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種族議題非虛構作品獲今年美國國家圖書獎 | 穀雨推薦
在《世界與我之間》中，科茨以給14歲兒子寫信的形式，將生活在美國的黑人所遭受的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娓娓道來，其中不乏激烈言辭。科茨說之所以寫這本書，是為了他的兒子不再經歷他成長中遭受的威脅和折磨。「在美國，黑人對白人的恐懼是250年來白人鞭打、灼燒、槍殺、囚禁黑人歷史的產物。摧殘黑人的身體是美國的傳統，也是遺產。」他寫道。這本書引發關注的同時也帶來爭議，諾貝爾獎得主、美國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盛讚其為「必讀書」：「美國最好的種族議題作家，大膽、私密性地剖析美國種族歷史。」而《經濟學人》書評則稱「科茨的書信體不僅形式陳舊，而且滿腔憤怒。作者喋喋不休，有時放縱任性。」《紐約時報》書評稱則科茨無視美國幾十年來的進步。畢竟，這個國家已經兩次選一位黑人當總統。穀雨選取《世界與我之間》其中一章節，以饗讀者。
▲ 科茨作品《世界與我之間》
給兒子的信
作者：塔那西斯·科茨 翻譯：搬那度
來源：《大西洋月刊》
他們把人類帶到湮滅的邊緣，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白種人。」——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
兒子：
上個星期天，一個受歡迎的新聞節目的主持人問我，失去我的身體的意義是什麼。這名主持人從華盛頓特區直播，而我在曼哈頓的遠西城的一間遠端直播室里坐著。一架衛星將我們之間的距離拉近了，但是沒有任何器材能夠縮小她的世界和我被委託為之說話的世界。當主持人向我問及我的身體的時候，她的臉從熒幕上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滾動的字幕，都是我那一周前些時候寫的話。
主持人為觀眾念出了這些話。她念完之後，便轉向我的身體的這個話題，即使她並沒有明確地提及它。但是，現在，我已經很習慣有智慧的人在沒有意識到自己要求的意向的情況下問及我的身體的情況。具體地說，主持人想知道我為什麼會覺得白人美國的進步（或者應該說，那些相信自己是白皮膚的美國人的進步）是建立在搶劫與暴力上面的。我聽到這番話後，就感到一股又古老又模糊的悲傷涌了上來。這道問題的答案，就是信者本身的記載。答案，就是美國歷史。
這段話語沒有任何極端的成分。人們神化民主的方式，允許他們稍微意識到，他們時而蔑視他們的神。我們不需要多加討論這種蔑視。民主是一個寬容的神，而美國的異教——折磨、偷竊、奴役——都是罪惡的例子，在個人與國家之中是那麼普遍，沒有一個能夠自稱免疫。事實上，美國人在一個很真實的層面上從來沒有背叛他們的神。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1963年宣布，葛底斯堡戰役必須確保「人民的政府、人民建立的政府、為人民而設的政府，不會從地球上消亡」的時候，他不只是在立下理想。在內戰開始的時候，美國是擁有世界上最高的選舉權率的國家之一。問題不是林肯是不是真的在指「人民的政府」，而是我們的國家在歷史之中給政治術語「人民」賦予什麼樣的意義。1863年的時候，「人民」不是指你的媽媽或者你的奶奶，也不是指你或我。至於現在，我們必須這麼說，作為白皮膚的人的信念的提升，不是通過品酒會或冰淇淋聯誼會而達到的，而是通過掠奪生命、自由、勞工及土地而達到的。
我在那個星期天的新聞節目上，試圖盡我所能地在所分配的時間之內解釋這一切。但是，到了節目的尾聲，主持人顯示出了一張廣泛流傳的照片，裡頭是一名11歲的黑人男孩擁抱著一名白人警員。之後，她問了我有關「希望」的事。我那時候就知道，我已經失敗了。我也記得，我已經期望自己會失敗。我又納悶著我從心中湧出的模糊的悲傷，我到底為了什麼而悲傷？我從直播室走了出來，散了一下步。那是一個平靜的十二月天。自認為是白皮膚的家庭正在街上走著。以白人的身份撫養的嬰孩，包裹著放置在嬰兒車裡頭。我為了這些人而悲傷，就像我為了主持人而悲傷一樣，就像我為了外頭的那麼多正在一邊觀看，一邊陶醉在一個華而不實的希望裡頭的人而悲傷一樣。我這才意識到我為什麼會悲傷。當那位記者向我問及我的身體的時候，這就好像她在要求我將她從最美妙的夢裡頭叫醒。我這一生都看到這個夢。這個夢，就是完美的房子，有著美麗的草坪。這個夢，就是紀念日野餐、居民協會及車道。美國夢，就是樹屋和童子軍。我有那麼長的時間想逃到美國夢當中，將我的國家像被蓋一樣摺疊在我頭上。但是這不曾是一個選擇，因為美國夢是靠在我們的背上；它是利用我們的身體做成的寢具。我知道了這件事，知道美國夢之所以會持續，是通過和已知的世界的鬥爭，所以我為主持人悲傷，我為那些家庭悲傷，我為我的國家悲傷。最重要的是，在那一剎那，我為你悲傷。
