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研究綜述

穆旦研究綜述

引言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里程碑，天才的翻譯家，西南聯合大學的才子，曾與日本侵略軍殘酷廝殺的中校，剛正不阿筆鋒犀利的報人，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的奇異混合體，中國式的普魯弗洛克，呼求上帝、冷峻而又熱切的中國詩人，留美碩士，歷經苦難的愛國者，深情真摯的丈夫和父親，優秀的副教授，含冤去世的「歷史反革命」，曾被濃雲遮蔽的星辰、出土的寶石——這就是穆旦（查良錚）（1918——1977），但這還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穆旦早在四十年代就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青年詩人，他的詩在上海詩人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四十年代初期，聞一多遍選《現代詩鈔》時，選入了他詩作十一首，數量之多僅次於徐志摩一首。1948年初，方宇晨的英譯《中國現代詩選》在倫敦出版，其中就選譯了穆旦詩九首(1)。1952年，穆旦的兩首英文詩被美國詩人赫伯特·克里克莫爾（Hubert Creekmore）編選入《世界名詩庫》（A 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2), 同時入選的其他中國詩人只有何其芳。穆旦詩作的藝術風格、詩學傳統、思想傾向和文學史意義，在四十年代就被一些詩人和評論家較為深入地討論著，並被介紹到英語文學界。五十年代初以來，穆旦頻受政治運動的打擊，身心遭到極大的摧殘，被迫從詩壇上銷聲匿跡，轉而潛心於外國詩歌的翻譯，直到驟然去世。穆旦去世多年以後，才逐漸被人們重新認識。人們出版他的詩集和紀念文集，舉行「穆旦學術討論會」，給予他很高的評價。「二十世紀中國詩歌大師」的排行榜上，他甚至被名列榜首(3)。這種種的不尋常，被稱為「穆旦現象」。穆旦已成為詩歌界回顧歷史、著眼當前和展望未來都不能輕易繞過的重鎮。穆旦生前只出版過三本詩集：《探險隊》、《穆旦詩集（1939—1945）》和《旗》。在他去世後，海內外都出版了他與幾位詩友的合集，他的個人選集和全集也相繼面世。穆旦另有一些佚詩、佚文和遺作，特別是晚年創作的一首長篇敘事詩(4)，由於種種原因，至今不能公開發表。作為翻譯家的查良錚，則向人們奉獻了拜倫、普希金、雪萊、濟慈、艾略特、奧登等詩人的譯著二十多本，質量均屬上乘，深受人們的敬慕與歡迎。這些精美的譯詩，也是穆旦詩歌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穆旦的研究，從1946年開始，經歷了半個多世紀，主要集中於他的詩歌創作和生平經歷，探討他的藝術技巧、詩學傳統、風格流派、思想特質、精神人格、文學價值和文化意義等，也有對其作品的細讀闡釋和賞析。本文擬對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穆旦研究狀況做系統梳理與綜合評述，此項工作將以四個歷史時期為線索展開：一是1946—1948年；二是1979—1988年；三是1989—1997年；四是1998年至今。一根據現有資料，穆旦從高中時開始詩歌創造，他的詩才從那時就開始顯露，而且非常敏捷。大學期間，穆旦就有比較成熟的詩作發表在香港、重慶兩地的《大公報》上。至四十年代中期，穆旦早年的代表作如《還原作用》、《讚美》、《詩八首》、《出發》等，都已經發表，其中的十一首被聞一多收入了《現代詩鈔》（1943年9月）。1945年1月，西南聯大文聚社出版了穆旦首部個人詩選集《探險隊》。隨著詩作的發表和結集出版，穆旦如「寶石出土，便放出了耀眼的光輝，當時就受到了不少讀者讚美」(5)。王佐良的《一個中國詩人》是目前見到的最早全面評述穆旦詩歌的文章(6)。在第一階段中，其他代表性的評論有袁可嘉的《新詩現代化》和《詩的新方向》、周珏良的《讀穆旦的詩》、李瑛的《讀穆旦詩集》、默弓（陳敬容）的《真誠的聲音》、唐湜的《詩的新生代》和《搏求者穆旦》。這些文章有的是穆旦專論，有的則將穆旦置於新潮詩人群中來論述；有的是理論的總結，有的則是直覺印象式的描述。這些文章數量不多，但對穆旦的分析、概括和評價是準確深入的，至今仍被研究者作為經典而廣泛引用。在《一個中國詩人》中，王佐良向英語文學界和中國新詩界推出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一群年輕詩人。王指出了這些詩人和英語文學中現代主義詩歌的聯繫。論文著意介紹的是他們之中的穆旦及其創作。王佐良指出了穆旦抒情詩中的現實主義品質；並且和當時一般中國作家的「冷淡」和「空虛」不同，穆旦的焦灼是真實的，主要的調子是痛苦，其原因在於別的很多作家只是在抄襲西方二流作家的文字，而且「在擁抱了一個現實的方案和策略時，政治意識悶死了同情心」(7)；穆旦則沒有模仿，也從來不借別人的聲音歌唱，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識，而是以一種「受難的品質」，深入到根底，即「心的死亡」，來表達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王佐良分析了穆旦詩歌的藝術手法，指出他採用了「辨證」手法，而且不僅用頭腦思想，還用身體思想，這使得他的《詩八首》將肉體與形而上的玄思混合，成為「中國最好的情詩之一」(8)。王佐良讚賞穆旦在表達方式上棄絕古典的詞藻而運用現代白話，並有著許多人家想像不到的排列組合，使得他的作品有「一種猝然，一種剃刀片似的鋒利」(9)，這種風格完全適合他的敏感。王佐良認為穆旦對於中國新寫作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創造了一個上帝」(10)，這在缺乏精神上的起伏、宗教詩從來沒有發達過的中國，是一件幾乎完全新的事，值得詩歌界的注意。王文引起爭議之處在於，他否認穆旦對於西方詩人的模仿。其實穆旦對艾略特的模仿是大量的，這一點筆者將另作專文討論。簡單地說，模仿並不妨礙詩人情感的真實性，問題在於詩人是否能將「拿來」的東西恰當地溶入現實的情境、主體的情思，是否在表達上做到了有機統一。從這些方面來看，穆旦是成功的。王文另外引起爭議和誤會的是，他斷言穆旦的「最好的品質卻全然是非中國的」，「穆旦的勝利卻在於他對於古代經典的澈底的無知」(11)。不過王佐良後來修正了自己的說法，認為穆旦的身子骨里畢竟有悠長的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他對於形式的注意就是一種古典的品質(12)。結合上下文來看，王佐良原來的說法似乎也並沒有錯，他只是在用一種誇張的手法來突出穆旦「最好的品質」，這種品質是同時代其他大多數詩人所缺乏的，即敏感、真誠、尖銳、豐富、深刻和新穎。袁可嘉的《新詩現代化》是對中國四十年代以來出現的「現代化」新詩潮流的理論總結，而穆旦是作為這種潮流的代表被推出的。袁對這種新詩的主題意識和表現方法的概括，基本上也可用來描述穆旦作品的總體特徵。如他所說的現代詩人作品在強烈的自我意識中同樣突出強烈的社會意識，現實描寫與宗教情緒的結合，傳統與當前的滲透，抽象思維與敏銳感覺的渾然不分，輕鬆嚴肅諸因素的陪襯烘托，現代神話、現代詩劇所清晰呈現的對現代人生、文化的綜合嘗試，重視運用日常語言及說話節奏，有效地表達現代詩人感覺的奇異敏銳和思想的急遽變化等。袁可嘉認為這種現代詩歌潮流已經形成了一個「現實、象徵、玄學的新的綜合傳統」(13)，現實表現於對當前世界人生的緊密把握，象徵表現於暗示含蓄，玄學則表現於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強烈結合及機智的不時流露。