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哲學對科學的作用

　　科學與哲學的關係，一向是科學技術哲學這門學科或研究領域的核心內容之一。隨著時代的演進，我們應當對科學與哲學的關係不斷進行反思，以期以此為切入點，不斷把科學技術哲學的研究推向前進。科學與哲學的關係包括哲學對科學的作用和科學對哲學的作用等多項內容。本文僅就哲學對科學的作用的有關問題，略陳些許陋見。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理論自然科學離不開理論思維，尤其是辯證法的幫助；只有辯證法「才能為自然界中所發生的發展過程，為自然界中的普遍聯繫，為從一個研究領域到另一個領域的過渡提供類比，並從而提供說明方法」（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6頁。）； 辯證法「為理論自然科學本身所建立起來的理論提供了一個準則」（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6頁。）；「不管自然科學家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於：他們是願意受某種壞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願意受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支配」（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3頁。）。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上述觀點有三個要點：其一，科學研究尤其理論自然科學研究，離不開辯證法的幫助；其二，辯證法對科學研究作用的性質是提供方法、準則，甚或是支配性的；其三，辯證法之所以對科學研究有重要作用，基本的原因是：（1 ）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自然過程具有不可抗拒的辯證性質，即自然界的事物和過程是普遍聯繫和永恆發展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具有高度的辯證意識，才能更有效地研究自然界；（2）自然科學研究所運用的範疇充滿了辯證屬性。 即這些範疇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流動性的。對立的範疇往往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並沒有絕對分明的界限；（3）自然科學的某些研究， 往往可以從哲學史上關於外在世界普遍聯繫的某些見解，即具有辯證觀點的命題那裡，受到啟發。如古希臘的原子論哲學對於道爾頓的原子論研究、笛卡爾的運動原理對於能量守恆原理的研究等等，都是有巨大啟發意義的；（4）自然科學研究中某些壞哲學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亂和紛擾， 運用辯證法的武器可以有效地予以抵抗和清除。例如經驗主義和形而上學思潮經常侵蝕科技隊伍，如果科學家能自覺地學習辯證法就可以有效地消除這些壞哲學的消極影響。

　　長期以來，上述觀點構成了包括我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思想界和理論界關於哲學在科學研究中作用問題上的基本認識框架。每當談及哲學在科學研究中作用的時候，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上述觀點總是頻頻被引用的。

　　然而，就我國理論界的情況看，關於哲學在科學研究中的作用問題，也還是有不同聲音的。例如，前幾年，自然辯證法和哲學界曾進行過一場有關這個問題的全國性討論。討論中雙方觀點的分歧和對峙相當尖銳。基於這種情況，我們有必要認真反思上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以期端正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認識。

　　一、哲學對科學是否有作用？

　　不少的人，尤其是一些科學家，有一種厭棄哲學的傾向。認為哲學對科學沒有用，持一種「哲學無用論」。可以說，自從自然科學誕生以來，「哲學無用論」就有一定的市場。某些「哲學無用論」者甚至認為，倘若承認哲學對自然科學有作用，就會束縛自然科學，會限制科學家的自由思想，因而往往對哲學採取一種十分蔑視的態度。其實，「哲學無用論」是不能成立的。原因是，哲學與科學之間所存在的一般與特殊的關係，決定了哲學與科學不能分離，以及二者之間一定存在相互制約和相互作用。

　　當然，不少的科學家持「哲學無用論」是毫不奇怪的。因為，在科學上，對於那些不太關心本門科學理論基礎的、僅只做些零星貢獻和在應用方向上工作的一部分科學家說來，哲學與他們工作的關係並不太直接，哲學的重要性也不太顯著。正如一位物理學家所說，普通工人不一定要懂牛頓三定律，可一流工程師必須精通物理學理論；同樣地，普通科學家不太懂哲學，也能做出一定成果來；然而欲做出重大成就的科學家，則一定要熟悉哲學。

