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明朝軍事孱弱的天大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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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明朝軍事孱弱的天大謊言　　 -----明朝歷史再讀解　　作者：獨孤雁

　　一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飽受抨擊和嘲笑的朝代，在世人的眼裡，明朝幾乎集中了一切封建社會的腐敗因素，從宦官專權到皇帝昏庸，明朝的軍隊更是成了許多滿族遺老遺少們嘲諷的對象，的確，在明亡清興六十年里，明朝打了一連串的敗仗，清朝打了一連串的勝仗，在抗擊倭寇的戰鬥里，明朝也曾遭受到太多恥辱的失敗，於是在歷史學家的眼睛裡，明朝似乎成了連宋軍都不如的孱弱之師，關於明朝的軍事力量，如黃仁宇等著名的歷史學家也進行了近乎於刻薄的批判，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黃任宇對於明朝軍事力量的闡述，是基於萬曆十五年這樣一個特定的年代背景，他用抬高戚繼光一個人偉大地位的方式完成了對於明朝軍事力量的歪曲性嘲諷。通過片面誇大明朝軍事弊端的方式來證明明朝軍事力量的孱弱。在這種學術化的醜化下，雙手沾滿漢民族鮮血的八旗屠夫們成為了國家的驕傲，肉麻吹捧滿清王朝的漢奸學者們正過著錦衣玉食的生活，直到今天許多滿族的遺老遺少們依然通過各種現代化的傳媒手段，對於漢文明進行著不斷的攻擊和污衊，對於走向和平崛起的中國來說，如何用最客觀的態度去看待歷史的光榮與恥辱，或許是和我們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同樣重要的事情。　　　　這些話題或許有些扯遠了，但是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明朝軍事的強盛和最終的失敗，比滿清喪權辱國的歷史更加有借鑒的意義。我們正走上一條經濟高速發展的道路，和諧社會和以民為本正重新成為中國的方針，滿清倒行逆施統治所遺留下來的奴化思想與頑固保守精神正在慢慢的被剔除掉，在這種情況下，明朝的歷史更具有現實的意義。一個經濟水平和軍事科技水平都處於當時世界頂點的王朝為什麼會在人類進入近代文明的前夜走向覆滅，已經產生了人文主義思想萌芽和近代科學觀念的儒家文明也同樣因為野蠻人的入侵而遭到了滅頂的打擊與可悲的倒退。明朝的軍事制度和軍事戰略究竟是怎樣導致了這樣的結果？片面的醜化只能是掩耳盜鈴，冷靜的分析與讀解方可以為明天找到一盞走得更遠的燈。　　　　明朝軍隊真的很孱弱嗎？確實，明朝沒有象南宋一樣在蠻族入侵的情形下守住半壁中國的河山，明朝軍隊在倭寇的騷擾下曾經疲於奔命。明朝在與滿清的戰鬥里遭受了太多的失敗，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沒落時期的明王朝依然可以將勃興時期的八旗鐵騎阻止在山海關外數十年，所謂「天下無敵」的滿洲人僅僅靠了吳三桂的賣放才得以入關，在滿清得天下40多年後，袁崇煥遺留下的關寧鐵騎依然在三藩之亂里將滿洲人打得狼狽不堪，最終僅敗於了漢人組成的綠營軍之手。沒落時期的明王朝可以在東南沿海接連擊敗歐洲殖民者的入侵，可以將當時歐洲最強大的荷蘭人驅逐出台灣，而滿清則留給了中國一紙又一紙喪權辱國的條約，沒落時期的明王朝也同樣打贏了朝鮮戰爭，幾乎使日本近百年無法恢復元氣。