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里點點胭脂紅(07.8.21)

作家馮驥才從法國回來後說，巴黎真正的歷史感是在城中隨處可見的那一片片風光依舊的老街老屋中。找一位街上的老人聊一聊，也許他會告訴你畢加索經常和誰誰在這裡見面；莫泊桑坐過哪一張椅子；哪一盞燈傳說來自凡爾賽宮或愛麗舍宮，當然最生動的還是那些細節奇特的古老的故事。讀完淳子《上海老房子里，點點胭脂紅》，突然想起「蒙太奇(Montage)」這個外來語。《上海老房子里，點點胭脂紅》的許多篇幅，通過幾個女人的身世和命運，敘述了一個相似的故事。作者大概自己不認為這是一本小說，所以沒有小說中的技巧———平鋪、伏筆、高潮，只是以自己慣常的筆法做敘述，間或一兩句點醒，意味深長。許多篇目合攏在一起，書中的「老房子」只是道布景，醒目的是「點點胭脂紅」。　　(◎文/薛理勇)　　青衣·紹興路9號　　作為上海市保護建築的紹興路9號，屬法國警察博物館。博物館內設俱樂部，有舞廳、劇院、咖啡室、吸煙室，供法國公董局的警察以及家屬消遣。細節部分ArtDeco的風格，比如一個個唇印，遍布在這裡、或者那裡。　　五十年代，紹興路9號改作京劇院，這樣，這棟房子的下半段就和一個帶著戲班子移居上海的女人勾連起來了。　　在三、四十年代，北京中華戲曲專科學校的「四塊玉」，曾經名噪一時。她們是該校第四科的四位女生：李玉茹、李玉芝、侯玉蘭、白玉薇。李玉茹的韻致是令人過目不忘的。　　1947年，那個秋天，她22歲，正參加大來演出公司組織的劇團，在上海掛牌演出。　　一天，她和周信芳同台演畢麒派名劇《坐樓殺惜》，遇到了兩位氣度不凡的觀眾。其中一位以十分內行的語言直言不諱地對她說：「您的戲，傳統規範都有了，可是缺少神，淡而無味，與周信芳先生相比，內心的東西少。您要學他的戲的節奏，不要程序化，要化程序，不要被四功（唱做念打）五法（手眼身法步）捆住。」這位觀眾，就是剛從美國回來不久的曹禺，和他同行的，是巴金。　　曹禺的名字，於李玉茹，如雷貫耳。漸漸，她把曹禺當成了自己的老師或是兄長。　　臨近解放，黨為了保護進步知識分子，安排曹禺等人經香港到北平去。這時，社會上謠言很多，秩序混亂，李玉茹只會演戲，不懂得時局，不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命運。曹禺憐香惜玉，語重心長地對她說：「你是一個演員，沒有田，沒有地，應當留在上海，好好演戲。你是很有希望的，前途一定會更好。」　　李玉茹很乖，留在了上海。　　天下有情人要終成眷屬，先要相遇，再要相知，然後還要老天給出緣分。雖是處處有機緣，但也是常常被莫名地錯過。　　等到李玉茹從朝鮮回來，曹禺已經有了妻室。　　黯然神傷，但是無法抗拒的。　　1978年深秋。李玉茹依然青衣的身段，踏著遍地黃褐色的梧桐落葉，沿著黃浦江畔的護堤牆，匆匆向上海大廈走去。她要去見自己的師長和老友———來滬客居的曹禺同志。　　臨別握手。李玉茹道：「曹禺的手很小，很軟，仔細翻檢，紋路細碎。」握著這雙手，李玉茹刻骨銘心。　　千山萬水，峰迴路轉，李玉茹和曹禺終於住在了同一個屋檐下。　　紹興路9號的京劇院搬走多年。道具倉庫改作了飯店。去那裡吃飯，總是幻覺，彷彿聽見花旦李玉茹在那裡吊嗓子。　　綠屋　　北京西路與銅仁路交界處，一幢淺綠色的建築。這幢別墅最初的主人吳同文是舊上海的顏料大王，也是蘇州顏料巨賈貝潤生的女婿。幾十年來，上海人習慣稱這幢別墅為「綠房子」。　　綠房子的主人好客。入夜，客廳里的枝形吊燈如火樹銀花，女的像赫本，男的像格利高利·派克，耳邊有爵士，唇邊是香檳。女主人美麗非凡，游雲一樣，優雅輕盈地穿巡在賓客之間。她遮掩得好，不讓人看到空白的心。　　男人在外面先只是逢場作戲，遇上了一個貧民女子，竟是欲罷不能，任性地帶了回來，娶為二房。二房太太進了宅子，宅子里就像有了鎮基的寶物，男人足不出戶，綉榻羅帳，與二太太廝守纏綿。　　哪個女人沒有嫉妒？哪個女人愛得不自私？看上去相安無事，其實骨子裡一個酸楚，一個得意。酸楚的是大家閨秀，強迫自己做得更加寬容，二太太貧寒之身，遇到寵幸，則小心翼翼，更加地百倍侍候。可憐她嫁給吳同文時，只有16歲。　　兩個女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個依舊是孤傲的孔雀，一個依舊是溫馴的羊羔。　　1966年8月，有錢的人都成了有罪的人。　　猜想是在晨的霧氣中吧，吳同文攜了二太太，從後樓梯去廚房。他們先是在餐桌前坐了一小會兒，好讓往昔的好日子一一地浮現在回憶里。一行清淚從男人的臉頰上滑落下來。換了平日，二太太必定會捏了手帕的一角輕輕的沾拭了去的。但是今個兒是不必了的。打開了煤氣，二太太煮了咖啡，端著，上了四樓的小客廳。路過三樓的時候，她在正牌太太卧房前站了一站。她是姨太太，一直住在四樓，在正牌太太的頭頂上。　　等著吳同文坐了電梯上來，二太太用托盤託了一個藥瓶子來。早就備下的安眠藥。習慣了，這些事總是女人做的。她開了藥瓶子，把藥片悉數倒進了兩個咖啡杯子里。小勺子在裡面攪動著，那種熟練優雅的樣子，比如慣常的下午茶。　　他們決意要死。　　穿旗袍游弋在街道弄堂間　　她叫盛佩玉，曾住在淮海路1754弄，是清朝郵傳大臣盛宣懷的孫女，丈夫是盛宣懷的外孫、詩人邵洵美。他亦住在附近的弄堂里。抗戰期間，為了躲避戰火，只好搬家，很多傢具丟失，沒有弄丟的，也因為房子太少，搬不進來，捨棄了。在炮火聲里，這個女子還是很鎮定地在玻璃櫥里拿出了一套喝咖啡的杯碟裝進了逃難的箱子里。為了這些個東西，盛佩玉送掉了一個清宮裡的翡翠戒指。沒有進賬，只有典當了。一天，盛佩玉收到典當行的通知，典當的鑽石已經到期了。佩玉沒有錢把東西贖回來，又不願意去借錢。借錢是失身份的。佩玉狠了心，就讓那些寶貝的東西給當鋪吃進了。佩玉凜然道：「沒有珍珠瑪瑙，也沒有什麼的！」現在的有錢人斷是沒有這股子清高的凜然的。盛佩玉是對的，他們家的房子先是給居委會去開食堂，這些年，索性拆了，建起一些個偽古典的別墅，這個美麗的女人再也回不了家了。難怪陳逸飛拍《海上舊夢》，用了一個穿旗袍的女鬼游弋在上海的街道和弄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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