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納粹德國的群眾基礎

　　當時一整個時代的德國人皆被摘除了一個心靈的器官。

　　——塞巴斯蒂安·哈夫納

　　點頭YES搖頭NO，如果一個人的腦袋連這點功能都無法辦到，恐怕這個人也就廢了。可現實生活中還真有被砍掉腦袋自己卻渾然不知，仍舊認為自己是活著的人。不信，您往下看。

　　故事說，明王朝第二位皇帝明惠帝朱允炆在位時，其手下有一個劊子手名叫王倫。此人處決犯人手法高超，名聲遠播全國各地。其他劊子手處決犯人時，往往手提屠刀，凶神惡煞，面露殺氣，而王倫殺人時則將行刑的大刀插在背後，面帶笑容，吹著口哨或是哼著小曲走向斷頭台，好像自己不是去殺人，而是走街串巷地閑逛。可是當行刑官口令一下，剛才還是一臉輕鬆的王倫立刻變了顏色，眉毛倒立，雙目圓睜，抿著嘴唇，刷的一聲，抽出背後的鬼頭刀，只見銀光一閃，手起刀落，犯人瞬間人頭落地，身首異處，血濺刑場。圍觀者見之心驚肉跳，魂不附體，只覺得後脖頸子發涼，生怕這把帶血的鬼頭刀一不留神掄到自己的脖子上。

　　行刑過後，看著倒在面前的屍首，王倫心中往往有一絲遺憾，臉上頗有些不甘之意。

　　原來，王倫心中有個秘密，也是他的人生抱負，為了這個心愿他花費了整整五十年的時間。這個抱負其實很簡單，就是將行刑殺人的手法做到極致——當他揮刀行刑時，把犯人的頭砍掉而腦袋仍留在脖子上。這叫做刀過頭不落。如同餐桌上的檯布被迅速抽去，而擺在桌上的碗碟紋絲不動。一般而言，被處極刑犯人的脖子不會很粗，但由於頸椎骨的原因，所以，要想做到人死頭不掉，不僅要刀刃鋒利，下手極快，同時力道的大小，位置的高低，骨節的深淺都要拿捏得十分準確!

　　王倫從22歲入行，直到72歲時他才了此心愿。那次，他負責將十二名犯人處斬。像平常一樣，在刑場上王倫毫不遲疑，只見刀光血影之處十一名犯人的人頭就像削瓜切菜般滾落在地。此時，第十二名犯人走上台階，驗明正身之後，王倫的刀在空中划了一道優美的弧度，然後閃電般地划過犯人的脖子。令人驚異的事情發生了，這個犯人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剛才發生了什麼。他對汪倫說:給個痛快的!二十年後老子還是一條好漢!

　　聽到這句話，王倫看了看那個犯人脖頸上留下的一條細如髮絲，殷紅的血線，知道自己一生的工作已經完成，應該畫上句號了。他臉上浮現出一絲不同尋常的微笑，平靜地對犯人說:行!你只要輕輕點一下頭就行了!

　　說起來挺有意思，這個精彩的中國歷史故事我是在一本美國人寫的關於德國歷史的書中讀到的，或許自己才疏學淺，幾年來，這個故事我在中國歷史書中一直未能找到。這本書是譯林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美國人克勞斯·費舍爾寫的，名叫《納粹德國》。

　　美國人克勞斯·費舍爾在《納粹德國》這本書中引述中國歷史故事別有一番深意，他是想說明儘管希特勒取得了大選的勝利，納粹黨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選民擁護，但在當時德國國內也確實有一些有識之士對希特勒軍國主義抱有警覺。

　　1932年7月的德國大選中，希特勒獲得了37.3%的選票，即每八票當中就有三票支持他，從而使納粹黨「成為中產階級長期尋找的政黨」。狂熱的德國民眾天真地認為他們終於找到了可以救他們出水深火熱危難之中的「大救星」。1933年1月30日，整個柏林幾乎萬人空巷，成千上萬的德國人擁上街頭，通宵達旦舉行火炬遊行，人們向希特勒熱烈歡呼，向納粹黨致敬，高喊著:一個元首，一個政黨，一個民族，投一個人的票——阿道夫·希特勒!他們相信希特勒就是德意志的拯救者，是反抗以英美為代表的國際資本壓迫的大英雄，是自身利益的庇護神。可以說「許多德國人都在絕望中投奔了納粹黨，因為之前對別的黨派的政治忠誠並沒有讓他們從當前的困境中解脫出來」。([美]安德魯·納戈爾斯基:《希特勒的土地》，吳冬、姚小菡譯，重慶出版社，第73頁。)

