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在建黨初期的貢獻：辦報辦學 創建黨團組織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奠基者。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在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重要年份，回顧董必武同志在中國共產黨創建及發展初期的歷史貢獻，對於了解中國共產黨創建的光輝歷史，學習和汲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品德、情操和精神，並沿著由他們所開啟的道路繼續前進具有重大意義。

　　創辦新型學校 傳播革命思想

　　1919年，寓居上海的董必武通過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書籍，結合自己投身民主革命的經歷，以及對俄國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深刻思考，逐步認識到：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須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自此，董必武義無反顧地踏上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征途。而要實行階級革命，走俄國道路，必先要喚醒和組織群眾。董必武與同在上海的李漢俊等人經過精心籌劃，決定從宣傳新思想、提高民眾的階級覺悟入手，立即著手辦兩件事：一是辦報，二是辦學。

　　1919年8月，董必武由上海返回武漢，開始了全新的革命事業。由於資金募集的困難，辦報的計劃中途擱淺，董必武遂將精力集中在創辦一所中學上。在董必武的艱辛籌措和眾多熱心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私立武漢中學於1920年3月正式開始招生。學校成立後，董必武為利於辦學，提議由當地知名的教育界人士擔任董事長和校長，而自己則實際主持學校的各項工作。

　　為了更好地發揮武漢中學在教育、宣傳和組織群眾方面的作用，董必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努力降低費用，吸收更多的家境貧寒和農村子弟入學。學校董事會辦學章程規定：報考武漢中學的費用比本地區同類學校低六分之一，學費低三分之一。同時，教職員工只拿低薪或不支薪，在工作中一人身兼數職，以儘可能減少開支。二是十分注重學生的思想進步和道德提升。董必武以「朴誠勇毅」為該校校訓，親自教授兩個班的國文課，採用白話文教學，並精心挑選了古今中外具有人民性的優秀詩文作為教材內容，以培育和啟迪學生的新思想。三是引導學生逐步樹立革命思想。董必武「設法為學生購買了《共產黨宣言》、《新青年》、《湘江評論》、《武漢星期評論》等書刊」，並指導學生編寫了《政治問答》等，引導學生關注時事政治；邀請李漢俊、錢介磐、惲代英等先後到校作演講，向學生傳播革命思想，「使學生得以在學業和思想上並進」。

　　在董必武的努力下，武漢中學成為培養革命骨幹的搖籃，不少師生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據統計，武漢中學教師中有5位成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在1927年冬爆發的鄂東「黃麻起義」總指揮部的10名領導人中就有5名畢業於武漢中學。

　　創建黨團組織 發展革命力量

　　1920年6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正式成立。同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李漢俊致函董必武，希望董必武等在武漢組織起一個共產主義小組。董必武接信後與陳潭秋密切合作，立即著手籌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也高度關注武漢共產主義組織的建立，他在1920年8月委派已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湖北鄂州人劉伯垂來到武漢，協助董必武籌建黨的組織。1920年10月，在董必武、張國恩的寓所舉行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又稱「武漢共產主義研究小組」)正式成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董必武、陳潭秋、劉伯垂、張國恩、包惠僧等7人。會議「推定包惠僧為臨時支部書記，經常駐機關部工作」。此後，董必武等繼續擴大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至中共一大召開前夕，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共有九名成員，其中工人黨員兩名。

　　為團結教育廣大青年，董必武與陳潭秋又隨即在武漢中學建立了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11月7日，在武漢中學召開的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會議上，董必武發表了講話。他認為：「新思潮正向我們撲面湧來。我們怎樣對待呢？自然要投身到正在醞釀之中的新的運動中去。參加這場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天職。」他鼓勵學生們同舊社會的各種不合理現象作鬥爭，他以五四運動為例，強調「不應當說我們人少，說我們的力量不足以著手改造社會……不要把我們看得分文不值」。董必武的講話極大鼓舞了參會青年的革命鬥志。不久，董必武、陳潭秋等又建立了漢口社會主義青年團。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後，很快又在各大、中學校建立起支部，組織青年學習馬克思主義，併到工人中積極宣傳，促進了武漢地區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發展。

　　同時，董必武等還建立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這一公開的組織，組織了婦女讀書會、青年讀書會等團體，深入群眾中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他「要求各讀書會成員深入到勞苦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結合工人的生活狀況理解馬克思主義原理」。

　　董必武等在武漢建立起了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並積極發展黨、團組織的力量，宣傳馬克思主義，深入工人群眾，為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在武漢地區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參加中共一大 共創全國組織

