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四：中國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外交理論？

中國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外交理論？

作者：羊四

牛軍在21世紀之初就開始認為中國長期有外交思想，但是沒有外交理論。

當下外交學專業內所學習的大多是傳統外交領域內的東西，外交學，顧名思義，應是以國家的外交活動這一領域內所特有的矛盾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科學。所謂科學，是實踐經驗的總結，外交學也可以說是外交實踐經驗的總結。它可以包括外交的起源，中國和外國的古代、近代和現代外交，資本主義國家外交，社會主義國家外交，外交的目的和手段，外交的戰略和策略，外交的藝術和技巧，外交機構，外交機制，外交慣例，外交形式，外交史以至外交文書，外交語言等內容。雖然部分是大家所認可的經典，貝里奇的《外交理論：從馬基雅維利到基辛格》的書名就顯示出他對傳統外交思想的欽佩之情。

隨著外交學研究的發展，有不少學著改變了對傳統外交的理解，如國際上有些學者不再將外交主體局限於主權國家，而是把外交看作是尋求利益結合點或化解分歧的談判過程；也有學者從社會學的角度把外交看作是溝通方式及渠道；也有學者將外交看作是聯繫和協調國際與國內關係的一種機制或制度等。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張清敏稱：「文化外交、軍事外交、經濟外交、衛生外交、主場外交、多邊外交、環境外交、首腦外交、第一夫人外交等多種形式和領域的外交，都是外交學領域所關注和研究的主要領域。」顯然這些並沒有進行細緻的分類，只是大體上都是研究領域內的研究對象而已，如果要作為課程還是需要再加以區分和研究討論，但是至今沒有提出外交理論。

外交理論作為一系列具有共識和相互聯繫的觀點，對於外交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要制度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不同流派的外交學理論，有助於研究外交的學者更好地理解不同外交學成果。更為重要的是，認識不同類型的學者和思想能夠促使學者和研究人員思考，他們為什麼對當代外交的形式、本質和特徵有不同的認識。

就像保羅·夏普這位革新派的領軍人物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比現在更加適合的研究外交學的時間。美國正在重新發現它，歐盟正在重新發現它，中國人正在其中注入自己的特性。」在外交而非戰爭日益重要的時代，可謂睿智之言。

但是對於現在來說滿足程度遠遠不夠，必須結合現在非傳統外交內的新式外交以對傳統外交的不足進行優勢互補。比如近幾年開始興起的媒體外交、城市外交、明星外交、演員外交、美食外交、熊貓外交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傳統外交所難以達到的外交效果，尤其是中國外交學專業人才以及未來外交官需要解決和面臨諸多問題，比如「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文明衝突論」、「中國式霸權」等，解決中國軟實力研究和傳播問題，非傳統外交便可以大顯身手，中國也更需要這方面的外交人才。

縱觀中國外交發展，從硬實力發展到與軟實力結合、從軍事強國到經濟強國再到眼下正在奮鬥的文化強國，這是符合現在中國發展邏輯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的，將傳統外交與非傳統外交結合起來便能夠在發展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時注意媒體研究、輿論研究、心理研究等新式外交應用手段，在傳統外交所依據軍事基礎上結合輿論戰、心理戰、經濟戰等早已在二戰期間就被使用的外交手段，也應該納入中國外交學專業研究領域和教學領域之內。

在現代外交環境下，外交學研究面臨的挑戰，是提出關於外交的新概念和分析方式，能夠辨別、解釋和理解外交實踐變化新的變化。

研究中國外交和世界外交的學者和專家都知道一種默認的現實就是只有國際關係理論、國際政治理論就是沒有外交理論，所以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每一位研究外交的學者都很清楚西方外交開始於君主派遣使者出使他處，西方外交就是在此基礎上把有關此類行為的藝術、經驗以及學說綜合後來有了國家定義之後的國家基礎上派出的個人或代表團等形成開始發展，各國一脈相承到現在的我們所看到的西方外交。

正如英國的斯圖爾特研究發現：在普遍採用的定義中，外交是「運用智力和機智處理各獨立國家的政府間的官方關係，有時也推廣到獨立國家與附庸國之間的關係，或者簡單地說，是指用和平手段來調節和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在這一脈絡中，尼科爾森將外交包裝為一個簡單的、國家中心主義的名詞。他寫道：「外交是一種通過談判解決國際問題，特別是大使和特使通過外交技藝來參與解決國際問題。」這裡的外交顯然是現在意義上西方所主導的外交定義。

如果你查閱國內外現有的有關外交的定義[ 由於國內外太多外交的定義，在這裡難以展開來詳細討論，會嚴重影響文章篇幅，故在此省去，只提取關鍵點，如有質疑可以查詢之後與筆者交流。]就會發現一個共同點：外交主體不是國家就是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准國家行為體等，都是建立在國家這一基礎之上。國家定義、國家形成、國家發展、國家對外交往、國際社會、國際組織等等有關國家的一切的一切幾乎全部都是來自於西方話語，中國當下外交研究的定義也是基於國家基礎之上。