　　當時在德國著名的烏爾施泰因出版社工作的編輯阿爾圖·科斯特勒曾經這樣描述:當同伴們知道了中國明朝劊子手王倫的故事之後，「我們沿著德國民主城堡安靜的走廊行進，彼此微笑著問候， 只要輕輕點頭就行了。我們用手推了推自己的脖子，確定我們的頭依然牢牢地留在肩膀上面」。([美]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佘江濤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第279頁。)

　　在希特勒統治的12年里，用阿爾圖·科斯特勒的話說，確實有一些有良知的德國人一直保持著這樣的微妙手勢，不斷摸一摸脖子，警惕自己的頭顱不要讓納粹主義的利刃使之失去知覺。不幸的是，大多數德國人的頭顱就像王倫刀下的犯人，儘管腦袋還在，但卻無法點頭或是搖頭。而那些在希特勒極權專制的暴政下想把腦袋長在自己肩膀上的德國人則永遠地失去了項上人頭，再也不能把它們安上去了。

　　二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經有效地動員和利用了群眾慾望的法西斯主義，存在於我們所有人中間。存在於我們頭腦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義是使我們愛慕權力，渴望被支配和被壓迫的法西斯主義。

　　——米歇爾·福柯

　　德國法西斯黨全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die 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納粹(Nazi)一詞是「國家社會主義」德語發音的前兩個音節，在當時，德國人也將「社會主義者」稱為「社粹」(Sozi)。對於納粹黨的目標，戈培爾直言不諱:「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必然是一個極權主義國家，它將滲透到公共生活的所有方面。」對於這樣的極權體制國家，希特勒告誡下屬要念念不忘:「我們的目標是製造一種新的，上帝般的人類存在。」按照希特勒的觀點，國家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場政治運動，甚至不僅僅是一個宗教崇拜，它是一個改造人的靈魂，轉變人的觀念，打造一代不同以往的新人的社會實驗。

　　細細品味這番話，不難發現，希特勒一針見血地點破了所有極權主義體制的本質:它就是致力於改造人，把正常人改造成非人，或者說培養出一種不同於傳統，新的、特殊類型的同質人，並將這類人用種族的或階級的意識形態加以馴化。打個比方，就像現代工業流水線上的產品，用統一的模具，統一的工藝，生產出同一類型、同一品種、同一質量的產品。用一句更加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通過各種方式的「洗腦術」培養出符合極權主義統治者所需要的「合格品」，培養出極權主義事業理想化的接班人。

　　弗里德里希·瓦爾特出身於一個德國普通工人家庭，1914年「一戰」爆發後，他被迫中斷了造船學徒的生涯，應徵入伍。「一戰」結束後，在他眼中德國所簽署的《凡爾賽和約》簡直就是奇恥大辱。由於自己的生活被戰爭搞得支離破碎，瓦爾特非常希望能有一場變革的風暴席捲德國，不僅可以抹去戰敗的陰影，也能改變一下老百姓的生活。他經常給兒子卡爾講述那段戰敗恥辱的歷史，因為德國人不想給法國佬讓座，結果就被法國鬼子用槍托把門牙打掉。幼小的卡爾全都聽在心裡，在這樣的民族仇恨中，他學會了區分敵友，辨別好壞，學會了該贊成什麼，該警惕什麼。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作為納粹地方小組長的瓦爾特實現了他所有的願望。

　　他從青年義務勞動軍政府那裡得到了一份固定收入，全家也搬進了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房子里。卡爾十分欽佩父親，立志要成為像父親一樣的希特勒追隨者。他8歲就申請加入希特勒青年團(按照規定14歲才能入團)，卡爾破格被吸收了，這在當時成為了一件非常轟動的事情。1933年初，希特勒青年團僅有10萬人，不到一年，就擴充到360萬，幾乎包括了年齡在10歲至18歲的所有青少年。在納粹的培養和教育下，每一個德國人從小就接受了要參加組織、依靠組織、信任組織、忠於組織的理念，明白了「個人要融入群體中——禁止脫離政治團體」「未來的德國，誰要是不合拍，就會被踢出去」的道理。

　　當孩子們在學校道早安的歌曲《上帝祝福你》被替換成《希特勒萬歲，萬萬歲》的時候，他們幼小的心靈上就已經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希特勒就是心目中的上帝，只有元首和他的納粹黨才是唯一能夠救贖自己「全能的神」，無條件地忠誠並愛戴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是自己的崇高的義務和責任，對此有任何的懷疑和動搖都將是民族和國家的敵人。([德]英克·布羅德森卡羅拉·施特恩:《他們為什麼效忠希特勒》，安尼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1月，第39頁至第47頁。)

