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思想都以悖論的方式出現丨蘇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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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信仰的力量
偉大的思想都以悖論的方式出現
文/蘇小和
在極權主義和計劃經濟的國家生活太久,人會出現一種反抗式的變態,從而導致價值觀的錯亂和歇斯底里的自以為是。
為什麼安·蘭德那一套膚淺的東西會得到中國很多學者的偏愛,因為對極權主義和計劃經濟的體察,人們感同身受,具有強烈的共鳴。
但是,當你用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抵制大政府主義和計劃經濟,並不意味著你就有理由把個人自私的權利放大到真理的程度。
我們假定政府是有組織的犯罪集團,是好心辦壞事的始作俑者,這沒有問題,事實就是如此。但別忘記了,每個人都是無賴,這也是絕對不能忘記的觀念假定,這個世界上一個好人都沒有,所有人都有罪。如果你的觀念秩序缺乏這一點,那麼你其實連思考的基本能力也沒有建立起來。
安·蘭德(Ayn Rand,1905年2月2日-1982年3月6日),原名「阿麗薩·濟諾維耶芙娜·羅森鮑姆」,俄裔美國人,哲學家、小說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她的哲學理論和小說開創了客觀主義哲學運動,她同時也寫下了《源泉》(The Fountainhead)、《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等數本暢銷的小說。
能夠抵達這種超越性思想境界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數人都是抓住一點,不計其餘,然後就急吼吼地高喊,自己已經發現了真理。
亞當·斯密就屬於這種極少數的大思想家之一,他的兩卷書《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看上去是一個悖論,很多人稱之為亞當·斯密之謎。但如果一個讀者理解了亞當斯密所立足的基督信仰的觀念秩序,就會理解斯密的兩卷書在超越的觀念意義上,是一個不可分開的思想整體。事實上斯密本人更加看重《道德情操論》,一生修改七次。相比之下,斯密對《國富論》的構建,遠遠沒有如《道德情操論》那樣大費周章。
亞當·斯密的思想,主要由三個三一秩序的模型組成:
第一個模型 市場分工模型:生產、消費、看不見的手;
第二個模型 理性經濟人模型:利己、利他、無偏差的旁觀者;
第三個模型 斯密悖論模型:財富、倫理、人的價值。
對於長期生活在專制主義國家的人們而言,斯密的三大模型之中,看不見的手、無偏差的旁觀者、人的價值,這三種要素條件,中國人是完全無法理解的。
亞當·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出生在蘇格蘭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論》。1776年3月出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簡稱《國富論》。此書影響英國、歐洲大陸和美洲,因此世人尊稱亞當·斯密為「現代經濟學之父」和「自由企業的守護神」。
而作為一種關於人的內心秩序的倫理學,由於儒家倫理學傳統在這方面一知半解,所以也導致我們中國人對倫理學一知半解。整全的倫理學必須包含三個知識板塊:為什麼會有倫理學、倫理學所涵蓋的內容、倫理學的實踐。儒家的倫理學僅僅在內容和實踐上略有涉足,但都沒有展開,至於第一種關於倫理學的形而上原因,儒家完全沒有開始。
真正偉大的思想,都是以悖論的方式出現的。因為真正偉大的思想,高於人類習慣性的觀念秩序,以至於人們無法理解。因為只有身處一種悖論狀態,人,也就是那些自以為無所不能的人,才有可能體察到自己的無力、無知和無恥。
比如帕斯卡爾就說過,人是生命的精華,但也是宇宙中的垃圾。這是一個悖論,也是帕斯卡爾的深刻之所在。
比如康德的思想,就是一個悖論。他一方面宣稱,人類在純粹理性的範圍之內,並不需要上帝;然而他又在倫理和美學的意義上,強調必須要有上帝的參與,人必須順服上帝的絕對命令,真正的美,是合乎上帝的創造目的性的,而不是合乎人的本能。
對於人類的想像力而言,耶穌的存在是永恆的悖論。他是全能的上帝,然而他被人類殺死。他以救世主的姿態出現,然而他卻是一個人類意義上的失敗者。他是猶太人的王,卻沒有建立地上的以色列大國。他拆除了舊約的律法主義大廈,卻宣告自己成全了律法。他反覆要求人們一定要學會愛人如己,但同時決絕地指出,這個世界上一個義人也沒有,所有人都有罪。他是歡樂頌,他也是悲劇的誕生。他是最高的,他也是最低的。他既是惟一的神,他也是一個個體的人。耶穌真是一個充滿悖論的耶穌,如果沒有超越性的觀念啟示我們,我們將永遠不可能讀懂他。
是的,在這裡我不只想說,那些沒有信仰體驗的人讀不懂耶穌。事實上我更想說,那些有著清晰的信仰體驗的人,也讀不懂耶穌。這正是我們悲愴的命運,也正是我們期待被耶穌拯救的終極理由。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年5月8日-1992年3月23日),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1974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代表作有《通往奴役之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等。
理解悖論是如此重要。在經濟學的意義上,每個人的存在,和政府的存在,也是一個悖論。一個智慧的人應該學會容納這個悖論,超越這個悖論,然後展開自己的思想。
既要警惕大政府,也要警惕每個人的邪惡。事實上警惕每個人的邪惡比警惕政府可能更重要,因為任何政府都是由人組成的。
如果每個個體的人對自己的無賴屬性有必要的追問和警惕,那麼由這樣的一些人組成的政府,說不定是一個最不壞的政府,說不定具有某種開放式的糾錯能力。
但如果每個個體的人都對自己的無賴假定毫不知情,甚至反過來假定每個個人的權利高於終極的真理,每個人都是一個客觀主義意義上的、自我完善的、超人式的、天使式的存在,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由這樣一群超人的人和天使的人所組成的政府,一定是一個毀滅人類的政府。
大政府主義是把每個人當成豬,自由主義是把每個人當成天使。前者是奴役,後者是毀滅。
所謂保守主義,既是對大政府主義的抵制,也是對每個人的自由主義的抵制。在這種雙重抵制的方法論前提之下,如果一個宣稱保守主義的思想者具有明確而又穩定的保守主義目標,如果這個目標就是真理,那麼他就一定會學習到一種超越性的觀念秩序,從此時此刻的抓住一點不計其餘的局促狀態中抽身而出,成為一個具有開闊境界和批判能力的思想家。
亞當·斯密、哈耶克就是這樣的思想家。是的,哈耶克的思想也是一個悖論,一方面他對極權主義和計劃經濟保持了強大的批判能力,對人的自由權利給予了近似於真理的捍衛,但同時他又對人的普遍的理性自負保持了絕對的警惕。
對小和老師這篇
觀點鮮明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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