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王劍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在我國五千多年文明發展歷程中，各族人民緊密團結、自強不息，共同創造出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發展壯大提供了強大精神力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並強調：「優秀傳統文化凝聚著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追求和歷久彌新的精神財富，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支撐。」 全面正確地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加強對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闡發和傳承，維護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促進民族文化的創新發展，是實現中華文化繁榮復興的重要基礎，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增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的戰略舉措。

一、文化、傳統與中國傳統文化

文化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創造出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即所謂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狹義的「文化」則多指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內容，包括語言文字、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文學藝術、道德觀念等，也就是所謂的精神文化。

文化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文化是人改造自然、改造社會，進而也改造人自身的活動。人創造了文化，文化也創造了人。一方面，文化不過是「人化」， 即人按照「人」的需要和理想改變人以外的世界，以滿足人生存發展的需要。一塊天然的岩石不具備文化意蘊，但經過人工打磨成為一件石器或藝術品，便注入了人的價值觀念和勞動技能，從而進入「文化」範疇。因此，文化的實質性含義是「人化」，是人類主體通過社會實踐活動，適應、利用、改造自然界客體而逐步實現自身價值觀念的過程。另一方面，文化又是「化人」，即人按照「人」的需要、價值和理想優化、美化和完善自身，把人的品質、思想和行為方式等提升到優雅、完美和高尚的程度。人是「文化的動物」，正如西方哲學家卡西爾說「人是符號的動物」。人改造自然，創造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等符號系統，使人生活在符號的意義世界中；人創造自己特有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包括風俗習慣、行為方式、社會結構（倫理、政治、法律）、價值觀念；人創造人特有的精神世界，極大地拓展了「人」的理念。所以，人是生活在自己所創造的文化之中的，是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的。物質生活並不能保證人的幸福，因為幸福是一種精神感受。人的幸福感、歸屬感來自於精神文化生活。

在漢語系統中，文化的本義就是「以文教化」，表示對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對人的品德的教養。《周易·賁卦·象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段話里的「天文」，即天道自然規律；「人文」，指人倫社會規律。治國者須觀察天文，以明了時序之變化，又須觀察人文，使天下之人都能遵從文明禮儀，規範行為，塑造人格，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

所謂傳統，指的是世代相傳的文化習俗。傳統具有歷時性和廣泛性的特點，它是人們歷經千百年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選擇和積澱下來的經驗和觀念，又是一種反應了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規律、具有廣泛的適應性、為大多數人沿用的文化模式。一般認為，傳統是「過去時代留下的文化」，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因為傳統不是靜態的積澱物，而是動態的價值取向。傳統是保留在現代人記憶、話語和行動當中，對現在仍然起作用的那一部分過去。也就是說，傳統是一種精神觀念傳承的過程，是肇始於過去、表現於現在、直達未來的一種精神趨勢和存在。一種文化現象一旦成為傳統，必定是在社會組織及人的心理結構中有著強大生命力和潛在影響力的東西。這些業已積澱為人的普遍心理和生理素質的因素，時刻在規範、支配著人們未來的思想、行為。傳統是現代開拓和成長的因素，是現代發展的一種資源。

一個民族要有傳統。傳統構成了我們的文化記憶，使我們獲得了有別於他人的特殊品質。傳統是一個民族得以延續、得以生長的根脈，它把我們和本民族久遠的歷史連接起來，使我們感受到自己是一棵有根的大樹上長出來的枝葉，而不是現代化潮流之下的浮萍。保護我們的傳統，就是保護我們的未來。

傳統文化是文明演化而彙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體表徵。中國傳統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國地域內的中華民族及其祖先所創造的、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所繼承發展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歷史悠久、內涵博大精深、傳統優良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思想文化為基線，涵括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各種思想文化內容的有機的文化體系，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家園。

在中國傳統文化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農業文化是基礎，它決定著中華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著中華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國是世界農業的發源地之一。古代社會東部為農業區，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區，由此使中國傳統文化中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並存又相互補充。東部的農耕經濟佔優勢，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經濟基礎。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以農為本」、「重農輕商」，從而形成了輝煌的農業文明。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裡，儒家思想一直佔據著正統地位，對中國文化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可以說，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主流。道家文化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儒家講究剛健、有為、進取的入世精神，道家則偏重於柔順、無為、潛隱的出世精神。它們相互對立，又相互吸收融合，共同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和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佛教文化在東漢時期從印度傳入中國，佛教以人生為苦，把追求人生的解脫作為最高理想，以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影響和改造著中國的學術思想、道德觀念、藝術審美、風俗習慣等。經過轉化的佛教文化與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一起成為中國文化的三個重要源流。

