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石：周恩來的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的傳家寶，是治國理政的基本功。在中共十九大後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指出，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推動全黨崇尚實幹、力戒空談、精準發力，讓改革發展穩定各項任務落下去，讓惠及百姓的各項工作實起來，推動黨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在基層落地生根。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則，推動各級幹部動起來、深下去，使調查研究在全黨蔚然成風。

　　開國總理周恩來是調查研究的楷模。周恩來認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後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大廈更是任重道遠。要建設好新中國，首先要把中國的國情搞清楚，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把握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取得勝利。

　　周恩來不負人民的重託，身居總理要職，把考察社會，了解國情作為自己的畢生任務，把調查研究作為完成歷史任務的基本途經。在政務繁忙、日理萬機之中，經常深入基層，進行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為了調查研究，他踏遍青山，遍訪群眾，從城市到鄉村，從海濱到邊陲，祖國的山山水水，印下他的足跡，留下他的身影。正是在無數的調查中，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掌握大量的決策信息，集中了大家的創造才能和智慧，形成了一個個正確的決策和意見。

　　端正思想，明確調查研究的正確方向

　　作為高層領導者調查研究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不能搞形式主義，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要鼓勵下屬敢於說真話，才能了解到實情。

　　1961年4月3日，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擴大會議上講話指出：

　　「要加強調查研究工作，加強理論學習。」

　　「光有調查研究工作，沒有理論指導也不行。沒有理論指導，就會妨礙我們去進行調查研究。做一件實際工作，做了一年、半年，可能還看不出問題來；調查研究了幾百條，也可能找不到關鍵。」

　　「必須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的武器來進行調查研究，這樣調查研究才能實事求是。」

　　周恩來多次強調：

　　「我們下去調查要堅守毛澤東同志的三條原則：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

　　在1962年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周恩來針對一些領導幹部存在浮誇、講假話等問題，講了一席發自肺腑，切中時弊的話：

　　「這幾年，黨風不純，產生了浮誇和說假話的現象。我們要提倡說真話。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呢？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如果你亂壓任務，結果向同志們所說的，他就會準備兩本賬，揣摩一下才講，看你喜歡聽什麼。這的確是一個黨風問題。大家都說假話，看領導的顏色說話，那不就同舊社會的官場習氣一樣了嗎?」

　　「要提倡講真話，即使講過了火的也要聽。唐代皇帝李世民，能聽魏徵的反對意見，『兼聽則明』，把唐朝搞得興盛起來。他們是君臣關係還能做到這樣，我們是同志關係就更應該能聽真話了。」

　　沉下去，到第一線掌握第一手材料

　　建國以後，周恩來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到基層一線，到人民群眾中調查研究。

　　1949年 「五一」節前夕，周恩來在聽取北京市治安情況彙報時得知，前一天發生了電車被燒事件。他立即問在場彙報的領導去過出事現場沒有？大家都說沒去。周恩來立即帶領同志們趕往現場，仔細查看，詳細深入地了解情況。歸途中他頗有感觸地說，我們這一車都是官僚主義啊！簡單一句話，字字重千斤，使大家深受教育。此後，公安機關立了一條規矩，凡發生重大案件和事故，領導同志必須立即趕赴現場，了解第一手情況，親自指揮處理。

　　1954年夏天，長江發生特大洪水，全黨全國為之震驚，根治長江水患已成當務之急。為尋求治本之策，國家在長江水利委員會的基礎上，成立了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開始了對三峽水利工程和長江流域的勘測，並請求蘇聯政府派專家來華幫助進行長江流域規劃工作。

　　1958年2～3月，周恩來率領中央有關部門和有關省區負責人及中外專家一百多人，從武漢乘船至重慶，沿途進行實地查勘，連夜召開三峽工程技術討論會。討論會結束時已是深夜，周恩來不顧勞累，鋪開規劃和設計圖仔細研究。天亮以後，他的秘書告訴有關負責人說：「總理髮現裡面的數據有錯誤。」後經複查，證明數據確實不對。這種深入細緻的工作作風，讓大家十分感動。周恩來在親臨現場考察的基礎上，吸收了各方面的正確意見，經過認真總結，形成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方案，提出了長江流域規劃的基本原則。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方案，由周恩來首先提出，經過成都會議討論通過，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成為全黨的共識。

