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與《柳如是別傳》

轉載

作者：吳格

報告中會涉及到這麼幾個人，我把他們分成甲、乙、丙三個部分。

首先將陳寅恪先生做一下介紹：中國古代有這樣一句話，做傳統學問的人都將它作為一個基本的出發點，叫做「知人論世」，你要了解一個人，就要了解他所處的時代，反過來，要了解一個時代又可通過那個時代所生活人的活動和經歷來判斷。我們對陳寅格先生這樣一位蜚聲海內外、有著大師的稱譽、有著教授之教授的稱譽、有著三百年來中國學術界最淵博、最有創造性的學者這樣一些美譽的大學者，我要對他的身世作一介紹。

第二，因為是談《柳如是別傳》，也就是陳先生晚年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花了前後大約九到十年的時間，用常人難以想像的艱辛完成了這部數十萬字、對三百年前知名度不太高的、並不為人所重視的一個青樓女子的生平介紹，這樣一部著作本身也引起我們這些後人的濃厚興趣。那麼柳如是究竟是何許人也，是我也是大家所感興趣的。

第三就是柳如是生平、《柳如是別傳》中還有到一位主角，就是錢謙益，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用我們現在的說法是「文學家」，當時的人們稱之為大宗伯、少宗伯。錢謙益，別號牧齋，尊重他的人稱之牧翁。而錢謙益也頗為不幸，他有著少年才子、中年文士的美譽，晚年又被推為文壇領袖，這樣的地位、這樣的尊崇，而在他身後百年左右，就被清朝乾隆帝重新評價，用現代的術語說：「重新評價」就是被完全推翻。陳寅恪先生作《柳如是別傳》，距錢、柳生活的時代已有三百多年，他對錢、柳身世及明末清初的歷史做如何的評價呢？我們下面將談到。甲、關於陳寅恪對陳寅恪先生，我個人的看法，他是一位奇人，非常奇特的人，不僅是他的個性奇特、命運奇特，而且他所出生的家庭，他的父祖兩輩及他個人所經歷的，正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多災多難的，外侮憑人的時代，我們的國家經受了許多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的戰爭及近五十年來種種的社會變動。當然，陳先生並沒有活到二十世紀末，他是一九六八年過世的，他的身世就非常之奇特。清代後期，滿清統治到了內外交困、矛盾重重的地步，在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維新派，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管轄的地區和部門推行新政。在一八六○年以後，我們的東鄰日本，一個一直以大陸文化為母文化的島國，歷代的中國人不無所謂大漢族主義，我們是有些自大的因素，他們與我們是同父同種，我們是母文化，日本是我們的子文化。他們從我們這裡學了文化，學了衣冠。許多人講，到了日本看到的招牌，看到的服飾，看到的習俗，還不是今天的中國，是中國大唐、唐宋時代的服裝和語言，有些人會覺得非常光榮。日本到了近代受到西方堅船利炮的影響，西方的殖民主義者要開拓的市場，最初通過精神方面的傳教，再有就是通過槍炮、兵艦的。它也是挨了打的，但它較早地破除了鎖國的政策、打開了國門。在我們明代的後期大概相仿的十六、十七世紀以後，逐步引進了西方的科學技術，包括管理制度。尤其重大的是一八六二年的「明治維新」，舉國由天皇下令進行改革，非常見成效，從一八六○年到一八八○年、一八九○年已是出成效。對於中國來講，清代統治階級內部，像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些湘西、淮西的領袖，在鎮壓了太平天國、捻軍以後，手中握有重權，他們也在新管轄的湖廣地區、京津地區、上海地區、福建地區、廣東地區先後開辦了洋學堂、機器製造局，造船、造槍炮，引進外資造鐵路、開煤礦、鐵礦，也在逐步向所謂的工業國家、工業革命發展，但因我們的改革不徹底，統治集團挨了洋槍洋炮的打，就覺得要「師夷之長技」，但許多場合還是以「國朝天威」自居。我們是中國，天下之中、要八方來朝，把西方人稱為「夷人」、「鬼子」，這樣一種盲目的自大，我們把東洋人、近鄰的日本人從來都看得比我們低一些、弱一些。