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宇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

謝宇教授方法論系列講座

主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

Relation of social science to natural science

主講：謝宇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主持：馬戎教授（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

時間：2002年10月21日晚7：00－9：00

地點：五四體育館體教電教廳

馬戎主任：我們今天的講座現在開始，這是北大社會學係為慶祝建系20周年舉辦的學術活動月系列講座的一部分。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請到了美國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系謝宇教授來給我們做他的第一次講座。我想從事社會學研究的人對謝宇教授應該不會陌生，下面我把謝宇教授的生平簡歷給大家做一個簡單的介紹。1982年，謝宇教授在上海工業大學獲得了本科學士學位；1984年，在威斯康星大學獲得了社會學、科學史兩個碩士學位；1989年，獲得了威斯康星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並且在這一年還被聘為社會學系正教授。之後，謝宇教授在美國許多著名的學校擔任教職工作，並在很多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績，成為美國很多著名雜誌的主編或副主編，得到過很多教學獎和研究獎。2000年，謝宇教授出

版了他的學術著作，另外在明年，謝宇教授還將出版他的另一部學術著作。而謝宇教授的學術論文則多得數不勝數，我就不一一列舉了。下面，我們用掌聲歡迎謝宇教授給我們做第一講報告。

謝宇教授：首先，感謝大家來聽我的講座，感謝馬戎主任和他的同事對我的邀請，也感謝周浩博士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幫我把英文講義翻譯成了中文。我一共要做六個報告，前五講是關於方法論的東西，最後一講我講一下關於美國社會和美國社會學的發展趨向。今天這一講是第一講，這一講比較抽象，有很多哲學的東西，最重要的是思想的東西，是觀念上的東西，而不是技術上的東西。假如你想學技術的東西，我有這方面的教材，在座的同行中也有很多是做這方面研究的。我講的思想上的，觀念上的東西可能和你以前學的不一樣，這是我多年來對方法論的理解，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了解和自己的一些體會。我從1989年到現在已經教了13年的書了，我教書喜歡用相互交流的方式，給這麼多人做

講座對於我而言還是第一次。中國到底是人多，對社會學感興趣的人也多。我習慣於在小課堂講課，這麼大的講座不便於交流，因此我會採用兩種方式來彌補，一是我會提一些問題，由大家來回答，另外，我住在勺園6樓405室，感興趣的同學可以來和我一起交流。我現在問一下這裡學本科社會學的同學有多少？不是學社會學的本科生有多少？好，謝謝！我會提一些問題來刺激你們的思想，調節現場氣氛。

第一講我講的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關係。其實，這個問題是很大的，任何一個搞社會科學的人都會接觸到這個問題，就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是什麼？你們當中有不少是學社會學的，很多老師也學過社會學方面的課，了解很多社會學的知識，所以我想你們對社會學有一定的認識，從一些課程中學到了很多社會學的知識，比如中國的現狀，中國的人口，中國的家庭，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民族等等。但是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命題，我覺得你可能學了很多東西，對社會有很多了解，有很多關於社會的知識，但是你可能還沒有學到社會學的核心。社會學的核心是什麼呢？我認為社會學的核心並不是知識，並不是關於社會的知識，而是關於得到知識的手段和方法。並不是說你從一些學者的言論中得到多少知識，而是你對他們的言論的一些批判的見解，這是更重要的。也並不是說你一定要知道什麼理論，對於我而言，知道什麼並不重要，而是要知道你應該知道什麼，什麼是對的，什麼是衡量知識的標準。所以就我個人看來，社會學的學習就是要培養一種批判性的思考。知識是變化的，社會是變化的，尤其是中國社會現在變化得那麼快，你今天學的東西到明天可能就沒有用了，但是你應該知道什麼樣的知識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就是你要對它作一個評價，他的結論是不是有道理，並不是說名人說的話就一定是正確的，不要跟著人家跑。所以我在訓練學生的時候，特彆強調學生的獨立性思考，批判性思考，質疑他說得對不對，結論有沒有道理。我為什麼這樣講呢，我做過很多這方面的研究，知道的東西比較多，剛才馬老師也講了，我做過美國最重要的社會學刊物的副主編，還做過一些其它的工作。假如你仔細看一下社會學的東西，很多社會學的東西在方法來上是靠不住的，錯誤很多。有的人認為社會學就是技術性的東西，只是做簡單描述；也有的人認為社會學只是對政策表示贊同意見。其實，社會學是一門嚴格的科學，要做好並不容易。很多人在方法論上犯錯誤，是因為他的研究在方法論上站不住腳。一個好的學者，不但要發表自己的言論和觀點，還要知道自己的言論和觀點的缺陷和不足在什麼地方。比如說現在他有一個假設，但是他擁有的證據不足，並不能說明他的假設是成立的，就應該知道自己的論點的缺陷性，尤其是在方法論上的缺陷性，假如不能認識到這點缺陷性，你的研究就可能出問題。我現在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這是一個在假設上犯錯誤的例子。我有一個研究生，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假設，說一個人的數學成績取決於他的語言能力，語言能力強，數學成績就高。這就是一個假設出來的理論模型。他有了這個理論模型之後，就想做一個驗證，他就

