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達：面對歷史的難題———天益：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林達：面對歷史的難題 ● 林達一，十字路口的選擇寫完一連串佛朗哥身後的西班牙改革故事，常常會想起那些故事中的主角。胡安?卡洛斯一世，今日西班牙國王。他身為西班牙王子的獨子，尚在十歲幼齡，就肩負他並不明白的國家重任，獨自踏上從未踏上過的乾旱土地。對這片國土的感受，漸漸從一個王室傳統的必盡責任，變成了溶入血液的感情。1975年，按佛朗哥遺願，他成為佛朗哥權力的接班人，又按照佛朗哥的原定計劃，登基成為西班牙國王，恢復了西班牙已經中斷了四十四年的君主制。在胡安?卡洛斯戴上王冠的時候，他站在十字路口。他可以往前走，把祖父阿方索十三世遺下的的君主制，用佛朗哥留下的獨裁餘威充實起來，成為一個握有實權的君主。在最初的一年裡，胡安?卡洛斯確實利用了這權力的慣性，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去扭轉歷史走向。這條路對於他本人來說，從一開始就很明確：事成之後，國王必須退出屬於他自己的個人權力。 ( http://www.tecn.cn ) 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內戰時二十三歲，掌管戰時馬德里的治安。內戰後卡里約和共產黨被佛朗哥政權逐出西班牙，雙腳深陷歷史，成為西班牙內戰的特殊遺存。近四十年的流亡生活，堅決反對佛朗哥獨裁。1975年，當胡安?卡洛斯一世提出讓請西班牙共產党進入民主改革的時候，卡利約也站在十字路口。作為境內最大地下反對黨的流亡領導人，他可以藉助民眾長期對獨裁的不滿，乘虛而入，一舉而起。這樣獲得政權的機會更大，一旦掌控國家機器，維持的時間可以很長。他應該知道，走競選之路，國家權力就不是他頭上的一顆成熟果子，穩穩就可落入自己口袋。民主競選，他多半得不到政權。他選擇帶領共產黨和平競爭，以自己在黨內的威望，帶領大家接受了第一次競選失敗的現實。四十年緊繃的張力自然鬆開，使得西班牙民主迅速成熟，年邁的卡利約本人很快退而成為歷史人物。等候了四十年的權力，就這樣從手中滑過。 ( http://www.tecn.cn ) 蘇亞雷茲，改革時期最關鍵的首相，一個舊體制內的年青高階官員。在佛朗哥時代，他能夠自如地適應體制內操作，擔任了一系列重要職務，很有未來接班人的勢頭。1975年，蘇亞雷茲也一樣站在十字路口。舊體制的升遷邏輯，要講究論資排輩，年青有為如他，政治前景看好，可望旱澇保收。一旦啟動政治改革，他先是斷了自己的退路，萬一改革失敗，他可能里外不是人。即使改革成功，他也必須從零開始。蘇亞雷茲雖然在第一次競選成功。在民主政治的快速變化下，蘇亞雷茲也很快淡出政治舞台，這是他一開始選擇，就已經料到的結果。 ( http://www.tecn.cn ) 站在十字路口的，還不僅僅是這些政治領袖們。1976年10月8日，佛朗哥留下的舊西班牙國會，對蘇亞雷茲提交的政治改革法表決，425票贊成，15票反對，13票棄權。議員們並非不知道，舊國會是在簽下自己的死刑執行書。( http://www.tecn.cn )西班牙由此向現代社會邁出關鍵一步。二，民主政治成熟的條件西班牙政治制度平穩轉型後，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作為這場傳奇改革的幕後領航者，成為一個傳奇人物。各國首領和國王們都好奇地問出同樣一個問題：他是怎麼做到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經對一個家族世交的朋友，回答了這個問題。( http://www.tecn.cn ) 他說，西班牙政治轉型有其成功的必要條件。其中包括自己在童年返回西班牙接受教育，對完成歷史使命，是必要一步，雖然這並不是他自己的選擇。這不僅使得出生在羅馬的他能講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更使得他在漫長的預備期里，每分鐘都在貼近西班牙的脈動。他知道西班牙人的喜怒哀樂，知道大大小小問題，根源都在哪裡。他談到社會準備的重要性。他認為，1975年的西班牙如果沒有長期社會準備，經濟瀕臨崩潰，那麼當大轉折發生的時候，他自己很可能無法阻擋社會動蕩和經濟災難。他認為，面臨改革的時候，西班牙的社會準備比較充分。 ( http://www.tecn.cn )胡安?卡洛斯一世認為，他當時手裡握有兩張致勝王牌。一是軍隊的服從。非常有意思的是，國王補充說，在關鍵的最初階段，軍隊服從他，最主要原因是：他是佛朗哥將軍指定的接班人。在轉折最脆弱的時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軍隊中的權威保證了西班牙度過危險關頭。而更有意義的是，胡安?卡洛斯一世主導完成的最初立法中，就有「軍人不得干政」的條款。他利用自己的軍中威望，在軍人和政治之間划出一條不得逾越的界線。此舉之意義，堪比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 ( http://www.tecn.cn ) 第二張王牌，國王認為，那是因為他的背後，站立著智慧的西班牙民眾。政治改革能夠成功，它的主要動力當然是民眾的改革願望，也就是說，是民眾對佛朗哥長期獨裁的不滿。可是，下面比較麻煩的問題是，國王恰是這位獨裁者的指定接班人。胡安?卡洛斯一世不僅承繼佛朗哥的權力，還從童年開始，就在佛朗哥的親手安排下接受教育長大。( http://www.tecn.cn ) 民眾在有力量的時候，完全有理由把胡安?卡洛斯一世當作獨裁附庸餘孽一起掃掉。這隻能說是智慧，1975年的西班牙民眾，願意等待。他們耐心等待，給國王充分時間作出自己的表現。雖然極端分子永遠是有的，可是照國王的說法，四十年的和平和開放，使得西班牙民眾在1975年成熟而富有智慧。國王說，他們已經不再一有風吹草動，「嘴裡叼著一把刀就衝上街頭」去了，而這種危險狀況，正是在內戰前經常發生的。這就引出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那麼，在四十年前內戰後的西班牙，西班牙是否可能立即實現民主？胡安?卡洛斯一世誠實地回答，他不認為那是可能的。當時的民眾左右兩極分化而衝動，沒有理性立足的基礎。回答這樣的問題需要勇氣，對胡安?卡洛斯一世來說，尤其是這樣。 ( http://www.tecn.cn ) 國王的成功無疑和西班牙的社會準備有關，裡面甚至包括了國王本人的教育和準備，而作出準備的是佛朗哥本人。世界各國在民主轉型前的專制制度，是可能有很大差別的。有政治理念差別帶來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傳統文化保存的狀況和教育狀況的差別，同時，也有專制者本人對自己位置的理解不同：他認為專制社會是一個不得已的過渡，還是一個應維持不變的永恆制度。這些認知不同，導致專制時期的一個特定社會，究竟呈現預備、過渡狀態，還是朝反向惡化的狀態。可以說，因其與生俱來的特徵，沒有權力制約的專制體制，都有大量冤案，這是社會必然會轉變的原因。這種特徵也使得深入探討變得敏感，人們常常不願意觸及這類話題，而傾向於對不同的專製作同一的簡單批判，這樣對評論者的個人名聲比較安全。然而，深入探討社會準備，其實是非常必要的，對於一個還沒有完成過渡的國家尤其如此。 ( http://www.tecn.cn ) 胡安?卡洛斯能夠客觀地面對佛朗哥時期正負兩方面的遺產，而不是以簡化的態度，來豎立自己的道德形象，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而西班牙民眾能夠接受和理解這樣的誠實，更是一種難得的素質。( http://www.tecn.cn )三，為了正義要不要清算罪過在轉型過程眾，甚至在轉型之後，是否有智慧對待舊制度，仍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因為轉型不是一句空話，妥協更不是一句空話，它由許多具體處理的細節組成。首先難以迴避的就是如何消解歷史仇恨。在西班牙的轉變關頭，可以說，左右雙方都有舊帳要算。佛朗哥獨裁政府的政要中，就不用說了。國王加冕後的第一年，他的首相就是佛朗哥親手挑選的老首相那瓦羅。在內戰時期，那瓦羅執掌右翼軍事法庭，曾被左翼稱為「馬拉加屠夫」。在願意支持改革的舊體制上層，手上有血的官員絕非一個兩個。 ( http://www.tecn.cn ) 那麼，在野的反對派陣營呢？有個假設一般不會錯，被獨裁政府打壓的反對派，一定會高舉民主大旗。進一步的推理是：反獨裁政權的人，必定對獨裁深痛惡絕，一定是民主先鋒。可惜，這常常只是個推理誤會。西班牙共產黨在內戰中參與掌控過馬德里，一樣血腥，不僅右翼無法生存，左翼之異端也無法生存。連中層階級也人人自危，大量看上去「非無產階級」的無辜者被捕，被抓原因只不過是走在街上系了領帶戴了禮帽。