可是到了一八九四年我們有了一個教訓，日本的改革顯示出了國力，甲午海戰中，李鴻章經營了二十年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在大連講北洋水師的覆沒，我想關心本土歷史，關心近代史的人們都會知道，山東的北洋水師的總部劉公島失守後，我們的旅順口也相繼失守，日本人登陸進攻，軍隊向北京進逼，逼得李鴻章擔任全權談判大臣，在日本非常羞辱地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我們落後必然挨打。這些形勢的介紹後，我們要回到陳氏祖孫身上。陳寅恪的祖父叫陳寶箴，他在清代的維新運動中，擔任湖南巡撫，相當於現在的湖南省長的職務。當時的兩湖地區（湖北、湖南）是中國的腹地，同時也是最先開展新政的地區。陳寶箴任湖南巡撫時，他自己和別人的回憶中都談到他是大施新政，大啟民智。具體做法就是興辦礦業局、機器局、銀元局，開實務學堂，辦鄉學報。稍後戊戌變法中出名的兩位是康、梁，其中梁啟超是位口才極好的政治家，也被陳寶箴請到湖南主持實務學堂，這新學堂培養出來的許多學生成為辛亥革命及稍晚的國共兩黨中早期人才，這與湖南的風氣先開、辦報、辦學堂的啟蒙活動不無關係。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清軍慘敗，一八九八年發生所謂「戊戌政變」，朝廷中的激進派與在野的許多知識分子匯合成一股改革的力量，強迫慈禧交出政權，讓其子光緒帝歸政，希望通過維新派對年輕的有改革意圖的光緒帝的影響，來推行一系列的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改革措施，可是這個政變前後只有數十天就流產了，後果就是大批有維新傾向或參與政變的人士受到了鎮壓，著名的康、梁逃往海外，戊戌六君子譚嗣同、楊銳、劉光弟等六位被斬首。陳寶箴在湖南主持改革，在光緒帝親政時間他曾上過奏摺，推薦了湖南本地及全國範圍內三十多個改革人才，這些人大都被慈禧扭轉政局後列上了驅逐的、砍頭的、永不錄用的名單。陳寶箴和他兒子陳三立也都在嚴譴之例，也就是不殺你，但立即撤去職務，回到原籍，而且永不再用。政變挫敗後，陳寶箴和陳三立回到了原籍南昌。陳寅恪先生是第三代，生於一八九○年，他在四歲時正趕上祖母過世，全家扶著棺木，坐著船從湖南回到長沙。祖父回到長沙後，在效外西山的一所房子里，雖是退休了，但是在自己湖南任上做得轟轟烈烈的事業也還是有自己的看法，但因為當時政治上一片蕭殺之氣，只能與自己的兒子相對嘆氣：沒有抓住時機，操之過急等等。但西太后並沒就此放過他，現在也未經證實，所謂一八九○年陳寶箴的故事有一種說法就是西太后又派了太監從北京直接跑到南昌，進了陳家宅院，在內室宣讀太后密詔，其內容就是要取他的性命。也就是要他體面地死，對外只說是生病死了，實際是要他自盡，而且非常殘忍，據記載人自殺後要取他的喉尖，即取一塊喉骨回京覆命，這事一直為陳家所忌諱。但對陳寅恪來講，祖父與父親都是極有才幹，在當時的官吏和知識分子中極有影響的幹吏、學者、才子，一下子從政治的上層落到民間，對他的幼年當然是刺激很大。他父親陳三立也是舉人進士出身，而且也有禮部主事的職務，但未到任，而是在湖南輔佐父親推行新政，清末有「十大公子」之稱，湖南就有好幾位，包括譚嗣同、陳三立、吳保初，都是當時學問好、思想先進，兩者兼容的人才。陳寶箴被貶並過世後，到了宣統年間，朝廷有啟用陳三立之意，但他不願出來，民國政府也曾願重用他，但三立老人從此不踏入政壇，三立老人因以傳世的是他的詩文。

十八世紀的最後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中國傳統詩歌雖然在新文化運動到來以後，慢慢轉向衰落，但在最後階段，我們稱之迴光返照，有一段很大的繁榮期，即清代的末期到民國的前期。清末同光年代，文學史上稱為「同光體」的詩歌形式，「同光體」後期的領袖就是散原老人陳三立先生。他的詩歌學的是宋詩，他本身是江西人，江西詩派，大概在自己的作品中要用許多典故，對許多曲折的、不能明言的、許多有隱意的時事的感慨、身世的感慨。散原先生詩是中國十九世紀傳統詩歌領域中不能輕視的一份遺產。復旦大學的一位朋友現在還在專門做陳三立先生詩歌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另外三立老人非常有氣節，清末民初的北洋政府，包括一九二八年後的蔣介石國民政府都想借重他的威望和影響出任一些職務，他都不願意。