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革新：義和團運動與近代思想啟蒙

　　　　【內容提要】100年前的義和團運動不僅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妄野心，而且給當時的資產階級政治鬥爭提供了新的發展契機。它尤其給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思想啟蒙以深刻的影響。這場運動使國人進一步認清了帝國主義列強、清朝統治的反動本質，使資產階級先進分子看到人民群眾中蘊藏的巨大反抗力量，認識到對國民進行思想啟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從而把近代思想啟蒙運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義和團運動與近代中國思想啟蒙的關係，生動地體現了救亡與啟蒙之間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辯證關係。　

　　義和團運動所產生的影響和意義是多方面的。它不僅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顯示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堅強意志，而且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引起了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新興資產階級在思想上對時局進行的深刻反思。而這些反思又通過當時的各種宣傳輿論工具表達出來，成為近代思想啟蒙的重要組成部分。總的來講，經過義和團運動之後，國內民眾的思想認識，無論在對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清政府腐朽本質的認識方面，還是在對人民群眾力量的覺悟、對新世紀思想啟蒙重要性的認識等方面，都大大提高了。義和團運動對近代思想啟蒙的積極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一、對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清王朝反動本質的新認識

　　帝國主義列強滅亡中國的狂妄野心和清朝腐朽賣國的嘴臉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暴露得淋漓盡致。對於這些，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都有比以往更為明確的認識。

　　在改良派方面，《清議報》發表署名「佩弦生」的文章《論中國救亡當自增內力》，揭露帝國主義列強對待中國的政策有的主張「瓜分」，有的主張「保全」，儘管旗號不同，但侵略實質卻都一樣。文章說：「嗚呼！天下安有借外力而可以立國者哉！」「其所謂保全之策，則亦取我要港，得我鐵路，擴張勢力……所謂保全者，固猶是侵略之政策。特彼出以急激之手段者，此則出以和柔之手段而已。」[1]（第41冊）邵陽蔡奮的《人道乎？抑人道之賊乎？》一文明確指出：義和團的「挺而走險之舉」起因於各國列強的「驕橫暴厲」。作者說：「義和團之起因也，因各國之驕橫暴厲，憤恨耿集，含郁已久……吾讀東西各輿論，蓋憐其罪而嘉其義者亦不鮮矣。嗚呼，義和團其果為『文明之公敵』乎？果為『世界之暴族』乎？」[1]（第66冊）類似這樣的仗義執言，在改良派發表的文章中屢見不鮮。

　　《中國日報》、《中國旬報》等革命派報刊在大量報道義和團活動的同時，憤怒地抨擊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軍事侵略和清政府的賣國罪行。《中國旬報》揭露八國聯軍侵佔天津，大肆燒殺，無數民眾「槍死、炮死、刀死、踐踏而死……自城內鼓樓迄北門外水閘，積屍數里，高數尺。」[2]（《天津一月記》，第28期）該報刊登的另一篇文章《中外關係說》特別揭露俄國為侵略中國，「遂用滅波蘭之故智，陽托於大義，陰誘以甘言，重之以密約，交之以厚儀，遂從袞袞執政中分出一派聯俄之大臣」，以控制中國內政。列強「派兵多至號三十萬，禹土開國以來，受外人戎馬之踐踏者，以此次為最。」[2]（第20期）在《記營口失陷詳情》、《記俄兵陷海城事》、《東三省失守始末》、《俄兵殘暴確證》（均發表於《中國旬報》）等文章和報道中，對義和團運動期間俄軍的侵略暴行作了尖銳揭露。清政府賣國求榮的醜惡嘴臉在義和團運動中暴露得淋漓盡致，使國人對其反動本質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陳天華的《猛回頭》在形象地描述了清政府對列強搖尾乞憐的賣國醜態之後，一針見血地指出：「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3](P147,P151)「洋人的朝廷」一語，就是革命派在經歷了義和團運動後給清政府所下的政治判斷，標誌著民主革命意識的覺醒。

　　國人的反思不僅表現為對各國列強侵華罪行的譴責，而且還把對列強的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思考，提出了「帝國主義」的新概念，反映了中國人民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新進步。