中國的傳統文化具有四個方面的突出特徵：一是延續性。在世界文明史上，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與中國被尊為「四大文明古國」，然而前三個古代文明或因異族入侵而中絕，或因部族衝突而衰落消亡，文化出現了大幅斷層，有些文字至今不能識別。唯有中國傳統文化雖歷經磨難，卻能數千年一脈相承，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延續性。二是統一性。中國傳統文化是匯聚了中國區域內各民族文化的統一體。即使在內憂外患的危急關頭，在政治紛亂、國家分裂的情況下，它仍能保持完整和統一。這一特徵在世界任何民族文化中都極為罕見。三是倫理性。中國人以家族為社會生活的中心，血親意識構成社會意識的軸心，宗法式的倫理道德長久而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規範。整個傳統文化體系呈現出一種倫理道德至上的價值取向與文化精神。第四是實用性。中國的學術文化、科技文化、物態文化、精神文化都可以稱為「經世致用之學」，都是以「究天人之際」為出發點，落腳點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求在現實社會中實現其價值。

「國民之魂，文以化之；國家之神，文以鑄之。」文化是民族的血脈和靈魂，是國家發展、民族振興的重要支撐。它像流淌在人們生命肌體內的一條難斷的血脈，能把人們的心靈聯結在一起；它像一台播種機，能在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中孕育創造的力量。在人類歷史上，不少曾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落敗的民族，靠著頑強的文化生命力歷經磨難而綿延不絕。那些擁有璀璨文化並充分展示了文化力量的民族和國家，必將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留下絢麗的一筆。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作用愈加凸顯。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種綿延不絕、生生不息的古老文化，必有其豐富而又深刻的精神內涵貫穿其中，並成為其生命的堅強支柱。中國傳統文化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些優秀的精神內涵，這些文化精神長期受到人們的尊崇，成為中國人生活行動的最高指導原則，在歷史上起到了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是歷史發展的思想基礎和生命源泉，這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實質上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這種民族文化精神可以從中西文化的差異性中表現出來。

（一）天人合一

中西文化在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認識上有很大的差異。中國文化認為人與自然的關係應該是和諧統一的，而西方文化則認為人與自然是對立的，強調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西方的文化經典《聖經》中說，上帝創造了世界，為了管理這個世界，上帝又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本來人和自然的關係相處得很好，但是由於人類的始祖亞當和夏娃人偷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實，受到上帝的懲罰，被逐出伊甸園。從此，人類只能在與自然的鬥爭中自食其力。這裡包含著西方人對於人和自然的關係的體認。西方人認為，人是站在自然之外的，有統治自然的權力；人與自然是敵對的關係；人要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鬥爭中才能生存。

中國文化起源和發展於農業文明。中國古人在農耕實踐中需要研究天與人的關係，以「天時」而授農耕時序，由此引發了中國文化對人與自然的關注。在人與自然（天）的關係上，中國古代的儒家和道家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就是強調天人和諧、天人合一。道家主張「任自然」，老子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自然法則是最高法則。莊子強調順應天性，「不以人助天」，追求「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儒家經典《周易》中的卦象都是對自然現象的抽象。《周易·繫辭下》：「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即從自然現象的體認中揭示社會人生的玄機。《易傳·文言》中提出了「與天地合其德」的思想，強調人要與自然界相互適應、相互協調。雖然中國古代有過荀子「明於天人之分」和「人能勝乎天」的思想，但這種把人與自然分裂、對立起來的觀點並未佔主導地位。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的思想，把天、地和人看作是一個全息同構的體系，一切社會結構、政治現象都與天相對應；人的道德觀念、思想感情也是依天意而安排的，天人相通，互相感應。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推向了神秘和極端，雖然其中有謬誤，但客觀上也使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觀的地位得以牢固地確立。

對比中西文化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認識，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觀點體現了以下基本思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統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自然界有普遍規律，人也要服從這一普遍規律；人性即天道，人的道德原則與自然規律是一致的；人生的最高理想是天人的協調，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達到天人和諧統一的境界。自然的發展與人類的發展是互相影響互相作用的，人們應根據自然的變化來調整並規範自己的言行。縱觀中國的歷史，天人合一思想不僅影響制約著政治，同時也影響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因而它是古代文化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主要內容之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包含有一定的唯物因素，促使著人們去研究自然，從而推動了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天文曆法、算學和中醫學等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時，也促使人們從自然界吸取美感，以自然界的某些現象作為原型進行藝術加工，給生活帶來美的享受和高雅的情趣，對我國古代器物以及書法、繪畫、文學作品、飲食文化、園林建築等方面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這從中國山水花鳥畫、山水田園詩的興盛以及對畫成「神品」、樂成「天籟」、巧奪天工、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等藝術境界的追求中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二）剛柔相濟

在比較中西文化的差異時，有人認為，西方文化是主動的，中國文化是主靜的；西方文化是剛性的，中國文化是柔性的。但是哲學家張岱年反對這種觀點，他認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中國文化中雖然也有主靜陰柔的一面，但這種文化傾向在中國文化中一直處於從屬的地位。剛健有為是中國文化的基本綱領，處理各種關係的人生總原則。張岱年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但並不全面公允。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辯證的思想，一直貫穿著剛柔、動靜、有為與無為等一系列相互對立又相輔相成的思想。儒家的剛健有為、積極進取精神，與道家的「知雄守雌」、「柔弱勝剛強」的思想，共同構成了中國傳統剛柔相濟、動靜有常、進退有據的文化精神。

