責，但同時凡勃倫認為這些壟斷組織為維持經濟的繁榮與穩定起了積極的作用。凡勃倫還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他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和目的進行揭露，他的論述和馬克思是相一致的：資本主義的唯一動機和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餘駕駛，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潤；資產階級社會人與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沒有任何別的聯繫。其次，他對資本主義諸如新與舊之間矛盾，指社會發展中的餓制度必然同新的社會生活條件發生衝突；資本主義兩個特徵"工業"和"企業"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浪費現象；婦女受屈辱壓迫的地位作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再次，對資本主義大企業和金融寡頭統治的揭露，他公開把金融巨頭稱之為"有閑階級"，把它看作是"一個保守階級"，是發展現代工業的障礙。　　 第二支是以康芒斯為代表的社會法律學派，強調集體行動在控制個體行動方面起的作用。康芒斯所說的制度，是指約束個人行動的集體行動而言，而在集體行動中，最重要的上法律制度。他認為，法律制度不僅先於經濟制度而存在，並且對經濟制度的演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康芒斯所代表的社會法律學派制度經濟學有著嚴密的體系，概括起來有這麼幾點：第一，稀缺性是衝突的根源，也是合作，同情，公道和私有財產的根據。稀缺性導致人為秩序即集體行動。　　第二，由於稀缺性，所以人們之間的利益是衝突的。康芒斯認為應該從衝突中產生秩序。在他看來，在秩序中可以繼續存在衝突，而且不僅存在互相衝突，還存在互相依存。他把衝突和依存歸結為基本的社會關係，這隻有在集體行動所產生的秩序中才能共存。第三，交易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單位。在康芒斯看來，衝突，依存和秩序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單位，而這三者只有在"交易"的公式中才會結合。。康芒斯把"交易"定義為一種合法控制權的轉移單位。因此所有權成為制度經濟學的基礎。他認為買賣交易的一般原則是稀缺性，而管理交易的一般原則卻是效率。第四，無形資產的合理價值。康芒斯認為無形資產的概念，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剝削和習慣法中的合理價值概念，它只有在交易中才會出現。　　 第三支是以米契爾為代表的經驗統計學派，他們認為經濟理論的研究是次要的，不應該先有理論，在用它來整理事實材料，而應當先對事實進行統計分析，然後得到結論。米契爾在研究經濟周期時，依據統計資料，指出經濟過程中每一個階段都產生著下一個階段，即繁榮導致衰退，衰退又導致繁榮，資本主義經濟正是這樣波浪式前進的。他的經濟周期理論可以概括為： 首先，他將凡勃倫對於工業領導人的技藝和廢藝的區分，變成製造財富與掙錢之分，並以此作為他經濟周期理論的出發點。其次，他論證了經濟周期各階段必然連續過程。他還認為貨幣經濟中的產生由現實的和預期的利潤決定，而利潤又與成本，價格及其他因素相關，對這些關係的調整，經常會出現失誤，於是形成周期的波動。再次，米契爾選出了一些特殊因素，如貨幣因素，氣候的周期變動，儲蓄過多，消費不足，投資過多或不足等，作為解釋經濟周期的先驗依據，進行資料收集和統計檢驗。　　在凡勃倫去世到新經濟制度學派形成之間的30年間，是從舊制度學派到新制度學派過渡的時期。這一時期的艾爾斯對技術和矛盾進行分析。他認為對於制度經濟學家來說，首要的問題是要分析與西方工業化有關的技術或技術行為。在他看來技術進步的代表，是使工業社會的成就成為可能，使制度，人性，文明得以形成的動態力量，是西方工業化和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　　艾爾斯認為科學進步和科技變革有賴於包括設計，器械，工業和科學過程的使用。艾爾斯同時也對制度進行研究，他認為必須用對制度的研究來取代對作經濟學永恆主題的慾望，滿足，價格等問題的研究。他認為要理解生活的制度方面，就必須分析禮儀行為。