　　二、對科學有作用的是否僅有馬克思主義哲學？

　　原則上說，任何成一家之言的哲學都會或可能會對科學起作用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實際也承認，即便是壞哲學、錯誤的哲學也會對科學起作用。更進一步說，也並非只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才對科學起積極作用。在一定的條件下，其他各種各樣的非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可能起積極作用。從理論上說，這是因為非馬克思主義哲學往往各有自己存在的根據和合理成份，馬克思主義不能囊括所有的真理。只要含有真理的成份，就可能對科學起積極的作用；從事實上說，在科研第一線工作的科學家也真實地感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哲學對他們研究工作的有力作用。如，愛因斯坦一方面承認科學沒有哲學認識論，就是原始的、混亂的東西；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科學家「感激地接受認識論的概念分析；但是，經驗事實給他規定的外部條件，不容許他在構造他的概念世界時過分拘泥於一種認識論體系。」（註：《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480頁。）愛因斯坦這段話，除了現身說法， 從事實上證明科學研究選擇哲學具有多元性以外，還表明，科學家選擇哲學不是從現有的哲學體系出發，而是立足於經驗事實，受經驗事實的制約。科學家所遇到的經驗事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支配了他的哲學取向；經驗事實的無比豐富性和多樣性，決定了科學對哲學選擇的多元性和多樣性。

三、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否無條件地對科學起積極作用？

　　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哲學對科學起作用，需要許多中介因素，是有條件的。我們可以認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確性，但無法保證中介因素和條件無一例外的正確性。例如，把哲學應用於科學研究，首先需要科學研究者對所運用的哲學觀點和理論有一個起碼的正確理解。其次，要對某一哲學觀點或理論運用特定對象時的邊界條件有一個全面和清醒的認識。文革時期，盛行一時的「代替論」，要求科學家在從事科學研究時，從幾條抽象的哲學原則出發，把整個研究進程套進一些抽象的哲學公式，並且用哲學的結論代替具體的科學結論，這就完全忽略和抹煞了哲學應用於科學時的複雜的邊界條件，結果嚴重阻礙了科學的發展。

　　四、哲學對科學作用的性質是什麼？

　　在哲學對科學作用的問題上，我國長期以來十分流行的觀點是：哲學對於科學具有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作用。當然，這裡的哲學，一般是指馬克思主義哲學。前些年，部分學者對這種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針對「指導」論提出了著名的「辯護」論。他們認為，就哲學對自然科學的作用來說，哲學家的主要任務在於為自然科學家提供適應自然科學發展的思維工具。哲學沒有裁判科學的資格，而為科學的進步作辯護，倒應該是它的神聖義務。所謂哲學的辯護任務，主要包括：

　　（1）凡是有實驗事實作根據的科學理論， 不論它與哪種哲學的信條相衝突，哲學家都應當為它辯護，並論證它們無罪。

　　（2）凡是按一定科學程序提出的假說， 即使它與某種哲學觀念不一致，也要為它的生存權利辯護，論證它的「合法」地位。

　　（3）當科學由於和某種意識形態相衝突而受到不公正的指責時， 哲學家應挺身而出為之辯護。

　　（4）當科學因觸犯某個權勢集團的利益而受到壓制和摧殘時， 哲學家同樣要挺身而出為之辯護。

　　（5）當一種新科學不被公眾正確理解時， 哲學家要努力清除傳統文化心理背景的障礙，為它的正常發展開闢道路。

　　（6）當由於科學成果被濫用從而損害科學的聲譽時， 哲學家要維護科學家的榮譽。

　　（7）當某個科學理論的局限性被發現而引起某種反科學思潮時， 哲學家要為科學的合理性辯護。如此等等。

　　從根本上看，「辯護」論和「指導」論之爭，涉及的中心問題有二：一是如何看待我國過去所發生的哲學粗暴干涉自然科學研究的現象與』指導」論的聯繫？二是究竟如何理解哲學對自然科學作用的性質？

