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弘一大師李叔同

[摘要]當今有些「研究者」、「專家」發表文章，用種種猜測「揭秘」弘祖出家的原因，勸君千萬不要在此浪費時間，以免以訛傳訛，誤導後人，還是先了解弘祖出家後的成就及對佛教的貢獻，一切便明了。

李叔同（1880-1942年）名文濤，別號息霜，法名演音，號弘一。生於天津河北區糧店后街。是近代文化名人和佛教律宗祖師。

「二十文章驚海內」的一代宗師，集詩詞、書畫、篆刻、音樂、戲曲、文學於一身，在多個領域，開中華燦爛文化藝術之先河。他的書法藝術精湛，「樸拙圓滿，渾然天成」，魯迅、郭沫若等現代文化名人以得到他一幅字為無尚榮耀。第一個向中國傳播西方音樂的先驅者，中國話劇創始人，同時也是把西洋畫引入中國的第一人，中國水彩畫的開拓者。他以卓越的藝術造詣，先後培養了著名畫家豐子愷、潘天壽、音樂家劉質平等一代文化名人。出家後，精研律學，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等著作，使中斷400年的南山律宗得以繼承弘揚，被佛門尊為第十一代律宗祖師。

今年10月23日，是弘一誕辰135周年紀念。天津李叔同博物館特意舉辦《海河之子——李叔同與天津》展覽暨兩場講座、對談，現將部分紀念活動內容分享讀者。

我的祖父李叔同——弘一大師

童年

李叔同（1880—1942年）名文濤，別號息霜，法名演音，號弘一。生於天津河北區糧店后街。是近代文化名人和佛教律宗祖師。

弘祖清光緒六年九月二十日（1880年10月23日）出生於天津三岔河口東糧店后街地藏庵附近陸家豎衚衕的一座三合院內。

弘祖曾在歌曲《憶兒時》中寫道：

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漂泊。

回憶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樹，樹底迷藏捉。

高枝啼鳥，小川游魚，曾把險情托。

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

這首歌的寫作時間是在1915年，歌詞中親切的回憶起兒時的生活，品味童年的樂趣。

弘祖約三歲時，其父親在距舊宅不遠的糧店后街62號（今60號），購置了一套「田」字形共有四道院的新宅第，祖父隨同家人遷居於此。

啟蒙

弘祖自幼聰明過人，少小時在家上私塾，5歲時誦名詩格言；6歲起習《百孝圖》、《格言聯璧》、《文選》等；8歲時讀《名賢集》、《孝經》及唐詩；11歲時學《四書》；12歲攻《爾雅》、《詩經》、《說文解字》並開始臨帖；15歲起學詞、制篆刻……在研究中國傳統詩書的同時，還學習算數和外文。他生在富商的家庭，並無經商的興趣，倒是對詩詞、篆刻，甚至戲曲等頗為傾心。

光緒二十一年（1895）到輔仁書院讀書，學習詩文，切磋學問。輔仁書院在天津舊城西南角的文昌宮內，後稱之為「文昌宮小學」。弘祖曾為文昌宮小學寫了一首校歌，歌詞是：「文昌在天，文明之光。地靈人傑，效師長；初學根本，實切強；精神騰躍，成文章。君不見，七十二沽水源遠流長。」至今坐落在紅橋區的文昌宮小學還在唱這首校歌。

1897年弘祖曾以童生資格應天津縣儒學考試。1998年又入天津縣學應考。他在這兩年里寫過很多文章，因他讀過經史詩文，學有根底，加上自幼聰慧，每次考課作文，總覺有不盡思緒需要寫出。按照格式，文章需要每個格寫一個字，老師發下來的紙張又是有一定限量，祖父總感覺意猶未盡，紙短文長，就在一個格中書寫兩個字，博得「李雙行」的美稱，他的文章常常名列前茅。

弘祖青年時期在天津奠定了夯實的文學藝術基礎，主要得益於他的老師唐靜岩、趙幼梅兩位先生。

弘祖的書法篆刻主要得益於唐靜岩先生的教育指導，17歲那年曾請唐靜岩師遍書各體，弘祖題籤《唐靜岩司馬真跡》，唐靜岩先生特作跋語。1899年在上海專為先生刊印此冊，此舉足以看出弘祖尊師篤學的精神。