制度主義者都支持這樣的觀點，即社會結構是由更高的權力機構認可的，它知道社會成員的行為，並形成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是由過去繼承下來，並通過對每個人的一生都起作用的灌輸而得以延續下去。最後，艾爾斯對技術行為與制度行為的矛盾進行分析，他認為科學和技術的衝擊傾向於縮小制度行為的範圍。還有技術進步改變了財產的概念，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經濟權力結構，其傳奇式的背景，資本主義的理論，都是經濟進步的障礙。另一方面，制度也影響著技術。制度可以影響技術變化的發展方向，促進某些技術的發展，阻礙另一些技術的發展。艾爾斯認為，西方經濟的發展不能歸功於市場制度。他指出，商人銷售的各種商品不是由市場產生的，而是現代科學和技術的結果。正是技術的發展才使市場的發展成為可能。其次，艾爾斯還研究社會價值。他認為經濟學必須從什麼是道德上是好的或是壞的這一角度研究價值問題。為此他提出了兩套不同的價值觀點。一套價值來自技術進步，這是價值的真正來源。另一套價值來自於信仰和行為的制度模式，在不同社會是會有所不同的。而對於社會價值的內容，艾爾斯把價值分為兩類：　　與制度有關的價值和與技術有關的價值。前者是虛假的，不合理的，後者是真實的，合理的。因此，他認為所謂的社會價值，實際上就是技術價值，包括自由，平等，保障，富裕，美好和民主。他還提出價值的統一性概念，以說明自由，平等，保障，富裕，美好，民主和技術過程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他認為。所有真實價值是同一增長的，它們之間不存在真正的衝突。最後，貝利關於資本主義的變形論進行論述。資本主義的變形論是對美國資本主義實際生活的描述。貝利認為由於股份公司的發展，美國的資本主義發生了革命，它和舊的資本主義已經截然不同。他從四個方面進行論述：第一，生產和資本的集中，貝利認為，20世紀中葉，美國的資本主義正經歷一場深刻的革命，而各革命的主要工具就是現代大公司。貝利指出，隨著大公司的迅速發展，生產和資本集中的趨勢已變得越來越明顯，以致成為美國經濟生活中占統治地位的形式。　　第二，經濟的計劃化，貝利認為，隨著大公司的發展及其在經濟中佔主導地位，資本主義經濟逐漸由競爭經濟轉變為計劃經濟。經濟計劃化程度的加強，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無政府狀態被克服，長期困擾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就是可以避免的了。　　第三，公司權力的轉移。貝利認為股份公司的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結果就是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公司的權力已由作為所有者的資本家手裡，轉移到了作為管理者的儘力人員手中。第四，集體資本主義。貝利認為股份公司的發展使資本主義的性質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現代的資本主義已不再是私人資本主義，而是集體資本主義或人民資本主義。在貝利看來，資本主義的集體性質首先是對財產的集體所有上，其次資本主義的集體性質還表現在企業資本來源的集體性，最後公司的目標也變為滿足社會全體公民的需要。　　 以加爾布雷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繼承凡勃倫為代表的就制度經濟學派的傳統。他的理論主要有：第一，"抗衡力量"的概念，在加爾布雷思看來，雖然資本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大公司手中里，消除了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但並不因此而導致壟斷，因為正是這一集中過程引起了對立的，中和的，抗衡的力量--工會，合作社，買方或賣方的大公司和新出現的資本主義聯合會。加爾布雷思認為抗衡力量就是以上三種，他認為在勞動市場上，壟斷組織是強大的買者，而工人則是弱小的賣者，由於工人長期遭受壟斷組織的損害，促使他們起來組織工會，並發展成抗衡力量。而合作社組織，在加爾布雷思看來，是小商品生產者可以建立的，並與壟斷組織抗衡的一種力量。在消費品銷售市場上，消費者雖然自己並不是組織抗衡的一種力量，但他們喲哀求零售商為消費者的利益而組織和發展抗衡力量。第二，"豐裕社會"理論，加爾布雷思所謂的"豐裕社會"是指"全民福利國家"。主要內容有：1"收入均等化"，貧富懸殊現象的消除，是加爾布雷思鼓吹的"豐裕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或內容。