　　由中國留日學生創辦、以宣傳革命為宗旨的刊物《開智錄》（1900年11月創辦）發表了《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世界之前途》一文，明確地闡述了「帝國主義」這一政治概念。文章對「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如下：

　　帝國主義(imperialism)之名，何目ｆǎｎｇ＠①乎？乃起於當時拿破崙黨之欲謀恢復帝政，故稱其主義為imperialisme(opinion desimperialistes)，此真帝國主義也。至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實大有不同。如北亞美利加洲所行之帝國主義，乃膨脹主義也，擴張版圖主義也，侵略主義也。總言之，今世界之帝國主義，實狄塔偏dick turpin主義，即強盜主義也……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滅之時代也。[4](P53)

　　這一定義儘管不甚科學，但對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基本特徵的揭露是深刻的。文章還從四個方面分析了帝國主義形成的社會歷史原因，描繪出帝國主義猖獗於世界的可怖圖景。值得指出的是，文章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和揭露，與義和團事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文章指出：「在二十世紀之大劇中，今回之事實，其尤輕者也，其更殘酷者，豈堪屈指哉！夫黑龍江旁之虐殺不過數千人耳，山東直隸數處之蠻行不過數府數縣之地耳；我全國之人民土地，皆在於束薪之上，將來全體之大動，不更利害萬千倍耶！」[4](P57)

　　義和團運動以後，「帝國主義」這一概念頻頻見諸國內的書籍報刊，被人們廣泛使用。梁啟超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闡明了「帝國主義」、「民族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等概念，認為：歐洲國家思想的發展是從「帝國主義時代」到「民族主義時代」，再到「民族帝國主義時代」，最後進入「萬國大同主義時代」。[4](P30)所謂「新帝國主義」就是強權政治和侵略主義。他說：「故德國以殺兩教士之故，而掠口岸於支那；英國以旅民權利之故，而興大兵于波亞……蓋新帝國主義，如疾風，如迅雷，飆然訇然震撼於全球，如此其速也。」[4](P33)具有革命傾向的刊物《湖北學生界》第1期發表的《敘論》、《浙江潮》第6期刊登的《新名詞釋義·帝國主義》等文章，不僅對「帝國主義」作了詞義上的說明，而且還對帝國主義列強作了進一步分析，指出：自1900年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政策有所改變，侵略重點「不在政治上而在經濟上」。其原因有二：一是列強的「工商業日益發達」；二是「義和團之反抗力是也」。「甲午一役，列強知中國之無能為，於是種種野心起，及夫庚子難作，而彼乃深悔其昔日之政策蓋不足以亡人矣。」列強實行的「經濟之侵略」，用心更為狠毒，「譬是猶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驚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猶可以復生也。若舉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猶茫然皇然莫知其由，未幾乃病瘵以死矣。」[5]（飛生：《俄人之東亞新政策》，第1期），這些揭露具有一定的深刻性。

　　「帝國主義」一詞的引入和運用，是國人在20世紀初國際政治觀念上的一大進步。過去，中國人把這些外來入侵者稱為「夷人」、「洋人」或「列國」。這些稱謂多是從文化、地域或一些政治表象來作界定，含義不免模糊不清。而用「帝國主義」一詞涵蓋各國列強，至少在文字表述上是確切的。儘管此時國人對帝國主義的理解和解釋還不甚科學，然而，八國聯軍在庚子事件中的野蠻暴行給「帝國主義」一詞作了最確切的註解，也給中國人上了生動的一課，加深了他們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感性認識。如以上論述對帝國主義窮兵黷武、強權政治、侵略擴張行徑的揭露就相當深刻，已經觸及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政治本質，說明國人對帝國主義列強的認識水平顯然提高了。

　　二、對人民群眾所蘊藏的巨大反抗力量的初步覺悟

　　義和團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顯示了廣大民眾在反侵略鬥爭中的巨大作用。這種情況也給新興資產階級以極大的震動，使他們中的一些人看到義和團運動的正義性，對廣大民眾的巨大反抗力量持肯定的態度。