祖父的詩詞文章主要受教於趙幼梅先生，趙幼梅是津門名士，推崇蘇東坡，他向祖父傳授的主要是蘇詩藝術。祖父原是熟讀過唐詩和五代詞的，經趙元禮先生以蘇師相授，由唐入宋，再通讀兩代名家名作，融會貫通，深得唐詩宋詞之奧秘，詩藝詞藝俱進。

李叔同《憶兒時》歌譜

南遷

1898年，19歲的祖父奉母攜妻遷居上海，初到上海時是賃居於法租界的卜鄰里，由於他年少才盛，舊學新知又一應俱全，所以在他到上海不久就加入了「城南文社」。

「城南文社」是一個切磋詩詞文章的團體，他加入文社後立即顯露出了出眾的才華，幾次評詩，他都名列前茅。「城南文社」的活動地點就在「城南草堂」，草堂的主人名叫許幻園。其人名榮，江蘇松江人，家中富有，為人也慷慨，被認為是上海新學界的一位領袖人物。

許幻園亦經常進行懸賞徵文活動。自從祖父到上海後，只要他參加投稿，每次皆得第一，許幻園慕其才華，就特地讓出「城南草堂」的一部分房間，請祖父一家搬來同住，從此他倆便成了一對摯友。

來「城南草堂」聚會的人中還有袁希濂、蔡小香、張小樓三位。他們也都是當時上海文藝界的知名人士，這五位才子年齡相差無幾，情投意合，就決定結成金蘭之誼，號稱「天涯五友」。

祖父除了寫詩文外，也參加美術活動。1900年3月會同友人在上海福州路楊柳樓台舊址組織「海上書畫公會」，每周出書畫報一張，由《中外日報》社隨報發行。他自編了《李廬印譜》，又出版了《李廬詩鐘》，其影響正如同他自己所言的那樣：「二十文章驚海內」。

1905年我的曾祖母病故，我的祖父非常孝敬父母，一定要將曾祖母的靈柩運回天津，按舊規矩「外喪不能進家門」。因此，他們兄弟之間對此意見不統一，後經親友調解說和，最終曾祖母的靈柩由正門進入，出殯時也由正門出。為其母親正了名。

在舉行喪禮的前6天，天津《大公報》就在《本阜新聞》欄中以《文明喪禮》為題預報說：

「河東李叔同君，新世界之傑士也，其母王太夫人月前病故。李君特定於本月（按指7月）二十九日開追悼會，盡除一切繁文縟節，別定新儀」。次日又公布了「新儀」的具體內容：除稱「備有西餐，以饗來賓」。

並附《哀啟》：

「我國喪禮繁文縟節，俚俗已甚。君廣平（「廣平」為李叔同的字）願力去其舊。爰與同人商酌，據東西各國追悼會之例，略為變通，定新儀如下：一、凡我同人倘願致敬，或撰文詩，或書聯句，或送花圈花牌，請毋饋以呢緞綢幛、紙紮箱彩、銀錢洋圓等物；二、諸君光臨，概免弔唁舊儀，倘須致敬，請於開會時行鞠躬禮；三、追悼會儀式：甲、開會，乙、家人致哀辭，丙、家人獻花，丁、家人行鞠躬禮，戊、來賓行鞠躬禮，己、家人致謝來賓行鞠躬禮，庚、散會。」

整個喪儀為西式，致悼詞（不是孝子跪地讀祭文），我的祖父彈鋼琴，唱自己譜寫的哀歌，全家穿黑色衣服送喪。

曾祖母之喪，正直戊戌變法後封建勢力反撲之時，祖父於改革喪制，表現了極大的膽識。祖父生性純孝，其母親謝世後改名「李哀」，字哀公，據豐子愷先生在《法味》一文記述，祖父曾說母親的死使他「從生平最幸福的時候轉入不斷的哀悲與憂愁，一直到出家」。祖父改革喪制正是以此來表示對母親的深切悼念。