袁可嘉在四十年代末寫了一系列的論新詩現代化的論文，發表在天津和上海《大公報》星期文藝、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文學雜誌》、《詩創造》和《中國新詩》等報刊雜誌上，而這些刊物也基本上是穆旦經常發表詩作的地方，因此兩人的理論與作品得以相互闡發，在現代詩人群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唐湜的《搏求者穆旦》是一篇長達兩萬多字的穆旦專論，最為全面、細緻和深入，以其偏於印象感悟式的優美筆調，著重欣賞解說穆旦作品中的辨證觀念、藝術風格和詩人的思想、精神氣質。唐湜說明了穆旦寫作的背景，即世界範圍內的現代主義藝術潮流，及其特徵和代表，指出穆旦的作品也具有這種潮流的特質。唐湜以大量的作品為例，詳細地分析了穆旦作品中的辨證觀念。這種辨證觀念不僅表現在單篇的詩作中，還體現於創作的整體及作品之間。這種分裂與搏鬥，最後歸結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至此完全顯露出詩人的勇者的氣度。唐湜認為這些豐富的辨證觀念正是對庸俗貧乏的常識邏輯、形式邏輯的否定，正會使習於平庸的人們迷亂。由於這種辨證的基礎是，詩人用自我生活感覺與內在情感同化了又貫穿了外在的一切，因此「他的受難的精神歷程與中國新時代受難的歷史過程正可以相互印證」(14)。唐湜認為這些受難的文字是穆旦主要的業績；他同時指出，穆旦詩集里還有許多優美柔和的抒情，《森林之魅》是其「詩集里的冠冕」(15)。唐湜分析了穆旦的精神氣質，是「自然主義」而非「客觀主義」，他把自我分裂為「生理的自我」和「心理的自我」，使二者展開辨證的追求與抗爭。唐湜認為穆旦是「想用自然的精神來統一歷史」，他的思想是「一種樸素的唯物論，而且充滿了辨證的因素，但卻不是歷史的唯物論」(16)。唐湜並沒有清晰地闡明何謂「自然的精神」，而穆旦詩中對於那個遠在混亂現實和蒼白語言之外的上帝，對於絕對秩序與和諧的追求是激越而執著的，他的思想的社會性和現實性，通過對現實的猛烈抨擊和極端否定而表現出來，並非簡單地追求返回到原始渾樸的自然狀態。唐湜指出穆旦詩里的悲觀氣氛和動搖懷疑的色彩表現得特別顯著，他認為這種自我意識旺盛的個人主義與悲劇精神正是一切布爾喬亞時代共有的精神，同時有著T.S.艾略特以來的現代主義新傳統的光彩。唐湜給了這位搏求者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所表現的是他的全人格，新時代的精神風格、虔誠的智者的風度與深沉的思想者的力量。這些都是經典的知人之論，對後來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啟發。周珏良的《讀穆旦的詩》是讀《穆旦詩集》的感想。周指出穆旦把英美玄學派詩人和現代派詩人如葉芝、艾略特、奧登的詩歌傳統運用到自己的詩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文章發表後，穆旦寫信給周說，詩集出版後的評論中他最喜歡這篇和王佐良的《一個中國詩人》(17)。四十年代寫成的這一批文章，有的將穆旦及其詩友跟中國當時的詩歌時尚相比較，凸顯了穆旦在文學史上的價值與意義。默弓（陳敬容）在《真誠的聲音》一文中談到，中國新詩雖還只有短短的一二十年的歷史，無形中卻已經有了兩個傳統，一個盡唱的是「夢呀，玫瑰呀，眼淚呀」，一個盡吼的是「憤怒呀，熱血呀，光明呀」(18)，結果是前者走出了人生，後者走出了藝術，把它應有的將人生和藝術綜合交錯起來的神聖任務，反倒擱置一旁。陳敬容認為牧歌的時代、史詩的時代都過去了，浪漫派、象徵派、韃韃主義、超現實主義和許許多多的名目也都再不能完全適合現代的需要，她認為現在應該追求「詩的現代性」，而目前中國新詩的時尚，與現代詩潮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穆旦們的創作則是近年來新詩真正的收穫。唐湜在《詩的新生代》一文中認為，目前中國詩壇上有兩個浪峰，其中一個就是穆旦杜運燮們的辛勤工作組成的，他們是一群自覺的現代主義者，繼承的是T.S.艾略特、奧登、史班德們的詩歌傳統。袁可嘉在《詩的新方向》中認為，穆旦「是這一代的詩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遠的人才之一」(19)，現在看來這一判斷是準確的。沒在肯定和讚譽的聲音之外，也有極端否定的意見存在。一個北平出版的「文藝」刊物攻擊屬於「文藝騙子沈從文」「集團」的穆旦、袁可嘉、鄭敏等，謾罵他們是些「樂意在大糞坑裡做哼哼唧唧的蚊子和蒼蠅」，將其劃入該打擊的敵人之列(20)。這是毫無可取之處的議論，不過倒是從反面映襯出了穆旦的文學地位。二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穆旦頻頻受到左傾政治的迫害，直到含冤去世。1981年，穆旦才得以徹底平反昭雪。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穆旦研究幾乎完全停止。自1979年起，香港《大公報》、《新晚報》，北京《詩刊》，天津《新港》、《天津日報》和《美洲華僑日報》等先後發表了穆旦的一些遺作和關於他的回憶與評論文章，穆旦開始被「重新發現」，穆旦研究得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新的文學語境中展開和深入，並取得了一批新的重要的成果。1979—1988年的穆旦研究，以1988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穆旦學術討論會」為階段性標誌。這一時期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1986年1月《穆旦詩選》和1987年11月紀念文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的出版(21)。本階段的研究，大致分為作品研究和生平研究兩類。前者又可分為穆旦詩歌和翻譯藝術研究兩種。隨著1981年《九葉集》的出版(22)，穆旦開始作為「九葉詩派」最重要的一員見諸研究者的筆端。這時候對穆旦的評述大多是與對九葉詩人的研究聯繫在一起的。這種方法的好處，在於將詩人放置在一定時期內中外詩歌潮流中來考察，在縱橫坐標的參照中見出其流派特徵，但其個體特徵和意義價值不能得到充分的重視與深入的闡明，這一缺陷在穆旦與英美現代派詩人的比較研究中特別突出。然而這種方法至今還被一些研究者採用，二十年來這樣的論文不在少數。其實「九葉詩派」本身就是一個含混的概念，而穆旦早在「九葉詩人」集合於1948年創刊的《中國新詩》之前，就已經出版了三本詩集，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色。因此後來有人明確地反對這種方法(23)。不過這種情況在《穆旦詩選》出版後有了很大轉變。《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是為了紀念穆旦逝世十周年而出的一本隆重的紀念文集，收錄了1979年以來大陸和香港兩地穆旦研究的主要代表作，並有《對穆旦詩的評論簡摘（1946—1985）》、《穆旦小傳》、《穆旦（查良錚）著譯目錄》和附詩等內容，是穆旦研究的重要階段性成果。在穆旦詩歌研究方面，王佐良的《穆旦：由來與歸宿》具體談到了英國現代派詩如何影響了穆旦和他的年輕詩友。王認為他們是將西歐的現代主義，同中國的現實和中國的詩歌傳統結合起來了的，這一結合產生了不少好詩。王認為「無論如何，穆旦是到達中國詩壇的前區了，帶著新的詩歌主題和新的詩歌語言，只不過批評家和文學史家遲遲地不來接近他罷了」(24)。王佐良還談到了穆旦晚年的詩作，認為詩人經過將近三十年的坎坷，仍有那無可企及的詩才。他認為《冬》可以放在穆旦最好的作品之列(25)。