制定了這樣一個研究方案。他去了兩個班，一個是數學101班，這個班是一個基礎班，有100個學生。另外一個班是數學501班，是給研究生上的高級班，這是一個小班，只有10個學生。這個研究生到了這兩個班上收集了這樣一個數據，他問這兩個班上的同學，你認為你的語音能力怎麼樣，數學成績怎麼樣，強還是不強，強就用1表示，不強就用0表示。在101班上，100個學生有90個學生說他的語言能力強，有94個學生說他的數學能力強。在501班上，10個學生有8個說他語言能力強，有9個學生說他的數學能力強。這個研究生收集好數據之後，第二天就很高興地跑到我辦公室來，說他收集的數據證明了他的假設，因為一個班上的同學語音能力強，數學能力也將，另一個班上，學生的語言能力低，數學能力也低，這就證明了他的理論假設，讓我給他答辯。假設你是我，你會給他提出什麼樣的批評？這樣的數據存在什麼毛病？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學生一：1和0是定類變數，不足以客觀描述出具體的強弱狀態；另外，他是通過一種主觀測評來獲得數據，是被測者自己說的，因此數據的客觀性不強。

學生二：我認為他在抽樣上存在問題，他得出的數據不具有統計上的意義。

學生三：兩種能力的相關可能是虛假的。

學生四：他是通過集體的語言能力和數學能力來判斷個人在這兩種能力上的相關性。

學生五：樣本太小，調查的數量不夠。

學生六：他調查的學生是兩個不同層次的，他們之間不具有可比性。好，很不錯。這個數據存在很多問題，一個是樣本規模太小，其中的差異在統計學上未必是顯著的。二是這兩種能力並不存在因果關係，這種相關是一種偽相關。第三個是天花板效應，這是一個測量的問題，在做好與差兩種選擇時，大家都感覺很好，這是美國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這就顯示不出其中的差異性。還一個是選擇性偏差，他收集數據時是以班級為單位，而他選擇的班級存在級別上的差異，他們之間不具有可比性。第五個是測度問題，他的數據是由被測者自己報的，學的簡單的就感覺好，自我感覺好的就報好，這是由主觀因素主導的，缺乏客觀性。

第六個是他的驗證存在一個生態學謬誤，他的理論假設是以個人為單位的，是說個人的語言能力高會導致數學成績好，這是對於個人而言的，而他做的數據和得出的結論中是以班級為單位的，但是在班級中有些人可能數學成績好，但是語言能力差，有些人數學成績差，但是語言能力強，他們的關係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負的，也可能不存在關係。這就是說，當你的數據層次和你的理論層次不吻合的時候，你的數據可能說明不了你的理論，甚至有可能和你的理論是相反的。這就是為什麼以團體為單位來研究問題經常會出錯誤，因為這反映不了個人層次上的現象。

這一點我在以後的講座會詳細講到。

下面，我開始講今天的主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區別。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講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第一個是講社會科學與自然

科學在本體論上的差異；第二個是講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認識論上的差異；第三個是講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方法論上的差異。我講前面兩個差異的目的是為了講第三個差異，因為我側重的是對方法論的研究。我只有先把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差異講清楚，才能講他們在方法論上的差異。當然有很多人並不同意我的觀點，我也講過這是我自己總結的觀點，大家可以各持己見。有的人認為社會科學就是自然科學的延伸，社會科學就要按照自然科學的模式去做，這是我不贊同的。我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是有根本的區別的，這一點在後面我會講到。