　　1901年3月，在國內外輿論對義和團的一片指責聲中，《開智錄》第6期刊登了一篇題為《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的文章，稱讚義和團「唱滅洋之議，率無學之徒，蜂蜂然，轟轟然，視死如歸，搖動世界」；讚揚義和團「動天下之兵，寒列強之膽」的愛國精神。文章肯定了義和團於中國有四大功績：1.「為我國民雪二百餘年之深恨，茁固有民權之萌芽」；2.使國人「始知有國恥矣，望議和之速成矣，望國政之改革矣」；3.「義和團此舉，實為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4.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使其「未膽敢如前之猖獗耳」。文章還正確說明了義和團興起的原因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野蠻侵略，義正詞嚴地予以譴責。作者從義和團的反抗鬥爭中受到鼓舞，把義和團運動視為挽救中國的契機，指出：「（義和團）有此數功，前不可徒目之為匪矣；有此數功，則我國民精神可從此振刷矣。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而今國民創生之好時機矣，豈可失去之哉！……不知我同胞國民，其一致意於此否耶？抑勃然興起，而辟創一新世界耶？不禁引領以望！」《國民日日報》刊登的一系列文章也高度評價了義和團運動。義和團運動顯示了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帝國主義列強不怕中國的朝廷、官吏，但卻害怕中國億萬民眾的力量。正是義和團的狂飆突起，才打擊了它們瓜分中國的陰謀。《二十世紀之中國》一文因此而感慨：「嗚呼，今日已二十世紀矣！我同胞之國民，當知一國之興亡，其責任專在於國民。」[6]（第1期）民間蘊藏的革命力量日益受到資產階級的重視。《中國滅亡論》一文指出：「百年以來有所謂白蓮、哥老、三合、大刀、小刀、安清道友、義和拳民等野蠻集會，出沒於沿江沿海各行省。其數之多無慮數千百萬，其勢力雖充足至於糜爛六百餘名城，若咸同洪楊之亂，尚不能組織一政府……吾嘗縱觀期間，叩其宗旨，莫不曰吾將反清以復明也……其宗旨亦不過震震鑠鑠慷慨談之，究之所謂反也復也亦並不能踐，蓋欲藉此名以聚眾而遂其攻攄劫奪之私願而已。」[6]（第3期）從這段材料可以看出，新興資產階級不僅認識到下層民眾反抗力之強大，而且還對舊式民眾反抗鬥爭的局限性作了初步的反省。

　　借重民眾的力量抵抗外來侵略，拯救國家的思想，在陳天華等人的主張中得到進一步發揮。陳天華在《猛回頭》一文中對義和團運動作了一定的肯定，指出：「這義和團心思是很好的」[3](P146)，其中的「心思」指的就是義和團在鬥爭中體現出來的反帝愛國精神。但是，他並沒有流於簡單肯定義和團，而進一步指出了義和團的兩點不足：一是「信邪教」、「靠邪術」；二是「野蠻排外」。他屏棄了義和團的「野蠻排外」，主張把「拒外人」和「學外人的長處」結合起來，指出：

　　須知要拒外人，須要先學外人的長處。於今的人，都說西洋各國，富強得很，卻不知道他怎麼樣富強的，所以雖是恨他，他的長處，倒不可以不去學他……有人口口說打洋人，卻不講洋人怎麼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不學他的槍炮，能打得他倒嗎？……俗語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學，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學他；越學他，越能報他，不學斷不能報。[3](P131-133)

　　陳天華此論的深刻性就在於，既發揚了義和團勇士們愛國保家、不畏強敵、不怕犧牲的愛國精神和勇敢戰鬥的精神，又檢討了義和團缺乏理性、盲目排外的缺陷，肯定了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從而把義和團的愛國精神和現代理性結合起來，在繼承義和團反帝傳統的基礎上又超越義和團，代表了當時國人對庚子事件反思的新認識。

　　類似陳天華上述的反思，見諸當時報刊上的文章不勝枚舉。《蜀報》的一篇文章在談到庚子事件時認為：「夫排外主義所以保國家之權利，非不韙也。然轉以之喪失所固有，則排外之術，無乃失其道矣。」批評義和團是「以孱弱之病夫，尋斗於壯士，不亦慎乎！」[7]1903年創刊的《覺民》刊登的一篇文章，在對庚子事件作了回顧之後，把近代民族主義和舊時代的攘夷主義作了區別，認為：舊時代的攘夷主義實際是一種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的體現，「自以為尊貴，而此外則目之為夷狄。」因此，「今日亦守文明國之民族主義，而不宜守吾舊目之攘夷主義。」[8]這些說明國人已經用理智的眼光來看待民眾的力量。

