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老狼給你講藏在《論語》中的故事（20~28）
5、
在我們生活中已經很難見到這個敬字。
我們做事總是馬馬虎虎，尤其在為別人做事的時候，職責這兩個字已經從我們的腦海里消失了。
敬是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
有一份工作，我雖然不喜歡，但我需要它，那我一定盡我自己的努力去做好它，直到我找到滿意的工作。
敬是一種認真的精神。
當我們將垃圾漫不經心都丟在垃圾箱的外面的時候，這種精神就已經遠離了我們。
敬是盡職盡責的精神（古人云：守官廢命不敬，意思是身在那個職位，卻不幹那個職位該乾的事情，就是不敬），是為了他人負責的精神。為他人負責，就是為自己負責。
一個企業的員工把心思放在如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上，老闆充分考慮員工的工作條件與福利，用孔子的話講，這就叫「修己以敬」，能「修己以敬」才能「修己以安人」。
有人會疑問：如果員工盡心儘力，老闆吝嗇萬分怎麼辦？
其實每一份工作都是一個鍛煉自己的平台，我們通過這個平台盡到我們的職責卻拿不到相應的報酬的時候，就可以走了。
敬不是討價還價，不是只有別人做到自己才做到，而是從自身做起
這也就是孔子前面講的「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只要你肯努力，有好的品行，這樣的員工哪裡不喜歡呢？
儒家雖然將道德吹上了天，落在現實里我們卻變得更加物質了，而且由於某個時期的政治總是挑起富人和窮人的矛盾，挑起有文化和沒文化的矛盾，使得人們之間多了許多戒心，充滿了抵觸，許多人認為自己是這個世界的弱者，總是在受到傷害，從來沒考慮過自己為這個世界，為這個社會付出過什麼。
在了解了禮樂文化中敬的第一種含義之後，與日本人比一下，敬的這一種精神似乎在我們中國失傳了。
當我們丟失掉了敬的這種精神之後，實際上就丟失了人們彼此之間的責任感。我們的生活環境越來越糟糕，人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6、
信是中國古代文化中又一個亮點，可惜後來的儒家很少提到它。
在古人眼裡，人和人相處的一個重要的元素就是信，道德制度無論多麼美好，沒有了信，一切都形同虛設。
古人對信的重視已經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但並不因此就輕信別人。研究歷史的人會發現，春秋時期的人喜歡發誓。
古人信神尚鬼，發誓是取信於人的一種方式，表示自己如果不踐行諾言願意接受鬼神的懲罰。
更重要的盟誓是要到專門的地方去旅行一些儀式的，像祭社、宗廟都是非常好的盟誓場所。
盟誓的時候，大家將條款協商好，獻上祭品，在嘴唇上塗上血，請神靈見證。這就是後來小說中經常提到的「歃血為盟」。
現在的國人也經常賭咒發誓，不過現在人的賭咒發誓與古人不很一樣。古人信神，所以發誓之後會努力踐約，現在人不信神，所謂賭咒發誓不是急了眼的胡說八道，就是騙子。
如果大家觀察一下自己周圍的人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喜歡賭咒發誓的人往往不怎麼誠實。
7、
古人重視信，在他們的心目中，承諾是必須要兌現的。
而每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誰都不是萬能的，所以在向別人承諾的時候，一定要慎重。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不逮也。（里仁篇）
意思是說古人不輕易向人承諾什麼，是因為做不到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
向人承諾的時候不但要有能力兌現，而且諾言要合情合理，只有合情合理才有兌現的可能。
有子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學而篇）
義，在這裡是合情合理的意思，意思是說諾言只有合乎情理才有兌現的可能。
如果你有一個彩民朋友人告訴你：我如果中了大獎，一定好好請你吃一頓。
那麼，你可以相信他，他中了大獎一定會兌現這個諾言，因為這個承諾合情合理，而他完全可以做到。
如果他告訴你：我如果中了大獎，送你20萬。
如果你真有這種朋友，那麼，你離他遠一點。
古人重視諾言還因為那時候有那種氛圍，大家都從誠信上去觀察一個人，看他值得信任否，一個人沒有誠信，在社會上就沒法立足。