續佛慧命

「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弘祖1918年出家為僧，弘祖的出家沒有牽涉到任何世俗因素，完全是為了住持佛法，續佛慧命，弘法利生，將佛法發揚光大，利益眾生。直至1942年圓寂，這二十四年間，對佛教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當時鑒於佛門戒律鬆弛故而致力研究律宗，學律持律，以自己嚴格的持戒行動為佛教界樹立模範，並振興淹沒七百年的「南山律宗」，履踐他的弘律誓願，嘔心瀝血，竭盡全力，精研律藏，先後編著許多有關律學典籍文獻，總稱為《南山律苑叢書》，其中以《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一書最為精闢，為「經典性」著作，用去七年時間才完稿，精心構思，將原有戒條，製為表解，化繁為簡。表中所列制意、罪相、具緣、開緣、並制、境想等，綱目精細，條理分明，一一了如指掌，令初學者，易得門徑，被稱為宋朝元照（靈芝）律師以後第一巨著。

戒律的學習和弘揚一向是僧尼的專職，在家居士是不敢問律的，所以居士對戒律的了解至多停留於五戒八戒的戒相上，弘祖為此編寫《南山律在家備覽》，為在家居士學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弘祖受戒後，嚴格實踐過午不食，躬行諸戒，僧衲簡樸，赤腳草履，威儀寂靜，充分體現出無掛無礙的解脫心境。所有起心動念，言行舉止，行住坐卧，無不謹慎。一次，豐子愷先生寄一卷宣紙，請弘祖書寫佛號，宣紙有餘，弘祖便去信問多餘宣紙如何處置？豐子愷先生原是多備一點，供弘祖隨意處置的，連忙回信說明：「多餘的紙。贈與法師，請隨意處置」。又有一次豐子愷先生寄回件郵票多了幾分，弘祖把多的幾分寄還他。於是以后豐子愷都要提前說明多餘的用途，弘祖方肯使用。

弘祖精研《大方廣佛華嚴經》，將各種譯本中精闢的經句集成聯句，編寫成《華嚴集聯三百》一書。《華嚴集聯三百》力求不失《華嚴經》經文本意，又富佛教哲理，擇對工整，靈活不滯。加上書法藝術的莊嚴，更引人入勝，歡喜持受。

弘祖出家後最敬仰印光法師。向初學佛者推薦《印光法師文鈔》。在致姚石子信上說；「法師今居普陀，昔為名儒，出家已二十餘年，為當世第一高僧，品格高潔嚴厲，為余所最服膺者。」 弘祖出家後不作住持，不畜徒眾，不樂名聞利養。因擔任住持，要外應俗務，內抓管理，妨害道業。所以，弘祖和印光法師一樣，都以不作住持為真實弘道的第一條件，全身心深入經藏，將釋家的思想「化」在儒家的邏輯思維中。在創辦「佛教養正院」時，致瑞今法師信上寫道：「弘一提倡之本意，在令學者深信佛菩薩之靈感，深信善惡報應因果之理，深知如何出家及出家以後應作何事，以造成品行端方，知見純正之學僧。至於文理等在其次也，儒家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亦此意也，謹書拙見，以備採擇。」 弘祖認為當以立德為先，立言為後，不能只精通理論，重要的是踏踏實實地做人。

當今，有些「研究者」、「專家」發表文章，用種種猜測「揭秘」弘祖出家的原因，勸君千萬不要在此浪費時間，以免以訛傳訛，誤導後人，還是先了解弘祖出家後二十四年間的成就及對佛教的貢獻，順便再學一學佛教的教理教義，待思想境界有了提高，一切便明了。

念佛不忘救國

「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是弘祖在一九三七年倡導的。當時日本侵華的氣焰囂張，大師居廈門萬石岩，自題居室為「殉教」室。並說：「為護法故，不怕炮彈」。弘祖以為：「吾人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是溫陵之水。身為佛子，於此時不能共行國難於萬一，自揣不如一隻狗子」。 弘祖時時以國家民族的命運為念，得到僧俗群眾的普遍景仰。民國27年10月，為勉勵泉州承天寺僧眾發揚愛國愛教精神，弘祖舉筆題詞：「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詞末又跋：「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