模範監獄關押的五千囚犯，有很多在一個小村子被屠殺。西班牙人一直認為，當時負責治安的青年卡利約必須對此負責。 ( http://www.tecn.cn ) 政治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一個難關是讓共產黨合法化的問題。有人提出這一歷史屠殺事件，要對卡利約和西班牙共產黨人起訴「反人類罪」。最終，一個法官判定不予起訴，理由是，「反人類罪」的罪名是二戰之後才確立的，模範監獄屠殺事件發生的時候，法律還沒有確立這個罪名。根據西方法律「不得追溯既往」的原則，不同意依此罪名起訴。 ( http://www.tecn.cn ) 他的意見有法律依據。這位法官的父親和兄弟都死於這場屠殺，他的家庭背景在客觀上使得他的這一判決更能夠被民眾接受。這一判定，使得右翼政黨和民眾最終越過了一道關口。政治轉型完成之後，左翼政黨和民眾也獲得他們清算歷史事件中政治人物個人罪責的機會，他們最終也妥協了。事實上，即使是在國王上台的最初時期，他仍然沒有能力立即徹底糾正監獄中囚徒的非人道對待，過渡是需要時間的。 ( http://www.tecn.cn ) 雙方讓步的前提，是雙方民眾認識到，自相殘殺是一個歷史悲劇，必須把這一頁翻過去。而這些人本身也在變化。卡利約成為共產党參與民主政治轉型的關鍵人物。佛朗哥政府內的佛拉加，前西班牙內務部長，是個管鎮壓的職位，他一直被左翼稱為法西斯分子。可是，正是佛拉加在1966年主持通過新聞法，這是佛朗哥獨裁過渡時期開放的一個重要步驟。在西班牙激烈衝突歷史中的個人，不論是反對派，還是體制內改革派，都必定是複雜的。而對共同的核心價值的認同，是政治轉型得以開展的最重要條件。 ( http://www.tecn.cn ) 能夠退讓和妥協，和政治人物在主導中不煽動鬥爭與仇恨有關。在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說，他認為，為了聲張正義而堅持清算，卻陷入復仇和個人仇恨，這絕非是個好主意，這很容易進入內戰後的仇恨氛圍中。他自己在當時不斷強調，西班牙需要平穩過渡，「在舊制度和我們要的民主制度之間，不要有突然轉折點和斷裂點」。 ( http://www.tecn.cn )四，西班牙在南美的歷史余瀾不清算和追究個人罪責的前提，是雙方都公正對待歷史中的受難者，還歷史本來面目，還受難者一個公道。這些問題不是抽象的，牽涉可能是千千萬萬個人的公正和社會道義的追求。凡涉及具體的人，究竟妥協到哪一步，選擇永遠是困難的、有爭議的。西班牙歷史余瀾甚至波及南美。近幾年，兩個南美的前退位的獨裁元首分別因任職期間的罪行被逮捕、甚至起訴。一個是智利前總統皮諾切特，另一個是阿根廷前總統的庇隆夫人（庇隆將軍的妻子）。對兩名南美前獨裁者最初發難，都來自西班牙。 ( http://www.tecn.cn ) 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始，西班牙葡萄牙是南美的最早殖民者，也是後來主要移民地。西班牙國王說，他一般稱南美國家為姐妹國，反倒是南美國家總是乾脆把西班牙稱為「母國」。胡安?卡洛斯一世講述自己訪問南美的經歷，他訪問哥倫比亞的時候，哥倫比亞的總統說，我們等待西班牙國王到來，已經等了四百年。街上的孩子們追著他的汽車叫喊：我們的國王回來了！胡安?卡洛斯一世也曾經對墨西哥在1936年大批收留西班牙內戰的流亡者表示感謝。有的西班牙省分，一度在南美的移民數量超過本土居民。其結果之一，是南美在複製西班牙的熱情奔放的拉丁性格，也複製左右翼的激烈衝突，只不過在時間上是慢了一拍。內戰後流亡的西班牙左翼回國無門，定下心來，選擇在異鄉繼續自己的理想實踐。智利就幾乎複製了西班牙的道路。而許多左翼革命者終身維持了他們的西班牙國籍，這是今天的西班牙政府有權向南美獨裁者發起司法追溯的起因。 ( http://www.tecn.cn ) 二十世紀在很大範圍里，有一個強人政治時期，而左翼和右翼的強人政治引出的社會準備不同，主要在經濟制度和追求目標的差別上。後來的一些左翼專制，在社會轉變之際，也必須在經濟制度上先轉向接受右翼的主張。這種差異其實深具意義，而人們不太願意去研究和觸動，原因也是任何獨裁都有血腥的部分，研究者不太願意涉足，生怕一不小心玷污了自己的良善聲名。 ( http://www.tecn.cn ) 智利和西班牙不同的是，佛朗哥儘管知道自己是個過渡人物，卻把過渡時期定為自己的生命長度，將近整整四十年，因為權力是他本人的安全保證。