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五大盛世是道家思想結果，儒家思想根本排不上號

　　縱觀中國歷史上的盛世治國實踐，可以發現一個規律，那就是歷史上一些朝代開國前期，統治者採取道家的「無為而治」、垂拱而治、休養生息、輕稅減賦等思想治理國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特別是漢初的黃老政治成為後世效法的典範。　　歷史和現實充分證明了國家的興衰是取決於文化，而不是制度，這也是當代社會學奠基人馬克斯·韋伯的「文化決定論」。通過深入研究，筆者認為歷代王朝興衰與道家關係如下：秦朝興於法家，亡於法家；漢朝興於道家，亡於儒家；唐朝興於道家，亡於佛教；宋朝從未中興，亡於儒家；元朝興於法制，亡於佛教；明朝興於道家，亡於儒家；清朝興於道家，亡於儒佛。　　封建皇權害怕道家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會獨尊道家思想，但又離不開道家「無為而治」的富國術，中國歷史上的盛世都是有意或無意應用道家理論的結果。台灣著名國學大師南懷瑾在《老子他說》中說：「細讀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會發現一個秘密。每一個朝代，在其鼎盛的時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秘訣，簡言之，就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自漢、唐開始，接下來宋、元、明、清的創建時期，都是如此。內在真正實際的領導思想，是黃老之學，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標榜的，即在宣傳教育上所表示的，則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但是這只是口號，只是招牌而已，亦可以旁借『掛羊頭賣狗肉』的市井俚語來勉強比擬，意思就是，講的是一套，做的又另外是一套。」　　美國明道大學校長、道學基金會主席張緒通認為，「整個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朝代，即漢代與唐代奉行道的哲學。這兩個帝國是當時全部地球文明中最健康、最幸運、最先進的國度。監獄是空的，遺落在街道上的貴重東西沒有人撿，所有國民充滿自信。這是因為這兩個朝代的政府達到了禮制與正義政府的水準。歷史學家把這兩個朝代稱為中國的黃金時代。」　　老子是政治哲學，老子說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是對統治者說的，是告誡統治者要清靜寡慾，要無為而治。自由經濟是財富之源，司馬遷2000多年前就明白無誤指出，道家是事半功倍的富國富民的治國理論，道家與自由經濟是相似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老子才是世界自由經濟第一人。。　　一、西漢黃老政治與文景盛世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是西漢人，而且司馬遷也是個黃老政治崇拜者，對黃老政治及其創造的業績，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因此，西漢應用黃老政治治國，就有了明確道家理論指導，並且有詳細歷史記錄。　　1、黃老政治來源及其內容　　黃老政治中的黃是指黃帝。黃帝不僅武功烜赫，文治也成就卓著，是垂拱而治的榜樣。《周易?繫辭下》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黃帝也是法治的典範，因此，黃老政治是道法結合的一種治國術。　　漢初黃老政治的內容主要有：一是重農抑商，恢復並發展生產。如提倡以農為本，鼓勵從事農業生產；二是實行抑制政策，禁止商人們衣絲乘車，並加倍徵收他們的賦稅。三是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四是除秦苛法，約法省刑，禁網疏闊，治民尚清靜寬舒，以求百姓安輯。五是廢除關卡和橋樑的過路費，又開放山澤，讓人採掘墾殖，給工商業帶來一個空前的發展機會。六是煮鹽、冶鐵等領域全面開放，甚至在冶銅鑄幣這樣的貨幣發行領域，也都向私人開放。（史傑鵬，2007）。　　2、西漢黃老政治的詳細情況　　西漢初年統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訓，主張「反秦之弊，與民休息」。劉邦集團大多來自社會下層，對儒家咬文嚼字、繁文縟節不感興趣，惟有清靜無為的黃老之術比較對口味。劉邦採用黃老之術治國，推行「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的輕徭薄賦政策，使漢初經濟得以復甦與發展。劉邦重要謀臣張良、蕭何、曹參、陳平、王陵等，也都愛黃老之術。《史記·陳丞相世家》說：「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 《史記·曹相國世家》說：「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本或無言字)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呂后當政內，遵守劉邦臨終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遺囑的，繼續重用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開國功臣，無為而治，從民之欲，從不勞民。在經濟上，實行輕賦稅。對工商實行自由政策。在呂后統治時期，不論政治，法制，經濟和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均全面為「文景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漢書》說：「孝惠高後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後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漢文帝以代王身份繼承大統，他特別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劉邦時代的功臣周勃、陳平、灌嬰、中屠嘉等人相繼被任命為相。文帝好黃老之學，繼續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寬刑薄賦、自由工商。《風俗通·正失》言：「文帝本好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凈無為」。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恢復了春耕前皇帝親耕的制度，多次下詔勸課農桑，常頒布減省租賦詔令，田租稅十五稅一減至三十稅一，其間還有2年全免，徭役則從一年一月減至每三年一月；又允許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贖罪。