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6期·【史學研究】從「方外之地」到「列為諸侯」——漢初士人的「南越國」認知

內容提要：西漢王朝建立初期，面臨「北胡南越」夾擊的局面，儘管漢廷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經營「南越」的策略，但在文獻資訊缺乏與「夷夏之變」觀念的影響下，中原士人對國境以南的趙越政權認識相當有限。他們將先秦文獻中關於「南方之越」的敘述，轉化為對「南越國」的想像，將之視作偏居漲海之濱的蠻荒之地。漢武帝時期，平定南越戰役結束後，「嶺海越地」納入漢帝國疆域，漢初士人筆下的「南越國」形象隨之發生變化，由「方外之地」，轉換為「大一統」敘述結構下與中央王朝對抗的「諸侯之國」。

關鍵詞：西漢南越士人認知

作者簡介：楊新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暨南史學》2015年第2期。

致謝：感謝作者授權平台發布此文！

本期值班編輯：孟桐

成書於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前後的《淮南子》，論及秦統一六國後征討南越時，指出秦皇為「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不惜「伏屍流血數十萬」，遣五路大軍，揮兵南進，「與越人戰」。後越人「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歷經「三年不解甲弛弩」，統帥之一「尉屠睢」被殺，後終由任囂、趙佗完成秦帝國定平嶺南之功業。且不論《淮南子》作者劉安及其幕下士客這段秦伐越苦的記錄是否有抑舊媚新之意，單就內中有「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越人「入叢薄中，與禽獸處」等句，提示了在劉安等「中國」士人的認知中，此時南越一帶雖經趙氏政權經營數十年，與西漢王朝多「剖符通使」，但恐怕也不過是多產奇貨異寶，偏居漲海之濱的化外蠻荒之地。

與此同時，成書晚於《淮南子》，即完成於武帝平定南越後之徵和三年（公元前90年）前後的《太史公書》，無論言及秦伐南越亦或漢與南越交攻時，絕少關於越地多「珠璣利」、越人「與禽獸處」等字句。即便有「居蠻夷中久」等記敘，卻也是司馬遷「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網路天下放失舊文」而對趙佗自述的直接輯錄，非著書者本人之意。事實上，檢諸相關文獻，從敘述結構來看，司馬氏就南越以及西漢王朝與南越關係相關問題的記載，基本屬「述而不作」式的一般性描寫。

儘管如此，太史公對上述問題卻並非沒有看法。在談及漢高祖初「定天下」後「釋佗弗誅」時，太史公評論到，此系「中國勞苦」，不得已而為之。稍後其又在記錄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武帝征伐南越時，引用漢武帝諭詔言到，漢伐南越系因「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故「天子微，諸侯力政」，必出兵「討賊」。較之劉安等人的看法，太史公更願意將南越「比漢諸侯」，從為西漢王朝稽「成敗興壞之理」的角度，論述相關問題，而非將之簡單視作化外不毛之地。

對此後來者不禁要問，同在世宗一朝，前後相距時間不長，劉安、司馬遷兩方對同一問題的表述、立論何以如此大相徑庭？這是否代表了西漢初年中原王朝士人對帝國南部邊疆的兩種不同認知？換言之，西漢初年，中原王朝士人對南越國之體認到底如何？是否能簡單地從「後見之明」的角度出發，將之歸為西漢王朝「羈縻不絕」的「荒服」之地，或視之為劉漢帝國「諸侯」、「外臣」名義下割據一方的「獨立政權」？值得重新思考。

一、文獻缺失與觀念預設：「南越」與「越」難分

據有關研究可知，從商周時期始，大部分活動於屬現今南部中國範圍內的人群，被居住在黃河流域的先民劃歸入「苗蠻」系統之中。到春秋戰國時期，「自勾踐強大而越名始著」，作為他稱的「越」從與「先楚」關係更為密切的「苗蠻」表述系統中劃分出來，被華夏社會用來泛指生活在東南沿海及南部山地之「南方民族」。此後中原士人有關「越」之文獻記錄隨之出現。而從這一時期相關文獻對「越」之記敘來看，在此類典籍的作者筆下，「揚漢之南」的「百越」，多被描述為「雕題交趾，有不食火者」的「無君之國」。他們在中原士人看來，所起的作用僅是「西面正北方」貢獻方物「海蛤」、「文辱」、「玄貝」等，以「賓服」於中原諸國。