縱觀中國上下五千年歷史不難發現中國開始真正打開國門與各國展開國與國的交流之時也就是大家普遍承認的鴉片戰爭前後，中國與西方各國開始了被動的、屈辱的，大規模、大面積、高程度的交往，因此中國外交研究從而開展很多西方外交的翻譯和照搬照抄。

有關當今中國外交學研究的全部內容，高飛教授曾做過幾次分析和總結，外交學研究的全部內容如下：

高飛教授的理解和總結傾向於西方體系，換句話說，高飛教授研究的是西方外交學，並沒有充分結合中國歷史和外交傳統，現在的外交學教學理念和內容絕大部分都是西方外交學，所以就面臨一個問題，學習的源頭都是西方外交學如何來避免你學來的不是西方外交學，這就很難。

很少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學內容，除了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外交經驗研究之外，其他外交研究內容就已經很少，到現在為止沒有中國的外交學，只有西方外交學而沒有東方外交學，只有翻譯來的外交著作，沒有真正的結合中國本土的外交著作。

在中國外交發展自古就有，只是國內現有研究外交的學者和專家都傾向於用西方的標準來定義外交，從現代西方話語權中在中國歷史當中探索外交，這本身就是一種被動。在這被動過程中，要研究真正屬於中國的外交，本身就很難，況且眾多國內學者也很少研究中國外交，只會無限期的重複西方外交理論，總是在用別人的外交思路來從中國的外交實踐總結理論，所以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真正屬於中國的外交理論。

但是也可以理解，畢竟這是一項困難的研究。今後中國的外交學研究以及外交學學科建設課程設置等問題，就需要在這個基礎上更加完善一些才行，否則從何而談進步的外交學，何談中國特色的外交學。

之後高飛教授還提到：「總結豐富的中國古代外交遺產，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學理論。中國歷史悠久，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外交研究資源。發掘和研究古代的外交遺產，對於我們總結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外交範式，研究和探索有中國特色的外交學理論具有重要意義。充分研究國際關係理論的豐碩成果，並將其運用於外交學的理論建設。將國際關係學中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發展運用於外交學理論，將是外交學理論化的捷徑。」

再看看絕大多數開設外交學專業的學校都無一例外地注重政治外交，但是又有多少學生學了之後能夠從事這樣的高水平、高要求的外交工作呢？結果就是造成了學習和人才的雙重浪費。

如果中國現有外交學能夠加入中國元素，從中國淵源流長的歷史當中挖掘外交智慧，總結出中國的外交思想和實踐經驗，發展真正適合於當代中國的外交學研究將是多麼正確而合適宜的事情，但是目前還沒有。

我們都知道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是中國研究外交戰略、研究外交理論的出發點。

縱覽中國外交戰略的發展來看中國外交學的理論研究，分為以下幾個時期：毛澤東時期，我國外交戰略的出發點是鞏固政權、維護國家安全，這一時期奠定了中國外交的戰略思想、原則和基本方面，奠定了外交的基本格局，既比較好的處理了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也處理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還發展了與一些大國的關係，並奠定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大國地位。

鄧小平所處的時代與毛澤東不同，鄧所處的時代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在這一時期，我們成功的實現了中國外交戰略的轉變，又以安全為中心轉為經濟建設為中心。

第三代領導人所處的時代與鄧小平時代又不相同，總體而言，江時期處於冷戰後時期，其主要貢獻在於有效地、創造性地貫徹了鄧的外交戰略，也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路與新觀點。

胡時期處於21世紀邁向多極化時代，其主要貢獻在於繼承前面的外交戰略沿著和平和發展的思路，創造性地提出發展了科學發展觀，沿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向繼續發展著中國的外交戰略，為其豐富了有力的一筆。

當下，習近平時期仍然處於一個多極化時代，但是任務和形勢已經漸漸脫不滿於「韜光養晦」而在邁向「有所作為」或「積極作為」上，在沿著既結合中國國情又適應國際環境變化的外交戰略基礎上，更多的已經開始向軟實力傳播、文化傳播、文化交往等中心已經漸漸從經濟建設轉向文化建設上來，形成了從毛澤東時代過渡到鄧時代再到習時代的外交戰略發展脈絡：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外交→文化外交，正在向一個真正的大國靠近。

但是從中國的外交學發展來看，就一直在以政治外交為研究重點，一直沒有跟上軍事外交、經濟外交、文化外交甚至是媒體外交、輿論外交等新形式的外交發展需要，比如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期，中國的經濟外交研究和學科建設就沒有趕上時代，呈現的是落後了一個時代的需要，而現在外交真正需要的外交人才中國外交學培養不出來或者培養出來的額都是落後於時代好幾十年的外交人才，理論跟不上，怎麼能符合時代需要如何趕上中國外交事業發展需要。

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外交實踐中就開始特別注重經濟因素髮揮的外交作用，開始發展中國的經濟外交已經是一個外交習慣和外交戰略了，但是大部分高校外交學並沒有經濟外交課程，也不加以重視經濟因素對於外交工作中起到的作用加以重視。

