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上流文化哪去了?
「買下世界」,將成為「世界工廠」之後,中國擁有的另一個全球化身份。一方面,我們用低附加值創造著財富;另一方面,我們用高附加值消耗著財富。
需求不振與奢侈品偏好如此不協調地拼貼在一起,讓人難以理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奢侈品消費主體是40歲至60歲的人群,因為社會主要財富集中在這些人的手中,而中國奢侈品消費的主體為25歲至45歲的人群。
這透露出,在我們社會結構、消費結構中,存在更深層次的隱患。
未富先奢是一種痛,這痛究竟因何而起?又將向何處去?作為國內第一代奢侈品媒體人,作家郝曉輝表示,問題的關鍵在於文化缺失,如不能積極應對,我們將付出更大代價。
我們缺乏上流文化
「在奢侈品消費上,我們與國外有很大不同。」郝曉輝認為,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我們是「全民消費」,在一線城市,幾乎所有白領都有奢侈品,以上海為例,很多職業女性收入不高,寧可餓幾個月肚子,也要買一個LV。從奢侈品消費者的數量看,我們佔有絕對優勢,而且越是中低收入人群,越認同、嚮往奢侈品。
第二,在品牌選擇上較盲目,很多奢侈品在國外其實是大路貨,但宣傳做得好,身價立刻飆升數十倍。中國消費者更傾向於對奢侈品的「佔有」,而不是「擁有」,極少關注品牌內涵,缺乏深層的文化認同。
第三,在潮流跟進上,多以歐洲皇室、美國時尚界的選擇為風向標,缺乏獨立判斷能力。
「我們購買奢侈品,更多是將它當成身份符號,解決的是虛榮、炫耀等淺層次的心理需求。」郝曉輝認為,這與上流文化的缺失息息相關。
沒有上流文化,沒有安全感
「任何文化都有主流,古往今來,人們都以上流社會為參照系,模仿並複製其文化。」郝曉輝認為,上流文化能提供一種榜樣作用,可以幫助人們獲得安全感。
比如中國古代的士人階層,這些人大多有較好的修養,待人接物溫文爾雅、禮貌謙和,有一種從容不迫的風度。在相當長的時期,這成為我們民族的特色,全社會爭相效仿,並因此受到周邊國家的尊重。
那時也有奢侈品,如文玩、字畫、把件等,但一是有較深的文化內涵,沒積累的人根本理解不了,二是真正的讀書人不靠這個安身立命,而是以他們的精神境界、人格操守和各種才能,成為人們學習的典範。即使身無長物,他們也會安貧樂道,因為文化給他們以精神支持,他們不需要靠奢侈品來證明自己。
所以,傳統奢侈品往往因人而貴,名人用過的東西身價倍增,而缺乏歷史積澱,便不被重視。這說明,古人把握了奢侈品的本質,即對文化內涵的認同,而不是淺層次的鬥富。
我們的上流文化哪去了
從歷史上看,中國與歐洲一樣,都有深厚的上流文化積澱,但為什麼在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沒能發展出獨立的奢侈品文化呢?郝曉輝認為,兩方面原因不容忽視。
首先,中國傳統奢侈品文化的階層性太強,皇家玩皇家的東西,貴族玩貴族的,平民玩平民的,絕不允許僭越。普通人穿什麼衣服、坐什麼車、住什麼房等,都有規定,所以皇家很難引領民間時尚,而歐洲皇權沒這麼強勢,皇家用的東西普通人照樣可以用,故平民階層有抄襲皇家品位的習慣。
第二,古代上流社會的獨立空間不夠,歐洲有很多貴族的城堡,葡萄酒等奢侈品傳承於此,而中國皇帝為了控制貴族,往往將他們集中在京城,剝奪了他們生活的私密空間,使他們只好採取低調、節儉和謹慎的態度,不利於奢侈品文化的培養。
但問題的關鍵,還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發展為名,我們一度徹底否定了傳統,將溫和、寬容等斥為守舊,將古籍、文物等看成是廢物。在劇烈的動蕩中,過去的上流階層生計維艱,無力傳承文明,加上輿論的妖魔化,人們將他們看成是「蛀蟲」、「紈絝子弟」,使他們也不敢再堅持傳統。凡此種種,使上流文化難以為繼,文化的自我延續與自我更新的功能,已基本失效。
