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被批「醉心性描寫」、「熱衷寫酷刑」等九宗罪：與其多說，何若莫言？

特約撰稿|陶林 編輯|徐偉

本文節選自2017年5月底616期《鳳凰周刊》，原標題《莫言：諾貝爾獎五年，言或不言》

「我叫『莫言』，本來不應該說話，但是有時候也不得不說，我想，這是我人生的一大『悲劇』。」2017年4月19日晚，中國本土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現身香港會展中心。講座一開始，莫言帶著自嘲的語氣，拿自己的筆名做開場白。

投身創作至今，莫言從自己的童年、故鄉和生活經歷出發，不間斷地創作出長篇小說11部、中短篇小說100餘部、劇作6部、散文隨筆多部，作品被譯為英、法、德、意、日等40餘種語言。他的作品成果豐碩自不必說，即便沒有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他也毫無疑問是當代以及整部中國文學史繞不開的人物。

榮獲諾貝爾獎之後的五年里，莫言雖然暫未推出新作品，但他的書不斷再版。2017年1月12日，莫言穿著一身老舊的對襟棉襖，在北京出席了「莫言長篇小說系列最新版暨莫言作品獨家授權新聞發布會」。浙江文藝出版社獲得獨家授權的「莫言作品全編」，收入了莫言自1981年開始創作以來發表過的全部作品，涵蓋了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劇作、散文、演講、對話等諸多體裁。

「莫言長篇小說系列」11種是這套全編推出的第一部分，囊括了莫言迄今為止全部長篇小說。今年7月，「莫言中短篇小說系列」7種將出版，「劇作、散文、演講、對話系列」9種也將陸續推出。也正是得益於這次作品全編出版的機會，《鳳凰周刊》與莫言展開了一場關於文學的長談。

不說，不斷被說

五年前，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猶如平地驚雷，立即引發了一場超出中國文學的大討論、大質疑和大批判。

作家圈裡傳來一片「點贊」之聲，畢竟，諾貝爾獎的光環對於任何寫作者而言，都是一個硬標準。作家蘇童認為，莫言從年輕時代開始的《紅高粱》到現在的作品，每一部都是高水準之作。他說：「他的書完全可以跟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平起平坐，莫言的書一直偏向農村題材，可能青年讀者沒有那麼多，但是他的作品一直在專業讀者中非常有口碑。」

有「腹黑段子手」之稱的作家劉震雲則打趣地說：「莫言獲獎之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好多人問我的感受。這就像我哥娶了嫂子，洞房花燭夜，別人問我感覺怎麼樣。我說，祝他愉快。莫言能獲獎，表明中國至少有十個人也可以獲獎。莫言獲獎，很正常，如果是閻連科獲獎，也很正常。」

△2013年4月初，第二屆中澳文學論壇在北京舉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J.M.庫切(右)領銜八位澳大利亞作家參加此次論壇，與以莫言為首的中方作家展開對話。莫言在發言時「 吐槽 」:各種社會活動邀請太多，讓他身不由己，無法靜心寫作。庫切表示，「非常同情莫言。」

與此同時，還有很多人對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抱有很大異議。有人說：「莫言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辛辣地揭示了中國社會的黑暗，所以適應了西方反華勢力在意識形態方面抹黑中國的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抱有這種觀點的人很多，至今甚至還有很多人不斷在網路空間貼出自己的公開信，要求查禁莫言作品。

莫言獲獎次年，就有批評者編輯出版了《莫言批判》一書，約請了國內學術界40餘位著名學者和評論家撰稿，對莫言及諾貝爾文學獎進行了激烈而有學理性的批判。在書中，他們指出了莫言醉心性描寫、熱衷寫酷刑血腥、沉迷於醜惡事物、放逐道德評判、漠視女性尊嚴、語言欠缺修鍊、敘事不知分寸、寫作限於重複等九大「罪狀」。

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批評家李建軍寫道：「莫言寫作最大的問題，就是『文蕪而事假』，——蕪雜、虛假、誇張、悖理，這些就是莫言寫作上的突出問題。」在書中，老批評家陳遼則說：「諾獎評委會看中莫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作品中的所謂『魔幻現實主義』。然而，莫言對魔幻現實主義的理解是不正確的，運用是不成功的。他不是弘揚魔幻現實主義的精華，而是拾取魔幻現實主義的糟粕……」