孔子說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指的就是這種狀況。（註：輗、軏是古代車子上勾連部件的插銷，沒用它就沒法往車上套牛馬，車子沒用牛馬就沒有了動力）
現在有信用的社會我們見過，比如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對信的認知非常深刻，而且建立其一套體系來評估個人的社會信用。
沒有信用的社會我們也見過，比如現在的中國。儘管我們經常鼓吹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曾經燦爛的文化，但那不過是屬於我們的先人，跟我們似乎關係並不大。
最近溫州的信貸荒既說明了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的信用現狀，又可以完美地詮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的真諦。
高息借貸必須有巨額的暴利做支撐才有可能兌現這種借貸契約，可是放眼當今社會，有多少行業可以年創利在200%以上？
如果借貸方沒有年創利200%之上的事業，他靠什麼來支付年息高達180%的利息？
這是用腳丫子都可以算出來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偏偏願意上當，正所謂一眼障目不見泰山。
貪婪自私與愚昧無知是現在社會的兩大特徵，是現代社會思想缺少的典型表現。
8、
個人之信非常重要，你沒有信用別人憑什麼相信你？你說忠就忠，國君怎麼相信你？所以信是個人長期信守諾言而贏得的一把敲開社會大門的鑰匙。
從這裡我們依然可以了解在第一章孔子講的那句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裡面自然也有信的成分，你是一個非常守信的人，別人卻對這一點不了解，沒有關係，說明自己做的還是不夠，如果達到子路那種水平，自然就有人相信你了。
孔子評價子路說：子路無宿諾。
意思說子路對人的承諾不會拖到第二天去做。
春秋時期邾國的一個大夫想帶著封地投奔魯國。按照慣例，魯國的執政者應該派一個身份相當的人去跟他盟誓，雙方將條件擺一擺，談妥了，向神靈報告一下，請神靈他老人家監督。
但是這位大夫卻認為還有比盟誓更讓他放心的方法，他希望得到子路的承諾，由子路來擔保魯國絕對會兌現他的利益。
子路一諾竟然如此之重，當魯國的執政者找到子路的時候，他卻拒絕了。「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苟無義，找我又何益？
子路，孔子的又一個得意弟子，對他不是很了解的人常常把他當成了一介武夫，其實他與有子一樣，身上的許多優秀品質都被時間蒙上了一層灰塵。
9、
上面所述的是信體現在個人身上在古代的作用和古人對它的認知，但這種信還不是「敬事而信」的信。
那麼，「敬事而信」的「信」究竟是什麼意思？
關於信，《管子》中是如此論述的：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作為君主，只有能做到的事情，才能說。即便能做到，但是偶然性很大，這次能做到，下次未必能做到，這種事情君主也不應該去推行，因為無法成為一種定法。
重耳回國主政晉國的時候，遇到了饑荒，他找箕鄭想辦法，問箕鄭有什麼能解決饑荒的好辦法沒有。
箕鄭告訴了他一個字：信！
重耳是國君，箕鄭是大夫，回答國君的問話竟然用一個字，這在今天看來非常不像話，倘在專制年間，碰上個脾氣不大好的二百五皇帝，估計箕鄭這樣的人要倒霉，直接拖出去就打，就算不挨打，也會有個別心眼兒不地道的出來給他和皇帝之間架秧子。
但在春秋時期沒有這種擔心，那時候的人都喜歡買關子，就相當於相聲里的包袱，就等著你來問。
重耳聽了之後，按規矩往下問：信該如何做？
箕鄭說：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
箕鄭的包袱包得比較嚴實，所以重耳還得繼續問：然後呢？
箕鄭接著抖包袱：信於君心呢，善惡就不會混淆；信於名呢，上下就不會侵犯；信於令呢，就不會耽誤農工；信於事呢，老百姓就會各司其職。這樣的話，老百姓知道國君值得信賴，有了災荒也不擔心，家裡有餘糧的人拿自己的糧食出來救災，就像往自己家裡送一樣，這樣還有什麼困難不能解決呢？
箕鄭的包袱到此才算揭完了，重耳終於明白了箕鄭的意思，封他做箕地的大夫，從那以後箕鄭才以封地做氏，冠於名前。
重耳雖然明白了箕鄭的話，由於現代人不是生活在春秋時期的環境里，對於那個社會裡面的一些事情可能不是很熟悉，理解起來未必有重耳這麼快當，我嘗試著給大家解說一下：