袁可嘉的《詩人穆旦的位置》，以具體的作品分析和比較，討論了穆旦詩的風格，即「一種新詩中不多見的沉雄之美」(26)，和「新詩歷史上少有的」「現代知識分子那種近乎冷酷的自覺性」(27)，以及「新詩中少見的」現代派詩歌特徵。袁可嘉回憶了現代文學史上現代化新詩潮的由來和發展，認為「穆旦是是站在40年代新詩潮的前列，他是名副其實的旗手之一。在抒情方式和語言藝術『現代化』的問題上，他比誰都做得徹底」(28)。不過袁又指出，這樣的「徹底性」難免在某些尚不成熟的詩作中帶來一定程度的生硬和晦澀，使他的作品到今天還不能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欣賞，是我們應當吸取的教訓。周珏良的《穆旦的詩和譯詩》回憶了穆旦的創作道路和創作思想，即他「認為受舊詩詞的影響大了對創作新詩不利」(29)。周認為穆旦在寫詩中明顯實現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詩受西方詩傳統的影響大大超過了中國舊詩詞的影響，這種「有意避開中國舊詩詞的傳統而取法他處」的做法，「確是十分有見識的」(30)。周珏良同時認為，穆旦並非食洋不化，他博採眾長之後釀成了自己的詩風，「他的詩結合熾熱真摯的感情，深邃的沉思和完美的形式，成為一個藝術統一體」(31)。周還談到穆旦晚年詩作的風格特點：歷盡滄桑，不無悒鬱，但決不頹唐，格律更嚴謹，頗有悲劇崇高之美。他認為《冬》是壓卷之作，可以代表穆旦晚年的成就(32)。鄭敏的《詩人與矛盾》以具體作品為例，分析了穆旦詩中各種矛盾的力量及其衝突。鄭敏借用了美國詩人奧森「場」的理論，認為穆旦的詩歌有著強大的磁場，因為「穆旦的詩，或不如說穆旦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矛盾的張力上，沒有得到解決的和諧的情況上」(33)。鄭敏指出，穆旦象不少現代作家，認識到突破平衡的困難和痛苦，但也象現代英雄主義者一樣他並不夢想古典式的勝利的光榮，他準備忍受希望和幻滅的循環。鄭敏認為穆旦的詩充滿了他的時代，主要是40年代，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所嘗到的各種矛盾和苦惱的滋味，惆悵和迷惘，感情的繁複和強烈形成的語言的纏扭，緊結。鄭敏認為穆旦的語言是詩人界臨瘋狂邊緣的強烈的痛苦、熱情的化身，它扭曲，多節，內涵幾乎要突破文字，滿載到幾乎超載，這正好跟詩人痛苦痙攣的心靈，一個包含著火山預震的思維和心態產生藝術的協調。因此穆旦是「一個抹去了『詩』和『生命』的界線的詩人」(34)。鄭敏還著重分析了穆旦《詩八首》中三種力量的矛盾與親和，從而把握詩中複雜的思維、線團化的情感和豐富的結構。鄭敏認為穆旦在40年代寫出了這樣的詩，「說明中國新詩發展到40年代已經面臨豐收和成熟」(35)。鄭敏最後回顧了穆旦取得如此詩歌成就的歷史背景和條件。她總結說，要理解穆旦的詩是需要一些新的（即現代主義）理論知識和新的目光，不能以作家的受歡迎程度作為藝術的評價。香港學者、詩人梁秉均的《穆旦與現代的「我」》，深入討論了穆旦詩中的「我」及其現代性。梁秉均認為穆旦的詩是主體性（自我）「發展至內省階段的現代主義作品」(36)，強調自我的破碎和轉變，顯示內察的探索。梁認為這種對自我的態度，有個人和時代的背景。梁秉均通過對具體作品的細緻分析，指出穆旦與前輩詩人不同的地方，也是他的現代性所在，正在他更自覺也更複雜地試驗詩中的「我」。這種現代的「我」不同於斯彭德（按即前文中唐湜所譯的「史班德」）所謂的「伏爾泰式的『我』」(37)。梁秉均還分析了穆旦詩中的另一個現代性標誌，即對時間的主觀的處理方法。梁秉均認為，由於不相信有一個固定的自我，一個一成不變的認識世界的方法，自然也使穆旦在表達和信仰兩方面，不輕易接受外加的格式和未經感受的理想，他試圖創造一套新的藝術形式及語言，尋找一個「可以感覺得到的信念」(38)。梁總結說，在穆旦的那個時代，他詩中現代的「我」令他有別於那些把「我」當作傳道者或號手的教條主義者，亦令他有別於那些對「我」缺乏批判和反省的傷感主義者；穆旦詩中的「我」走出了過去比較固定的自我的觀念，但並沒有走向虛幻，他詩中的「我」多少仍帶著一種社會、文化或心理的身份，有變化也有比較可以追溯的特性，穆旦通過現代的「我」，還是想由小我具體寫出時代。藍棣之《論穆旦詩的演變軌跡及其特徵》是一篇總論性質的長篇論文，在綜合前人論述的基礎上，對穆旦詩歌又有更深入細緻的分析和評價。這篇論文重點討論了穆旦詩歌的內容、創作構思的特點。藍棣之認為穆旦在1937年至1948年寫的詩，從內容上大體分為兩類，一類寫現世的感情，寫青春，寫靈與肉的衝突；把這類詩貫穿起來，可以看到他靈魂的歷程，即從浪漫主義的激情到現代主義的理性。另一類寫對社會的感受，社會中的個人命運和體驗。藍棣之認為，穆旦詩中「不時出現的虛無主義調子是因為對現實失望引起的，而不是從生命和存在本身引出來的」(39)，這是他和存在主義不同的地方。藍棣之認為穆旦的詩主要是對社會現實進行心理的和哲學的思考，因而超越了那些膚淺的所謂現實主義；他的詩有一種明顯的客觀性，有通常浪漫主義詩人沒有的那種對生活的觀察和理性；他的詩是各種思緒而非感情的綜合，而這種思緒總的來說是現實的和入世的。藍棣之將穆旦詩的創作構思分為三種情況，重點分析討論了第三種情況，即以理念為出發點，通過藝術想像捕捉意象和細節，然後成詩；藍棣之認為在穆旦詩中，受西方現代派影響最深的詩，在藝術構思和表現上與傳統拉開距離因而也是他最多創新的，就是這類詩了。藍棣之討論了這種寫法與「傳統的以具體事物為依傍表現感受的寫法」(40)各自的得失，以及穆旦的懷疑與困惑。他比較了穆旦與李金髮、戴望舒、徐志摩、聞一多等詩人在中西文化之間，在傳統與創新之間，在刻露與空疏之間，在民族傳統與西方現代詩之間選擇的不同，並在這個面臨選擇的背景上評價穆旦詩的成就、貢獻與得失。藍棣之認為，穆旦的詩「集中地表現了西方現代詩的長處和對傳統的忽視，相當地歐化，但因此也就相當深地表現了現代人的獨特體驗和現代主義的理性，詩的面貌也煥然一新」(41)。這乃是他的成就，但缺點也就在其中了，即他的詩有時缺乏詩的情趣，晦澀難懂。不過藍棣之認為，隨著時間的前進，穆旦的詩「會通過種種途徑，首先在一些詩人中，然後在較高層次精神生活的人們中，有所滲透，逐步成為民族的一種文化遺產。這就是他的詩越到後來越有價值的原因」(42)。這一看法在當時無疑是具有前瞻性的。殷之和夏家善的《詩人穆旦早年在天津的新詩創作》，以及應之的《〈兒童花園〉與查良錚》，討論的是穆旦早年的一些創作。應之認為查良錚的一篇小學習作《不是這樣的講》「可以說是一篇頗有意味的『微型小說』。查良錚的文學道路也可以說從這裡開始」(43)。殷之和夏家善指出，作為中學生的穆旦，關心國事，正視現實，他在30年代寫的詩歌，大多為憂民傷國之作，表達了他對黑暗社會的憤懣，對國家命運的關切以及對人生哲理的探求，讀者能從中感到時代脈搏的跳動。殷之和夏家善同時指出，「在同一時期發表的青年學生的新詩中，雖也不乏憤世憂國之作，但還是以抒寫諸如母愛、戀情、鄉思以及田園風光等個人感受居多」(44)，相比之下，穆旦的視野就顯得較為開闊，詩的蘊含也頗為豐富，開掘也較深。他們認為，從這些早期詩作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來看，顯示出穆旦某種程度的「早熟」，和其後的詩歌創作前後相承，一脈相貫。殷之和夏家善不同意有的評論者的說法，即認為穆旦的詩受外國詩的影響多，受中國詩的影響少。他們以事實說明穆旦「在中學時期更多地受到了我國古典詩歌優秀傳統的熏陶」(45)。這些史料的發掘和議論，對於了解穆旦的思想和創作的發展，對於研究這一時期中國新詩的創作，都是十分必要的。王聖思的《生命的搏動，知性的升華》是一篇細讀賞析穆旦早期詩歌的文章，最初發表在《名作欣賞》1988年第2期上，收入紀念文集時略作了文字上的刪改。《名作欣賞》1988年第3期上發表了葉櫓的《心靈活動的軌跡，風雲變幻的投影》，是細讀賞析穆旦晚年組詩的文章，紀念文集未收錄。前面提到的鄭敏的《詩人與矛盾》，也是屬於細讀闡釋一類。