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是怎樣產生的

漢語是怎樣產生的

——《語言學視野里的大東亞文化圈》緒論之四

唐善純（南京理工大學）

語言的歷史歸根到底是民族的歷史，靜態的語言現狀往往蘊涵著動態的民族變遷的軌跡。由於過去歷史教科書很少談有關漢族遷徙演變的歷史，大多數人對於漢族的血統構成以及漢語的流變過程的認識相當靜止、片面。普遍認為，長城以南的中國人絕大多數世代居住在固定的地方，也未曾發生民族融合的事件；即使有，也只是漢族同化了四周的少數民族，而被同化者被迫接受了中土的語言文化；漢族的文化，尤其是語言，幾千年來並未發生過大變化。總之，漢族一直是漢族，漢語一直是漢語。實際上這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語言觀。

漢語的歷史演變過程非常複雜。對漢語的研究不如印歐語系那樣深入，它的起源、發展、演變等許多問題都有待解決。王力說：「由於漢語幾千年來保持著一個統一體，所以不能企望尋找著它和另外一些語言在幾百年前的共同來源，象俄語和烏克蘭語那樣，甚至不能尋找著兩千年前的共同來源，象法語和義大利語那樣。這個共同來源要追溯到遠古的什麼時代，還有待於將來的研究」（《漢語史稿》）。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於漢字的表音作用不如西方拼音字母，而且古音、今音之差異明顯；加之古代的語音缺乏物質載體，給古音的擬構工作帶來了巨大障礙。直到現在，語言學家對上古音的重建尚處於試驗階段。但最主要的原因不在這裡，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忽略了中國民族變遷與漢語史關係的考察。

傳統認為夏商周是同一民族建立的3個連續政權，實際上夏是北狄人建立的，商是東夷人建立的，周是西戎人建立的，除了官方使用一種雅言以外，基本民眾的語言是不同的。《左傳·昭公七年》記載，楚申無宇有一看門的奴隸逃入楚靈王的章華宮內，申無宇到宮中追捕，有司不肯交出。申無宇說：「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杜註：「荒，大也；閱，搜也。有亡人當大搜其眾。」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月相辭彙「既吉」、「既死霸」，不見於殷墟甲骨文。很可能「荒閱」、「既吉」、「既死霸」為周人特有的語言。南宋洪邁（1123-1202）《容齋隨筆》中說:「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皆為蠻；淮南為群舒，秦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驛辰、潞國，洛陽為王城，而有楊拒、泉皋、蠻氏、陸渾、伊洛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皆用夷禮；邾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蒲立本認為，商代甲骨文和晚出的金文在語音成分上有相承關係，然而仍不能簡單地把商周兩代人所使用的口頭語言看作同一的語言，或者認為兩者各是漢語之一種；我們所知道的只是商代和周代的法律語言各是漢語的一個分支，而並不知道商代和周代的人口中哪一部分是使用漢語的。也許只有很少的貴族才使用漢語，他們統治著不使用漢語的居民。商代的統治者可能不使用漢語，後來才改而採用夏朝臣民的語言。周代也是一樣。一直到今天，在中國的南部、西南部和西部的山區，仍然殘留數量可觀的不說漢語的人群(《上古時代的華夏人和鄰族》)。《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杜注:「胡簋，器名,夏曰胡,周曰簋。」《論語?公冶長》:「子貢問：『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郭沫若《卜辭通纂》曰:「考金文『簠』字,…即『筐』之古文」。足證夏商周同器不同名。

夏朝統治中原西部（河南省，山西省南部），其語言是否為原始漢語值得懷疑。《左傳·哀公七年》：「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大禹時代，諸侯數以萬計，即使不是每個部落都有獨特的語言，情況也非常複雜。後來人們所說的「夏語」、「華夏語」實際上是東夷語；「夏語」、「華夏語」不過是借用夏人的名號罷了。商代的統治者可能原本並不使用華夏語，後來才改而採用當地臣民的語言。商朝滅亡後，周人繼承了這種語言。白保羅說：「我們或許可以推測，漢藏語的成分只構成漢語的表層，而底層另有不同來源。從歷史角度來說，可以認為周朝人操某種漢藏語，後來這種語言融合或滲入到商朝人所操的非漢-藏語言之中」（《漢藏語言概論》）。所以古籍中的語言，既有可與藏緬語對應之處，又有可與壯侗語、苗瑤語、阿爾泰語比較的基礎。比如「說」字，《說文》：「說,釋也，從言，兌聲，亦曰談說。」它與藏語?o（說）、彝語thy（說）、普米語t?i（說）皆可勘同；「曰」字，《說文》釋為「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段註：「詞者，意內而言外也。亦謂之曰，亦謂之雲，雲、曰雙聲也。」雲、曰的上古音分別是?iwen、?iwat，它與黔東苗語?u（說）、川黔滇苗語hai（說）、壯語kja:?(說)、ja:u（喊）皆可勘同。《胡笳十八拍》據說是東漢末年蔡文姬所作，抒寫憤怨凄楚之情，深切感人。「拍」字怎麼解釋呢？郭沫若認為應從古匈奴語中尋求它的語源。突厥語族中關於「頭」、「首」的稱謂，如維吾爾語bash，烏茲別克語bosh,土庫曼語bas/bash，也有「篇章」的意思，所以「拍」就是bash、bosh、bas（《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5期第74頁）。不光如此，《後漢書·衛宏傳》「（宏）又著詩賦誄七首」的「首」字，也可以是bas/bash第二個音節的對音。

春秋時代中原地區的語言還相當複雜，各部落語言的「漢化」過程也並不是同步進行的，有些部落仍然在使用「戎狄」語言，《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了一則有趣的相關故事。各諸侯在一個叫「向」的地方聚會，主盟的晉大夫范宣子，懷疑姜戎氏泄密，而指責來會的戎子駒支；後者則作了一番頗長的辯解，其中言及：「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這無疑說明，雖然那時漢語已經形成通用已久，而且中原諸戎部落也積极參与了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軍事活動，但是它們所使用的語言，與中原諸國的主流語言仍然是不同的。

