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北大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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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北大身影

南方報業新聞時間: 2011年11月03日來源: 南方都市報

□傅國涌蔡朝陽　　1917年1月4日,新任校長蔡元培乘一輛舊馬車來到北京馬神廟的北大,校工們依舊例在大門口排隊,恭敬行禮,蔡元培脫下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令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整頓北大的第一步　　對於是否接受北大校長的任命,蔡元培內心曾有過猶豫,當時的北大以腐敗聞名,多數朋友勸他不要去,恐怕整頓不了,他與吳稚暉商量時,吳說了一句:「中國事,雲不可辦,則幾無一事可辦；雲可辦,則其實亦無不可辦。」　　1月18日,他到校不久即給吳稚暉寫了一封信:「覺北京大學雖聲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嘗不可一試,故允為擔任,……雖一切維持現狀,然改良之計劃,亦擬次第著手。」　　蔡元培接著說,北大之所以不滿人意,第一在於學課凌雜,第二在於風紀敗壞。因而,他開出的良方是:「救第一弊,在延聘純粹之學問家,一面教授,一面與學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救第二弊,在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　　當時,因辦《新青年》而聲名鵲起的陳獨秀正好來京,他正需要陳這樣大刀闊斧的新人物,很想聘為文科學長。他幾乎天天去陳獨秀下榻的中西旅館,有時去得早了,陳還沒有起床,他就囑咐茶房不要將陳叫醒,自己拿個凳子坐在房門口等候。他的盛情終於打動了陳獨秀。　　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請陳獨秀擔任北大文科學長。公函中所附的陳獨秀履歷是他代為填寫的,其中多有不確實之處:　　陳獨秀,安徽懷寧縣人,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　　這份公函當日發出,13日教育總長范源廉就簽發了「教育部令」第3號:「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此令。」蔡元培之所以要拿這樣一份履歷遞交教育部,目的就是要讓陳獨秀順利進入北大。這是他整頓北大的第一步,他立意從文科的整頓做起,延聘教員則從文科學長開始。　　中學畢業的梁漱溟也被他聘為哲學系講師,講授印度哲學。他只是在《東方雜誌》讀到過一篇梁漱溟的論文《究元決疑論》。粱漱溟回憶:　　「記得有一天,蔡先生約我與陳仲甫先生(獨秀)相會於校長室,提出請我擔任印度哲學一門課程……我總不敢冒昧承當。先生又申說,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是要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我只有應承下來。」(《憶往談舊錄》)　　青年梁漱溟由此踏上北大的講台。　　當年蔡元培寫信給在法國的朋友,請他們幫助物色文學、哲學、美學方面的教授,「擬於各門研究所,以一本國學者為主任,而聘一歐洲學者共同研究；講授則本國學者任之。此本國學者,以大學畢業後,再在英、法、德等國研究數年者為合格。」此信公開發表在8月15日出版的《旅歐雜誌》上。　　留歐歸來的李四光、王世傑、丁燮林等各個學科的學者陸續進入北大。「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以提起學生學問的興會。」這是他整頓北大的第一步。　　當年12月17日,北大舉行建校20周年紀念時。離蔡元培到校還不足一年,北大氣象已然一新。取兼容並包主義　　1919年3月18日,林琴南在《公言報》發表致蔡元培的公開信,指責他「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還發表諷刺小說,影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和蔡元培。　　當天,蔡元培寫下《致〈公言報〉並答林琴南君函》,公開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新潮》雜誌及《公言報》上。