首先分析一下第一個問題。

　　文化大革命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確實曾經發生過同前蘇聯類似的哲學粗暴干涉科學的現象。這一現象發生的根源固然與我國曾一度發生過的政治路線上「左」的錯誤等因素大有關聯，關鍵是，它與「指導」論有沒有關係？須知在發生哲學粗暴干涉科學的時候，作崇者正是把「指導」論作為主要理論根據來看待的。他們一方面把哲學命題作為科學命題的邏輯前提看待，不顧哲學與科學層次和本質上的差異，硬在哲學命題和科學命題之間建立莫須有的直接邏輯演繹關係；另一方面，又把哲學意識形態化，和政治直接連接起來，從而使哲學成為科學的審判官，並使這種審判帶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凡是不符合哲學現有命題的科學成果，統統視為錯誤的和政治上反動的，如果從這點看，在哲學粗暴干涉科學問題上，「指導」論是不能完全擺脫干係的，至少是被作為了某種有用的工具。

　　為什麼「指導」論能被作為粗暴干涉的工具？關鍵在於「指導」可作不同的理解。「指導」可以被理解為類似先生「指導」學生、政策和法規「指導」民眾意義上的「指導」，這是「強」理解；「指導」也可以在啟發、引導、開闊視野、活躍思路、提供方法論工具之類的意義上理解，這是「弱」理解。很顯然，在粗暴干涉中，「指導」是在「強」意上被理解的，而這種「強」理解是完全錯誤的、應予徹底擯棄的。

　　再來扼要分析一下第二個問題。

　　「辯護」論為哲學所規定的所有「辯護」任務，統統貫穿一個基本精神：科學對於哲學具有基石作用，哲學應當在形形色色的情況下旗幟鮮明地堅守和維護科學的基石地位。顯然，這是正確的。但是，這與反過來哲學對科學具有「弱」意義上的「指導」作用，是並行不悖的。「辯護」論淡化甚至有意排除了哲學對科學「弱」意義上的「指導」作用。好象對於科學而言，哲學充其量不過是勇敢的衛士和忠實的僕人，除此以外，別無它用。科學研究過程中，科學家不必要、也不應該理會哲學。哲學也不必要擁有自己獨立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這樣理解哲學與科學的關係，與「左」的勢力把科學貶為哲學的衛士和僕人的做法相比，是從另一個極端對科學與哲學正常關係的嚴重扭曲。這一點，當是「辯護」論的根本缺陷之所在。

　　此外，如何從哲學的角度正確地進行辯護，才能真正達到促進科學進步的目的？我們認為，關鍵不在於要不要辯護，而在於如何正確地為科學辯護。

　　應當說，對「辯護」同樣有「強」、「弱」兩種理解。「強」理解即是「辯護」論者所主張的哲學要無條件地為科學辯護；「弱」理解即是哲學要有選擇地為科學辯護。對於辯護，首先要區別已為實驗證實的科學真理和未經證實的科學假說。科學假說又往往是相互對立的，其中可能包含不同的本體論假定。因此，對科學假說就不能盲目地為之辯護了。其次，辯護是有限度的。任何科學理論都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具有一定相對性的真理，隨著整個科學的進步和人的認識能力的提高，科學理論所固有的局限性會日益暴露出來的。因此，應當對任何科學理論都不僅要辯護，而且要隨時保持一種批判審查的態度。一旦發現科學理論的局限性，就要無情地予以批判。科學史一再證明，對科學理論盲目崇拜、一味偏袒，勢必阻礙科學進步。第三，要進行正確的辯護，必須具備如下幾項條件：第一，需要有正確的哲學觀點；第二，需要全面掌握科學發展的最新進展；第三，需要以辯證的思維對科學事實進行正確的分析。

　　可以肯定，「辯護」論的出發點是好的，對促進科學發展具有滿腔的熱情，但是，不分清紅皂白，無條件地為科學辯護是會好心辦壞事的。科學既需要辯護，也需要批判。不符合科學需要的辯護同「強指導」一樣，也是對科學的一種干涉，甚至也可能是一種「粗暴干涉」，同樣會導致阻礙科學發展的惡劣後果。「辯護」論之所以出現，實際上是對「強指導」粗暴干涉科學的一種反彈。