現存中國最古文獻為西周所撰。周人來自西方，是遷徙到渭水流域得以興旺發達的氐羌與胡狄混血，其語言可能是與胡狄有所接觸交融的氐羌語。周族戰勝商族，在原商人土地上進行武裝殖民，周人住在城邑中，有兩層城牆圍著，內稱城，外稱郭，孟子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公孫丑下》）是也。郭內稱「國」，住在郭內的周人是「國人」，以別於郊外的被征服的「野人」。「國人」與「野人」使用的語言可能不同。在《詩經》中，常有「徹」字，如「徹田為糧」（《公劉》）、「徹我疆土」（《江漢》）、「徹申伯土疆」（《崧高》），《孟子·滕文公上》也有「周人百畝而徹」。此「徹」，或訓「治」，或訓「剝」，或訓「通」，或訓「稅」，或訓「助」，皆頗難通達，白壽彝等人認為「徹字，似是周族的一種方言」（《中國通史》第3卷丙編第5章），至今無人能說得清楚。

周代為了與不同語言的人打交道，設立了從事翻譯工作的「舌人」。《國語·周語》：「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註：「舌人能達異方之志。」 《淮南子?齊俗訓》:「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 重象狄騠，指多重翻譯。什麼叫象，什麼叫狄騠？原來根據所翻譯語言的不同，又分為「寄」、「象」、「狄鞮」、「譯」4種。《禮記·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也就是說，「寄」專門翻譯東方的語言；「象」專門翻譯南方的語言；「狄鞮」專門翻譯西方的語言；「譯」專門翻譯北方的語言。這4個詞實際上是當時周代四邊民族的「舌頭、言語」一詞的音譯。

「寄」上古音為kie，試比較東部裕固語、土族語kele、kelen（舌頭），回鶻語k?l?m??i（翻譯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古代突厥語稱譯人為「摩咄」）、蒙古語kele（舌頭、語言）、kelemü?i（怯里馬赤，元代翻譯官），楚瓦什語kala（說）。「寄」與蒙古語族的接近，說明當時周人的東方是說蒙古語族語言的部落。

「象」上古音為zie?，試比較壯語si?1（聲音）、傣語se?1（聲音）、仫佬語ce:?3（說）、毛南語ce:?3（說）、侗語su?1（話）。「象」與壯侗語族的接近，說明當時周人的南方是說壯侗語族語言的部落。《後漢書·南蠻列傳》有「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的記載，越裳國在今越南南部，與中原人說話，要通過3個「象」的翻譯。

「狄鞮」上古音為diek-tie，「譯」的上古音diak與「狄」同。試比較突厥語til（舌頭）、tylma?y（翻譯員）、土耳其語dil（語言）、土庫曼語dil（語言）、韃靼語del（語言）、柯爾克孜語til（舌頭、語言）、維吾爾語til（舌頭）。「狄鞮」、「譯」與突厥語族的接近，說明當時周人的西方和北方是說突厥語族語言的部落。《史記·灌嬰列傳》、《漢書·灌嬰列傳》、《梁書·諸夷傳》皆載西域有「白題」國，《史集》作bikdili，釋為「願他像大人物的言詞一樣受尊敬」；《突厥世系》釋為「言語值得尊敬的人」。很顯然，該詞由beg（伯克，官）+tili（語言）構成。今新疆呼圖壁縣有地名「白格達」，或與此部有關。

周人在中原建立王朝，顯然已使用商代的（漢語）書面語，承襲了中原文化且借用殷商文字。華夏族通過數次戰爭使漢語在中國確立了統治地位。春秋戰國時，北方已經通用漢語，秦朝統一後，漢語伸展到了嶺南。西漢揚雄曾著《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記載漢代紛紜複雜的語言分區。在中國內部特別是在不識字的農民中間，可能隱藏著非漢語的底層遺存，而這個底層已為優勢語言所淹沒、所同化。即使只就中國中心地帶而言，也是如此。如果這些詞確實非常古老，也只能夠是太古氐羌語、夷越語的後裔所共有的，即是華夏漢語從「遠祖」語言那裡繼承下來的固有詞。到了南北朝時，南方也已經通用漢語。從此，在人口和疆域都和歐洲差不多的中國，有了統一的語言，漢語也一直在東亞居主要地位。

語系形成於舊石器時代末期，距今已有1.3～0.7萬年，但漢語的形成沒有這麼久。瑪雅語和漢語共有的基本辭彙，提供了計算瑪雅語和漢語分開的時間。語言學家使用一張100個基本詞的表，找出兩種語言共有的詞在這100詞里所佔比例，確定兩種語言分開的時間是5000年，這也就是瑪雅人和中國人分開的時間，當然也就成了漢語形成的時間標尺。所以原始漢語的形成和確立的時代，至少應該是發生在5000年以前。

漢語的起源與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階段密不可分。早期國家階段就是五帝時代。五帝時代不僅包括龍山時代，其早期應上溯到仰韶時代（晚期）。

距今7000年前，中國境內的新石器時期大致形成3大考古文化系統，即處於西北黃土河谷地帶的以種粟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以彩陶、尖底瓶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的仰韶（含半坡早期）旱耕文化；處於東南沿海及湖澤平原的以植稻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以鼎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的東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區的的青蓮崗（龍虯庄、河姆渡、大汶口）水耕文化；處於河套大漠草原的以漁獵為主要經濟活動，以筒形陶罐為主要考古文化特徵的北方細石器文化。這些大範圍的考古文化系統，雖然不能與民族劃等號，但又表現出一定的民族屬性：東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區的創造者是南亞種群，即太古夷越人，他們使用太古夷越語；西北文化的創造者是東亞種群，即太古氐羌人，他們使用太古氐羌語；北方文化區的創造者早期是北亞種群，晚期有北亞和東亞種群混合的趨勢，即太古胡狄人，他們使用太古胡狄語。這3大考古文化和民族系統經過長時期的相互不斷的交往，不斷地接觸和融合，逐漸形成了我們統一的、多民族的中華民族整體及其傳統文化的堅實基礎。

