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太虛和金陵刻經處

07-02

1943年，歐陽漸於江津逝世，釋太虛輓聯云：勝軍論後有斯文，公已追從先哲；石埭門中空上座，我猶孤掌增哀。該聯不但認為歐陽漸是金陵刻經處諸人中之最傑出者，而且評價其學為勝軍之後，道出他對歐陽漸的敬佩之情。1947年，釋太虛圓寂於上海玉佛寺，曾為金陵刻經處董事的濮一乘挽其聯云：「聖教衰已一千年，賴公大聲疾呼，誰識淵源出深柳；神交計將四十載，恨我無緣親近，自知臭味似伊蘭。」原文地址：釋太虛和金陵刻經處作者：nirvana

本文收入《佛教與現代化——紀念太虛法師誕辰60周年論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有刪節。

內容摘要：民國年間，楊文會居士門下的釋太虛和歐陽漸及其弟子成為民國佛教界的兩大主流。本文利用現有文獻，通過對釋太虛在金陵求學時期和寧漢兩地佛學院法義之諍時期的史料整理，分析金陵刻經處對釋太虛辦學理念和佛教思想的影響。關鍵詞：釋太虛楊文會歐陽漸

清末民初，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成為全社會空前迫切的任務。與此同時，傳統佛教開始反省自身積弊，一批具有開放眼光的知識分子逐漸將目光轉向佛教，奮起振衰救弊，形成了佛教的革新潮流。它與同時代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思潮變遷緊密相連，成為我國近代史中一股重要的社會進步力量。在此潮流際會中，楊文會居士作為當之無愧的領袖人物，被譽為「近代佛學復興之父」。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曾言：「近世佛教昌明，義學振興，居士之功居首。」由他創辦的金陵刻經處成為我國近現代第一家由佛教學者創設的集編校、刻印、流通佛典為一體，併兼事講學的佛教文化機構。楊氏從日本訪回自唐五代以後中國散佚的佛教重要典籍300餘種，精心校刻，廣為流通。百餘年來，刻經不輟，傳播佛典，厥功甚偉。他又創辦佛學研究會，開設祇洹精舍，提倡佛學研究，振興佛教教育，培育佛學人才，對中國近現代佛教事業貢獻卓著。Holmes Welch認為，「楊文會創辦的刻經處出版了一萬本佛教經籍。他的學生中，有下一代佛教界僧侶和居士中的領袖人物。他發現了近代意義上的僧伽學校復興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他是第一個到過歐洲的中國佛教徒，熟知歐洲科學，並將佛教納入科學的層面，將其作為世界性的宗教進行思考」。他培養的學生眾多，釋太虛和歐陽漸可為其中代表，一位是自唐釋玄奘、釋窺基以後，復興唯識學的大師，一位是民國僧教界改革的領袖人物，這二人及其門下成為民國佛教界的兩大主流。本文即通過對釋太虛在金陵求學時期和寧漢兩地佛學院法義之諍時期的史料整理，分析金陵刻經處對釋太虛辦學理念和佛教思想的影響。

