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論死亡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凱特琳·道蒂

凱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今年30歲，是洛杉磯的一名「葬禮導演」。她與朋友合資開了一所訂製殯葬公司，能夠提供生前儀式訂製及家庭葬禮等服務。她的「另類殯葬服務」能夠通過在家裡安置遺體，把逝者與送葬者更加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不管家屬們對遺體、靈魂和精神持有怎樣的觀點，這是死亡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道蒂說。

她認為人們需要更加接近死亡，坦然面對遺體的真實狀態。標準化的遺容整理使得屍體失去原來的真實感與親切感，當下機械的、過度包裝的殯葬服務業把人和真實的死亡隔離開來，是一種「人們和屍體的刻意疏離」，這樣的做法把人類情感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掃到了一邊：愛一個人不管是活著還是死亡。

凱特琳·道蒂（Caitlin Doughty）此刻正盯著辦公桌上刻意擺放出來的骷髏頭，她將要在這個位於洛杉磯的辦公室開辦她的第一家殯葬工作室。儘管這個骷髏頭是塑料製成的，放在這個需要用來接待逝者家屬的房間里，依然令人感到不可思議。這是六月中旬的一個午後，約翰·格迪斯（John Gettys）正在趕來對道蒂的公司做最後一次審查，他是加利福尼亞公墓和殯儀館協會的一位行業代表。「我希望辦公室有我自己的風格，但同時不希望它看起來太過『死亡藝術潮流』。」30歲的道蒂說。但這似乎只能是一個希望。她抓起骷髏頭，然後在她那把老式木質轉椅上坐下，一動不動地凝視著它。現在，她看起來就像是一幅肖像上的貴婦人。「我不希望審查員認為我在挑戰他。」她說，「或許我會把它放在低一點的架子上。那樣的話，我依然是忠於自己的。」她看了一下手機，格迪斯遲到了。「或許他死了。」她說，「那樣的話會多有趣？」

道蒂的辦公室在聖塔莫妮卡大道的一座醫療機構大樓里，一面牆上掛著她高中同學模仿勒內·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透視：大衛的雷卡米埃夫人》（Perspective: Madame Récamier byDavid）所畫的一幅畫：一張躺椅上放著一副折起來的棺材。書架上放滿了詩集，包括惠特曼的《草葉集》，還擺放著一本名為《維多利亞亡靈書》（The Victorian Book of the Dead）關於19世紀葬禮風俗的書。

《透視：大衛的雷卡米埃夫人》

格迪斯終於來了，道蒂站起來與他握手。她有六英尺高，穿著一雙芭蕾平底鞋，膚色蒼白，留著褐色齊劉海長發，喜歡穿復古長裙並把上衣塞進腰間。格迪斯翻閱著她的價目表，一副可降解的柳樹材質棺材要1370美元，一副裝飾著壓花由再生紙製成的新生兒靈柩則需要120美元。道蒂認為她的「另類殯葬服務」能夠通過在家裡安置遺體，把逝者與送葬者更加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她不打算提供防腐服務，儘管2010年畢業於賽匹斯學院殯葬科學專業的道蒂完全有這個資格。不同州有不一樣的殯儀規定，在加利福尼亞，經營殯儀館的人不需要具有遺體防腐資格，甚至不需要知道如何安全地閉上死者的眼睛。

道蒂的聲音細弱甜美，說話時常帶有一絲諷刺的語氣。「你會給我們一個很酷的營業號嗎？譬如說，全部都是同一個數字？」她問道。格迪斯是一個穿著橄欖色褲子和襯衫的中年男人，他並沒有被逗笑，他回答說號碼是由位於薩克拉門托的部門統一提供的。「我們會非常地循規蹈矩。」道蒂說。她的殯儀工作室沒有自己的火葬場，所以她和格迪斯要駕車檢查一遍附近她打算使用的符合規定的設施。格迪斯告訴道蒂，三十年前他就進入了一家殯儀館當學徒。「殯儀行業沒怎麼變化，它已經這樣很久了。」他說，「每個人都試圖推動它前進。讓我來告訴你吧。規則已經在那裡了，你只能夠對它進行很小的改變，但總的來說就是處理屍體。」