這些文章從詩人具體的詩作入手，分析作品的內容和藝術手法，闡釋詩人的情緒和思想，進而評價詩人的意義與價值。葉櫓的文章特別將穆旦的晚年組詩與1976年中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環境相對比闡發，對於理解詩人晚年的心境和思想歷程是很有幫助的。在穆旦詩歌的比較研究方面，本時期並沒有專文討論，只在整體評述穆旦、九葉詩人和現代主義詩歌時有所提及。收錄在紀念文集中的主要代表作有王佐良的《穆旦：由來與歸宿》、袁可嘉的《詩人穆旦的位置》和周珏良的《穆旦的詩和譯詩》等。另外未收錄紀念文集但同樣屬於代表作的有：王佐良的《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一個回顧》和袁可嘉的《西方現代派詩與九葉詩人》(46)等。這些作者都是穆旦的大學同學和詩友，同時又是研究英語文學的專家，他們提供的史料、分析和評述，較之四十年代的文章更為具體詳實和深入細緻，揭示了穆旦接受西方現代主義詩學影響的時代背景、文學潮流、個人學養，以及這種影響在作品中的具體表現，是後來的學者推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礎。在穆旦翻譯藝術研究方面，紀念文集中香港學者馬文通、大陸學者孫劍平分別有專文論述，王佐良、周珏良、杜運燮等人的文章中也有專門的文字予以介紹和評價。馬文通稱查良錚（穆旦）是「一個傑出的詩歌翻譯家，迄今為止中國詩歌翻譯史成就最大的一人」(47)。他在文中將查良錚詩歌翻譯質的發展概況作了鳥瞰式的考察，並對其翻譯藝術作了總體的評述。孫劍平的《查良錚譯〈歐根·奧涅金〉的藝術成就》則從一部作品入手，分析和總結查良錚的翻譯藝術。他認為，在《歐根·奧涅金》的五個譯本中，「若以詩味濃郁、才氣橫溢而論，當首推查譯本」(48)。王佐良則認為在《唐璜》這部巨著中，「譯者的一支能適應各種變化的詩筆，譯者的白話體詩歌語言，譯者對詩歌女神的脾氣的熟悉，譯者要在文學上繼續有所建樹的決心——這一切都體現在這個譯本之中」(49)，他認為穆旦翻譯《唐璜》所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杜運燮則在他的文章中辟專節談到了穆旦的譯詩原則(50)。另外早在1981年，周珏良和杜運燮先後在《讀書》上撰文，談到了穆旦的翻譯藝術(51)。對穆旦生平的研究是從本時期開始的，主要的代表作都收錄在紀念文集中。這些文章的作者分別是穆旦的親人、同學、詩友和學生（忘年交），他們作為知情人所提供的史料，為人們勾畫出穆旦的令人肅然起敬的立體形象：他的家世、求學、坎坷的經歷以及他的性格、氣質、思想和人格力量。這些文章對於了解穆旦創作和精神發展的歷程，都有非常重要的價值。特別應該提到的是郭保衛和孫志鳴的兩篇回憶文章(52)，裡面引用了不少穆旦的詩論。由於穆旦一生極少寫評論文章，這兩篇回憶文章為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另外較早發表而大陸刊物未見收錄的比較重要的穆旦研究專文，主要有林真1983年發表在香港《文匯報》上的三篇文章：《曾使我激動和哭泣》、《穆旦詩作的特色》（上、下）(53)。林真結合自己在抗日戰爭期間顛沛流離的痛苦經驗和所見所感，談到了讀穆旦詩作的感受。她認為，「穆旦以詩人的心靈敏感地捕捉了抗日戰爭的八年中祖國和它的子女所受的種種苦難，寫成了詩篇。在戰爭期間，激勵同胞、增強抗日衛國的信心。在和平時期，仍能起著教導同胞熱愛祖國，憶苦思甜的作用」(54)。在《穆旦詩作的特色》上篇中，林真分析評價了穆旦詩作的白話寫作和「陌生化」手法，認為穆旦的詩，就如英國批評家李維斯（E.R.Leavis）所說，要「透過文字去感覺」的。在下篇中，林真比較了穆旦與古代詩人在生活上的不同，認為正是因為這種截然不同，而且「在文化上又對傳統全然無知」(55)，因此他的詩便有很大的獨創性，不受傳統的影響，這是他成功的地方。在這裡可以看到王佐良四十年代的誇張造成的誤會。林真由這種誤會得出結論：因為他對中國文化傳統全然的無知，無法從中國傳統中吸取有益的養份，他的詩不容易為中國讀者接受，這是穆旦和台灣某些現代詩人悄然退出詩壇的原因。如果林真對穆旦的生平和研究狀況有了更多的了解，到如今想必會修正她的結論吧。1988年5月25日在京召開的「穆旦學術研討會」，目的是為了紀念穆旦逝世十周年，促進對其著譯成就和學術思想的深入研究(56)。發言者探討了穆旦的藝術風格和成就、他的思想特質和人格精神，認為我們需要穆旦這樣的詩人，我們要重新發現穆旦，運用具體的方法分析介紹他的詩作，使新一代的讀者從中獲得藝術營養和精神力量。這次研討會確實是本時期穆旦研究的一個恰當的總結，也是下一個時期深化研究的良好開端。三1988—1997年的穆旦研究，以為紀念詩人逝世二十周年而出版的三本書為階段性標誌：《穆旦詩全集》、《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及《蛇的誘惑》(57)。這一時期的研究較上一時期有更新和更大是收穫，主要表現在論文數量有所增加，更多史料的發掘，以及對詩人文學史地位的重新評價等方面。1994年，王一川、張同道和戴定南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用審美標準重新闡釋文學史」，以「語言上的獨特創造」、「文體上的卓越建樹」、「表現上的傑出成就」和「形而上意味的獨特建構」來排定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58)，穆旦被置於詩歌卷卷首。這種名次的排列或許有可商榷的地方，但它至少反映了穆旦研究的深化。這一時期的穆旦研究，主要集中於穆旦詩歌創作和生平兩方面，對其翻譯藝術的研究則沒有進展。同上一個時期一樣，本時期對穆旦詩歌創作的研究也常常與對「九葉詩派」的研究混雜在一起，這樣的論文比穆旦詩歌專論要多。在穆旦詩歌專論方面，既有綜合性整體把握的專論，也有探討其詩歌某一方面特質的論文，還有對其作品的細讀賞析。本時期穆旦詩歌研究最大的成果，應該是其詩全集和書信論文集的整理出版。《穆旦詩全集》收錄穆旦詩作150餘首，包括部分首次公諸於世的未曾發表的手稿，按創作時間之先後編年集成，並在每首詩後註明了寫作時間和刊載情況。《穆旦詩全集》其實並不全，但它是迄今為止海內外最為完備的一部穆旦詩集。《全集》中還附有《穆旦著譯集目》，是穆旦詩歌、翻譯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穆旦（查良錚）年譜簡編》則是重要的集 大成的綜合性研究成果。《蛇的誘惑》收錄了穆旦的幾篇文論和近三十封書信，大都是談論詩的，從中可以大致看出穆旦的詩學理論。由於穆旦生前極少發表文章，這些首次公開發表的書信是研究穆旦詩歌的重要參考資料。本時期穆旦研究的代表性論文主要收錄於紀念文集《豐富和豐富的痛苦》。這也是一本隆重的紀念文集，分為《評論篇》（主要是詩歌研究）和《懷念篇》（主要是生平研究），其中多篇論文早先已發表在各種學術刊物上。但是編者和個別著者在史料考訂方面出現了較多的錯誤。如編者註明邵燕祥文《重新發現穆旦》「原載《瞭望》周刊1988年6月6日（第23期）」(59)，並大段引用了《瞭望》周刊的「編者按」，但筆者反覆仔細查閱了《瞭望》周刊第23期和以後一年的期刊，並未發現邵燕祥的這篇文章和編者按。李怡的《穆旦研究論著編目（1945~1995）》(60)同樣弄錯了邵的原文出處，而且還有其他更多的錯誤。如嚴迪昌文不見於李注的「北京《詩探索》1982年第1期」，而見於《文學評論》1981年第6期；前一出處是以衡文《春風，又綠了九片葉子——讀〈九葉集〉》的，但以衡文未見編目，可能是排版時的錯誤；樓肇明文不見於李注的「《北方文學》1982年2期」；唐?#124;文原載《文學評論》1982年第3期，而非李注的第2期；公劉文原載貴陽《花溪》月刊1984年6~8期，而非李注的1985年。另外李的編目收集的材料確實如其自述的並不完備，但編目的確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和線索。