在這封信中,他首次概括了自己辦北大的理想: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在校講授,以無背於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　　無論辜鴻銘、劉師培、黃侃,還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都可以到北大任教。數學系學生毛子水說:　　「先生的『兼容並包』,普通人多誤解為「勉強混合」；實在,蔡先生是有是非擇別的。譬如,他請劉申叔講六朝文學,決不會允許他在講堂上提倡『帝制』；他請辜湯生教英詩,決不會允許他在校中提倡『復辟』。」　　蔡元培本人說得很清楚,大學就是要「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蔡元培認為,學生在大學裡,研究學問始終是第一位的,始終不願學生涉足政治。早在1917年1月9日,他在北大發表首次演說:「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學生進大學不應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應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必須抱定為求學而來之正大宗旨,才能步入正軌。」1934年1月,他回憶《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時還說:「我對於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裡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　　他本人在北大也想不涉政治。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不久,在寫給汪精衛的信里說:「弟進京後,受各政團招待時,竟老實揭出不涉政界的決心。」1918年1月14日,他寫信給吳稚暉:「弟雖在京師,然誓不與聞政治,至今已成習慣,惟校務太忙,無暇讀書,亦終日為人役耳。」1925年5月13日,他給胡適回信,「承示北大當確定方針,純從研究學問方面進行,弟極端贊同。」他說的是肺腑之言,也是他一直想做的,卻因時局的動蕩,始終沒有做到。　　1924年12月4日,他給北大畢業的傅斯年、羅家倫寫信,口口聲聲自稱「弟」,而不是以師長自居,說到北大,他說:　　「然弟始終注重在『研究學術』方面之提倡,於其它對外發展諸端,純然由若干教員與若干學生隨其個性所趨而自由申張,弟不過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現在如國學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雛形者,仍恃有幾許教員、幾許學生循其個性所趨而自由申張,弟亦非有所助力也。」　　他說自己研究學術的興趣隨年而增加,所以他也鼓勵學生研究學術。但是他從不主張學生死讀書,而是支持學生參加各種社團活動,他認為通過學生自治,「由學生傳之各地方,一定可以提起國民自治的精神」。傅斯年、羅家倫以後分別做過北大、清華的校長,當年都是學生社團的積極分子,也是「五四」遊行的發起者。　　北大學生顧頡剛回憶:　　「北大學生本來毫無組織,蔡先生來後,就把每班的班長召來,勸他們每一系成立一個學會。……靠了蔡先生的敦促和領導,以及學校在經費上的幫助,許多會居然組織起來了。」　　1918年初,畫家陳衡恪到北大做講座,之後成立了「畫法研究會」。2月4日,蔡元培寫給陳衡恪的信中說:「日前承臨校講演,同人甚為感動。現在報名於畫法研究會者,已有七十餘人。擬刻期開辦,惟會章須請先生審定,然後宣布。」　　同年10月20日,北大學生鄧中夏、許德珩、段錫朋、周炳琳等發起「國民社」,蔡元培親自出席成立大會,並為《國民》創刊號寫序。　　12月3日,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俞平伯、顧頡剛、朱自清、馮友蘭等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雜誌,蔡元培親自題寫刊名,經他和陳獨秀同意,由學校墊付印刷費,提供北大紅樓一層二十二號作為社址,發行也由學校出版部兼辦。　　羅家倫回憶,蔡先生這個人雖然懦懦弱弱、有求必應,但是在大節上面確實很強硬。有人拿了《新潮》雜誌給總統徐世昌,徐發現裡面有一篇《女子貞操問題》,大怒,說「現在青年思想到這個地步,還得了!」立馬把教育總長傅增湘找來,說要查辦北大。傅增湘授意蔡先生,要他辭退復古派眼裡的「北大四凶」陳獨秀、胡適、傅斯年、羅家倫,他始終不肯,並以去職力爭。　　其實,北大既有主張白話文、新思潮的《新潮》,也有主張文言文、昌明中國固有學術的《國故》,由劉師培、黃侃等老師支持部分學生創辦,同樣得到校方支持。1919年4月2日,他在回復傅增湘的信中說:　　「敝校一部分學生所組之《新潮》出版以後,又有《國故》之發行,新舊共張,無所缺倚。在學生則隨其好尚,各尊所聞。當事之員,亦甚願百慮殊途,不拘一格以容納之。局外人每於大學內情有誤會之處……大學兼容並包之宗旨,實為國學發展之資。」