後來廈門遭日本飛機轟炸，彈片入室，弘祖泰然無懼，誠如他的一首詩云：「亭亭一枝菊，高標矗晚節。云何色殷紅，殉教應流血。」弘祖的這種愛國愛教的精神，將永遠地值得人們學習與歌頌。

1937年在廈門他第一屆運動會撰寫了會歌，歌詞是：

「你看那，未來敵，多麼披猖，請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請大家在領袖領導之下，把國事擔當，到那時，飲黃龍，為民族爭光。」

面對日本的入侵，喚醒國內各階層人民，投入救國救民的洪流中。弘祖在開示時宣傳愛國思想，書寫「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橫幅，並加跋語：「佛者，覺也，覺了真理，及能誓捨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 弘祖提出念佛不忘救國的佛教救國主張，這是佛教教義的一個創舉，得到佛教四眾弟子的擁護和讚歎。

創辦佛教養正院

廈門南普陀寺，香火鼎盛，是閩南的遊覽勝地。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餘年間，常惺法師和太虛法師先後於此主持閩南佛學院，四方佛子前來求學，前後有數百人。學風之盛，為全國佛學院之冠。海內外弘揚佛法的知名法師，大半出自該院。到了後期，因學風稍微鬆弛，時常發生風潮。當時院長常惺法師，請了弘祖來閩南佛學院講學和整頓學風，弘祖到閩南佛學院一看，學僧不聽約束已成風氣，認為機緣尚未成熟；主張另辦學院，重起爐灶。這時瑞今法師和廣洽法師正在南普陀後山的兜率陀院，親近弘祖學律。弘祖主張學院要從頭辦起，取《易經》「蒙以養正」之義，建議創辦佛教養正院，親自草擬章程和書寫院額，並請常惺法師聘瑞今法師為養正院主任，廣洽法師為監學，高文顯居士等為講師，招僧上課，與閩南佛學院同時教學。兩相比較，結果養正院規矩嚴肅，院謄日隆，學僧多為較年輕的閩南人，也造就了不少佛教僧才。弘祖有時來養正院講學，《青年佛教徒應注意的四項》（一、惜福；二、習勞；三、持戒；四、自尊）就是在養正院講的。弘祖不但重視教理研究，尤其重視戒行的修持，可謂學行兼顧，事理圓融。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廈門為軍事要地，院舍被軍隊佔用，佛教養正院只辦了三年就停辦了。

1981年七十一歲高齡的妙湛老和尚在南普陀寺復辦佛教養正院，延續至今。

弘祖的嘉言懿行是我們行為的準則

弘祖圓寂已經64年了，由於年齡關係，我沒有親近過弘祖，無緣親自聆聽弘祖的教導，但弘祖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豐厚的佛學著作，我們讀到《弘一大師演講集》就好像弘祖在面對面教導我們，倍感親切。非常感恩記錄和搜集這些資料的大德。

早年家有一對聯：惜衣惜食非為惜財緣惜福……弘祖在《青年佛教徒應注意的四項》中講道：「我們即使有十分福氣，也只好享受三分，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後去享受」。我自幼受家庭的教育，深知惜福之必要，習勞、自尊、持戒是我們成長過程中的準則。

現在，中國大陸、台灣乃至世界各地弘祖景仰者和崇拜者與日俱增，紀念館、紀念會如雨後春筍般地不斷發展。學佛是為了成佛，紀念弘一大師就是學習弘一大師，做弘一大師。我們以平常心、清凈心，通過各種紀念活動來深入地研究弘祖的嘉言懿行，以弘祖為典範，見賢思齊，「發心求正覺，忘己濟群生。」使「弘學」文化深入到現代文化與生活之中，學以致用，推進當今和諧社會的發展，使我們的學識更充實，人格更圓滿，做弘祖精神的傳人。（本文為李莉娟女士在天津文博講堂所做講座，授權刊發，因原版面有限，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