很明顯，格迪斯並不了解道蒂的公眾形象。他肯定沒有看過在網路上一度被瘋傳的系列視頻《問一個殯儀業者》（Ask a Mortician），在視頻里，她表達了這樣的觀點：「這些真的是我媽媽的骨灰嗎？」或者是「我應該在遺囑里怎麼寫我的孩子才能夠接受，如果他們不把我的骨灰放在客廳的某個地方，他們將不能夠繼承我的遺產？」2004年，她發表了一門暢銷自述《煙霧瀰漫你的眼：從火葬場學到的》，書的第一句話是：「一個女孩會永遠記得她處理的第一具屍體。」她還是「好死亡的順序」（Order of the Good Death）的發起者，這個線上論壇聚集了一群殯儀業者和學者，他們一起探索如何以新的方式引導人們面對死亡。

一周後，道蒂在推特上發了一張照片，照片上是從薩克拉門托寄來的官方文書，開頭是一個令人愉快的「Congratulations！」。道蒂在配文中說：「我現在是一個殯葬工作室的主人了。奇蹟會有的，只要你相信。」

凱特琳·道蒂

道蒂在夏威夷的瓦胡島上長大。少女時的她就幻想擁有自己的殯儀館，將復古魅力與現代服務結合起來。她在自述中寫到，她甚至為幻想中的殯儀館起了一個名字：La Belle Mort（美麗的死亡）。她幻想自己為逝者定製高度個性化的儀式：把骨灰送到外太空，或者用一把槍把骨灰射出，再或者把它們壓製成寶石。

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後，她在奧克蘭一個工業區的太平間和殯儀館——太平洋殯儀館（Pacific Interment）——工作了兩年。她把一具具屍體從儀容整理送到焚燒，不經過任何儀式。兩年的工作改變了她對葬禮的想像。「當我第一次有進入這個行業的念頭時，我認為人們需要一個更加友好的死亡體驗——使得死亡更容易被接受。」道蒂告訴我，「但很快一切都變了。我現在認為，人們需要更加接近死亡。它應該就在你面前，而不是『讓我們把媽媽變成一顆鑽石吧』。」

她的新殯儀工作室有一個直白的名字：Undertaking L.A（殯儀事業洛杉磯）。和夥伴安伯·卡瓦利一起，道蒂打算讓人們打理自己的葬禮，而不是外包給專業公司。這家剛剛起步的公司為家庭葬禮提供很多服務，包括遺體清潔和穿戴，並冷凍以供家人憑弔；或是不需要靈柩或是墓碑，在約書亞樹村的一個環保土葬區自然下葬；或是目睹火葬過程，並允許由家人把遺體推進火化爐並摁下啟動按鈕。

許爾文·努蘭（Sherwin B. Nuland）在1994年出版的暢銷書《死亡的臉》（How We Die）中寫道：「現代的死亡發生在醫院裡，在此處死亡可以藏身。自然的腐敗得以潔凈，然後再用現代的葬禮來包裝。」道蒂的目標是結束人們和屍體的刻意疏離。「在我們的文化里有太多時候刻意追求不自然。」她告訴我，「到現在為止，大多數人都可以接受葬禮上沒有遺體或者是被高度處理過的。遺體被搬運走後，下一次你看到它時已經被消毒和處理過，看起來安詳美麗。」一具屍體並非危險的，除非逝者在生前感染了埃博拉或是其他傳染性疾病。「一具屍體或許不需要看起來很漂亮。」道蒂繼續說，「或許當我們看到遺體時，應該說，『哇，看看這具美好而自然的屍體』。」傳統的葬禮行業給人們一種印象，那就是死亡是一個非常緊急的時刻。「但死亡並非一件緊急的事情。」道蒂說，「死亡是緊急的對立面。看看那些已逝的人們，所有的壓力和痛苦都離他們而去。現在，壓力和痛苦也能夠離你遠去。」