在詩歌研究方面，紀念文集中王佐良《談穆旦的詩》和謝冕的《一顆星亮在天邊》亦作為序言見於《穆旦詩全集》。王文對穆旦的議論和評價是一如既往的，不過較其以前的論文充實了一些史料細節。謝文主要是一篇綜合性的穆旦論贊，不以史料的詳實取勝，而以議論的精彩見長。謝冕對穆旦卓然獨立的詩品和人品給予了歷史的分析和高度的讚譽，稱他是「不被許可展示的天才」(61)和「最能代表本世紀下半葉——當他出現以至於今——中國詩歌的經典性人物」(62)。謝冕還特別指出了《隱現》是「迄今為止很少被人談論的穆旦最重要的一首長詩」(63)。作為當代最重要的詩歌評論家之一，謝冕這些評價應該是非常有分量和影響力的。香港學者李焯雄的《慾望的暗室和習慣的硬殼》主要探討的是穆旦抗戰時詩作的主題及風格。他認為「把『外在的世界』和『內心的感受』互相轉化是穆旦詩的常見母題（總主題）……這母題的變奏便是『理想中國與現實』和『理想愛情與現實』的恆常辨證」(64)。李焯雄認為穆旦意識到了理想和現實不可調和的衝突，而且意識到了一切努力都不可靠，他的詩就是這種尋求過程的重現，也就是所謂「內心的感受」和「外在的世界」的互相轉化。李焯雄由對穆旦詩作主題的分析，進而討論了穆旦詩作的風格，認為穆旦詩的基調是悲觀的，這是他對個人敏銳心靈和對理想虔誠的堅持的必然結果。但李同時認為這種悲觀並不廉價，穆旦的詩始終沒有冷漠的態度，漠視客觀世界，他畢竟是悲憫的，不流於冷嘲。李在這些分析的基礎上，認為穆旦的詩不應輕率地劃分為愛國或愛情或宗教詩，他認為這些素材只是同一主題的一體三面，反對評論家貼「現實主義為主」或「人民性」的標籤的簡單做法。李焯雄的討論針對大陸一些批評家習慣的思維定勢和評論套語，富有啟發意義。李方的《悲愴的「受難的品格」》在前人論述的基礎上，通過對大量詩作的貫穿分析，重新領略穆旦如何完成著對新生命風格的重新鑄造；重新審視穆旦為中國新詩審美風格注入的新質，以及這種新質形成的曲折過程。李方的研究方法明顯受到了唐湜《穆旦論》的影響。李方認為穆旦在嚴厲的自省中，「將鞣較執饕邐難е小沂撬目轎剩肓絲拐獎塵跋碌鬧泄率?65)，並以「受難者的品質」，完成著「從空虛到充實」的搏求；而他的貢獻正在於準確地揭示了搏求過程中難以名狀又難以擺脫的異化力量「還原作用」(66)。李方指出，在「還原作用」的重重困阻中，穆旦塑造了全新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被圍者」，而這樣的形象「涵括了『五四』以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心靈歷程」(67)；由於「被圍者」向歷史中介物的使命做出了自覺的體認，因此顯示出神聖而悲愴的色彩。李方對穆旦的「重新發現」，應該說為研究界提供了更新的成果。張同道的《帶電的肉體與搏鬥的靈魂：穆旦》也是一篇以精彩議論見長的綜合性論贊，其部分精華文字曾作為按語收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詩歌卷（上）》。張同道分析了穆旦詩中野獸的意象及其文化含義，指出「野獸」隱喻了穆旦的反叛野性，並且這種渴望獸性的回復，正是對人的原動性，人的野力的期盼。張同道認為，在魯迅之前，沒有一個中國現代作家曾象《野草》一樣深刻地剖析自己的靈魂，魯迅之後，自我的拷問又寂然無聲；而「穆旦的詩正是《野草》傳統的暗接和賡續，展示了迷暗沉鬱的靈與肉的搏鬥」(68)。在搏鬥的過程中，穆旦明確地認識到自我（現代知識分子）是「被圍困者」，而「站在被告席上的，應該是舊勢力與我們自身的文明病」(69)。這種搏鬥不僅是個體生命與歷史文化現實的糾纏，也延伸到愛情，《詩八首》的深度、密度與廣度都抵達了前所未有的水準，即使從世界範圍的作品來看都是卓越的(70)。張同道認為穆旦對苦難的反省，對受難者的厄運和覺悟的描繪，其「支點是人道主義」，並且「這種詩的經驗是現代的、中國的、穆旦的」(71)；熱的情感與冷的表達之間的張力構成了穆旦詩的基本特徵，「《拉奧孔》雕塑準確地象徵了穆旦詩的藝術風格」(72)。李怡的《黃昏里那道奪目的閃電》也是一篇「重新發現」，「重新評價」穆旦的綜合性專論。這篇論文的獨特之處在於大量採用了比較的方法，在古今中外的縱橫比較中討論穆旦對中國現代新詩的貢獻，表現出論者開闊的文學和理論視野。李怡認為浪漫主義也是穆旦後來進一步接受西方20世紀詩風的重要基礎，穆旦對浪漫主義的接受從一開始就呈現出了向現代主義過渡的特徵；而穆旦的意義就在於他「在中國現代詩歌史上第一次全面而徹底地引入了西方詩歌、西方文化中難能可貴的多元剛性意識。穆旦的詩既不簡單地等同於浪漫主義的『充實』，更與其他中國現代主義詩人纖弱的『空虛』形成鮮明的對比」(73)。李怡將穆旦與李金髮、郭沫若乃至中國當代詩人相比較，指出穆旦的詩在現代化、西化的同時，又表現為十分鮮明的現實性、中國性，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74)，體現了世界性與民族性的完美結合。在古今中外的對比中，李怡指出穆旦詩歌的形式和他審美觀念的更新一樣具有開創性的貢獻。曹元勇的《走在漢語寫作的最前沿》原是穆旦詩文集《蛇的誘惑》的編後記，收入紀念文集時做了刪節。這篇文章將穆旦的詩歌創作劃分為四個階段，並對各個階段的創作特色做了概述。曹元勇認為穆旦在第二階段創作的《隱現》蘊涵著濃厚的宗教意味，「是穆旦關於自我探索的頂峰之作」(75)，而在第三階段大量優秀精美的譯詩「也是他詩歌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76)。方稚的《穆旦的「自己的葬歌」》在梁秉均《穆旦與現代的「我」》一文的基礎上，重新解讀穆旦詩作中的抒情主體。方稚將穆旦放在新詩抒情主體嬗變的歷史中來考察，認為穆旦是變革的浪峰和堅持這一變革以至終生的探險者，是中國現代詩壇上最具代表性的「這一個」(77)。方稚認為，新的抒情主人公的人格分裂、內省自剖的精神特徵，來自穆旦獨特的思維方式，而這種「自我分裂」的思辯方式與抒情方式，又是存在所決定，所衍生的，這使他的《葬歌》「為50年代中國詩壇留下了絕少的真誠而獨具個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78)。方稚認為穆旦的抒情詩的特質在於悲天憫人而超乎自身，以具形的象徵與抽象的玄思呼告冥冥之中的神祗，從而獨自進行著中國詩壇罕見，也是迄今絕少呼應的工作——創建「新詩的宗教」；「殉道者」的真誠與執著，正是穆旦所獨具的人格魅力(79)。紀念文集中另外比較重要的論文有日本學者秋吉久紀夫的《祈求智慧的詩人——穆旦》和余世存的《穆旦現象的意義》。前者原是秋吉久紀夫編譯的《穆旦詩集》(80)的序言。他在文中認為，穆旦的詩是反映社會現實的，但它是以人類與生俱來的痛苦所交織成的種種矛盾和衝突為對象，這種獨特的詩的旋律，在中國詩歌的漫長的歷史中，可以說還未曾有人奏響過(81)；貫穿穆旦作品的精神，就是他日夜不懈祈求的智慧(82)。余世存的文章敘述了「穆旦現象」(83)，探討穆旦詩品和人品的意義。余世存的議論並未結合具體的文本，而是較多地沿襲與發揮前人的論斷。其文章的獨特之處在於，對穆旦的藝術思路和精神世界做了較為合理的推斷。在紀念文集之外，本時期穆旦詩歌研究專論主要有：王澤龍的《論穆旦的詩》、李方的《穆旦早期佚詩二首及其筆名考》、《試析穆旦詩中的「自己」》和《抹去詩與生命之界：詩人穆旦由來的再審視》、余世存摹賭碌河衫春臀恢謾貳⒂斡鴉摹堵月勰碌┧氖甏執乃枷肽諍泛汀堵蘊改碌┑氖仗剿骼獺貳⒗鉬摹堵勰碌┯脛泄率南執卣鰲返取Ｆ渲薪銜匾娜紓罘降摹賭碌┰縉謫准捌潯拭肌?84)，是一篇重要的史料考證的文章，同時又從詩人早期詩作的相互比較中探討其詩風的內在成因。《抹去詩與生命之界：詩人穆旦由來的再審視》(85)則綜合穆旦的生平史料及詩作，考察詩人生平與創作的關係。李怡的《論穆旦詩歌與中國新詩的現代特徵》(86)在90年代以來文學界「反思現代性」的背景下，重新討論穆旦詩歌和中國新詩的「現代特徵」。