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百日新政」評估暨中美關係再出發報告（之二）

天地人和 經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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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至2017年4月30日，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執政滿一百天了。

在美國的政治傳統中，新任總統執政最初的100天被稱作「觀察期」「蜜月期」，白宮新主人坐擁民意期待和相對順暢和緩的與國會關係，施政阻力最小，媒體也傾向於避免對其執政路線和能力急於下結論。白宮新主人也就傾向於充分利用這段相對寬鬆、有利的時間，儘可能多地推翻前任「遺產」（如果是執政黨改變的話），履行競選承諾，為美國和世界的前進方向提出儘可能清晰的路線圖，奠定第一個四年任期的政策和業績基調。

2016年11月21日，也就是成功當選的第三日，特朗普通過視頻公布了其「百日新政」執政計劃，重點涉及移民、貿易、國防政策和華盛頓政治生態。特朗普誓言「讓美國重新強大起來」，提倡「美國優先」主義，試圖重構美國的經濟、貿易和外交政策。他說，「無論是生產鋼鐵、製造汽車還是治療疾病，我都希望一個生產和創新的新時代從這裡開啟，從我們偉大的祖國，這個為美國工人創造財富和工作機會的國家誕生。」[1]

那麼，100天下來，特朗普是否實現了有利開局？是否展現了足夠的成為一名「偉大總統」的跡象？到底有無可能開創他所許願的「新美國時代」？

本報告由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安剛執筆。盤古智庫微信公眾號分兩篇發布，此為第二章。

[1]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gkNSEZxyCA

第二部分：中美關係再出發

每逢美國新總統上任，由於美方競選示強語言的衝擊慣性、新政府需要集中精力先內後外以及雙方團隊互不熟悉等原因，中美關係難免經歷曲折震蕩。自中美建交以來，兩國關係已歷經六次美國總統換屆，雖然每次過渡都在共同利益作用下最終步入正軌，但往往因處理摩擦建立信任耗費了太多時間而影響兩國在這任總統餘下任期里開展合作的效率。只有奧巴馬上台後實現了快速平穩過渡，而那一方面是因為中美關係成熟度提高，一方面是因為奧巴馬政府急於取得刺激經濟復甦的政績而有求於中方。

特朗普時期開始後的中美關係，受到特朗普競選期間嚴厲指責中國的貿易政策、揚言對華發動貿易戰和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以及勝選後接聽台灣蔡英文祝賀電話並挑戰美國一個中國政策巨大的嚴重拖累，一度引發多方猜測和擔憂，陷入巨大的不確定性。但雙方能夠頻繁接觸、積極互動，最終實現了轉圜。先是傳統與靈活外交方式相結合，消除特朗普接聽蔡英文電話事件的不利影響，包括特朗普女兒伊萬卡赴中國駐美使館出席春節文化活動、駐美大使崔天凱與庫什納舉行閉門會晤，特朗普向習主席致新春賀電並在隨後的兩國元首通話中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接著是兩國外交、經濟團隊高官以多邊場合會晤、雙邊互訪和通話等多種形式進行溝通，包括汪洋副總理與美國財長姆努欽通話、楊潔篪國務委員訪美、兩國外長在德國波恩會面、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訪華等。蒂勒森國務卿3月18日至19日首次訪華期間，兩次明確表示美方願與中國建立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積極關係，呼應了中方倡導的新型大國關係提法。[1]雖然美方這一表態的誠實度還需經受時間檢驗，但畢竟發出了特朗普政府開始以貼近美國外交傳統的方式處理對華關係的重要信號。