盧溝橋事變後，日寇佔領北平，三立老人住在北平的郊區西山，日本人想拉一些有影響的老輩出來，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有一個軍閥叫吳佩孚，當時也老了，日本人也去拉他，總之一些有名氣的老人，無論是政界還是文化界，日本人都要把他們拉出來，三立老人也名在其中。老人很生氣，讓僕人關上大門，門外總有便衣在等著，三立老人知道就當時情況帶著全家回南已是力不從心，就生病拒不服藥，多少天后就去世了。這時的陳寅恪先生作為清華的教授，因為戰爭爆發，正在由北方向中國西南遷移的途中。陳先生出生世家，有著這麼好的傳統修養，而且又不是傳統的教育子弟埋頭只讀聖賢書，得一舉人進士好做官。他出生於一個有傳統文化的積澱，又是中國處於近代的世界環境中，具有開放意識、有改革中國傳統封建統治願望的官僚隊伍中激進分子的家庭。從小在家中念私塾，十三歲由親屬帶他到日本。最初他是隨到日本留學的大哥見見世面，回國後在他所屬的江西省考到一個官派的留學資格，先後在日本、德國、瑞士、法國留學，三十歲左右在美國哈佛大學留學。當時在歐洲和美洲的留學生隊伍中，許許多多的年青人都知道陳寅恪其人，後來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人物，胡適、俞大維、吳宓等他們在歐洲或美洲碰到時，無一不把陳寅恪推為他們這一撥人中最努力、最淵博、最優秀者。陳先生是一個世家子弟，不是不知道讀書能進入官僚階層，有較好的生活。如清代的科舉制度沒變，他肯定會和他的兄長一起一個個地去考試，但因他的家庭有過那樣的變故，他們又會有另外的一種看法，又重視，不得不把它當成敲門磚，同時又不是真正的看重。陳先生留學若干個國家，到了多少個學校，都是要學他感興趣的學問，找他所佩服的老師。我做學生時，我的老師說過，陳先生真了不起。有的老師聽他一個學期的課就夠了，有的老師聽他一星期的課就夠了，還有的老師聽他一節的課就夠了，他並不是和老師比高低，有較量的想法，他只是我要學的，就是與我的學術、理想，與我一生要完成的學術任務有關，感興趣的東西，並不完全被學分、學制所左右。

吳宓說陳寅恪的學問是我們當中學識最淵博，但不止是淵博令人佩服，而且他的好學深思，他能對學問融匯貫通，他的見解更令同學們佩服。根據記載，當時的留學生中有許多貧寒子弟，父母供不起，但由於刻苦，得到有錢人資助，或考上官費，有了特殊的待遇，有的就是世家子弟，有的是通過各種關係，不管怎樣，這些留學生在海外大多是只想文憑，只想所謂個人今後的利益。而吳宓、傅斯年、胡適，包括陳寅恪這些人筆下所寫的當年世紀末的那批留學生真了不起。陳寅恪後來是一個書齋的學者，但二十年代在德國留學時每天聽的是梵文、巴利文等一些很專門的學問，但周末同學們聚會時，除交流學習的情況外，談論的是回國後中國的徵兵制度、軍隊制度、通過徵兵提高中國窮鄉僻壤的百姓的水平、教育應推行德國式的，還是英國式的，談的都是學成以後如何報效國家，如何改造遍體瘡痍的國家，數千年的封建文化雖然給了我們光榮、給了我們驕傲，但近代以來，他更象一個生病的老人。這批年青人從大陸出來，日夜縈繞自己的信念就是如何拯救自己的國家，為國家尋找一條富強之路。陳先生早期在德國和美國碰到兩位國際大師級的語言學專家，一個是美國的Lanman,非常了不起，另一位是德國的Lueders。回國後，又在清華大學有一位外國專家叫鋼和泰，他與陳先生有很長時間的交往。當時已是清華教授的陳先生每周與他見面兩次，習梵文。梵文及巴利文不是現代的語言，是古代曾經存在過，後來越來越少有人知道，變成一死掉的語言，但是偏偏我們東方的包括亞洲西部、中亞、東亞古代歷史中許多不同時期的文獻，不都是用現代的文字，如阿拉伯語、漢語來記載的，它們多是用梵文、巴利文，突厥文等這些古代的文字記載。我國的少數民族中西藏有藏文，蒙古有蒙文，滿族有滿文，新疆所用的語言就屬於突厥語系統。歷史上這些民族有分、有合、有並，我們中國的版圖在唐代曾推到中亞。清代康熙帝時我們西邊疆也不是到伊梨為止，還要延伸到今天的塔吉克，東北的疆域包括大興安嶺地區、庫葉島地區，後來歷史的演變中我們萎縮了。但歷史上那些疆域、那些地區人民的生活，那些民族間的交融，曾發生過的事情都是歷史學家所關心的。