　　此外，「辯護」論強調的主要是哲學家如何做，哲學家如何把哲學運用於科學，其實，哲學對科學發揮作用，關鍵在於讓哲學融入科學家的觀念和知識結構之中，通過科學家自覺地運用於科學研究過程之中。對於科學而言，哲學家運用哲學畢竟是外在的。恰如愛因斯坦所說：「經驗迫使我們去尋求更新、更可靠的基礎，物理學家就不可以簡單地放棄對理論基礎做批判性的思考，而聽任哲學家去做，因為他自己最曉得，也最確切地感覺到鞋子究竟在哪裡夾腳的。」（註：《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341頁。）

　　以上簡單分析表明，就「指導」論而言，關鍵是怎樣理解「指導」。如果作「強」理解，把指導理解為指手劃腳，就很有可能演變為「代替論」和粗暴干涉；對於辯護論而言，也有一個怎樣理解的問題，無條件地辯護同樣可能演變為另一種意義上的「代替論」和粗暴干涉。

　　這樣看來，不論用「指導」，還是用「辯護」來刻劃哲學對科學的作用，都不是十分恰當的。事實上，「指導」和「辯護」都從一個片面反映了哲學對科學的作用。把二者恰當結合起來，或許能取長補短，獲得較好效果。這個問題涉及到了哲學究竟對科學具有什麼樣的作用的問題。

　　五、哲學對科學有什麼作用？

　　這個問題主要取決於哲學與科學各自的性質。歸根結蒂，二者具有如下不同的性質：哲學具有思辨性，科學具有實證性。

　　誠然，哲學通常也強調以經驗為基礎或強調藉助經驗啟發靈感。不論哲學家口頭上如何宣稱其哲學與經驗的關係，完全與經驗絕緣的哲學派別可說是幾乎沒有的。不過，總的看，和包括科學在內的各門具體科學相比較，哲學與經驗的距離最遠。一般說來，二者的關係是間接的。哲學不直接面對經驗，而是以各門科學具體科學和人類生活的理論材料為研究對象。為此，黑格爾說哲學是反思的科學，即對思想的再思考。可以說，哲學是在遠離經驗材料或在經驗材料不充分的情況下的一種合理構想；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哲學的「超驗性」或「思辨性」。正是基於此，哲學往往具有善於統觀全局、攫取本質、高瞻遠矚等長處，以及籠統、抽象、空泛、晦澀等短處。

　　在所有的知識中，科學和經驗的關係最為密切和端正。可以說，它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對經驗「亦步亦趨」，不做非份「妄想」的。這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科學的「實證性」。正是基於此，科學往往具有客觀性、精確性、系統性、預見性、有效性等長處，以及狹隘、表象、受實驗條件約束等短處。

　　上述基本情況，決定了哲學對科學主要具有如下幾方面的作用：

　　1.有助於正確選擇科學研究的方向

　　從根本上說，科學研究是以科技工作者為主體所進行的一項認識自然界客觀規律的社會活動。在科學研究過程中，科學家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種種世界觀、自然觀、物質觀、科學觀和價值觀之類的問題。這些問題或直接或間接地制約著科學家科學研究方向的選擇。例如，對於世界的統一性、規律性和因果性有不同的認識，就會在科學研究方向上有不同的選擇。一個根本不相信世界具有統一性、規律性和因果性的人，是不大可能真正獻身科學研究事業的，即便從事一定的科學研究，他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目的，也不可能是明確的、正確的和一貫的。為此，愛因斯坦說：「相信世界在本質上是有秩序的和可以認識的這一信念，是一切科學工作的基礎。」（註：《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284頁。）奧斯特在世界統一性觀念的鼓勵下， 嘗試把電與磁的現象聯繫起來，並最終導致了電流磁效應發現；門捷列也夫在堅信元素性質必定具有一定規律性的思想指導下，最終發現了元素周期律。普朗克在年輕時代就樹立了如下信念：「外部世界乃是獨立於我們的絕對的東西，而去尋找那些適合於這個絕對東西的規律，在我看來，就是科學生涯最美好的使命了。」正是基於這一信息。1897年他為了從黑體輻射光譜中尋找絕對東西的規律，而開始了黑體輻射的研究。結果，他勝利了。