3大考古文化的影響力是不平衡的。先以仰韶文化對東北紅山文化、東南部大汶口文化的影響為主，約從距今5500年後則以大汶口文化等對中原地區的影響為主，標誌是在豫西地區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和尖底瓶等，逐步被東南區特徵性文化因素鼎、豆、壺替代，成為陶器的主要組合。作為華夏文明特徵之一、祭天祀地的琮、璧卻在吳越地區最早發現，而且數量很多；特別是遠古三苗的圖騰--蛇，演變為龍，被接受為整個華夏民族的總標誌，說明中原文化曾經接受過長江下游新石器晚期文化決定性的影響。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黃河和長江流域發生了較大範圍的氣候波動，對各地的文化發展和社會演進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遼西地區，其緯度位置較高，氣候變冷極易對農業產生致命性的打擊。良渚文化是南方最重要的史前文化，開創了犁耕的稻作農業，餘杭長命鄉一座4000年前的古城，是目前中國所發現的同時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良渚文化在輝煌了1300年後卻神秘消失，考古界比較普遍的說法是「海侵」。專家推測，距今4000年左右，天氣轉暖，海平面上升，良渚人生活區域陷入一片汪洋，太湖流域和寧紹平原出現了暫時的文化低潮。然而，幾乎同時，代表良渚文化的先進成分，比如石犁、絲綢、舟楫的織造，祭壇、玉璧、玉琮、玉鉞、饕餮紋的禮制，卻突然在黃河流域整體地出現。這隻能說明，良渚文化的上層社會已經從太湖流域整體地遷徙到了黃河流域。

在中原周邊地區的各支考古學文化先後走向衰落的同時，位於黃河中游的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在極短的時間內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為依託而迅速崛起，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了覆蓋廣大地域的核心文化。中原地區像一個漩渦，3大考古文化大區不是分道揚鑣，而是在向一起匯聚，從而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出現以至整個中華文化、中華文明和中華國家的形成奠了基。這種情況在上個世紀的上海被再次複製。上海古時為海邊漁村。宋設鎮，始稱上海。1842年後，上海成了「冒險家的樂園」，殖民者、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與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一起湧現，自由貿易港的便利，各項民族產業得以迅猛發展與帝國主義的瘋狂掠奪，民族的恥辱，「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同免於反動政府侵襲的相對自由安全的環境，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匯成一股激流，捲起巨瀾，使上海成了中國走向現代的搖籃。沒有產前的陣痛和血腥就沒有新生兒，沒有不同文化和文明的衝突和交集，上海可能還是個僻處長江口的小漁村。沒有3大考古文化的匯聚就沒有中華文明。所以蘇秉琦說：「現在看來，把黃河中游稱作中華民族的搖籃並不確切。如果把它稱作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個熔爐，可能更符合歷史的真實」（《中華文明的新曙光》）。二里頭發現有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宮殿建築群、最早的宮城、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鑄銅、制陶、制骨作坊，發現了最早的車轍痕迹，將中國發明雙輪車輛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還發現了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築以及400餘座墓葬，出土了大型綠松石龍形器，成組的青銅禮器和玉器，陶器、銅牌飾上的龍圖像，有的似蛇，有的脫離了原始形態的蛇形象，有爪有鰭，龍已經成為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代表了王權，這種觀念代代相傳。遺址距今大約3800-3500年，與後來的商周文明一道，構成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流，確立了以禮樂文化為根本的華夏文明的基本特質。

世界上的語言可分為各種大類，依據形態分類法，詞內無表示語法意義的附加成分，缺少形態變化，語法關係通過詞序和虛詞表示的稱孤立語(isolating language)；詞內有專門表示語法意義的屈折變化的稱屈折語(inflected language)；詞內有專門表示語法意義的內部形態但無內部屈折，每個附加成分一般只表示一種語法意義的稱粘著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與漢語毗鄰的廣大區域的語言如阿爾泰語、南島－南亞語、朝鮮語和日本語、藏緬語，幾乎都是粘著結構。為什麼在粘著語包圍圈內的漢語卻是孤立型？這是歷史上語言混合的結果。

越是混合的語言形態失落越多，比如英語。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伊比利亞人（Iberians）從地中海地區來到不列顛島定居。他們給不列顛帶來了新石器（Neolithic）文化，同時征服了先前在那兒居住的舊石器人。大約從公元前500年開始，凱爾特人（Celts）從歐洲大陸進犯並佔領了不列顛諸島。凱爾特人講凱爾特語。今天居住在蘇格蘭北部和西部山地的蓋爾人（Gaels）仍使用這種語言。公元43年，羅馬人征服了不列顛島的中南部，「羅馬化」導致拉丁語在不列顛的傳播。那時，在不列顛，官方用語、法律用語、商業用語等均是拉丁語。在今日英語中，只是在一些地名和河流名稱方面還保留著凱爾特的辭彙成分。公元449年，居住在西北歐的3個日耳曼部族侵犯不列顛。他們是盎格魯（Angles）、撒克遜人（Saxons）和朱特人（Jutes），他們借羅馬帝國衰落之機，侵入大不列顛諸島，逐漸形成統一的英吉利民族，他們各自使用的方言也逐漸溶合。從8世紀下半葉到9世紀中葉，說東支日耳曼語的斯堪的納維亞人稱王英倫，1066年說羅曼語的法國人征服英國。在特定的地理和歷史環境中，經過一系列民族遷移與征服，英語的類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印歐語名詞有性、數、格的屈折變化，動詞有人稱、數、式、體、時態的屈折變化，但英語已經由高度屈折向低度屈折發展，詞尾變化形式很少，名詞已經沒有性的區分和格的屈折變化，動詞沒有複雜的變位；現代英語詞與詞之間的語法關係主要靠詞本身以外的成分，如虛詞、詞序來表示，已與漢語屬於同一個類型。