而滿清則留給中國人甲午戰爭的悲歌，和鄧世昌們灑不盡的英雄淚，別拿什麼科技發展水平和軍事力量來說事，洋務運動時期的滿清已經裝備了不亞於歐洲人的武器，更擁有了亞洲最強大的艦隊，卻依然無法挽救失敗的命運。我們對於滿清末年的失敗總抱有寬容的態度，對於明朝的歷史卻進行了苛刻的指責和人為的醜化，這種不恰當的歷史觀在最近一百年里，既造成了中國人精神態度的迷航，也同樣沉重的拖累了中華民族走向文明的步伐。　　　　誠然，強大的軍隊不是一個腐敗王朝的救命稻草，虎狼的德軍挽救不了希特勒自殺的結局，強大的蘇聯紅軍也難以改變蘇聯解體的命運。滿清的北洋軍成為了袁世凱就任大總統的陪嫁，明朝強大的關寧鐵騎更成為了滿清滅亡中原的急先鋒。國民黨的五大主力成為了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卻無法挽救蔣介石敗逃台灣的命運。一個王朝的墮落，有政治，經濟，軍事各個方面的綜合性因素。但是軍事戰略和軍事建設在其中同樣佔據了重要的環節。明朝的滅亡固然絕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原因，但是明朝軍事的成敗也同樣足夠值得今天的我們深深的反思，與明朝軍隊裝備的近代化一樣，今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也走上了高科技化建設的道路，與明朝高度繁榮的商品經濟一樣，今天的中國也走上了經濟迅速發展的道路，因此明朝對於中國並非是一個遠去的過去時，相反是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　　　　從明朝軍隊的先天條件來說，我們必須承認明朝軍隊，特別是前期時代的明朝軍隊，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可以與漢唐鐵騎相媲美的虎狼之師。這樣的認識並非是對明朝的吹捧，相反是一個客觀的評價。明朝軍隊是在與蒙古人的作戰里成長起來的。我們今天總把元朝末年的政治和軍事看得過於醜陋，認為明朝是拾了一個歷史的大便宜，面對的是一個走向沒落和衰敗的蒙古王朝。這種看法是過於片面的。首先一點，蒙古王朝確實在中原地區走向了衰落，特別是中原的軍事力量，已經到了腐敗不堪的地步。但是蒙古人在草原和西域依然擁有著足夠數量的強大軍隊，元王朝曾多次調遣駐紮在蒙古和西域的軍隊進入中原對抗紅巾軍，造成的結果是幾支起義力量的失敗甚至崩潰，宋政權和天完政權都亡於此。在轟轟烈烈的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大多數時間裡，起義軍多是佔領著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在中原地區與蒙古騎兵的對決多以失敗告終，中原農民組成的隊伍在當時的情況下暫時並不具備與蒙古王牌軍隊進行大規模野戰的能力（即使是在兵力佔優勢的情況下）。我們總說明朝一大作戰特色是依城而戰，事實上這正是在起義初期情況下所做出的無奈選擇。何況，當時的蒙古人還擁有一位不世出的軍事天才----王保保。這位漢人血統的蒙古王爺為元王朝和後來的北元王朝忠心耿耿的打了幾十年仗，在他的整頓下，中原散漫的蒙古騎兵曾經重新煥發了強大戰鬥力，而塞外的蒙古騎兵也被他重新整頓成團結的戰鬥集體。我們總是用「瘦死的駱駝比馬大」還形容元朝末年的蒙古軍，事實上蒙古軍，特別是退守塞外的蒙古軍是依然延續了蒙古人善戰的傳統的，元朝末年的蒙古邊軍在與周邊的幾大蒙古汗國的較量里都取得了勝利，即使是在元朝敗退大漠以後，他們依然可以打敗前來趁火打劫的其他汗國的軍隊並鞏固在草原的統治。他們並非是瘦下去的駱駝，卻依然是野蠻的虎狼。能夠戰勝這樣強大的對手，也從另一個方面映襯了明軍當時的強大。　　　　