　　美國學者克勞斯·費舍爾在《納粹德國》這部書中分析了納粹德國的政治結構，他說:納粹德國可以比喻為一個等邊三角形，希特勒處於三角形的頂端，國家和黨則處於三角形的等邊，底部就是龐大的德國人民。這個體系就是一頭巨獸，儘管它的運作也會有失調的時候，不過其效率還是流暢和有效的。([美]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佘江濤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9月，第312頁。)

　　納粹德國按照「領袖」原則，從上至下，納粹黨和政府機構層層任命各級大大小小的「領袖」，這些層層任命的各級「領袖」完全聽命於權力頂端的最高領袖希特勒的指揮調遣。在「希特勒就是德國，德國就是希特勒」的口號下，德國不僅成為了「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黨國體制下的極權國家，而且納粹黨和納粹政府也完全成為了希特勒個人獨裁專斷的工具。

　　在這樣的體制下，希特勒奉行的不僅是人治，而且是一種終身制式的人治。1932年7月31日德國舉行國會選舉，納粹黨一躍成為國會中最大的黨派。此時的希特勒躊躇滿志渴望奪取國家最高權力，戈培爾向他建言道:「一旦獲得了權力我們就決不會放棄它，除非我們成為屍體被甩出辦公室。」希特勒對此番言論極為讚賞，咬牙切齒地發誓:「一旦進入政府，我就不打算離開它。」

　　希特勒是納粹德國，納粹德國也是希特勒。這就意味著極權體制下的德國不僅是黨天下，而且還是希特勒一人的天下。所有關乎國家、民族和社會命運的政治決策不是通過正當的法律手段與行政程序產生，而是完全聽從於希特勒的個人獨裁專斷。根據德國《授權法案》，原本應該由內閣制定和執行法律，但希特勒對此卻嗤之以鼻，認為自己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完全可以由個人制定並實施法律。據統計，希特勒主政期間，1933年召開過72次內閣會議，1934年召開19次，到了1935年更減少到12次。帝國的法律越來越多地讓位於元首指令。這就意味著希特勒可以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的個性、信仰、領導風格、以至於個人的好惡，都可以直接影響到第三帝國的公共生活和政府的運作。在德國只能有一個人的意志，這就是元首的意志、領袖的意志——希特勒的意志，其餘人必須絕對服從。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了總理的位子，上台後僅僅一個月，也就是1933年2月28日，希特勒頒布了《國家總統保護人民國家的法令》，這個法令直接將《魏瑪憲法》七項保證公民自由的條文，例如個人自由，對自由表達思想的權利(包括出版自由)，對集會和結社的權利，對郵件、電報和電話等個人隱私的權利，對個人財產權保護的權利，對房屋搜查的許可限制等項規定，統統廢止了。(〔美〕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佘江濤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9月，第289頁。)

　　同年3月31日，納粹中央政府通過了一部名為《各州協調一致臨時法》，它宣告各州政府必須與國會中納粹黨的力量保持一致，並且在官方用語中首次發明了「一體化」(Gleichschaltung)這個詞。德語中Gleichschaltung是由Gleichrichter轉化而來，Gleichrichter是指一種設備，它能讓電流只朝著一個方向流動，從而將交流電變為直流電。納粹中央政府採用「一體化」其含義是，納粹黨代表著人民的意志，元首又代表著納粹黨的意志，因此，人民必須按照元首指引的方向前進。聽希特勒的話，就是聽黨的話，就是聽從祖國的召喚。在希特勒的語境中，他永遠是納粹黨和德意志的化身，黨和國家機構無非是執行他的使命的工具罷了。同時，在希特勒的心中「一體化」就是要將納粹主義滲透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私人生活的各個層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第一步必須對所有政治對手和黨派進行清除;第二步為了控制德國民眾必須建立納粹自己的群眾組織。

　　半年之後，希特勒出手了。1933年7月14日希特勒頒布了《反對新黨建立法》，它宣布:在德國只有一個政黨，那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禁止所有其他政黨的存在和新黨的建立。而這一天恰巧是「攻佔巴士底獄紀念日」。希特勒的這個舉動簡直就是對法國大革命的極大嘲諷，也是對《人權宣言》中關於「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這些權利」的最徹底、最無恥的背叛。