1、信於君心，就是說作為國君做事要公正無偏私，按照禮法來治理國家，這樣才能讓治下的民眾信任你。在下面孔子曾經提到一條對於君子的要求，叫做「君子周而不比」，就是這一類意思，執政者能做到周而不比，老百姓才會信任你。
2、信於名，就是要尊重尊卑的名分，尊卑在古人心中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一個人的尊不但是靠世襲，還要靠自己的能力爭取，一旦爭取來了，如果沒有什麼過失，就不能隨便取消。重耳剛從秦國回到晉國，有很多人擔心重耳會任人唯親，所以箕鄭才指出來這一點來，讓重耳注意，不要搞得人心紛紛。
3、信於令，令是指政令。在過去什麼時間做什麼，應該頒布什麼命令都是有規定的，這是古人針對農業社會的特點總結出來的經驗積累，這也是禮樂制度民政中最核心的東西。比如農忙季節就不能調用民力做大的工程，像李隆基那樣在農忙時候興師動眾地耽誤農業生產，老百姓是非常反感的。
按照制度來頒布政令，老百姓知道什麼時間該做什麼，知道執政者不會亂來，這就是信於令。
4、信於事，是指安排民事說的。信於令是按照時節來安排工作，像修橋這等事情一般安排在九月十月，那時候河水一般都會退下去了，水流不急，而且秋收也都完了。信於事可能是根據個人能力特長（原文是：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來安排一些具體的工作，比如你有修橋的本事抽徭役的時候就安排你去修橋，你擅長蓋屋，就安排你去修房等，這樣老百姓擇業的時候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擅長來選擇。
做到這些的時候，人們對國君心裡想什麼就有了底，也知道他是值得信賴的，可以依靠，所以有了災荒也不害怕。那些家裡有餘糧的地主也敢於把自己家的存糧拿出來救荒，國君守信，不擔心拿出去的東西付之東流，以後收不回來。
全國上下，同心同德，互相幫助，什麼樣的難關都可以渡過，什麼樣的災荒也可以應付。
這就是箕鄭給重耳出的注意。
10、
其實箕鄭給重耳出的注意，繞來繞去還是要遵守禮法，讓重耳按照制度治理國家，不要亂來，這與孔子提出的克己復禮如出一脈。
所謂信，也就是仁，以仁政贏得民心，民眾相信國君會安排好一切，對他充滿信心，這樣在有了困難的時候，國家才不會陷入慌亂的境地，國家的政策法令才能貫徹下去。
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子貢和孔子之間也有類似的一次對話：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顏淵篇）
子貢向孔子請教治理國家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孔子告訴了他三條：1、足食。2、足兵。3、要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孔子有幾個學生是很善於思考也喜歡刨根問底的，像這位子貢就是，他繼續向老師提出自己的問題：如果不得已，要從三條中拿掉一條，您認為該拿掉哪一條？孔子說：那就去掉軍備吧。
子貢繼續給老師出難題：如果從剩下的兩個裡面再去掉一個呢？
孔子說：那就去掉糧食吧。沒有糧食人們會挨餓，但是作為一個國家來說，人們不相信他的君主，這個國家也就完了。
從孔子與子貢的這段對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執政者取信於民的重要性，只有獲得人民的認可，才有國家。
如果我們能理解了這一點，也就可以理解仁政的含義了。
子夏對於信做過一個更為詳盡的描述，他說：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子張篇）
子夏的意思是：執政者只有取得人民的信任的時候，才能役使你的人民，如果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就去役使他們，老百姓會認為你在虐使他們；只有得到對方的信任之後，才能向他進諫，否則他會當你在誹謗他。
信是如此的重要，有了它世界才會變得美好。
11、
下面談談節用。
按照制度規定，國君和大夫可以收上來的賦稅的額度大約在百分之十左右。這些賦稅收上來可不是供國君與大夫自己享樂的，要派好多用場。
它包括：青黃不接的時候，要拿出儲備的糧食來接濟那些斷炊的人家；製做武器的費用要從這裡面出，軍備是必須的，孔子曾經將它與「足食」和「信」並列，當做一個國家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之一；修路、補橋、加固城牆的費用也要從這裡開支；祭祀的費用，國君有祭祀山川之神的責任與義務，那是代全體國民祈福的事情。