李怡辨析了晦澀、白話、口語、散文化等藝術選擇在中國新詩史，特別是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發展中的意義，認為穆旦繼承了「五四」一代詩人所建構的「現代特徵」的理想，在「現代性」的追求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穆旦的「反傳統」應該是中國詩歌傳統的新的內涵。李怡的文章視野開闊，論述有理有據，使某些質疑「現代性」的論者及其觀點顯出矛盾來。這篇論文在時新的理論語境中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在穆旦詩歌細讀研究方面，紀念文集中只有孫玉石的《解讀穆旦的〈詩八首〉》一篇。孫玉石將《詩八首》理解為初戀、熱戀、寧靜、讚歌四個樂章，並由此進行闡釋。他的解讀未必合乎《詩八首》的原意。這說明對穆旦的作品還應該做更多的細讀理解的工作。另外較早發表而未收入紀念文集的細讀文章有：吳曉東《荒街上的沉思者：析穆旦的〈裂紋〉》和唐曉渡《慾望的美麗花朵：穆旦的〈春〉》(87)。吳曉東著重解讀的是《裂紋》中穆旦對現代社會的形而上的思索，同時有對詩歌技巧和藝術處理得失的斟酌，其解讀方法顯然得益於美國「新批評」。「新批評」所發展出來的文本細讀闡釋技巧，對於理解文學作品有很大的幫助，但中國大陸文學界直到現在還比較少運用這種批評方法，這是應該大力補足的。唐曉渡對《春》的解讀則展示了另一種方法，即結合廣闊的文學和哲學視野，對作品的文學價值、文化意味進行審視。本時期對穆旦與西方現代派詩歌的比較研究缺乏力作 ，數量也很少。顧國柱的《論穆旦與西方現代派詩》(88)更多的是對前人觀點的綜合與發揮，少有細緻的對比分析和創見。余崢的《社會綜合的立體探照——九葉詩派與三十年代英國「粉紅色」詩群》(89)是流派之間的比較研究，穆旦只是被簡略地談及。但這篇論文提供了「九葉詩派」接受英國奧登們影響的史料線索，對於進一步研究穆旦個體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很有幫助的。吳凌的《穆旦·波特萊爾比並零談：〈控訴〉與〈大敵〉、〈自懲者〉之比較觀》(90)可能是本時期唯一的穆旦詩歌比較研究專論，但筆者暫未能查閱到原文，不敢妄議。本時期對穆旦生平的研究集中在紀念文集中，主要是穆旦的親人、同學、同事等撰寫的懷念文章，他們提供了大量與穆旦生平有關的史料，在上一時期史料發掘的基礎上又有新的貢獻。他們同時也對穆旦的人品和詩品給予了很高的讚譽。巫寧坤的七言律詩《重讀〈智慧之歌〉》(91)包含了巨大的辛酸苦痛，對於理解穆旦的思想歷程是很有幫助的。如果說上一個時期的研究重在恢復穆旦的名譽和地位，這一個時期則更多地注重從多角度對其作品進行研究分析，在方法上呈現出多元的局面，並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研究成果。但這一時期同樣留下了不少空缺的地方，有待下一個時期、下一個世紀的研究者艱苦開掘。四1998年以來的穆旦研究，是以一件極有意義但至今仍未得到足夠重視的新生事物開始的。1998年4月，廣西的青年學者、詩人韋政峰建立了國內第一個穆旦研究學術網站(92)，標誌著穆旦研究將在網路時代翻開嶄新的一頁。這個網站是非贏利性質的純學術網站，現在仍處於充實完善的基礎階段。網站分為兩大部分內容，一是穆旦研究，一是學術論壇。在穆旦研究的版面中，又有穆旦生平、年譜簡編、作品全集、細讀研究、研究資料編目、評論文章、英俄作品等內容，主要吸收了40年代以來穆旦研究的學術成果，其中的穆旦研究資料編目可能是目前最準確、最完備的。學術論壇則供學者就文學領域廣泛的話題展開自由交流。該網站還與國內外其他重要的文學、學術網站建立了鏈接，在資料查詢和學術交流等方面，為廣大專業研究者和文學愛好者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可以預見，隨著穆旦網站的充實、完善和知名度的提高，穆旦將為更多的人所知，穆旦研究也將邁上一個新的台階。王毅的兩篇論文則在研究視角和方法上給人以嶄新的啟示。《細讀穆旦〈詩八首〉》(93)明確地以「新批評」的細讀法則推敲穆旦的詩作，小至單個字詞的含義、感情色彩、韻律，大到作品的結構布局，並以其他的文學、哲學、宗教等文本為參照和佐證，對《詩八首》的思想內涵、文學價值進行了精細的闡釋。這篇論文在方法上不僅是研究穆旦詩作的範文，同時也是「新批評」引進中國大陸以來屈指可數的實踐範本之一。由於「新批評」是現代主義詩歌潮流重要的淵源和積極的推動者，並在「文學標準」和「批評標準」兩方面都有自己相對穩定的尺度，運用「新批評」來考量包括穆旦作品在內的中國現代主義詩歌是極為恰當的，同時也應該成為批評其他文學作品的桓鮒匾氖侄巍Ｍ躋閼餛畚淖鈧匾囊庖宓撓Ω鎂馱謖飫鎩Ｍ躋閽諑畚鬧謝菇徊講雋四碌┯胛鞣交澆濤幕墓叵擔銜碌壩沒澆絛叛霾鴕磺械淖齜ǎ允境齟承叛霰覽Ｒ約熬袷瀾緄目瞻子牖怕搖保牖澆濤幕墓叵擔笆率瞪暇褪撬男叛鮒毓溝墓獺?94)。在《圍困與突圍：關於穆旦詩歌的文化闡釋》(95)中，王毅對穆旦的信仰重構的背景、過程和結果做了細緻深入的考察。自王佐良40年代在《一個中國詩人》里簡略地談到穆旦的宗教信仰以來，極少再有文章就這個話題深入探究，王毅的這篇論文於是有了補缺的作用，並以其文化研究的視角和具體深入的討論，給學術界帶來了富有啟發性的成果。王毅認為，在四十年代詩人的創作中，穆旦詩歌最突出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虛偽文明社會的揭露、鞭擊，以及在這樣一個欺瞞的社會，個人無望的孤獨感和多少帶有的虛無悲觀的色彩。王毅認為穆旦對現代社會文明的認識，與存在主義哲學或者至少是「里爾克—馮至似的的存在主義哲學觀」(96)常常有著驚人的相似；而穆旦所要做的，就是揭穿現代社會中的隱瞞和欺騙，掀開人們賴以躲避的社會習俗，搗毀常人的避難所，讓他們獨立地、真實地生活和存在；在這個過程中，詩人無可避免地感到艱難和孤單。王毅認為《被圍者》典型地展露了穆旦式的痛苦、掙扎與反抗，是理解穆旦創作的關鍵性作品之一(97)。王毅將穆旦的突圍自救方式（對現代文明現實的超越之路）歸結為「在作品中創造一個上帝這樣一個信仰重構的過程」(98)，並認為這是穆旦詩歌的又一個重要特點，《隱現》則典型地展現了穆旦的自我拯救方式，也是理解穆旦創作的關鍵性作品(99)。王毅認為，在傳統價值耗散以後的茫然和空白中，穆旦試圖依靠對上帝的信仰以在精神上支持和安慰自己，實現對平庸現實的突圍和超越；穆旦在精神領域中的突然「轉身」，是他大量接受西方詩歌（主要是T.S.艾略特和葉芝的作品）及其中宗教信仰影響的結果。王毅同時指出，穆旦在詩歌中創造一個上帝，「最終不過是在信仰缺失的慌亂中臨時救急策略」(100)，而且這種自衛方式事實上導致了他更深的痛苦。王毅的論述是建立在精到的文本分析基礎之上的，具有很大的說服力和啟發性；同時他對穆旦與艾略特、葉芝的簡略比較，也蘊涵著今後穆旦研究取得更大成果的可能性。李方的《穆旦與現代愛情詩》(101)著重從現代愛情詩發展的角度，考察穆旦愛情詩獨特的詩藝表現和詩學特徵。李方認為，穆旦的現代愛情詩凸現了對愛情觀念的顛覆性質疑和辨證拷問與思索，由此使他的《詩八首》不僅在藝術上，更在人生觀念與審美意識上，具有新詩史上里程碑的經典價值；而詩人心靈的反詰與拷問，為愛情詩注入了前所罕見的思辯性質與內在張力。李方指出，在張揚現代理性的同時，穆旦也在竭力以完美的現代詩藝形式，即「驚人的溶解綜合力」(102)，消弭其晦澀難解的負面作用；並努力克服過度沉抑甚或絕望的情緒，表現出向明快抒情的復歸。姚丹的《「第三條抒情的路」——新發現的幾篇穆旦詩文》(103)在史料和比較研究兩方面都具有重大意義。姚丹利用新近發現的穆旦的幾篇詩文及穆旦對它們的改寫，來梳理穆旦自己建構的詩歌創作理念如何有效地作用於他的詩藝鍛造的過程，以及艾略特早期文學理論對穆旦詩歌觀念和詩歌寫作的決定性影響。將穆旦與艾略特進行專文比較並公開發表的，這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篇。