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雜誌:中國人的幸福哪裡去了?

2005年中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82321億元，比上年增長9.9%。在2005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排名中，高居第六。但是，在經濟取得如此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的同時，我國國民的生活幸福指數卻並沒有同步快速增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最新的調查顯示，2005年，只有72.7%的城鄉居民感覺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個百分點。經濟增長了，可我們的幸福哪去了呢？ 老百姓：生活負擔加重了 幸福是什麼？可能在一些精英群體的話語體系里，幸福來源於社會的認同與支持，但對於普通老百姓而言，幸福更多的在柴米油鹽的普通日子裡，在能夠安身立命的居所和良好的醫療條件里。儘管這些年來隨著經濟的增長居民的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但大多數人的感覺是生活負擔在不斷加重。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有7625人參與的調查顯示：一方面，78.8%的人認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而另一方面，85.3%的人感覺自己的生活負擔比十年前更重了。「水電煤氣，蔬菜大米，孩子上學，看病吃藥，哪一樣不在漲？」41歲的老張有一個孩子，正上初中二年級。這幾年，隨著孩子升學，老張家的生活開支也不斷增加。雖然也漲了些工資，但老張還是感覺生活的負擔比以前更重了。雖然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1996年到2005年這十年間，物價上漲幅度並不大。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漲幅遠低於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漲幅，甚至在1998年、1999年和2002年中，價格還出現了負增長。但是，在人們花錢最多的醫療、教育、住房三方面，近些年來卻有較大幅度的上漲。國內一家雜誌(《個人理財》)在全國37個代表性城市所做的調查顯示，我國城市家庭購房平均要花掉其13.4年的收入，溫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居民購房，甚至需要花費超過20年的家庭收入。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孫繼業指出，20年前，大學每學年的學費只有200元，現在已經衝上5000元大關，增長了25倍。一名農民辛辛苦苦13年的收入，才能供得起一個孩子上大學。而來自衛生部的統計數字也顯示，上世紀80年代初，全國一年的總體醫療費用為143.2億元，到2003年上升到6623.3億元，20多年增長了40多倍。與此同時，在總體醫療費用中，需要個人支付的比例，也由21.2%上升到55.5%。如此大幅度的上漲，使得住房、教育和醫療逐漸成為了人們生活中的三座大山，重重負荷壓得人們無法得以喘息，更無法感受到生活的幸福在哪裡。令人羨慕的中產：其實我們也很脆弱一直以來，我們關注較多的是低收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艱辛，但是，當我們放寬視線的時候，又捕捉到了社會另一個階層的愁與苦。似乎在外人看來，中產有著豪宅、私家車、時裝和珠寶，有著豐富的物質享受，有著體面的社會地位，有著高雅的小資情調，他們是光鮮的，他們是成功的，他們是幸福的。但實際上，他們也是在極高的壓力之下痛苦地憂慮，「他們的財富沒有暴富的指望，他們的職業沒有收工的暫停鍵，他們的階層待遇沒有確定的法律保障。他們一步一步向上爬，風光的物質享受背後是職業壓力，體面的社會地位背後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慮感。」可能隨時一場病、一個政策調整、一次金融衝擊波，他們就會被重新被打入赤貧的深淵，重新回到奮鬥的起點。48歲的成都市民老李年收入曾達近10萬元，並擁有兩套房產和被眾人羨慕的家庭。然而因妻子患病住院花了40多萬元，他不僅用光了所有積蓄，還被迫賣了一套房產。如今，妻子病逝，心灰意冷的老李無力也無心再像當年那樣拚命賺錢，他回到20年前幹活的工廠當小工賺點小錢，為補貼家用，還不得不將另一套房屋出租，而借宿於姐姐家中。 這些現實的風險使得中產者在本身就也很高的職場壓力下更加的不安，為了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保證自己的樓、自己的車能夠繼續供下去，孩子的學費甚至將來能出國留學，負擔起家中老人患病、住院等的高昂醫療費，他們不得不將自己變成工作狂，常常透支體力， 使得自己「30歲的脖子60歲的頸椎」，長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他們內心的巨大壓力，抑鬱症成為這個群體的高發症。於是，儘管他們的經濟收入一直在增長，卻也一致性地付出代價：幸福的感覺開始變得飄搖不定,人變得越來越脆弱。而如果連中產都不能感覺到幸福，這個社會又會有幾個人感覺到幸福?洞悉：我們的經濟增長忽略了什麼？一直以來，我們都只推崇GDP增長的神話，我們總是認為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儘快地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水平，解除貧困狀態，增強綜合國力。