《死亡的臉》（How We Die）

美國殯葬行業的專業化在十九世紀中期才開始。現代防腐技術通過將防腐劑注入動脈的同時切開靜脈達到防腐目的，這種技術在美國內戰時期得到推廣，使得犧牲官兵的屍體得以運回家鄉安葬。防腐自此成為專業入殮師的必備技能。1863年內戰時，路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 May Alcott）是華盛頓的一名護士，她一直照料著的士兵最終不治而亡，她寫下了與那位士兵遺體的不期而遇。「安詳的表情抹去了痛苦的印記，美化了已經死去的面龐。」奧爾科特寫道，「我希望那些真正愛他的人能夠看一看死神來帶他走時那半個小時的樣子。」

正如加里·拉德曼（Gary Laderman），一位埃默里大學宗教學教授，在他2005年出版的書《安息吧：20世紀美國死亡與殯儀館的文化歷史》中所說的，第一批防腐師建立了殯儀館。早期技術是簡單粗暴的：1898年，一篇發表在《Journal of Medicineand Science》上的文章譴責保存屍體所用的砷滲透污染了墓地附近的土壤和地下水。大約在這個時候，第一批殯葬學校成立，至今仍引領殯葬行業的國家殯葬協會也在此時誕生。

首批殯儀館的成立是20世紀殯儀行業的一個轉折點，這些殯儀館由專業入殮師開辦，他們通常都住在店裡。儘可能快地將屍體從家裡或醫院轉移出來成為了一個慣例。殯葬行業迎來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1928年發表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1900年到1920年喪葬承辦人的數量增長超過50%。20世紀的大部分殯儀館是家庭式經營，從父親傳承給兒子，很少會傳承給女兒。在70年代，95%的喪葬承辦人是男性，即使到了1995年，殯葬專業學生中男性數量是女性的兩倍。

今天，65%的殯葬學校畢業生是女性。性別比例的轉變反映了這個行業里的一個顯著變化：土葬的比例不斷下降，防腐的需求也隨之消減。1960年，不足4%的遺體被火化，到今天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了45%。喪葬承辦人的形象有了一個很大的轉變。儘管在影視作品中喪葬承辦人依然被描繪為嚴肅、擁有科學專業知識和身著黑色西裝的男人，但現在的喪葬承辦人更多出自護理專業。

直到現在，人們通常會覺得女性在生理上並不適合做屍體搬運的工作。儘管這樣的性別歧視已經被中止——搬運屍體主要是靠技術——對女性在殯葬業的發展趨勢的解釋依舊被成見所桎梏。從事這一行的女性通常宣稱她們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感受，擅長於為逝者家屬朋友提供情感支持。還有一些觀點認為，女性善於使用化妝品和髮型整理，更懂得如何打扮死者，使面容更具生氣。「在女性面前，人們更容易哭出來和表達情感。」艾琳·惠特克（Erin Whitaker），一位來自南加州的喪葬承辦人說，「而且女性更能自然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他們手上以表示安慰。」

隨著嬰兒潮一代對定製化葬禮的需求不斷增加，喪葬承辦人在不斷擴大業務範圍。今天，喪葬承辦人可以安排諸如在葬禮上放飛蝴蝶一類具有紀念意義的服務，還會把逝者生前使用的哈雷摩托車停放在教堂的入口以作紀念。這時候，一個喪葬承辦人可以視為介乎於護士和儀式策劃人之間的一種角色。《殯葬管理》（Mortuary Management）是一本商業雜誌，雜誌上會出現關於殯葬行業前沿的信息，譬如說介紹貢毯——一種定製的綉上逝者肖像的掛毯，以及力勸喪葬承辦人對逝者家屬要求在葬禮上播放流行音樂持開放態度。這是一個有利可圖的策略，以行業內的俏皮話來說，是「將樂趣帶回葬禮」。

1980年代以來，全國喪葬承辦人協會每年會召開一次女性從業者會議。今年，會議在芝加哥舉辦，吸引了超過20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女性從業者。她們參加了一個防腐專題討論會，並且聆聽演講者《向前一步》（Lean In）式的規勸。（《向前一步》是謝麗爾·桑德伯格所著的關於性別平等、激勵女性向前的暢銷書。）

