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啟蒙學者何以蔑視報刊？

18世紀的報紙內容已經相當豐富，讀者範圍也有所擴展。但是作為一個行業來說，報紙在法國的地位依然低下。法國當代報刊史學者指出：「報紙已經顯露出來的重要性，本來應該使它受到重視。可是，人們表達思想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書籍和小冊子。報紙，作為反映客觀世界的一種手段，還是被動和消極的。對於社會上進行的鬥爭，報紙只是客觀反映，並不能真正觸動。真正能夠對事態發展產生影響，還要靠傳統的文學作品。在18世紀，辦報還是一種被人輕視的職業，而新聞業在社會和知識界上流人物的眼中，只是一種沒有價值、沒有魅力的次文學。」這種落後是因法國缺少英國那樣的議會及兩黨制。

在法國政治文化界名流的眼裡，書籍和期刊的區別遠甚於英國人眼中這兩者的區別。通常是書籍闡明和傳播啟蒙運動中「哲士」們（Lesphilosophes）的觀點，而不是報紙。「哲士」們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不會想到辦一份報紙或是雜誌，而是編定一本百科全書。他們談及「出版自由」時，所指的是書籍和各類小冊子的出版自由，而非報紙的出版自由。而同樣，他們通常也很敵視報紙，因為從反面來說，長期以來，最出色的記者也是在與「哲士」們的激烈爭論中揚名的。的確，他們曾為爭取更多的自由而建立起一個聯盟，但這種擴大了的自由卻被用於爭取更多的自由而建立起一個聯盟，但是這種擴大了的自由卻被用於報人和「哲士」們之間的激烈鬥爭中。

伏爾泰痛恨報紙，他只接受為承襲法國報業之父勒諾多1831年創辦的《公報》或《學者報》這種傳統的官方報紙寫讚詞。在他看來，報紙無非是「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的記敘」。在《百科全書》的「報紙」條目下，他寫道：「從未被讒言污染，而且向來書寫合乎規範。外國報紙沒有能做到這一點的。倫敦的報紙，除了宮廷的報紙外，都寫滿了觀念自由所允許的不正派之事。」不久後他宣稱：「報紙已成為社會的一種禍害和一種不可容忍的劫掠。」

孟德斯鳩（1689-1755）在《波斯人信札》中借他人之口說：「有一種我們在波斯沒有見過的書，在這裡卻很流行，叫「報紙」。懶人讀這些感覺很得意。」盧梭在1755年說：「一本周期性出版的書是怎麼回事呢？那就是一本既無價值又無益處的曇花一現的著作。文人們以輕率的態度誦讀這些東西，僅僅是給未受教育的女人們和為虛榮心所驅使的蠢人們聽的。」

狄德羅在《百科全書》中的措詞也是如出一轍：「所有的報紙都是無知者的精神食糧，是那些想不通過閱讀和判斷的人的對策，是勞動者的禍害和他們所厭惡的東西。這些報紙從來沒有刊登一句傑出人物所說的話，也不阻止一部劣等作者的拙作。」在「記者」條目中，狄德羅控訴道：「法國現在有大量報紙。有人發現寫一本書的分析要比寫一篇好文章容易地多，於是很多思想貧乏的人轉而為此。」他這樣旨在表明哲士與蹩腳的記者之間的一種等級制度。

稍後，狄德羅在《百科全書》中也作了類似的評論：「所有這些報刊，對於無知者猶如食糧；對於只願談論而不願讀書的人猶如錦囊；而對於勞動者，則猶如災禍和另人生厭的東西，它們從來沒有為有才華的人說過半句好話，也從來沒有組織過蹩腳的作家發表壞作品。」

1755年，在得知一個朋友創辦了一份報紙時，狄德羅給那個朋友寫信：「先生們，你們這樣便成為了期刊作者。我向你們保證這一計劃不會令我歡欣，同樣也不會令你們歡欣。我很遺憾地看到可以建造紀念碑的人卻滿足於搬運材料，建築師卻變成了普通工人。一本期刊是什麼？一種曇花一現的作品，既沒有價值也沒有用處，有知識的人都忽略去讀它或是蔑視對它的閱讀。它只能提供婦女或是沒有受過教育的自負的傻瓜們去閱讀，它的命運不過是早晨在梳妝台引人注目而晚上又沉寂在衣櫃里了。」

修道院長加里亞尼對德皮奈夫人說的話具有總結性意義：「上帝保護建立在赦令基礎上的出版自由！沒有什麼比這更能使一個民族變得更粗魯，更能破壞鑒賞力，更能使表現力退化了。」

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因為新媒體——報紙而在精英和大眾之間產生了分化。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媒體的大眾化和商業化是一個常規，此後，任何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把普羅大眾向文化推進。伴隨著媒介的發展，精英文化一步步走向大眾，這為大眾的識字率、文化普及、提升修養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毫無疑問，這些變化讓精英們感到憤慨。印刷書籍的出現讓手抄書的擁有者（精英們）憤怒，報紙的產生再次讓只讀書籍的文人憤怒，這種對新媒體的謹慎源於他們對自身權力的保護，以及知識壟斷被剝離的恐懼，所以，這種對報紙的輕視雖無法阻止媒體的最終發展，但它終究存在。

在舊制度下，在「哲士」佔領整個法國文學論壇的18世紀，無論報人們付出多少，法國的報紙終究不可能擁有英國的輝煌。與英國報紙相比，法國報紙的文藝性要強得多，但是新聞很少。而在此後不久的法國大革命中，法國的報紙才有可能真正站到了世人面前，開始在全世界高揚新聞自由的口號。

近年來有學者指出，啟蒙運動某種意義上是一種生意。無論18世紀歐洲最重要的法文出版商之一的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頭頭們是否偏愛它們出版的圖書中的理念，他們並不限於專出啟蒙著作。他們印刷和銷售所有類型的圖書——旅遊書、羅曼司、醫藥學、歷史和法律，以及像布甘維爾的《週遊世界記》和里柯博尼夫人的《索菲信簡》這樣吸引受過教育、但沒有高深知識和文化素養的讀者的書。從本質上說，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頭頭們更想賺錢而不是想傳播知識。但是他們知道，啟蒙中有利可圖。他們熱切地希望在《百科全書》的思想上作投機生意。而當時的報刊是不具備這種盈利能力的。這倒是一種今天頗為流行的一種對歷史的解釋——經濟學解釋，而啟蒙運動作家的言論可能只是出版資本力量的一種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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