這是你的國家，這是你的世界，這是你的身體，而你必須找出一個方法來活在這些局限當中。
那一周，就是你得知殺害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的人會得到自由。那些將他的遺體留在街上的人，不會得到懲罰。我從不期望會有人被懲罰。但是，你還年輕，而且還會這麼相信著。你那天晚上遲遲未睡，直到11點，等待著他們宣布起訴肇事者。他們反而宣布不會進行起訴的時候，你說：「我要走了」，然後你進了房間，而我聽到你在哭泣。我過了五分鐘才進了你的房間，但是沒有擁抱你，也沒有安慰你，因為我認為安慰你是錯誤的。我沒有說一切將會沒事，因為我從沒相信一切會沒事。我對你說的話，就是你的祖父母試圖告訴我的話：這是你的國家，這是你的世界，這是你的身體，而你必須找出一個方法來活在這些的局限當中。
我在你15歲的時候寫信給你。我寫信給你，是因為這是你看到埃里克·迦納（Eric Garner）因為買香煙而被窒息致死；因為你現在知道雷尼莎·麥克布萊德（Renisha McBride）因為求救而被槍斃，也知道約翰·克勞福德（John Crawford）因為逛百貨商店而被射殺。你也看到穿制服的男人開車經過並謀殺他們宣誓保護的12歲小孩塔米爾·賴斯（Tamir Rice）。你現在也知道，如果你還沒知道的話，你的國家的警察局已經被賦予摧毀你的身體的權力。如果摧毀是因為不幸的過度反應，也無所謂。如果它是因為誤會而引起的，也無所謂。如果它是因為一個愚蠢的政策引起的，也無所謂。沒有合法委任就售賣香煙，你的身體就可以被摧毀。轉進一個陰暗的樓梯間，你的身體就可以被摧毀。摧毀者很少必須負起責任。他們大多數會得到退休金。
這些摧毀者沒有什麼獨特的邪惡。這一剎那甚至也沒有什麼獨特的邪惡。摧毀者只是實行我們的國家的衝動、正確地解讀它的遺產的人。這個遺產的理想，就是將黑皮膚的人鐐銬起來。我們很難面對這種事實。但是，我們的措辭——種族關係、種族隔閡、種族正義、種族貌相、白色特權、甚至白人優越主義——只會模糊種族歧視的內心體驗，模糊了它打壞大腦、阻塞呼吸道、撕傷肌肉、提取器官、打斷骨頭、打裂牙齒的事實。你不能忘記這個事實。你要時時記得，社會學、歷史、經濟、圖表、回歸，全都非常暴力地落在身體上。我們應該生活在這個身體裡頭嗎？我們的目標，除了單單從歷代的持續毆打中存活之外，應該是什麼？我這一生中都在問這個問題。我通過閱讀與寫作、我年輕時的音樂、通過跟你的爺爺和母親的爭論，來尋求它的答案。我在民族主義神話中、課室里、街上、其它大陸里尋找答案。這個問題沒有答案，但是它並不是枉然的。這個持續的盤問、和我的國家的殘酷的對抗最大的收穫，就是它讓我從鬼神和神話之中釋放開來。
儘管如此，我還是很害怕。當你離開我的時候，我就更強烈地感覺到這個恐懼。但是我早在你害怕之前就已經害怕了，而我不是第一個這麼感覺的人。當我像你那樣的年紀的時候，我認識的唯一的人，全都是黑人，而他們所有人都很強烈地、固執地、危險地害怕。他們的恐懼總是會在我面前表現出來。這種恐懼，在我的西巴爾的摩鄰里的愛揮霍的男孩中可看得到。他們戴著巨大的戒指與徽章，穿著蓬鬆的大衣和皮草領的全身長皮革衣，而這就是他們對抗世界的裝甲。他們會站在格溫奧克大道和自由大道街角，或者冷泉巷與公園高地大道街角，或者曼島敏商場外面，雙手插進他們穿著的運動褲的口袋。我現在回想起這些男孩，所看到的也只有恐懼，所看到的只有他們摩拳擦掌，準備面對過去壞日子時的陰影。那時，密西西比的暴徒會圍著他們的祖父們，用火炬點燃他們的黑人身體的肢體，然後將之砍掉。恐懼在他們心中依舊存在：熟練的爵士舞、懶散的牛仔布、大號T恤、戴棒球帽的精細角度、一系列的行為與服裝，全都用來啟發這些男孩穩穩地擁有他們所渴望的一切事物的信念。
我去費城探訪我的奶奶的時候，總是會感受得到這樣的恐懼。你不曾認識她。我只認識她一點點，但是我記得的是她強硬的態度和她粗糙的聲音。我也知道，我的父親的父親已死，我的奧斯卡叔叔也已死，我的大衛叔叔也已死，而這些事件都是非自然的。我也在我自己的父親之中看到他的恐懼。他愛著你、輔導你、遞給我一些錢來照顧你。我的父親真的很害怕。他用他的黑皮條，焦慮而非憤怒地打我的時候，我就感覺得到了。他打我，好像有人會把我拐走似的，因為這樣的事就在我們的周圍發生著。每個人都基於某種原因而向街頭、監獄、毒品、槍支而失去了小孩。這些失去的女孩，據說像蜜一樣甜美，甚至連蒼蠅也不會傷害。這些失去的男孩，據說剛從中學畢業，並且已經開始改過自新。現在他們已經走了，留下的遺產，就是一股巨大的恐懼。
我六歲的時候，媽媽和爸爸帶了我去當地的公園。我從他們的目光之下溜開，找到了一個運動場。你的爺爺和奶奶花了焦急的幾分鐘找我。他們找到我的時候，爸爸做了我知道我認識的每一位父母會做的一件事——就是他解開了他的皮帶。我記得我迷惑地看著他，驚訝著犯錯與懲罰之間的距離有那麼短。後來，我會聽到爸爸這麼說：「我可以打他，或者警察可以打他。」這或許救了我，或許沒有救得到我。我只知道，恐懼衍生而來的暴力，就像火衍生而來的煙一樣，而我無法說出暴力（即使是基於恐懼和愛而強加的暴力）是不是響了警鐘，或者是在出口將我們窒息。我知道的是，因為青少年兒子不敬而體罰他們的爸爸，之後會將他們流放街邊，而他們會在那裡施予及接受同樣的正義。我也認識一些鞭打女兒的母親，但是皮條未能讓她們倖免於被大他們一倍的毒販所迫害。