因為不斷地說與被說，喜歡莫言的人對他有了更多的期待，不喜歡莫言的人，則更關注他隻言片語所引發的輿論嘩然。

五年之中，雖然經歷了2015年屠呦呦獲諾貝爾醫學和生物學獎的全國性轟動，但人們對莫言的興趣依然不減。這或許也跟莫言自己說得太多有關。在獲獎後，莫言進行過多次演講，大多謹慎地緊緊圍繞著「文學」主題說話，圍繞著故鄉高密、童年生活以及創作歷程說話。有意思的是，他還經常質疑和反思自己說話過多，常表態「想躲起來寫作品」、「不做亂七八糟的事情」，「不要像政治家一樣做演講」。

五年前，大眾對莫言獲獎的歡呼只是一時的。對很多人而言，今天的莫言只是「全民娛樂至死」潮流中一位特別的「名人」。一位「90後」女記者說：「莫言就像是一個史前的人，好像一下子就出名了。」事實可能確實如此，《紅高粱》熱映的時候，他們這一代人還未降生。

在莫言「好像一下子出名」後，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媒體聚焦，隻言片語都能成為自媒體話題議論漩渦的中心。最典型的，莫過於2016年11月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代表大會發言中的「拍案而起」風波。在這次會上，針對領導人所作的發言，莫言錯誤使用成語「拍案而起」，被認為甚為不妥。有評論者說：「作為『體制內』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莫言的一舉一動都備受關注。他面對外界對其政治態度和作品立場的質疑，要麼避重就輕，要麼不痛不癢。這是他不能令人信服的原因所系。」在他們看來，莫言的「拍案而起」是一種「鄉愿」姿態的表現。

除此之外，人們一波又一波地熱議了其他與莫言相關、與文學無關的話題，涉及到新聞、教育、時事批評等諸多問題，從各種角度不斷把他推到「清議」的漩渦中心。比如，一度在微信中熱傳的「莫言提案」：「縮短教育年限」、「取消小升初考試和中考」、「職業教育分流」、「擴大新聞開放度」等。這既是一種基於對作家延續「魯迅傳統」的期待，希望作家能承擔起「改良社會的責任」、擔當起「世界的良知」，也是一種對社會公共批評失語的焦慮體現。

對此，莫言在一次中澳文學論壇上作出的公開回應是：「獲得諾貝爾獎是否要承擔社會責任？我沒有改變公民身份，我的獎金也不是納稅人給的，不去做（承擔社會責任）也不是不講道理。但我討厭對著攝像機把錢塞進捐款箱，討厭拉幫結派、黨同伐異。」莫言堅持認為，作家就該獨來獨往、冷眼旁觀世態炎涼，「作家具有高尚的地位，基本上就是某些作家的幻想！」

△2013年3月3日，莫言獲得諾貝爾獎後首次亮相全國「兩會」，成為備受矚目的「明星委員」。圖為莫言在人民大會堂外被中外記者「圍觀」採訪。

不忍細說，飢餓成長

在此次《鳳凰周刊》的專訪中，莫言說：「我希望讀者更多地通過我的作品了解我。或者如果有興趣，乾脆只需要多了解我的作品就夠了，不要去管我這個人和我的隻言片語。從我內心來講，我真的並不希望成為公眾人物。」

2012年，在莫言獲獎的消息傳出後的第一時間內，他在山東高密舊居的院子里遇到一次徹底的「大掃蕩」。院子所有的植物，那些蘿蔔青菜柴草根，被闖入者們一掃而空，甚至還有人摳牆皮、挖磚塊，不惜破壞莫言的老屋。

「牆角的磚頭被人挖走了，牆皮被摳掉一塊，他們說是帶回去，把土撒到家裡沾沾『文氣』。」莫言二嫂葛金芳說。

可惜的是，這些遠道而來、望子成龍的家長們，看得到莫言故居的那份喜氣，卻忽略了那棟老屋的粗陋與寒酸。無論是與紹興魯迅家那雕樑畫棟的故居相比，還是與烏鎮茅盾家那富有江南園林色彩的故居相比，莫言的故居都顯得無比微寒。

靜默無聲地在歲月的沖洗下，老屋見證著莫言的出生與成長。與輝煌燦爛的諾貝爾獎典禮殿堂和各式各樣的華麗講台相比，只有那裡才是莫言真正的「根」，真正生長而出、血脈相連的「血地」，隱藏著鮮為人知的「莫言密碼」。