與此同時，無論是成書於西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前後之《淮南子》一書中南越地多「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等「異物」之記載，還是早在呂后五年（公元前183年）呂氏家族頒布的「禁南越關市」政令中「別異蠻夷」之態度，皆與上引《逸周書》、《呂氏春秋》等先秦文書中描寫的「揚漢之南，百越之際」的表述結構何其相似。可見，西漢初年尚存先秦典籍對那時一般士人乃至漢帝國高層有關南越問題觀念形塑的影響。

那麼為何西漢初年一般士人關於南越問題的認知，與產生於周秦易代之際的典籍中所載之「越」之形象如此接近？這很可能與此前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居住在黃河流域一帶的先民，受囿於活動範圍的限制，以及交通往來不便等問題的影響，對地處千里之外嶺表等地人群的了解非常模糊有關。

儘管已出土考古材料顯示，或可能早於商周時代，中原地區便與嶺南交廣等地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互動。而稍後流行的顓頊「南至於交趾」、堯「申命羲叔，宅南交」、舜葬於「蒼梧之野」等傳說，也提示了那時中原文明對粵江流域文化的浸染。不過，這樣的互通交往程度無疑非常低下，雙方能夠獲取的直接、有效的信息實際相當有限。遲至春秋戰國時期，「南越有邑」的說法，方才見諸中原士人所撰之相關文獻中，便是這一問題的反映。

而從目前所見材料來看，華夏社會能夠第一次直接獲取嶺南地區情況的時機應出現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公元前219至218年前後，完成統一未久的秦帝國便發動了對南越等地的征伐戰爭。很可能因為這次戰爭，秦帝國直接獲得了有關南越地區的部分情報。這從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並任命任囂為「南海尉」、趙佗為「龍川令」，正式將南越等地納入帝國治理結構中可知。此後，秦始皇又數次「謫治獄吏不直者」至「南越地」。遲至「陳勝吳廣發矣」前「不一年」（即公元前210年）前後，任囂、趙佗等亦還在上書「求女無夫家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而「秦皇帝」亦「可其萬五千人」。足見當日中原地區與南越等地互動往來之密切。

不過縱然如此，有秦一代，中央王朝對南越地區的實際統治力與認知力卻相當有限。就在陳勝吳廣事發前後，手握專制一方大權的任囂即為「王越計」著手策劃，準備據嶺而守。而繼任「東南一尉」的趙佗，更是在「豪傑叛秦」、「中國擾亂」的局面下，迅速稱王自立，這無疑從反面說明，秦帝國中央對「道里遼遠」、舊有勢力強大的南越等地的鞭長莫及。因此，即使通過征伐戰爭與初步的地方行政架構建設，秦帝國中央或許能夠部分獲得南越地區的相關訊息，但由於無法對其進行直接、有效經營，這類訊息勢必相當有限與散碎。這恐怕是先秦、秦代有關南越問題文書簡帛缺乏的重要誘因之一，亦成為西漢初年，始建未久的中原王朝難以摸清嶺南相關情況的重要阻礙之一。

事實上，由於此前有關南越地區文獻的缺失，而公元前204年前後，趙佗借口嶺北紊亂，「盜兵且至」，遂「絕道聚兵自守」，建立南越國，隔斷與中原地區交通來往。而七年楚漢征戰，精力主要集中於關中、山東一帶，這導致公元前202年西漢帝國建立時，劉漢集團實際對偏居嶺表的趙越政權之認識非常欠缺。此後，儘管從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委派陸賈出使南越，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武帝下令韓千秋、樛樂平呂嘉亂，西漢中央王朝一直與南越國互通有無，並試圖收集有關南越地區的各類信息。但從其間呂后盲目頒布「禁南越關市」政令，激怒趙佗，「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以及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在處理南越國內附問題上的失誤，可知即便經過高祖以降八十餘年的來往，地處關中平原的西漢帝國中央對嶺南問題雖已有一定了解，但認識依然極為有限。

因此，可以認為源於有關趙氏政權資訊的貧乏，至少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武帝以「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平定南越前，中原王朝對帝國南疆的知識儲備極為不足。這亦導致此段時期以前，主要生活在關中地區的西漢王朝士人想要對交廣等地有所理解，很大程度上勢必只能更多從漢廷與南越國使節為數不多的幾次接觸，以及在可以參閱的先秦時代存留下來的有關「越」（非單指「南越」）之文獻中去追索。