在我青年時的巴爾的摩做一個黑人，就等同於裸露著面對世界的惡勢力一樣：槍支、拳頭、刀子、可卡因、強姦、疾病。法律不能保護我們。而現在，在你的時代，法律成為了一個命令你止步、進行搜身的借口，換句話說，就是進一步攻擊你的身體。但是，一個通過學校、政府支持的住房貸款、祖傳財富來保護某些人，卻只能利用刑事司法的棍棒來保護你的社會，不是失敗地實行它的善意，就是成功達到了某種更黑暗的事物。
我記得我11歲的時候，在7-Eleven便利店前面的停車位站著，看著一群年紀較大的男孩站在大街附近。我站在那裡，驚嘆著大男孩的美麗時尚感。他們全部穿著滑雪服，就是母親們在九月通過預約購貨購買的那種；她們之後會拚命加班，只為了將它包好，準備迎接聖誕節。一個頭長、眼睛小的白人男孩正在向另一個站在我附近的男孩皺眉頭。當時的時間是下午將近三點鐘。我當時就讀六年級，剛剛才放學，而且天氣還沒有初春那麼會引發糾紛。這裡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誰會知道？
小眼睛的男孩的手伸進了他的滑雪服，拉出了一把槍。我回憶這件事的時候，是慢動作的，好像在夢中一樣。男孩站在那裡，舞弄著那把槍。他緩慢地將那把槍拔出，然後插回去，然後又拔了出來。我在他細小的眼睛中看到了一股湧現的怒氣，可以在一瞬間抹去我的身體。那是1986年的事。那年，我感覺到自己淹沒在謀殺的新聞報導中。我知道，這些謀殺往往不會發生在預定的目標上，而是發生在姨奶奶、家長教師會母親、加班的叔叔、快樂的孩子身上，而且是隨機地、無情地、像傾盆大雨一般地落在他們身上。我理論上了解這一點，但是卻不能理解它為事實，直到小眼睛的男孩面對著我站著，在他的小掌心裡頭握住我整個身體。
我在逃逸之前，必須先存活，而這隻能意味著在街上鬥爭。
我記得曾訝異著死亡能夠那麼輕易地從一個童年的下午的空虛中引發開來，像霧一樣向上翻騰。我知道我住的西巴爾的摩、我的表兄弟住的費城北邊、我父親的朋友住的芝加哥南邊之間，形成了天淵之別。蒼穹之外、小行星帶之外的某處，有著小孩不需擔心自身安危的其它世界。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的客廳裡頭有一架巨大的電視機。我在傍晚就會坐在這架電視機前面，見證這另一個世界傳來的新聞。那裡有著白人小孩，他們擁有完整的足球卡片集錦。他們唯一的渴望是一位備受歡迎的女朋友，而唯一的憂慮是毒橡樹。那個世界屬於郊區，也是無止境的，並且充滿著燉肉、藍莓餡餅、煙火、冰淇淋聖代、完美的浴室、樹木繁茂的後院的河流和無盡的草坪，後院里放著的玩具小卡車。我將這些新聞報導，和我生長的世界進行比較，得到的理解就是，我的國家是個星系，而這個星系從西巴爾的摩的烏煙瘴氣，延伸到《貝福地先生》（Mr.Belvedere）的快樂獵場。我痴迷於太空的那一個區域和我的世界之間的地帶。我知道，我居住的美國星系的那一個部分，就是人們被一種頑強的重力奴役著的地方，是屬於黑人的，而另一個被解放的地區則不是。我知道某一種高深莫測的能量維持了兩者之間的距離。我感覺到，但還沒理解到，那個世界和我之間的關係。我在這其中也感到一種廣大無邊的不公、一種深刻的殘酷，使得我長久並且不可壓抑地渴望將我的身體解開，達到逃逸的速度。
我在逃逸之前，必須先存活，而這隻能意味著在街上鬥爭。我指的不只是實體的街區，也不單是裡頭擁擠的人群，而是一系列似乎從瀝青中升起的致命謎題和怪異危險。大街在每一個普通的一天就會轉變成一系列的腦筋急轉彎，而要是答案錯誤的話，就會有被毆打、被槍斃或者被搞大肚子的風險。沒有人能夠毫髮無損地存活。當我像你那樣的年紀的時候，我的大腦的整整三分之一必須關注我和誰走路上學、我們確切的人數、我們走路的方式、我微笑的次數、我對誰或者什麼事物微笑、誰有或沒有給我錢——說了那麼多，就是在說我已經在實踐大街的文化，一個專註於保護身體的文化。
我很清楚某些事物：在黑人歷史月里公然展現的作為國家的底部支撐的暴力，和街上熟悉的暴力不無關係。這種暴力不是神奇的，而是一個整體的設計。那麼，設計是什麼呢？為什麼要如此設計？我必須知道。我必須逃離……但是要逃到哪裡呢？我看到了街角的男孩，就是那些「懷了小孩的小孩」，就看到了設計。這個設計解釋了一切，從我們抽可卡因的父親，到HIV，到邁克爾·傑克遜（Michael Jackson）被漂白的皮膚。我感受得到，但卻解釋不了。這是百萬人大遊行的兩年之前的事。我幾乎每天都會播放 Ice Cube的專輯《死亡證書》（Death Certificate）：「讓我過生活，如果我們不能過我們的生活，那就讓我們為黑人國家的解放與救贖而犧牲。」我因為馬爾科姆（譯註：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X）的犧牲而煩惱。我煩惱，因為我相信我們已經把自己留在那裡，而我們在可卡因的年代，擁有的也只有巨大的恐懼。我或許必須回去。這是我從饒舌歌手呼籲我們「保持真實」的時候聽到的。我們或許應該回到自己、回到我們自己的原始街頭、回到我們自己的粗獷、回到我們自己亂糟糟的頭髮。我們或許應該回到麥加。