一、祗洹精舍求學時期

楊文會對當時佛教腐敗、教徒不學無術痛心疾首，「近世以來，僧徒安於固陋，不學無術，為佛法入支那後，第一隳壞之時」，「若不及時整頓，不但貽笑鄰邦，亦恐為本國權勢所奪」。他認為唯有提倡新式的佛教教育，才能整頓振興佛教。在《支那佛教振興策》等文中，他主張令全國寺院以寺產自費興辦學校，以期提高僧眾的知識水準；又針對當時僧尼不問出身、學問、人品皆可獲得度牒，甚至成為住持方丈的現狀，提議開設釋氏學堂，所開課程仿造小學、中學、大學，分成三級。光緒三十二（1906）年十一月，楊文會致書南條文雄，請他幫忙收集日本有關僧學堂章程，「敝邦僧家學校纔見肇端，欲得貴國佛教各宗大小學校種種章程，以備參考」。次年春（1907），楊文會與佛學同仁商議建立祗洹精舍，以梵文為課程，以傳教印度為目的（《歐傳》），「今春，同志諸君聞知印度佛法有振興之機，彼土人士欲得中華名德為之提倡，但兩地語言文字難以交通。明道者年既長大，學語維艱；年少者經義未通，徒往無益。遂議建立祗洹精舍，為造就人材之基。用三門教授：一者佛法，二者漢文，三者英文。俟英語純熟，方能赴印度學梵文，再以佛法傳入彼土」。籌辦過程中，楊文會添造房舍，能住二十人，為祗洹精舍提供校舍。他邀請釋諦閑擔任學監，釋式海擔任精舍佛學教師，「目前英文、漢文教習已得三位，惟佛學尚無其人」；邀請蘇曼殊擔任精舍英文教師，「茲金陵開設梵文學堂，今接仁山居士信，約瑛速去，故明晨束裝」；邀請李世由為國文教授，此外，還邀請李國治前來共襄盛舉。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楊文會作《祇洹精舍開學記》，標誌祇洹精舍正式開設。他擬定《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規定前四年為普通學，「每日課程六堂，每堂一點鐘。上午第一堂佛敎，下午第一堂佛敎。其餘四堂，分課本國文理，史學，地理，演算法，梵文，英文，東文」，之後進入專門學階段。此外還由李梅庵制定《祇洹精舍章程》。此時釋太虛先後結識釋華山和釋棲雲，在他們的鼓勵下，他逐漸認為，只有佛教界能速革流弊，振興僧學，閱讀了很多政治革命著作。也是在他們的影響下，他於1909年春來祇洹精舍求學。當時學生有僧人十一，居士一人（《歐傳》），《事略》則稱有二十餘人，據釋太虛《太虛自傳》記載，求學之僧為釋仁山、釋太虛、釋惠敏、釋開悟、釋智光、釋觀同、釋棲雲、釋了悟、釋善亮，居士為邱虛明，《歐傳》所說，更為準確。祇洹精舍開辦年余，即遭停辦。究其原因，據楊文會門生所言，是由於經費不敷（《事略》），又無合適生源（《歐傳》），但值得一提的是，《鄭孝胥日記》記載此學堂引起僧徒爭執，「忿躁攻訐，盡失常度」，因鄭孝胥此時擔任端方幕僚，他又隨楊文會學佛，楊遂求其「言於端公，欲以官力覆之」，而此後不久，「端方照議部革職」，可見此時已埋下居士與僧人相諍的種子。在楊文會之前，金陵南郊、揚州、常州都有僧學堂（《歐傳》），但這些僧學堂開設目的，在於保護廟產，不在培養人才。祗洹精舍的創辦，標誌近代高等僧教育的開始。祗洹精舍培養的人才，許多成為近代佛教史上的傑出人物。蘭吉富認為，只有祗洹精舍稱得上近代中國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學堂，並為現代僧教育引出新方向。祇洹精舍對釋太虛影響極大，他認為，「祗洹精舍雖然辦了不久即停頓，其影響後來的佛教事業實大。」他由於釋華山的推薦，前往普陀山化雨小學任教，年底回到西方寺閱藏。兩年後，他和釋仁山進行「金山改革」，擬創辦佛教大學，因守舊勢力反對而不果。1914年，他在釋敬安追悼會上，再次提出興辦僧教育，創辦佛教大學，從學僧中選拔僧才主持寺院。隨後他在其改革理念的集大成者——《整理僧伽制度論》中，系統地提出一方面由大乘八宗各自辦專科教育、一方面設立「通學精舍」培養佛教通才的設想。至1919年底，釋太虛在南通講經時，曾說服張騫支持其創辦佛教大學。此時已傳來楊文會弟子歐陽漸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的消息，張騫認為另設佛教大學已無必要，釋太虛遂赴南京考察支那內學院籌備情況，但由於支那內學院簡章明確表示「本院以闡揚佛教，養成弘法利生人才，非養成出家自利之士」，開啟了近現代佛教史上兩大佛學院的法義之諍。

