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文化研究：歷史譜系與個人反思

論點精粹：

文化研究的實踐在前，對於文化研究的自覺的理論反思在後。

文化研究的最大優勢和生命力在於它的實踐性，在於它對於重大社會文化現象的高度敏感和及時回應，同時也在於它在方法選擇上的靈活性，以及它對於最前沿的各種理論的及時而靈活的應用。

我有一個比方，文化研究是「寄生蟲」，是寄生在馬克思、福科、布迪厄等大師的思想大樹上的「寄生蟲」，我個人認為文化研究領域沒有思想大師，也沒有第一流的具有重大理論原創性的經典著作。

一、文化研究本土旅行的展開契機

文化研究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已成顯學，這個術語開始流行於各種學術雜誌，尤其受到青年學者的偏愛。但是嚴格地說，專門意義上的「文化研究」進入中國時間並不長。當然，文化研究最先進入中國的準確時間並不好確定，因為我們很難對於什麼是文化研究什麼不是文化研究作出截然的區分。比如80年代的文化討論是不是文化研究？從較寬泛的意義上可說是，但從更加限制的意義上說則不是。我傾向於從比較限制的意義上界定文化研究，也就是以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1964年）為標誌的那個文化研究（在西方學術界常常是大寫的———Cultural Studies，以便區別於一般說的對於文化的研究）。這個意義上的「文化研究」進入中國的兩本標誌性著作，便是詹明信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霍克海姆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重慶出版社1990年版）。時間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不過那時候好像大家並沒有意識到有一個專門名詞叫文化研究」（包括其特殊的研究旨趣、問題意識、政治立場、分析路徑等等）。其實，雖然霍克海姆和阿多諾對於大眾文化（他們叫做「文化工業」）的批判今天在文化研究界幾乎已被普遍認為是經典的文化研究，但是在他們從事大眾文化研究的當時，也就是20世紀的40、50年代，並沒有人稱之為「文化研究」他們自己也沒有這麼命名。所以，他們對大眾文化的思考可以說也是被後人追加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起源的。

但有一點比較肯定，在研究對象上，最早出現的中國的文化研究比較關注大眾文化（這點倒是和西方的情況差不多，西方的文化研究的興起也是因為大眾文化，主要是美國好萊塢的商業化電影，還有流行音樂），特別是90年代初期曾經轟動一時的電視劇《渴望》、王朔所代表的所謂「痞子文學」，以及新興的流行音樂。我個人的感覺是，那時大家對於這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存在不同的見解，也沒有在理論上把文化研究當作一個整體，自覺地在理論和方法上加以建構與反思。比如什麼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有什麼特點？「文化研究」和文學研究的關係是什麼？等等，這些問題實際上很晚才出現，大概在2000年前後。比如2001年開始討論「日常生活的審美化」問題、文藝學和「文化研究」的關係問題時，人們已經很自覺地在專門的意義上使用「文化研究」一詞。也可以這麼說，文化研究的實踐在前，對於文化研究的自覺的理論反思在後。

就我本人而言，我接觸文化研究理論也是在90年代初期，研究的對象也是大眾文化，看的書主要也是上面提到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以及《啟蒙辯證法》，還有法蘭克福學派的另外一些書，比如馬爾庫塞的《單面人》等。這些書中總結的大眾文化的一些特點，比如麻痹和控制大眾、感觀化、商業化、平面化、機械複製等，很合乎我以及其他具有精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的文化和審美趣味，可以說一拍即合。特別是《啟蒙辯證法》一書中的「文化工業」這章，被引用的頻率很高，好像一下子找到了揭開大眾文化秘密的鑰匙。但必須指出的是，我們對於法蘭克福大眾文化理論的應用存在嚴重的機械套用傾向，也就是不夠關注中國大眾文化出現的特殊語境與特殊政治文化功能。這種情況在當時很嚴重，在今天也仍然存在。

談到初期的文化研究，還有一本書不能不提及，即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本書不僅是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石之一，而且在中國的大眾文化研究方面也有開創性的意義，因為他提出了「文化是整個生活方式」的著名觀點。這種反精英主義的文化觀為主要關注大眾文化而非精英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基礎。這本書也是出現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好像很巧合。

二、市民社會理論與大眾文化研究

我是怎麼發現自己機械套用法蘭克福批判理論的呢？這個問題也有點巧合的味道。湊巧也是在90年代初、中期，中國學術界同時還在進行關於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又譯「公民社會」）的討論，由當時鄧正來任主編的《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發起，參加的主要是一些社會科學界的學者，特別是社會學家，也有一些政治學、法學界的學者，人文科學界的學者很少介入，特別是文學和美學界，幾乎沒有，而大眾文化的研究在中國又基本上是文學批評界和美學界的學者在做，這就使得這兩個討論無法形成對話。此外，《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這個刊物具有濃厚的民間色彩，在同人之間流傳比較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圖書館和新華書店根本看不到，這也限制了它的學術輻射力。