我的唯一麥加，以前是，現在是，以後也永遠會是霍華德大學。這個麥加，我的麥加——唯一的麥加——是個機器，是為了捕捉與集中所有非洲人民的黑暗能量、並且將它直接注入學生群而設計的。這個麥加從霍華德大學的遺產而得到力量。霍華德大學在吉姆·克勞法（Jim Crow）的時代中享受著黑人人才的近乎壟斷。大多數的其它歷史上屬於黑人的學校在舊邦聯的大荒原中的堡壘一樣被散落，但是霍華德處在華盛頓特區——巧克力城——因此靠近聯邦權力和黑人勢力。我在大院上，就是學生聚集的校園中心的公用綠色空間里，首次見證了這個勢力。我看到我認識的黑人自我，似乎千變萬化地複製出來。那裡有穿著商務正裝的奈及利亞貴族的繼承人，和穿著紫色風衣和黃褐色添柏嵐靴子的禿頭人擊拳。那裡有（黑人教會）非洲衛理公會教堂的傳道士的淺色皮膚黑人子孫，在和（泛非宗教組織）奧薩奧瑟的教士辯論。那裡有改宗穆斯林、穿著頭巾和長裙、如獲新生的加州女孩。那裡有龐氏陰謀家和基督教邪教徒、帳幕盲信者、數學奇才。這就好像在聽《救贖歌》（Redemption Song）的一百種不同的演繹，每一個有著不同的色彩與音調，而覆蓋這一切的，就是霍華德本身的歷史。我知道在我之前的人，有托妮·莫里森（文學教授Toni Morrison）、卓拉·尼爾·赫斯特（女作家Zora Neale Hurston）斯特林·布朗（文學教授Sterling Brown）及肯尼斯·克拉克（心理學家Kenneth Clark），而我就在步他們和像他們的人的後塵。
這個麥加——就是跨越時空的廣大黑人群眾——可以在穿越校園的20分鐘步行就感覺得到。我在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紀念館（Frederick Douglass Memorial Hall）前面敘舊的學生當中，就看到了其中的廣大性。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就是在這裡向他們的父母親發表反對越戰的演講。我在艾拉·奧爾德里奇劇院（Ira Aldridge Theater）旁邊的學生，看到了它巨大的範圍。唐尼·海瑟威（音樂家Donny Hathaway）曾經在這裡演唱過，唐納德·伯德（爵士小喇叭手兼音樂學博士Donald Byrd）也曾經在這裡集合他的學生。學生的手上握著薩克斯風、喇叭及鼓，並彈著《我最喜歡的事物》（My Favorite Things）或者《我的王子總有一天會來》（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有些學生在阿蘭·洛克大廳（Alain Locke Hall）前面的草地上，身穿粉紅色和綠色，吟詠、歌唱、跺腳、拍掌、踏步著。有些學生帶著他們的室友和繩子從塔布曼方庭（Tubman Quadrangle）上來跳交互繩。有些學生從德魯宿舍下來，帽子翹起，背包掛在一隻手臂上，接著開始著美妙的口技和韻律。有些女孩坐在旗杆旁邊，草編手提包裡帶著貝爾·胡克斯（黑人女權作家bell hooks）和索尼婭·桑切斯（非洲籍詩人 Sonia Sanchez）的書籍。有些給自己取約魯巴名字的男孩，會引用弗朗茨·法農（加勒比黑人哲學家 Frantz Fanon）的話來討這些女孩的歡心。有些學生學習俄文。有些在骨頭實驗室里實習。他們是巴拿馬人。他們是巴貝多人。有些人來自我沒聽過的地方。但是他們全都火辣、精彩、甚至帶有異國情調，即使我們都是來自同一個部落的人。
奴隸主的繼承人不能直接承認我們的美麗，或者應付它的勢力。因此，黑人身體的美，從來沒有在電影中、電視上或者教科書中歌頌過。所有重要的人物，從耶穌到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都是白人。這就是為什麼你的祖父母禁止房子里有泰山、獨行俠或者白色的臉的玩具。他們在反抗那些只把黑人視為情感上的「第一」的歷史書籍：第一個黑人四星將軍、第一個黑人眾議員、第一個黑人市長。這些資料總是會像在（益智遊戲）《Trivial Pursuit》的一個類別中，以困惑的方式表達出來。嚴肅的歷史來自西方，而西方是屬於白人的。我曾經讀到小說作家索爾·貝洛（Saul Bellow）的一個引句，它為我概述了這個事實。我不記得是在哪裡，或者是在什麼時候讀到它，只記得我那時已經入學霍華德了。貝洛調侃道：「祖魯人的托爾斯泰是誰？」我的理解是，托爾斯泰是「白人」，因此他是「重要」的，就像所有和白人有關的都是「重要」的一樣。這個觀點，和歷代傳下來的恐懼和受剝奪感有所關聯。我們是黑人，因此眼不見為凈，並且處在文明社會之外。我們的歷史是低等的，因為我們是低等的，意思是我們的身體是低等的，而我們低等的身體不可能像建立西方的人一樣獲得同等的尊敬。那麼，如果我們的身體能夠較文明、較改進，並且被用在某種合法的基督教用途中的話，這不是一個更好的事嗎？