　　1934年8月2日年老力衰的總統興登堡過世，僅僅在他去世一小時之後，希特勒就迫不及待地將總統和總理，及軍隊統帥的職位合併，並且使用其在納粹黨內「元首(Führer)」的頭銜稱呼。就在這一天，希特勒命令所有德國軍隊不再向國家宣誓效忠，而是向希特勒個人宣誓效忠;所有的政府官員上至部長下至普通公務員也必須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國家的軍隊、人民的武裝就這樣變成了希特勒的私人衛隊，為保障公民自由、為維護社會秩序、為保衛領土安全的國家公器，就這樣變成了維護個人獨裁專制的殺人工具。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希特勒是按照教會的思路來構想和改造自己的政府的，他把自己視為「永遠正確的教皇」。一位希特勒的崇拜者表白道:如果說天主教會認識到在所有信念和道德方面教皇永遠是正確的話，我們這些國家社會主義者以同樣發自內心的信念宣布，元首在所有政治問題及其他影響人民的國家和社會利益問題上都顯然是沒有錯誤的。

　　在希特勒的領導下，納粹黨建立了一個以該黨為核心，輻射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機構重疊、組織繁雜的社會組織網路，其中有希特勒少年隊、希特勒青年團、納粹主義婦女團、德國勞工陣線、德國農業政治協會、納粹主義德意志大學教師聯盟、德意志公務員聯盟、納粹主義德意志醫生聯盟、納粹主義教師聯盟、納粹主義人民福利會，等等。從兒童到青年，從男人到婦女，從工人到農民，從教師到醫生，從工會組織到社會福利機構……可以說凡是能控制的各行各業，社會的各個角落，希特勒通通都不放過，通過上述多方位、全覆蓋的一系列的社會組織，將所有的社會群體組織資源一網打盡。納粹黨對全體德國民眾和整個社會生活的控制，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這樣無網不在的社會生存環境下，德國人還會有對自由的嚮往嗎?還會有理性的思辨能力嗎?難道他們不感到窒息嗎?[page]

　　三

　　你只要把那些石頭變成麵包，人類就會像羊群一樣跟著你跑，感激而且馴順。

　　——陀思妥耶夫斯基

　　筆者在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時曾產生過這樣的困惑:1933年納粹黨雖說在國會中獲得了288個席位，成為了國會中的最大政黨，但得票率也僅為43.9%。換句話說，也就是至少在德國有一半人以上是不贊成希特勒的主張，可為什麼最後大多數人不僅順從了希特勒，成為納粹政權的支持者，並且希特勒上台後，他們當中成千上萬的人又把自己的命運和這個邪惡的政權拴在了一起?為什麼德國人的腦袋沒有長在自己的脖子上?極權統治下的人們真的願意這樣活著?

　　這樣的問題也困擾過其他人，二戰結束後不少有良知的學者也從不同的側面進行過探討。美國人米爾頓·邁耶就是帶著同樣的疑問重返德國。作為一名記者，米爾頓·邁耶清楚，「嚼別人嚼過的麵包沒有滋味」。他想通過自己的調查「親眼看一下這類可怕的人:納粹分子。想和他們交談並傾聽他的話語，想嘗試去理解他們」。畢竟「他和我，兩者都是人」。 ([美]米爾頓·邁耶:《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商務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頁。)

　　用邁耶自己的話說:作為一個美國人，德國納粹主義的興起令他感到厭惡;作為有著德國血統的美國人他感到羞恥;作為一名猶太人他感到受到了傷害。而作為一名記者，德國納粹主義的興起卻強烈的吸引他。

　　邁耶重返德國其中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仍有不少德國人對納粹和希特勒抱有留戀和惋惜，他想對此進行探求究竟。在米爾頓·邁耶看來，納粹主義就是赤裸裸的極權專制，它的恐怖和邪惡不僅在於對其反抗者採取了極其殘酷的鎮壓和奴役，更為嚴重的是它對所有的追隨者進行了靈魂的扭曲和人格的侮辱。這種恐怖和邪惡滲透了社會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空間的每一個角落，它完全否定了人的尊嚴與價值。但米爾頓·邁耶在德國所調查和採訪的十個普通的德國人時，他發現自己的觀點卻與之大相徑庭。

　　他所調查的德國人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他們中間有裁縫、裁縫的學徒、警察、木匠、教師、高中學生、麵包師、收賬員、失業的推銷員和失業的銀行職員。說這些人是普通的小人物，不光指他們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十分普通，都是當時德國的下層小人物，沒有任何權貴的背景;而且這些人文化水平都不高，除去其中的教師(會講法語)，德語是他們唯一能夠說的語言。他們中有9個人都沒有國外旅遊的經歷，既不了解外國也沒有閱讀過外國報刊雜誌，更不用說收聽外國廣播了。正因為如此，他們所接受的只是周圍鄰里的彼此生活。