那我們先從本體論上來講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大家都知道什麼是本體論，本體論是研究世界本質的一個哲學分支。就是什麼是世界的本質，什麼是世界最重要的東西。換句話說，哲學也好，科學也好，我們到底要研究什麼，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世界最重要的部分。剛才馬老師也介紹了，我本科是學工科的，研究生最開始是學科學史的，當時一個很熱的話題就是為什麼古代中國沒有科學，科學為什麼起源於西方而不是起源於東方？中國的技術很發達，但為什麼沒有科學？很多人都考慮過這個問題，提出過這方面的見解。我認為這個問題提得並不是很好，為什麼呢？因為科學是偶然產生的，科學的產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技術是人人都需要的，要生存，要發展都需要技術，科學和技術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有技術不一定有科學。科學很重要的一個來源就是柏拉圖對真正知識的定義。柏拉圖對自然哲學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提出真正的知識並不是對你看得見摸得著的現實社會的認識，而是對抽象的，超現實的理念世界的了解，這樣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因此，他把世界分成兩種，一個是「永恆世界」（the world of being）和「變化世界」（the world of becoming）。柏拉圖講的這兩個世界是有很大區別的，我們一般人接觸的都是the world of becoming，是現實的東西，是具體的東西。而柏拉圖說，你要做一個哲學家，就不應該研究這些具體的東西，拋開你接觸到的東西，而提出一種永恆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性的東西。舉個例子，我們日常生活中會接觸到很多圓，但是

柏拉圖說，如果你要研究圓，你就不應該研究你說接觸到的圓，因為你接觸到的只是圓的一種具體形態，並不是真正的圓，不是完美的圓。完美的圓不存在於現實，而存在於哲學家的思想中。你要研究圓就必須拋棄具體的圓，而想像一個圓，這個圓是沒有形狀，不佔空間的，既畫不出，也得不到。科學就是要了解這個圓，你知道了這個圓的特徵，你就可以把它推廣到任何具體的圓，這就是科學的來源。它不是要你去尋找一種具體的東西，而是要找到一種永恆的，到處適用的真理性的東西。柏拉圖講的the world of becoming是什麼呢，就是現實的東西，是我們人為的仿造品。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知識，就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要看到那個抽象的圓。柏拉圖的理論是科學產生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礎。追求真理是科學家和科研活動者一個永恆的動力。而這些東西在中國古代都是沒有的，中國古代的東西都是很實用的，都是為了生存而設計的，並沒有這種對真理性認識的追求，這是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認為自然科學是以發掘「永恆世界」（the world of being）中的真理為最終目的，也是其精華所在。而社會科學是以了解「變化世界」（the world of becoming）為最終目的。歷史上很多人想在社會科學領域找到一種真理，能夠適用於各個方面，並且做過這方面嘗試。我認為社會科學不應該是這樣，在社會科學中，我們的目的是要去了解現實社會，而不是要去挖掘永恆的真理，這可能和你們想像的不一樣。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本體論上的區別也導致了它們在認識論上的差異。認識論是什麼，認識論是探索人類知識的起源、本質、方法及局限的一個哲學分支。你到底能知道什麼，你怎樣認識世界，這是認識論的東西。自然科學的關注點是什麼，它追求的是永恆的真理性的東西，因此他的關注點在於一些典型的現象，你知道了一個圓就可以把它應用到很多地方，你知道一個分子也可以應用到很多地方，甚至知道一個疾病也可以應用到很多地方。所以，你需要的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通過這個典型的例子可以使你了解一個類別的東西。因此你的重點並不在於了解具體的現象，而在於了解典型的現象。而社會科學則不一樣，社會科學的關注點在於所有個案組成的總體的狀況。你了解一個典型的例子並沒有很

大的用處，你最好是能夠了解所有的個體，對所有個體的了解就是對總體的了解。你最終要了解總體，但你是通過了解每一個個體來了解總體。這是一個辨證的關係，我會講到為什麼會是這樣，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在方法論上也有差異。自然科學在可能的情況下，都希望用實驗的方法來證明他的結論。雖然有些情況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他們是希望用實驗的方法來隔離外來因素的影響。比如，你想知道溫度的變化，在實驗時你就可以對壓力等其他因素進行控制。通過實驗，隔離外來因素的影響，就可以得到一個很純的規律。而社會科學不一樣，我們社會科學家只能運用一定社會環境下的數據（被稱為觀察數據），而觀察數據必然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實驗，但是很多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的，它有很大的局限性。社會科學之所以複雜，是應為我們的數據是通過觀察所得，而觀察所得的數據必然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這些外來因素都可能能夠解釋你的數據。你可以用統計