語言起源於遠古一源，後分裂為史前上萬種語言。語言的運動總趨勢是走向統一。眾多語種的消亡正像眾多物種的消亡一樣不可阻擋。儘管國際語的確立尚需時日，但可以預見，國際語的形成並不是多種語言的雜湊，而是以一種語言為主體的混合。邢公畹指出，一種民族語言必須具備3種特性：系統性、繼承性、抗入侵性，世界上沒有由幾種語言拼湊起來的、無固有系統的「新」語言，除非是江湖黑話和人造語，「融合」應理解為一種語言的系統為主，吸收了別的語言的成分作為零件（《漢藏語系研究和中國考古學》）。筆者可以舉現實語言的活例證。湖北省恩施地區土家語是土家族特有的民族語言，文字資料很少，由於與漢族雜居後，漢族語言逐漸成為各民族間共同的交際工具。在歷史上曾廣泛使用士家語，清代中葉，還有「里籍老戶，鄉談多不可解」的記載。有人選擇了土家語最常用的基本詞與藏語、彝語、壯語、侗語、苗語、瑤語進行比較，與這6種語言互通的約佔?，其它的與漢語互通。從辭彙上看，古代土家語族與漢語密切。但從語序看，土家語為「主+賓+謂」（即SOV）式語言，動詞有複雜的「體」範疇，儘管土家語與藏緬語族的任何一個語支都不接近，但語言學家都認為土家語應屬於藏緬語族（田德生等《土家語簡志》）。這一現象提示人們，漢語形成的規律也是這樣的。

漢語剛產生時是什麼樣的？近代學者對有文獻記載以來的漢語資料語音做了比較詳盡的研究，各家得出的結論並不完全一致，但總的變化是清楚的。比如周代語言的特點是單音節化，秦漢以後，詞綴紛紛脫落，進一步向孤立型演變，大量複輔音蛻變為單輔音，陰韻尾輔音開始失落，音位性聲調漸次出現，複音節合成詞逐步增多，語序開始以順行結構為主導，虛字上升為主要語法手段之一。

王力指出，從總體上看，「在漢藏語系中，漢語和侗傣語、苗瑤語、暹羅語、越南語的關係比較近些，和藏語、彝語、緬甸語等的關係比較遠些」（《漢語史稿》）。李永遂指出，從語音上看，「漢語和苗語有關係的字，聲母有規律可循，韻母也有規律可循」，「聲調，漢-苗也成對應規律」，因而，苗語與漢語在發生學上有關係（《漢語古有小舌音》）。邢公畹致力於漢語與侗傣語的親屬關係的研究。他指出：「我們似乎有理由推想，歷史上的東夷集團的語言就是後來逐漸演變為壯侗語族的一種語言」（見馬學良《漢藏語概論》引）。藍慶元說，漢語的「首」、「肺」、「肩」、「肋」、「股」、「臆」、「屎」、「喉」、「奶」、「臀」、「肘」都能在侗台語中找到自己的同源詞，顯然，漢、壯語之間有同源詞存在那是毫無疑義的。詞語之間的借用比較容易，但是一個語言把另一個語言的整個詞族都借過來，就比較困難。所以兩個語言間，如果發現有好多個詞族都有語音上的對應關係，那麼它們之間存在同源關係的可能性就很大（《漢藏語「胞衣」的同源關係》）。

在考察漢語源頭時，單單是辭彙的對應還不夠，更要注意的是框架。就像日語、越南語都借用了大量的漢語辭彙，其本身的基礎框架沒有改變。5世紀前後日本使用漢字。中古期，先後派遣隋使、遣唐使及大批留學生和僧人來大陸，攝取中國文化。在漢字的基礎上創製適合記錄日本語言的假名，平安文化時代形成了民間假名文化和官方漢字文化的雙層結構。2000年來，日本語雖然在語音結構和辭彙系統方面深受到漢語的巨大影響，但是語言結構的粘著類型卻沒有改變。無論日語、越南語中有多少辭彙與漢語辭彙相對應，都不能說日語、越南語與漢語同出一源。漢語的產生機制多少可以從「洋涇浜英語」中得到啟示。洋涇是上海老縣城北郊的一條小河浜，1840年之前，這一帶荊棘叢生。英法租界建立後，洋涇浜成為英法租界上的分界河。原來在香港、澳門、廣州以及南洋的洋行紛紛在這裡開設分支機構，一些作為買辦和職員的廣東人也隨之到了租界，他們用粗通的英語充當貿易中間人，於是在洋涇浜附近出現了一種語法不準，帶有中國口音的英語，稱為「洋涇浜英語」，在近代對外貿易、外交和文化接觸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洋涇浜英語雖被冠以「英語」之名，但它受漢語的影響較受英語的影響要深。它似乎寧可服從於漢語表達習慣和詞序，而不肯遵從英語的基本語法，置英語的數、格、人稱、時、體、態等基本造句結構於不顧。洋涇浜英語辭彙成分基本來自英語，但都經過簡縮。它大約只有700個單詞，所以一個詞不得不兼有原先幾個甚至十幾個英文單詞的意思。個別英語單詞以錯誤方式被頻繁使用。洋涇浜英語的語音的發音特點受漢語音系的影響。在中國，洋涇浜英語曾經存在近2個世紀之久，是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活潑力量，如果它繼續發展下去，必將成為漢語的新方言。為什麼「洋涇浜英語」是漢語一部分，而不是英語的一部分，正是它的框架不符合英語的要求。

漢語基本語序是主-動-賓，苗瑤語、壯侗語的基本語序也是主-動-賓，而古羌語（包括古阿爾泰語）的基本語序是主-賓-動，所以漢語基本語序可以排除古羌語的影響；漢語類型上是分析語，缺乏形態變化，苗瑤語、壯侗語均屬分析語，而藏緬語有一個從粘著語向分析語演變的過程，直到現在，某些藏緬語方言仍有較豐富的形態變化，如嘉戎語還有著豐富的粘著詞綴，有些已經不多。現代藏語中粘著詞綴還不少，動詞的時態都用詞綴表示，由此使藏語的語言類型表現為粘著→屈折→孤立的歷史演變趨勢，也就是說，古羌語的類型是粘著語，所以漢語類型也可以排除古羌語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學者河野和橋本萬太郎也認為漢語和藏語的語法系統差別太大，可以說是兩種不同的語言結構類型。