　　對於他們來說，他們思考的不過是自己曾經和現在所過的日子與曾經經歷和正在經歷的事物。恰恰就是這些甚至連「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和「德國共產黨」都分不清楚的人，都情不自禁把納粹時期當作他們生命中最好的時期。他們認為:即便納粹是一種獨裁統治，但也是「黃金時代的統治」。([美]米爾頓·邁耶:《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商務出版社，2013年11月，第47頁。)

　　隨著調查的深入，邁耶認識到: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其實是一次大眾運動，而非惡魔似的極少數人對無助的數百萬人的專制。德國人在納粹當政時期完全是被砍掉了腦袋自己卻毫無知覺，生活在極權統治下，喪失了自由，可自認為是生活在「黃金時期」的盛世。借用中國賢人的一句話，這些德國人就是:「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米爾頓·邁耶為此為他的書所取名:《他們以為他們是自由的》。

　　二戰結束後，依據雅爾塔會議的決議，美、英、法、蘇四國對德國實行分區佔領，並且共同制訂了「去納粹化」的政策，由四國佔領當局分別予以實施。各佔領區「去納粹化」改造主要包括:逮捕大批的納粹黨領導核心成員;從德國公共機構中徹底清除「納粹積極分子及其狂熱的同情者」;進行問卷調查，以交代其在納粹統治時期的表現，劃分出「主犯」、「從犯」、「輕從犯」等;同時取締所有的報紙和電台，並關閉了所有的大學及學校，根據審核及編製新教材後才允許重新恢復開課;每一個成年人都被要求觀看有關納粹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紀錄片，同時要求他們親手掩埋那些在集中營里被折磨死去的人們，親身體驗納粹的血腥與殘暴。這種勞動，婦女至少要工作5天，男人則需要工作10天。而對那些受納粹思想毒害嚴重者，有些則要連續工作2個月。

　　即使經過這樣連續不斷、具體細緻的「去納粹化」運動，五年之後，1950年初的民調顯示，仍有相當數量的德國人不願意批判他們曾經的信仰，認為當時在納粹統治下，社會秩序、道德水準、紀律約束、公共生活等方面還是非常好的;不少德國人認為「希特勒是個好領袖」，「納粹主義是好主張，只是操作錯了」，有些問題雖然嚴重，但「要是元首知道就好了」。在本德·恩格爾曼所寫的《在希特勒的德國:第三帝國的日常生活》這本書中，本德回憶道:戰後，自己和母親也被美國人帶到達豪集中營參觀，看到那些骨瘦如柴堆積如山的屍體，母親變得有些精神失常。但是，血淋淋的事實，仍然改變不了她對希特勒的忠誠。她堅持「我敢肯定不是元首要那樣做的」，「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是純潔高尚的!」一直到1980年，本德的母親還堅持納粹建立集中營是有重要的改造功能，關進集中營的多是些「流氓惡棍，慣犯、性犯罪以及人民的寄生蟲——放高利貸的、投機倒把的——他們將會在集中營接受再教育，走上誠實勞動的道路。他們將受到紀律和良心的教育。並且，他們中間的任何人都不會被傷到一根汗毛。」([英]理查德·奧弗里:《第三帝國圖文史》，朱鴻飛譯，金城出版社，2014年2月，第129頁。)

　　如何看清希特勒的本質，如何看待納粹極權專制的罪惡，對於曾經在極權專制統治下生活了十二年，被希特勒洗腦了十二年，自己的脊梁骨被納粹政府彎曲了十二年的德國人來說，並不是一件輕鬆和容易的事情，因為這要徹底否定自己曾引以為豪的信念，要完全顛覆自己曾經認為是正確的價值觀。

　　看起來，納粹在德國的興起，答案不僅僅在希特勒身上，也在他領導的人民身上。如果說有什麼樣的領袖就會有什麼樣的人民，那麼，也可以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領袖。在極權專制體制下的民眾，是喪失了自我意識與判斷，喪失了自我思考和自主選擇的沉默大多數，他們中許多人需要一個依靠，需要有一個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替他們思考，替他們選擇，他們會將個人崇拜當作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出於對國家領導人進行現實的評估、理智的判斷及正確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正如希特勒自己一直聲稱的那樣，他是人民的最高代表，而不是什麼人強加給德意志的一個外來存在。對此，甚至可以說，正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編造了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救世主，是德國人民的大救星這樣的謊言。