的方法排除一些外來因素，但你不可能排除所有因素。我下一講講因果關係就是講為什麼這些外來因素會給你一種假的現象，致使因果關係不一定成立。所以說我們的數據都有問題，如果一個人說，我的數據非常好，那麼他在說假話，要麼他根本就沒有去收集數據。收集數據和分析數據的人都知道數據來之不易，但也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你應該知道這個局限性，因為他來自於現實生活，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擾太多。學過統計的人就知道，統計上兩個東西很重要，一個是平均值，一個是差異。我在這裡把柏拉圖的兩個觀念「永恆世界」和「變化世界」用統計學的東西來進行對照。這是科學史上發展演變過來的東西。關於平均值，我舉一個例子，對於一根一米長的棍子，在測量時就會碰到問題，你讓幾個人去測量，如果數字很精確的話，有幾個人測量就會得到幾種結果。你需要得到的長度只有一個，而你得到的數據卻有一串，這時候你怎麼辦？取平均值，平均值在統計上的理論基礎是大數定律和中心極限定理。大數定律就是講，測量的平均值會隨著測量次數的增加而越來越可靠和穩定。它可能永遠不能達到真正的值，但它存在這種傾向。所以你要得到一個比較準確的平均值，你就要增大測量次數。這是平均值在測量上的一個很好的依據。另外一個是中心極限定理，隨著樣本數量的增加，其平均值越來越趨向於成正態分布。大數定理和中心極限定理這兩個定理對於平均值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給我們的測量提供了幫助。但這兩個定理也有條件，就是差異的來源必須是獨立的、非系統的微小因素，如果沒有這個條件，這兩個定理並不適用。比如是由你的疲勞，氣候等微小因素造成的差異就可以通過取平均值的方法得到基本消除。這兩個定理對社會科學很重要，有一位數學家、天文學家叫Quetelet，他認為社會科學很簡單。柏拉圖認為科學是要找到永恆的真理性的

東西，但是柏拉圖講的科學不包括社會科學，因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是現實的東西，而現實的東西是不斷變化，因此柏拉圖的科學中沒有社會科學，只有自然科學和哲學。但是Quetelet說社會科學中也可以得到永恆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怎麼辦呢？我們就取平均值。當樣本足夠大的時候，我們就能很準確的通過平均值來預測一些現象。因此，他提出了「社會物理學」，要獲得永恆性的東西就取平均值，這就得到他提出的「平均人」概念。「社會物理學」是研究「平均人」的，「平均人」是永恆不變的，是能夠符合柏拉圖對科學的定義的。這是他的一段話，「我們人類多悲哀啊，我們每年可以知道將有多少人的雙手會沾滿他們同胞的鮮血，多少人編造謊言，多少人死於毒藥……」這些都是可以通過「平均人」來預計的。因此他就用統計的方法，用取平均值的方法來研究社會學，他的社會學就是取平均值的社會學。自然科學是研究典型現象，而社會科學的「平均人」也是一個典型，但這個典型不是一種個別現象，而是一個平均數。這就是Quetelet的觀點，他這種觀點是用柏拉圖的傳統意義上的科學對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嘗試，就是通過統計的方法得到一個不變的東西，這個東西是抽象的，不是具體的。但這種思想在19世紀受到很大的衝擊。我下面要講的是達爾文的人口思維對我們社會科學的影響。我認為社會科學起源於達爾文，雖然我們今天記住達爾文主要是因為他的自然選擇學說，但是他對社會科學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你想一下，他的自然選擇學說是哪裡來的，自然選擇的基礎是差異，假如每一個孩子和他的父親或母親是一模一樣的，這個社會就不會有變化，更不會有進化。進化的前提是差異。同樣的原因會出現不一樣的結果，相同的父母會生出不同的孩子，同樣的家庭環境會給孩子造就不同的性格。這裡就有一個隨機的因素，這是一種自然想像。而這種差異對於達爾文來講就是世界本質，而不是人為的差錯。既然差異是世界的本質，那差異就應該是研究的對象，我們研究的對象不應該只是一個簡單的平均數，雖然這對我們也很重要，但我們不能僅僅局限於此，我們不能光講平均，而更要講差異，比如經濟上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很發達，但內地怎麼樣呢，這裡就有一個地域差異，因此差異是很重要的。對於達爾文而言，差異並不是一種人為造成的錯誤，而是一種現實的必然，是精華所在，是值得研究的東西，而不是說你知道了一個平均值了，差異就可以扔掉。這是很大的一個思想上的轉折。因此，今天我講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差異的重要性。我把達爾文的這種思想叫做「人口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而前面講的柏拉圖的思想就叫「典型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我在後面會詳細對比這兩種思維。「人口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是對科學的傳統定義的一個挑戰。傳統科學是要求你得到一個典型的規律，而達爾文的人口思維是要你得到一種分布，得到所有由個體組成的一個整體。達爾文是一個生物學家，他並沒有做什麼社會科學的研究，那是誰把這些東西介紹到社會學呢？是他的一個表弟，叫Galton，是他將人口思維引入社會科學。Galton去的地方多，見的世