2"社會福利"，是加爾布雷思鼓吹的"豐裕社會"的另一個重要標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附錄，包括社會保險，失業保險，衛生保健，家庭補助，養老金以及住房建築，教育，文化等社會服務和措施。3"充分就業"，這又是他鼓吹"豐裕社會"的另一個重要標誌，加爾布雷思只承認短期失業或結構性失業。4"經濟安全"，加爾布雷思認為，在"豐裕社會"里，一切太平，經濟不安全已經消除了。第三，"新工業國"概念，在加爾布雷思看來，在美國，幾百家大公司，幾乎提供商品和勞物的一半。這些大公司組成"工業社會"或"工業體系"，它們決定著現代美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在他看來，美國社會已經發生變化：1權力從資本家手裡轉到"專家組合"手裡。2企業目標也發生改變：主要目的是企業穩定，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3"生產者主權"代替"消費者主權"。4工業企業與銀行之間的關係發生根本性變化，由於公司追求穩定，有充裕的資本，因此銀行的作用縮小。5"技術發展的必然性"理論，在加爾布雷思看來，經濟演進的整個過程和經濟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由技術發展決定的。第四，"新社會主義"，加爾布雷思認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趨同"，而且這種"趨同"是"經濟和技術發展的必然性結果"。他的新社會主義是以"二元系統"理論為基礎的，二元即"計劃系統"和"市場系統"；而且是現代壟斷資產階級的烏托邦。另外，他的新社會主義還研究了國家總需求，教育與培訓職工，控制工資與價格和信念解放等問題。　　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還有格魯奇，他的主要經濟思想有：比較經濟思想，他從經濟制度的結構，職能，成就，問題和前景做了比較全面系統的比較和分析，形成了他關於比較經制度的理論。他認為經濟制度的結構是由它的組成部分或組成職能組織如住戶，工業企業，農場等。　　從廣義來說，經濟制度的結構，可分為公有和私有兩部分。東西方經濟結構的差別在於所有制。而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在經濟制度職能方面提出的問題都是一樣的。他還分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徵和成就，即資本主義制度，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不發達國家。他還認為現實的經濟制度可能趨同，但同時他也看到這種現象會受思想，政治和文化因素的限制。格魯奇不僅是一個比較經濟學家，還是一個新制度主義者。他用演進的，動態的觀點補充和發展了傳統的靜態發展均衡觀：他還指出這是因為它是一個社會--文化制度的一個部分。除此之外，格魯奇提出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和強調國家干預經濟，特別重視國民經濟計劃。　　 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繆爾達爾是制度經濟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制度經濟學包括：對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的脫離規範經濟學的批評以及主流經濟學太抽象和數學方法的大量運用的批評；繆爾達爾認為經濟學存在將市場的職能加以神化，不注意利益衝突，反對國家干預，不承認國際貿易的不平等，注意均衡的概念的五種偏見；繆爾達爾提出"循環累積因果關係"原理，還有發展經濟學學說及社會改革論。　　 新制度經濟學是以科斯為代表的，科斯的新制度經濟學包括：交易成本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制度創新學。科斯認為市場交易成本包括發現和通知交易者的費用，談判費用，簽定合同費用以及保證合同條件的履行而進行的必要的檢查的費用。交易成本是運行機制的趁本，它使資源配置的效率降低。