中華民族剛健有為的民族精神，集中體現在《周易·大傳》中的兩句話中。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不息」是積極進取的精神；「厚德載物」是博大寬容的精神。這種剛健有為的民族精神，體現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入世開拓精神；「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度社會責任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周易·繫辭》中還有一句話：「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就是進取、創造。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中華民族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的頑強生命力，表現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的開拓精神，反抗惡勢力的鬥爭精神，完善自我的進取精神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的勤勞刻苦的美德。中華文化延續了幾千年而沒有中斷，靠的就是這種自強不息精神；中華民族屢遭異族入侵而不可屈服，靠的也是這種自強不息精神。

與儒家剛健有為的思想相輔相成，道家主張清靜無為。但是這種「無為」卻不是消極遁世，而是以退為進，從而「無為而無不為」的一種人生策略。老子是一個辯證法大師，他常能從事物的正面看到它的反面，又能從反面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老子主張「柔弱勝剛強」，他以水為喻：「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 （《老子·第七十八章》）水是至柔的，但滴水可以穿石。所以他認為為人處世要謙虛謹慎，甘居柔弱，又譬之如水：「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老子·第八章》）他以「不敢為天下先」為人生三寶之一，主張「知其雄，守其雌」 （《老子·第二十八章》），雖有雄健之勢，卻居於雌柔之地。這其中包含著豐富的人生策略和人生智慧。

如果說儒家學說和思想對民族文化的社會秩序、禮法習俗等表層結構起決定作用的話，那麼道家思想則沉澱於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對中國人的心理、民俗等方面產生不可替代的影響和作用。特別是道家「無為而治」、「恬淡虛靜」等思想對士人階層的生活、心態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儒家救世，道家救心。中國士大夫總是走著入仕以儒、出世以道的路線，「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在行時進取時，總是提倡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在失勢退隱時，便津津樂道於老莊之學，修身養性。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儒兩家一陰一陽、一柔一剛、一靜一動、一退一進，以其鮮明的個性差異，各自為中國傳統文化建構了一個支點，以其巨大的創生力和支撐力，塑造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兩大主流，猶如長江和黃河。

（三）中庸和諧

西方文化比較重視事物的分別與對抗，而中國文化比較重視事物的和諧與統一，這又是中西文化的一大差異。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和諧，追求人際和合、天人和合、身心和合是中華民族的最高理想。儒家重視「和」的原則，強調「和為貴」。孔子提出「和而不同」（《論語·子路》），雖有不同，但可以包容。即把差異和矛盾當作一個統一體中的固有內容來看，在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中，同一性更為根本，而對立和差異總是包含在統一與和諧之中的。老子從哲學角度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老子·第四十二章》）「一」是道，「二」是陰陽，陰陽交合，即生為「三」。這個化生萬物的「三」，就是「和」。老子解釋說，萬事萬物都有「陰」和「陽」兩種屬性，即所謂「負陰而抱陽」；陰陽二氣相互衝突激蕩，交互影響，彼此消長，從而達到一種平衡狀態，生成和諧之氣，即所謂「沖氣以為和」。這種陰陽調和而形成的「和氣」，則是萬物生成和轉化的本因和依據，萬事萬物在和諧中生成，在和諧中變化，在和諧中發展。中國古代哲學強調「陰陽」，除了韓非這個極端主義者之外，很少人講「矛盾」。因為「陰陽」是可以調和的，是可以相互交融以達到平和狀態的；而「矛盾」必須導致鬥爭和分裂，是不可以調和的。

中國以和為貴的和諧精神，體現在很多方面。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人賴以生存的基礎，所以反對天人對立，主張天人合一；在人與人的關係上，注重和睦相處，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關心，形成友愛互助的人際關係；在民族之間的關係上，主張天下一家，協和萬邦，熱愛和平，反對侵略。孔子講：「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孟子講：「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中國文化中，儒道互補，儒法結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儒道佛三教合一，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統一，這些都是中國文化和諧精神的體現。

既然和諧是最高境界，那麼怎樣才能達到「和」的理想呢？儒家認為，要持「中庸之道」。「中」，指事物的「度」，強調「執中」和「適度」，即「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中庸》）。辦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個標準，不能超過這個標準，也不能達不到這個標準，而應該是完全合乎標準的中正不偏，準確適度無過無不及。事物對立的兩端是客觀存在的，對於對立的兩個方面，正確的態度是「允執其中」。《中庸》中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達到中和狀態，宇宙萬物和人類社會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了。《中庸》把中庸之道作為做人必須達到的一種境界：「極高明而道中庸」。孔子強調要達到中庸的境界，就必須注重自我修養，要剋制自我、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中庸之道滲透於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乃至中國人的人格塑造和價值取向上，其表現形式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中庸思想的特點有三個方面：一是調和折中的處理方法；二是溫良和順、忍耐性強的人格特徵；三是重安定、忌動蕩的社會心態。中庸思想的正面效應有三個方面：一是辯證看問題的思想；二是主張和平，知足常樂的生活態度；三是剛柔相濟，有理有節的處世之道，達到行為有致和社會有序。