從朱元璋的北伐開始到藍玉的捕魚兒海大捷，明朝面對的對手開始由中原的蒙古漢軍和腐化的阿速軍變成了依然保持強大戰鬥力的蒙古騎兵---即王保保的嫡系軍隊和駐紮在蒙古高原的蒙古大軍。從戰鬥的難度說，明軍的難度不亞於漢時的匈奴與唐時的突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敵人的角度看，北元的控制區域遠大於匈奴與突厥，他們控制了從遼東到新疆的廣大領土，何況與突厥人以及匈奴人鬆散的部落聯盟相比，北元擁有皇帝，他們的統一程度也遠甚於匈奴與唐。從軍事力量看，北元軍隊也不是我們傳統意義上的游牧騎兵，他們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火器和最龐大的騎兵軍團，許多「專家」對於成吉思汗時代西征時期的眾多高科技武器都有詳細的闡述，但是談到北元的時候總將其有意無意說成是簡單的游牧騎兵，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醜化明朝的心態在作祟。事實上，在武器的裝備特別是火器的裝備上，北元是不亞於明軍的，甚至有些方面要超過明軍，北元騎兵用的火龍槍和炮兵用的回回炮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明朝也曾不斷通過俘虜元軍工匠的方式來改造自身的火器裝備，甚至到了60多年後的永樂時期，明朝還在征討交趾的戰鬥里繳獲了當年蒙古軍留下的火器，進而改良了自身的裝備。這些都足夠說明當時蒙古軍隊的裝備水準。從己方力量來說，明朝當時的情形要遠比漢唐惡劣的多，東邊有倭寇的頻頻侵擾，西邊有李思齊的盤踞，南邊有雲南王的虎視眈眈，而在中原地區，則是常年戰亂後留下的民生凋敝的情形。而明朝當時的經濟情況，比唐朝要惡劣的多，甚至比漢初的情況也不差，蒙古人在臨撤退前，依然擄掠了大量人口到塞外，以圖儘可能的削弱明朝的實力。

明初曾訂下了鼓勵墾荒的政策，一方面是出於恢復生產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中原的人口已經減少到了何等地步。北元不是匈奴，明朝不可能用和親的政策來換取暫時的休養生息的時間，戰爭是必然的選擇，否則強大的蒙古人隨時有捲土重來的危險。在這樣一個時期，任何政策上的錯誤，甚至任何一場戰鬥的失敗都有可能導致國家的滅亡，在那樣的環境下，明朝或許可以打敗蒙古人一百次，但是蒙古人只要打贏一次，就會扭轉整個的戰局。於是明朝採取了一邊戰爭一邊恢復經濟的方式，大規模的遷移南方無地農民到北方墾荒，另一方面則是集中重兵，重點打擊漠南與西北的蒙古騎兵軍團，再逐漸消滅內地的割據政權。我們有些人指責朱元璋對於內地的蒙古人過於的寬容，但在當時那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那是一個內部困難重重外部強敵壓境的敏感時刻，我們可以理解民眾在長期民族壓迫里留下來的憤怒情緒，但是爭取一個好的內部環境，努力緩和內部的矛盾度過危機，才是真正符合民族利益的選擇。如果在那種情況下明朝掀起對於蒙古人的報復性屠殺的話，那麼明朝也許會重新走上五胡亂華時期冉魏政權的老路（請大家不要誤會，我對冉閔將軍一直懷有崇敬之情，我認為他是中華民族歷史上可以與岳飛比肩的偉大英雄，更有著再造中華的功勛。但是任何英雄都有自己的缺點，冉將軍也不例外，他是一個成功的軍人，優秀的軍事家，但他不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和戰略家，冉魏政權的滅亡固然有五胡勢力強大以及東晉政府見死不救的緣故，但是冉魏政權自身內外政策的失當才是敗亡的內因，我贊同殺胡屠胡，但是一切過程都需要有正確的內外政策相依託，更需要有完善的內政建設和戰略儲備做基礎。）。