古漢語中除了語音和辭彙方面反映存在壯侗語的底層以外，在語法上也有類似情況。商代語言中，有「詞序倒置」現象，人名多祖甲、祖乙，地名多丘商、丘雷，病名為疾口、疾耳，此修飾詞置於中心詞之後的方式，為南方語的特徵。周以後古漢語中亦有「大名」和「小名」的先後次序問題。例如「桑樹」，桑為小名，樹為大名，小名在大名之前，現代漢語不會講「樹桑」。但是描寫青年男女幽會的《詩經·鄭風·將仲子》，便提到「樹杞」、「樹桑」和「樹檀」。與詩韻無關的，則有把蝗蟲稱為「蟲蝗」的用法。有關的還有形容詞倒置問題（以現代越南語為典型，粵語中也有保留：例如稱「公雞」為「雞公」，「客人」為「人客」，閩南話亦然：稱「客人」為「人客」，稱「公狗」為「狗公」）等等。這些從現代角度看來的「倒置」，往往揭示華夏語的基本框架是東夷語。甚至連今天的「中國」一名，都可以源自這種「非漢族」語法，令人不得不深思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原因。在西周初期青銅器「何尊」上，其銘文將包括偃師在內的洛陽平原稱為「中國」，意為「國之中」,就是形容詞倒置。

但甲骨卜辭中及後來漢語也有主-賓-動這種語序，比如「賓+是/之+動」這類賓語前置。它儘管始終不是主體語序，但這種語序是怎樣進人原始漢語的？余志鴻以為古漢語賓語前置中的「是」或「之」來源於藏語的後置賓格助詞，可見這類賓語前置的句型來源於古羌語。而陳夢家則說，賓語與動詞間加「之」者，在《尚書·無逸》中才有，「尤為晚出」。考慮到商代大規模伐羌以及西周初羌族的姜太公封於齊，大批的羌人隨遷至東方，這種句型可能也隨之進入漢語。包擬古說，「這種先藏語的影響到底發生在什麼時候呢？公元前1027年周滅商的時間比它要晚，因為許多跟藏語有關的上古漢語詞在公元前13世紀的商代甲骨文中就已經出現了。周族跟這個影響漢語的先藏語部族可能屬於同一支，或者是有某種親屬關係的另一支，不過入侵中原的時間要晚一些。」

筆者在《論漢字和漢語的起源》中，考查了東夷與殷商、甲骨文與山東大汶口出土的象形符號、東夷的構成與漢語的關係，指出：「漢語是在古苗語和古越語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也就是說，它的基礎應是東夷族使用的古夷語即侗傣語、苗瑤語、暹羅語、越南語的前身（載《南京社會科學》1990年第5期）。中國上古的百越與南島語系民族有共同的祖先。凌純聲主張波利尼西亞人的海神——Taaroa即太昊。大汶口文化居民的體質與波利尼西亞人相似。《淮南子》說東方一萬二千里是太昊、句芒治理的地域，應該有歷史的影子。1988年和1994年，倪大白在《中國的壯侗語與南島語》和《南島語與百越諸語的關係》中，把壯侗語和印尼語、阿眉斯語、布嫩語、回輝語、菲律賓語、馬來語進行比較，得出侗台語和南島諸語言的無論是基本辭彙，還是結構類型都具有一致性的結論，並且參照考古資料、人文史資料，證實侗台語和南島諸語言同出一源。

從理論上講，伴隨民族融合，其主體語言的選擇的主要因素按順序應是文明的高下，實力（主要指武力）的強弱，主客的差異，人數的多寡等。以上因素的綜合作用，就構成了以下幾個語言選擇的類型，1，文明實力型，文明、實力均佔優的一方在融合中，應選擇其語言，如近現代西南少數民族對漢語的選擇；2，文明地主型，文明佔優又是當地主人者，應選擇其語言，如滿族、蒙古族恃其武力人主中原，但最後他們還是選擇了漢語。3，人數地主型，人數絕對佔優者，應選擇其語言，如周太伯、仲雍及其族人統治吳越等，結果不是選擇了文明實力均佔優的外來語而是當地語言。羅驥從原始漢族融合中東夷擁有的空間優勢（主要的、大規模的融合都發生在東夷之地）、文化優勢（東夷之地的大墳口文化和典型的龍山文化都大大優於相同考古年代的黃河流域其他文化）、實力優勢（在部落聯盟中，東夷的統治時間和統治力量出人意料地長和強，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東夷是天下的中心）、人口優勢（幾乎所有東夷人都整體融入了原始漢族）等方面，論證了漢族的主體來源應是東夷。既然漢族的主體源於東夷，那麼漢族語言主體來源自然也應是東夷語（《論漢語主體源於東夷》）。

包擬古(Nicholas C.Bodman)《原始漢語與漢藏語》說，那種具有「單音節－音調」特徵的古代語言，對「中原古代語言」的衝擊，更可能是直接來自長江以南的「南蠻」諸族。這種語言的運動取向，與亞洲東部古代人類的由南朝北的遷徙態勢也是一致的。中國南方古代居民向北方的遷徙活動，是改變黃河流域古代部落語言特徵的根本原因。新石器時期各個文化區之間並不是孤立的，強勢文化始終對弱勢文化有著強烈影響。仰韶文化分布以渭、汾、洛諸黃河支流域的中原地區為中心，北邊長城沿線，南抵湖北西北部，東至河南東部，西達甘青接壤地區。但公元前3000年，仰韶文化在黃河中游地區就突然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河南龍山文化。河南和山東的龍山文化具有地區性的區別，但中游文化受到下游文化的影響是明顯的。所以陳連開說，黃河中游的仰韶彩陶文化於公元前3000年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龍山黑陶文化，換句話說，東夷文化戰勝了西羌文化（《中華民族研究初探》，知識出版社，1994）。可知，在這場頻繁的文化交匯中，東方的大汶口文化等，在中國文明起源過程中，曾經起過「原動力」的作用。《說文》：「夷，東方之人也，從大，從弓。」又在「羌」下解釋：「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夫。」可見東夷文明程度較高。殷商後裔的孔子，其「仁愛」倫理說實導源於東夷古俗或殷商舊禮。