和諧中庸的思想，體現了中國人的處世之道和生存智慧，也培育了中華民族的群體心理。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澱，和諧精神逐漸泛化為中華民族普遍的社會心理習慣，如政治上的「大一統」觀念，經濟上「不患貧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思想，文化上的天下一家情懷，為人方面的「中行」人格，文學上的「大團圓」結局，美學上的「以和為美」的審美情趣等。和諧思想是東方文化的精髓，它規範了人們的行為，平和了人們的心理，維護了社會秩序的和諧穩定，對中國社會長期的穩定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四）人文倫理

中國傳統文化貫穿著「以人為本」的人文精神。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在天地人之間，以人為尊；在人與神之間，以人為本。中國自孔子起就有超越宗教，「敬鬼神而遠之」的基本文化精神。因此，與西方出現過漫長的神本主義宗教歷史不同，在中國歷史上，不僅宗教神學從未佔主導地位，而且諸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外來宗教也無一例外地被儒家的人文精神所同化。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始終圍繞著人，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根本，側重於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的心性修養問題，形成了一種倫理本位的人文精神。

中國文化的人文倫理精神體現在個體生命上，表現為注重個人的德性修養。與西方近代資產階級人文主義追求個體的民主自由、個人權利的人生價值不同，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本主義則注重個人的責任與義務，具有濃重的道德色彩。中國文化的儒、道、佛三大思想體系，本質上都是人生哲學，都是以人生價值目標和意義的闡明、個人心性和人格的完善為核心的。儒家「四書」之首的《大學》，為士人的自我修養列出了八個步驟：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八目」中的中心環節是修身。因為誠意、正心、格物、致知是工夫，目的是為了修身，即所謂「內聖」；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是修身的必然結果，即所謂「外王」。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國之道。「內聖外王」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最高理想。傳統文化中的這種道德倫理，強調個人是處於各種人際關係中「倫理」的人，體現道德原則的人。道德完善作為一種人格的追求，作為一種優良的素養，使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士子具有一種積極向善的品格。

中國文化的人文倫理精神體現在社會關係上，表現為以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家國同構」的社會秩序。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本位的社會，中國社會是以家族為本位的社會。因為農業依靠的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式集體勞作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決定了中國的社會結構方式。中國傳統社會的支柱是宗法制度及家族制度，在結構體系上是「家國同構」。這種結構的基本構架是：家庭——家族——宗族——國家。家與國的對應關係可以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和「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來概括。這種家族文化派生出對祖先的崇拜意識；尊老重孝，由孝入忠的社會意識；重視血緣關係、地域關係、親情關係的宗族意識；家長意識和君主意識相結合的權威意識。以家族為本位的宗法等級關係滲透到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結構的主線和軸心。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的影響，造成了中國社會在價值取向上的「倫理至上」觀念。與西方文化相比，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型文化，體現著一種泛道德主義的人文特點。這種倫理至上的文化特徵派生出和特點是：具有一整套尊卑分明、等級有序的身份取向機制；道德的法律化，即通過禮制來規範社會行為，形成重人治、輕法制的社會格局；重名份、重面子的社會習俗與社會心態；重義輕利與重道輕器的價值取向；以人為本和人道主義傾向等。

中國文化的人文理想體現在政治理想上，表現為「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精神。《尚書》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說法。孟子提出了影響中國幾千年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著名觀點，成為歷代開明統治者維護統治的座右銘。荀子也主張民為邦本，他的君舟民水的比喻，傳之久遠，是歷代為政者必修的一課。唐代開國君主李世民更是深諳民貴君輕之道，認定「君依於國，國依於民」。這種民本主義思想，作為在自然經濟條件下，以人治為特徵的對人民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的強調，對統治者適當放鬆壓迫的呼喚，雖還不是民主思想，沒有否定君主專制，甚至是君主專制的一種補充，但畢竟還是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的。

除了以上列舉的內容之外，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精神還應該包括：「經世致用」的務實作風；「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主張統一、反對分裂的愛國思想；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責任意識；淡泊明志、君子慎獨的自警意識；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等。這些具有精神價值的東西，經過數千年的積澱，形成了我們民族的風骨和氣度，培育了我們民族的品格和精神，既是歷史發展的內在動力，也是我們建設新文化的寶貴資源。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困境與中西文化論爭

中國傳統文化是為人類的發展作出傑出貢獻的文化體系。中國文化的產生與發展經過了三個歷史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是以中原黃河流域文化為主體的融合時期，中原華夏文化與四夷文化交融，即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百越相融合，奠定了以漢文化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第二個階段是自東漢及唐宋元明清各代，中國文化由北向南擴展，進入了全面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階段，形成包括宇宙觀、認識論和社會歷史學說在內的系統理論，同時，儒道佛三家合流，以儒家思想為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達到了鼎盛時期。這一文化走向海外，衝擊著朝鮮、日本、越南以及東南亞，形成了東亞和東南亞文化圈。在近代以前，中國傳統文化獨領風騷，以自身的力量創造出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高峰。據不完全統計，17世紀前世界創造發明的總量中，75%是由中國首先作出的；中國的四大發明為資本主義的興起奠定了技術上的基礎。然而在近代以後，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三階段，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發生激烈的衝突，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矛盾一直延續到我們今天。