4月6日至7日，中美元首海湖莊園會晤在美國佛羅里達州總體順利地舉行。這次兩國元首實現首會花費的時間只略長於奧巴馬時期（2009年４月１日，胡錦濤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利用二十國集團倫敦金融峰會舉行首次會晤）。按照2017年各種國際會議的預定安排，中美元首利用多邊場合實現會晤的機會最早是7月德國漢堡二十國集團峰會，但中美雙方都不願拖到那時才會面，因為中美關係日趨重要，在全球不確定性明顯增多、亞太地區熱點特別是朝鮮半島局勢高度緊張、中美貿易戰風險高抬的背景下，兩國元首遲遲不見面，互不知根底，雙邊關係各項議程難以全面啟動，也無法做出有利於緩解敏感問題緊張局勢的政治決斷。另一方面，中美關係在兩國政府各自治國理政議程上均佔有特殊重要位置，這種「特殊重要」在今年這樣一個特殊形勢下就更顯重要。2017年對中美兩國都是關鍵年，中共要召開十九大，特朗普政府要實現四年執政的「震撼開局」，優先提振美國經濟、推進國內社會改革。可以說，如果中美關係麻煩不斷，兩國各自國內議程也難順利推進。

值得一提的是，與以往過渡由官方完全主導的模式不同，這一次兩國社會層面，從智庫到學者、商界，也為促成會晤主動做出積極努力，有些渠道做成了政府部門和官方背景學術機構不便做的事，為官方決策提供了重要信息和線索。這反映了中美關係的社會化趨勢在加深，也體現了中美合作的人心向背。

海湖莊園會晤對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首先，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在這輪中美關係過渡期中用較短時間實現了首次會面，之後時隔僅四天又第三次通話、4月24日第四次通話，建立了個人友誼和工作聯繫，開啟了最高層經常會面、直接溝通的模式，設定了特朗普年內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的議程，減少了中美關係自特朗普當選以來顯著增加的不確定性。

其次，這次會晤勾勒了雙方共同思考今後45年兩國關係如何發展的歷史縱深，明確了一個基本共識，即，中美作為世界大國責任重大、合作是唯一的選擇，兩國加強溝通協調，可以共同辦成一些大事，彼此做很好的合作夥伴。[2]

第三，這次會晤搭建了新時期中美對話的基本架構，確定了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和網路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四個支柱，兩軍對話交流機制也有新發展（即將建立聯合參謀部對話機制等）。[3]這樣的安排有助於兩國聚焦對話主題、提高對話效率、挖掘對話深度，也順應了當今世界多議題跨領域聯動的趨勢。

第四，就兩國政府各自內外優先施政領域進行了「對錶」，特別是圍繞經貿、朝核問題進行了坦率交流，以高度務實的態度聚焦當前紛擾雙邊關係、全球貿易和地區安全形勢的最緊迫挑戰。中方展現了加強對美投資以促進國內改革升級、助美創造就業機會的誠意。雖然僅憑一次會晤無法解決中美間的所有問題，但還是降低了有關矛盾激化為衝突的風險，更為雙方工作層的協調指明了方向。

第五，進一步加深了特朗普政府在台灣、南海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問題上的認識，拉平、縮短了其「學習曲線」，推動有關問題重回可控可協商軌道。美國領導人雖沒有重申蒂勒森國務卿3月訪華時對「新型大國關係」的呼應，但仍強調了兩國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這是美方認識上的一個進步。

第六，凸顯了中美執政者理解對方治國理政思維、理性處理兩國關係的一面，壓低了外界對中美衝突的心理憂懼和預期，壓縮了某些國際行為體挑動中美矛盾以謀私利的空間，為全球經貿和亞太安全形勢調整提供了正向力。

海湖莊園會晤足以使人們對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轉持謹慎樂觀態度。不過，中美關係的發展路徑從來都是複雜和曲折的，中美互信的搭建也從來不是一個平滑的上升曲線，在新的國際形勢和美國國內政治複雜變動期就更是如此。必須避免盲目樂觀，更不能對特朗普任內中美關係的變數掉以輕心。