在這種背景下，「GDP崇拜」成為一種普遍情結，唯效率主義或獨尊經濟指數的發展成為主要甚至唯一的取向。儘管這種「增長優先」的發展戰略，使得中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以驚人的速度向前發展，然而，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也導致了諸多不良後果，最突出的有：國民教育、就業保障、社會福利、醫療衛生、文化建設等與人民生活質量密切相關的社會發展領域當作所謂「經濟增長的代價」被犧牲掉，人民的生活並沒有從經濟的增長中獲得多少好處。 是的，儘管我們的經濟發展迅速，但還有將近1億的農村貧困人口和2000多萬的城市貧困人口，他們還在貧困線下艱苦的掙扎。是的，儘管我們的經濟發展迅速，但住房、教育、醫療費用也在迅速增長，二十年間增長了許多倍，而居民的收入增長卻不容樂觀，從總體上看，在GDP高增長過程中，工資總額佔GDP中的比重卻不斷下降——從最高的1980年的17.1%，幾乎是「穩步地」下降到最低的1998年的11.7%、足足下降了5.4個百分點。是的，儘管我們的經濟發展迅速，但我們經濟增長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透支」獲得的。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說，如果保持目前的污染水平，到2020年，中國的GDP翻兩番時，污染總量也會翻兩番。是的，我們的經濟增長忽略了太多的東西，我們增長著，卻並不快樂。尋求轉變：不丹模式經驗表明,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幸福並不存在正比例關係。經濟發展水平比不上中國的南亞小國不丹,其國民的幸福感卻比中國強得多,這一現象促使我們重新審視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地處喜馬拉雅山的不丹，土地總面積 4萬7 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0萬。這個不為大多數中國人知道的小國，因其所倡導的「不丹模式」，近年來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不丹模式的核心內涵就是注重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將環境保護和傳統文化的保護置於經濟發展之上，衡量發展的標準是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不是我們通常採用的 GDP。國民幸福總值最早由不丹國王旺楚克在 1970年提出，他認為政府施政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他提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指標。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無上的發展目標。實踐的結果是在人均GDP僅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不丹的增長模式提醒了我們，經濟增長並不是終極目標，它只是實現人民福利的一個必要手段。那麼，在經濟已經有了巨大發展的今天，我們更應該實現向人的轉變，將人的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中軸目標。　　　因此，我們應當把人民幸福指數的增長，作為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在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中，應當把人民的幸福指數作為評判的一項標準，將原來追求的「GDP至上論」轉向更多元的評價標準。回歸公平：尋求一種衡平的幸福據相關調查顯示，使幸福指數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貧富差距，對於目前的中國而言，階層分化和相互之間的攀比，使得人民產生內心的不平衡，感到不幸福，甚至有些人會產生仇富心理。中國社會調查所2005年的一項調查稱，民眾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貧富差距。在北京社會心理研究所的調查中，市民已連續4年把「貧富差距過大」列為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首。「當前中國的社會流動和階層分化提供了大量讓人們比較的情境，競爭加劇也讓人產生比較的壓力，體會到不公平焦慮的人也會越來越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俊秀說。因而，在我們的國民分配中，要更加註重分配的公平，適當對一些弱勢群體傾斜，並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改善各個階層的福利狀況，而且要注重精神文明社會文化的發展及環境的保護，使得人們整體生活環境可以得到較大改善。儘管是如此熱切的期待著幸福生活，但是我們知道，「幸福指數」的增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許多重大的民生問題是長期而系統的工程，如醫療、教育、住房、生態方面，都需要慢慢的循序漸進的解決，而且，人們的幸福感也具有較大的易變性，今天的幸福感，明天就可能成了不滿足感。所以，在努力尋求國民幸福指數增長的過程中，我們切不可操之過急，而是要理性地注重每個細節地促使人們幸福感的提高，在穩步推進中尋求社會的更加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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