大部分與會的女性從業者正在協助運營或者繼承了家族的殯儀館，但也有一些女性是因為其他原因從事這一工作。來自喬治亞州的帕蒂·德克爾（Patty Decker）進入這個行業已經將近三十年，她11歲時便開始憧憬著成為一名喪葬承辦人。「我在家鄉的喪葬承辦人身上看到了人們對他的尊敬，他是多麼令人敬佩。」德克爾說，「你要去熱愛這項工作。你每天都會面臨著你終將死亡的命運。我們是這場沒有人希望參加的演出的導演。」瑪利亞·托馬斯（Maria Thomas）是來自弗吉尼亞州的一名見習防腐師，在學習防腐之前她從事的是表演藝術行業。「當我第一次被逝者家屬圍著，感謝我讓他們的媽媽看起來如此漂亮時，我被觸動了。」她說。有很多陌生人對她的工作感到好奇，對此她表示歡迎。「我們愛慕年輕和美貌，這些是我們的文化中會去慶祝的事物。但是我們也要接受死亡的到來，你無法逃開。」

道蒂沒有參加這次的會議：她還不是全國喪葬承辦人協會的成員，在她的書中曾提到這個組織「不會對我作出評價」。但一些喪葬承辦人留意到了她關於非常規葬禮的倡導。一天下午，協會召開了一個關於殯儀館如何利用社交媒體的討論。

「誰真的會去關注一個殯儀館的推特賬號？」一名參與者問。

「怪人。」一些人說。

「競爭者。」另一些人補充說。

此時，一名參與者提到道蒂在網路上的影響力和觀點，道蒂認為讓公眾得以認識殯儀館的真實情況是有益的。但另一名參與者表達了對道蒂看法的憂慮：「我感覺她像是在告訴人們『你並不需要一個喪葬承辦人』。」

凱特琳·道蒂

道蒂公寓的冰箱上貼著一張加利福尼亞大學殯葬科學專業1973級學生的集體照，後來這個專業成為了賽匹斯學院的一部分。照片上有44名男生，幾乎都是白人，統一佩戴著黑領帶，整個班裡只有兩名女生。在這張照片旁邊是2010年道蒂所在班級的畢業照，31名畢業生來自不同的種族，其中有22名都是女生。在她新開的殯儀館裡，她的合作者也大部分是女性。「我不認為我們在基因上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地方，我不認為自然因素有什麼影響。」她告訴我，「對於我來說，從事遺體處理工作就像是一種女性主義行為。我不想有人走進來跟我說，『哦不，年輕的女士，你不知道怎麼處理這具屍體』，他們已經對我們的生殖系統指指點點了。我知道我有足夠的能力處理好這具遺體。」

許多喪葬承辦人喜歡說他們追求職業性，這樣的表述當然是真誠的，但這也顯示出這個職業的一個特點：很少人會承認他們對於屍體和死亡有濃厚的興趣。道蒂毫不猶豫地承認她對這一方面的迷戀。她在90年代就開始「迷戀死亡」，那時候她是瓦胡島東部卡內奧赫一個普通家庭里的獨生女，父親是一個高中老師，母親是一個房產經紀人。小學時，道蒂目睹了一個小女孩從一家購物商場的高處翻滾著掉下來。（道蒂認為女孩摔死了，雖然她從來沒有確證過。）這次意外事件讓她意識到了自己未來的死亡，也讓她意識到其他每個人都要面對的死亡。「每個人都會有那麼一個時刻意識到死亡是非常真切的。」她說。

道蒂曾在芝加哥大學學習中世紀史，她的研究方向最終聚焦在屍體的文化地位及藝術和宗教意象上。「我對於他們與死亡之間的聯結很感興趣。」她說，「如果你去中世紀的一個教堂，會發現屍體都被埋在地板下、在牆上、在教堂外的坑裡，無處不在。教堂是生命的中心，你會去那裡聆聽佈道、看戲劇和參加露天集市。無論你做什麼，你都被屍體包圍著。當然，他們會害怕地獄，他們並非對死亡完全地坦然，但他們比我們更能夠接受屍體。」