海湖莊園會並未對未來中美關係和亞太安全局勢一錘定音，今後一個時期兩國利益協調仍需穿越現實的叢林。雙方需共同優先處理的首要挑戰是朝核問題。海湖莊園會晤之後，特朗普通過推特幾次發出「中國不幫忙，美國便單幹」「中國若幫忙，貿易問題好說」的信號，這是一種在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情況下將壓力轉向中方的「威逼加利誘」策略，恰恰暴露了特朗普並不情願推美國在朝鮮半島陷入戰爭、要用貿易換取地緣政治利益的心態。這樣的判斷如果成立，中國發揮什麼作用的問題確也無法迴避，須有超越傳統思維的外交智慧和重新積極斡旋的外交勇氣。如果美方目標仍是促朝棄核，那麼推動朝方重拾棄核目標也應成為中國的努力方向。但是，特朗普政府在朝核問題上向中國轉嫁壓力留有「後手」，主要可能就是對朝揮舞實施「次級制裁」，如獲實施，將波及與朝有經貿業務往來的外國金融機構和公司企業，在此方面美方必須顯示克制，因為那將從根本上破壞中美協調的應有氛圍。

雙方需共同處理好的第二大挑戰，是「習特會」開啟的「百日貿易談判計劃」。「百日談判」本是中方提議，美方接了過去，使它看上去更像是「限時答覆」，要在儘可能短的時間裡取得減少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政績，還要求有衡量進展情況的「中途站」。「百日談判」使中美雙方面對貿易戰風險而緊繃的神經得到喘息，但傳統談判方式的改變迫使雙方必須充分利用這段時間重新協調利益並梳理、盤點合作點，以相互妥協消除大規模貿易戰的隱患，這對雙方工作層的壓力都是極大的，對兩國地方省州利益和大局觀的考驗也是直接的。

美方極有可能在鋼鐵、服裝、機電以及金融、服務等行業和美國企業赴華投資准國民待遇問題上謀求突破，中國則可能借勢以更大力度敦促美方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推動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在奧巴馬時期基礎上取得新進展，還會以中美談判為契機倒逼國內高耗能和過剩產業的關停並轉，同時面對美方在具體問題上的壓力，適當擴大自美農產品進口的種類和額度加以緩衝，手握對美大宗商品採購牌加以制衡。

在「百日談判期」內，由於美元過於強勢，中國央行過去一段時間一直在採取措施防止人民幣持續顯幅貶值，加上為兩國貿易談判提供必要氛圍、集中火力在更緊迫問題上向中方施壓的考慮，特朗普政府不會再打威脅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這張牌，但繼續指責中方採取各種顯性或隱性的補貼措施來扶持、保護對美出口。

現階段看，「百日談判期」過後，中美當可避免大規模貿易戰。之所以這樣判斷，除了雙方之間的積極協調外，一個很重要原因是美國經濟基本態勢良好，仍在吃奧巴馬執政後期推動復甦留下的「老本」，對外挑起激烈貿易摩擦的緊迫性並不高。但局部、小規模的貿易摩擦仍是無法避免的—包括雙邊渠道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和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訴訟，事實上這些年來已是一個常態化現象。

中長期看，特朗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並不匹配，減免公司稅和大興基建等短期刺激經濟措施尚難落地，美國經濟走勢仍存在變數，如果資產價格收縮，股市、匯市發生大的波動，能源市場出現大的調整，聯邦政府剛性支出比重突破總體經濟所能忍耐的極限，對外尋找「替罪羊」以轉嫁風險和壓力的意識就會再次抬頭，中美貿易爭端形勢仍可能重新變得嚴峻起來。

今後若干年，經濟問題將是中美關係的真正核心問題。雙方不應只關注貿易問題，也要對彼此金融風險的相互溢出風險有足夠準備和及時處置。當前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分三步走：徹底退出量化寬鬆、逐步加息（2017年內至少還有兩次）和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趨向實施一種更為嚴厲的緊縮政策，這必然不斷產生外溢效果，對中國貨幣和匯率政策的影響將很大。而中國信貸過快增長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將對全球金融市場穩定產生直接影響。總之，必須使中美溝通談判在貿易、金融領域和微觀、宏觀層面上均有體現，相互協調與妥協超越貿易的單一層面反映綜合特徵，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經濟對話」的「全面」定位。「百日談判」如能反映這一特點，可被視為中美經濟再平衡的新起點。