此外，文帝還下詔開放土地和山林資源，任民墾耕，廢除盜鑄錢令，開放金融。廢除連坐法、誹謗妖言罪、肉刑等。　　漢景帝在位16年間，繼續推行文帝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他在位時採用竇皇后的黃老治術，實行無為政治，節儉愛民，與民休養生息，田賦三十稅一，人民負擔減輕。把務勸農桑、人口增加、土地開墾與否作為地方官吏考核的標準；設立「力田」官以勸農；實行貴粟政策以提高農產品價格；在「募民徙塞下」、實行屯戍制度後，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還大力興辦水利事業，以促進農業生產。　　竇太后是文帝的皇后，她做了23年皇后，16年皇太后，6年太皇太后。在這45年中，她極力推崇黃老之術，文帝和景帝都受到了她的影響。竇太后有個規定，就是自己的兒子和竇家的人只准讀老子的《道德經》，不準讀別的。她的孫子漢武帝即位後，要獨尊儒術，重用董仲舒等儒生，竇太后為此大發雷霆，逼著漢武帝罷免了一些官員，漢武帝第一次獨尊儒術的圖謀就失敗了。司馬遷記載說：「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　　3、黃老政治的治國成效　　漢初黃老政治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等政策的實施，使漢初社會經濟迅速得到復甦與發展，糧多的沒地放，銅錢多的沒線穿。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毫不掩飾地稱讚說：「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漢書·食貨志》也誇曰：「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在處理與諸侯王關係問題上，黃老之術的以靜制動觀念也成為一種非常有效的潤滑劑。漢初諸侯王的勢力十分強大，其中尤以吳、楚、齊為最，全國人口大約有1300萬，而屬於諸侯王國的就有850多萬，大量的納稅人口被剝奪，中央集權時刻面臨著被分裂的威脅。但文景二帝不是急於削藩，而是對諸侯王採取了長期的優容政策，如吳王劉濞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文帝反賜其几杖，允許其不預朝會。漢初以靜制動、以守為攻的策略，吳楚七國之亂不過三個月即被鎮壓，黃老之術起了重要作用（史傑鵬，2007）。　　二、垂拱而治與唐初貞觀盛世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幺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徵在《諫太宗十思疏》中說「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垂拱而治比無為而治更加積極生動形象，內涵上也不完全相同，還含有「四兩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質與黃老政治是一樣的，都提倡「君無為而臣有為」。唐太宗曾談其治國體會：「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　　1、尊老子為聖祖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自始至終尊老奉道的王朝。唐朝帝王對老子尊稱有加，自稱自己是老子的後裔，尊老子為聖祖，確定了道教為國教，並詔示天下，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高祖李淵尊老子為始祖。唐高祖武德年間，不僅為老子立廟，還規定三教次序以道為先。太宗李世民極力推崇老子，他說過「老子為帝室先系」，下詔擴建鹿邑老子生地故里太上老君廟。高宗李治在歷史上對老子最為崇拜的，命王公百官及舉子皆習《老子》。他曾親臨鹿邑縣太清官拜謁老子，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之母為「先天太后」，封老子之父為「先天太皇」，並下詔書改鹿邑縣為真源縣。武則天稱帝後並不遜色，於載初元年下詔改真源縣為仙源縣。　　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四十五年，對老子及道教的尊崇達到了頂峰。唐玄宗說老子是「萬教之祖，號曰玄元，東訓尼父，西化金仙」，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釋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玄宗不僅每晚對老子頂禮膜拜，還三次給老子封爵加號，撥款增修鹿邑老子生地廟宇。又下詔全國增建老子廟，並命各地鑄老子像。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曾兩次注釋《道德真經》，他在《御注道德真經》和《御注道德真經疏》中寫道：「順天之時，順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群臣輻湊，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為之道也。」　　2、垂拱而治與貞觀盛世　　唐朝尊老子尊道教，可能是務虛之舉，以抬高唐王的歷史地位。開元25年正月，唐玄宗在朝中「首置玄學博士」，每年都像科舉中的明經科一樣考試，推崇以老子《道德經》為宗首的道家學說。唐玄宗把《道德經》列入科舉考試，並注釋推廣《道德經》，應該是務實之舉，以提高治國水平。唐玄宗也曾說註疏《老子》的宗旨是「取之於真，不崇其教，理國之要，可不然乎。」很少玄理的探討，更少宗教性的詞語，從務實主義出發，著重闡述的是治國理身的理論。　　李唐一朝，「內用黃老，外示儒術」，成為國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時，也大力倡導道家無為而治的治國術，注重德治，一邊輕徭薄賦，一邊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邊地蠻夷都來歸服的局面，開創了「貞觀之治」 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常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強調要輕徭薄賦。唐太宗曾在《貞觀政要》中，如此敘述了他治國的深切體會道：「夫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唐太宗還在詔令中曾說：「天下大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百官「各當其任，則無為而治矣」。唐太宗甚至關心起老百姓的婚配問題，據《新唐書?太宗本紀》載：貞觀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歲、女子十五歲以上者沒有配偶的，由州縣政府以禮為他們聘娶；因家庭貧困而沒有經濟能力婚配者，鄉里的富人以及親戚共同出資操辦。」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