就這樣，我帶著一個嶄新、不同的歷史（其實可說是神話），來到了霍華德。它顛覆了那些相信自己是白皮膚的人的故事。我主修歷史的動機，就像那些想填滿獎盃陳列櫃的人一樣。他們有英雄，因此我們也要有英雄，但是我的歷史教授不當一回事地告訴我，我尋找神話是註定失敗的，而且我要告訴自己的故事沒有事實可作為根據。的確，他們覺得有責任打消我的武器化的歷史。他們的手法又粗野又直接。黑皮膚真的傳達了高貴了嗎？總是這樣嗎？是的。那些幾千年來實行奴隸制度、售賣奴隸跨越撒哈拉沙漠、跨越大海的黑人呢？他們是騙局的受害者。他們會不會是誕生所有文明的同樣的黑人國王呢？他們是被廢位的星系主人，同時也是容易受騙的木偶嗎？我所說的「黑」，又是什麼意思？你知道的，「黑」。我認為這是一個延伸到遙遠的過去的永恆的類別嗎？是嗎？我們能假設，就因為顏色對我很重要，顏色一直就重要著嗎？
這些堆積如山的領悟，成了一個沉重的負擔。它使我又痛苦又疲憊。沒錯，我正開始享受這眩暈，這個一定伴隨著任何旅程而來的眩暈。但是，在這初期的時刻，這些不斷的矛盾，使我陷入愁緒。我的皮膚沒有什麼神聖或特別的事物；我是黑人，是因為我的歷史和遺產。沒落、被捆綁、被壓迫地生活，沒有任何高貴的地方，而且黑血並沒有任何固有的意義。黑血不是黑色的；就連黑皮膚也不是黑色的。現在，我必須重新考慮我對於獎盃陳列櫃的必要，以及我依照索爾·貝洛的標準而過生活的慾望。我感覺到這個必要不是一種逃避，而是恐懼——恐懼「他們」，就是宇宙所謂的創造者及繼承人，本來就是對的。這個恐懼那麼深，使得我們要接受他們對於文明世界和人類的標準。
他們將我們化為一個種族。我們將自己化為一個民族。
但是不是我們所有人都這麼做。我差不多在那個時候發現到拉爾夫·威利（Ralph Wiley）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回應了貝洛的調侃。「祖魯人的托爾斯泰，就是托爾斯泰。」威利寫道。「除非你找到將人類共同的擁有物，隔開成部落的獨家擁有權的好處。事實擺在眼前。我已經接受了貝洛的前提。事實上，貝洛離托爾斯泰的距離，不比我離恩津加（譯註：恩津加·姆班德女王，Queen Nzinga Mbande）的距離來得近。如果我更靠近的話，這將會是因為我選擇這麼做，而不是因為DNA 中所寫的命運。我巨大的錯誤，不是我接受了別人的夢想，而是我接受了夢想的事實、逃避的必要、以及種族主義的實踐造成的種族的錯覺。
儘管如此，我知道我們有個身分，我們是一個部落，一方面是虛構的，另一方面卻又一樣真實的。我在春天的第一個暖天，在大院看到了這個事實。那天就好像散居各地的廣泛社群的每一個區、鎮、單位、縣和角落，都派了一位代表來參加世界大舞會。我回憶那些日子的時候，就像OutKast（合唱團）的歌曲一樣，有著情慾和喜樂的色彩。黑人世界在我面前擴大著，而我現在看得到，那個世界不只是相信自己是白皮膚的人的底片。「白色美國」是一個為了保護自己主宰與控制我們的身體的獨有勢力而建立的集團。有時候，這個勢力是直接的（私刑），而有時候，它是隱秘的（紅線歧視）（譯註：以一個地區的種族構造為基礎，直接或間接拒絕提供某項服務）。不管出現的形式如何，主宰或排除的力量，就是作為白人的核心信念，沒了它，「白人」會因為沒有存在的理由而停止存在。這裡總是會有直頭髮、藍眼睛的人，就像歷史中一樣。但是有些直頭髮、藍眼睛還是被歸類為「黑人」，而這正突顯出了他們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之間的巨大差異。我們沒有選擇自己的圍欄。這些圍欄是那些痴迷於儘可能多地奴役美國人的弗吉尼亞州種植園主施加在我們身上的。我現在看到我們已經在這裡製造一些事物：奴役、吉姆·克勞法、貧民窟。我在麥加里看到我們如何將他們的「一滴定律」顛倒過來。他們將我們化為一個種族。我們將自己化為一個民族。
那麼，這些對我兒時見過的夢想者的意義是什麼呢？我可否期望進入他們創造的世界？不可能。薩莫利，我在一個民族出生，因此意識到我已經被排除在某種事物之外。這是質問自己、不斷納悶自己能不能比得上他們的精神病。但是這整個理論是錯誤的，他們有關種族的整個概念是錯誤的。我了解了這一點之後，第一次感到了些許自由。
這個領悟固然重要，但是它純粹是知性的。它不能拯救我的身體。的確，它讓我明白失去我們的黑人身體，有著什麼樣的意義。我們沒有一個人是「黑人」。我們是獨特的人，而且當我們死去的時候，我們就會化為烏有。你要時時記得，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是個男孩，塔米爾·賴斯是個獨特的男孩，喬丹·戴維斯（Jordan Davis）也是個男孩，就像你一樣。當你聽到這些名字的時候，想想那些花在他們身上的財富。想想帶著他去參加足球比賽、籃球比賽和少年聯盟比賽時所消耗的汽油、所磨損的胎面。想想控制過夜所花的時間。想想那些驚喜生日舞會、日間護理、保姆的背景調查。想想為了拍攝全家福所開出的支票。想想足球、科學教材、化學套組、賽道及火車模型。想想那些擁抱、私人笑話、風俗、問候、名字、夢想、一個黑人家族的所有共同知識和才能，全注入那個骨肉做成的容器。想想那個容器被拿下，在混凝土上打碎，它所有神聖的內容，一切給予它的事物，全都被送回塵土中。薩莫利，能真正看見我們那種美麗，實在太可怕了，因為你這樣就看得到損失的規模。但是你還是要繼續奮鬥。你必須看到這樣的損失，是你的國家的歷史所要求的，是以白人身份而活的美國夢所要求的。