　　1921年7月初，董必武和陳潭秋作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抵達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董必武向大會全面彙報了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籌建和本地區黨團的活動情況，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肯定。

　　在討論《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時，與會代表在黨的奮鬥目標和組織原則上最初意見並不一致。以李漢俊為首的一派在黨的奮鬥目標上提出要「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在黨的組織原則上提出「主張團結先進知識分子，公開建立廣泛的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政黨」。以劉仁靜為首的另一派則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直接鬥爭的目標，反對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反對任何合法運動，認為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董必武根據自己多年的革命實踐和獨立思考，與大多數代表一道批評了李漢俊、包惠僧等的錯誤意見，最終基本確定了黨的綱領。

　　在討論如何對待孫中山的問題上，包惠僧等認為「孫中山與北洋軍閥一樣，甚至比北洋軍閥還要危險，與孫中山聯合，容易使群眾彷徨」。董必武則結合自己的革命經驗認為，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目標和策略方法上雖然存在不同，但不能把孫中山與北洋軍閥相提並論；孫中山自成立興中會以來所開展的一系列革命活動是應該肯定的。他還主張為了反對革命階級的共同敵人——北洋軍閥，應當聯合孫中山。董必武的意見實質上提出了共產黨在領導革命時要建立統一戰線來反對共同敵人的正確思想。然而，此次大會所形成的決議卻主張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攻擊的政策」，「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這種脫離實際的主張，在黨的三大上得以糾正。

　　會後，董必武和李漢俊起草了給共產國際的報告，總結了大會討論的主要問題，他還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戰鬥口號。董必武以其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堅持真理、不盲從他人的優良政治品格為中共一大作出了重要貢獻，並為中共三大提出實行國共合作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借鑒。

　　領導學生鬥爭 團結組織群眾

　　一大閉幕後，董必武與陳潭秋返回武漢。不久，他又參加了孫中山計劃的在鄂西舉兵討伐盤踞在湖北的軍閥吳佩孚的軍事行動。後因敵眾我寡，後方補給困難，且遭到吳佩孚與四川軍閥的兩面進攻而最終失敗，董必武於是由鄂西返回武漢。此時，在武漢發生了轟動一時的「女師學潮」，董必武受命領導了這場運動。

　　1922年3月，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王式玉出於保守的思想立場先開除了進步教師劉子通，後又將挽留劉子通繼續在校任教而參加罷課的夏之栩、袁溥之等同學，以其集中活動違反校規為名開除學籍，激起了軒然大波，由此爆發了轟動武漢的「女師學潮」。董必武受中共武漢執行委員會的委派，親自領導了這場運動。董必武採取了靈活的鬥爭策略，他並未首先在女師內部進行鬥爭，而是引導女師中的積極分子同外校的學生聯合起來舉行同盟罷課，併到教育廳請願，向校長王式玉施加強大的壓力。同時，董必武又請武漢地區的社會名流，如李漢俊、李廉方等五人出面調解。結果，教育當局最後責令王式玉辭職，給夏之栩、袁溥之等同學恢復學籍，照發畢業文憑，但須另找地方補課。董必武領導的「女師學潮」取得了勝利，一時震動了整個武漢。

　　受此事影響，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即湖北男師)也發生了因其校長劉為章開除了幾名進步學生，致使這些學生悲憤溺水而死所引發的運動。於是，董必武又領導了這次湖北男師的學生鬥爭，最後校長劉為章在強大的壓力下被迫離職，由當地著名教育界人士先後任校長，董必武等受聘到校任教，後又被聘為訓育主任，開始對學校進行改革，使這所學校成為革命者的重要陣地。

　　除了直接領導學生鬥爭，董必武還在學生積極分子中組織了「武漢婦女讀書會」和「人社」等讀書團體，幫助他們學習馬克思主義，不斷提高思想覺悟。他通過在工人中舉辦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平民夜校」，參與組織領導群眾反帝愛國運動，聯絡教育界知名人士聯名向政府提出改組湖北教育會等要求，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影響。此外，董必武還將以武漢中學為中心的各校的黨團員派到荊門、鍾祥、孝感等地建立黨、團組織，把革命火種撒遍全省。

　　董必武以其豐富的革命經驗，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堅持真理的政治品格，靈活機動的鬥爭策略，與陳潭秋等人一道努力工作，推動著革命向前發展。這為董必武在大革命中策應北伐戰爭，建立以「共產黨員為核心，團結國民黨左派」的國民黨湖北省各級黨組織，領導和發動大規模的工農運動打下了良好基礎，也為大革命失敗後「黃麻起義」的發動和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營造了有利條件。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專業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