當然，如果說稍前典籍缺乏，對「南越」問題的認知不足，使西漢初年中原士人很容易將先秦文獻中關於「越」之敘述轉化為對「南越」問題之想像的話。那麼先秦以降發軔的「夷夏之別」的觀念，經漢初雜揉如「黃老之學」後，到武帝初年董仲舒提出「大一統」學說，把外攘無君「四夷」、使「天下率服」與「以德懷遠，說德歸誼」作為中原王朝「羈縻」邊疆的內在追求，則更是加深了漢初士人的上述看法。而將中原王朝「武功」尚未波及的南越，視為「聲教不及」、多產「犀角、象齒、翡翠、珠璣」利之「禽獸」處，正是此類理念支配下的具體體現。

是故，西漢初年尚存的先秦時期華夏社會關於「越」地之記載，以及春秋戰國以來中原文明正在形成的「大一統」王朝邊疆羈縻論，無疑從學術與思想認知的延續上，影響了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前漢帝國士大夫對南越國的記敘與想像。這亦是何以遲至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前後，作為藏書大家的劉安尚在其編纂的《淮南子》一書中將嶺南交廣地視作多產奇貨異寶、朝貢絡繹不絕的蠻荒之地的重要誘因之一。

二、重「胡」輕「越」：相對忽視「南越」的時代語境

誠如上章所言，文獻缺乏與觀念的預設，從認知層面致使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前西漢王朝士人將已由河北趙氏建立政權的南越等地，仍然描繪為「非有城郭邑里」，且「蝮蛇蠚生，疾癘多作」與「中國」有別的化外之鄉。與此同時，中原劉氏王朝建立後未久面臨的內外交困局面，特別是其對包括趙越集團在內的周邊政權之策略與關係，則可能從現實情境的層面，限制了那時一般士人擴充對南越問題認知視野的機會，進而影響了他們對此類議題的判斷。

受戰亂之影響，「漢興」以來，「接秦之敝」，國力衰微、經濟破敗，「民失作業，而大饑饉」，以致出現「民相食」、「天子不能具醇駟」等困境。與此同時，從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始，至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盧綰北入匈奴，楚漢爭戰期間，被劉邦冊封為王，勢力「誇州兼郡」，雄踞一方的異姓將領，先後倒戈相向，發動叛亂。

因此，西漢初年，劉漢政權的當務之急是休養生息，恢復社會經濟，剪除異性諸侯王，強化中央權勢。即便漢廷此時縱然有經營處置「北胡南越」的整體考慮，但現實情勢的限制，使劉邦在對待對漠北「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的匈奴與嶺南「異夢離心」的趙越集團時，不得不採納陸賈以秦為鑒、「無為而治」的策略，僅是徒封韓王信、衡山王吳芮於太原、臨湘（今長沙）分別予以牽制。

西漢王朝始對「北胡南越」態度發生重大轉變當在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劉邦兵敗白登山後。自知徹底無力「武服」天下，劉邦一方面接受劉敬「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的建議，與匈奴「結和親約」。另一方面，稍後不久，又派陸賈出使南越，希圖使趙佗「和輯百越，毋為南邊患害」。

儘管既往研究以「王朝一統」的視角肯定了陸賈出使南越的功績，並認為其對漢帝國安治南部邊境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從陸賈會見趙佗時，對「中國人」出身的趙佗「棄冠帶」、從「魋髻」等越俗的反感與不恥；以及漢廷中央發出立趙佗為南越王詔，內中尚強調粵人俗「好相攻擊」，趙佗「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不耗減」等語，可知通過陸賈訪越，西漢帝國雖對南越情勢已有了初步認識，但既存周秦文獻中「居高臨下」、視越人為域外蠻夷「他者」之觀念猶然可見。

由於陸賈出使南越的行動，屬漢越雙方初次接觸。如果說這之前，囿於趙越政權「負山阻海」，自立於千里之外，劉漢集團士人對其缺乏了解的話。那麼此後，漢初士人在明知南越國不但「頗有中國人輔助」、且實為「中國人」掌控的情況下，仍然以自詡「中州」的立場，將之視作「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一方面當然是受典籍匱乏與觀念先入為主的影響。但另一方面，漢初以來，「北胡南越」中「北胡」一方氣焰日盛，無論漢廷中央或是一般士人，將主要精力聚焦於漸成「心腹之患」的匈奴，對偏安嶺海、難敢輕開「邊釁」的南越，未引起足夠重視，可能亦是漢初士人固守陳見的重要誘因。這也從漢越交往後，漢廷中央對「北胡南越」之不同處理態度中可得以「窺視」。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就在南越趙氏向漢王朝「稱臣奉貢」後未久，日益「浸驕」的冒頓單于致書呂后，不但公然宣稱：「數至邊境，願游中國」，對漢王朝進行威脅與恫嚇。且以「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等侮慢之辭，戲弄與羞辱劉漢皇室。儘管震怒之下，呂后欲「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但經季布等從中力諫，考慮到並無必勝的把握，呂后決定忍氣吞聲，向冒頓獻馬，繼續與之「和親」。