陳其光指出：漢語在辭彙方面比較接近藏緬語，而在語法、語音方面則接近苗瑤語和侗台語，換句話說，就是成分接近藏緬，框架接近苗瑤、侗台（《漢語源流設想》，載《民族語文》1996年第5期）。為什麼從總體框架來看，漢語來自東夷語，但從辭彙來看，藏語和漢語之間存在的不是一般意義的對應關係，而是系統性的一一對應呢？這是東夷語「氐羌化」的結果。周人屬氐羌民族，當時的中原殷商文明明顯高於渭水流域的姜周文明，周的統治者對商的語言和文字採取學習的態度即「拿來主義」，如同後來的日本、朝鮮那樣。周代商以後，承襲了中原文化和殷商文字，仍採用商代東夷語作為通行語，並推行貴族語言、行政語言、禮儀語言，稱之為華夏語或雅言，把大量氐羌辭彙（先藏語）帶到通行的東夷語中去了。周朝從公元前1100年到前200年，歷時900年，通過分封宗親、移民洛邑，致使中原辭彙「氐羌化」。

周代形成了大量的漢文典籍，通過師生傳授，形成了綿延至秦漢的書面語，從而把大量的羌語辭彙帶到華夏語里。雖然如此，華夏語並未改變從東夷語那裡繼承的基本語言框架。從周代開始就已形成一種在官場和文學中使用的主導語言。西周初期，山東半島仍存在沒有華夏化的東夷，他們的語言與當時的漢語存在很大差別。以洛陽為標準音的華夏語後來成為東周通用全國的雅言，《詩經》的語言就是雅言，孔子講學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魯國方言，孔子成為推廣民族共同語的先驅。秦漢帝國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歷史走上了全新的發展歷程，也標誌著漢語歷史走上了全新的發展歷程。

漢代學者把漢字的構成和使用方式歸納成6種類型：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總稱六書。然而「六書說」並不能解決所有的漢字構造問題。劉博平曾發現《說文》有以合音兼義為訓的現象，如「祲,精氣感祥」，精感合音為祲；「萍,無根,浮水而生者」，浮生合音為萍；「竹,冬生艹也」，冬艹合音為竹；「黑,火所熏之色也」，熏色合音為黑；「媌，目里好也」，目好合音為媌；「社，地主也」，地主切為社；「班，分瑞玉」，分瑞切為班；「蔟，行蠶蓐」，蠶蓐切為蔟；「八,象分別相背之形」，分別切為八；「必,分極也」，分極切為必；「吒,叱怒也」，叱怒切為吒；「咮,鳥口也」，鳥口切為咮;「彷,附行也」，附行切為彷；「很,行難也」，行難切為很;「廿,二十並也」，二十切為廿；「謝，辭去也」，辭去切為謝；「韶，虞舜樂也」，舜樂切為韶；「殹,惡姿也」，惡姿切為殹；「眅,多白眼也」，白眼切為眅；「眊,目少精也」，目少切為眊；「眇,一目小也」，目小切為眇；「眄,目偏合也」，目偏切為眄；「盻,恨視也」，恨視切為盻；「隹,鳥之短尾總名也」，短尾切為隹;「筱,箭屬小竹也」，小竹切為筱；「豆,古食肉器也」，食肉切為豆；「舍,市居曰舍」，市居切為舍；「杪,木標末也」，木標切為杪；「欂，壁柱也」，壁柱切為欂；「枑,行馬也」，行馬切為枑；「梜，檢匣也」，檢匣切為梜；「檮,斷木也」，斷木切為檮；「麓，林屬於山為麓」，林屬切為麓；「粉,傅面者也」，傅面切為粉；「瘍,頭創也」，頭創切為瘍；「胄，兜鍪也」，兜鍪切為胄;「辬，駁文也」，駁文切為辬；「駙，副馬也」，副馬切為駙；「驟，馬疾步也」，疾步切為驟；「狄之為言淫辟也」，淫辟切為狄);「赭,赤土也」，赤土切為赭;「赫,火赤也」，火赤切為赫；「歡,喜款也」，喜款切為歡；「潏,湧出也」，湧出切為潏；「泭,編木以渡也」，編木切為泭；「澍,時雨澍生萬物」，時雨切為澍；「龍，鱗蟲之長也」，鱗蟲切為龍；「撟,舉手也」，舉手切為撟；「扣,牽馬也」，牽馬切為扣；「奼,少女也」，少女切為奼;「嬥,直好貌」，直好切為嬥；「繑,絝紐」，絝紐切為繑；「彝，宗廟常器也」，常器切為彝；「蜂，飛蟲則人者」，飛蟲切為蜂；「鈀,兵車也」，兵車切為鈀；「鏞,大鐘謂之鏞」，大鐘切為鏞等（《說文有合音說》）。這些規律超出了六書範圍。林語堂在《古有複輔音說》一文中，還列舉孔曰窟窿、角為矻落、圈為窟攣、雲曰屈林、錮為錮鏴、窟礌子亦名魁礌子、不律謂之筆、狸之言不來、風曰孛纜、蒲為勃盧、蓬為勃籠、盤為勃闌、團為突欒、螳為突郎、鐸為突落、禿說禿驢等作為複輔音的證據。關於「雲曰屈林」出於宋代的孫穆《雞林類事》，所記為古代朝鮮語。 「佛曰孛而」，明顯來自梵語buddha(佛陀)。「孔曰窟窿」，林語堂找到了一條旁證,「直接的如暹羅語之klong、kluang、kuang（一卷，一圓筒）」。「風曰孛纜」，學者認為「孛纜」是阿爾泰語的借詞。提倡此說的論著有黃有福等《『孛纜』語源考》、金永哲《關於『風曰孛纜』和複輔音———與尚玉河同志商榷》、應琳《『風曰孛纜』考》、尉遲治平《「風」之謎和夷語走廊》、丁啟陣《論古無複輔音聲母》。其它的一字讀二音的現象是否最終來自多音節語言，亦值得深入研究，不可輕下結論。