陳寅恪一是因為他天資聰明。二是對語言特別的敏感。過去的士大夫之家，小孩子從小讀書，不是只讀《三字經》《百家姓》，而是從《說文解字》開始，《說文解字》就是把中國文字的源由從頭說起。陳先生先後學過的語言很多種，他一九二五年回國，三十六歲，沒有任何學歷，沒有任何著作。胡適之當時是新文化運動後威望很高的北大教授、文學院長，他推薦陳先生擔任清華研究院的研究生導師，當時只設四個人，校長聽說陳先生是胡先生介紹的，一定不差的，問哪個大學讀的博士？他說不是博士。問有什麼著作？沒有著作。校長說，這就難了，清華研究院可不是誰要來就能來的。同時聘請的另外幾位中有聲名赫赫的梁啟超、王國維。梁啟超就說：我梁某人從清末到民初，可說是著作等身，可我也沒有博士，陳先生沒有博士還在其次，我告訴你，我的等身著作，在近代影響很大的那些政論文章，加起來雖有我的身體那麼高，但不如陳先生的幾十個字、幾百個字。清華的校長姓曹，他一聽，噢，這麼大的保人，胡適之、梁啟超都推薦他，那就請他來吧。陳先生到清華後，他的學問，他的人品，他的治學態度很快就博得了師生一致的尊敬。

抗日戰爭開始後，清華北大都遷至西南，所以有過南開、北大、清華三校聯合成西南聯大的事情。聯大時期，英國最大的學府牛津大學有一個專門的漢學、東方學的講座，應邀講座的教授都有很高的榮譽，請的都是著名的外國的漢學家，但他們認為陳先生的文學、語言、歷史各方面的修養足以擔任牛津大學的講座教授，這比一般教授地位要高，當時就請陳先生去。當時陳先生還有一個私人問題就是他的眼疾，陳先生的右眼是一九四四年失明的，左眼視力也極差，抗戰結束後，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左眼也失明了，本想去英國講學並檢查治療眼疾，但由於戰爭原因，沒有成行，留在了當時的西南聯大。抗戰勝利後回到北京，一九四八年從北京南下，到了當時的嶺南大學，解放後嶺南大學撤消，他又到了中山大學。陳先生學問很大，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於曾湘鄉、張南皮之間。曾湘鄉就是曾國藩，張南皮是張之洞，好像湖南有一唐姓作家，連續寫了《曾國藩傳》、《張之洞傳》，頗有影響。曾是湖南人，張是河北南皮縣人。過去稱呼大人物不用名和號，而是用他的籍貫稱呼他。陳先生的話有很多解釋，有人說很準確，也有人說是陳先生的謙詞。還是讓我們從字面上看一下，這樣一個世家出身，留學西方十多年，對傳統學問和西方文化都下過大功夫，有過長期積累的飽學之士，沒有對自己自視甚高的評價。「不古不今之學」看上去貶意，實際是有講究的，從歷史的角度，我們分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陳先生講上古史材料太少，三皇五帝開世，《六經》、《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加上其它的一些史料，假如地下出土的文物資料沒有大量增加的話，他認為靠這些現有的資料把古代的歷史描述很準確很具體是不足的，不夠的，要大量依靠地下出土文物。從明清以來，大約距我們五、六百年的歷史資料又太多，一個人窮畢生之力也無法把這些資料都看過，都研究到，就容易顧此失彼，不能有全方位的觀察。所以陳先生最初給自己定囿的範圍就是晉、魏晉開始，晉、南北朝、隋唐，中間的部分，就是中古這部分。因此，說他的學問是「不古不今」。「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現在有人說是指同光這一段。這期間張之洞任湖廣總督，任期內湖北、湖南興學新政蓬勃開始，我們不得不承認辛亥革命發生在湖北，湖北的新軍接受了新思想後，這些滿清政府養的軍隊起來反對清朝統治。國共兩黨早期的軍政人才都是兩湖出來的。

大家知道人才的造就不是三天五天，總得一代人，要上溯至清末的維新運動。陳先生到了三十年代，他中年時的思想是服膺信奉張之洞的觀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們學科技、技術是用來改良我們物質生產、生活的質量，但我們的「體」，我們的內涵還應是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個觀點一直是受批判的。記得我讀書時一提到改良主義，不行的，馬列主義要徹頭徹尾，從裡到外。現在改革開放了，倒不這樣說了，提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中間還是有區別的。「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對曾國藩有這樣的評價，他的一生中如果沒有鎮壓太平天國這一段，他可以是中國數千年封建文化的代表人物，他學得是「孔孟之道」，行得是「孔孟之事」。曾的傳記、家書、日記在二十一世紀改革開放的中國仍有廣泛的讀者，我想我們民族的心理不是一個簡單的潮流和風氣就能改變的，一個封建社會的官僚，學校歷史書上描繪的「雙手沾滿農民起義軍鮮血」的一個人，想起他應是很鄙視的，但讀了他的書、日記、家書，就會很受啟發，很有興趣。張之洞同樣也做了方面大員、湖廣總督、兩廣總督，奠定了湖北的教育、工業基礎，到廣州辦書院，造就了近代的許多人才。孫中山的黃花崗起義、民初的許多廣東進步青年，都與廣東的教育和開化有關。