我們還記得有一個故事，在災荒年間的一個災民，餓得耷拉著腦袋走了過來，開粥廠施捨的那位大爺喊道：嗟，來食！
結果，這位餓得快不行了的老兄一邊走一邊嘟囔：我就是不愛看你這樣的嘴臉，所以才餓成了這樣。
這個故事說明，在過去遇到災年賑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聽語氣，那位挨餓的老兄已經遇見好幾個施捨的粥廠了，都因為對方態度不夠友善，而放棄了生的希望。
碰上災荒年，國君與大夫必須要拿出糧食來賑災，不消說，所有的開銷也要從這裡面出。
如果儲備不夠，就得去別的國家借兌或者糴米，這種事情各諸侯國幾乎都做過。發生了災荒，本國糧儲不足，國君如果放任不管，人們就得背井離鄉地去討飯，而且這一討很肯回來的希望就不大了。哪個國家的保障體系好，就願意留在哪個國家，這是人之常情。
人沒了，無論國還是家，也就都沒了。
總之，這百分之十包括國君與大夫所有的開支，從個人生活到公共開支，全部在裡面。所以，作為執政者必須划算著花錢，不能超支。
懂得了這些，就會明白孔子為什麼一再強調節用。
有人可能會覺得疑惑，禮樂制度不是講究等級嗎？貴族是要按照自己的等級來享受生活的，而且詩經里不是也唱過么，「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禮樂制度規定人們可以按照各種不同的等級來享受不同的待遇確實不假，但那是最高標準，而不是必須要享受的。
就是說，那些享樂的事情，只有在祭祀、軍備、儲備、基本建設都搞好了之後才能搞，如果開支不夠，你可以壓縮個人享樂方面的開銷。
12、
提起等級制度，人們應該留意兩點：
1、等級制度規定給個人的待遇是最高標準，可以比這個標準低，但不能高於這個標準，低於這個標準沒有關係，高於這個標準是違背禮法的。也就是說，你是地主，家裡有餘糧，也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這種故事在春秋時期有很多。
晉國趙文子給自己建造宮室，張老去看他，正巧遇到工匠在做活，大家將椽子砍削之後，正在仔細的打磨。
張老見到這種情形，掉頭就走。趙文子聽說長老來了，啥也沒說就走了，趕忙去找張老問原因。
張老說：天子的宮殿，椽子砍削完之後，要細細地打磨；諸侯宮室的椽子砍削完畢，粗粗地打磨一下就可以；大夫宮室的椽子則只砍削，不打磨；士建房子只把房椽的頭砍掉就可以了。天子、諸侯、大夫、士等級不同，享用的待遇也不同，這就是義；遵守尊卑的等級，這是禮。你現在顯貴了忘了義，富有了忘了禮。我怕你將要大禍臨身了啊。
作為一個執政的大夫連打磨椽子的權力都沒有，如果放在現在這連精裝修都算不上，對比一下某些政府辦公樓，趙文子的住宅算什麼啊？
但是，趙文子還是虛心地接受了張老的批評，因為那是禮樂社會，與現在不同。
趙文子回去之後囑咐工匠不要打磨了，工匠們老乾這活，自然知道原委，請求按照制度的要求，重新砍削。趙文子說：算了，給後人留個紀念吧，讓他們知道什麼是仁，什麼是不仁。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在古代，不是你有權有錢就什麼都可以干。也許你乾的時候是你正得勢的時候，但人的失勢都是從得勢時候開始的，所以越是得勢越要遵從禮法的約束，為自己和後人積累德基，這樣才能長保富貴。
這跟現在的情況沒什麼兩樣，富二代、官二代的故事告訴人們，超越禮法行事是沒有什麼好處的，縱然你家有權有勢，保得了你一時，難保你一世。
2、禮為有財者制是禮樂文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也是最容易被人所忽視的一個觀點。
也就是說，你雖然身份很高，但是如果經濟條件達不到，就不要過度地去追求某些東西。從個人的儀仗一直到喪葬的陪葬，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條件來。
山東魯南、魯西南、魯東南地區依偎於孔孟出生生活的曲阜與鄒縣附近，深受儒家思想的侵染，非常看重喪葬，到現在有破家厚葬的習俗，我曾耳聽說過一件事情，有一戶出嫁的女兒，母親死了，自己的家庭非常困難，困難到連買稻種的二十元錢（是她娘家一個鄰居告訴我的）都要出去借，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她卻不得不出去借2000元來發送自己的母親。
這種習俗是人道還是不人道是不言而喻的，許多人會認為這都是孔子思想的餘毒，其實不然，無論是禮樂制度還是孔子都反對超出自己的能力來做這些事情。