面廣，他認為平均值並沒有多大意義。他覺得有的人聰明有的人笨，平均值根本沒有意義。美國有一個笑話，有人問一個統計學家把一支手放進冰箱，一支手放進火爐里感覺會怎樣，他說從統計上來講兩者平均一下剛剛好，這就是平均值的毛病。平均值在很多情況下並不能反映真實的現象。Galton還認為Quetelet的社會物理學的用處不大，「平均人」並不是萬能的。我想現在不論是中國社會學還是美國社會學都還存在這種傳統，就是對數據做平均值，不管什麼都平均一下，這隻能反映一個很小的方面，還有很多方面被忽略了。Galton說科學的探索必須關注差異與協同差異。差異有個體之間的差異，比如有的人聰明，有的人笨，有的人勤奮，有的人懶等，而且不僅僅是一個變數存在差異，多個變數之間也有差異，我這裡把它翻譯成協同差異，就是什麼東西和什麼東西一起變化。他說這才是重要的東西。這裡我用圖表來解釋Galton的一個理論，這個圖可以用來解釋很多東西，比如教育和收入，經濟發展程度和消費水平的相關性。Galton首先發現這種相關性是通過父親的身高與兒子的身高的關係發現的。他把一些父親與兒子的身高數據畫成圖表後發現這些點在一個橢圓之內，但這個橢圓不會變成直線，因為直線就意味著完全相關。這裡的相關性意義就是父親的特徵會影響到兒子的特徵，比如父親聰明，兒子也偏向於聰明，父親高，兒子也偏向於高，這和達爾文的自然選擇也是相對應的。除了相關還有一個回歸，回歸就是說這種相關關係不是決定性的，不是說父親高，兒子就一定高。回歸就是一種倒退，就是沒有原來那麼好，比如你父親很高，但你可能沒有你父親那麼高，但這種倒退不會倒退到平均一下，如果倒退到平均值一下，就意味著沒有相關關係了。因此相關關係並不是決定性的，偶然性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回歸是一種往均值方向的倒退。社會變遷有隨機的因素，再好的人家也會出敗類，再不好的人家也會出鳳凰。所以，相關與回歸似乎是矛盾的，因為相關是講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可能是一種因果關係，而回歸是把這種關係往回拉，就是弱化這種關係。相關和回歸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相關是存在的，但這種關係不是決定性的，這就要通過回歸來把這種關係拉回來。相關和回歸的關鍵在於差異，沒有差異，就不會有相關，也不會有回歸。相關和回歸是Galton發現並命名的。Galton是一個很優秀的科學家，但由於他敘述不清，致使相關係數的發明權落入他人手中。Galton發起過一個優生運動，因為通過統計，他發現有的人聰明有的人笨，他認為通過科學的方法可以促進優生，以改進社會的質量。下面，同學們有問題的話，可以先提幾個問題。

問題一：「平均人」的概念是不是一個「永恆世界」的概念？

謝教授：對，Quetelet是用統計的方法來滿足柏拉圖的「永恆世界」的要求。他並不研究具體的東西，他認為通過「平均人」的辦法可以找到永恆不變的真理。

問題二：謝教授，您剛才說差異是世界的本質，您講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存在差異，而差異是本質的東西，那麼是不是說共性的東西就不是本質，就不需要研究呢？

謝教授：我講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差異並不是要給某個具體的研究定性，也不是說只要研究差異，不需要研究共性，而是因為以前我們講差異講的太少，對差異不夠重視，所以我在這裡突出的講一下差異。當然平均也很重要，但在平均的基礎上要知道差異，要知道整個分布的情況，而不是說了解了平均就足夠了，就能夠了解社會。

問題三：您講的父子特徵的關係到底是一種統計上的相關性，還是一種遺傳的結果，這是自然科學的東西還是社會科學的東西？

謝教授：當然，這種相關性可以通過基因遺傳來解釋，但這種遺傳也是有偶然性的，受一定的隨機因素的影響的。這一點，統計學與自然科學中的生物學有一定的相似性。統計學有三個奠基人，一個時搞人類學的加爾頓，一個是搞農業的皮爾遜，另外一個是埃"菲舍，他把這一套統計的東西理論化，提出了一套系統的統計理論。後兩個學者都是以研究農業為主，但是我們也用他們的研究方法，因為他們的方法對於我們的研究也很適用。