1955年2月17日，是一個羊年農曆的正月二十五。黎明時分，晨曦微露。山東省濰坊市高密縣東北鄉一個偏僻落後的小村莊——河崖鎮平安村裡（所謂的「東北鄉」僅僅是高密人對於河崖鎮民間的稱呼），村民都沉浸在整晚最為深沉的夢中。在一處又矮又破、土牆瓦面的房子里，全家都在不甚耐煩地等待著一個新生命的誕生。

前半夜天方黑時，這戶人家的主人管貽範用細笤帚在大街上慢慢地掃起一些浮土，放進簸箕里。他慢騰騰地耐心揀去其中的落葉、雜草、牛羊豬狗乾燥的糞便等雜物，動作嫻熟而細緻。這是本鄉一個悠久而奇怪的風俗，新生嬰兒一定要落在土裡，才能獲得平安。凌晨，一陣嘹亮的啼哭響徹村莊上空。那個孩子誕生了，他一出生就落在了土裡。

這個孩子被取名管謨業。「謨」，是老管家族譜中早已內定好的輩分，《辭海》中的意思是：計謀，策略，如宏謨、雄謨等。謨業，就是宏圖偉業的意思，是個好名字。因為有「謨」的成分，所以後來的「莫言」，似渾然天成，又似妙手偶得。

給莫言接生的是他的小姑，這位小姑，是他的一位福人。她不僅襄助了莫言的出生，以後更促成莫言寫下長篇小說《蛙》。在《蛙》中，「姑姑」像女王一樣橫行於高密鄉野，既為千家萬戶接生，也為計劃生育超生的孩子引產，一手行醫，一手「執法」。

除了筆名之外，鮮有人知道，孩子的大爺還曾為他取了小名：「射斗」，語出王勃《滕王閣序》中的名句；「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這是一個很有文化味道的小名，但不久就改叫為「社斗」。因為在那個過於敏感的年代裡，富裕中農子弟又「射」又「斗」，有所忌諱。

莫言所成長的那個年代，是整個國家面臨極端飢餓的年代。國家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軍工業，對農業取之過多，補貼過少。中國腹地，人口最多的農民，承擔著很重的負擔。生產方式也被權力管死，缺乏自主性，使人們陷入持久的飢腸轆轆中，看不見盡頭。凡是莫言的同代人，都會對那個年代的飢餓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飢餓塑造了那一代人，從形象到內心。他們比之後的任何一代人，更深地體味到貧乏的滋味。那種對貧乏的恐慌感，已然烙入一代人的靈魂。

在一篇散文中，莫言回憶自己的童年因為營養不良，飢餓塑造出來的「標準身材」：腦袋大，四肢細，肚子鼓溜溜，幾乎是透明的，可以看得見裡面蠕動的腸胃，整個人像只大尺碼的蜘蛛。莫言自己也坦承：「童年時代，我的確經歷很大的飢餓，整天不想別的，就是為了多找一口吃的，填飽營養不良的肚皮。從野果、螞蚱到煤塊，我都試著去吃。」

他的話並不是誇張，在散文和小說里，他多次描寫過自己吃螞蚱的體驗，描寫被飢餓所折磨的大人們。除了蝗蟲，莫言筆下所開出的「食譜」，還包括螃蟹、蟋蟀、知了、肥肥的豆蟲、乾結的青苔、水藻、鳥雀、蝸牛、田螺，等等。總之，為了活命，年幼的莫言把能入口的都吃遍了。甚至，他還津津有味地在各類作品和演講中反覆提及自己上小學帶頭吃煤塊的故事，這件事也得到了他同學的充分印證。

不用「抹黑」與「揭醜」，一切文學藝術只是以真實為基本生命。只要忠實、平和地記錄自己真實成長的經歷，莫言就能寫出歷史本身的觸目驚心。當飢餓最為艱難的時候，莫言一家人幾乎全在死亡線上掙扎。關鍵時刻，他的叔叔從供銷社裡弄回來一麻袋棉籽餅，在最後關頭拯救了莫言全家。

△莫言高密故居內，一張舊桌上擺放著兩張照片:左邊為1987年電影《紅高粱》在高密拍攝期間，莫言與鞏俐、姜文、張藝謀的合影;右邊為2002年日本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來莫言老家過年。

