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張瑞敏：我最喜歡老子的《道德經》

張瑞敏：我最喜歡老子的《道德經》 人們把海爾的締造者張瑞敏稱之為哲學家式的「儒商」，他在哈佛講壇上，面對著來自不同國家的ＭＢＡ學生，用他的「海爾文化激活休克魚」征服了慣常以自己的管理文化而自豪的西方人士。張瑞敏的確算得上一個儒商，他一方面借鑒西方先進國家的科學管理模式，另一方面融合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精華，在兼收並蓄的基礎上，加以創新發展，然後自成一家。在張瑞敏的「書譜」中，從《道德經》、《孫子兵法》、《論語》、《菜根譚》，甚至波特的《競爭三部曲》、彼得·聖吉的《第五項修鍊》、德魯克的管理著作都是他案頭的常見書目，在博覽群書中，張瑞敏吸取著中外文化，因而也升華著海爾文化。有一次，張瑞敏在哈佛大學演講，當時與會者問他，總裁先生，你把中國的海爾經營得那麼成功，請問你有哪些秘訣？當時，張瑞敏賣了個關子，他說我經營海爾之所以成功，並不是我的成功，而是我請了三位著名的老師，是他們教我如何成功的。這些人一聽，都感到好奇，你張總還請了三位老師，是哪三位？張瑞敏說，我的第一位老師是老子，老子教會我戰略性的思考；他說我的第二位老師是孫子，孫子教會我策略性的思考，是戰術；他說我的第三位老師是孔子，孔子教會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接著，張瑞敏說，我們中國有句話叫做「半部《論語》治天下」，他說我請了這三位老師，我虛心向他們學習，所以我經營得很好。接下來大家就問他，張先生你最喜歡哪一部書呢？他說我最喜歡老子的《道德經》。《道德經》當中所講的無為而治，他說我經營海爾主要是無為而治。我只抓大事，企業的大事就是文化、組織和戰略。周恩來：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作者：胡長明）傳統人生哲學中對周恩來影響最大的核心觀念又是什麼呢？我認為是道家所說的「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在其影響下，周恩來的人生呈現出一種「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的境界。不可否認，周恩來生長在一個儒家教化深厚的家庭。青年時代更是強調「誠」，注重「人格」力量，主張待人處事要「端賴良心」，特別富於道德踐履精神，因此也很容易讓人將他與儒家「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內聖外王」之道聯繫在一起。周恩來的許多優秀品質如積極入世、憂患意識、彬彬有禮、仁慈厚道、清廉儉樸、忍辱負重，確也能從儒家文化這個龐雜的思想體系中找到淵源。中外學者有關周恩來與儒家思想精華之關係的評論所在多有。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指出，周恩來的教養，「來自孔子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和『上等人"應具有的品德、智慧、尊嚴、寬厚、仁慈、決心、剛毅」。國內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周恩來積極投身革命，一輩子改造世界觀的實踐，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儒家積極入世的烙印；他全心全意為人民、和藹可親的品格，又有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色彩；他深入虎穴、臨危不懼，身居高位，廉潔奉公的情操，又是儒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生動體現。這些見解雖然說都可以成立，但似乎沒有捉摸到周恩來人生哲學的底蘊。其實，周恩來在青年時代對老子哲學也懷有相當的敬意，甚至有明顯的揚老抑孔的思想傾向。春秋時代，社會秩序失范，異說競起。周恩來在解釋孔、老哲學產生的原因和用意時說：「且孔氏亦值是時，尼山設教，倡仁義之說，秉先王之法，學者風從，幾移完域。老氏際此，其不入於孔者幾希。然老氏固明哲者，周都授禮之日，未嘗不嘉孔氏之志。惜所言未盡脫於羈摯，所行又多限於繩規，乃不得不超乎世俗，為忿世嫉邪之言，冀世人醒悟，守真返璞、知死明生，勿逾分作私利之爭，寧退讓保故有之我。棄禮滅義，剖斗折衡，豈無因而發哉？」世人認為，老子主退讓，失去了競爭之旨，周恩來認定此乃「失察」之見，他說：「世人假禮義以濟私，恃斗衡而犯禁，老子要不得不有此激耳。不然，老氏既主退讓之旨，又何為道德五千言，發為文章，與孔氏爭學理之長短哉？」不僅如此，周恩來還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並提，認為他們掌握了天地生化、人事演變的真諦。在他看來，孔教、耶穌教、佛教三者「非不善也」，「然其於生死存亡之觀念，未免後於老、赫也」。可見，青年周恩來十分推崇老子哲學那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對於周恩來的見解，他在南開中學的國文老師深有同慨，評論道：「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識，始能不朽。若拾人牙慧，不越宿而腐矣。」並稱讚周恩來能將老、赫二氏「救世之心，曲曲傳出，識見迥不猶人」。旅日期間，周恩來在日記中寫道：「我但期望我的『思"、『學"、『行"三者，能順著進化的軌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將「自然的妙理」與「進化的軌道」並稱，正是南開時期將老子的「生存常道」與赫胥黎的「天演競爭」並提的旨趣之延伸。正因為早年便對老子哲學有過濃厚的興趣和較深的研究，所以周恩來後來與人談及老子哲學時也頗能駕輕就熟。