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謎：誰發出的「密殺林彪令」

有人在江蘇省公安廳的檔案里，發現兩封神秘信件：渭公：林彪要篡黨奪權，請速派人去北京，秘見胡服（筆者註：劉少奇的別名）夫人，號召一、二、四方面軍，直取北京，消滅肉體後，報告周總理。 　 　名義上的「欽差大臣」 1966年9月9日，我從瀋陽乘火車到北京，除我們瀋陽軍區三十多人外，還有來自北京、濟南、廣州軍區的同志，共約二百人。人員到齊後，總政副主任劉志堅講話說，中央調部隊同志參加「文化大革命」，到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做記者工作。 領導講話後，「中央文革記者站」負責人徐學增說，我們是「中央文革記者」，到各地是以《解放軍報》記者的名義公開活動，主要任務是觀察「文化大革命」，反映各地情況，向「中央文革」報告。 「中央文革記者站」為我們照相、辦證，我們就算是《解放軍報》記者了，辦公地點設在北京花園村。後來又增加了一批人，他們的身份是《紅旗》雜誌的記者。 早在我們這些「記者」到各地前，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都收到了「中央文革」的通知，今後，將有「中央文革記者」列席黨委常委會。 到達南京第二天，禹福春讓我聯繫列席省委常委會。我用紅機子直接要省委辦公室，接電話的是省委一位姓姚的秘書長。他代表省委領導，對我們表示歡迎，希望我們今後多幫助、多指導。後來聽江蘇省委常委、統戰部長高嘯平說，在我打電話給姚秘書長後，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向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通報「中央文革記者」要參加省委常委會。張平化說，他們也得到了通知。高嘯平後來向我泄露了「天機」，原來，省委要記者列席的常委會，事先都經過「導演」，是專門「表演」給我們看的。　　 　「密殺令」事件 1967年2月的一天深夜，徐學增把我從睡夢中叫起。我來到會議室，見王力和戚本禹已在那裡等候。我看到，王力、戚本禹的神情與往日大不一樣，會議室里瀰漫著一派緊張氣氛。他倆拿出兩封匿名信的影印件，嚴厲質問我：「這兩封信到底是怎麼回事？你知道不知道？」我緊張地接過影印件，看過之後，心裡一塊石頭才落了地。 原來，這兩封信我早在南京就看過。那是1966年12月的一天，高嘯平說，有人在江蘇省公安廳的檔案里，發現兩封神秘信件。信紙是老式的豎寫紅格宣紙，上面寫著流利的毛筆字。我記得，那封信的大意是：渭公：林彪要篡黨奪權，請速派人去北京，秘見胡服（筆者註：劉少奇的別名）夫人，號召一、二、四方面軍，直取北京，消滅肉體後，報告周總理。 關於這封信的來歷，有人似乎十分肯定地認為，能寫這封信的，在江蘇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江渭清的小舅子，一個是南京軍區副司令員郭化若。當時，我們曾將上述情況寫成簡報，上報「中央文革記者站」。「密殺令」事件發生後，一些莫須有的傳聞在南京上層不脛而走，比如：有人說，江渭清接到信後，曾在省委常委會上說，我們這些老幹部跟毛主席沒有問題，但是，林彪有沒有宗派情緒不一定。據高嘯平說，江渭清就這一事件，曾親自複信讓轉給黨中央。 戚本禹嚴厲地問我們：這麼重要的事情，為什麼不報告？接著，戚本禹問我：「你回北京幹什麼？是誰讓你回北京的？」我如實回答說：「是周總理讓我來北京，向他和譚副總理彙報江蘇奪權問題。」 聽完我的回答，戚本禹顯得非常不滿，既像對我，又像對王力說道：「今後，江蘇的問題不要向他們彙報，江蘇問題我們得接過來。」 聽了戚本禹的話，我非常吃驚。我第一次感到，在他們看來，中央並不是一條線、一個陣營。既然如此，我作為中央派出去的工作人員，今後到底聽誰的呢？我覺得，有些事情我必須解釋一下，我對王力和戚本禹說：「是總理找我們彙報的，我乘許世友司令員派的飛機來京，到北京的活動都是"中央文革記者站』安排，到中南海和人民大會堂接受譚震林副總理和周總理的召見，"中央文革記者站』的負責人都知道。」我的意思很明顯，我作為黨員，周總理和譚副總理讓我彙報情況，我必須忠實執行。 「密殺令」事件一直是不解之謎，直到我離開南京，也沒調查清楚。 （《舊聞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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