是餘毒不假，但不是孔子思想與禮樂文化的餘毒。
13、
搞清楚這點，我們就會明白，所謂禮樂制度的等級待遇不是你必須享受的，能享受的到不能享受的到全憑你自己。
每年可供徵收的賦稅只有這麼多，土地上的人能提供的徭役也是有規定的，收上來的賦稅有許多用場要派，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大夫或者國君過於追求奢華的生活會怎麼樣？他就要挪用本該用在其他方面的物資款項，就需要人們提供超出規定的徭役。這樣做的結果，輕的會使人們感到厭惡，重的將導致人們背叛，春秋時期的弒君、亡國事件在很多時候都是由於國君背棄了民眾的利益造成的。
夫差是吳國的國君，在他全盛的時期，擊敗了越國，逼得越國國君做了自己的奴隸，使得晉國、楚國、齊國這些諸侯國的老大們都俯首稱臣，可以說牛到家了吧？
後人總結他失敗的教訓就是窮兵黷武、追求奢華的生活傾一國之力建造姑蘇台，最後被一個小小的越國滅國，下場不可謂不慘，教訓不可謂不深。
所以，作為執政者首先要做的不是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而是要讓治下的人民生活的安定康樂，要做到這一點，不節財是不行的。
魯哀公請教有子，碰上荒年，國家的用度不足該怎麼辦的時候，有子告訴他：盍徹乎？
徹是古代的一種稅收制度，摺合起來，比例大約在百分之十左右。
哀公說：我現在賦稅已經加到二成了，還不夠，你現在讓我倒回去按照徹法收稅，這怎麼行啊。
有子說：老百姓富足了，國君你怎麼會不富足？老百姓如果食不果腹，你跟誰一起富足呢？
有子的意思就是，你這樣重斂，老百姓生活得不到保障，都跑光了，你的國家還有么？
所以，作為執政者一定要節制自己的慾望，不要競相奢華，只有這樣，老百姓才願意留在你的土地上，你土地上的人口多了，人民跟你一心，即便按照徹法收稅，也會越來越多，國家就會越來越富強。
哀公問這一章源自《論語》顏淵篇，原文如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
（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14、
「節用」是說只有執政者不濫用收征上來的賦稅，才能在原來稅率不變的情況下保證國家的開支，才能儘可能地給治下的人們提供改善生活的條件，遠方那些感覺不怎麼幸福的人才會願意到你的土地上來生活，這就是孔子在另一章里回答葉公問政時所講的「近者悅，遠者來」的含義。
如果不節用會怎麼樣？魯哀公與有子的對答已經告訴了人們答案，除了重斂，沒有別的辦法。
而重斂就是將民眾口袋裡的錢掏到自己的口袋裡，這種做法違背了仁的精神，看似執政者富裕了，其實以長遠的眼光看，損害的還是執政者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執政者實際是重斂最大的受害者。
禮樂制度的宗旨是仁，仁的實質是均衡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達到仁治的境界需要執政者付出不斷地努力，節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點。
關於「愛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是說愛護百姓，有的說是愛護自己周邊的人。
如果從翻譯的角度都可以講得通，但我還是認為孔子在這句話里的意思是愛護周邊的人。
作為一個執政者履行政事的時候，從來都不是一個人，他有上司（天子的上司是上天，上天的主人是民眾；在諸侯國里，國君就是老大，但他又必須受天子的節制，王室失勢之後，需要受盟主的節制，如此等等），有同僚，有下屬，愛人就是要求執政者為人們提供一個好的工作環境，搭建一個好的工作平台。
在八佾篇里，孔子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哀不喪，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不寬」與本章的「愛人」基本同義。
禮樂制度是賢人政治，按照原理，它根據人們不同的能力給予不同的工作，孔子不主張苛求人們，只要把能做的工作做好就可以了。
在仲弓問政章里，孔子將這個觀點表達就更為清晰了：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篇）
這段話的意思是，仲弓做了季氏的家宰（對於大夫的家來說，這是一個很高的職位了，大約與卿在國的地位差不多），向孔子請教如何才能辦好政事，孔子告訴了他三點：1、先做，2、不要抓人小辮子。3、推薦有能力的人協助自己。
