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人最愛讀方術 | 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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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過十本書（不算與人合作的書），《中國方術考》和《中國方術續考》是我的兩本代表作。我不誇張地說，用考古材料填補空白，系統總結中國早期的方術知識（主要是戰國秦漢的方術知識，或道教、佛教以前的方術知識），這是第一部。

前兩年，我在香港城市大學當客座教授，湊巧，李澤厚先生也在那裡，他很重視我的研究，問我下一步有何打算。他希望我能擴大戰果，最好是三考、四考，不斷寫下去。我很感謝他的鼓勵，但自己的想法卻是趕緊收攤。因為，我覺得，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就方術談方術（自有他人，何必是我），而是另開局面，把它後面的東西，更高層次的東西，再發掘一下。

我很感謝中華書局，他們願意給我出新版。借這個機會，我想在前面講幾句話，跟讀者交流一下，讓他們知道，我說的另開局面是什麼意思。

我想說一下方術的讀者，即什麼人最愛讀方術。然後，就這個話題，說說我為什麼要研究方術。

方術，於《漢志》六類，本來是屬於它的後三類。它的前三類是六藝、諸子、詩賦，屬於人文，後三類是兵書、數術、方技，屬於技術。方術就是數術、方技的統稱。技術在當時還是學術之半，有一定地位。但漢以後，隋以來，按傳統的四部分類，數術、方技只是子部底下的一個小分支，地位就不行了。讀者，除了專門干這行，在司天監和太醫院中供職的所謂「疇人」者流，只有閭巷賣卜的江湖術士和窮鄉僻壤的愚夫愚婦。正經讀書人，沒有人要讀它。

可我偏偏要讀這類書。人家不讀，我反而讀。

現代讀者，情況又如何呢？就我所知，主要是四種人。

第一種，是有信仰需求，迷信超自然，並活學活用的讀者。正如剛才所說，他們才是方術最基本的讀者群，最鐵杆的讀者群，古往今來長盛不衰的讀者群。他們讀方術，主要興奮點有兩個，一是算命，二是看病。我的書，本來不是為這批讀者寫，但寫信打電話，屁股後面追，熱心讀者是這種人。有些單位請我演講，聽眾提問，也離不開這兩大主題。我一再解釋說，算命有地攤，看病有醫院，這兩樣，千萬別找我，我可不是干這個的——但我必須承認，方術本來就是干這個的。

第二種，是研究科技史的。這類讀者，是近代才有。他們是到方術中尋找科學，屬於沙裡淘金。這不但提高了方術研究的層次，還可以和李約瑟先生的研究實行「國際接軌」。過去，研究古代，政治口號是「古為今用」。怎麼用？典型說法是「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精華取出來，糟粕當然就不要了。原來的知識系統是什麼樣，他們不關心，淘金後的沙子更不用說。他們和第一類讀者正好相反。前者關心的是沙子，他們關心的是金子。但金沙沒有淘出，原來也是沙子。沙子比金子，更能反映全貌。光有這類研究也不行。這種人是專家，已經形成專門的研究隊伍，但比起前者，人數少得多。

第三種，是我的同行。他們本來是學考古或古文字的，因為出土發現，這種東西越來越多，抓耳撓腮讀不懂，才急用先學。我原來的出發點也是如此。中國方術，現在的知識，中國近代化以前的知識，主要是宋以來的知識。宋代以前，早期的知識，主要靠考古發現，一是簡帛文獻中的材料，二是敦煌文獻中的材料，三是其他有關的出土實物。這些發現，主要是近百年的發現，特別是近30年的發現，說是新知識，也是老知識，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新發現的老知識。它們和宋以來的知識，其實是一脈相承。港台有一種偏見，我不同意。他們說，大陸的人文學科都不行，只有考古，一枝獨秀。他們說的「獨秀」，其實是發現，不是學科。發現是托祖宗的福。我的同行我知道，眼界、見識和水平，哪裡就比別人高？這種人，數量更少，掰著手指，都算得過來。

第四種，是把方術當思想史和學術史的資料看，特別是當宗教史的資料看。上面已經指出，方術這個混沌，既和科學技術有關，也和宗教迷信有關，但歸根結底，還是和後者關係更大。我不信教，但信教是普遍的文化現象。最近，電視上說，調查表明，即使在科學昌明的今天，全世界，無論用什麼標準統計，信教的人都是多數，他們寧肯相信宗教領袖，也絕不相信政治家。研究中國歷史，研究中國文化，研究中西對比，這個代表多數的想法，誰也不能忽視。迷方術，信宗教，人很多，但把方術當宗教史研究，人很少。關心這個問題，幾乎等於零。

研究方術，我是作者，也是讀者，而且首先是讀者。上面四種，我算哪一種？主要是後面兩種。第一種，我是外道。第二種，我是外行。第三種，和我的專業知識沾一點邊，但嚴格講，就算這一種，也是非常邊緣的研究，要叫行里人說，也不是玩意兒。我覺得，奇奇怪怪的術語，密密麻麻的圖表，還有數不清的藥方，本來就很枯燥，如果研究來研究去，只是為復原而復原，為前兩種讀者找材料，就沒勁了（我是說，對我沒勁，不是說別人）。第四種，我更關心，但對誰都是難題，對誰都是空白，我也好，別人也好，誰都是外行。