　　1961年，周恩來兩赴黃河三門峽水利工程現場調研。由於缺乏經驗，三門峽水利工程建成蓄水後，庫區的淤積程度嚴重超出預計。周恩來一面主動承擔責任，一面總結教訓，認真謀劃可行的補救方案。在他主持下，批准實施「兩洞四管」的改建方案，挽救了一座接近失敗的水利工程。在遇到重大事故和突發災難時，不管是天寒地凍還是炎夏酷暑，周恩來總是不辭辛勞，甚至不顧個人安危，一定要到出事現場去仔細了解情況，與幹部群眾一起解決問題，應對災難。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次日，周恩來就冒著餘震的危險趕往災區。他直奔震中地帶，在餘震不斷的情況下，履險如夷，從容鎮定地穿行在狹窄的街巷中，走進一個個窩棚，向幹部和群眾詳細詢問受災的情況，親切慰問群眾，鼓舞大家的鬥志。3月22日，邢台再次發生強烈地震。4月1日，他又乘直升機飛赴災區，在一天內連續奔赴四個受災縣，七次在萬人群眾大會上講話。在巨鹿縣何家寨公社，他讓群眾背著風，自己頂著六七級大風，迎著漫天風沙站在大木箱上給群眾講話，鼓勵大家團結起來，發展生產，重建家園。從早到晚，他一口飯也沒顧得上吃，一刻不停地走村串戶。回到住地後，他在戰士營房裡吃了點家常烙餅和炒白菜，又連夜開始新的工作。

　　放下架子，傾聽群眾真實聲音

　　調查關鍵要了解到真實情況。但有些領導幹部官架子大，群眾敬而遠之，了解不到實情。針對這些問題，周恩來指出：

　　「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戰爭年代，我們與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見面，不分彼此，和群眾的關係很密切。現在就不一樣了。」

　　「因為有了那麼一些形式，就顯得不那麼親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層。為什麼還會產生這個隔閡呢？我想就是因為國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據地的情況不一樣了。現在造成的這種形勢，一定要政變，下決心改變。要搞好調查研究，就要真正聯繫群眾。」

　　在調研過程中，周恩來完全把自己融於群眾之中。在工廠、農村、工地上，他常常同工人一起排隊買飯，與農民同吃一鍋飯，和民工一起席地而坐，一口白水一口乾糧。周恩來經常採用「直呼其名」的方式，主動拉近與談話對象之間的心理距離。北京協和醫院的老醫師董炳昆曾回憶起與周恩來的一次接觸：

　　「總理和大家更是像老熟人一樣親切交談起來。一開始總理就對每個人一一指點，說誰是哪個學校畢業的，哪裡人。這種驚人的記憶力使我們大吃一驚。萬萬想不到日理萬機的國家領導人，天天會見那麼多人，竟然將只在醫院見過幾面的醫生、護士的姓名記得那麼清楚準確。……我想這不單是個記憶力問題，而是反映了總理對人的尊重和對事業的責任心。」

　　當群眾不敢講真話時，周恩來總是從閑聊入手，營造輕鬆和諧的氣氛，因勢利導，進行思想溝通和交流。1956年7月，他在上鋼一廠視察時，親自來到職工食堂排隊買飯，和工人一起邊吃邊談。總理和工人之間的距離沒有了，大家像朋友一樣在一起拉家常，從而聽到了群眾的心裡話。

　　1964年，周恩來到邯鄲調查紡織女工福利待遇問題，大家誰也不肯講困難。看到大家很拘謹，周恩來便同兩年前見過面的勞動模範李秀芹拉起家常來，從她的婚姻談到她的「菜籃子」、再到她的工資……人們漸漸不再拘束，大家圍繞著福利待遇問題，談了許多情況。

　　1960年冬，中央開始調整農村政策，周恩來派出工作組到河北邯鄲農村就公共食堂等問題調查了20多天，未能摸到真實情況。後來，周恩來親自到武安縣伯延村蹲點五天。他走訪了幾十戶貧下中農家庭，了解群眾的生產、生活情況，視察集體食堂，查看社員伙食，並與群眾同吃玉米麵糊，召開社隊幹部、社員代表、農技人員等參加的座談會。開始大家不敢說話，周恩來笑著指指身後牆上的畫像（當時普遍張貼七位中央常委的畫像）：

　　我叫周恩來，就是牆上的那個人。你們看像不像？這次我來是想聽大家的心裡話，有話只管說，說錯了也不要緊。

　　當時社員群眾最關心食堂問題，但都不敢說食堂不好。沒有人願意告訴總理飢餓的實情，大家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不給國家添麻煩。蹲在總理身邊悶頭吸煙的村民張二廷在總理問到他時，頭一個跳起身「放炮」：