　　歷史人物的出現往往伴隨著歷史機遇。一戰以後，德國不得不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投降。千百萬德國人並不了解德國戰爭機器的真實狀況，也不了解後方若繼續支撐這樣一場消耗巨大的戰爭要面臨多大的困難。戰敗的事實對他們來說是個極大的震驚和打擊，他們深信自己是全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德國奉行的路線是正義的，1914年8月初爆發的歐洲戰爭是俄國、法國和英國共謀發動的，其目的是削弱德國力量，把落後和醜陋粗暴地強加給一個文明的民族。許多人懷有與希特勒一樣的情感，投降就是對祖國的背叛。在這些民族主義者的眼中，《凡爾賽條約》就是德意志民族歷史上的奇恥大辱，因為這項和約不僅解除了德國武裝，奪走了阿爾薩斯、洛林以及西里西亞等大片寶貴土地，取消了德國海外殖民地，而且德國要根據自己的「戰爭罪責」向協約國支付巨額戰爭賠款，賠償金額高達1320億金馬克，其中的500億金馬克須按每年20億的進度先行付清，另加相當於出口總值26%的稅款。即使按照1929年各方重新簽訂的《楊格計劃》(Yong Plan)，將德國的賠償減少到1120億金馬克，德國仍需要支付賠償達60年。

　　就是在這樣一個時刻，希特勒挺身而出，他向德國人民宣稱，德意志民族不是歷史的棄兒，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是「上帝精選出來統治萬民的種族」，是「人中之王」;我們一定能「征服一切民族」。他向德國人民保證:一定讓他們擺脫這個令人感到丟臉的「國恥」;結束人人沒有工作，食不果腹的悲慘生活;結束黨派之爭，建立一個真正的「民眾聯盟」。當大多數人走投無路，生活一團糟的時候;當社會動蕩不定、政治嚴重腐敗、權勢者不擇手段為己謀私、社會分配極度不公的時候;當民眾對政客的各種表演失去了信任，對現政權喪失信心的時候;面對這樣禮崩樂壞的現實，老百姓更願意信賴一個承諾給他們帶來改變，帶他們走出危機的人。不少德國人擁護希特勒，加入納粹黨，其實他們並不了解什麼是納粹主義，希特勒的真實目的到底是什麼。

　　曾經在納粹政府中擔任軍備部長的阿爾伯特·施佩爾在他的《第三帝國內幕》一書中曾這樣回憶說:我1931年1月加入納粹黨，成為第474481號黨員。這完全是個很平常的決定。當時，並且從那以後，我都沒怎麼覺得自己是一個政黨成員。我不是選擇了納粹黨，我只是成為希特勒的追隨者。對他的綱領，我幾乎一無所知。我母親肯定是在那幾個月看到海德堡大街上的衝鋒隊遊行時，在一片混亂中看到了紀律，在絕望的氣氛中感受到了力量，總之，她也加入了納粹黨。她甚至在這之前都沒有聽過一場演說，看過一份傳單。我們都感到加入納粹黨的決定違反了自由的家庭傳統。但無論如何，我們都相互隱瞞了自己的黨員身份，也沒有告訴父親。過了好幾年，我成為希特勒集團核心很久以後，母親和我才偶然發現，我們都是黨的早期成員。([英]查理德·奧佛理:《第三帝國圖文史》，朱鴻飛譯，金城出版社，2014年2月，第55頁。)

　　1933年納粹黨贏得了43.9%的得票率，成為了國會中的最大政黨，德國民眾對希特勒趨之若鶩，當月申請加入納粹黨的人猶如過江之鯽，竟然使納粹黨一度不得不暫停吸收新黨員。按照常理，作為黨的領袖，看到有如此眾多的支持者參加自己的組織應該感到高興才對，但對希特勒而言，當他得知幾十萬原本反對納粹的人，突然之間紛紛加入納粹黨，非但沒有感到滿足，而且異常鄙視這些投機者，輕蔑地將他們稱為「三月陣亡者」。(注:「三月陣亡者」原指一八四八革命爆發時，在柏林街頭遇難的百姓。對於那些在納粹取得大選勝利後申請加入納粹黨的人，希特勒將他們視為投機分子，故稱他們是「三月陣亡者」)什麼叫烏合之眾的盲從，什麼叫做不分青紅皂白的迷信由此窺一斑而知全豹。

　　四

　　在過去的12年里，我們似乎受到了整體改造，形象地說:魔鬼襲擊了我們，他們把我們擄走並一起捲入一場混亂，我們耳聾眼瞎……我們的經歷類似於中世紀晚期對女巫的瘋狂迫害。