與此同時，呂后在處理同屬「異邦」的南越問題上，卻表現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呂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春，「以有司請禁絕南越關市，金鐵、田器，及馬、羊、牛、畜毋得市以牝，著令於邊」，頒布「別異蠻夷，隔絕器物」令。聞訊後的趙佗先後派遣「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入朝謝過」，請求改變政策。呂后非但扣留了三位使者，更是公開宣布與南越國斷絕「蕃臣」關係。

有研究指出，呂氏集團掌權後與南越國絕交，或可能關涉其「以呂代劉」後「宣威攏權」等問題。誠然，呂后專政，大封諸呂為王，有違高祖定下的「非劉氏不得王者」之「白馬之誓」，因此，與趙越政權禁邊、斷交，有助於籠絡早就覬覦於嶺南三郡的異姓長沙王國，擴大呂氏集團的統治基礎，同時也是其向內外各方立威之絕好機會。不過，考慮到較之匈奴，南越趙氏政權從實力上說，尚不足對西漢王朝構成威脅，呂后這一「宣威攏權」的行動，多少有「欺軟怕硬」的嫌疑，這從側面也表明了漢王朝內部對南越問題的「輕視」。

公元前179年，呂后去世，陳平、周勃等誅滅「欲發亂關中」的呂祿、呂產，迎立代王劉恆即位。就在文帝初登大寶後未久，趙佗通過遺書駐守長沙國的隆慮侯周灶，希圖「與漢和」。對此，西漢王朝中央迅速作出反應，不但「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解除其「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的疑慮，同時罷免屯駐長沙國的「將軍博陽侯」，並派遣年過古稀的陸賈再次出使南越，賜書趙佗表示「服嶺以南，王自治之」。此後，趙越政權遂「去帝制黃屋左纛」、「復故號」，漢越雙方「通使如故」。

西漢王室之所以急於調整對南越方面的態度，固然與劉恆以「代來即位」，希望告諭諸侯四夷，以期宣化「盛德」有關。但更為關鍵的是，文帝即位後，匈奴數次侵擾西漢帝國北境，在無力同時應付北胡南越「兩勁」的情況下，及時修好與「非敢有害於天下」的趙氏集團的關係，可使漢廷集中力量抗擊「北胡」，免去「背腹受敵」之憂。這一方面當然顯示了劉恆「賢天子繼出」的務實，另一方面卻也反提示了較之盛氣驕橫的「北胡」，「南越」在漢人認知中「綿力薄材」，不甚重要的地位。

事實上，從孝文帝以「兵，兇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為由，否決將軍陳武提出征伐南越的計劃，與趙佗「結和通使，且無議軍」始，至建元五年（前136年）趙眜上書請「天子詔」干預兩越紛爭，漢武帝派「兩將軍往討閩越」，事後又令唐蒙、嚴助「諭意風指」南越，趙眜遂「遣太子嬰齊入宿衛」，漢越雙方關係發生微妙變化止。由於幾十年來帝國南部邊疆向無戰事，天子之兵未嘗「入其地也」，漢廷朝野有關對外問題處理之認識，無論是「修文而和親」，或是「用武而克伐」，僅關乎「北胡」，而少涉及「南越」，這也反證了漢初士人對「南越」問題的相對「忽略」。

當然，漢廷與漢初士人認知上對「南越」問題相對不甚重視的態度，卻並非表明漢廷中央對帝國南疆的「趙越政權」全然「坐視不顧」，缺乏整體上之經營策略。至漢高祖時以南海、桂林、象郡「遙虛奪以封芮」，到呂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趙佗「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打長沙國「敗數縣」，呂后下令「削佗前封南越王爵」，並遣漢將「隆慮侯周灶、博陽侯陳濞同率兵來討」。西漢初年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漢皇室軍事上一直有將「嶺海越地」建構入帝國範疇之考慮。即便到漢文帝時期，西漢王朝困擾於「北胡」強勁，不得不與南越方面重修舊好，漢越雙方仍在邊境地區各屯以重兵。可知漢帝國力圖經營南方，將之歸為「王土」之整體策略未曾發生重大變化。