我還記得那年夏天，你應該也記得，我叫你和你的表弟克里斯托弗坐在計程車的后座，然後出發去看彼得斯堡、雪莉種植園和荒野所剩下的是什麼。我痴迷於內戰，因為有60萬人死於內戰。儘管如此，它在我的教育中被草草帶過，而在流行文化當中，戰爭的表現和它的起因似乎很模糊。但是我知道，我們在1859年是被奴役的，在1865年反而沒有。那些年裡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對我來說有些重要。但是，當我參觀任何一個戰場的時候，人們歡迎我的方式，猶如我是一個好奇的會計師正在進行審計，而有人試圖隱瞞賬簿一樣。
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我們在聖彼得堡戰場觀看的電影結束的時候，邦聯的淪陷是悲劇而非歡樂的開始。我想你不會記得我們遊覽的時候，有一位男士穿著邦聯的灰色毛衣，或者每一位遊客似乎對側翼包抄調動、硬麵餅、滑步槍、霰彈和鐵甲艦最感興趣，卻沒有人有興趣知道這些工程、發明或設計是為了達到什麼目的而組合起來的。你當時才十歲。但是我還是知道我必須麻煩你，這意味著，我要到你去一些房間，讓人們污辱你的智慧，讓盜賊試著招募你參與你自己的搶劫，並將他們的縱火和搶劫偽裝成基督教慈善。但是這就是搶劫，一直以來都是搶劫。
在內戰開始的時候，我們被偷來的身體總值40億美元，比所有美國工業，比美國所有的鐵路、車間和工廠加起來還要值錢。我們被偷來的身體所生產的主要產品，棉，是美國的主要出口產品。美國最富有的人住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而他們的財富是從我們被偷來的身體賺來的。我們的身體被早期的總統奴役了。我們的身體從白宮被詹姆斯·波爾克（James K. Polk）買賣了。我們的身體建造了國會大廈和國家廣場。內戰的第一發子彈是在南卡羅來納州發射的，而該州內的遺體，大多數是由我們的身體構成的。這就是大戰的動機。這不是秘密。但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找出承認他的罪的匪徒。密西西比州在離開聯盟的時候宣稱道：「我們完全地認同隸制度的實行。這是世界最偉大的物質利益。」
但是，美國的團圓，是建築在一個很方便的敘述上面。它將奴役化為善心，將搶奪身體的人化為白衣騎士，又將戰爭的大屠殺，化為一種運動，讓一個人能夠結論，雙方都以勇氣、尊嚴和銳氣行事。內戰的這個謊言，就是純真的謊言，就是美國夢。歷史學家想出了美國夢。好萊塢強化了美國夢。小說和歷險故事，讓美國夢錦上添花。約翰·卡特（小說虛構人物John Carter）逃離了撕裂的邦聯，來到了火星。我們不應該問他到底是要逃離什麼。像我認識的每一個小孩一樣，我曾喜歡《哈扎德公爵》（電視連續劇The Dukes of Hazzard）。但是我本來應該去想想，為什麼兩名駕著一輛名叫「李將軍」（General Lee）的車子的不法之徒，必須被刻畫為「只是幾位好孩子，完全不想傷害別人」——做這個美國夢的人的口號，如果曾有這樣的口號的話。但是，一個人存在的「意義」，既非重要，也非切題。你不需要相信，掐死埃里克·迦納的警官那天的目的，就是要摧毀一個身體。你只要了解到，這名警官持有的，就是美國賦予他的權力，以及美國遺產的負擔，而它們所需要的是，每年摧毀的身體當中，有瘋狂地不成比例的數目，將會是黑人。
我要你知道的是：在美國，摧毀黑人身體是傳統的；這是美國的遺產。奴役，不只是借用勞工那麼乾淨利落——要讓一個人違反自己的基本利益地抵押自己的身體，沒那麼容易。因此，奴役，必須是隨性的憤怒及隨機的毀壞，身體試圖逃逸的同時，頭部被劃傷，大腦在大河的上方被打爆。奴役，必須要有那麼平常的強姦，使它成為工業化。這樣的話，沒法用令人振奮的方式說出來。我沒有任何讚美的詩歌，也沒有古老的黑人靈歌。精神與靈魂，就是身體與大腦，而這些都是可摧毀的——這就是為什麼它們那麼寶貴。靈魂沒有逃走。精神沒有戴上福音的翅膀，偷偷地消失。靈魂，就是餵養煙草的身體；精神，就是灌溉棉樹的血，而這些創造了美國田園的第一批成果。這些成果，是通過利用木柴毆打小孩，通過像剝玉蜀黍殼一般地用熱鐵將皮膚剝下而得來的。