仲弓又問：怎麼知道誰賢誰不賢呢？孔子告訴他：你知道誰賢就推薦誰，不知道的不要管。即便有你不了解的賢人也沒有關係，可以有那些了解他們的人來推薦嘛。
仲弓問政主要也是請教自己的工作怎麼做，不是問如何巴結上司，所以孔子告訴他的應是如何處理與同僚與下屬的關係。
執政者的任務就是找到合適的人安排適合他的工作。
創造一個好的環境，讓大家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不要當道德家，有事沒事地揪人家的小辮子，弄得人人自危，這就是愛人。
15、
孔子說的「有司」指下屬的相關部門。有人因此把「先有司」翻譯成「先給下屬各部門安排好合適的負責人」也講得通，跟下面舉賢才在思想上也能呼應起來。
「使民以時」是禮樂制度又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過去執政者和老百姓各有各的職責要盡，各有各的義務要承擔，作為普通老百姓無論你是在大夫的土地上生活，還是在國君的土地上生活，通常有兩件必進的義務，1、納稅。2、出徭役。
納稅就不要說了，農夫交糧，漁夫交水產品，這是大家都比較熟悉的事情。
徭役就比較有講究了。
有人會認為出徭役就是給統治階級賣命，這種想法也對也不對，比如大夫、國君的宮室必須由國人出徭役來承建，即便他們有錢，也不會去找個施工隊來承建，即便能找到施工隊，其費用還是要從稅賦裡面出。
再說，那時候也沒有專門的施工隊給你用，所有的建設性項目基本上都有徭役來解決，修路、建橋、加固城堡、興修水利等等，都是由役夫來解決。
這些工程建設項目受益的不僅是執政者，也包括老百姓自己。所以，出徭役不但是為了統治階級服務，也為自己服務。
由於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低，在抽徭役的時候，就必須避開農忙時節，農忙的時候除了農業生產什麼也不許做。
人們根據農業生產的特點，安排好了什麼季節做什麼，這樣既不耽誤農時，又能把各項工作合理安排好。
比如制度規定，九月雨水沒有的時候，開始修路；十月河水落下去的時候，要建造橋樑；草木落了要做好冬藏的工作，準備過冬。
田獵在古代有軍訓、保障副食供應、為田地除害（有的野獸專門禍害莊稼）三種功效，是非常重的一項社會活動，即便是如此重要的活動，也必須避開農忙時節。更不要說農忙時節主動挑釁，去攻打別的國家了，那是屬於禁中之禁了。
諸如此類的各項規定既說明了當時生產力不高的現狀，又能說明我們的祖先統籌安排各項工作的水平。
經過世世代代的觀察、總結，他們發現了每年的某個特定時節最適合某種農業活動，比如穀雨是點種的最佳時節，每年到這個時候，執政者們就讓人敲著梆子告訴人們該出門播種了。將一年中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各個時節標記出來，就形成了後人叫做節氣表的一種東西，以此來有條不紊地安排自己的生產生活，在那種落後的條件下竟然能總結出這種天象天氣之間的規律，先人的智慧實在值得後人敬仰。
16、
古代有個《月令》，是天子的日常工作安排計劃表，裡面特別註明不能違背時令做事，否則將有天災。
《月令》看上去是專為天子制定的，實際諸侯也照這個工作計劃來管理國家。每年年末，天子會舉行一個頒朔典禮，將第二年的年曆發給各個諸侯，這就是等於把第二年的工作計劃發給了諸侯。
諸侯拿到這個工作計劃之後會將它供奉在太廟裡，然後每個月的月初舉行一個告朔典禮，將年曆請出來，看看這個月都有些什麼工作要做，順便檢查一下前面的工作。
國君親自到太廟舉行告朔典禮、察看年曆、安排一個月的工作計劃的過程被稱為視朔。魯國從魯文公開始國君就不這麼做了，但是每個月的告朔之禮還保存著。
可能子貢認為這個告朔禮有名無實，每個月還要殺羊獻祭，不如連這個儀式也乾脆去掉，對此，孔子說：賜（子貢的名字）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八佾篇）
對孔子而言，保留這樣的儀式下來，如果碰到肯上進的國君就可以照著過去的要求去做，如果廢棄了，這個制度就可能徹底失傳。
「使民以時」，簡單地講，就是根據時節來安排各項工作。
我們還記得當李隆基想從洛陽回長安的時候，裴耀卿等人認為當時是農忙時節，會耽誤農業生產，而李林甫則鼓勵李隆基說，你將所經之地的稅免掉不就完了？
李林甫之所以敢這麼出主意，當然說明當年的唐朝已經牛氣衝天了，確實不差那倆錢，但無論什麼時候放縱自己的私慾，破壞制度都是一個危險信號。
唐朝的衰落正是從這種貌似無所謂其實卻已動搖了它根本制度的時候開始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