我經常說，學術有專攻，但問題是沒有學科的，就像複雜的手術，必須請專家會診。但專家如果不來會診呢？

在這個領域裡，我們的尷尬局面是，很多問題，都是搞的人不懂，懂的人不搞。

我用外行研究內行，用內行研究外行，自亂家法，原因在這裡。

沒有辦法呀。

最後，我想說點題外話，但卻是題內之義。

中國有方術，外國也有，前些年，我在法國高等實驗學校（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宗教學系當客座教授，馬克（Marc Kalinowski）教授帶我看過法國的日書，並向我介紹過歐洲的方術門類。他說，中國的方術比他們的方術更發達。

人家對我們很敬重，我們不能太狂妄。

我們要知道，歐洲傳教士來華傳教，他們是靠科學來傳教。科學雖不等於方術，但在文化比較的譜繫上，其位置卻是對應於巫術和方術。他們的術，古代不如我們，但現代比我們發達。在科學的面前，我們的方術像巫術。

還有，我們要承認，在大教代小教方面，在宗教大一統方面，他們比我們走得更遠，宗教的地位更突出，遠比國家更能支配一切。中國的教沒有這種地位，再大也大不過國家，撐死了也只是三教之一。更何況，大教之下，還有數不清的小教。即使大教，也是大雜燴，比西方有更多的小教特點。

我們是國強教弱，他們是教強國弱。

中國的宗教不發達（利瑪竇的第一印象就是如此），沒有像西方那樣籠蓋一切，這是好事還是壞事，現在頗有爭論，我看未必是壞事，特別是把眼光放得遠一點。

中國早期宗教，方士和儒生是兩股力。這兩股力，在中國歷史上各有變形，各有遺產。方士的遺產在道教，儒生的遺產在取仕。前者的優勢是信仰，後者的優勢是政治。但儒生在信仰上爭霸權，與道爭，與釋爭，可謂經久不息。今天，作為體用之爭的延續，作為國粹與西化之爭的延續，也有這類衝動。有人甲午不服氣，庚子不服氣，倒也罷了，辛亥、五四，氣也理不順。他們覺得，師夷長技以制夷，如果只學船堅炮利或議會政治，那是沒有學到根本，夷也有道，是他們的教，故死乞白賴，非給咱們中國立個教。立什麼教？不信洋教信什麼？現現成成，當然是儒教了。道教不行，政治去勢，無為無為了兩千年，自然沒它什麼事。

立教之說，久已不行，如今又成新時髦（有幾個錢，氣就粗了）。誰都趕來湊熱鬧，我覺得十分無聊。

先秦的孔夫子，不管政治觀點多保守，他是一位社會批評家，和人家老子、墨子平起平坐的批評家。他這一生，累累若喪家之犬，無權無勢，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聖人。漢以來，唐以來，宋以來，孔子不斷被聖化，地位越來越高，兩千年吹捧，是他想都想不到的。但就是這麼吹，他也還沒有被拔高到耶穌那樣的教主地位，時人以為可惜。我看，沒什麼不好。現在的學者，說是弘揚中國文化，其實是糟蹋中國文化。他們把一切中國文化都裝進儒家的瓶子里，表面是大，其實是小。再把孔子弄成教，就更加可笑。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豈是儒家二字所能概之。就算講儒家，又何必舍本而逐末？

吾愛孔夫子，乃先秦的孔夫子，活著的孔夫子，真正的孔夫子，而非後人吹捧為大成至聖先師，政治化和神學化的孔夫子，更不是那個還在幻想之中，有如救世主的孔夫子（不但能救中國，還能救全世界）。

去聖乃得真孔子，還俗才有新文化。

這是解放孔子。

五四運動批過孔，時人譏為太過火。但我說，就算過火，它把孔大聖人請下神壇，有什麼不好？現在批五四，蔣介石的批評，海外和港台的批評，大陸知識精英「倒霉看反面」的批評，根子是反共，專吃革命後悔葯。蔣介石說，五四導致赤化，當即遭到胡適反駁。這樣批五四，難道不過火？

五四的遺產很多，當然可以批評。但有一點，它是批不倒，也改不了。這就是，孔子再偉大，也甭想回到大成至聖先師的地位，因為依託的東西沒有了，制度的東西沒有了，就像把皇上請回來（偽滿是最後的嘗試，日本人的嘗試），或自己當皇上（袁世凱），那是不可能了。

從今以後，我們才豁然開朗，任何整理國故者，只有超越中國遺產之上，跳出中國遺產之外，用世界眼光，重新審視這批遺產，才有資格講話。

中國的新文學之路和新史學之路，都走的是五四之路。大陸這邊是這樣，台灣搬去的傳統也是這樣（如史語所）。其文化定位要遠勝於當年的國粹論，也遠勝於如今的新儒家。

啟蒙並不是立孔為教的鬧劇，中國文化也不是弘揚民族的道具。

我這麼看。

2005年10月4日寫於北京南線閣甲39號院

摘編自《中國方術正考》新版前言，篇名為編者加

（統籌：啟正 編輯：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