這是陳先生對自己學術的評價。我們怎麼評價他呢，上面講過，過去的讀書人，尤其是家學淵源的知識分子，說話都很質樸，「讀書須先識字」。這個問題，這幾天我與大連的朋友也有過交流，這不是危言聳聽，現在孩子學電腦、學外語，出去留學的年齡從大學生降到中學、小學，許多父母將孩子外語的學習視為頭等大事，可我們不得不看到，沒有人擔心孩子的中文是否過關，好像中文是母語是天經地義的。我的老師語言方面很有造詣，懂五六國語言。我們說了不起，懂那麼多語言。老師說你們還是先把母語學好。小孩子學語言不僅學語音，更重要的是思維的方式、表達的方式，這些都是在日積月累的認字、造句、作文中完成，長到一二十歲，語言運用熟練了，思想也成熟了，而我們現在母語還不熟練就去學外語。回到陳先生這，他掌握十幾種語言，除歐洲的英、法、德、意外，還懂許多古代的、死掉的語言，而研究佛教經典，就懂了梵文、巴利文、藏、滿、蒙、突厥文。學生會問老師怎麼懂那麼多語言，他的回答很平淡，他說這些語言我一旦不用，我就不掌握了，語言只是工具。他為了攻讀清廷內北海大高殿內的滿文檔案，就攻讀滿文，他的語言天賦的確是很高，每天到北海，一面讀一面翻譯。語言是工具，學語言並不僅是表示自己的興趣和淵博，是為了做研究，而陳先生最了不起的是他的中文。陳先生的興趣是研究歷史，這個歷史與我們現在大學分科的文史哲歷史系不同。中國傳統的史是無所不包的，傳統中就把天下的學問叫「經史」之學，「經」是經典，包括哲學、政治，「史」是經濟、國家學說、歷史、民族史等。陳先生一生所關心的是中國的歷代興亡的原因，他學多種語言是為了把研究定位在中國與邊疆多民族的關係這個領域中。陳先生有一個志願，想完成一部「中國通史」及反映中國歷代興亡的「中國歷史的教訓」。為完成這兩部書、陳先生在青年時代、中年時代都作了大量積累。他的研究範圍曾涉及到歷代典章制度的變化、歷代的社會風俗、歷代的國計民生、經濟活動相互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國文化為什麼會延續不斷等，在他中年的許多論文中都有過專題討論。陳先生的著作並不很多，但他的同輩對他的學問是這樣評價的：我們讀傳統私塾出身，我們只能讀《尚書》、《詩經》、《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前二者或可能背誦而後面則不能，而陳先生幼年曾狠下功夫，十三經大多能熟記，而且每個字不是死背，都求得正確解釋，史部的書也是大量閱讀，志書、政書又是閱讀的重點。詩文雖是過去讀書人看家的本領，他卻不怎麼重視。他的文章喜歡韓、歐、歸等三位唐宋明的大家。詩歌喜歡陶潛、杜甫、白居易。還專為白居易和他的朋友元稹寫過一部書叫《元白詩箋證稿》。陳先生的著作比起今天的許多學者在數量上是少得多，只有三四部著作，一百多篇論文。我們從《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稿》可看出他早年的研究興趣在隋唐時代。《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是他晚年雙目失明後的作品。《再生緣》是彈詞作品，作者是清代的一位女士，開始以抄本流傳。陳先生失明後，別人給他念這本彈詞，引起了他的興趣，由於眼疾他不能查書，他腦中有大量的書單、書目，就請助手代查，這樣收集來資料，通過思想，請助手記錄，照樣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日本有一位驕傲的漢學大師，三十年代與一位東北大學的教授見面。當得知這位東北大學教授是陳寅恪的學生時，也一掃傲氣，變得十分謙恭。原來日本的這位漢學家曾有一個棘手的學術問題無法解決，寫信求教於法國、英國學者，都無法解決，後來轉到陳先生的門下，陳先生是棋高一著，用各種民族語言替他解開了難題。