　　諸如世界的統一性、規律性和因果性，乃至世界觀、自然觀、物質觀、科學觀和價值觀等，顯然屬於哲學研究的範疇，要依靠哲學來提供。為此，許多睿智的科學家一致強調哲學對於正確選擇科學研究方向的重要性。如普朗克說：「研究人員的世界觀將永遠決定著他們的工作方向。」（註：轉引自《青海日報》1987年4月29日。 ）愛因斯坦說：「哲學的推廣必須以科學成果為基礎。可是哲學一經建立並廣泛地被人們接受以後，它們又常常促使科學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指示科學如何從許多可能的道路中選擇一條路。」（註：愛因斯坦、英費爾德：《物理學的進化》，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62年，第39頁。）

2.有助於豐富科學研究的方法

　　對於一個科學家說來，他在科學研究中所運用的方法，大約有這樣三個主要來源：一是他從前輩或同行中學習來的方法；二是他在科研實踐中摸索、體會或創造出來的方法；三是他從其他學科中汲取來的方法。其中，哲學是所有可以向科學研究提供方法論幫助的最重要的學科之一。簡言之，哲學是科學研究重要的方法源泉之一。

　　之所以說哲學是科學研究相當重要的方法源泉之一，主要是基於如下的理由：

　　從根本上說，哲學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當然，哲學並不提供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各門科學的具體科學方法理論，而是提供最一般的方法理論，即提供關於如何理解、掌握和運用那一切具體方法的理論。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它提供如何對待和處理主觀意識和客觀規律關係的基本原則。

　　具體說來，哲學有如下兩方面的內容與科學研究方法的關係最密切、最直接。

　　其一，認識論。認識論是研究人類認識的本質及其發展過程的哲學理論。其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認識的本質、結構，認識與客觀實在的關係，認識的前提和基礎，認識發生、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認識的真理性標準等等。科學研究是一種比較高級、比較典型的人類認識活動。一方面，它是哲學認識論進行理論概括的最重要的經驗基礎之一；另一方面，它的理論成果對科學研究必定會發揮重要的方法論指導作用。可以說，哲學認識論對於科學研究的方法論指導作用，對於任何一個科學家說來，只存在自覺與不自覺的問題，而不存在有與無的問題。愛因斯坦對於那種無視認識論對科學研究方法論作用的科學家，頗不以為然。他說：「然而一位非常有才能的自然科學家怎麼會關心起認識論來呢？難道在他自己的專業領域裡沒有更有價值的工作可做嗎？我時常從我的許多同行那裡聽到這樣的議論，或者在更多的人們那裡覺察到他們有這種想法。我不能同意這種看法。當我記起我在教書時所碰到那些最有才能的學生，也就是那樣一些不僅以單純的伶俐敏捷，而且以獨立的判斷能力顯露頭角的人們的時候，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是積極地關心認識的。」（註：《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第83頁。）

　　其二，科學方法論。哲學除了從認識論的角度研究一般認識的方法以外，有些分支還專門把科學方法論作為自己的研究內容。西方科學哲學和中國的科學技術哲學等即是這樣的哲學分支。