在收復北平之後，明朝在軍事戰略上的政策，與宋朝最大的不同在於：宋朝貫徹的是先易後難的方針，即先平定國內的割據勢力，再揮師北進與契丹人一決雌雄。明朝卻恰恰相反，首先對於盤踞在陝西的元朝李思齊勢力和甘肅的王保保勢力進行重點打擊，既而對漠南地帶元順帝的嫡系部隊進行掃蕩式的攻擊，在成功收復了陝甘並成建制消滅了蒙古軍的王牌—王保保的主力精銳以後，明朝在北方和西北的軍事威脅得到了暫時的解除，北元的軍事力量也遭到了沉重打擊，明朝方才抓住寶貴的時間揮師南下，一舉消滅了盤踞四川的大夏政權，完成了對於漢民族傳統控制區域的統一。兩者在戰略效果上的差別在於：宋朝先南後北，對於契丹人採取被動防禦，對於南方政權採取主動進攻，看似明智，結果卻是契丹人趁宋朝南伐的機會也迅速坐大，勢力增強。另一方面，打慣了南方弱軍的宋軍在遇到強悍的契丹鐵騎後，也出現了在戰術上的不適應，導致了宋朝屢次北進的失敗。隋朝統一南北，首先先發動對於北方游牧民族的戰爭，在解除後顧之憂後方才南下。後周世宗柴榮也是採取這一措施，卻不幸在收復關南十七縣後英年早逝。明朝顯然採取了比宋朝更為明智的方式，從而既順利完成了統一，也在對北元戰爭里掌握了主動權。　　　　綜觀朱元璋時代對北元的一系列戰爭看，我們可以看到明朝是打的非常出色的，從陝甘到漠北，明朝打了一連串的勝仗。今天的史家對於朱元璋的看法頗為不屑，大抵是因為他的殘暴以及特務專制，但是從民族的利益看，朱元璋不愧是再造漢民族的功勛人物。龐大蒙古帝國的崩潰，正是由明朝滅元開始展開的一系列連鎖反應。明朝成功的佔領了蒙古人的上都，幾次差點捉住蒙古人的皇帝，在草原地區的一系列會戰里，精銳的蒙古騎兵不斷被徐達李文忠們打得全軍覆沒。當然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明朝打了這麼多勝仗，卻一直沒有滅亡北元政權呢？原因很簡單，首先一點，綜觀中國的歷史，農業民族對於游牧民族的征討，很少有能徹底滅亡其族的，這不是一個軍事的原因，而是一個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不同經濟形態造成的原因，漢朝反擊匈奴，準備時間長達60年，漢朝成功的控制了西域地區，卻始終無法有效佔領外蒙古的廣大土地。同是游牧民族的鮮卑族騎兵也長期受苦於柔然人的騷擾。唐朝反擊突厥，一戰俘虜其可汗，可謂千古奇功，可是在唐太宗死後，突厥政權卻時反時叛，在初唐到盛唐的漫長時間裡不斷騷擾唐朝邊境，即使是唐朝國力最強盛的開元時期，英明如李隆基也是對突厥採取積極防禦政策，最終還是借回紇之手將其滅族。游牧民族的難征服性在於：其實力強大時，可以威脅中原地區，進行大規模的攻殺搶掠，而其實力弱小或者衰弱時，卻也往往華整為零，轉為小規模騷擾的游擊戰術，農業民族的大規模征討，在對付游牧民族強悍政權和大兵團作戰時往往可以收到顯赫的戰果，但是對付游牧民族的游擊戰爭時卻往往是拳頭打跳蚤，有力氣使不上。即使是滿清征討准葛爾蒙古，也是經歷了100多年的時間，最終還是憑藉著滅族政策才解決問題，可是要知道准葛爾蒙古勢力要比傳統的蒙古帝國小的多，僅僅是蒙古高原的一個部落而已。

其次一點：從明朝開始，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游牧民族，在經歷了金元兩朝後，游牧民族對於漢民族的了解不再是兩眼一抹黑，相反他們充分的吸收了漢民族的思想優點，並與其民族的野蠻性很好的結合了起來。這種對於漢文化的逆向繼承，使得後世的漢民族對付游牧民族的難度大了許多。宋朝時候的兩大強敵西夏和遼都是半農耕半游牧的國家政權，其軍隊早已不是單純的游牧騎兵，更廣泛的吸收了漢民族兵法的精髓和科技的精髓，後來的滿清政權更是將民族野蠻性與漢民族的科技結合到了極點（無奈在統一中國後，滿清野蠻保守的落後性又體現了出來，導致了百年國恥）。