問題四：謝教授，您講社會學的核心是一種批判性的思考，但這種批判性思考是其他學科也需要的，因此我想問您一下，您講的社會科學與社會學是一種什麼關係，是包容，還是等同？

謝教授：可能是我開始講得概括性強了一些，我講的核心並不僅僅是批判性的思考，還包括人口思維，包括後面我會講的事實性。像心理學，它比較重視個案的研究，而比較少的考慮社會規律性的東西，我們社會學考察的是社會事實，注重對社會現象的解釋和社會規律的探討。政治學講政治體系，經濟學講經濟實體，這些跟我們社會學都是有區別的。

問題五：我們求相關係數是為了發現一種規律，而規律是一種共性，而您卻強調差異性，我想問一下您的解釋。

謝教授：我理解你的問題，相關係數確實反映一種共性，但這種相關是會變化的，因為相關是受到偶然因素的影響，產生這種偶然因素的原因就是差異，有差異才會有偶然，有偶然才會有變化，只有在變化中才能尋找相關。好，我們接著講下去，到後面有時間我再回答一些問題。下面我講一個反例，這是一個數據「太好」的例子。社會科學用的是觀察數據，而觀察數據是有規律的，如果有人偽造數據的話，我們就可以分辨出來，因為偽造的數據一般可信度比較低。下面是一個真實的例子，講的是一個英國著名科學家Sir Burt，Sir是爵士，這也反映了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對科學的不同看法。在中國，書讀得好，學問做得好的人要給官，而西方是給榮譽，這個Sir就完全是一個榮譽，非常優秀的科學家都會得到這樣一個稱號。Burt是一個心理學家，其主要貢獻在於對智商代際遺傳的研究。為了得到更科學的數據，他增加了樣本數量，但是得到的相關係數卻是不變的，不變到第四位小數都是相同的。按統計學規律，隨著樣本的增加，相關係數也會隨之發生適當變化，而他的數據太「完美」了，真像柏拉圖講的那樣永恆不變，這就好得不可信。但是由於當時他是非常有名的科學家，因此沒有人提出質疑，直到本世紀80年代初，才有人提出質疑。我們現在知道他的數據是偽造的，這是科學界一個很大的偽造事件，他發表的文章中的合作者都是虛構的，他做的訪問也是捏造的，得出的數據都是自己編的，因此我們說任何學科都要有批判性，沒有一種批判性的反思，這門學科就很難發展。我這裡總結一下「典型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和「人口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的區別。「典型思維」（Typological Thinking）來源於柏拉圖的「永恆世界」（the world of being）。而這種典型思維在社會科學中的運用，就是Quetelet的社會物理學，用統計的方法來滿足柏拉圖對科學的定義。再具體而言就是用實驗的方法，把外來因素排除，通過控制變數來達到目的。在這方面，心理學做得比較多，經濟學也有，最近經濟學出來一個分支叫實驗經濟學，但是實驗的方法還是有很多缺陷的，我在最後一講我會講到實驗方法的缺陷性。

另外，「人口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有什麼特點呢？它來源於達爾文的進化論。這種人口思維並不是社會學獨有的，在很多其它學科也用到這種思維，但在社會學裡，這種思維特別重要，我下面會講到為什麼他對社會學特別重要，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把這種「人口思維」（Population Thinking）應用於社會學的主要是Galton，他提出了差異和協同差異。社會科學之間雖然有差異，但是他們都會用到達爾文和Galton的人口思維，並且他們都要應用到統計的方法，我們一方面要把事實描述得準確、全面，另外我們又要重視整體下面的每一個個體，把整個過程、事實、變數描述得準確是我們的責任。但是，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中又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是有限的，當樣本數量增加時，為了使我們對事實的描述更準確，我們就要運用到統計方法和統計工具。真正的科學是簡單的，相同的理論，越簡單的越可信。很多有名的科學家都信教，最典型的例子是開普勒和牛頓，他們都相信上帝。上帝一定是一位很聰明的數學家。因此越簡單的東西越可信，哥白尼的「日心說」之所以能夠說服後人，是因為他的解釋比托勒密的「地心說」簡單很多，省去了很多繁瑣的公式。