　　——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曾經說過，毫無疑問，納粹政權無法容忍的公開罪行是由群眾支持的。如何認識這個問題，歷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早在82年前，弗洛伊德的得意門生威爾海姆·賴希就曾寫過一本書《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運用現代心理學，詳細研究了德國民眾擁護希特勒的原因。這本著作剛一出版，立即遭到納粹的封殺，1935年德國蓋世太保頒布法令查禁此書，賴希本人也被迫流亡歐洲，最後移居美國，客死他鄉。

　　賴希認為:「作為一個政治運動，法西斯主義不同於其他反動黨派的地方，在於它是由人民群眾產生和擁護的。」也就是說，法西斯主義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這個基礎主要是中下層階級。有些人把法西斯興起歸咎於希特勒的欺騙宣傳，賴希認為這是片面的。他認為:「這種組織群眾的成功應歸因於群眾，而不是希特勒。正是人的畏懼權威主義的性格結構，使希特勒的宣傳獲得了根基。」([奧]威爾海姆·賴希:《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張峰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第35頁。)

　　如果尊重歷史事實，就應該承認，在德國法西斯興起的過程中，德國民眾必須要承擔責任。如果順著這樣的思路繼續挖掘下去，能夠發現這一切災難的根源，都是植根於德國民眾的心理結構之中。

　　賴希對於人的心理結構進行分析時發現，人的心理結構或說是性格結構(character structure)分為三個層次:表層、中層和深層。第一層次是表層，表現為含蓄、負責任、講道德、彬彬有禮，富有同情心，但這一切都是虛偽的。第二層次是中層，表現為殘忍、好色、貪婪、嫉妒、虐待狂，這是人的「第二動力」，是對原始生物慾望壓抑的副產品。第三層次是深層，又叫「生物核心」，表現為誠實、勤奮、愛合作、與人為善。深層性格是人的自然健康的基礎，產生著自然的「力比多衝動」(libido)，但「力比多衝動」在經過第二層時便被扭曲為反常的。

　　對應人心理結構的三個層次，在社會意識形態上則分別有著各自不同的代表。自由主義的道德理想和社會理想體現著表層並為之辯護，但由於不了解深層，也就無法克服中層。真正的藝術、科學和革命是出自深層，但由於沒有掌握群眾，迄今為止在實踐中是無能為力的。法西斯主義則體現著中層，即被扭曲的反常的性格層次。這種性格層次在現實生活中表現為小人精神，既想造反，獲取個人利益，又渴望權威，保護自身。「干大事惜身，見小利忘命」，這種心理是典型的中下層人士的性格。這些人在經濟上是貧困的，但他們的經濟狀況和他們的心理結構不相稱，他們不僅沒有產生革命的意識，反而按照統治階級的需要與模式塑造了自己的人格，雖然表面上裝出一副革命造反的姿態，但心理上卻以服從權威自居。

　　德國著名作家艾米爾·路德維希在其著名的《德國人》這本書中記載了這樣一則真實的故事:1918年11月9日，德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皇帝威廉二世宣布退位。當波茨坦宮中的皇后和眾皇族子孫聽到宮外槍聲大作，不禁驚慌失措，面面相覷。想到自己身為沙皇皇后，即將遭到士兵的追捕和凌辱，皇后渾身戰慄，涕泗交流。此時，一位傭人走進皇宮，肅立致敬，並以訓練有素的軍人腔調報告說:陛下，您是在我們保護之下。我們已經採取防範一切的措施。敬候陛下諭旨!德國國王和二十幾位親王，連同一百二十多位皇親國戚，安然無恙。沒有一個德國士兵或工人從他們身上拿走任何一件東西。艾米爾·路德維希感慨道:「德國的革命給歷史帶來了奇特的現象。一旦國王下台，軍官、容克地主、僕從和宮廷人員都背信棄義不再忠於國王，唯一還忠於國王的是平民、人民。」「革命，而又秩序井然——他們仍然是臣民。」([德]艾米爾·路德維希:《德國人》，楊成緒、潘琪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5月，第364頁。)