2006年畢業後，道蒂試圖將自己的學術興趣轉化為現實生活的經驗。在太平洋殯儀館，奧克蘭火葬場，她負責把屍體整理好並推入火化爐。除了需要忍受死亡這一殘酷事實之外，這項工作不需要什麼特殊技能。在那裡，她看到了不經防腐處理的屍體是如何一步步分解的：首先皮膚會鬆弛，然後是腹脹，腐爛，發黑。她在《煙霧瀰漫眼睛》中記述了這段經歷，裡面都是最近距離的觀察細節。道蒂發現，在死後的不久，屍斑就會開始出現，要使逝者維持安詳的表情是一個非常難的事情。在那裡她也學會當一天內需要火化多具屍體時應該以怎樣的順序進行安排。（當火化爐還是冷的時，從最重的死者開始；當火化爐變熱之後，就會因為火化速度過快而產生過量的煙塵。）

在大多數時候，道蒂經歷的都是直接火化，遺體從醫院或者家裡拉來，不經過儀式直接焚燒，最後把再也無法辨認的骨灰收集起交給親屬。這是處理死亡最廉價的方式：在美國，直接火化的費用平均在700美元到1200美元，而一場土葬一般需要花費7000美元左右。火化在美國流行起來與消費者群體有著很大關係，從1960年代開始，公眾開始質疑殯葬行業的高價服務。

1963年，傑西卡·米特福德發表了《美國式死亡》，對美國殯葬業進行了一次深入調查。在她的筆下，喪葬承辦人是一群「骯髒的商人，從那些悲痛的、悔恨的或是愧疚的存活者身上謀財」。通過推廣那些值得質疑的心理學理論，譬如說宣稱在葬禮上看到一具進行了防腐處理的屍體是一個必要步驟，他們將手伸入人們的錢包中。他們向人們推銷「永久密封」的靈柩，以保護遺體不受到比死亡更加嚴重的破壞。米特福德提倡火葬是一個更為明智的選擇，她的書成為了暢銷讀本，並且推動聯邦貿易委員會對殯葬行業啟動調查。當米特福德在1996年逝世時，她的遺體在太平洋殯儀館火化，總共花費475美元。十年後，道蒂為她正在操作當年米特福德被火化所使用的焚化爐而感到心滿意足。

像米特福德一樣，道蒂痛斥殯葬行業的暴利行為。但隨著她在太平洋殯儀館工作的時間越長，她越發現自己與米特福德在對待屍體觀點上的不同。道蒂開始認為米特福德為對抗傳統殯葬行業暴利作出的努力，最終導致遺體被變成一種需要儘可能廉價而高效處理的東西。這樣的做法把人類情感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掃到了一邊：愛一個人不管是活著還是死亡。

《美國式死亡》

UndertakingL.A.的遺體火化由一家名為All Caring Cremations的公司承辦，這家公司坐落在聖費爾南多山谷的一個荒涼工業區中。「在理想的情況下，如果我能選擇一家山清水秀的火葬場我絕不會選擇這裡。」道蒂說。「問題是我們沒有選擇。」

All CaringCremations的大廳裝潢很難說是有品位的：扶手椅，矮桌子。空氣中瀰漫著令人難以忽視的不愉快的氣味。附屬的一個小教堂被粉刷成千篇一律的米黃色，放著一排排椅子和一個讀經台，在最前面，有一個放靈柩的地方。「他們說我們可以在這個地方放一些裝飾物，不像是客氣話，我們或許會掛上一些不同的藝術品，把牆粉刷上另一種顏色，並且安裝更好的照明。」道蒂說。我們聽到了一些噪音，我一開始以為是空調系統發出的，但那其實是火化爐在運作的聲音。

道蒂和卡瓦利希望Undertaking L.A.的大多數客戶是因為他們所提倡的家庭葬禮而找來的。只需要花費340美元，道蒂和卡瓦利就會去到垂死者家裡為其家人提供關於如何保存好遺體的諮詢服務。