　　自從19世紀中葉實證主義學派尤其是本世紀上半葉維也納學派誕生以來，西方科學哲學歷經邏輯經驗主義、理性批判主義、歷史主義、科學實在論等階段，已經成為現代哲學中最主要、最活躍的思潮之一。西方科學哲學以科學為研究對象，通過對科學的本質、範圍、目的、功能、結構、方法、標準、概念、定律和理論等的哲學審視，對科學方法論進行了全方位的深入探討。有人曾對西方科學哲學研究的主要課題列出了如下一份清單：（1）科學與形而上學問題；（2）科學的本質及其界限問題；（3）形式科學與經驗科學的區分問題；（4）科學發現問題；（5）科學理論的本質及其結構問題；（6）科學說明問題；（7 ）概念問題；（8）科學發展或科學成長問題；（9）科學進步問題；（10）科學及其發展的合理性問題；此外，還有科學的目的、科學的價值和科學的局限性問題等等。（註：參見舒煒光、邱仁宗主編：《當代西方科學哲學述評》，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14頁。）由這份粗略的清單可以看出，儘管科學方法論並非科學哲學的全部，但可以肯定地說，科學方法論始終是它所關心的中心問題，而且，它的所有研究成果無不具有明顯的方法論意義。西方科學哲學家大都具有深厚的科學背景或是小有成就的科學家，而且眼界開闊、思路活躍，研究問題比較深入。因此，他們不僅在理論上卓有建樹，而且在思想文化界尤其在科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談到理性批判主義學派的領袖波普爾，英國生物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梅多沃說：「我認為波普爾是有史以來無與倫比的最偉大的哲學家」；英國天文學家邦迪說：「科學就是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就是波普爾所說的」；法國分子生物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莫諾聲稱，波普爾對他的研究工作有過重要影響；澳大利亞生理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艾克爾斯說：科學家應該「閱讀和思考波普爾關於科學哲學的著作，並作為他們科學生涯的基礎」；當波普爾60壽辰時，29位著名科學家和哲學家發表文章評述他的思想，加拿大物理學家和哲學家邦格在紀念文集的序言中說：波普爾「已被公認為當代最具獨創性、最深刻、最嚴謹以及最為多才多藝的思想家」，「波普爾的追隨者和他在學術上的對手都對他懷有極大的尊敬。」（註：參見卡爾·波普爾：《無窮的探索——思想自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譯言前言」。）

　　中國的科學技術哲學一向重視科學方法論的研究。早在1956年，作為中國12年科學規劃組成部分的自然辯證法（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研究規劃草案中，就已經把科學方法論的研究作為了一項重要研究內容。隨後，中國科學技術哲學界廣泛開展了這方面的研究。文化大革命以後，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進一步開展，並取得了顯著成績。中國科學技術哲學不僅對自然科學的一般方法進行了整體上的研究，而且還結合科學史的典型案例，對每一種一般方法的性質、類型、應用機制與條件、認識論基礎和作用等做了深入探討；此外，對於20世紀40年代新出現的控制論、資訊理論、系統論、協同學、耗散結構論、突變論、超循環理論、計算機模擬等學科或分支，從方法論角度進行了研究。所有這些研究，都在科學界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3.有助於恰當評價科學研究的成果

　　歸根結蒂，科學研究的過程，就是科學家在已有科學成果的基礎上，去獲取新的科學成果的過程。這表明，科學家將無時無刻不和科學成果打交道。和科學成果打交道，就有一個對科學成果的評價問題。做好科學成果的評價工作，既是科學研究工作的重要一環，也是科學研究得以順利進行的必要保障。

　　誠然，恰當評價科學成果，最根本的手段是科學觀察和實驗。但是，這並不妨礙哲學能在其中發揮作用。哲學在科學成果的評價中有什麼作用呢？

　　（1）科學假說可靠性評價的參考作用。原則上說，哲學， 尤其是真理性已經初步判明的哲學是立足於經驗基礎之上的。就這一點來說，哲學和自然科學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因此，自然科學所認可的，哲學也應該認可；自然科學所否定的，哲學也應該否定。反過來，哲學所認可或否定時，對於自然科學也應該具有參考作用。正確的哲學並非天外之物，它正是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的成果中概括和總結出來的普遍性較廣的東西。因此，為了評價科學價說的可靠性，我們可以對科學假說作哲學分析，找出其哲學上的依據。哲學依據和現有哲學上公認的觀點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有可能對科學假說可靠性的判定意味著是肯定信號；和現有哲學上公認的觀點不一致的，則應該具體分析，以判明這種不一致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是根本的還是非根本的。與現有哲學觀點根本不一致的，則有可能對科學假說可靠性的判定意味著是否定信號。有了這種哲學上的初步分析，或許能使最終的科學實踐即觀察和實驗的檢驗來得更有針對性、更有效率些。