不可不說，艱難歷程

比一般孩童幸運的是，莫言的大哥管謨賢是村裡的第一個大學生。管謨賢扮演了莫言啟蒙老師的角色，在莫言上學之前，就指導他讀書認字，告訴他文化對於人生的重要意義，還帶給他大量的文學書籍。莫言最早接觸的文學經典，就是大哥帶回來的《魯迅作品集》。

在童年的莫言看來，這位叫「魯迅」的先生還是挺能說故事，也挺有意思的，比如那些精彩的《故事新編》；更多的，總是欲言又止的，幾乎是一點都讀不懂。不過，魯迅先生那種深沉的筆調，還是烙在了莫言的潛意識裡。許多年過後，當他提筆寫作長篇小說《檀香刑》時，他把「受刑和看客」這種魯迅所發掘的民族批判視角，用紛繁的文筆推到無以復加的境地。

作家是需要有天賦的。事實上，莫言的寫作天賦在他上小學三年級時，就已經嶄露頭角。因為頑皮，莫言的學業平平，但作文奇好無比，好到他的語文老師經常不相信那樣的作文出自一個三年級小學生之手，常常命他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寫作以證其能。莫言依然記得自己轟動全校的一篇描寫與旱災鬥爭的作文《抗旱速寫》：

「從去年八月到如今，吝嗇的老天爺沒下一滴雨，沒落一片雪，眼見著就是三月末，往年這時候，小麥已是沒膝高，河畔崖頭草綠花紅。但今年，麥苗兒枯黃，只抽出瘦弱的芯兒，半數的葉片焦干，點火就著。池塘里的水乾涸了，皸裂開橫七豎八的紋，連蛤蟆都起不來，只有那麼幾隻命大的，不知如何從泥里掙扎出來，遍體鱗傷地蹲在塘邊的枯草敗葉中喘息，而四肢已經如枯柴棒般萎縮了。燕子早就來了，但它們沒築新巢，也沒有在舊巢上加壘新泥，因為河裡的水早就幹了，河底的泥硬如焦炭，燕子纖弱的趾爪和柔軟的黃口奈何不了它們了……」

對此，作家畢飛宇在接受《鳳凰周刊》採訪時說：「莫言出現在中國文學天空，使命就是恣意揮灑他的才華。他就是能任性，就是能放肆，就是要把他獨樹一幟的才能發揮到極致。他就成了。」

△1976年莫言入伍，歷任班長、保密員、圖書管理員、教員、幹事等職。在部隊擔任圖書管理員的四年里，莫言閱讀了大量文學書籍。圖為與戰友合影，後排左一為莫言。

然而，縱然有這樣的文學天賦，同時也有很大的閱讀熱情，因為家庭是富裕中農出身，莫言的讀書生涯到五年級就中止了。11歲的那個夏天，莫言目送著自己的同學順利地升學，進入村裡新辦的農村聯合中學讀書。他自己卻「光榮畢業」了，成了公社一名小小的社員。因為他年紀尚小，生產隊也不好給他派重活，只有放羊這樣不算太重的活。放羊期間，他有大量的時間用來胡思亂想，想像無窮的故事。

到了15歲，他被編入成人勞工隊，被派到膠河大堤上服勞役、出河工。在這所社會學校里，他諦聽了年長工友所講述的各種故事，開始了「以耳朵閱讀」的漫長的求知生涯。正是在工地上，他聽工友說山東省有一位有名的作家寫稿子賺了很多錢，生活就特別的腐敗，竟然一天三頓吃餃子，給飢餓中的莫言留下極深的印象。到17歲，莫言又得以到縣城的棉花收購站當農民合同工，直到四年後，以21歲「高齡」參軍入伍，經歷極大麴折，才離開了鄉村。

「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人，我在農村扎紮實實生活了20年！」莫言如是說。而離開農村，卻是他20年一直在準備著的事情。當他隨著徵兵的汽車離開家鄉時，心中最強烈的願望就是希望汽車開得越遠越好，離開那充滿飢餓、勞苦和貧困的地方。

魯迅筆下孤兒寡母祥林嫂尚能拿出一筆錢為寺廟捐獻門檻，而莫言筆下的那些農村人，幾乎都在赤貧和饑寒的死亡線上掙扎。如果我們這個民族對莫言太過於隔閡的話，正說明我們對自己所經歷過的苦難太健忘了。

新媒體編輯|馬茹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