一般認為，特朗普在美國大規模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的計劃將給中美合作創造機會，中方企業也已顯示了與美方企業分享設備、技術、融資、管理經驗乃至直接參与投資建設的濃厚興趣。有專家學者期待相關合作的開展能有助於緩解特朗普政府在貿易問題上的對華壓力。應當看到，中美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的確面臨重要機會。今年1月下旬開始在美國地方州層面流傳的由白宮經濟委員會草擬的徵求意見書顯示，首批100個基建項目主要集中在交通、橋樑、電力設施上，都是中方可以發揮所長的領域。然而，這些項目涉及聯邦預算審批，無法用行政令的辦法繞開國會先行，發揮作用最早也要等到2018年春天。中美基建合作需要從長計議，中方仍可開動腦筋，就事論事，推動以制訂聯合規劃、設立中美基礎設施建設合作基金等方式提前發揮它的政治效應。

中美雙方需要牢牢把握稍縱即逝的合作機會。特朗普執政以來的表現已能證明：一方面，特朗普的各領域政策隨著「學習期」延伸正加速靠近美國的政治和外交傳統，另一方面，他濃重的商人思維、交易思維和敢說敢為的個人風格也確實改變著美國的內外行為方式，不應指望特朗普在總統任上展現完全常態化的正常行為方式。特朗普的對華外交表現出明顯的跨議題利益置換思維，美國國務院代理副助卿董雲裳3月下旬在陪同蒂勒森國務卿訪華前夕公開也表示，美方尋求「結果驅動型的對華關係」。所謂「結果驅動」，就是處理對華關係很實際，要看雙方處理每一件事的結果和效果決定下步怎麼走，實施什麼樣的政策。如此一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就擺在中美面前：如果兩國元首會晤開闢的合作機遇抓不住，機遇會不會立即轉化為挑戰，重新掀起硬碰硬的較量，導致兩國之間的敏感問題全面失控？對於這一點，足夠的憂患意識仍是必要的。

中美溝通仍然存在管道狹窄的問題，原因就在於本屆美國政府決策的高度集中模式及其背後隱藏的不同「圈層」影響力的角逐。除了特朗普女婿、總統特別顧問庫什納這條管道，中方仍不能確信到底還有哪些管道可以把話直接遞到總統耳邊，基於實證的研究報告等傳統方式是否還能對美方的決策產生足夠的影響。管道的狹窄和缺失必然導致溝通效果的大打折扣，即便雙方工作層忙得四腳朝天，也不一定能確保所做努力可以起到直接效果。然而改變這一局面恐怕並不以中方意志為轉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朗普政府執政方式和華盛頓政治生態的演變，中方除了冷靜觀察、及時全方位做工作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中美元首海湖莊園會舉行後，有媒體評稱，這次會晤標誌著世界進入一個中美「雙核」協調的時代。此前有學者展望「雙重領導型地區秩序」的構建[4]。這樣的判斷言過其實，也為時尚早，因為很重要的一點是，特朗普政府仍未確定對華政策，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雖明顯下降，但並未得到根本消除。從現在起到特朗普首訪中國，將是一個十分關鍵的階段，需要雙方「排雷」與成果積累並舉。在此期間，如果雙方各自關切的重大問題協調得好，將使特朗普訪華正式開啟中美關係順暢發展的新時期，進而最終使世界「雙核」結構成為一種可能；協調失敗，不排除重演2009年11月奧巴馬首訪中國後的那一幕，因美方在經貿問題上願望「落空」，奧巴馬團隊回國後調低對華政策期許、採取報復措施---比如在對台軍售問題上，中美關係沖高回落，為後來「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制定埋下伏筆。

第三部分：估計、展望與建議

在2017年1月就任之初，特朗普民意支持率一度高達59%，此後一路滑落。民調機構拉斯穆森（Rasmussen）4月21日發布報告顯示，對特朗普工作表現持支持與反對意見的受訪者分別佔49%和51%，其中40%的受訪者強烈支持特朗普的執政路線，31%的受訪者強烈支持。[5] 4月22日蓋洛普（Gallup）公司民調顯示特朗普的國內民意支持率是40%，不支持率為54%，而蓋洛普3月18日的調查顯示，特朗普支持率一度跌至總統任期內最低點，僅有37%的受訪者支持，58%不支持。當時是特朗普為共和黨議員提出的醫療改革法案背書、推出新版移民禁令等舉措拖累了其民意支持。[6]另一項4月24日公布的《華爾街日報》/NBC新聞台調查顯示，54%的受訪者對特朗普履職情況不滿意，滿意者比例只有40%。[7]在「百日新政」後期，美國股市和國債收益率陷入波動，市場對未來的擔憂情緒有所加重。