　　從哲學角度對科學假說的可靠性作評價的問題，現代西方科學哲學家做出了突出貢獻。比如，分析哲學家主張對包括假說在內的科學理論進行語義分析和邏輯分析。他們認為，任何理論都是通過語言表達的，任何理論也都有自己的邏輯形式，而且，正確的理論應該符合一定的語言規則，應該具有合理的邏輯形式，所以，對科學理論進行語義分析和邏輯分析，能夠起到某種鑒別其真偽的作用。波普爾關於理論的可否證度、精確度和簡單度的分析，拉卡托斯關於理論系統內部的硬核和保護帶的區分，以及庫恩和圖爾敏關於釋疑能力和預見能力的分析等等，都屬於這種情況。西方科學哲學家所做的這些工作都極為有益，也很可貴。不過，由於所有這些工作都僅僅是針對科學假說和科學理論的形式方面，而對科學假說和科學理論的內容均相對有所忽視，所以，這些評價方式的效力都是有限的，也遠非決定性的。

　　（2）科學成果哲學意義評價的工具。 任何科學成果都從某種側面、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外部世界的客觀規律。由於外部世界是一個統一整體，任何局部與整體都存在著有機的內在聯繫，因此，任何個別科學成果所反映的客觀規律，都一定或多或少地透露了外部世界整體客觀規律的某種信息；此外，任何科學成果都是處於一定生產關係和文化氛圍中的科學家個人或團體藉助一定的認識方法和認識工具，通過創造性的艱苦的研究過程獲得的，因此，作為人類整個文明程度結晶的一分子，任何科學成果都一定與人類把握世界的諸如宗教的、藝術的、倫理的、美學的和軟科學的等多種方式是相互滲透、相互制約的。而在科學成果的深層結構中，也一定或多或少地蘊含著種種經驗的、幻想的、邏輯的、直覺的、價值的、審美的和信仰的前提，以及哲學本體論的承諾等等。因此，對待科學成果的哲學評價，不論科學家個人是否感興趣或是否具有自覺意識，這件事在科學上和在哲學上，都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通常，除了個人愛好以外，一些具有戰略眼光、在科學界較有份量或較有發展潛力的科學家比較關心和注重思考科學成果的哲學意義。他們認識到，這種哲學思考所形成的認識反過來會對今後的研究發揮有益的指導作用；另外，有些科學成果基礎性、理論性較強，和哲學距離較近乃至息息相關，也往往迫使科學家不得不花費精力思考它們的哲學意義。這種哲學思考，將對這些成果所涉及的研究領域裡科學家研究什麼、以什麼思路研究等發生巨大影響。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關於量子力學的研究。眾所周知，該領域中，愛因斯坦等人和哥本哈根學派所持哲學觀點，直接影響了雙方的研究路線和工作方式。

　　對於科學成果哲學意義的思考，其實質是從哲學層面審視科學成果。所謂哲學層面，是指應當關心如下的問題：科學成果中蘊含什麼樣的研究方法、思維方式、理論框架、解釋原則和倫理觀念？該成果中在什麼地方推進了哲學對思維與存在、人與世界相互關係的理解？它傳達了什麼樣的時代精神的新信息；等等。

　　不難想像，科學家關於科學成果哲學意義的思考水平與科學家本身的哲學素養攸密相關。在這方面，科學家迫切需要哲學的幫助。科學史上，科學家乃至整個科學界因為不能正確概括科學成果的哲學意義，而影響科學研究進程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18世紀，科學界對牛頓力學做出的機械唯物論的概括，就曾一度對科學發展產生過消極的影響。

　　哲學對科學的作用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還有許多方面，如，哲學有助於對科學成果的倫理、文化等社會價值的正確評價；哲學有助於科學家端正對科學的整體認識和掌握科學發展的規律，從而增強執行國家和地區科學發展方針和政策的自覺性；等等。限於篇幅，茲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