多少汗水和辛苦的積累，用時可能就是解決一個小小的問題，並不轟轟烈烈，但學術工作是非常嚴肅的，與每個人的意志力和心力結合在一起。下面我要講得簡單一點。陳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另一個名字是《錢柳姻緣詩箋證》。就是錢謙益、柳如是兩人的詩作流傳到今天，本沒有人對兩者的關係有太多的解釋。陳先生用他雙目失明前的積累、記憶、腦子中貯存的許多信息，當然要請人念錢謙益的詩，柳如是的詩，聽後，人腦也如計算機一樣緊張工作：這首詩也許與另一首詩有什麼關係。這首詩提到的朋友可能即與柳氏相識，也是錢先生的學生，把朋友、同鄉、同事、同僚種種關係一一理清，然後把與兩人姻緣有關係的詩做一解釋，證明如此而已。這部稿子要出版時，大家建議說主要談的是柳如是，就叫《柳如是別傳》，就變成了傳記。當然不是一開始就寫柳如是生在哪裡，從小如何，不是以人為線索，因此不能單純地叫「傳」。這是一種特殊方式，以兩個人，兩條線索互相發生關係的內容作以考證，也不是完全對大眾的文學傳記作品，所以取名為「別傳」。「別傳」的產生不是有廣泛讀者、大眾化的東西，每個人都讀得懂，都會有許多領悟。這本書最早的版本是一九八○年，當時我已結束了農村的插隊生活回到城裡作研究生，我當然很傾慕陳先生的名聲，不知道他的學問有多深、多大，買了這本書，自己當時也有一定的程度，可是這本書讀不懂。但我有了一個印象，沒有幾十年積累做學問，是寫不出這本書的，而且我還幼稚地認為：要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假如你處在一個資料不甚豐富的地方，找不到太多的史料，只要拿著《柳如是別傳》這本薄薄的四五十萬字的書，裡面所涉及到的資料就可作為研究明末清初史的入門書。原來明人某某和某某是師生關係，凡此種種，一大團如亂麻的人物關係這裡都梳理得清清楚楚。

這本書本身包含了許多內容，前段時間我在上海的《新民晚報》看到連載的《柳如是傳》，作者是時下的文學作家，有一次看到他的另一篇文章發表在《中華讀書報》上，他說他就是用兩年的時間來讀懂陳先生的《柳如是別傳》，像讀研究生一樣，把其中的資料一條條搞清楚，然後用現成的陳先生的原始資料化成現代白話文，加一點想像就寫成了。《柳如是別傳》是用傳統著作方式、用文言寫的，而且作者的話很少，大量的是資料，用一句經常批評別人的話是資料堆砌，實際上中心的脈絡是作者的話。要把許多撲朔迷離的看似無關係無牽連的許多關係用寥寥數語說明了，下面就是一段一段的，數十段的材料來證明作者的那一句引導的、介紹的話，這句話是綱領的、結論性的，是作者深思熟慮的一句話。然後又是一句話引出下一個題目，又是三五頁的資料。資料是憑陳先生的記憶寫出一個書單，請助手查借的，某書某頁某個版本，查不出的可在另一書中某頁中談到。他的助手叫黃萱，是位女士，當時是中山大學專門派給他的一個助教，先後為陳先生做了十四年的助手，大約性情很溫和，與陳先生配合得很好，十四年助手生涯結束後，文革中師生打散，陳氏夫婦不久雙雙辭世，黃女士後來被趕回老家廈門，此時黃的學問決非十四年前助教的程度。到了八十年代紀念陳先生時，黃女士談起當年做陳先生助手的情況也是非常感人，也看出黃女士的研究能力也非常好。陳先生的這部作品看上去是對錢、柳姻緣詩的考證，或是柳氏的一部傳記，實際其中包含了許多文化意義的東西，要一一展開恐怕時間上有問題。只能較快地做一介紹，北大的教授周一良先生說：陳先生的歷史觀認為具體的政治、經濟、民族以上有一個當初的問題就是文化。一個國家的組成與一個民族不是同等的，一個民族能數千年延續不斷，不斷地吸收它民族的文化，不斷地強壯、充實自己，當然一個民族在整個歷史上也會時高時低，有強有弱，但總而言之，文化是超越政治和經濟的，這是他的一個觀點。特別注重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內在的內涵的了解，陳先生在悼念王國維先生的輓詞中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他還說：「士之讀書治學，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聖仁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以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思想，一姓之興亡。」他認為王國維先生的自殺是因為其畢生傾力的文化衰亡了，自己又無力回天，而選擇了自殺，並非是為一己考慮，而是把自己的生命與文化聯繫在一起。