奴役，必須要有血。奴役，必須要痛打廚房勞工的手，懲罰以悠閑的速度攪動黃油的罪。奴役，必須要某一個女人「上星期六被鞭30下，星期二又被鞭30下」。奴役，只能用到馬車鞭、夾鉗、鐵火鉤、手鋸、石頭、鎮紙、任何能用於摧毀黑人的身體、黑人的家庭、黑人的社群、黑人的國家。黑人的身體被粉碎成了貨物，並且被打上保險。這些身體是個心愿，像印度土地、陽台、美麗的妻子、山中的一座夏屋一樣。對於那些需要自認為是白皮膚的男人來說，這些身體就是進入社交俱樂部不可少的事物，而摧毀這些身體的權利，就是文明世界的標誌。偉大的「社會的兩大分類，不是富與貧，而是白與黑。」偉大的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約翰·卡爾霍恩（John C. Calhoun）曾經說道。「前者，不管是富或貧，都屬於上流社會，都會受到尊敬，並且會受到同等對待。」事實擺在眼前——摧毀黑人身體的權利，就是他們神聖的平等的意義。這個權利一直給了他們賦予意義，也一直意味著下面的山谷還有人，因為一座山如果下面空無一人的話，就不再是一座山了。
在我們唯一的家，而殘酷的事實，就是我們沒有自己逃生的意志。
我的兒子，你和我就是那個「下面」。這在1776年是真實的，在今天也是真實的。沒有你，就會沒有他們；沒了摧毀你的權利，他們就必須從山中跌下來、失去他們的神性、被排除在美國夢之外。他們就得想出如何不用人骨而建造他們的郊區的方法、如何不將他們的監獄設計成人類牲畜圍欄的方法、如何不依賴食人主義而建設一個民主國家的方法。我想告訴你，當那些自認為是白皮膚的人放棄這個邪惡的宗教，並且開始視自己為人類的時候，這樣的一天就會來臨。但是，這樣的一天，並沒有來臨的真正機會。老兄，我們被俘虜了，被美國的多數主義土匪包圍了。這已經在這裡發生，在我們唯一的家，而殘酷的事實，就是我們沒有自己逃生的意志。
▲ Lucy Nicholson / Reuters
但是，你還是要掙扎。薩莫利，掙扎就在你的名字當中。你是因為薩莫利·圖雷（Samori Touré）而取名的。他為了自己的黑人身體而跟法國殖民者掙扎。他在囚禁期間死去，但是那次掙扎和跟它相似的掙扎的利潤都屬於我們，縱然我們掙扎的目標，是我們遙不可及的。這很多時候都是真實的。
我現在想起那則老規矩，就是當一個男孩在別人的危險鄰里被攻擊的時候，他的朋友必須和他站在一起，並且一同接受毆打。我現在知道這個規定當中，隱藏著生存的關鍵。我們當中沒有人被許諾能雙腳站立、拳頭高舉地結束鬥爭。我們不能控制敵人的人數、力量或武器。有時候，你是走了霉運。但是不管你是戰鬥還是逃跑，你們是一起這麼做的，因為這就是我們所能控制的部分。我們絕對不能自願交出我們的身體或者朋友的身體。這就是其中的智慧：我們知道我們沒有立下大街的方向，但是儘管如此，我們可以——並且必須——塑造我們走路的姿態。這就是你的名字更深一層的意義——掙扎本身就有意義。
我們儘管勝利了，也不能贖回這些。勝利或許甚至不是重點。勝利或許是我們唯一擁有的。
這個智慧不是我們的人民獨有的，但是這對於我們那些生於集體強姦、祖先被抬走並分割成保單和貨物的人來說，有著特別的意義。我從你小時候就教導你要一致地尊敬所有的人，而你必須將同樣的尊敬延伸到過去。奴役不是不可定義的一堆骨肉。它是一位特定的被奴役的女人，大腦和你的一樣活躍，情感的範圍和你的一樣廣闊； 比較喜歡陽光照在叢林里的某一個位置的方式，喜歡在附近的小溪里的水出現漩渦的地方釣魚，以她自己複雜的方式愛著她的母親，認為她的妹妹說話太大聲，有一位她最喜歡的表妹，有一個她最喜歡的季節，擅長裁縫，也在內心知道，她和任何人一樣聰明，一樣能幹。「奴役」的這位同樣的女人，出生在一個大聲宣告自己對於自由的愛，又將這種愛刻在基本教科書中的世界，但是這些同樣的主張者，卻將這位女人視為奴隸、將她的母親視為奴隸、將她的父親和女兒都視為奴隸，而當這位女人往回窺探她的祖先的時候，她所看到的也只有被奴役的人。她大可以渴望情況好轉。她可以想像自己的孫子有著美好的未來。但是，她死去的時候，世界——就是她可能認識的唯一一個世界——就會這麼結束了。對於這位女人來說，奴役不是一則寓言，而是詛咒。它是無盡的夜。那個夜晚的長度，就是我們絕大部分的歷史。不要忘記，我們在這個國家裡被奴役的時間，比我們自由的時間來得長。不要忘記，這250年來，黑人是被生入鏈子的——世世代代都是除了鏈子，還是鏈子。
你必須掙扎著真正記得這樣的過去。你必須抵抗前往神聖法律的欣慰敘述、前往那些暗示某種不可抑制的正義的童話的共同慾望。被奴役的人不是你的路上的磚塊，而他們的生命不是你的救贖史中的章節。他們是為了美國機制而化成燃料的人。奴役沒有註定要結束。那些為了他們的孩子而死的人，不曾要求得到死後的不可接觸的光榮，而我們不能聲稱我們現在的處境——無論有多麼改善——是救贖了這些人的性命。我們儘管勝利了，也不能贖回這些。勝利或許甚至不是重點。勝利或許是我們唯一擁有的。因此，你每天早上醒來的時候，必須知道沒有任何自然的承諾是不可違背的，就算是醒來的承諾也是如此。這不是絕望。這是宇宙本身的喜好：動詞甚過名詞、行動甚於狀態、掙扎甚過希望。
一個更好的世界的誕生，最終不是你能決定的，但是我知道，每一天，有成年男女會告訴你相反的話。我不是憤世嫉俗。我愛你，也愛世界，而我每發現新的一寸一尺，就會更愛它。但是你是黑人小男孩，而你要以別的男孩不能了解的方式，對自己的身體負責任。的確，你必須為其他黑人身體最壞的行為負起責任，因為它會不知何故加在你身上。你也要為有勢力的人的身體負起責任——利用警棍打傷你的警員會在你鬼鬼祟祟的動作中，很快地找到他所要的借口。你必須和混亂尋求和平，但是你不能說謊。你不能忘記他們從我們那裡拿掉了多少，也不能忘記他們如何把我們的身體轉變成糖、煙草、棉和金。