　　三、近代思想啟蒙發展的新階段

　　義和團運動的悲劇性後果對於國人來說無疑是空前的傷痛，必然要引發國內仁人志士對思想啟蒙的新的呼喚。在義和團運動以前，中國思想界啟蒙宣傳的主動權一直掌握在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維新派手裡，宣傳重點主要是圍繞著具有改良性質的維新變法運動來開展，無論是在深度還是在廣度上都很有限。而在義和團運動之後，國內思想啟蒙宣傳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在1901-1903年間，國內湧現出大量致力于思想啟蒙的書籍報刊，宣傳了許多前所未聞的思想主張。與義和團運動以前相比較，此期的思想啟蒙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思想啟蒙主體的轉換

　　以1900年為界，可以把自1895至1911年間的資產階級啟蒙宣傳分為兩個階段。在此以前，啟蒙宣傳的主體力量是康、梁等維新派。他們不僅在國內創辦了大量報刊，而且還在海外辦了如《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影響較大的報刊，幾乎左右了當時的思想輿論界。而此時，也正是孫中山革命活動開展得比較艱難的時期，革命派自己的輿論工具不多，宣傳活動收效甚微。這種情況到1900年以後發生了明顯改變。究其原因，固然是由於革命派意識到輿論宣傳的重要性，加強了宣傳工作的力度，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庚子事件造成的革命危機，使革命派的宣傳活動、思想主張有了更為廣闊的群眾基礎。1899年底，陳少白奉孫中山之命在香港創辦革命派的第一份報刊《中國日報》，於次年初出版。1900年以後，由於形勢的急轉直下，革命派在國內外掀起了創辦革命報刊、發行反清書籍的熱潮。正如馮自由所說：「庚子以後，東京留學生漸濡染自由平等學說，鼓吹革命排滿者日眾，《譯書彙編》、《開智錄》、《國民報》繽紛並起，《湖北學生界》、《新湖南》、《江蘇》各月刊繼之，由是留學界有志者與興中會領袖合冶為一爐。革命出版物，風起雲湧，盛極一時，在壬寅（清光緒二十八年）上海《蘇報》案前後，已漸入於革命書報全盛時期矣。」[9](P11)僅在馮自由提到的上述兩年內，就有六種革命派報刊問世。除此以外，革命派創辦的報刊還有諸如《大陸》、《童子世界》、《覺民》、《女子世界》、《安徽白話報》等多種。截止1905年8月，革命派創辦的報刊已達50種以上。在大量發行報刊的同時，革命派還注重出版發行自己的書籍，開辦了鏡今書局、東大陸圖書局、國學社等出版機構，大量刊印革命宣傳品，震撼著國人的心與腦。如果說，在19世紀末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思想啟蒙主角是由改良派來扮演的話，那麼，從庚子事件以後，隨著革命派力量的不斷壯大和其輿論宣傳工作力度的加強，革命派逐漸成為思想領域中的一支舉足輕重的勁旅。到1905年，由於革命派在與改良派的論戰中節節取勝，使得他們在輿論宣傳和思想啟蒙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導致近代中國的思想啟蒙主體發生了角色上的轉換。關於這一點，甚至連他們的對手也不否認。1903年6月《蘇報》刊登的一篇反映保皇派觀點的文章《革命駁議》驚呼：「革命之說，非自今日始。然從前持此議者，僅三數人而已，近則其數漸多，血氣未定膂力方剛之少年，輒易為所惑。又從前持此議者，僅自與其徒黨議之於私室而已，近乃明目張胆於稠人廣眾之中，公言不諱，並登諸報章，以期千人之共見。是則主革命者，必以其說為不可易矣。」[10](P692)這段話，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革命派輿論宣傳力量在1900年以後的迅猛增強。

　　（二）以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作為思想啟蒙的兩面旗幟

　　在義和團運動以前，中國近代思想啟蒙的旗幟主要掌握在康、梁等維新派手中，他們宣傳的重點是「變法圖強」。在他們所鼓吹的「保種」、「合群」等政治主張中儘管也包含著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的內容，但大多被掩蓋在「變法圖強」的政治宣傳之中，未能凸顯出來。而在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思想界的啟蒙宣傳主題為之一變，近代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成為進步人士關注的內容和宣傳重點，這比戊戌維新時期的啟蒙宣傳進了一大步。