　　要說食堂好，全是假話。食堂吃不飽。還愣沖衝來了一句：你要是糊弄我們，總理，再過兩三年，你也會餓死的。

　　周恩來聞言猛然一震，沉凝片刻，眼裡噙滿淚水：

　　還是我這個總理沒當好，我先道歉，對不起大家。

　　周恩來很讚賞張二廷率直地說了真話，反映了食堂存在的問題以及一些幹部的作風問題。他主動與張二廷交朋友，親自到張家看望，在炕沿上兩人促膝交談。經過多方面調查了解，周恩來認為不宜繼續實行大食堂供給制。他及時把自己調查的情況詳細地向毛澤東彙報。隨即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周恩來根據在邯鄲調查獲得的真實情況，綜合了其他領導同志在各地調查的材料，如實地向中央作了彙報，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問題。後來中央和國務院在農村政策上採取了新的做法，滿足了群眾的要求，極大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推動了農村經濟形勢的全面好轉。

　　採取多種方式，善於聽取各方面意見

　　周恩來公務繁忙，不可能長時間深入基層，事事都作直接調查。他利用參加會議和各種活動等機會，不拘形式地向來自基層、來自實際的同志了解情況，聽取各方的意見，進行調查研究。

　　1963年5月1日，周恩來得悉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艘萬噸貨輪「躍進號」不幸在首航日本途中沉沒，當即指示海軍迅速派軍艦前往營救。當時還不清楚沉沒原因。周恩來決定先查明情況再作處理。他指示新華社待情況弄清後再發表正式聲明，並立即成立專門小組調查此事。周恩來先後四次主持召開專家、船員會議，向事件親歷者、專家、技術人員和有關負責人反覆調查了解情況。

　　5月12日，周恩來在上海聽取東海艦隊和上海海難救助打撈局關於出海調查準備工作的彙報後指出：

　　「我們在調查『躍進號』沉沒的原因時，一定要實事求是，要有科學態度。」

　　他並向東海艦隊領導人提出：

　　「對於重大問題，我們主要領導幹部，一定要親自出馬。這要成為一條規矩。」

　　為進一步摸清事實真相，取得物證，周恩來決定派人出海進行現場調查。出海編隊克服重重困難，拍下了現場有關照片，取回了航海日誌和其他實物，以確鑿的物證證明「躍進號」是偏離航向觸礁沉沒的。新華社隨即發表聲明，平息了外國的猜測和議論，外電轉而讚揚中國的務實態度。

　　在1970年2月的全國棉花生產會議上，周恩來把30個糧棉高產典型的代表請上台去，一個個詢問，對每個典型都作了詳盡、周密的調查。有些地區報典型材料的數字不準確，有的單位領導不能準確地回答問題，周恩來都給予嚴肅的批評。通過周密細緻的調查，弄清了情況，發現了問題，作出了有針對性、切合實際的指示，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周恩來作出決定前，既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政府要員、專家學者討論，也與普通工人、農民、服務員商量，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

　　1962年6月的一天深夜，在大連賓館，人們早已入睡，周恩來仍在燈下伏案工作。

　　這時，服務員小劉送水來，周恩來便同她攀談起來，問：「小劉，你家的糧食夠不夠吃？」

　　「基本夠吃。」小劉回答說：「聽老人講，若是在舊社會，遇上這麼大的災害，不知道要餓死多少人呢！目前雖有些困難，但有毛主席、黨中央的英明領導，困難也是暫時的。」

　　「你說得很對！」周恩來對小劉的回答很滿意。他滿面笑容望著小劉，緩緩地說：「今晚請你坐一會兒，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克服眼前困難的事。現在城鄉人民生活都有困難，農村就更苦些，口糧標準低。目前正是大忙季節，社員們每天起早貪黑，農活很重，又吃不飽，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國家現在有困難，拿不出更多的糧食調往農村，請城市的同志每人每月節約一斤糧食支援夏鋤，你看行不行？」

　　「我們保證做到！」小劉立刻堅定地回答。

　　周恩來笑了起來：「你一個人做到能解決多大問題？我是問你，如果城市人民都這樣做，是否能行？」

　　小劉沒有立即回答，低著頭，搓著手，沉思著。

　　周恩來接著說：「看來，這個問題一時不好回答。這樣吧，我給你一個任務，請你和家裡人、周圍同志商量一下，一定要講真實情況。」

　　兩天過去了，小劉興高采烈地向周恩來彙報了調查結果：一天節約三錢多，每餐只有一錢多，沒有一口飯，但夏鋤搞好了，就會迎來千車萬擔的大豐收，大家說能辦到！

　　周恩來經過一番調查研究之後，才找旅大市委負責同志商量。對他們說：要把困難情況如實地講給人民，相信和依靠人民群眾，大家共同努力，渡過難關。

　　周思來還指示旅大市委，先黨內後黨外，先幹部後群眾，醞釀一下關於節約糧食、支援夏鋤的問題。他要求這一工作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不搞一刀切，對重體力勞動工作和家庭人口多的困難戶不能動員。