卡瓦利今年也是30歲，大學專業是女性研究，在入讀賽匹斯學院之前在一家女性流浪者避難所工作，在賽匹斯學院她認識了道蒂。她那時候很渴望成為一名入殮師，認為那是一個能把科學和藝術結合起來的職業。但她在森林草坪墓地（Forest Lawn）工作一段時間後便失望了。「森林草坪墓地很有競爭力。」卡瓦利告訴我，「一天之內你需要處理多少屍體？你有多迅速和高效？這是一門生意，你應該儘可能地快速和高效。但我並不喜歡這樣。」Undertaking L.A.正在申請成為非營利機構。

道蒂和卡瓦利並不期待他們的服務會成為一種主流選擇。屍體是一種污染源的觀念在很多文化中根深蒂固。在猶太人的教義中，一個kohein派教徒不能夠與屍體共處一室。在日本傳統中，殯儀業人員屬於部落民，社會中地位最低最卑微的階層。

把葬禮包裝為一種告別派對是殯儀業在商業上擁抱的一種趨勢。我最近和一位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殯儀業企業家進行了一次交談。寶拉·斯塔布·波爾克從小在家族殯儀館中長大，幾年前她自立門戶，決定把葬禮和招待服務結合起來。「我是這樣覺得的：我們的死亡是人生中的一個事件，當我們從此生走向下一個輪迴時是需要慶祝的。」斯塔布·波爾克對我說。幾年前，她在她的殯儀館中增加了接待中心。她曾為一位98歲逝世的女性的葬禮提供午餐，菜單根據她生前愛吃的食物制訂；她還曾為一位死於癌症的十歲小女孩舉辦葬禮，葬禮上賓客可以「認領」動物玩偶，這些玩具會送到病童床前。斯塔布·波爾克還會提供花藝和樂隊服務，她還承辦非葬禮活動。「我承包了三個即將舉辦的高中舞會。」她告訴我。

道蒂明白斯塔布·波爾克模式的吸引力。「人們害怕死亡。」她說，「你是想和屍體呆在一起還是想去參加派對？如果你將它們放在一起，答案顯而易見。」她並不否認人們從定製化的葬禮儀式中能夠得到撫慰。「但我依然認為這不能夠讓你充分接觸死亡和表達悲痛。」她說。

她尤其質疑那些憑弔者只能短暫地看一眼經過防腐處理的屍體的葬禮。「如果你是這些人的其中一個，當你8歲時，從一具高度防腐、化好妝和穿好衣服躺在棺材裡的屍體旁走過，那快速的一瞥會是令人恐懼的，因為你沒有時間去接受它，這種印象和恐懼會一直跟隨著你。」她告訴我。和一具自然狀態下的死屍呆在一起可能會更需要膽量，但這會「正常化」這種經歷。「剛進入房間時，家人只是輕輕地碰一下手，就像在擔憂他們會破壞鮑勃叔叔的遺體一樣。接下來，三、四個小時過去後，他們就開始講關於鮑勃叔叔的笑話，並且擁抱他。」

道蒂堅稱她的生意不會是追逐時髦的玩笑或是「表面工程」。她解釋說：「在殯葬行業中是不存在虛榮心的——你整天與屍體呆在一起。這並非是為了讓我們自己出名。如果想要出名，那就去經營一個爆紅的Ins賬號，或者是去烤無麩質的紙杯蛋糕。你不會來焚燒屍體。」

UndertakingL.A.對家庭葬禮的支持與死亡尊嚴運動相關，它提倡人們有權利在患絕症時決定自己的死亡。道蒂是社會組織熱情與選擇（Compassion & Choices）顧問委員會的一員，這個組織致力於爭取在法律上確認選擇死亡的權利。她相信我們如何對待一具屍體會對我們如何看待臨終照料有著深刻的影響，不管我們面對的是我們愛的人還是我們自己。

道蒂發現與屍體呆在一起能幫助她接受自己的死亡。在火葬場的工作讓她意識到：「好吧，這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像這具屍體一樣，我也終有一天會這樣。」道蒂繼續說：「當你有機會與家人或者社區的朋友一起參加葬禮時，意義並不僅僅在悼念已逝的人——他們可能根本不在乎——更是在為了你自己。」