儘管數據線時有起伏波動，一個確鑿事實是，特朗普卻已成為美國政治史上在執政初期最不受歡迎的總統。

總體來看，特朗普的「百日新政」挫敗多、勝果少，麻煩多、亮點少，急轉彎多、順水行舟少，對競選承諾自我食言多成功推進少。形成這樣的不理想局面，是美國的傳統政治規律在起作用，是特朗普諸多激進言行激發美國民主政治和司法系統的自我糾偏與修復機制動能以及自由主義者和兩黨建制派相抗衡所致，同時也是特朗普政府知難而退主動向美國政治傳統靠攏的結果。諸多表象之下，暴露了特朗普施政在一些議題上過於功利主義和現實主義、在另一些議題上又過於與現實脫節的政策混亂，以及人員配置不足、決策機制高度集中化而專業判斷外圍化、對戰略方向缺乏共識給管理造成的困擾等團隊內部問題。

通常來講，美國新總統上台後，總要經歷為期半年到一年的學習期、適應期，特朗普在執政的頭三個月里明顯學得「顛簸」，他和他的團隊的恐怕還要經歷更長的「學習期」，而這種「學習」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團隊內部的人事磨合和路線之爭表現出來的。走出「百日新政」的特朗普，沒能提前鎖定大刀闊斧有所作為斬獲美譽的第一任期基調，顛簸還會繼續，甚至將貫穿他的整個任期。保守的估計，特朗普真要施展他「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的宏圖大略，內外兼修重塑美國，要看他有沒有機會再干第二個任期了。

從現在起到2018年中期選舉，將是繼候任期、「百日新政」期之後，觀察特朗普執政地位和政策走向的又一「窗口期」。對特朗普今後這段時間的施政重點和內外處境，可以有以下幾點基本估計。

（一）特朗普推行各方面政策將更加註重國內政治影響，一切以國內政治為先，以確保共和黨贏得中選、自己保持對府院州的全面控制，減少首個任期後半段的施政阻力。由於2018年中期選舉中，國會參院將換屆選舉33個議席，其中屬於民主黨的有23席位，共和黨8席，獨立政黨2席。這就意味著民主黨選舉形勢極其兇險，幾無可能縮小對共和黨的劣勢，只能寄希望於在眾院改選中放手一搏。不過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仍是特朗普的執政表現，如其在接下來的一年多里犯下嚴重錯誤，政策極不受歡迎，不能排除共和黨丟掉眾院控制權。從此意義上講，特朗普將會處在一個更加矛盾的執政心理中，既希望多成事，又怕做錯事，而這種左右為難首鼠兩端恰恰增大了犯錯的風險。

（二）廢除奧巴馬醫改努力的中途流產使得推動稅收制度和金融監管改革以及推進「公平貿易」政策上升為今後一個時期特朗普政府國內事務的最優先事項，議題重視度進一步向經濟領域集中。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把面向選民凸顯自己執政業績的希望寄託於經濟、金融、能源政策能夠儘快「落地」，以取得刺激增長、擴大出口、創造就業的短期可見效果，從而穩住民意支持度，為爭取連選連任作出鋪墊。但此前特朗普必須解決國債上限再次逼近法定「屋頂」的問題。如不採取任何措施，美債即將跨過20萬億美元法定上限。而一旦特朗普政府不能進行大幅舉債，其所承諾的減稅、基建等刺激政策將化為泡影。