　　周恩來的決策，很快傳遍了東北三省，全區各城市迅速掀起了自力更生，挖掘潛力，解決農村夏鋤口糧不足的群眾性節糧高潮。

　　周恩來一貫重視科學技術，尊重知識和人才。在調查研究時，除了認真聽取群眾的意見外，他還十分重視向專家、學者諮詢，要求做到「領導幹部、專家、群眾三結合，既要提倡敢想敢說敢做的革命精神，又要提倡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每當工作涉及專業性的技術問題時，他就找有關的專家、學者或有實踐經驗的同志徵求意見；尤其對於一些「反意見」，給予特別的對待和尊重。

　　在設計和修建密雲水庫的過程中，為確保水庫工程質量，周恩來一再強調要尊重和發揮科技工程人員的作用，要充分討論，詳細論證，並特別要求設計負責人———清華大學的張光斗教授對設計上的重大問題一定要親自鑒定或簽署意見。後來，他還向密雲水庫領導提出，要尊重張教授的意見，要請張教授常駐工地，設計圖紙必須經張教授鑒定和簽字。在施工過程中，專門設置了質量檢查站，並派由教授、講師和應屆大學畢業生近百人組成的設計代表組常駐工地。周恩來每次聽取水庫工程建設情況彙報時，都要徵求設計組的意見。在建設過程中，工程師馮寅提出了用混凝土防滲牆的辦法，解決施工中遇到的大壩地基沙礫石覆蓋層漏水的難題，周恩來稱讚了馮寅敢於創新的設計指導思想，指出可以先做試驗。施工隊經過摸索、消化、試驗，掌握了科學的技術再投入正式施工，順利完成了水庫的建設。

　　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為了解決緊迫的全國性糧荒問題，周恩來單獨約見有關部門負責人商談，就達115次之多。當時，許多重大決策和具體措施，就是在這種坦誠的討論與磋商中逐步形成的。這樣，一方面從中了解了更多和更準確的情況，便於科學決策，保證出台的政策和措施的正確；另一方面，溝通和統一了思想，增強了凝聚力，使大家能夠同心協力地為共同的目標而奮鬥。他以自己的言行，為全黨樹立了發揚民主的楷模。

　　對國內的事要調查研究，對國際事務也要堅持調研，周恩來是我國外事調研工作的卓越奠基人。他指出，外交工作要大力提倡調查研究，以保證外交政策的準確性和對外工作的針對性。

　　1966年2月，他在駐外使節會議上語重心長地說：

　　要對駐在國的社會情況、經濟情況認真地進行調查研究，拿出像樣的東西。

　　為解決複雜、敏感的中緬邊界問題，周恩來通過系統周密的深度調研，掌握第一手資料，研究涉及的歷史、外交、國際法等問題，設想各種方案，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周恩來根據和平外交政策，從兩國關係大局考慮，確定了互諒互讓、友好協商的方針，提出了一個既考慮歷史背景，又考慮當前實際情況，公平合理、切實可行的解決邊界問題的方案。1961年10月13日，中緬兩國簽訂邊界議定書。這是新中國同鄰國解決的第一個邊界問題。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來訪問非洲諸國期間，一再強調非洲國家有很多長處值得我們學習，花了很多精力進行調查研究。當時我國正在進行石油大會戰，周恩來一路上特別留意參觀當地的煉油廠。他看到摩洛哥一家煉油廠設備先進，管理得很好，回國後就派石油部的總工程師專程前往考察。在外交活動中，他事先對對方的情況，對談判所涉及的材料的歷史、過程和現狀了如指掌，以充分的事實作論點的根據。

　　在中美談判中，尼克松和基辛格稱讚周恩來：「對事實的掌握，特別是對美國情況的了解，十分驚人。」

　　在中澳談判中，澳大利亞工黨方面稱讚他：「總是從事實出發，從來不發表沒有事實根據的意見。」

　　這充分反映了周恩來的求實作風。

　　（來源：崑崙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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