二、支那內學院與武昌佛學院法義之爭時期

早在民國元年3月，為反對政府將儒教立為國教，歐陽漸聯絡李翊灼、桂念祖、黎養正、邱晞明、高鶴年等七人，成立中國佛敎會，撰《佛教會緣起文》及《說明書》，主張政教分離、沙汰庸僧，面呈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要求承認與支持。孫中山鄭重接見他們，面允依法備案。數日後，孫中山又親筆覆佛教會函。得到孫中山批複後，歐陽漸等人在南京設立辦事處，又創辦月刊，由濮一乘主持。書新認為，「這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第一個佛敎組織」。實際上，該組織應屬於以居士為主的全國性佛教組織，這七名成員中，大多是楊文會創辦的佛學研究會會員，對當時僧尼現狀頗感失望，故立志以居士之力復興中國傳統佛教。在《章程》中，他們要求「佛教會有權管理所有佛教組織的一切財產，有權改組和振興一切佛教界事務，有權仲裁教派之間的爭議」，甚至要求「政府在憲法中加上專門法令，用以保護佛教會合法權益」，將該組織凌駕於僧侶之上，被與他們有同學之誼的釋太虛斥為「專事責斥僧尼，開淄素相諍之端」。加之該會在發布第二期文告時，言辭犀利，涉及僧尼的措辭不當，指摘出家眾無知短見，破見破戒，受到僧界的抨擊，各地居士在此情形下也無法響應，是年冬，釋虛雲也因此事從雲南奔赴上海，會晤普常、太虛、仁山、諦閑諸人，在上海靜安寺設立佛教總會，歐陽漸致函擁護，「中華佛教會」遂於無形中解散。此後釋太虛和歐陽漸立足寧漢兩地，各自開設了兩所近代佛教教育史上著名的兩大佛學院——支那內學院和武昌佛學院。由於歐陽漸重視在家佛教，貶斥出家佛教，在其辦學理念中，堅持「本內院以闡揚佛教，養成弘法利世之才，非養成出家自利之士為宗旨。」引起同為楊文會門下釋太虛的不滿，撰《關於支那內學院之文件摘疑》一文駁斥，由是開啟武昌佛學院與支那內學院長達十數年之久的法義之諍。這場爭論以《簡章》用詞欠妥為肇始，加之歐陽漸在《支那內學院院訓釋》中痛斥「在家無師範」和「白衣不當說法」、「比丘不可就居士學」等謬，在其《論作師》一文中，他甚至主張在家得為出家者之師，得受出家者禮拜，引起僧眾不滿，致使釋太虛撰《與歐陽大師論作師》一文，認為此種做法「毀壞七眾全部律儀，亦即為毀一切菩薩儀」。此後演變為佛教法義之諍，如因明作法之爭起於史一如和聶耦耕，釋尊生滅年代之諍則始於唐慧綸和呂澄，相分有無別種之諍則由釋太虛本人和景昌極發起，其中最激烈的兩次是《唯識抉擇談》之爭和《大乘起信論》真偽之爭。但1925年後，原本是對法義上的見解之諍流於意氣之爭，釋太虛曾致函歐陽漸，首言二人同學情誼，後論歐陽門下「一二意氣少年」對「虛及其它佛教緇素，吹求攻訐……竊願居士一察門下所為，稍加裁抑而免橫決」。後人對這兩大佛學院之間的論辯形成的兩大佛學思潮評價頗高，馮契認為，「這兩大思潮，推動了近代佛學特別是唯識學的發展。」學界雖然從學術上普遍認為歐陽漸等人「對數千卷佛經進行了最嚴格的校勘，敢於對世尊和自己藉以入門的《楞嚴經》和《大乘起信論》等經典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在回到唐代唯識學這一表面看來極端保守的口號下，他們對一千餘年來以天台宗、華嚴宗、禪宗為代表的傳統中國佛學進行了犀利的思想批判」，但釋太虛佛教教育實踐的功績，則不但帶動佛教舉辦僧學，還打破歷來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舊習。此外，釋太虛培養的青年學僧或在社會上弘揚佛法，或在學院中傳道授業，在今日台灣、新馬地區都有極大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太虛與歐陽漸的法義之諍並未影響他們的私交。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支那內學院內遷至蜀。同年8月，釋太虛入川，12月，遷中國佛學會至成都，二人往來頗為密切。1943年，歐陽漸於江津逝世，釋太虛輓聯云：勝軍論後有斯文，公已追從先哲；石埭門中空上座，我猶孤掌增哀。該聯不但認為歐陽漸是金陵刻經處諸人中之最傑出者，而且評價其學為勝軍之後，道出他對歐陽漸的敬佩之情。

三、結語

近代佛教自楊文會始，著重強調佛學應為現實人生服務、為現實社會服務的入世精神，希望通過振興佛教來振興民族精神，釋太虛也是如此。他創辦的佛教教育，無論是在培養目標上，還是課程設置上，都與祇洹精舍一脈相承。即使他與有同門之誼的歐陽漸為代表的支那內學院屢次發生教義之諍，但正如Holems Welch所說，二者都代表民國時期佛教發展的新趨勢——從契經到論疏，從虔信到研究，從宗教性到世俗性的轉換。 1947年，釋太虛圓寂於上海玉佛寺，曾為金陵刻經處董事的濮一乘挽其聯云：「聖教衰已一千年，賴公大聲疾呼，誰識淵源出深柳；神交計將四十載，恨我無緣親近，自知臭味似伊蘭。」他的逝世，已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居士給與高度評價，「太虛大師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的辦佛學院，辦佛教會，整理僧伽制度，倡導人生佛教，乃至最後有意參政，無非是為了這個目的（按：指佛教人權）。不管他的方法與結果如何，他的用心是值得同情和效法」，「近代高僧中著名人物，有月霞、諦閑、印光、弘一等分別弘傳華嚴、凈土、律宗之學。高唱僧眾教育最力者，是十多年前逝世的太虛法師。他是一位博學的佛教活動家，在過去的佛法暗淡的時期，他們的努力是值得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