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是產生於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之下的。從地理環境看，中華民族生活於一種半封閉的、高度穩定狀態的東亞大陸性地域，東南瀕臨大海，西北橫垣沙漠，西南聳立高山，與西方地中海沿岸的民族生存環境有很大的不同；從生產方式上看，中國文化根植於農業社會的基礎之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這與中亞、西亞的游牧民族，工商業比較發達的海洋民族相比也有很大的差異；從社會組織結構看，宗法制度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成為維繫社會秩序的重要紐帶，專制制度在中國延續兩千年，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半封閉的大陸性地域、農業經濟格局、宗法與專制的社會結構，這些因素相互影響和制約，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的生存系統，也孕育了倫理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在與西方現代文化接觸之前，中國的四鄰沒有第二個可以與其分庭抗禮的文化中心。這種情況的長期存在，使中國人在心理上產生很大的錯覺，認為中國便是世界的中心，是普天之下文化最發達的國家。這種華夏中心主義的思想統治了上下兩千年的中國人的思想，一直到1940年鴉片戰爭，依靠科學技術和工業革命崛起的現代西方文化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華帝國閉關鎖國的大門，中國這個東方巨人才如夢方醒。

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但近代以來，我們經歷的卻是「五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鴉片戰爭以前，由於中國文化的穩定性，雖然國內歷經戰亂和元、清時代蒙古、滿族入主中原，但中國封建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沒有受到過有力的衝擊，文化根脈沒有斷裂。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發動殖民戰爭，中華民族不僅遇到了通常意義上的「亡國」、「亡天下」的民族危機，而且遇到了封建經濟結構和政治制度解體的危機，以及與之相聯繫的傳統文化的危機。

一部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歷史。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必然帶來被動的「反應」。這種反思經歷了「器物——制度——文化」三個層面的逐步深入的過程。首先，一批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人認識到，我們之所以落後挨打，是因為「器物」不如人、技不如人，於是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開始洋務運動。但是，到了甲午戰爭，有了洋槍輪船的我們，仍然一敗塗地，而且敗給了日本。於是有人認識到，不是「器物」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這樣就有了戊戌變法，可是變法搞了一百天，就夭折了；雖然後來有辛亥革命，清帝下台了，但北洋軍閥仍然換湯不換藥，袁世凱仍然想當皇帝。於是，人們認識到，變「制度」還不行，根子在「文化」上。所以，爆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與革新。

近代以來，思想界圍繞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多次論爭，各種觀點紛紜複雜，但大體上可以概括為四種類型：一是國粹主義的「中體西用」論，二是照搬西方的「全盤西化論」，三是持調和折衷立場的「中西互為體用」論，四是主張發揚民族的主體精神，綜合中西文化之長，創造新的中國文化。

「中體西用」即洋務運動時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傳統的名教綱常、孔孟之道用是立國之本，是永遠不能動的「體」；西方的先進科技只是可以學習利用的「用」。由於「中體西用」論旨在維護封建制度，所以它很快就隨著洋務運動的失敗而失敗了。

「全盤西化」論片面誇大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對立，認為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拋棄中國的傳統文化，從根本上接受西方的價值觀和整個文化模式。這是一種文化虛無主義的觀點，而且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積澱著精華和糟粕兩個方面，沒有哪一個民族的文化純屬精華或純屬糟粕，每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都必須在更新自己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實現。

「中西互為體用」論也是將中西文化二元對立、將文化的「體」和「用」二元對立的文化觀。中西文化融合，並不是兩種文化系統機械地拼湊在一起，並不是中體與西體相加，中用與西用相加。文化融合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其根本原則的，這個根本原則就是「體」。這個根本原則、這個體，就是我們進行文化融合和現代化的立足點。既然是立足點，它就是獨一無二的，要麼立足於中國文化或其某種因素，要麼立足於西方文化，而不可能既立足於前者，又立足於後者。因而，「中西互為體用論」是難以成立的。

「綜合創造論」認為：應該拋棄中西對立、體用二元的僵化思維模式，排除盲目的華夏中心論和歐洲中心論的干擾，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指導下和社會主義原則的基礎上，以開放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對古今中外文化系統的組成要素和結構形式進行科學的分析和審慎的篩選，根據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發揚民族的主體意識，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造」的方法，經過辨證的綜合，創造出一種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體現時代精神的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實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並不是對傳統文化的改頭換面，也不是中西文化的簡單拼湊或西方文化的單純移植，而是在吸收和繼承古今中外一切優秀文化遺產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創造新的文化。它是現時代中華民族新的民族精神的凝結，是中華民族自我形象和民族性格的重新塑造的過程。所以「綜合創造論」是符合中國文化建設的實際的。

統觀近代以來，在與西方現代文化的反覆比較和衝撞中，有些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阻礙國家發展進步的力量，於是傳統文化成為批判的矛頭所向。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沖刷和洗禮，中國傳統文化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動搖，核心的價值體系、符號系統正在或者已經處於邊緣化狀態。從國家意識形態到國民教育體系、從精英階層的主流話語到市井語言，都顯示出某種傳統的缺失，道德顛覆、信仰缺失、精神空虛、理想淡化的現象不同程度在存在，主流文化價值系統受到了挑戰。