我是搞統計的，而統計是要求實證的，因此很多不了解我的同事就認為我是實證主義者。實際上，我不是實證主義者。實證主義是一種哲學觀點，它認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沒有本質的區別，換言之，社會科學可以做得和自然科學一樣嚴格，而且社會科學應該照著自然科學去做。這裡就有兩種提法，一種是說社會科學還不夠完善，還不夠科學化，需要通過採用實證的方法把它提高，使他向自然科學靠近；另外一種是要把自然科學降低，這種說法講自然科學也受到社會的影響，受到階級的影響，在這方面和社會科學一樣，因此可以把自然科學降低，和社會科學靠攏。這兩種提法在本質上是一樣的，就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沒有本質的差異。但我是不同意這種觀點的，所以認為我是實證主義者是很不公平。實證主義受到很多方面的挑戰，包括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後後代主義等方面的挑戰和衝擊。我雖然不屬於實證主義者，但是我承認我的思想屬於一個流派，這個流派我把它翻譯成人口學「流派」Demographic Approach），這個流派在美國社會學界有很大的比重和影響力，他是以Duncan為代表的。「人口學」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綜合性學科，它和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心理學都是有關係的。中國的人口學太閉塞，還沒有發展為一個綜合性的學科。Duncan對「人口學」的一個定義是人口學是對人口數量、人口構成及其變化的研究。這個定義是很廣的，人口數量就包括出生、死亡和遷移，而人口結構就包括家庭、學校、教育、職業等等。所以Duncan對人口學的定義下得很廣，很多人問我是人口學的還是社會學的，我說我既是人口學的，也是社會學的，我是用人口學的定義研究人口學和社會學的。我還給人口學流派一個名字，叫做實用經驗主義（pragmatic empiricism），這裡的經驗是以你從現實世界收集的資料為基礎的，而不是你的主觀經驗。「實用」是說你收集的資料可能對你的想法很有說明力，但是它並不是十全十美的，只是它是可用的，對你的研究有可用性。我要舉的例子是Lieberson，他是一位很優秀的社會科學家，他講到，「社會學的重要貢獻之一，就在於它提供信息的能力。這些信息包容了社會普遍關心的內容，有關種族平等、強姦、貧困、無家可歸者、代際流動的統計。我選擇這些問題是因為他們的答案提供了有關社會的有用信息，即使它們有時候並不一定為某種理論服務（順便說一句，誰說多了解一些事實是一件壞事呢？）」。社會學的重要貢獻是它能夠提供信息，在這方面的能力上，社會學比其它學科要強，比如說人類學、經濟學、心理學、政治學。因此，在提供信息方面，我們的責任更多。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對社會信息的描述都是社會學家提供的。對於家庭，家庭的破裂，小孩的生育，就業等比較概括性的，描述性的東西，都是我們提供的。因為其它的學科往往重視了一方面而忽視了全面的東西。美國的趨勢是怎麼樣，家庭是怎麼樣，父母離婚對小孩的影響怎麼樣，貧富差別怎麼樣，上代人對下代人的職業影響怎麼樣，犯罪率是增還是減，離婚率是增還是減，這些東西都是由社會學家來做，所以我們的學科和其它學科是有很大差別的。因此社會學家的使命是很重要的，有時我們講社會學家就是歷史學家，只不過我們描述的歷史是發現在現在，而不是發生在過去。我們是把現在發生的過程和現象系統的表現出來。Lieberson的這段話其實是對純理論學家提出批評，他批評理論學家常常忽略了經驗性的結果，他們是空談理論而不重視實際，理論和研究是沒有根本區別的，理論是知識的全部內容，理論應該超越事實，但它必須包含已知的信息。一個忽略了已知事實的理論，只能是一個片面的、錯誤的理論。他認為愛因斯坦的理論是好的理論，他的理論是尊重過去的經驗事實的，而我們一些社會學家卻不去了解社會事實，而只是空談理論。他批判了三個例子，一個是吉登斯，他寫了一本關於美國社會分層的書，書里對美國分層的描述根本不符合美國社會的真實情況。第二個是研究文化社會學的哈德，他認為社會參與性在降低，而他這個結論是建立在猜想的基礎上。另外一個就是布爾迪厄，他提出一個品味階級差異理論，Lieberson說他的理論缺乏論證的嚴密性。因此，我講的人口思維就是理論要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

社會學有兩種，一種是先寫方法，再寫結果，再寫結論；還有一種是先寫結論，再寫方法，再寫開頭。我是第一種人，我習慣先擺出我使用的方法，再描述結果，然後總結出我得到的結論。我就講這些，還有十分鐘，由大家來提問題。