　　近代意義上的「民族」、「民族主義」的概念是在晚清時期從日本傳入中國的。梁啟超在1899年發表的《東籍月旦》一文曾使用了「民族競爭變遷」、「民族文明發達」等詞語。這是迄今為止人們所見到的較早關於「民族」一詞的文字表述。1900年以後，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激發了國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民族」及「民族主義」等辭彙的使用頻率逐漸增多。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派，都發表了大量論述「民族主義」的文章。僅在1901年至1903年間，見諸報端的此類文章就有《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梁啟超撰，《清議報》第94期，1901年）、《中國滅亡論》（《國民報》第2-4期，1901年）、《正仇滿論》（章太炎，《國民報》第4期，1901年）、《通論四：民族主義》（鄧實，《壬寅政藝叢書》，1902年）、《民族主義之教育》（《遊學譯編》第10期，1903年）、《中國民族之過去及未來》（效魯，《江蘇》第3期，1903年）、《民族主義》（《江蘇》第7期，1903年）、《民族主義論》（餘一，《浙江潮》第1、2期，1903年）、《中國民族主義第一人岳飛傳》（《湖北學生界》第4期，1903年）等等。

　　這些論著突破了中國傳統民族觀念的狹隘性，吸收了西方近代民族理論觀點，對「民族」、「民族主義」等概念作了新的解釋。梁啟超在《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一文談到民族主義時說：「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語言、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1]《江蘇》發表的《民族主義》一文給「民族」所下的定義是：「民族者，其境土、祖先、風俗、言語共同一致，生活社交聯為一體，兩者相互而成自然之結社者也。」[12]還有的作者認為：「民族之所由生，生於心理上道德與感情之集合。因道德與感情之集合，而興起政治組織之傾向；因政治組織之傾向，而民族建國主義乃星回薄於大陸之上。」[13]（《民族主義之教育》，第10期）他們都把民族主義看成中華民族擺脫危機、走向獨立富強的必由之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更是把民族主義作為進行反清鬥爭的一個重要綱領，不遺餘力地予以鼓吹。由高旭等革命黨人在1903年創辦的《覺民》發表文章聲稱：「蓋今日救國存種之策，舍民族主義竟無從下手，惟此乃有一線之生機耳。」[8]一篇署名「重光」的文章《國民與人民之分別》盛讚近代志士，「以民族主義為全國倡，曰中國者，中國民族之中國。」「民族精神，自由主義是也。」[8]至於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則把民族主義放在了第一位。民族主義在20世紀初年風靡全國，究其原因，從思想來源上講，主要受到西方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從社會現實上看，庚子事件引發的嚴重民族危機成為激發國人強烈民族情緒、愛國精神的首要客觀根據。