另一方面，冷戰結束後，美國等西方強國文化擴張勢頭強勁。他們依靠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的強大優勢，處處強加於人，企圖以自己的意識形態一統天下。隨著西方文化產品的多渠道大量輸出，西方社會的政治理念、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或公開或隱蔽地推銷到世界各地，「西方文化中心」論甚囂塵上。一些人特別是很多年輕人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價值觀念不斷受到侵蝕，本土文化、民族傳統受到極大影響，許多民族語言、藝術品種瀕臨滅絕，極大地削弱了人們對民族文化的認同。

所以，如何看待我們的民族文化，又成為這個時代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重新審視的問題。我們既不可盲目自滿，更沒有理由盲目自卑。我們要認識到，當前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如何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近代史上落後挨打的事實告訴我們，我們的文化是有缺陷的。1904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寫道：「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李約瑟在撰寫《中國科技技術史》這一巨著時，曾經感嘆中國人民在歷史上創造了那麼多世界第一，而令他更為感嘆的是，為什麼近代科學技術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梁啟超問題」和「李約瑟問題」也說明了我們的文化是有問題的。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復興的重要階段，我們必須有清醒的文化認識。既要認真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以便把我們的優秀文化貢獻給人類社會，又要認真反省我們文化的缺陷，以便更好地吸收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文化的精華，並且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給中國傳統文化以現代詮釋和解讀，使之產生新的生機和活力。

四、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傳統文化是一條綿延不絕的歷史長河，貫穿過去、現在和未來。作為一個民族理性、智慧的積澱，傳統文化對現代人的生存和發展總是有著多方面的啟迪。在今天全球對話的現代化背景下，要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並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而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文化，就必須充分認識和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現代價值，這也是我們了解、學習和發掘傳統文化的內在根據所在。

一個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是否具有影響力，要看它是否能夠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新的思路和價值支撐。現代社會，人類面臨著人與自然的衝突所造成的生態危機、人與社會的衝突所造成的社會危機、人與人的衝突所造成的道德危機、人與自我心靈的衝突所造成的精神危機、各個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所造成的價值危機。這五大衝突和五大危機時時刻刻在困擾著我們的社會和我們每一個人，儘管社會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儘管人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人們還是感到困惑和迷茫，焦躁和煩悶，壓抑和憂慮，孤獨和自卑，感到精神空虛、心浮氣躁，感到無所適從。解決這些矛盾衝突和危機，我們很難從西方文化中尋找到答案，而中國傳統文化恰恰可以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一些有價值的借鑒和幫助。

（一）「天人合一」思想在處理人與自然關係中發揮協調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張人不能違背自然、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征服、破壞自然，而只能在順從自然規律條件下利用、調整自然，使之更符合人類的需要。這種思想為解決當今人與自然的關係提供了一條非常有意義的思考路徑。西方文化在近300年間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但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到由於人類對自然的過量開發和無情掠奪，嚴重威脅著人類自身的生存。造成這種情況，不能說與西方哲學中天人二分的思想沒有關係。西方哲學曾經長期把精神和物質看成是各自獨立的互不相干的範疇，在現實關懷上滿足了人們的需要，但於終極關懷卻無能為力，使人們僅僅為最大滿足形而下的現實需要而貪婪的掠奪自然資源，造成了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給人類的生存帶來危機，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斷反思批判其文化問題，中國文化越來越受到西方重視，許多西方思想家敏銳地指出，只有中國傳統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機。中國古代樸素的「天人合一」思想理念對現代西方的極端個人主義及生態危機等社會病而言是一劑有效的良藥，因此作為傳統文化現代價值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受到更多的關注。

（二）「中庸和諧」思想在處理社會、國家和民族的關係上發揮現實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貴和諧，尚中道，不僅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還特別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統一，提倡以「和諧」為最高原則來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國家民族間的關係，並通過對中庸原則的體認和踐履，去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和諧與平衡，化解人間的衝突與緊張，緩和人際關係。中國人很早就提出構建「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作為這一思想的延續，我們今天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建設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的社會，實現物質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機統一。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注重親仁善鄰，講求和睦相處。中國人在對外關係中始終秉承「強不執弱」、「富不侮貧」的精神，主張「協和萬邦」。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主張，對於解決當今不同國家與民族之間的糾紛，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在不同國家與不同民族之間，由於文化、宗教信仰、價值觀念上的不同必然會引起各種矛盾和分歧，「和而不同」的原則，雖不能解決當今社會存在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全部問題，但作為調節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準則，擴而大之到民族與民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和諧相處，無疑是有意義的。今天，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來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中國堅持實施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真誠願意同各國廣泛開展合作，真誠願意兼收並蓄、博採各種文化之長，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發展，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胡錦濤主席在2005年的聯合國講話中提到爭取一個「和諧世界」， 在2006年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上，在致詞時提出「共建和諧地區」，同年，在亞信會議上又提出共建「和諧亞洲」，顯然「和諧」成為我國對外政策的核心思維。