因此，可以認為，西漢初年，劉漢王朝面臨「北胡南越」夾擊的形勢，儘管西漢幾代帝君總體上制定了一系列經驗「南越」問題之策略，而漢越雙方軍事上長期的緊張對峙的關係，或許也使漢廷朝野獲取了更多有關「南越」問題的訊息。然而較之北方草原游牧集團的嚴重威脅，由於實力上之限制，地處南疆的趙越集團在漢帝國對外軍政「差序格局」中相對次要的地位，致使漢廷朝野各方，尤其是一般士人將關注焦點集中於大漠以北的匈奴政權，無力亦無太多機會認識與了解五嶺以南的「煙瘴之地」。這是何以遲至遲至建元年間，漢廷中央及一般士人已通過陸賈的兩次出使南越，獲悉南越實為「中州」之人治理、掌控的情況下，對「南越」情勢最為熟悉的淮南王劉安，尚有將之視作民多「斷髮文身」、不服「冠帶」、「不受正朔」的「方外之地」的另一重要誘因。

三、識隨勢變：從方外之「越」到諸侯「南越」

史載，漢武帝繼位後，由於經過「漢興七十餘年間」休養生息，「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西漢王朝國力大增。隨著北方匈奴問題的逐步解決，意欲使「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的劉徹，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名為外臣，實一州之主」的南越國。

建元六年（前135年），「閩越王鄒郢欲廣已所封地」，以南越國主趙眜新立，遂「舉兵侵南越邊邑。」趙眜為此上書漢廷中央，以「兩越俱為藩臣，毋須擅興兵相攻擊」為由請，漢廷出面調停。早有經營南方之意的漢武帝，以「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不顧劉安等人勸諫，派「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擊東越，導致閩越政權內部分化，「閩越王弟余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是役後，漢武帝「命中大夫嚴助以處分閩越事諭南越」。為此，南越國主趙眜不得不「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而漢廷中央也很可能通過「寄居長安」的趙嬰齊，加深了對「南越」問題的了解。

與此同時，「大行王恢」亦以「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出使南越的唐蒙因無意間在番禺食到「蜀枸醬」，發現了「浮船牂柯江」至「番禺城」下的水道。他據此上書朝廷，以為「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拓展了中原漢人有關帝國南疆的輿地知識，為漢武帝伐越提供了相應的地理信息。

而到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了解到「習水戰」對征伐南方諸越重要的漢武帝，又下令「發謫吏穿昆明池」以訓練樓船。劉漢集團的上述行動表明，較之漢高祖、文景時代，西漢中央政府在漢武帝登基後，不但對南越問題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同時在對南越問題的總體策略上亦從漢文帝以來之安撫、防備為主，向戰備、征伐方面轉變。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考慮到，漢武帝並未在建元六年（前135年）趁出兵閩粵之際解決南越問題，系因匈奴問題受到牽累，以及遲至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經衛青、霍去病率大軍深入出擊漠北，匈奴最終「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西漢王朝「心腹之患」才基本消除。可知劉徹執政前期，即便漢廷中央較之稍前已從軍備的角度留意「南越」問題，並獲取了較此前更為豐富的資訊，但其對外關注之重心仍在國境以北的草原游牧集團。漢王朝一般士人對「南越」問題之認知，較之從前恐怕並無太大變化。

西漢士人對南越問題認知發生重大轉變應出現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漢帝國以「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為名，起「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大規模發動對南越政權的王朝征伐戰爭以後。由於南越軍隊「據險以守」，戰事進行得非常慘烈。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番禺城降，呂嘉、趙建德被擒，戰爭才始告結束。而這場持續一載的兵燹，也使處身中原的一般士大夫將目光投向了遙遠的南方。史學巨擘司馬遷依憑當日「石室金匱」中的檔案文書，對戰事作了詳盡的記敘，便從反面提示了那時漢王朝內部各方對「南越」問題的注目。

漢軍平定趙越集團後，漢廷中央「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個「初郡」，委以「南方吏卒」直接治理之。王朝權力進入南越「舊疆」核心區域，並未受到太多抵制，不但使漢人更易獲取「南越」問題的有關信息，也很可能使西漢士人意識到，趙氏政權治理下的南越國，雖「百越雜處」，趙姓王室也頗以「蠻夷大長老」自居，但至少在趙越政權能夠實際掌控的地區，其治理「甚有文理」，與中原情勢非常接近，並非想像中的「異域」。