北大講義風潮　　1922年10月,北大發生講義風潮。　　當時北大的學費很低,每人每學期僅為十元,不到私立大學的五分之一,學生還有補貼,辦學經費靠中央財政撥款,可是經常拖欠。到1922年9月,已被拖欠五個月,蔡元培聯合其他大學校長向政府屢次交涉,並以辭職為威脅,好不容易要來兩個半月的經費。　　為節約經費,校評議會成員聯合提議:學校每年耗費在印刷講義上的費用高達一萬多元,而在購買圖書上的開支卻捉襟見肘；如果向學生收取講義費,可以用來補充圖書。　　蔡元培很有同感,他還考慮到:學校將講義印好下發到學生手中,學生上課就不用功,考試時「惡補」講義內容,成了一大弊端。他當即決定:收取講義費充做圖書經費；購買講義與否,由學生自行決定,上課能認真聽講做筆記,講義盡可不購。　　「講義要收錢」的消息一傳出後,即在學生中激起強烈反響。1922年10月17日下午,為抗議講義收費,數十名學生闖進會計室,大肆謾罵恫嚇職員；10月18日早晨,又有數十名學生群擁至校長室,要求蔡元培廢除講義費。蔡元培將收費決定詳細解釋,並說三日內不收費；但學生寸步不讓,雙方越談越僵,校長室外的走廊上迅速聚集了幾百學生,吶喊起鬨,一片混亂。　　蔡元培一下站起身來,捋起袖口,向學生吼道:「我跟你們決鬥!」然後滿臉青筋地步步進逼。包圍著他的學生害怕了,步步後退,逐漸散去。　　蔡元培對這場風潮深感惱火和痛心,當天寫下辭職呈文,離開北大:「……該生等威迫狂號,秩序蕩然。此種越軌舉動,出於全國最高學府學生,殊可惋惜。廢置講義費事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風氣所至,恐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　　講義風潮讓他有一種挫敗感,10月25日,經胡適調停,他返校復職,在師生大會上發表演說:「我這一回的辭職,有多數的人都說我『小題大做』。但是我對十八日的暴舉,實在看得很重大。……我記得二十年前革命主義宣傳最盛的時候,學生都懷著革命的思想,躍躍欲試,就在學校裡面試驗起來。……我希望有知識的大學生,狠要細心檢點。」　　蔡元培在北大校長任上,曾七次提出辭職,這是他第五次辭職。教授治校制度　　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辭職南下後,在致北大同學的信中說:「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去留,決無妨於校務。」　　蔡元培擔負北大校長名義10年,實際在校時間合計不過五年半。他離校期間,北大按他確定的辦學方針運轉正常,固然靠蔣夢麟、胡適這些人,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他奠定的教授治校制度。　　早在1912年,蔡元培在教育總長任上頒行的《大學令》,即規定大學要建立評議會、教授會,並對其許可權作了相應規定。1917年,他主持創立北大評議會,作為全校最高立法機構和權力機構。校長和各科學長為當然評議員,教授代表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預科分別推舉兩人。胡適、沈尹默、陶孟和等14人成為第一屆評議會中的教授代表。李書華教授回憶:「我曾被選作過評議員,目睹開會時對於各種議案的爭辯,有時極為激烈。」　　1919年12月,北大通過內部組織試行章程,規定評議會仍為全校最高立法機關和權力機關,同時建立以下幾個機構:(一)行政會議,作為全校最高行政機構和執行機關,負責實施評議會議決的事項,成員以教授為限。(二)教務會議及教務處,由各學系主任組成,負責全校的教學工作。(馬寅初、顧孟余、胡適等先後擔任過教務長。)(三)設總務處,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務工作。　　1923年6月24日,蔡元培再次辭職,離開時寫信給北大學生:「北大校務,以諸教授為中心。大學教授由本校聘請,與北京政府無直接關係,但使經費有著,盡可獨立進行。」　　同一天,他給北大教職員的信里說:「五月以來,北大校務,賴評議會維持辦理……董事會未成立之前,擬請教務長、總務長與各組主任會設委員會,用合議制執行校長職務,並請委員會公推主席一人代表全權。照此進行,似無窒礙。……培一人之去就,又何關輕重耶?」　　7月5日北大評議會寫信給他,校長之職還是要他完全負責,他未回校前,或由個人,或委請機關負責,由他決定。12日,他回復北大評議會,前信主張以合議制執行校長職務,徵集各方意見,均不贊成,他願取消前議,主張請個人負責,還是請蔣夢麟代理。　　　　1926年4月25日,北大教授、紹興老鄉周作人給蔡元培寫信說:「『教授治校』,此為北大之特長,使校長不妨暫離之原因。」但還是希望他能回到北大,「與北大前途關係至大」。蔡元培5月15日回信表示,自己對於北大,既不能脫離,而久曠職守,慚愧萬分。但是他再也不想回北大了。　◎傅國涌,學者,著有《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