陳先生在王國維去世時表達的想法就是他的價值觀。他認為一個時代「文章存佚關興廢，懷古傷今涕泗漣」，調子還是很低的，於是他的中年時代，在各大學任教時主要是研究中國通史，研究中國古代興亡、各個關鍵時刻的教訓，陳先生確實具備這樣的力量和學術的積累。抗日戰爭使中國陷入戰爭的災難，使他難以安於大學的講座和研究，顛沛流離，另外孱弱的身體也是陳先生的致命弱點。他曾回憶，小時候沒有電燈，喜愛讀書的他把煤油燈放到帳子中，幾重遮隔，油印本的書字又小，通宵讀書，把帳子都薰黑了，視力日衰。中年以後就視網膜脫落，有了這種刻苦積累陳先生確有可能完成一部關於中國歷史的大作，但由於時代的動蕩，個人體力的不足，徒有其志，未能完成。陳先生晚年由於失明只能依賴助手完成了《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他說：「著書唯剩頌紅妝」，就是我到晚年做中國通史、中國歷代演變的教訓這樣的大學問已力不從心，我現在著書只剩下歌頌紅妝。兩位歷史上不為人重視，幾乎被歷史湮滅的兩個小女子的身世經過我的發掘整理，使世人對她們的才華和思想有了新的認識，我要著書給她們一番表彰。在陳先生著書的餘暇也有一些詩歌的創作，過去的人詩以言志，不是作為作品專發表，限於時間不多說了。《陳寅恪詩集》「興亡」、「家國」、「身世」、「亂離」之辭，凡四十六見，反覆吟詠，為其詩及人生感慨之結。乙、關於柳如是柳如是是江蘇吳江人，另一說法是嘉興人。兩地同屬長江三角洲的水網地帶，交通是靠小船，許多小鎮是相通的。柳氏早年為妓，明末的妓女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有多重的修養，除相貌出眾外還能歌善舞，吟詩作曲。她們的才情和修養與我們印象中的這個行當沒文化還是不一樣的，當然柳如是是其中的佼佼者。柳氏早年與松江名士陳子龍有著密切的聯繫，甚至到了論婚嫁的地步。陳子龍與松江名士成立幾社，聚會作詞，重論天下之事，柳氏也是成員之一，與陳子龍互相愛慕論婚嫁，但後因陳家父母干涉不允，加之陳子龍北上考功名關係才中斷了。陳子龍是一位很有出息的人才，由才子成為志士，愛國的民族英雄。他早年就愛慕柳氏，可見柳氏的才情、思想自有過人之處。與子龍分手後，崇禎十三年，用民間的話說，妓女到了一定年齡要選擇一個新生活道路，據說當時太湖流域的常熟有一位出名的人物，叫錢謙益，他的文章聲望是當時東南文壇的領袖。柳如是扁舟訪錢謙益是過去的一段佳話，她是男裝，駕一艘小船，扮成一少年文士，直書「柳氏」，相見以後，談吐風雅作詞應對都很出色，錢謙益不識她是女身，幾次交往後，錢非常賞識柳氏，而柳氏本身眼界很高，雖然她與錢有三十年的差距，但自己不同常人的思想和才學很難以一俗人為終身依靠。不久錢柳成婚，錢以得柳氏這樣一位才情出色的如夫人而驕傲，而前半生很痛苦、流離的柳氏也因嫁了這樣一位文壇宗師而滿足，但不久兩人的思想矛盾就表現出來。柳如是很多詩文，我們無法一一說明了，她在二十歲左右就將自己一段一段的作品都刻成集子了。丙、關於錢謙益剛才講到錢柳交往中的矛盾就是「三死」。老夫少妻年齡上有差距，但趣味相投，一個愛的是絕世的才情，一個愛的是文壇領袖。但外部卻發生了一個天崩地裂的大事件：一六四四年，明亡。明朝的腐敗到了極點，李自成的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帝弔死在故宮的裡面，滿人趁機攻入山海關，佔領了北中國。南方在一六四四至一六四五年短短的一年中建立了南明政權，與北方滿清政權對抗，但清兵不久就南下輕取南都，南明政府很快垮掉了。原來一直認為我們中原四萬萬人口怎麼被東北邊陲數十萬的小部落民族征服了呢，不能相信。於是許多人都抗起，為了民族、為了自己原來的信念，參加鬥爭。有的在鬥爭失敗後犧牲了，也有的沒有獻出生命，但做隱士了，逃到深山裡開荒，逃到破廟中去做和尚。這是明末士大夫階層中的種種選擇。有的從此甘做百姓，更有甚者呢，滿洲人政權建立起來後，最初的抵抗鎮壓結束後，要治理這個地方還是要找一些南人，一些知識分子出來做官，有許多人就加入到了新政權中去，有許多人是堅決不幹的，我們所知道的顧炎武、黃宗羲、傅山等。傅山先生也是學問獨辟，方方面面知識都很優秀。