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革命排斥立憲

2010-3-2邵建光緒26年是公元1900年。年初，清廷有這樣一道上諭：「前因康有為、梁啟超罪大惡極，疊經諭令海疆各督撫懸賞購緝，嚴密緝拿，迄今尚未弋獲」；因此，今再次「著即北洋、閩、浙、廣東各督撫，仍行明白曉諭，不論何項人等，如有能將康有為、梁啟超緝獲送官，驗明實系該逆犯正身，立即賞銀十萬兩。」兩顆人頭十萬兩，梁啟超頭上就有五萬。然而這價值五萬兩的梁氏腦袋，此刻正在勾畫五年後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事略。　　1905年，清廷在朝野立憲風潮的壓力下，同時也是在直隸總督袁世凱的直接奏請下，決定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憲政，由此揭開清末新政中最具實質性改革的一幕。這一幕是朝野之間良性互動的結果，朝廷不論，在野推舉憲政最力的便是身為逋犯的梁啟超。1900年梁啟超的《立憲法議》標示其憲政思想成型，這一年梁氏年僅27。以前他追隨他的老師康有為從事維新運動，從維新到立憲，不過幾年間，任公在思想上開始逐步脫離康有為而自成機杼。很顯然，康是以前維新運動的領袖，但任公卻是幾年後立憲運動的領袖，尤其在言論表現上，他已堪執知識界立憲之牛耳。正如當時媒體指出「昔者維新二字為中國士大夫之口頭禪，今者立憲二字又為中國士大夫之口頭禪。」如果說維新二字我們今天一眼看去尚不知其所指，但立憲二字的政治指向卻非常明確。這是20世紀中國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場政治改革，可惜它十年懷胎，未能一朝分娩，反而流產於它的對立面同盟會和清廷。　　中國立憲話語雖然早於戊戌維新時就出現，但那時未得要領、流於空泛，轉過世紀以來，立憲才成為一個獨立的時代主題，並逐步從限君走向虛君。因此，以消弱君權為目標的立憲篇章是自梁啟超始，梁的立憲思想又是自《立憲法議》始。該文不僅是後來立憲運動的理論指導，同時也是它的運作大綱。從運作角度，梁氏的立憲舉措，遠觀乎英而近取諸日。英式的君主立憲是目標，日本的做法則是抵達這一目標的路徑。日本明治維新是1868年開始，正式公布憲法是1889年，期間20餘年屬於預備立憲。參此，任公倡議清廷下詔以二十年為限，實行憲法政治。因日本明治之後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梁啟超隔海向清廷提議「宜派重臣三人遊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何者宜於中國，何者當增，何者當棄」。另外「所派之員既歸，即當開一立法局於宮中，草定憲法」。其次，「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當由立法局譯出，頒布天下，使國民咸知其來由，亦得增長學識」。複次，「草稿既成，未即以為定本，先頒之於官報局，令全國士民皆得辯難討論」，五年十年之後，由此形成定本，「非經全國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憲法」。　　這是梁任公世紀初的立憲初步。可以看到，幾年後的清廷實際上是逐步照行。1905年五大臣出洋，幾乎就是踩著任公的規劃往前走。更讓人拍案驚奇的是，五大臣回來後的憲政考察報告，經由隨同出洋的熊希齡暗中牽線，竟以任公為主筆來完成。這不奇怪，當時國人中最具憲政知識的，非任公莫數。五大臣等為妥善交差，亦以梁氏執筆為其最宜。後來，載澤在第二次奏請立憲的秘折中說：「憲法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最不利於官」。兩宮閱後，俱為之動容。不久，朝廷下詔，正式宣布預備立憲。這時，朝廷真立憲也好，假立憲也罷，只要讓立憲上了道，它就有自己往前走的力量，並不以朝廷的真假意志為轉移。　　上個世紀前十年，是中國憲政發展的大好時光。但，歷史最終沒有選擇梁啟超，正如梁啟超最終沒有選擇革命（梁此時一度傾向革命）。革命排斥立憲，以致造成了一個百年來的革命世紀。儘管如此，梁的立憲思想對我們今天來說依然是彌足珍貴的思想遺產。只是長期以來一頂保皇之帽，我們早已把它給否定了。其實，還是在維新時清廷中人都能看出保皇乃是「保中國不保大清」。但，滿人不信漢人信，革命派為擠兌立憲派，以保皇帽子相扣，外加民族主義的排滿號召，果然把青年吸引到自己陣營中來。一次次發起幾乎是屢敗屢戰的暴動，讓梁啟超眼見年輕鮮活的生命倏忽而逝卻徒喚奈何。倒是在他們之外的袁世凱看得清楚，他說滿清是一棵將近三百年的老樹，鬧革命的都是年輕人，有力氣卻不懂如何拔樹；搞君主立憲的人懂得拔樹卻又沒有力氣。是的，百十年來，在政治激情與政治理性的頡頏中，後者豈止無力，簡直是一次次宿命性地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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