（三）「剛柔相濟」精神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推動作用

「剛柔相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既有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又有知雄守雌、以柔克剛的韌性力量。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在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歷經挫折而不屈，屢遭坎坷而不餒，靠的就是這樣一種發憤圖強、堅忍不拔、與時俱進的精神。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表現出來的進取精神，在建設國家中煥發出來的創造熱情，在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困難中表現出來的頑強毅力，正是這種剛柔相濟精神的生動寫照。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還在傳統文化應時而變、不斷革故鼎新的精神。《周易·繫辭上》：「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易」就是變易，就是革新、運動和發展。《周易·繫辭下》：「易之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因此，在現代化的趨勢下，要知變、應變、適變，適應形勢需要，不斷改革創新，與時俱進，推動發展。

（四）「人文倫理」價值隨著時代的發展進行現代轉化

中國文化作為一種倫理型文化，其傳統思想中的許多核心價值觀念都是在封建專制制度和農業經濟條件下產生的，與西方現代文化相比，固然有其落後的一面。但是，這些思想在現代社會有些是可以進行轉化的，如果我們將這些傳統思想賦予現代內涵，仍然可以成為我們今天的思想精髓或者核心價值。例如「三綱五常」，其「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專制主義的等級秩序關係是我們必須反對的，但對於「五常」，則可以進行現代轉化：「仁」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同情與慈悲；「義」就是公正、公平；「禮」就是人與人溝通的最基本的文明禮貌；「智」就是智慧；「信」即誠信。這些都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價值。這些價值與西方文化的價值觀是可以進行對話的。西方標榜所謂「人權」、「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但中國文化中的「仁愛」、「禮義」、「和諧」也應該是世人所尊奉的價值。要注重自由，就不能不注重正義；注重理性，就不能不注重同情和慈悲；注重人權，就不要忘記責任；注重法治，那麼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和諧，互相尊重、文明禮貌也必須注重。

五千年悠久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為人類的文明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傳統文化歷來以博大的胸襟面向世界，因兼容並包而豐富多彩，因推陳出新而永葆活力，因特色鮮明而遠播四方。今天，中國傳統文化更是在整個人類社會發展中處於重要的地位，發揮著重要的影響。1988年，一些諾貝爾獎得主在法國巴黎發表宣言，指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聯合國大廳里，赫然寫著中國先哲「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格言。當今國際社會，日益顯出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五、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如果說20世紀上半葉的主流是軍事競賽，20世紀下半葉的主流是經濟競爭。那麼，21世紀的主流則是文化的競賽。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對人類的作用，可能超越軍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乃至民族與國家。誰佔據文化發展的制高點，誰擁有強大的文化影響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佔得先機。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提升文化競爭力的重要意義，並試圖從文化的角度思考國家戰略。而提升我國的國家文化影響力，傳承和創新中華民族文化是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徑。在堅持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同時，又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地改造和轉換，通過傳承使文化深深紮根中華大地，通過創新使文化煥發出嶄新的生機和活力，通過文化的傳承創新，整合資源、凝聚意志、形成共識、提振精神，從而為國家、民族生存和發展提供強大而持續的精神動力。

（一）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推動文化繁榮發展的思想基礎和先決條件。文化自覺主要指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覺悟和覺醒，包括對文化在歷史進程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認識，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正確把握，對發展文化歷史責任的主動擔當。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對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念。費孝道先生說：「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趨勢，並對文化轉型具有自主能力，以取得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費孝道：《反思·對話·文化自覺》《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中國文化曾閃耀四方，惠及世界，領先世界文化幾千年。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撐下，中華民族保持了很長時期的繁榮與強盛。從啟蒙時代伏爾泰等歐洲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大力推崇，到20世紀西方後現代主義者對中國文化的關注，以及李約瑟等英美思想家表現的對中國文化的高度認同，都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中國文化的優秀特質。同時，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優良成分的融合、吸納，不斷增強了自身的內在生命力。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為現代中國文化注入了更為強健的生命活力。中華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氣度，正是有了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保持自己、吸納外來，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所以，要以禮敬自豪的態度對待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深入挖掘提煉有益的思想價值，大力繁榮發展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優秀文化，使之深深融入人們的精神世界，不斷彙集新的精神力量。要大力弘揚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新思想新觀念新風尚，不斷賦予中國文化以鮮明的時代特色。要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外來文化，廣泛參與世界文化的對話和交流，大膽吸收一切有利於我國文化建設的有益經驗和優秀成果，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實現中華文化的繁榮興盛。

（二）將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著中華民族精神，是培養和激發青年一代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樹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教育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傳統文明。要保持和發展民族文化，就必須培養具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人，這理應成為國民教育的重要職責。學校有義務培養自己的學生具有中國人的意識，使學生能夠認同自己的文化根基，意識到自己文化的特殊性；幫助學生產生對民族文化的體認感、認同感，產生傳承與發展民族文化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並在其基礎上錘鍊和養成真正的民族精神。要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堅持以課堂教學為主渠道，充分挖掘教材中的民族文化教育內涵，把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基本精神，分年級、分層次、有計劃地融入教學內容之中。要重視青少年校外活動場所和社會實踐基地建設，將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寓於青少年實踐、體驗和創造的過程，以豐富多彩的社會實踐活動為載體，通過學校、社會、家庭多種渠道，創造性地開展富有特色的傳統文化教育工作，加強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增強青少年對優秀傳統文化的感性認識和興趣。