（三）特朗普將會減少單邊行動，更加重視與國會的溝通，通過「美國優先」「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推動建制派切實擔起責任，幫助總統進行國會和民意溝通，同時加強做「自由聯線」成員選區工作，削弱極端右翼在國會的影響力，減少自己施政在本黨內部遭遇的抵制。但當國內政治鬥爭達到新的熱度，無論其以跨黨派、共和黨內矛盾激化還是白宮內鬥升級的形式表現出來，「通俄門」等「定時炸彈」隨時可能被引爆，置特朗普於極其被動處境，甚至危及他的執政地位。

（四）特朗普身邊白宮「鷹派」分子、庫什納溫和「少壯派」和共和黨建制派之間的矛盾錯錯綜複雜，目前暫時呈現後兩派聯手壓制前一派的局面，今後如何發展需要密切觀察。從歷史經驗看，極端右翼和新保守主義分子即使成功躋身最高決策層，其後總是因其政策主張無法適應美國和世界的現實而在很短時間裡黯然離場，班農的結局如何將是今後一段時間觀察特朗普政府人事脈絡和內外政策演變趨向的最重要風向標之一。

（五）特朗普外交將更加急於出亮點，但只有那些與國內政治聯繫緊密的外交議題才能真正引起他的重視。在接下來為期一年多的第三個觀察「窗口期」里，特朗普必須在幾個內外關聯性很大的問題上做出決策，一是是否針對外國輸美產品徵收邊境稅，二是是否退出《巴黎協定》，三是針對朝鮮半島局勢變化到底該採取主動與朝接觸談判的策略還是實施極端強硬的新應對措施。全世界都在觀望，美國國內各種「信心指數」也在等待。儘管目前看特朗普在這三個方向做出理性選擇的可能性大於劍走偏鋒極端行事，但影響決策進程的除了國際社會的態度、有關問題本身的性質演變外，也包括美國國內政治博弈態勢的轉變，假設特朗普在接下來的數百天里遭遇重大執政危機，白宮團隊核心人事結構發生不利於特朗普政權穩定性的重大變故，不排除特朗普在事關國際社會公益的問題上有出人意料之舉。

（六）以效果為導向、不急於定盤，是特朗普外交的重要特點之一。蒂勒森國務卿及其助手用「結果驅動型」一詞形容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制定即是一斑。從此意義上講，特朗普對外政策的流動性很強，仍有較大變動空間，其能否堅持迄已表現出來的加速靠攏傳統的趨勢受外部因素刺激存在變數。最可能導致逆轉性變化的，一是中東局勢特別是敘利亞戰局、「伊斯蘭國」負隅頑抗形勢的新發展，二是發生新的針對歐美的大規模恐怖襲擊事件的可能性，三是2017年年中以後法國、英國、德國三場歐洲關鍵大選結果的紛呈及其綜合影響。所以說，從現在起到今年底，是特朗普外交定型的最關鍵期，內外因素的綜合作用將使世人看到一個更清晰的輪廓。

（七）特朗普政府全球戰略---如果有，總體是收縮、回斂的態勢，領導世界的意願不再強烈，儘可能減少外交事務給美國帶來的負擔，控制美國的霸權成本。這就引出兩個問題，一個是軟和硬的兩手怎麼擺，一個是全球戰略的重心怎麼擺。特朗普這兩個方面的探索都在進行，都未有定論。多議題聯動，大行交易思維和利益置換，以一個問題的讓步壓對手在另一個問題上的配合，或反其道行之，以一個問題上的收緊懲罰對手在另一個問題上的不配合或配合不力，實在協調不動便在「果斷」單邊出擊，這樣的做法有違外交運作規律和國際關係常理，是危險的，處理不慎可能導致風險外溢、熱點失控。戰略重心東移，這在特朗普時期不怎麼提了，但其加強海軍建設的重點在亞太，更把朝核問題變為其推進美國亞太戰略的抓手，借所謂朝鮮威脅強化美韓日三邊同盟協作、強化美國在東北亞的戰略部署，這就決定了中美戰略互信的基本障礙並沒有減弱多少，雙方發生海上摩擦的風險居高不下。特朗普外交還將在不斷的碰壁中自我調適，外界不應坐視其風險，更不應任由亞太安全和全球貿易形勢演變成一場各方均付出沉重代價的「陪讀」、「試錯」，而應採取行動對特朗普的執政思維繼續善加引導，共同施加影響。