問題一：我想請您談一談社會學的科學性和它的發展未來。

謝教授：我在第六講就會講到這個問題，社會學的科學性和社會學的未來，特別是美國社會學，我覺得還是有令人擔憂的地方。這個問題有幾個方面，第一是什麼是科學性，我認為科學性就是要以事實為基礎，這個問題我會在十一月一號詳細的講。

問題二：您講到自然科學是以發掘「永恆世界」（the world of being）中的真理為最終目的，而社會科學是以了解「變化世界」（the world of becoming）為最終目的，這是您個人的歸納和演繹推理的結果還是有現實證據的支持？

謝教授：這是我個人的判斷，所以我說不一定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觀點，有的社會學家就追求一些與自然科學一樣的規律性的東西，這只是我個人的觀點，也是我要強調的，是我認為從達爾文以來的社會科學的一個特定的東西，並不要求其他人都接受我的看法。

問題三：您在講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差異的時候講到自然科學重視典型現象，而社會科學要研究全部個體，但是在韋伯的「理想模型」 中提出一種理論分析方法，就是對經驗現象進行理論概括和抽象，從經驗事實中抽象出主要特徵，以之與經驗中各具體類型作比較。這也是一種典型性分析，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另外，社會學科和自然科學都存在一種相互借鑒，相互使用對方的一些適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現象，您怎麼解釋這種現象呢？

謝教授：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確實在方法和思想是有相互的借鑒，這是對的。現在科學越來越走向跨學科的趨勢，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界限也不是很嚴格的，但是他們之間還是有差別，這種差別是一個側重點的問題，是側重點的不同，而不是說他們之間在方法和思想上完全沒有相似性。關於典型性，韋伯講自然科學的定律越普遍越好，而社會科學的定律越普遍，它的實用性越弱，社會學理論越具體越深刻，越寬泛越膚淺。人與人之間雖然有差異，但是他總有一個主要的傾向，根據這個趨向的不同，我們可以把人分成不同的組，先比較組與組之間的差異，然後再來比較同組的人之間的差異，這樣就可以解釋很多現象。比如在美國，黑人與白人存在種族差異，另外還有性別差異，還有年齡差異，受教育水平的差異，我們就可以通過分組，通過組與組之間的比較來解釋這種差異。

問題四：您開頭講過古代中國沒有科學，您能不能講一下為什麼。

謝教授：這個問題可以從很多學科角度去看，有很多國家有很好的技術，比如阿拉伯國家，印度、中國，但是他們都沒有形成科學。我認為這是因為他們的需求起點不一樣。在中國，很多知識是很注重實用的，功用性心理很強，這就缺少了對追求科學的思想起點，科學是為科學而科學，而不是為實用而科學。因此，中國沒有能夠形成科學是由中國傳統的文化背景，思想觀念決定的。

問題五：謝教授，我想問一下，您認為社會學研究要強調差異，是不是意味著可以忽視對共性，對規律的研究，或是這種研究不重要？

謝教授：我可能過多地強調了差異，而對共性講的不夠，但是我認為共性也是重要的，但是僅僅知道了共性是不夠的，你還要知道他們的差異在什麼地方。相對來講，心理學和經濟學對共性強調的比較多，社會學也需要研究共性，但是只知道共性也是不夠的，共性是建立在個性的基礎上，所以我們要研究共性，也要強調對個性，對差異的研究。因為一般的人對共性研究的比較多，而講差異講的比較少，所以今天我更側重講差異。

馬戎主任：由於時間關係，我們現在提最後一個問題。

問題六：從本體論上來講，社會是分為很多層次的，對社會的分析也應該是從多個層次來分析，您直接把兩種不同的思維合併在一個層次上，不是有不妥；另外，實驗是一種觀測的方法，統計是一種分析方法，把這兩者混在一起是不是有些不恰當？

謝教授：我並不是說社會科學就不能有典型思維，也可以有，但是存在一個側重點的差異。另外，實驗是一種方法，它可以排除外因干擾，而我們得到的數據是觀察的數據，這種觀察是以事實為基礎的，而現實社會中的事實是受到外部因素干擾的，我們不能夠強制性的排除外部因素，而通過實驗就可以對變數進行控制，但是社會學主要是通過觀察來得到數據，而不能通過強加條件來排除外來因素。好，謝謝大家！

馬戎主任：今天晚上的講座就到這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