你或許記得，我們那次去上西城觀看《哈爾的移動城堡》（Howl』s Moving Castle）的時候。那時你快要五歲了。電影院擠滿了人，而我們出來的時候，就乘坐一組自動扶梯下去一樓。我們踏下來的時候，你走路的速度，就像小孩一般緩慢。一個白人女性把你推開，並說：「拜託！」在這之後，同時發生了很多事情。首先，是任何父母看到陌生人在他們的孩子身上放一隻手的時候的反應。還有我對於自己沒能保護你的黑人身體的不安全感。還有更多：我感到這個女人在擺架子。比方說，我知道她不會在我在弗拉特布希的地區推一個黑人小孩，因為她會在那裡感到害怕，而且她就算不知道，也會感覺到這樣的行為會有後果的。但是我並不在我在弗拉特布希的地區。我也不在西巴爾的摩。我忘了這一切。我只知道有人在我的兒子的身體上調用了他們的權利。我轉頭和這位女人說話，而我的言語充滿了那一瞬間的憤怒和我所有的歷史。她嚇得退縮了。一位站在附近的白膚男人開了口袒護著她。我感覺到他在試圖英雄救美，卻沒有為我的兒子同樣出手相助。他現在被圍觀的人群中的其他白人支持著。那位男人逼近了，聲音也越大了。我將他推開。他說：「我可以讓你被逮捕！」但我可管不著。我這麼告訴了他，心裡懷著做出更大的行動的慾望。這個慾望之所以能夠受控制，是因為我記得有一個人站在旁邊，見證他之前從來沒有從我身上看到的憤怒——就是你。
我回來的時候，已經為之震驚了。我的心情參雜了對於回到大街的法律的恥辱，以及憤怒——「我可以讓你被逮捕！」意思是說：「我可以拿走你的身體。」
這則故事，我已經敘述了好多遍，不是為了虛張聲勢，而是為了得到赦免。但是我最大的遺憾，遠遠超過我感受到的任何羞恥感，就是我試圖保護你，其實是危害你。
他說：「我可以拿走你的身體。」意思是說：「你的兒子的其中最早的記憶之一，就是看著雞姦押尼珥·路易瑪（Abner Louima）、掐死安東尼·貝茲（Anthony Baez）的人，將你上銬、用棍棒毆打你、將你摧毀。」我已經忘了規矩，而這種錯誤，在曼哈頓的上西城和巴爾的摩的西邊，一樣危險。在這裡，每一個人不能犯錯。要排成一列地走路。安靜地工作。多帶一支2號鉛筆。不要犯錯。
但是你是人，孰能無過。你會判斷錯誤。你會大喊。你會喝醉。你會和不該接觸的人一起閑逛。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傑基·羅賓森（黑人棒球手Jackie Robinson）——就連傑基·羅賓森本身也不都是傑基·羅賓森。但是，犯錯的代價對你來說，比你的同胞來得高，因為美國必須使自己合理化。一個黑人身體的摧毀，必須源自他或她真實或虛構的錯誤：不管是埃里克·迦納的憤怒、或者是雷沃恩·馬丁神聖的話語（「你今晚就會死」）、或者肖恩·貝爾（Sean Bell）和錯的人群混在一起的錯誤、或者我和拔槍的小眼睛男孩站得太靠近的錯誤。
你被呼召掙扎，不是因為它能確保你得到勝利，而是它能確保你得到光彩與頭腦清醒的生活。我很慚愧自己那天的行為，慚愧自己危害你的身體。我很慚愧我犯了錯，尤其是因為我知道我們的錯誤，會讓我們付出更高的代價。
我從沒期望你比他們加倍地好，但是我希望你要下決心掙扎著攻擊你的短暫、光明的生命的每一天。
我很抱歉不能夠彌補它。我很抱歉救不了你，但是不是那麼地抱歉。我在內心某處認為，你的脆弱將會讓你更接近生命的意義，就像其他人一樣，他們追求相信自己是白皮膚的人，反而使他們遠離白人的生活。事實上，他們儘管有了夢想，她們的生命也不是不可侵犯的。當他們自己的脆弱變得真實的時候——當警察決定那些適用於平民區的策略應該有更廣泛的應用，當他們的武裝社會射擊他們的孩子，當大自然呼喚颶風破壞他們的城市的時候——他們為了非理性的行為和自然世界而震驚的方式，是我們自幼被教育理解因果關係的人不會採取的。我也不希望你的生活過得像他們一樣。你已經被推入一個你總是要逆風而行，獵狗總是在你的腳跟後追逐你的賽跑。在不同的程度上，這在所有的生活上都是真實的。差別在於，你沒有無視這個基本事實而生活的特權。
我現在和以往和你說話的方式一樣說話——把你當成是我希望你成為的清醒、嚴肅的人，不為他的人性的情感而道歉，不為他的高度、長手臂、美麗的微笑而找借口。你已經漸漸得到你的自覺性，而我對你的希望，就是你不會感到有必要為了讓別人舒服而束縛自己，反正這些都不能改變彼此之間的方程式。我從沒期望你比他們加倍地好，但是我希望你要下決心掙扎著攻擊你的短暫、光明的生命的每一天。那些自認必須相信他們是白皮膚的人，不能作為你的標竿。我不希望你陷入你自己的夢想。我希望你作為這個殘酷、美麗世界的有自覺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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