1939年，他在故鄉紹興與《戰旗》雜誌社的曹天風有一段耐人尋味的對話。曹天風說：「道家思想對於革命、對於社會改造雖無用處，但對於個人修養卻是有幫助的，能使自己過好"黃金關、權利關、美人關"。」這時周恩來反問說：「道家最精彩的話是什麼？」曹天風一時回答不上來，周恩來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話了吧？」從老子五千言中選出這十二字作為最精彩的話，顯然是比較推求的結果。雖然周恩來在三十年代才講這番話，但這個認識應當說在青年時代便形成了，因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正是道家自然主義宇宙觀和人生觀最為典型的表達。《道德經》云：「萬物作焉而不為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又說：「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這就是說，雖然「道」使萬物產生、繁殖、成長、發育、結果、成熟，但又不據為己有，不恃為己功，不主宰他們。所謂「不有」、「不恃」、「不宰」，即「不以有為有」，不把有當做有。「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正因為有而不有，所以才有有，這就叫做「玄德」。老子在這裡闡述的本來是一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但它卻可以轉化為一種崇高而智慧的人生觀，周恩來正是這樣做的。誰都承認，周恩來有儒家和墨家那種積極入世、勵志勤苦的精神，對世界、對人類有脫不開的情緣。他像他所推崇的諸葛亮那樣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只要仔細尋味便可發現，周恩來又呈現出一種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特點，他對名利得失的超然和淡泊，使他格外地能夠忍受勞苦乃至屈辱，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了自己的光和熱，給世界留下了深厚的遺愛。人們往往驚嘆他做入世之事的專註和投入，卻很少去考量在這種態度的背後還有何種精神底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最能傳達出周恩來人生哲學的神韻和境界。他在青年時代就樂於為公眾「服役」，但這種「服役」絕沒有什麼功利色彩，而幾乎是出自道德上的「絕對命令」。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後，「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在周恩來的頭腦中產生了共振效應，從而使他一步一步邁向人格的巔峰。在長期的政治生涯中，周恩來勤懇奉獻，任勞任怨，即使在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也從未想過置身事外。他身居高位，但又不盛氣凌人，提出「領導群眾的方式和態度要使他們不感覺我們是在領導」。追求管理上的「無我之境」，正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重要體現，而且也與道家所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相貫通。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發現，周恩來在談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時，總是把聚光燈的焦點只對準毛澤東一人。他對任何宣傳他個人的形式和內容都加以勸阻。江蘇淮安縣委多次提出，要以他的故居所在地辦個紀念館，他始終沒有同意。周恩來對功勞緘口不言，但對錯誤卻「公之於眾」。他認為，「錯誤要逢人就講，既可取得同志的監督和幫助，也可以給同志以借鑒」。1916年，有次他在上海與文藝界人士座談時，有人提議他把自己豐富多彩的一生寫成一本書，他笑了笑說：「如果我寫書，就寫我一生的錯誤，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讓活著的人都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在黨內，周恩來作檢討的次數恐怕是最多的，他動輒講自己過去特別是民主革命時期的某些錯誤，以至陳毅後來都有了厭倦之感，說你那點事我們都知道了，用不著再說了。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後期，毛澤東曾特意將《史記·汲黯鄭庄列傳》推薦給周恩來閱讀。汲黯、鄭庄為漢武帝時兩位有名的宰輔，而且都服膺道家思想，習治黃老之術。也許是毛澤東讚佩汲黯、鄭庄不謀私利，忠心為國的高尚品德，認為他們與周恩來的為人有某些內在的聯繫，所以才將他們的傳記推薦給周恩來。1973年3月26日5時，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凌晨讀史記汲黯、鄭庄列傳及太史公曰云雲，深有所感，愧未能及。」事實上，周恩來比起汲黯、鄭庄來，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周恩來的人生充分體現了「不以有為有，因此才有有」的人生哲理和大無大有的辯證法。他一生公而忘私，又終不留言，死不留灰，屬於那種事情做完，轉身即走的人。他徹底回到了本真狀態，但他的遺愛和精神又長留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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