下階段對美工作建議：

（一）建立「成果驅動」與「原則保障」並重的新型中美關係。中美雙方這些年相互打交道的經驗不斷積累，從過分講究規格、形式、「你來我往」，變得越來越注重實質內容和具體效果。這一特點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將更加鮮明。但發展中美關係不能只講實利不講原則，不應只靠結果驅動，也要有原則保障。最重要的原則保障是相互尊重核心利益。

（二）切實發揮外交安全、全面經濟、執法和網路安全、社會和人文四大對話機制的作用，儘快順應中國軍改方向完善、充實兩軍對話交流機制，使之真正適應新時期中美關係的新形勢，包括特朗普政府內外政策的基本特點，有的放矢地、擁有充分授權地做好增信釋疑、戰略溝通工作。有關對話可以因時而動隨時舉行，不必拘泥於形式和間隔。

（三）應對好在朝核問題上來自特朗普的「外包」壓力。無論特朗普在朝核問題上出於何種動機和策略，中國最重要的是把握住一個基本原則：真正從中國自身根本國家利益出發處理朝核問題。朝核問題非常重要，挑戰在升級，但它不是半島和東北亞問題的全部，中國必須兼顧國內國外兩個大局，必須有全局視野和一攬子方案，必須展現止戰促談這一斡旋的最高境界。需要緊緊圍繞促朝棄核這個中美最大的利益匯合點開展工作，但一味對朝施壓起不到好效果，需要通過經濟層面的運籌、雙邊和區域多邊手段的並用，把朝的注意力吸引到發展民生、參與區域合作上來，改變其不享安全寧勿發展的固化思維。

（四）做好應對特朗普貿易政策正式「落地」的準備。特朗普不希望美元過度走高，但他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則需要美元保持適度強勢。各種因素相折抵，決定了未來數年美元將總體偏強。美國國內利率的走高正是與此相吻合，勢必對境外離岸市場的美元流動性構成衝擊。中國經濟平穩運行，且自2015年以來已通過連續的去槓桿措施做了準備，但在國內房地產市場仍嚴重畸形、資本市場企業債務率過高的情況下，經濟結構調整的難度不會降低，與美方加強宏觀協調的必要性十分緊迫。

（五）繼續雕琢好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中國要能「不負眾望」，在全球性問題上主動顯示姿態、採取措施，推動加強國際協調，重點圍繞貿易和氣候變化問題，支持某種形式捍衛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統一戰線」，牽制錯誤的決策傾向。

（六）對台灣、南海問題上的波動不能掉以輕心。要謹防美方對某一問題中美協調結果不滿，遷怒於其它問題，對中方採取報復措施。最具破壞力的將是美方出台新的大規模對台軍售計劃。

（七）借特朗普對外貿易政策轉重雙邊之勢推動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的重啟與進展。多邊制度與雙邊協定是中國參與國際貿易體系的「兩個輪子」。在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過程中，中國對外資管理做出了向准入前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相結合的政策調整，這一改革進展來之不易，中美雙方都不應輕易將之束之高閣，要有志向以雙邊安排的進步解開多邊進程的死結，共同推動更高水平更加互惠的貿易便利化措施。

[1]《習近平會見美國國務卿蒂勒森》《王毅同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舉行會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7年3月19日、3月18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46876.shtml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46813.shtml

[2]《習近平同特朗普開始舉行中美元首會晤》《習近平同特朗普舉行中美元首第二場正式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7年4月7日、4月8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52097.shtml、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52231.shtml

[3]《王毅介紹中美元首海湖莊園會晤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2017年4月8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452259.shtml

[4]《雙重領導型地區秩序的構建邏輯》，顧煒，《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1期

[5] http://www.rasmussenreports.com/public_content/politics/trump_administration/trump_approval_index_history

[6] http://www.gallup.com/poll/201617/gallup-daily-trump-job-approval.aspx

[7] https://www.wsj.com/articles/disapproval-of-president-donald-trump-grows-in-latest-wsj-nbc-news-poll-149295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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