滿洲人要他做官，他就騎著毛驢在山西的土窯洞里躲來躲去，湖南的王夫之學問也很大，他逃到苗族的苗寨中去，同時還要做學問，這個學問是為了後代、文化的復興、民族的復興，所以留下了許多我們民族精華的東西。傅山後來成為著名的兒科大夫、婦科大夫，大家都不知道他的前半生是出色的文人，知識分子。後來康熙的時候還是通過省、地縣一級級的政府硬把傅山找到北京，請去破格錄用，知道你是前朝的賢達，學問好，道德好。傅山就說我老了，不能騎馬。那就用車子送，到了永定門外，傅山就不吃不喝，康熙也是一聰明人，你到北京城牆下，堅決不進來，就放了你一馬，成全了你的名節。這樣大家都退一步，康熙確是顯示了政治上的智慧。錢謙益與才色兼備的河東君柳如是成婚不久，明亡了，錢曾做過禮部侍郎的職務。後來明亡後，在短短的南明政權中做禮部尚書，清兵南下，南京失守後，柳如是就要求丈夫自殺，老頭就猶豫了。柳氏就跳入水中求死，被人搭救。錢謙益與南京城百官非常恥辱地開城投降清兵，錢這樣的文壇領袖在生死問題上虧了自己的節。清兵勝利後帶所有降官回京封官，錢謙益說我不是要做官，我家藏書若干，我有志於要編撰明代歷史，宋、明的史書我收藏了千萬卷，我死了，書沒有人用了，資料沒有人整理了，他這樣就給自己的生找了一個借口。到了北京後，他捲入降官的相互傾軋之中，遭黃案而下獄。這件事發生後，就看出柳如是的另外一種才幹。柳氏四處奔走，找關係打通關節，為自己的丈夫辯白，費了很大力氣，把丈夫救了出來，守在北京照看丈夫。六年後夫婦獲准離京返回故里，安心做學問。幾年後又發生了一件家難，家中著名的藏書樓絳雲樓，藏書甚富，浙江寧波的著名的思想家黃宗羲已歸隱，仍對常熟錢家絳雲樓中的大量藏書念念不忘。就是這樣一個藏書樓卻在順治七年失毀於火，此時的錢謙益比亡國還要痛心，沖入火海，想與他的藏書同歸於盡，被人救出。他是因為有這些書，擔負著史官職務，明朝亡了，明朝的歷史他要編撰出來，書沒了，活著便沒有了意義，這個變故後，錢謙益就身染重病，日見衰弱，到了康熙初年就去世了。錢翁死後，他的如夫人柳如是對他還有一個報答就是第三個死。第一個死是勸夫自殺而不死、第二個死是下到大牢，幾瀕於死而救他出來，第三死是丈夫死後，族人求金要索，日夜吵鬧，不準錢翁下葬，此時，柳氏又顯出她非凡的一面。她先是應允了族人的非份要求，把喪事辦妥，然後定下日子，請族人吃酒，協商分金之事。在聚會之前，寫好信，派僕人送到官衙。這廂擺下酒席，安排好僕人幾時動手，族人要柳氏快快取錢，柳氏上樓遲遲不回，族人吃完酒上樓尋去，發現柳氏已死去多時，但牆上留有手跡：綁住為首的人，有功。家人見老太爺剛死，家母又被逼上吊，當然滿腔義憤，綁下了為首的幾個族人，這時公差已到。柳如是用自己的死保全了錢家在錢氏族內的利益，當時是四十七歲。她的決斷、她的氣魄、她的詩文《戊寅草》、《湖上草》等等，都可看出她確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女子。對錢謙益的評價，我個人概括了一下：少年江南才子，曾為東林黨人；中年雅孚物望，朝廷在野都知道常熟錢氏，人推文壇盟主，著作有《初學集》、《有學集》，編著《錢注杜詩》、《列朝詩集》等；晚年進退失據，百年後被乾隆列入《貳臣傳》，這種恥辱是終生的。平心而論，錢謙益性格軟弱，在民族危亡和個人進退的選擇中有重大過失，使自己蒙恥蒙羞，但他是一位學問淵博、詩文創作很有成就、藏書頗有貢獻的飽學之士，在明末的文化事業中頗具影響，這也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他與柳如是的這一姻緣也為世人關注。陳寅恪先生在晚年雙目失明的情況下，花了很大力氣把錢、柳兩人的關係和活動研究出來了，他就是要表彰柳如是這樣一位奇女子，不僅她的才情了不起，她還有許多令鬚眉低首失色的思想品德和氣節。陳先生是利用一個小的題目，同樣地表現一種歷史的滄桑，民族興亡過程中的優秀人物。沒有力量寫大的事件，大的斷代史，就細研兩個小人物的身世，兩個小人物都有很好的才幹，卻沒有很好的結局，悲劇的結局。其中對人物的同情、發掘、描述中帶有自己的身世之感。陳先生是一個奇人，《柳如是別傳》是一部奇書，書中大到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民族文化從古到今的思考，加之兩個小人物的命運，反映出陳先生對中華民族歷史的一種關切、一種憂思。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