反切中還有所謂「倒紐」。傅定淼在《反切源於合音新證》中揭出古籍中的許多倒紐的現象，如班固《東都賦》「棽麗」之「棽」，司馬相如《大人賦》作「林離」，「林」實為「麗、棽」合音；《左傳?哀公十一年》「屬鏤」之劍,《荀子?成相》作「獨鹿」,「鏤、屬」合音為「鹿」；《說文?金部》:「鐎,鐎斗也」,段注:「即刁斗也。」「斗、鐎」合音為「刁」；《爾雅?釋草》:「蒤,虎杖」,「杖虎」合音為「蒤」；《後漢書?光武紀》注引《廣雅》:「兜零,籠也。」《說文?竹部》:「簍,竹籠也。」「零兜」合音為「簍」等。但這些說辭全屬無稽之談。」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指出：「中國文字上的表音方法,完全是某音某式的一種直音,決不是一種拼音;拼音的原則,可以說真正漢字的結構上始終沒有存在過。」並批評自反字(又名合音字)「只是根據偶然巧合的事實,來推定拼音的方法也是中國造字的一種原則,終不免文人學士好奇之過。」《史記?封禪書》：「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集解》引徐廣曰:「狸,一名『不來』。」《儀禮?大射三》:「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鄭玄注:「《狸首》,逸詩《曾孫》也。狸之言不來也。」胡培翚《儀禮正義》曰:「雲『狸之言不來也』者,解詩篇名狸之意。『狸』與『來』古音相近,『不來』即『狸』之合聲,猶『終葵』之為『椎』,『邾婁』之為『鄒』也。」胡培翚這裡明確地說「不來」合聲為「狸」，但是，稍具語言學常識的人都知道，「不來」不能合聲為「狸」；它與「終葵」合聲為「椎」、「邾婁」合聲為「鄒」不是一回事。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倒紐」的原因，即不是「不來」切為「狸」,而是「來不」切為「狸」。實際上我們知道，「不來」一詞是突厥語bars的音譯，指虎豹之類的大型猛獸。

漢字史中還廣泛存在的「異字同形」的現象，就是同一個字表達意義不同的字。裘錫圭說:「在早期的漢字里,一形多用曾經是相當普遍的一種現象,而且這種現象通常是存在於同時同地的文字里。」他說甲骨文中,象成年男子的一個字形既表示「夫」,也表示「大」。林沄《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指出甲骨文中「月」與「夕」、「卜」與「外」同形，兩字之間都沒有音韻上的任何關係,不是同源字,只是字形相同而已。在金文中「王」與「士」2字有時候同形。他在《古文字轉注舉例》中又說，在甲骨文中,「立」-「位」、「女」-「母」、「鼻」-「自」、「主」-「示」、「禾」-「年」、「帚」-「婦」、「畢」-「禽」都是同一個字形，而且這些同形字之間只有意思上的一定的相關性,卻完全沒有音韻上的同源關係。還指出金文中的「考」與「老」同形:「同一字形兼具老、考兩字之用。因為,這個字形不但可以表示年老之意,也可以表示父親之意。…至於『考』字,是在原有的『老』字上加註聲符『丂』而產生的分化字。…總之,『老』字本來兼作『考』字用,是不添新字形的造字,這就是轉注。西周已出現了加註『丂』聲符的『考』字。出現專用的『考』字後,『老』字仍有按舊習慣用作『考』者,『考』字則不能用作『老』字。大概到東周后期才完全分化為用各有當的兩個字。」他特別解釋說：「古漢字用同一個字形兼記這兩個詞,就好象東巴文中用一個戴男式帽子的人形兼記『子』、『男』、『丈夫』三個不同的詞,用戴男式帽子而又披長發的人形兼記『叟』、『祖父』兩個不同的詞。」這種現象能說是「轉注」嗎？《經典釋文·條例》引鄭康成雲:「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於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於茲遂生矣。」這裡說的是「假借」，但是有些字，也不能用「假借」解釋。《說文》:「命,使也。從口從令。」在甲骨文中已有「令」字,但沒有「命」字。在西周的金文中才產生了「命」字。《說文解字句讀》說:「金刻多借『令』為『命』。《史伯碩父鼎》『永令萬年』,其證也。」所以容庚《金文編》說:「『令』孳乳為『命』。」戰國時代的三晉兵器銘文中的作為地方長官的縣令的「令」常常寫作「命」。楚國行政長官「令尹」,在《郭店楚墓竹簡?窮達以時》中寫作「命尹」。王力《同源字典》把它們歸入同源字。《說文諧聲補遺》稱『令亦聲』，而且也引用金文為證:「命、令二字通用,故從其聲。」徐鍇《系傳》明確地稱「命」是會意字。段注本作「從口令」。本來依據段注慣例,段注也是認為「命」是會意字。但是段注與王筠《說文解字句讀》卻明說「令亦聲」,這就把它當作形聲字了。《說文通訓定聲》還認為「命」是會意兼形聲。大師尚分歧如此，常人則更難擇善而從了。

「一形多用」的形成原因是複雜的，有時是因為一個字的俗體寫法與其它字同形；有時是因為一個字在使用中發生訛誤、繁化、簡化、同化或異化；有時因為一個字形和幾個不同詞的詞義都有關係,可以兼作不同詞的表意字；有時原本是不同系統的字,但恰好是同形,後又因為不同方言的字混合在一起,於是就出現了同形字；有時是因為兩個字產生和使用的時間與地域都不相同，而正好變得與另一個字同形。筆者認為前3種情況平時並不多見，但後2種情況在不同民族之間發生語言交換時就會容易出現。比如「婦好」的後一個字，商人讀zi，可周人讀hao；日本人讀漢字，其音也與原音不同。古漢語中的訓讀與此相同，一些字的讀音既不是自古相傳的音,也不是語音訛變,而是由於這個字與另一個字在意思上相同或相近,於是便被讀成了那個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字的音。《後漢書?段熲傳》:「熲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李賢注:「鳥音爵,縣名,屬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北也。」《後漢書?西羌傳》:「賢追到鸞鳥,招引之。」注:「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鳥音爵。」這就是訓讀。因為「鳥」與「雀」義近,而雀與爵古音相同,所以唐代的學者可以注音為「鳥」音「爵」。眾多的語言學家卻把這作為上古漢語有複輔音的證據，擬構了許多無法讀出的複輔音。這使我想起南京人說「來斯」，有「棒」、「厲害」、「很強」的意思，原型可能是洋涇浜英語nice,有和藹,可親,嘉,爽快之意。如果有人用複輔音理論去解釋「來斯」，那才是令人噴飯的事情呢。