　　民主主義也是20世紀初和民族主義同樣重要的啟蒙思想主題之一。

　　中國近代民主思想最初萌芽於19世紀70年代的早期資產階級改良派。中日甲午戰爭以後，康、梁維新派用進化論、民權說等西方近代社會政治學說對民主思想做了進一步論述，豐富了早期改良派所主張的內容。但是，康、梁維新派的民主思想並不完備，具有很大的妥協性和不徹底性。此時，孫中山等革命派儘管登上了政治鬥爭舞台，但是，他們的宣傳活動還沒有真正開展起來，完全意義上的民主主義在國人心目中還相當模糊。然而，這種情況到義和團運動以後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清朝統治集團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充分暴露了其專制、腐朽、賣國的反動本質，促使國人進一步反思和批判封建專制制度，再加上新型知識分子對西方民主學說的廣泛譯介，使得中國思想界出現了宣傳民主主義的熱潮。在1900年以後，海內外的報刊、出版機構發表了大量鼓吹民主主義的文章著作，如《萬法精理》（1900年譯刊，今譯《論法的精神》，法國孟德斯鳩著）、《美國獨立檄文》（1901年）、《新民說》（梁啟超，1902年）、《近世歐洲四大家政治學說》（盧梭、孟德斯鳩等著，梁啟超輯譯，1902年）、《革命軍》（鄒容，1903年）、《群己權界論》（英國穆勒著，嚴復譯，1903年）、《法蘭西人權宣言》（小顰女士譯，1903年）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篇章。它們當中，有的文章用近代民主主義理論深刻揭露清王朝實行的封建專制統治，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和專制思想理論；有的致力於介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論和制度；還有的則著重闡述民主主義的涵義和精髓。它們的出版，把國人關於近代民主主義的宣傳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當時的有識之士不僅激烈反對清朝的專制統治，而且把批判的矛頭直指整個封建專制制度。如何才能擺脫封建專制主義的統治呢？他們的答案是：實行民主政治，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建國的道路。在他們看來，民主主義潮流的發展已經形成由西而東的趨勢，它在中國的興起已經勢不可擋，聲稱：「民權之運已渡太平洋而東；」「吾知風聲所向，全球震驚，始而虎俄之專製為之傾覆，繼而自由平等之實幸轉移歐美，世界和平之極點，將起點於東方，二十世紀之中國，為民權之樞紐矣。」[6]（《二十世紀之中國》，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人把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聯繫起來，作為引導中國和世界走向光明的兩面旗幟，認為「此二主義」既然能使歐美列強「國勢乃如春華之怒放，旭日之初升」，也必將給中國帶來福音：

　　吾惟信此民主主義，吾惟信此民族主義，吾惟崇拜歐羅巴人之能利用此二主義，吾不信我支那人之終莫明此主義，吾不信我支那人之既明此主義而不能利用此主義。豈彼白人者獨能專美於前哉！吾述既竟，登高西望，大聲疾呼者三：曰民主主義！曰民族主義！祝我支那人能利用此二主義！[13]（《十九世紀歐羅巴歷史之壯觀》，第12期）

　　（三）反思義和團運動的落後面，重建國民新的道德精神

　　無庸諱言，義和團運動作為一次以農民階級及社會下層民眾為主體的自發的群眾運動，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局限性和落後性，諸如宗教迷信、籠統排外、組織分散、鬥爭方式落後等等。這些也是導致其失敗的重要因素。批評義和團的言論在1900年及以後較長的時間裡屢見不鮮。就在義和團運動處於高潮的時候，《清議報》發表了一篇署名「傷心人」（麥孟華）的文章（《論義民與亂民之異》）說：「團匪之亂，固非獨國家之害，實我四萬萬人切膚之災者也。夫彼之毀人租界，殺人人民，戕人公使，誠快彼排外之野心矣。然使外人日罵我為野蠻，日辱我為獷種，我四萬萬人遂無顏復對外人。」[1]（第52冊）革命派同樣對此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肯定義和團愛國精神的同時，也批評了他們「舉動可笑」、「可惡」，惋惜地說：「夫義和團本為自立自主自由之絕大質點、絕大機關，獨惜其智識未開，不思劃除國內之虐政，不度德不量力而遽與外人為難，為可慨耳。」[2]（《主權篇》，第33期）鄒容在《革命軍》中把革命分為「野蠻之革命」和「文明之革命」兩類，義和團運動屬於「野蠻之革命」之類，弊端是「有破壞而無建設」。[14](P349)陳天華在稍後一些時候對義和團的缺點作了更為深入的檢討，指出：

　　這義和團心思是很好的，卻有幾件大大的不好處，不操切實本領，靠著那邪術。這邪術乃是小說中一段假故事，那裡靠得住。所以撞著洋人，白白的送人了性命……我們要殺洋人，當殺那些千軍萬馬的洋人，不要殺那一二無用的洋人……義和團不懂這個道理，所以弄出天大的禍來。[3](P146)

　　儘管革命派、改良派批評義和團運動的角度、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通過檢討義和團運動的缺點教訓，都清醒地認識到國內民眾在文明程度和道德方面存在的嚴重問題，認識到「開民智」、「新民德」，進行啟蒙宣傳的迫切性。為此，他們提出各種各樣的開展思想啟蒙的主張，諸如「學戰」、「遊學」、「新民德」、輸入西學等等。試圖通過這些途徑發展近代新型文化事業，更新國人的文化知識結構，提高民眾的思想道德水準，為他們進行的政治變革奠定思想基礎。