市民社會的討論受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國家的民主化轉型的深刻影響，其現實的動機是想在理論上對於原先的集權主義國家向民主-自由國家的轉型作出回應。這也是我關注這個討論的主要原因。我的個人經歷和我國當時的情勢都使得我的這種關注顯得非常自然。我特別關心的是：中國到底是不是、或多大程度上是與集權政治社會相對的市民社會？大家比較一致、我也比較認同的觀點是：中國既不是典型的市民社會，也不是典型的集權政治社會，而是處在從集權社會向市民社會的過渡之中。

這個討論對我的大眾文化研究影響很大，我把它引入我自己對中國的大眾文化的思考中，形成了和以前也和當時其他學者迥異的觀點：當時的中國大眾文化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市民文化，它產生於從集權政治社會向市民社會過渡的背景中。與中國當時不成熟的公民社會一樣，它既依賴於政府又相對獨立於政府，既有民間色彩又免不了政治權力的牽制，既已開始市場化和商業化又不能完全遵循市場和商業的邏輯。因此，它具有對抗和妥協的雙重性，顛覆和收編的雙重性，它的內容和功能都是很複雜的，不能進行簡單化的理解。一方面，它拓展了文化空間，打破了官方政治文化一統天下的局面，體現了商業文化解構官方文化的力量（這是當時李澤厚等人的主張）；但另一方面，又受到官方文化的牽制和制約，具有妥協性和守制性（這點基本上沒有人看到）。當然，也有自己的商業性（這點倒是被大大誇大）。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對大眾文化，特別是中國本土大眾文化的看法。現在回顧起來，這一轉化得力於我把市民社會理論引入大眾文化研究，擺脫了單一的法蘭克福立場，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先那種簡單化的精英主義立場和單一的人文科學視覺（市民社會理論屬於一種社會理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寫了一系列關於大眾文化的文章，比較重要的有：《在官方和市場的夾縫中求生存———中國大眾文化的雙重性格》、《超越道德主義和歷史主義的二元對立———論對待大眾文化的第三種立場》、《批判理論與中國大眾文化》等，對於原先的研究視角和結論都有較大修正。特別是後一篇文章是專門反思中國大眾文化研究中機械搬用法蘭克福理論傾向的。我自己認為，這一轉型使我更多地看到了中國大眾文化的複雜性以及它產生的特殊語境。這兩者在今天也是我仍然堅持的。

三、重審啟蒙與文化研究的地緣政治化

到90年代中期，中國的文化研究發生了另一件大事，這就是《讀書》雜誌在1993年連續發表了介紹賽義德和其他後殖民主義批評的文章，同時出現了文化研究中第三世界意識和地緣政治意識的強化，甚至有些文章中出現了狹隘民族主義的傾向。與此同時或者稍微早一些，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反思、全球化理論、後現代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等也進來了。由於隨民族主義而出現的地緣政治意識在文化研究界的強化，對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看法也隨之改變。大家知道，80年代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主流是現代化意識形態，大家談論中西方文化是否有利於現代化，雖然觀點差別很大，但是理論資源和話語方式好像比較類似，立場也很一致：現代化、現代性是好東西，沒有什麼疑問，問題只是中國傳統文化是否適合現代化，中國應該如何現代化。90年代初期受到法蘭克福學派影響的大眾文化研究也基本上沒有涉及地緣政治的問題以及文化殖民主義的問題。90年代初期後，情況就不同了，中國是因為文化問題而現代化滯後，還是由於身處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之中、受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壓迫而無法或難以現代化？這就是文化研究中後殖民主義出現的重要社會文化語境。許多所謂的「新左派」人士常常持和現代化理論很不同的看法，認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滯後不是因為傳統文化不適合現代化，而是因為它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處於邊緣，他們還因此把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當作是有益於抵抗資本主義而走的另一條現代化道路的偉大嘗試，青睞有加，把「鞍鋼憲法」等同於「後福特主義」，把「文革」時期的群眾集會等同於大民主，等等。這在80年代好像是不可思議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後殖民理論的引入對中國的文化研究影響極其深刻，作用不可低估。賽義德的《東方學》，這部書對中國文化研究乃至整個中國思想界的影響都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最大的，我覺得主要原因在於它改變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看待中國現代史的視角。中國學術界從五四到80年代的主流一直是正面看待中國在西方影響下的現代化歷史的，而在後殖民主義的理論「啟示」下，出現了一些學者，他們把現代化的歷史解讀為「他者化」———也就是民族自我身份喪失的歷史，甚至認為魯迅等啟蒙思想家的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是內化了西方殖民主義的邏輯，是自我放逐、自我他者化。可以說它整個改寫了中國的啟蒙話語，改寫了中國現代史的敘述模式。但是這種深刻地沾染了民族主義和新左派色彩的理論到底是打開了一片新的理論天地還是遮蔽了本來就沒有得到深刻討論的問題，還需待時間的檢驗。

四、後集權社會的消費文化研究

世紀之交，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消費主義思潮席捲大地，洶湧澎湃，社會上流行享樂主義、實利主義、犬儒主義、即刻主義（就是既不關注未來、也不關注歷史）。與此同時，人們的政治熱情消退，公民意識淡化，娛樂熱情高漲。這不是說此前沒有這些東西，而是說世紀之交這些社會現象和文化思潮變得空前突出。我覺得自己的文化研究又面臨轉型。