不可忽視的是，漢語的融合和分化從未停止過。普通話的基礎是北京語音，北京語音也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遠古時代，黃帝之後分封於薊，當時北京居民可能操原始阿爾泰語；西周建立後，分封宗室於燕（今北京房山區琉璃河），東胡大部分被驅逐，北京開始操周族雅言。此後，北京一直是漢族、烏桓、鮮卑、契丹雜居之地。遼金元時代，大量少數民族以北京作為首都並駐兵移民，時間長達430年。這些北方民族對漢族文化並不重視，卻最喜歡聽戲，並且以曲取士，因此促進了戲曲的發展。據成書於元泰定甲子年（1324）的《中原音韻》記載，原金元統治區內的主流語言較之北宋時的官方語言產生了如下差異：全濁音聲母依據聲調（原聲調）轉化為阿爾泰語系中相對應的送氣清音和不送氣清音；與入聲有緊密關聯的複雜的輔音韻尾歸併轉化，成為簡單的母音韻尾和鼻音韻尾，入聲在北方從此消亡；大量平舌擦音和舌頭音變為阿爾泰語系語言中特有的翹舌擦音；部分原來的入聲非重讀變調音轉變為新的讀法——輕聲；兒化音的來源是指小表愛的詞尾，是阿爾泰語系特別是蒙滿民族所帶來的語言特點。這種新興的語音結合簡化了的漢語語法，成為方言內部分歧最小，語音結構最簡單、保留古音最少的漢語方言。

隨著元滅南宋、統一中國，官話憑藉政治優勢，向長江流域及以南地區擴展,相當一部分蒙古詞語進入漢語。自秦漢時起，中國就有傳送信息的「驛」。成吉思汗時期，仿效中原的驛傳制度，在境內設立站。所謂「站」，由蒙古語?am（路，驛道）音譯而來，與漢語站立的「站」完全不同。該詞在北魏時代就有，《南齊書·魏虜傳》國中呼「諸州乘驛人為咸真（zhamchin）」，就是後來蒙古人的「站赤」。但由於北魏政權短暫，該詞並未在漢語中立足。元朝大約每隔六七十里設一個站，構成以大都為中心的交通網，每個站配有站赤、站戶、馬、車、糧食、菜、酒等，負責接待來往使臣。範圍之廣，組織之嚴密，為前代所未有。「驛」這個詞被日語吸收，今天的日本車站都稱「驛」，反而中國的「驛」全被「站」取代了。明代曾通令從洪武元年（1368）9月起，改站為驛，可到崇禎三年（1630），有個大臣上奏摺還是用了「站」字，事見《明史·魏呈潤傳》，可見「站」字並未取消得掉。不但取消不掉，而且表現出強大的構詞能力，如兵站、車站、站台、糧站、廣播站、站長、水電站、水文站、揚水站、茶水站、發電站、交通站、供應站、運輸站、收購站、接待站、氣象站、防疫站等，隨著新生事物的出現，「站」字還會滋生出更多的新詞語來。

英語稱華北官話為Mandarin（滿大人），這是為什麼？原來清代女真族改稱滿族，第二輪湧入中原。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嚴酷的語言現實，除了直接使用北京漢人的語言的辭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用滿語的腔調讀漢字，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但是，歷史就是這麼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日本皇軍的蹩腳漢語要幸運得多，隨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英語把這種語言稱為「滿大人」。在《紅樓夢》中使用的「滿語式漢語」俯拾即是。如第3回：「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第8回：「我願留著來著，拿會子李奶奶來了，喝了去了。」第14回：「巴不得今日就念才好。」第16回：「只好學著辦罷咧。」第85回：「帳子的梔子是紅的，火光照著，自然紅是有的。」「說的兩個人咕嘟著嘴，坐著去了。」第86回：寶玉道：「我白問問。」襲人道：「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這裡的「有的」、「有呢」是滿語謂語動詞放在末尾，「來著」是滿語動詞過去時完成體進行時態，「巴不得」是滿語bahaci tuttu的譯詞、「罷咧」是滿語dabala的對音，「咕嘟」是蒙古語gudu-(往下，向下彎曲)的對音，「白」是滿語baibi的譯詞。「滿大人」進一步胡化華北官話的語音，大量清洗官話中的古漢語辭彙，致使言文脫離現象日趨嚴重，清中葉以後北京語音終於取代了中原雅音的標準音地位，中原古音被壓縮在江浙閩廣諸省。

漢族有悠久的文化，遼闊的領土，眾多的人才，豐富的治國安邦之道，進入農耕世界的征服者都不得不適應當地的經濟文化而為被征服者所同化，在中國歷史上，農、牧民族的大融合，總是以「漢化」為主要的形式，即游牧社會的封建化、游牧人口的農業化和定居化、思想上的儒家化和文化上的用漢字、說漢話等等。每一個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地區，不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都走上了這條漢化的道路，否則就得退回邊塞。漢語和侗傣語、苗瑤語、暹羅語、越南語等雖然有發生學上的關係，但是，起碼在商代以前，它們就已分道揚鑣，各自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邢公畹說：「龍山時代廟底溝二期文化與當時其它各文化之間的強烈交互作用，可以稱為『華夏化』運動。伴隨發生的還有『夏語化』運動，…遠離中原的方言區對此有一定的抗拒性，所以仍然獨立發展為侗台、苗瑤等語」（《漢藏語系研究和中國考古學》）。中國的歷史，就是在這種同化與融合中一次次重複著它的歷程，中國的封建社會也因此獲得了長期延續。不同語言之間的接觸、融合、再接觸、再融合，漢語成了通用語言。漢族並非僅系華夏族名稱的簡單變化，實際內容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華夏族吸收了眾多的民族成分，擴大和發展了族體，形成比原來更大、更強盛的族體。

作者簡介：唐善純（1944-），1968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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