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郎理論——農業問題的思考

07-02

(郎咸平推薦)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郎理論——農業問題的思考

本文是針對教授以前演講內容的一些反思，請沒看過教授演講的盡量多看一些再閱讀本文。

農業問題

我個人認為教授在農業問題上保留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大家有沒有一個感覺，政府天天喊要消除城鄉二元化，從某些經濟學家口裡也可以隱約聽到城市是在剝削農村經濟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這裡向農民們深表歉意），再進一步最多就是告訴你城市吸收了本應該在農村裡的金融貸款。但是，我想大家還是搞不清楚，農民到底是怎麼被宰的。而教授只是說了通過提高農產品價格是無法保證農民利益的。再結合教授的製造業6+1理論。我終於能理解農民是怎麼被宰的了。農業生產類似於商品製造，從田地到餐桌整個產業鏈中每個環節價值都是相對固定的。農民只種植糧食，而糧食生產在整個產業鏈中就只值0.85元一斤（去年中儲糧糧食保護價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6124861.html?si=5），其他的利潤都被糧食流通企業吃掉了。而這僅有的0.85元塊錢里扣掉種子、農藥、化肥、農機折舊等固定成本後，利潤所剩無幾。而真正能賺到錢的是糧食流通，也就是中儲糧的經營。我們的城市發展就是通過流通（產業鏈）壓低農產品價格，實現原始積累的。所以說，完全靠提高農產品價格保護農民利益，是不可能的。只有農民參與到糧食流通領域，做6+1的6，才能實現偉大農民的構想。

以下的內容我曾回復在:美國的農業為什麼發達的帖子里,再次拿到這裡是因為我覺得農業問題的思考,是可以參照最為發達的農業國家的做法,當然不能全搬.但是美國對農業的立法值得我們借鑒,而且其做法是不斷的修正和調整的.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也是世界上農業立法對農業保護最大的國家，美國農業立法最大限度的保護美國的私有農業。從美國的立法上看，美國的國家干預政策和對美國農業的保護是不可忽視的。　　在美國的農業法律體系中，除了基本的《農業調整法》，還有一系列的專項法，構成了農業法的完整體系。　　1933年，美國通過的該法是保護農業基礎地位和增加農業收入的重要法律，經過日後的不斷修正和調整，對於實現美國政府的農業政策，有著積極的意義。這些目標和基礎通過該法得以實現：第一，減少政府的開支，不斷增加農戶的收入。第二，加強環境的保護和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建立效益型農業。　　總的說來，美國的農業法對於農業產品市場機制，保護美國的農業，發揮農業法律的作用和影響，走法制化道路有著積極的作用。　　從立法的調整範圍上講，美國農業法的調整範圍包括大體以下幾個範疇：國家對於農業的計劃和宏觀調控，包括國家的農業稅收政策和貿易計劃；國家土地資源的利用和開發及保護，農業的市場經濟和市場管理及計劃。進入1980年代以來，美國的農業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分析原因，除了農業界和法律界的努力和社會的支持以外，美國農業的基礎地位和美國農業的大力發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其中的原因大體分三方面：行政力量的淡化，必須靠法制和經濟手段的調整；農業的基礎地位對於國民經濟起著重要的作用；農產品的市場貿易行為和市場要求必須實行法制經濟。　　1996年，柯林頓總統簽署了《聯邦農業改進和改革法》（《農業自由法》），首次從法律上把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補貼同農產品價格脫鉤，將原來的「價格支持政策」轉變為「固定直接支付政策」，即無論市場價格如何變動，政府對農民的收入支持只能採取固定支付手段。這樣就增加了農民的風險，為降低農民的風險，又導入了「作物收入保險計劃」。自由法規定，從1996到2002年的七年間，政府逐年向農民支付的現金補助將固定不變，不再受農產品價格變動的影響，總金額從1996年的56億美元降至2002年的40億美元，政府對農民的現金補貼總額近360億美元，這一計劃數額大大低於1990至1995年六年間政府對農民的實際現金補貼55億美元。《農業自由法》當時被譽為是自羅斯福新政以來農業政策的重大改革措施。　　後來的情況卻與《農業自由法》所倡導的市場化改革方向完全相反。1996年，美國農業獲得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收入，而且連續三年豐收，穀物生產量和庫存持續增加。但由於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東南亞國家的穀物輸入數量不斷減少，需求驟然放緩，美國穀物市場價格持續下降。1998年9月，小麥、玉米等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都已經跌破了價格支持水平，農業總收入為420億美元，僅相當於1996年的79%，三年之內減少了21%。為提高農民收入，美國政府在1998年以後簽署的一系列農業救濟緊急法案，其中包括一項新的農業政策——市場損失援助，也就是後來的「反周期補貼」的前身，農業支持和補貼規模再次擴大。1996到2002年實際支付的農業現金補貼，遠遠大於法案初期預計的360億美元，僅在1996至2000年五年間美國政府就向農民支付了616億美元的現金補貼，1999年和2000年的支付額均超過了200億美元。　　2002年5月13日布希總統簽署的《2002年農場安全及農村投資法》（以下稱《新農業法》）把以市場化導向為基礎的柯林頓法案一筆勾銷，又將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和支持同農產品價格變動掛鉤，使始於1985年的以減少補貼和市場化為導向的「自由市場農業」改革發生了根本性逆轉。新法案生效期到2007年，共六年。《新農業法》包括十個方面，分別是商品計劃(即對產品的補貼)、生態保護、貿易(指出口補貼)、營養計劃(即食品消費補貼)、信貸、農村發展、森林、能源、雜項等十項內容。在十項補貼支出中，商品計劃補貼居首位，達到了290億美元，佔總增加補貼支出的50%；其次是生態保護，達到了171億美元，新增加補貼支出佔總增加額的30%，兩項合計達80%。　　據美國農業部測算，2002年至2011年，政府補貼農業的資金為1900億美元，比1996年農業法預算增加了約830億美元，平均每年增加190億美元。2002年至2007年六年間，按1996年農業法預算，農業補貼為666億美元，而2002年農業法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519億美元，六年總計達到1185億美元。補貼在美國農業政策史上是很廣泛的。除了對原來的農產品繼續進行補貼外，又把許多農產品增加到新《農業法》的補貼範疇當中，幾乎覆蓋了所有的農產品。　　新《農業法》設立了「營銷援助貸款和貸款差價支付」、「直接支付」或「直接補貼」和「反周期支付」三道保護線，構成嚴密的收入安全保護網。　　第一項補貼——「營銷援助貸款和貸款差價支付」實質上還是老政策延續，不同的是新農業法對各種產品的新貸款率作了調整。與1996年農業法相比，提高了除大豆之外的大部分產品的貸款率。　　第二項補貼——「直接支付」或「直接補貼」，即「不掛鉤補貼」。這項政策也是1996年實行的政策的延續，支付面積和支付單產一經確定便保持不變，與以後每年的生產情況無關，也與市場價格無關。直接支付額為「支付率」與該產品的支付面積和支付單產之乘積。各種農產品的支付率已經在新農業法中明確確定。支付面積是農場基期種植面積的85%。新《農業法》確定的基期面積是1998―2001年四年的平均值，支付單產是指1995年確定的水平。與老《農業法》相比，新《農業法》新增了大豆、花生和其它油料作物，同時提高了原有產品的直接支付率。　　第三項補貼——「反周期支付」是這次新增加的一種補貼方式，是由「市場損失援助」政策演變而來的，其實質是提高農產品的目標價格水平，降低農場主的生產成本，使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單位農產品的反周期支付是由兩個價格之差決定的，一是目標價格（新《農業法》中對各種農產品的目標價格水平作出了明確規定），另一個是有效價格。總體來看，美國農業政策調整和改革的波動性較大，而這種波動性完全是由服務於美國國家利益造成的，但美國農業政策的主基調與歐盟一樣也是「三高農業保護政策體系」。《2002年農場安全及農村投資法》生效期到2007年9月。從2006年初開始，聯邦政府要對其進行評估，以確定2007年以後的新《農業法案》。