因此，無論較之呂后等「別異蠻夷」的態度，或是劉安等視之為多產珠璣寶貨的禽獸蠻荒之處，成書於漢越戰爭結束後的《太史公書》，將「尉佗之王」的南越國，描述為「遭漢初定，列為諸侯」，與作為「方外之地」的「南方之越」作了有效分離。一方面，這固然得益漢武帝權力逐漸穩固，「黃老、刑名之言」相繼被罷黜，大一統學說進居主流。司馬遷將此前名為「外臣」，實則「外國」的南越，撰述為「天子勿誅」、「列為諸侯」，滿足了胸懷天下，卻因先祖式微，「釋佗勿誅」，而抱有遺憾的劉徹對帝國南方想像的需要。

但另一方面，南越地方納入帝國治理結構中，現實情境的變化，就修正了漢初士人的觀念而言，無疑起到了更為直接的效用。此後，在漢代士人認知中，作為南越國都番禺等地，雖仍被視作「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之處，但因其「盡滅已為郡」，中州「清淑之氣」傳入，而不再是「無嫁娶禮法」的蠻荒之所，已然成為「王教所及」的「都會」。至於那「人如禽獸，長幼無別」的「南方之越」的地理範疇，則被漢代士人轉移到了南越國尚存之日也較難直接治理的交趾、海南等地了。

四、結語

清人梁廷枏在《南越五主傳》中論及趙佗初見陸賈，以「椎結箕踞」禮待之時，認為趙佗此舉並非「夜郎自大」，實則慮漢之「不能容，邊關之不足恃」，故「外乎蠻夷，示無遠大志，俾漢之君臣荒陋置之」。梁廷枏的論評，雖主要關涉趙越一方對漢廷的態度，但從另一面卻也提示了漢興以來，漢越雙方「外有君臣之名，內則敵國之實」的緊張對峙關係。然而，就那時的漢廷中央及其一般士人而言，儘管已視「南越」為對手方，但由於面臨「北胡南越」、「中國勞苦」的內外交困局面，尤其是「北胡」一方氣焰日盛，他們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漸成「心腹之患」的匈奴，於是相對忽略了「無遠大志」、「慮漢不容」的「南越」。

因而，縱容通過陸賈、嚴助、唐蒙等出使南越的行動，以及漢初以來，漢廷中央與南越、閩越等政權的幾次戰爭，劉漢集團幾代帝君已制定了一系列經營帝國南方的策略，一般士人已對帝國南方情勢有所了解。但在相關文獻缺失的情況下，漢廷朝野受先入為主觀念的影響，把前代典籍中關於「南方之越」，「西面正北方」，貢獻方物「海蛤」、「文辱」、「玄貝」，以「賓服」於中原的認識，轉化為對「南越國」的想像。這是何以遲至建元年間，漢越王朝戰爭爆發前，在明知趙越政權為「中縣之人」所治轄的情況下，對南越問題最為了解的淮南王劉安等人尚將南越等地視作多產奇貨異寶，偏居漲海之濱的化外蠻荒之處的重要原因。

漢武帝時期，隨著帝國北疆匈奴問題的徹底解決，「南越」問題逐步受到漢廷朝野關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通過發動對趙越政權的征伐戰爭，「嶺海越地」正式納入西漢帝國疆域。此後，漢廷中央與一般士人筆下，趙姓王室治理下的南越政權，作為「天子微，諸侯力政」情勢下「反叛」的結果，已然被納入王朝「大一統」的敘述結構之下，不再將之與作為蠻荒之所、不服聲教的「南方之越」混為一談。這類認知的出現，固然是漢武帝時代，由黃老學說「無為而治」到「以德化之」、「天下萬國莫敢不悉靖共職受命」思想嬗變的反映，但更與西漢帝國王朝權力全面進入南越國「舊疆」核心區域不無關係。

而漢初士人對「南越國」從「方外之地」到「列為諸侯」認知的轉變，一方面表明自西漢立國始，到漢武帝元鼎年間，無論漢廷中央或一般士人對南越國之整體認知，隨時勢之變化而轉換，並非鐵板一塊，固化不變。任何簡單、封閉式之結論，不足以說明這一複雜的「新陳代謝」過程。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後來者，歷史面向的繁複多歧，歷史研究知時論勢的重要。

（本文曾提交第九屆「歷史學前沿論壇」，得到重慶師範大學李禹階教授、南京大學成祖明副教授、江西師範大學王剛副教授等先生的批評與指正。論文寫作亦蒙導師姜義華教授的悉心指導，特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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