他還認為交易活動是稀缺性的，可計量的，可比較的，因此，企業可以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部交易替代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在科斯看來，只要界定了合法權利（產權），即界定外在效應的生產者有沒有損害別人，造成負外部效應的權利，雙方當事人就可以進行協商，交易，達到資源的有效培植這就是科斯定理的實質。其次，產權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家認為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強制實施的選擇一種經濟品使用的權利。它是一種工具，能使一個人形成他與別人進行交易時的合理預期。產權實際上能界定人們如何受損或如何受益。產權是一組權利，根據人們對財產權利的完整性或殘缺性，可以把產權形式分為私有財產，共有財產以及國有財產。最後，制度創新理論，制度創新理論者諾斯將其歸結為：重視制度需求所帶來的制度創新，而基本上忽略了對制度供給的分析：認為在經濟增長中，制度是決定性因素：只有在制度創新的預期收益大於預期成本時，制度創新活動才能發生。諾斯和戴維斯的制度創新的主要內容有：他們認為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有相似性；他們認為促成制度創新主要包括某些成本不隨交易額的增加而同比例地增加；生產技術的影響；社會集團看法的修正。而相應推遲的因素有：理解和組織，等待新發明，方案選擇，開始實行的"時延"。他們還就制度創新過程進行分析，制度過程實質就是從制度均衡到制度創新，再從制度均衡，又再回到制度創新的過程。同時，他們提出制度創新可以在由個人創新，或者個人之間自願組成的合作團體來創新，或者由政府機關來創新的三級水平上進行。他們根據比較三級制度創新得出：在美國，各行各業都呈現這一趨勢，即由政府機構進行的制度創新變得越來越重要，從而整個經濟越來越走向"混合經濟"。　　 從凡勃倫到加爾布雷思的新制度學派對資本主義和傳統經濟學派都持批評態度。其中，以下是西蒙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看法和批評。西蒙全部學說和思想的核心是有限理性學說，他是針對傳統的完全理性的假設而提出的。他認為，有限理性說的哲學基礎是認知心理學，它即考慮人的理性方面，又考慮到人的局限性。這一基本理論可以概括為：一是由有限理性導致的追求滿意的決策準則；二是由有限理性決定的決策過程理論。針對傳統的微觀經濟學認為人追求最大化，西蒙提出人只有有限理性，因而追求最滿意。由於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他就必須搜尋備選方案，對外界及未來進行猜測或估計，並進行相應的計算和比較。因此西蒙認為人只可能追求最滿意。其二，西蒙認為傳統經濟學著重研究決策結果的合理性，而很少注意決策過程本身的合理性。他藉助於認知心理學，對決策過程進行分析，概括出他的決策過程理論。他以信息處理心理學作為決策過程的基礎，用信息處理理論來說明問題求解過程的這個一般圖景。西蒙還以企業的組織決策的過程進一步說明決策的一般過程：從判定問題，確定目標開始，然後尋找為達到目的的可供選擇的方案，比較並評價這些方案的得失。在這些方案中進行選擇，並作出決定，在執行決定中進行核查和控制，以保證預定目標的實現。　　 有限理性的普遍特徵已被幾種試圖構造包含行為假定的企業理論作為自己的出發點，形成行為主義企業理論。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萊本斯坦的將產量控制可達量之下的"X--效率"理論。經濟理論的核心概念是效率。萊本斯坦對傳統的理論所關注的配置效率提出異議，他認為真正重要的是"非配置效率"。他用X--來代表非配置效應。他的理論有一個中樞性論題，那就是努力和作出努力的決策。他認為存在對努力程度的度量，並把它看作一個變數。X--效率理論假定個人（或企業）均沒有盡其所能，還有一定的"剩餘"沒有真正利用，應該使用各種手段，包括給個人增加動力或壓力的辦法，使其"剩餘"來提高效率。　　 除了以上兩種學說外，還有經理主義企業理論。貝利--米恩斯假說是針對當時股份公司的股權過於分散提出的。他們定義一個這樣"有意義"的股權比例：假如它擁有大於20%的表決權股份，那麼股份就是有意義的。"經理主義"的廠商理論直接導源於貝利和米恩斯的開拓性的研究，最為著名的經理主義模型是鮑莫爾，馬里斯和威廉姆三人分別提出。他們三人的模型的區別主要是對經理目標假設的不同。鮑莫爾認為，經理們的目標是銷售收入的最大化；馬里斯認為是增長的最大化，而威廉姆認為進一步把經理目標擴大到包括"全體職員和津貼"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