我不知道樓主這個觀點和」農場「相比哪個好。農民的知識水平等恐怕都決定了靠他們自己難以做到這點。與此相比，農場可能更好。當然說實話我覺得農戶種植感覺更好，工業化了容易出問題，比如」瘋牛病「之類的問題。以樓主的思路，我做了一個設想。就是農民以村或者更大規模為單位，持股一個農貿公司，聘請職業經理人來經營。也就是用這個公司賣他們種的東西，然後把」6「的利潤重分配一下，不改變」1「的利潤。但這一想法也有問題，因為畢竟人們種植的東西可能不同，種植面積也會變，種植的質量也會不同，所以做到公平再分配又不大可能。當然也可以修改一下，按照收購時的價格來分配「6」的利潤，以「補貼」的名義。這樣做人力成本恐怕是很大的，不知道可行性如何。如果有可行性，恐怕還得政府強力介入。因為如果放開農產品讓其完全私營化的話恐怕會有很多隱患。當然這一設想還有個問題，就是糧食是否適用。因為我國的糧食似乎已經在集中收購了，恐怕不存在「6」那麼多的利潤，這也是我國現在糧價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以上為我個人想法，僅供樓主參考。

我是這樣認為的.農業的本質是什麼?生產食物來滿足人們的需求,當食品供大於求的時候,價格就下降,反之就上升. 現在中國稻穀等主食的情況顯然是供大於求,每年生產的數量都產生大量的庫存;而大豆又是嚴重的產量不足,70%靠進口;西瓜,葡萄每隔一年就會爛市,而同樣是水果的獼猴桃永遠供不應求.這個說明什麼,不是中國生產力不夠,而是缺乏有效的信息傳導機制.國家沒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控制體系.當某種作物可能在未來過剩的情況下,國家應該通過權威的機構發布預警,並通過財政補貼啊減免稅送種子啊等等措施,鼓勵引導農民兄弟種植更能帶來高收益的品種,同時嚴格控制和減少流通環節,提高科研能力,研發高產新品種. 這樣農民兄弟和我們都收益,這才是一本萬利的好事情. 這樣不僅僅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兄弟的生計問題,而且能大幅度提升農業生產力,並解決局部生產過剩和生產嚴重不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