（三）利用民族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

傳統節日是依附於人民的生產、生活、情感和信仰而產生的文化集合，包含了精神觀念、物質產品、生活方式等諸多要素，集中展現了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宗教信仰、心理特徵、價值觀念、哲學思想和審美意識等豐富內容。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等中國傳統節日，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和思想精華，是維繫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的重要精神紐帶，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寶貴資源。面對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面對世界範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蕩，充分運用民族傳統節日，大力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對於進一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認同感，維護國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傳統節日蘊含著傳統文化的精髓，其悠久的歷史、嚴整的體系、豐富的內涵和多姿多彩的慶祝形式凝結了人民群眾的美好追求與勞動智慧。在清明，人們莊重地祭祀先人，於追賢思孝中領悟對親人的義務、對家庭的責任；在春節，祭祖、拜年的儀式其實是對「孝道」、「仁愛」精神的傳承，在一拜一賜之間，長幼尊卑等基本人倫關係與相關的道德規範得以確認；在端午節，民間相傳是為了紀念愛國詩人屈原，人們敬重其精忠報國、死而後已的愛國主義精神。很多少數民族的傳統節日，也體現了對勞動經驗的傳承和對勤勞美德的肯定。保護好傳統節日，正是希望將其蘊涵的傳統美德與文明智慧加以提煉和傳播。保護民族傳統節日文化，關鍵在於實現傳統節日與現實生活的對接，創新節日的思想內涵與慶祝形式。比如清明節，利用這個節日，我們不但要祭奠個人的祖先，還要紀念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做出偉大貢獻的仁人志士；我們倡導的不只是個人對家庭的責任感，更要繼承先輩對民族、對國家的責任感；我們弘揚的不只是忠孝文化、禮儀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種感恩精神與人文情懷。要讓傳統文化轉變為現代文化，使傳統節日在當前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煥發旺盛的生命力。

（四）加強對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

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擁有最古老歷史文物的國家之一。中華民族的祖先留下了豐富多彩、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其中包括大量物質文化遺產，如古遺址、墓葬、建築、典籍、器物、園林、繪畫、雕塑、工藝美術等，以及大量非物質文化遺產，如風土人情、節日慶典，民俗禮儀、傳統技藝等民俗文化。這些文化遺產刻錄著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價值觀念和審美理念，是民族悠久歷史的稀世物證，是文化延續和傳承的重要載體。保護文化遺產就是保護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發展的文化根基，對於繼承和發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要按照「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繼承發展」的方針，切實保護好我們民族的文化瑰寶。

（五）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中有價值的傳統文化資源。

中國幅員遼闊，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地由於不同的自然地理環境、社會歷史條件、政治經濟狀況和民俗風情習慣，孕育了不同特質、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諸如中原文化、三秦文化、燕趙文化、齊魯文化、三晉文化、荊楚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徽州文化、陳楚文化等等。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響一方社會。不同個性特質、各具鮮明特色的地域文化，不僅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乃至精華部分，而且也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地域文化是貼近社會基層的文化，淺顯易懂，與大眾有著天然的親和力，容易為人們所接受。因此，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中的優秀傳統文化價值，開發利用好地域文化資源，對於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地域文化一方面為地域經濟發展提供精神動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圍，另一方面通過與地域經濟社會的相互融合，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直接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當前，中華大地上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已經成為地域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動力量。因此，要深入開展地域文化發展問題研究，探求地域文化的形成、演變軌跡和規律，挖掘地域文化中有價值的傳統文化資源，推動文化事業的繁榮發展。

（六）積極推進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

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是指通過發展文化貿易特別是文化服務貿易，促使中國的文化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向世界傳播中國文化，提升中家的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加快發展和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擴大，中外思想文化交流交融更加頻繁，這既為我們學習借鑒世界有益文化、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擴大中國文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競爭力提供了極好機遇，同時也使我們面臨更加直接、更加激烈的國際文化競爭。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局面決定了我們一直在吸收外來文化特別西方的科學、民主、法制等先進文化，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呈現出單向的「輸入」態勢。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和文化建設的加強，中國已進入繼承、吸收、發展和創造自身新文化的歷史時期。因此，提出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就是要在繼續吸收外來優秀文化的同時，使文化「引進來」和「走出去」緊密結合起來，形成雙向、均衡交流和傳播的新格局。

積極推進中國文化「走出去」，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意義，就是通過展示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對人類文明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在建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經濟社會發展新模式的進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西方文化和西方發展模式存在的問題。從表面上看，西方金融監管體制的疏漏難辭其咎，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西方價值體系中所隱含的極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在經濟領域的集中體現。從長遠看，人類文明必然是在各民族不斷衝突與整合的過程中發展的，建構和諧發展的國際社會治理結構和發展模式，需要有世界各國認同的普世價值觀作為前提條件。正是在這一點上，顯現出以和諧、中庸、仁愛、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積極意義，以及我國提出的構建「和諧世界」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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