蒙古政權也同樣如此，北元雖然建於蒙古高原，但無論是其大臣還是將軍，都對漢民族政權和軍隊特點有著深刻的了解，王保保更是一個地道的漢人。他們更懂得用漢人的兵法去對付漢人，明朝二次北伐的失敗就說明了這一點。今天的歷史學家都拿滿清滅亡了蒙古來嘲笑明朝的無能，實際上滿清是拾了明朝的便宜，在明朝長達二百多年軟硬兼施的打擊下，明朝末年的蒙古已經四分五裂，卻被滿清撈了一個現成。　　　　我們就來看看明朝初期對於蒙古的一系列戰果吧，在收復甘肅以後到朱元璋去世，明朝一共發動了八次北征漠北的戰役。明朝佔領了遼東以及漠南的廣大領土，捕魚兒海大捷更可以稱得上與唐太宗定襄大捷媲美的勝利，北元的皇室被來了個一窩端。另明朝在遼東至松花江的東北地區肅清了蒙古人的勢力，僅俘虜就達24萬人，在漠南地區，明朝不僅佔領了內蒙古的大部分領土，並且多次粉碎了北元向水草肥美的漠南地區的反撲。明朝在內蒙古地區廣泛的修鑄了衛所，鞏固了這一地區的統治。要知道，這一切與明朝同時進行的恢復經濟的工作不相矛盾，與明初生產力的恢復與經濟的迅速發展不相矛盾，頻繁的戰爭不僅沒有拖垮明朝的經濟，反而有效的保護了北方的生產環境。在二月河的《雍正王朝》里，盛世時期的滿清面對青海小小的叛亂，居然打得國庫捉襟見肘，對比朱元璋，那位人間萬苦人最苦的雍正爺是不是要哭出聲來呢？　　　　在明朝的軍事制度和軍事實力上，洪武時代是一個重要的環節，我們必須承認朱元璋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明朝在極端困難的起點下完成了恢復中華河山的理想，很大程度上來自於他卓越的戰略眼光。但是明朝最後的滅亡，卻也與他有著莫大的關係，那就是衛所制度，明朝的衛所制度，其根源在於土地所有制，明朝初期百業凋敝，國家不可能有充足的金錢支持大規模的戰爭，衛所制度所實現的軍隊自給自然可以解決這個難題，而明初軍力的強大，與唐軍的強大一樣，根源正在於正確的軍隊建制上，但是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和土地兼并的日益激烈，當衛所制度的基礎—即土地已經不存在的時候，明軍的腐化也就成了必然。這一點和唐朝有分外的相似，太宗時期的府兵制，使唐軍成為了天下無敵的雄師，但是同樣因為這個封建經濟難以迴避的矛盾，盛唐時期的唐政府不得不廢除府兵制，而地方自主的募兵制度卻引發了大規模的叛亂。明朝人不會不懂得以歷史為鑒的道理，但明朝人卻走向了另一個反面的極端，即用抬高文官集團的地位和遏制武將的權力來避免地方叛亂的可能性。事實上，在明朝中期人口增長，人均土地佔有量減少的情況下，明朝的衛所制度已經名存實亡，而文官集團的掌權也使得對外開拓生存空間成為了奢求。明朝實際上是在為宣德期間不斷放棄漠南領土買單，朱元璋打下的領土，在文官集團守內虛外的方針下被不斷的放棄。實際上對於中原農業民族來說，要想徹底根除游牧民族南下的隱患，有兩快土地是堅決不能丟的，一為河套平原，二為漠南草原。控制了河套平原，就等於控制了騎兵的基地，控制了漠南草原，就等於控制了游牧民族的生命線，漢唐之所以強大，正在於他們牢牢控制了這兩塊地方，才有了游牧民族的臣服和漢民族騎兵的強悍。朱元璋的戰略是對於蒙古高原的蠶食，即以長城以北的衛所為基地，不斷對蒙古草原進行進逼，但是對於後世的守成君主來說，不奢求大規模的出塞作戰，只要能夠守住，能夠堅決的繼續進行屯田，以及不斷的向河套和漠南大規模的遷移中原無地的流民，那麼明朝的歷史或許將會用另外的方式改寫了。至少土木堡之敗和英宗被俘的恥辱是絕不會發生的。　　　　說到土木堡之敗，就牽涉到了明朝軍隊的另一個問題---即軍隊的生存基礎問題，這一點是我將在第二章里闡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