雖然有世界經濟課選修、國際政治經濟學等課程的開設，但是作為中國重視務實的外交風格要發展真正的外交藝術，絕對不能夠忽視經濟外交對於中國外交的發展和推動作用。

兩國之間的外交較量實際上是兩國綜合國力的較量。外交談判能取得什麼結果，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能運用到什麼程度，歸根結底取決於綜合國力的對比。「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談判桌上也得不到」，一般來說，這應是一個真理。所謂綜合國力，包括一國政治社會制度的穩固性，經濟實力、軍力，科技水平、掌握輿論和獲得信息的能力，國家領導人的領導能力，外交隊伍的素質以及國際威望和信譽，國際力量的向背等各種因素。而這正標明外交同其他領域的密切關係，所以論述這些關係是建立外交學所必不可少的。

堅持政、經濟結合是研究紛繁複雜的外交現象的基本出發點，國家之間的結盟或敵對、國際組織的出現、國際條約和國際法的締結和形成，都有著深刻的經濟因素，任何外交行為、外交現象都取決於國內經濟、世界經濟的影響或制約。經濟全球化是中國外交面臨的課題。對經濟全球化的矛盾性，它對國際形勢、國際政治關係演變及人類歷史進程的影響，國內外的認識有很大不同。中國外交要與時俱進，更好地服務和服從於國家現代化建設、祖國統一大業和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需要，就必須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前進方向，對當今時代的主要趨勢和國際形勢基本走向進行分析判斷，形成系統的看法。這包括進一步從理論上充實和完善我們對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以及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看法和主張。傳統外交機制正在改革和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例如，通信技術革命正在推動外交實現自我轉型，外交官要從專家變成通才，從守門人變成扳道工，或是嘗試電子外交、虛擬使館或社會媒體等新技術。

當前的中國外交研究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外交實踐脫節，學者的研究和思路有時甚至落後於領導人和決策者的政策取向。當前外交實踐變化迅速，從西方引進的外交理論很多都已經過時。中國國際關係和外交研究必須超越評介階段。

在當代國際關係環境下，中國的外交目的：

一是維護國家主權獨立、維護和平和國家安全；

二是要為我們的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三是積極為我國的文化建設營造合適的國際傳播環境；

四是培養優秀文化、輿論、經濟、政治外交人才。

在信息時代，內政和外交越來越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中國外交實踐也不例外地趨於公開化和社會化。對中國外交而言，一個新的課題就是利用好大眾傳媒這個軟國力。

網路作為一種新興的媒體影響力越來越大，逐漸成為中國公眾了解國際事務的一個重要窗口。所以新時代里應該大力發展媒體外交等公共外交作為外交研究的重點之一，所謂媒體外交就是一國運用大眾傳媒在海外施展、增加、擴大說服力、對外影響力、威望、認同力的過程，從而得以實現國家既定的外交戰略意圖。

通過大眾傳媒，一方面加強與國內民眾和輿論的溝通，傾聽他們的看法和建議，贏得他們對國家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在國際上廣交朋友，傳播中國的聲音，樹立中國和平、合作的形象。在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提升中國的軟實力方面，中國的傳媒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部分學者從三個方面討論了如何塑造良好的國家形象。

首先，中國國家形象的最終提升，仍然需要做好「內功」，著重解決民主政治、人權保護、經濟發展等問題。有些學者提出，中國目前的某種的負面形象是中國自身原因和內部結構造成的。內政修明，外交才能做好，單純靠宣傳不能解決問題。

其次，中國國家形象的提升應該藉助於以媒體為基本支柱的大眾傳媒，加強媒體力量並加強與其他國家媒體間的交流與合作。

最後，媒體應該在塑造國家形象的同時著力改善媒體的自身形象，包括媒體自律、使用符合目標國習慣的話語方式等，增強傳播效果並提高媒體在目標國的認同度。

話語權在政治中是一項不可忽視的權力，最近幾年一直是國際關係與外交領域的一個重要辭彙。在實踐中，話語權可以集中體現在政治話語權和媒介話語權上，在學術界也同樣存在話語權問題。對國際關係而言，掌握了對外話語權，就比較容易設定議程，引領國際輿論。話語權的獲得不但受一個國家的軍事、經濟等硬實力的影響，價值觀、文化、教育等軟性內容也起到重要作用，這些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話語在世界上的吸引力。

簡單地說，話語權就是發言權和說話權，擁有話語權即擁有表達思想、進行言語交際和說話的機會，話語權決定了可以談什麼。在以往重視硬戰略的傳統外交國家中，都不是很重視話語權等軟實力的研究，奈在《軟權力》一書中提出軟實力一次，也就引起各界對於軟文化、軟實力、話語權等的研究，開始發展國家軟戰略，通過軟實力、軟戰略、軟文化來爭取外國民眾對於本國形象的好感和向心力。

因為，現代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誰能爭取到公眾的情緒，誰就能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誰能影響公眾的情緒，誰就能影響別國的外交決策，使國際關係沿著有利於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

周恩來總理說：「外交是通過國家和國家的關係這個形式來進行的，但是落腳點還是在影響和爭取人民，這是辯證的。這一點要搞清楚。」

綜上所有，中國外交學研究當中非常缺乏外交理論的研究，應該重視並且研究出成果，且成果應該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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