姚丹論述了穆旦的詩歌創作理念「新的抒情」(104)，比較了「新的抒情」與艾略特早期詩學理論的不同，同時又恰當地指出這種「新的抒情」的根基「全然是來自艾略特的」(105)。姚丹對新發現的穆旦的幾首佚詩做了藝術表現上前後比較和細緻分析，以此來證實自己的推導。這個角度是獨特的，很有啟發性。筆者贊同這篇論文的核心觀點，即艾略特早期文學理論對穆旦的詩歌觀念和詩歌寫作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但認為其論證過程中的某些觀點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姚丹認為穆旦「新的抒情」是要「貶低」、「排斥」、「極力抵制」、「代替」艾略特的「腦神經的運用」，這可能是一種誤會。仔細讀穆旦的原文，可知穆旦「新的抒情」是要在「腦神經的運用」的基礎上，溶入「強烈的律動，宏大的節奏，歡快的調子」(106)，這在穆旦看來是時代，是「新生的中國」的要求。穆旦之所以如此認為，正是受到了姚丹所說的「戰爭烏托邦」(107)的影響。穆旦並沒有「忽略」他的觀念與艾略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事實上其根源正在於艾略特。「新的抒情」是艾略特早期詩學理論的偏離，但很快地，穆旦就在《五月》等詩作中表達了「戰爭烏托邦」的幻滅，此後的創作則更多地偏向（或者復歸）於艾略特。因此穆旦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兩篇詩論，只應看作是「昆明的這一群」研習詩藝的暫時性小結，而袁可嘉在四十年代中後期發表的「論新詩現代化」的系列文章（姚丹在論文中並沒有提到）才可以看作是他們「總結性發言」。其次 ，姚丹認為「穆旦等人的詩歌從不用典」(108)，這也是不正確的。至少穆旦的詩歌是大量用典的，這典故正是來自艾略特詩歌中的辭彙、詩句、意象乃至思想情緒等。同時，按照姚丹對「機智」的分析和定義來考察穆旦的作品，碌┎⒎竊諦醋髦芯×勘苊狻盎恰保喬∏∠嚳礎Ｓ紗絲梢勻銜っ靼蘊囟閱碌┑木齠ㄐ雜跋歟恍枰幽碌┑呢醒罷抑ぞ藎ㄋ淙徽饈且桓齪苄掠倍撈氐慕嵌齲苯涌疾燜鞘械淖髕肪塗梢粵恕?br>1999年8月15日，美國芝加哥《世界周刊》發表了王自勉的紀念文章《艱辛的人生·徹悟的詩歌 詩人穆旦》(109)。作者稱該文的寫作得到了穆旦二公子查明傳博士的多方幫助，並在文中披露了鮮為人知的資料信息，格外引人注目。王自勉分析了穆旦在50年代初毅然回到中國大陸的原因，認為是兩個最重要的因素起著作用，第一是他對祖國的摯愛，第二是他對中國大陸新政權寄予期望。王自勉指出，儘管穆旦後來長期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他的愛國赤子之心卻始終如一。王自勉披露，在穆旦的遺稿中，還有一首長篇敘事詩，「以其觀點的鮮明和言詞的犀利，至今未能公開發表」(110)。長篇敘事詩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上是少有的，因此可以預見，隨著這篇敘事詩的重見天日，人們對穆旦的詩歌藝術和思想歷程必將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更全面的評價。至此，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穆旦研究得到了系統的梳理與綜合評述。從中可以看到，穆旦（查良錚）的創作內容、技巧風格、流派特徵、思想傾向、人格精神、文學史意義與價值等方面都有了多角度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形成了較多的共識，在方法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這些研究成果也同時集中反映到國內近年來出版的多本現代文學史教材中。對穆旦詩歌作品的細讀研究有很好的範文出現，但對他其他大量詩作的研讀是不夠的。對穆旦與西方現代派詩歌的比較研究則仍然是初步的，停留在一般性的結論上，因此留下了更多開拓的空間。對他的翻譯藝術的研究雖然有較高水準論文的出現，但在數量上還很欠缺。在世紀末回顧這位傑出的現代主義詩人、偉大的翻譯家是很有意義的，他以自己在苦難與困厄中全身心的投擲，為後人留下了寶貴而豐富的遺產。相信在前人清理的基礎上，下個世紀的穆旦研究將給我們的文學事業帶來更多的啟示。注釋：(1) 參見編輯部：《詩人與書》，上海《詩創造》，1948年5月，第11期，第32頁。唐湜：《九葉在閃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4期，第147頁。方宇晨譯作共150餘首，除穆旦9首外，另有臧克家、何其芳、陳敬容各17首；戴望舒15首；馮至、田間各10首；卞之琳、辛笛各8首；金克木、杜運燮各7首；鄭敏、艾青各6首；綠原5首；丁耶2首；胡風1首。(2) 參見李方編：《穆旦詩全集》。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第280頁。(3) 參見張同道、戴定南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詩歌卷（上）》。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4) 王自勉（美）：《艱辛的人生，澈悟的詩歌 詩人穆旦》。芝加哥《世界周刊》，1999年8月15日，第804期，第41頁。(5) 林元：《一枝四十年代文藝之花》。《新文學史料》，1986年第3期，第122頁。(6) 原載倫敦《生活與文學》（LIFE AND LETTERS），1946年6月號。《穆旦詩集（1939—1945）》於1947年5月由作者自費在瀋陽出版時，此文作為附錄被收入，後又發表於北京《文學雜誌》，1947年8月號。本文引用時采自曹元勇編：《蛇的誘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初版。(7) 同上，第5頁。(8) 同上，第7頁。(9) 同上，第7頁。(10) 同上，第8頁。(11) 同上，第7頁。(12) 王佐良：《論穆旦的詩》。李方編：《穆旦詩全集》，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第6頁。(13) 袁可嘉：《新詩現代化》。袁可嘉著：《論新詩現代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1月初版，第4頁。(14) 唐湜：《搏求者穆旦》。唐湜著：《新意度集》，北京三聯書店，1990年9月初版，第105頁。(15) 同上，第101頁。(16) 同上，第105頁。(17) 參見周珏良：《穆旦的詩和譯詩》。《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初版，第20頁。(18) 默弓（陳敬容）：《真誠的聲音》。上海《詩創造》,1948年6月，第12輯，第27頁。(19) 袁可嘉：《詩的新方向》。《論新詩現代化》，第221頁。(20) 參見編輯部：《編余小記》。《詩創造》，1947年11月，第5輯，第30頁。(21) 杜運燮編：《穆旦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1月初版。杜運燮等編：《一個民族已經起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初版。(22) 杜運燮編：《九葉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初版。(23) 參見趙瑞蕻：《南嶽山中，蒙自湖畔》。杜運燮等編：《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第182頁。