凱特琳·道蒂

六月末，道蒂和男朋友蘭蒂斯·布萊爾（Landis Blair）踏上了一場去往克雷斯通的公路旅行，那是位於科羅拉多的一個前煤礦小鎮。克雷斯通在丹佛南邊大約4小時路程的地方，海拔8000英尺，位於一個四面環山的盆地邊緣。在過去的數十年里，只有137常住人口的克雷斯通成為了眾多宗教靜修者的聚集地。這個地方被認為與喜馬拉雅山有著相似的精神氛圍。除此之外，這裡還有一個露天的火化場，由克雷斯通生命終結項目（Crestone End-of-Life Project）建立，這是一個規模小但對自然葬禮有著狂熱愛好的組織。這是道蒂第一次來到這裡。

到達小鎮後，我們見到了斯蒂芬妮·蓋恩斯（Stephanie Gaines），她是生命終結項目的創始人，以及保羅·克洛彭博格，長相粗獷的消防隊長。克洛彭博格告訴道蒂，克雷斯通的第一次露天火葬發生在19世紀，使用的是一個移動的燃燒堆，由一百塊渣煤磚和一個金屬格柵組成。在這個組織收到了來自當地居民的一封投訴信後，他們把地點轉移到小鎮外4英里一塊屬於佛教徒中心的土地上。

這塊平地有著壯麗廣闊的景色，白雪皚皚的陡峭山峰在遠處矗立著。火葬場美得令人詫異。這是一塊圓形的場地，直徑有75英尺，用竹籬笆圍起來。站在裡面能夠得到一種安逸感，舉目是壯觀的景色。柵欄內有四張柚木長凳，圍繞著巨石組成的環形領域放置。在環形領域的中心是焚燒台，焚燒台和辦公桌差不多高，包括兩面很厚的混凝土牆和夾在其中的鐵柵。鐵柵中央略有凹陷，像是一張破舊的床墊。

支撐著竹籬笆的松木柱子上釘著一個個銅銘牌，大約有50個，上面刻著在克雷斯通火化逝者名字。他們中的一些為了在此處火化臨死前搬到這裡，這包括一位患有子宮頸癌的女性。其他人在這裡土生土長，在他們之中有一位死於車禍年僅22歲的年輕男性。

儀式在破曉前後舉辦，趁風起之前。屍體被裹在布里安放於鐵柵之上，逝者家人用燃燒著的火把點燃下面的木材。屍體上也放著木材和香檜枝，保證人們在屍體正在燃燒時只能看到火焰。在前15分鐘，人們通常在呼嘯的火焰前沉默著。隨著火焰逐漸穩定下來，人們開始吟誦、祈禱、擊鼓和唱歌。屍體完全被燒成灰需要兩個半小時，幾乎並不比傳統的火葬需要的時間更長，道蒂有點驚訝。

那天下午，我們在蓋恩斯住的山腳小木屋喝茶。她告訴道蒂，在克雷斯通，屍體在被火化前會先靜置三天，冷凝膠能夠幫助保持遺體的新鮮度。屍體會被放置在一個木製托盤上，從而不需要在火化前將它從床上或者是沙發上抬來抬去。道蒂提起前不久去日本的經歷，她參觀了一個太平間，在那裡允許公寓太小不能夠舉辦家庭葬禮的家庭參與遺體的整理工作。她希望在Undertaking L.A.設立類似的服務。

蓋恩斯今年70歲，散發著一種鎮定自若的氣質。她是一個虔誠的修道者：一位奉信諾斯替教派傳統的沉思者。許多克雷斯通生命終結項目的成員有著類似的傾向，但是蓋恩斯說，他們任何人加入到這個組織中，一起擁抱生存和死亡。「你會希望每個人都能有這樣的機會。」她說，「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會有脫胎換骨的意義，不僅僅是對於死者而言。」

道蒂點了點頭。「我是一個很世俗的人，但從屍體到骨灰的轉化依然對我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她說，「這個過程是具有儀式感的、真實的和重要的，不管家屬們對遺體、靈魂和精神持有怎樣的觀點。」她撫摸著蓋恩斯的貓，它正漫無目的地從每個人的膝上爬過。「這是死亡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道蒂說。

克雷斯通火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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