皮諾切特在執政17年之後順應歷史潮流和民意交出權力，使得智利提前向民主體制轉型。這是一個實際上的妥協交易，交換條件就是皮諾切特的終身參議員職位，這個職位保證他不因為在過去任內罪行被起訴。這也是在西班牙起訴皮諾切特之後，智利的司法部門為智利能否起訴皮諾切特，進行了很長時間研究的原因。 ( http://www.tecn.cn ) 兩個制度的轉型，實際上在法律上也同樣有一個「轉」的過程，是否要用嚴格法治的新制度，來清算轉型前的舊罪行舊官員，結論並非理所當然，更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當年西班牙的轉型期，在國王主導之下，其實是變相寬赦歷史罪行的，目的是減少衝突，換來過渡時期的和順。當年，大多數西班牙人認同了國王的決定，放棄了逐個追究個人罪行。在南非也有這樣類似的過程。可以說，宗教情懷在其中起了一個重要作用。可是，對西班牙來說，社會上仍然留有難以平息的怨氣，這在西班牙起訴南美獨裁者罪行的行動中就可以看出來。對智利來說，多年後對皮諾切特的起訴，已經無礙大局，更有伸張正義的作用，所以一般都感覺振奮並持正面評論。很少有人願意正視它的另一層意義，就是妥協契約是對雙方有利的，單方面違約的一個簡單邏輯後果，就是以後其他的獨裁者不肯再如此退讓。因此，這仍然不只是單純的道德判斷。 ( http://www.tecn.cn )五，理想和信心從何而來在西班牙轉型關口，對於國王來說，一個向所有西班牙人開放的民主社會，是他的政治理想，可是，政黨合法化，甚至放出曾經有過很大殺傷力的極端左翼，容許他們站出來公開號召民眾，是不是因此會給西班牙引入災難，這也是國王內心曾經很困惑的一個角落。( http://www.tecn.cn ) 國王有個私下的好朋友，是法國駐西班牙的大使，簡－弗朗索瓦?德尼奧。在西班牙國王對他講出自己的擔憂時，德尼奧大使對他舉了葡萄牙大選的例子。在歷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同一個大文化區，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他說，葡萄牙共產黨一直說，自己的理想代表了人民，代表了葡萄牙的未來。最終葡萄牙政府終於拋開顧慮，容許他們競選。結果，他們獲得了百分之十四點四的選票。也就是說，有這樣比例的民眾確實相信他們的理念，相信他們代表了葡萄牙的未來。可是，有百分之八十四點六的民眾，並不如此認為。選票說出了葡萄牙民眾的選擇。他認為，共產黨合法化這一步一定要走。你若把一個政黨排除在外，那麼，整個國際社會都看在眼裡，都會說，西班牙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西班牙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 ( http://www.tecn.cn ) 一個政治派別興起，總是因為出現了一個政治理想，不同派別總是宣稱它自己的理想在代表民眾的利益。確實，民眾並不總是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裡的。在社會不成熟的時候，民眾可能在政治家的鼓動下，作出完全違背自己利益的選擇。可是，在社會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如果仍然阻止民眾的表達和選擇，這表現了政治家對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代表民眾意願，並沒有太大信心。 ( http://www.tecn.cn ) 政治有其很詭秘很複雜的一面，新舊交替、制度轉型的關口尤是。西班牙之所以能夠成為二十世紀制度轉型的一個奇蹟，與西班牙擁有一批願意也敢於在政治上誠實的政治家有關。他們的存在，又和西班牙始終沒有離開歐洲的政治文化傳統有關。在朝的沒有利用權力資源維護專制，在野的在得到權力之後，也沒有利用制度轉型來徹底清算和掃除前朝官員，在該退的時候他們後退，退出的舞台留給了普普通通的全體西班牙民眾，這就是今日之西班牙，國王也退出去了，他和皇后住在馬德里的郊外。如同是一個象徵，馬德里是權力中心，虛位君王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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