傳統復歸中的兩難
郝曉輝表示,這些年來,復歸傳統的呼聲甚殷,但效果平平,修了很多假古董,復興了很多假儀式,很難說真正喚醒了人們的尊重意識。
因為我們一直在迴避上流文化缺失的問題,只好復興民間文化。但事實上,民間文化並不是傳統的主流,無法給現代人提供精神支撐。而克己復禮、中庸之道等,只在學術層面討論,沒有融入生活實踐,尚未超越口號的層面,也沒有上層真正示範著去做。
一個社會的行為指針以上流社會為尺度,可現實是,隨著經濟發展,我們雖形成了新貴群體,但人們看不到他們溫文爾雅、蒼生為懷、博學慎思的一面,只能看到他們買遊艇、打高爾夫、出國旅遊等。還有一些新貴生活醜聞、腐敗醜聞不斷,這就為社會提供了一個錯誤的樣板:只要有錢,就可以任意炫耀,並以此來報復社會。
「今天互聯網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窗口,讓我們看到更多信息,但結果反而讓人更加失望。比如微博上,許多名人、富翁談吐粗俗,髒話橫飛,以表現蠻橫的姿態為榮,表演欲極強,缺乏擔當,在這個基礎上去復歸傳統,實在有些困難。」郝曉輝說。
警惕未富先奢的負面效應
未富先奢除了消耗社會財富、加劇分配不公之外,最可怕的是在文化上推動「流氓化」。
「在國外,人們消費奢侈品主要是為了達到心理滿足,給自己帶來愉悅,所以普通人會比較慎重,他們會仔細衡量這個愉悅的價值,相比之下,我們則痛快得多,因為我們有這樣一種心態,即:我驕傲,因為我用得起,你用不起。於是,名牌成了人與人比拼的工具。」郝曉輝認為,正是這種競逐心理,推高了奢侈品市場。
「奢侈品市場的勃興,體現了這樣的社會共識,即:有錢就要搶資源。」在這個共識下,沒錢的人怎麼辦?於是,乘客在公共汽車上搶座位,員工在職場上搶機會,司機在開車時搶行、演員在舞台上搶話筒……總之,大家都爭先恐後,為了領先一步,寧可放棄尊嚴、禮貌、操守、良知和溫情,可當這一切都失去後,靠買幾件奢侈品,真能補回來嗎?
應警惕這種可能:一個搶字當先的社會,是在精神上已墮入「流氓化」的社會,一旦步入其中,則難以自拔,因為它將失去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能力,最終在相互牽扯中,走向共同的悲劇。
「要避免這個風險,恐怕還是要從文化入手,重建上流文化,從而解決好精神支持的問題。而這,要先從上流社會自身做起。」 郝曉輝說。
沒文化不是富人的錯
未富先奢是不平衡的大環境的產物,不解決這個根本問題,一味指責富人,意義不大。但問題是,大家都看得到富人,覺得有反差,便將怒氣撒到他們頭上。
富人為什麼喜歡炫耀?為什麼不願更多去從事公益?因為他們缺乏安全感,在成功之路上,他們感受到了權力的力量,面對這個更強者,如果不明白它的運行規律,無法把握它,則人對未來就會失去預期,眼界也會變得短淺。
不錯,炫耀會引來仇富,但富人們其實並不怕仇富,因為普通人的力量有限,不會對富人構成真正的威脅。相反,炫耀能拉權力下水,增加富人與權力媾和的機會,有了這個大前提,則炫耀將愈演愈烈。
我們都希望富人有文化,為社會做出好的典範,但也應看到,富人沒文化,關鍵在於文化沒力量,靠文化規則,既換不來成功,又換不來尊重,更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甚至只有背向文化,才能得到實際利益,那麼,富人們走向文化的動力何在?
文化是一個長期效應,只有持之以恆,不斷投入,才能最終獲得收益。可對一個企業來說,如果沒有好的大環境,不管做多大,隨時都可能倒下,那麼,它為什麼要為明天投資呢?為什麼要惠及他人呢?
沒文化不是富人的錯,這應從大環境入手,需要在制度層面上提供更有效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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