(24) 王佐良：《穆旦：由來與歸宿》。《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第5頁。(25) 同上，第6頁。(26) 袁可嘉：《詩人穆旦的位置》。同上，第11頁。(27) 同上，第13頁。(28) 同上，第17頁。(29) 周珏良：《穆旦的詩和譯詩》。同上，第20頁。(30) 同上，第21頁。(31) 同上，第21頁。(32) 同上，第27頁。(33) 鄭敏：《詩人與矛盾》。同上，第32頁。(34) 同上，第33頁。(35) 同上，第40頁。(36) 梁秉均：《穆旦與現代的「我」》。同希?3頁。(37) 同上，第48頁。(38) 同上，第53頁。(39) 藍棣之：《論穆旦詩的演變軌跡及其特徵》。同上，第68、69頁。(40) 同上，第73頁。(41) 同上，第75頁。(42) 同上，第76頁。(43) 應之：《〈兒童花園〉與查良錚》。同上，第109頁。(44) 殷之、夏家善：《詩人穆旦早年在天津的新詩創作》。同上，第105頁。(45) 同上，第106頁。(46) 王佐良：《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一個回顧》，《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第27-36頁。袁可嘉：《西方現代派詩與九葉詩人》，《文藝研究》，1983年第4期，第37-41頁；後收入袁可嘉著：《現代派論·英美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9月初版。(47) 馬文通：《談查良錚的詩歌翻譯》。《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第78頁。(48) 孫劍平：《查良錚譯〈歐根·奧涅金〉的藝術成就》。同上，第86頁。(49) 王佐良：《穆旦：由來與歸宿》。同上，第8頁。(50) 參見杜運燮：《穆旦著譯的背後》第四節《穆旦的譯詩原則》。同上，第116頁。(51) 參見周珏良：《讀查譯本〈唐璜〉》，《讀書》，北京三聯書店，1981年第6期，第44-48頁。杜運燮：《懷穆旦》，同前，1981年第8期，第120-124頁。(52) 參見郭保衛：《書信今猶在，詩人何處尋》；孫志鳴：《詩田裡的一位辛勤的耕耘者》。《一個民族已經起來》。(53) 林真：《曾使我激動和哭泣——讀穆旦的詩集》，香港《文匯報》，1983年4月25日；林真：《穆旦詩作的特色》（上、下），香港《文匯報》，1983年4月26、28日。(54) 林真：《曾使我激動和哭泣——讀穆旦的詩集》，香港《文匯報》，1983年4月25日。(55) 林真：《穆旦詩作的特色》（下），香港《文匯報》，1983年4月28日。(56) 劉文武：《穆旦學術討論會在京召開》，《外國文學》（雙月刊），1988年第4期，第94頁。(57) 李方編：《穆旦詩全集》，中國文學出版社，1996年9月初版。杜運燮等編：《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月初版。曹元勇編：《蛇的誘惑》，珠海出版社，1997年4月初版。(58) 參見《世紀的跨越——重新審視20世紀中國文學》。張同道、戴定南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詩歌卷》（上），海南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59)〈編者注〉。《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第36頁。(60) 李怡《穆旦研究論著編目（1945~1995）》。同上，第148~151頁。(61) 謝冕：《一顆星亮在天邊》。同上，第9頁。(62) 同上，第18頁。(63) 同上，第15頁。(64) 李焯雄：《慾望的暗室和習慣的硬殼》。同上，第45頁。(65) 李怡：《悲愴的「受難的品格」》。同上，第64頁。(66) 同上，第66頁。(67) 同上，第72頁。(68) 張同道：《帶電的肉體和搏鬥的靈魂：穆旦》。同上，第76頁。(69) 同上，第79頁。(70) 同上，第82頁。(71) 同上，第82頁。(72) 同上，第87頁。(73) 李怡：《黃昏里那道奪目的閃電》。同上，第111頁。(74) 同上，第113頁。(75) 曹元勇：《走在漢語寫作的最前沿》。同上，第127頁。(76) 同上，第128頁。(77) 方稚：《穆旦的「自己的葬歌」》。同上，第131頁。(78) 同上，第134頁。(79) 同上，第139頁。(80) [日]秋吉久紀夫編譯：《穆旦詩集》。東京土曜美術社，1994年5月初版。(81) 秋吉久紀夫：《祈求智慧的詩人——穆旦》。《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第38頁。(82) 同上，第41頁。(83) 余世存：《穆旦現象的意義》。同上，第94頁。(84) 李方：《穆旦早期佚詩二首及其筆名考》。《東嶽論叢》，1995年第6期，第101~102頁。(85) 李方：《抹去詩與生命之界：詩人穆旦由來的再審視》。《天府新論》，1997年第5期，第75-79頁。(86) 李怡：《論穆旦與中國新詩的現代特徵》。《文學評論》，1997年第5期，第148-157頁。(87) 吳曉東：《荒街上的沉思者：析穆旦的<裂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9年第1期，第227-233頁。唐曉渡：《慾望的美麗花朵：穆旦的<春>》，《名作欣賞》，1993年第3期，第29-31，28頁。(88) 顧國柱：《論穆旦與西方現代派詩》。《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1992年第6期，第78-81頁。(89) 余崢：《社會綜合的立體探照——九葉詩派與三十年代英國「粉紅色」詩群》。《江海學刊》，1995年3期，第182-188頁。(90) 吳凌：《穆旦·波特萊爾比並零談：〈控訴〉與〈大敵〉、〈自懲者〉之比較觀》。《貴陽師專學報·社科版》，1994年第 1期，第29-31頁。(91) 巫寧坤：《重讀〈智慧之歌〉》。《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第220頁。(92) 參見 http://www.poetmudan.yeah.net 。(93) 王毅：《細讀穆旦<詩八首>》。《名作欣賞》，1998年第2期，第11-24頁。(94) 同上，第23頁。(95) 王毅：《圍困與突圍：關於穆旦詩歌的文化闡釋》。《文藝研究》，1998年第3期，第108-116頁。(96) 同上，第109頁。(97) 同上，第112頁。(98) 同上，第112頁。(99) 同上，第112頁。(100) 同上，第115頁。(101) 李方：《穆旦與現代愛情詩》。《東北師大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4期，第14~19頁。(102) 同上，第18頁 。(103) 姚丹：《「第三條抒情的路」——新發現的幾篇穆旦詩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3期，第144~172頁。(104) 同上，第146頁。(105) 同上，第150頁。(106) 穆旦：《慰勞信集》。同上，第164頁。(107) 姚丹：《「第三條抒情的路」——新發現的幾篇穆旦詩文》。同上，第147頁。(108) 同上，第148頁。(109) 王自勉（美）：《艱辛的人生，澈悟的詩歌 詩人穆旦》。芝加哥《世界周刊》，1999年8月15日，第804期，第38~41頁。(110) 同上，第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