在理論上，我有幸接觸到了哈維爾等人的後集權社會理論。依據哈維爾等的研究，後集權社會的最大特點就是消費主義和集權主義的結合。一方面，社會大眾沉溺於物質消費和感官娛樂，這方面的自由度空前擴展，「想唱就唱」、「我的地盤我做主」；另一方面，絕大多數人不問政治，缺乏公共參與熱情，不關心公民權利。一方面流行懷疑主義，對一切都不相信；另一方面則信奉實利主義，只要有現實的利益做什麼都可以。一方面不相信意識形態的空話和假話；另一方面又把這種懷疑精神推向虛無主義、犬儒主義，甚至懷疑改變現實的可能性。這種我概括的後集權現象比比皆是。

後集權社會在大眾文化上有相應的種種表現，也可以說有自己的文化形態，我自己比較關注的是大話文學和玄幻文學。我覺得大話文學表現了後集權社會中青年一代的特殊精神狀態：一方面是強烈的懷疑精神，激進地否定偶像和權威（具體表現為對於經典的戲仿）；另一方面是得過且過，缺乏正面理想，調侃一切。「玄幻文學」則表現了青年一代一味追求輕鬆、迴避沉重的傾向，他們不關心現實也缺乏歷史感，沉溺在遊戲機的架空世界———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的真空世界。

五、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反思與展望

有人認為，中國的文化研究雖然表面很「熱」，但從制度化程度、從國家教育和研究機構的支持力度來看，其實很冷。對此我不很贊同，文化研究不只是「表面熱」。「冷」、「熱」標準不擬著眼於制度化程度或官方機構的支持力度。或者說某個研究領域的機構化、學科化程度，不能夠作為「熱」與「不熱」的標準。原因很簡單，制度不是一切，在今天尤其是這樣。否則我們就會得出韓寒、郭敬明以及其他影視歌星還不如馬列主義熱的荒唐結論。

對於文化研究尤其要這樣看。文化研究本來就是一個體制化、學科化程度很低的知識探索領域，而且大家公認它本身就是跨學科甚至是反學科的。而在今天的學科現代性的建制內，學科化是體制化的基本方式和標誌，在中國尤其如此。儘管有不少人已經在反思這個問題，但基本格局還是沒有變。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和教育部的本科生招生、研究生學位點建設等，到現在為止仍然是高度學科化的，今後也難以從根本上改變。

但是，文化研究作為一種研究的方法、路徑、旨趣和立場其實已經滲透到了人文社會學科的各個領域，在很多並不以「文化研究」冠名的學術研究中，其實都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影子、文化研究的果實。比如：現在的傳播學研究、電影電視學研究、文學理論研究、比較文學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等等，哪個領域中看不到文化研究？再說一遍，如果我們把文化研究理解為一種學術研究的旨趣、方法，這一點就非常可以理解。同樣是傳播學研究，既可以是文化研究，也可以不是文化研究，這要看它是否體現文化研究的旨趣，這些旨趣包括：政治學的取向、跨學科的方法、邊緣性的立場和批判性與介入性的傾向等等。文學理論、文學批評領域的情況也是這樣。我認為我自己還有其他一些朋友的文藝學研究、文學批評實踐，就是文化研究，但是也有很多不是。我感到高興的是，儘管遭到不少的質疑和批評，文化研究的方法、旨趣和精神還是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刻地滲透到了人文社會科學各個學科領域的研究中。

文化研究在中國的前景是廣闊的。文化研究的最大優勢和生命力在於它的實踐性，在於它對於重大社會文化現象的高度敏感和及時回應，同時也在於它在方法選擇上的靈活性，以及它對於最前沿的各種理論（包括哲學的、社會學的、語言學的、社會理論的等等）的及時而靈活的應用。目前中國的文化研究的問題很多，比如對前沿理論仍然不夠熟悉，實踐上操作上也不夠地道，也就是缺乏學術性，但是最根本的我以為是缺少言論自由的空間以及對於中國特殊語境的關注，套用西方理論的現象仍然存在。

另外，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也應該多在超出文化研究的地方去找。我甚至覺得，在西方學術界一般公認的文化研究學者中，基本上沒有第一流的大師（就是文化研究的精神鼻祖威廉斯也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文化研究者），文化研究的著作也沒有一部堪與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伽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福科的《知識考古學》、布迪厄的《區隔》、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等相比肩。我有一個比方，文化研究是「寄生蟲」，是寄生在馬克思、福科、布迪厄等大師的思想大樹上的「寄生蟲」，我個人認為文化研究領域沒有思想大師，也沒有第一流的具有重大理論原創性的經典著作。我可以坦率地說，對我影響最大的西方思想家，我最喜歡的學術著作，沒有一個（一部）是屬於文化研究的。比如，我喜歡的阿倫特、哈貝馬斯、福科、布迪厄等，即使他們曾經給予了文化研究以空前巨大的影響，他們中沒有一個是屬於嚴格意義上的文化研究者。但是我個人認為，閱讀他們的著作比閱讀嚴格意義上的文化研究著作對我的文化研究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