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新自由主義釀成全球民粹大潮

美國選舉中右翼極端主義的「特朗普現象」和左翼社會主義的「桑德斯現象」，都是典型的民粹主義。各國國情不同，導致民粹主義政治的原因總是多樣化的，但一個有趣的世界性線索，就是其與新自由主義具有直接因果關係。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新自由主義導致了民粹主義。

南美洲諸國的民粹主義政治源遠流長、引人注目，委內瑞拉、阿根廷、巴西等國都是如此。新一輪的南美民粹主義浪潮發生在新世紀初10年，而之前的上世紀90年代則是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奉行的是「華盛頓共識」。結果，在私有化浪潮中，雖然一些人暴富了，比如墨西哥的電信大王成了世界首富，但代價則是下層階級落入了世界上最為壯觀的貧民窟。更要命的是，在阿根廷，新自由主義大幅削弱了中產階級，導致中產階級比例大大下降。這就是南美民粹主義的政策性誘因。

新自由主義在俄羅斯長出了同樣的「毒草」。一夜之間獲得權力的葉利欽總統一時不知所措，於是只得仰仗美國這個「思想供貨商」，哈佛大學的薩克斯教授成了葉利欽的首席經濟顧問，其政策也就是「華盛頓共識」的翻版。1991年和1995年，俄羅斯連續搞了兩次私有化。第一次是所謂的「全民私有化」，第二次則是著名的「七寡頭事件」，即7個寡頭瓜分了俄羅斯大量的國有資產。新自由主義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呢?在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國民生產總值下降了40%，慘狀堪比大危機時期的美國，甚至有俄羅斯人食不果腹餓死街頭。在這種情勢下，曾經嚮往、推動和擁抱西式民主的俄羅斯民眾、尤其是知識分子追悔莫及，民粹主義政治抬頭，並擁戴了普京總統。儘管今天的俄羅斯經濟面臨巨大壓力，但俄民眾不改初心，因為他們太害怕新自由主義造成的貧富懸殊了，也太害怕無序社會了。沒有經歷過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境況的外國人，包括中國人在內，恐怕很難理解今天俄羅斯人的心態。因此，那些現在說俄羅斯風涼話的外國人，純屬站著說話不腰疼。

美國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策源地，比南美和俄羅斯晚了10年，今天也終於嘗到新自由主義的後果了，那就是一開頭所說的民粹主義政治。作為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居然有如此不俗的表現，這完全顛覆了美國政治傳統。歷史上，美國一直以個人自由、私有產權為核心的「美國信條」為豪，別說桑德斯這樣大張旗鼓的社會主義，哪怕是極為溫和的社會主義都難有容身之地，而今天社會主義者居然成為有競爭力的總統候選人。同「特朗普現象」一道，這一抹風景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美國社會結構正在發生的變化。可以說，這種「革命」的誘因就是長達30年的新自由主義。

在戰後30多年裡，凱恩斯主義確實讓西方社會變得相對平等了些，比如在1970年代末，企業高管的最高收入不過是工人的35~55倍，而新自由主義則使這一比例高達500倍以上，30%的美國民眾只擁有1%的財產。為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提出了著名的1%的「民治民有民享」。美國政治學界最新的轟動性研究成果是，美國不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寡頭國家，依據是在1779個政策議程中，有利於富人的議程遠比有利於窮人的議程更容易變成法律和政策。

這種社會不平等的結果必然會在選舉政治中以民粹主義形式體現出來。選舉政治被譽為政治晴雨表。但即使測量到社會的體溫，又有什麼用呢?美國學者不早就發現美國的民主不過是一場不公平競爭的神話了嗎，可美國能變得更公正嗎?事實上還是什麼都改變不了，這是由於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或者說利益集團結構所決定的。別說桑德斯很難當選，就是成了美國總統，他也什麼都改變不了。要知道，在內心深處，奧巴馬總統其實是一個因飽受種族偏見之苦而煉成的平等主義者(也有人說他是社會主義者)，他競選時的口號是「改變!」可結果呢，作為黑人總統的他連種族關係都改變不了。

如果說民粹主義政治在當下的美國很難改變什麼，那麼還有什麼能改變呢?大概只能等待大危機帶來的大衝擊去改變吧，常態的政治史很難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哪怕這個社會結構已經很病態了。(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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