　　革命派首先提出「學戰」的口號。《湖北學生界·敘論》一文說：「以為今日言兵戰，言商戰，而不歸之於學戰，是謂導水不自其本源，必終處於不勝之勢。」[15]所謂「學戰」，是指發展民族近代文化，「養國民之資格」，「浚國民之知識」，使中國在與「鷹瞵虎視者數強國」的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作者在這裡把「兵」和「商」的本源歸於「學」，是不對的，但是響亮地提出「學戰」口號，並將之與「兵戰」、「商戰」相提並論，卻強調了發展民族近代文化的重要意義和思想啟蒙的重要性。《遊學譯編》發表《勸同鄉父老遣子航洋遊學書》，把「遊學」稱為救國的「唯一之方針」，指出「且中國有何種學問適用於目前，而能救我四萬萬同胞急切之大禍也？某今又決言曰：惟遊學外洋者，為今日救吾國唯一之方針。」作者認為中國已經有過甲午之役、庚子之役的沉痛教訓，「今日曰振興學校，送子弟出洋求學，誠今日方針之所不可再誤者也。」[13]（第6期）鄒容把「革命之教育」看成組織「革命軍」，實行民主革命的當務之急，疾呼：「革命之前，須有教育；革命之後，須有教育。」[14](P350)其意在於把即將進行的民主革命納入「文明革命」的軌道，而避免重蹈義和團「野蠻革命」、「野蠻排外」的覆轍。

　　改良派1900年以後的輿論宣傳也把開民智、新民德、倡新學等作為思想啟蒙教育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行第100冊撰寫的祝詞中談到該報堅持的四個宣傳宗旨時說：「一曰倡民權」、「二曰衍哲理」、「三曰明朝局」、「四曰厲國恥」；「此四者，實惟我清議報之脈絡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廣民智振民氣而已。」辦報的主要目的是引導國人「讀東西諸碩學之書，務衍其學說以輸入於中國。」[1]（第100冊）這些思想主張在後來都被深入闡發。尤其他主編《新民叢報》以後，不僅系統地、大規模地宣傳介紹西學新知，而且發表了膾炙人口的《新民說》等一系列論著，大力鼓吹「新民」思想。他主張：人們要擺脫封建綱常名教的束縛，樹立獨立自由、愛國愛民、積極向上、進取冒險、自尊自強、利群利他等新時代的道德精神，強調「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梁啟超提出的「新民說」相當全面地論述了更新國民道德、改善國民素質的問題，發出了這個時期對思想文化界進行近代啟蒙的最強音。

　　倡「學戰」、新民德，必然要導致對域外新知的進一步追求。於是，新型知識分子在1900年以後特別注重輸入西學，大規模地介紹西方哲學、社會政治學說，促成了西學在近代中國傳播的第二個高潮。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談到這個時期的西學傳播時說：「戊戌政變，繼以庚子拳禍，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學子，相率求學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眾。壬寅、癸卯（1902-1903年）間，譯述之業特盛，定期出版之雜誌不下數十種。日本每一新書出，譯者動數家。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16]

　　總之，義和團運動促使國人進行更深刻的道德反思，敲響了建設近代新文明、改造國民性的時代警鐘，進一步推動了思想啟蒙工作的開展。

　　【參考文獻】

　　[1]清議報．1900-1901．

　　[2]中國旬報．1900．

　　[3]中國史學會．辛亥革命：第2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張＠②，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M]．北京：三聯書店，1977．

　　[5]浙江潮．1903，(1)．

　　[6]國民日日報．1901，(1-3)．

　　[7]刊詞[J]．蜀報（旬刊），1903，(1)．

　　[8]鄧秋牧書[J]．覺民．1903，(9,10)．

　　[9]馮自由．革命初期之宣傳品[A]．革命逸史：初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0]張＠②，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M]．北京：三聯書店，1977．

　　[11]新民叢報．1902，(1)．

　　[12]江蘇．1903，(7)．

　　[13]遊學譯編．1903．

　　[14]中國史學會．辛亥革命：第1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5]張繼煦．敘論[J]．湖北學生界．1903，(1)．

　　[16]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34[M]．北京：中華書局，1989．

　　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日加方

　　＠②原字木加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