　　人們常說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歷史的細節中。那不妨再關注一下這個細節，當柏林革命(即德皇威廉二世退位)的消息在午間傳到千里之外的俄國聖彼得堡時，德國大使米爾巴赫伯爵在餐桌上宣讀了國內來電。餐桌旁就餐的紳士們頓時嚇得色如死灰，紛紛放下刀叉，呆若木雞。但是，最叫人感到吃驚的卻是在一旁侍候的招待員。他是一名德國士兵，按道理，聽到這個消息後，最該興奮的是他，此時此刻他是唯一可以代表德國人民的人，可以盡情高呼「共和國萬歲」!他本應該感到自己解放了，他完全可以丟掉手中的盤子表示慶賀，然後指著餐桌旁就餐的紳士們說，對不起，老爺們，我現在已經是一名共和國的公民了!你們不僅再也不能對我吆五喝六，指手畫腳，而且我也完全有權力不再伺候你們這些貴族老爺們了!但是，他沒有這樣做，面對這一尷尬的處境，他只是脫下了自己的白手套。艾米爾·路德維希感慨道:「德國人民就是這樣，可以繼續以赤裸的雙手為自己的主子服務。」

　　從本質上講，這種心理結構或說性格結構並非人天生固有，它是數千年的父權制權威主義的反映，是社會環境和文化逐漸影響的結果，特別是農耕封建社會皇權文化沉澱的結果。

　　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國，納粹政權全面而嚴格地控制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用宏大的世界性的烏托邦藍圖吸引廣大民眾;它用一套完整的凌駕於全社會之上的意識形態作為行動的目標，宣稱自己洞悉了歷史規律，掌握了絕對真理，能制定出完善而正確的經濟計劃，有能力控制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實現自己的最終目標。在這樣的極權專制體制下，一方面人民群眾是沒有能力自由的，另一方面他們同時也喪失了自由的能力。這就像人體器官，如果長久不用就會退化一樣。在人民群眾無能力自由的狀態下，納粹國家機器就有了聚合民眾的合理職能，廣大人民群眾服從並擁護這種統治，納粹政權也就具有了歷史的合理性與合法性。但這並不是說，像納粹這種極權統治性質的國家機器就將永久地存在下去。就像威爾海姆·賴希分析的那樣:「人民群眾無能力自由不是內在固有的，人民並非永遠無能力自由。從根本上來說，他們可以成為有能力自由的。」([奧]威爾海姆·賴希:《法西斯主義群眾心理學》，張峰譯，重慶出版社，1990年8月，第35頁。)

　　人民群眾的無能力自由是由於極權專制體制的壓抑造成的，因此，使人民群眾覺醒並意識到這種反人類非人道的壓抑的危害，建立起民主與法治的國家，才能使人民群眾真正享有自由的權利，恢復自由的能力並行使這種能力。

　　一個人的信仰說到底只是一種精神寄託，它不僅可以規範自己的行為，而且也是支撐自己的信念，使自己不為各種外界的誘惑而迷失自我。如果將一種信仰作為約束和禁錮他人的手段，並且轉化為驅使和奴役他人的權力，便失去了信仰最本質的意義，這樣的信仰便已經淪為欺騙的手段和工具。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公民的言論自由，也就不會有公民的信仰自由。在納粹獨裁統治下，除了可以信仰納粹主義難道還有別的什麼主義可以信仰嗎?對於德國民眾而言，希特勒、納粹黨和國家構成了一個共同的權力結構，作為元首的希特勒則是凌駕於所有人之上的領袖，是超人式的權威，而普通百姓無論何時何地，也無論事事處處都被教導應該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民眾的行為不是出於自己的思考與動機，而是按照必須符合和服從於領袖、黨這樣處於高踞在老百姓頭上的統治者的運作體系行事，整個國家則是運用自己的權力與暴力，實施威懾和鎮壓，強制老百姓心悅誠服地接受領袖的引導和黨的教誨。

　　生活在極權專制體制下，無論何時何地個人的權利必須為了人民的事業與利益放棄的時候;當每一個社會公民被灌輸「國家利益至上」，個人只是整個國家機器上的一個齒輪與螺絲釘的時候;當每一個社會成員渺小到沒有個人意志和權利，只能依附於國家機器的時候;一旦這個國家被某個政黨所操控，被某個獨裁者變為殺人機器時，那麼，機器上的每一個齒輪與螺絲釘也只能隨著整個機器的轉動而運轉，絲毫無法擺脫這部機器的控制。

　　對於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的認識，其實就是一個不斷反思歷史，不斷改變價值觀念的過程，只有當拋棄了固有的價值觀念，具備了真正自由與民主的公民意識，認識到自身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意識與責任，明白對他人權利的剝奪即意味著對自己權利的剝奪，才有可能真正認識到希特勒，看清納粹的實質與危害。正如米爾頓·邁耶說的:「不知道自己是奴隸的人也往往不知道他們被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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