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輿圖上的「天下觀」與「華夷秩序」

對地理空間和周圍族群的認知，早在先秦時期的《山海經》、《尚書·禹貢》、《禮記·王制》等歷史地理文獻中，我們的先民就開始了大膽的探索，並逐漸形成以「天圓地方」說為基礎、以「五服結構」為主體的圈層認知模式。在這個認知模式中，對宇宙空間的認識，人們相信昊昊上天是圓的，蒼茫大地是方的，即「天圓地方」。與這種層級式的同心圓地球天體認知相對應，古代中國人在世界秩序的建構中，擬構了由「天下」與「畿服」共同構成的政治、地理和文化空間模式。此模式中，「天下」作為最大的空間單位，它是以大小九州的空間概念和華夏文化的中心地位為前提而形成的，它主張中國居天下之中，而受命於天的「天子」又居中國之中，四夷則居天下之邊緣，中心與邊緣構成天下，「中國」與「四夷」構成「天下一家」。在這種世界秩序中，處於中心地位的華夏與周邊地區的關係在制度上則以「五服九畿」製為藍本確定下來。

那麼，古人對世界地理空間的認識在地圖上是如何呈現的呢？我們知道，「圖經書緯」是中國古代的一個傳統，早在古史的傳說時代，相傳中華民族的始祖——伏羲和女媧就非常關注「民生工程」，親自持規、矩等測量工具，對本族群生存的環境進行觀察和測繪；黃帝和蚩尤兩大部落聯盟跨地域大戰，黃帝憑其臣子史皇所繪製的地形物象地圖指揮調度，才打敗了蚩尤。又據《史記·夏本記》記載，大禹治水，經常是「左準繩，右規矩」，手執測繪工具，「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劃華夏為九州，用銅鑄九鼎，鼎上鐫有各地的物產、山水圖案，這種圖案可能就是我們可追溯的上古地圖。後人把大禹「鑄鼎象物」之圖稱之為「九鼎圖」，把大禹踏訪的足跡稱為「禹跡」。

如果說「九鼎圖」是上古中國人對地理空間認知的一種直觀反映，那麼，先秦之後沿此模式發展起來的「一統圖」、「禹跡圖」、「華夷圖」則可以說構成了中國古代輿圖發展的最為基本的層面。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古代的文化遺產中，相對於浩繁的文獻典籍而言，諸如晉代裴秀按照「製圖六體」之法繪製的《禹貢地域圖》、唐代賈耽的《海內華夷圖》等「天下大勢圖」並沒有傳承後世，存世較早的「中國」地圖，可以追溯到宋代的《華夷圖》、《禹跡圖》、《地理圖》、《九域守令圖》等地圖。所以，我們將以兩宋時期的傳世地圖為考察重點，對中國古代輿圖上所呈現出來的「天下觀」與「華夷秩序」進行初步的考察。

一、以「華夷」、「禹跡」為代表的「天下」輿圖

一般而言，中國古代的「天下」輿圖，大致有「禹跡」（禹域）和「華夷」兩個基本的系列，相應的，其所描繪的「天下」的空間範圍也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主要限於長城以內，一類則包舉長城內外。

我們先來看「禹跡」系列。這個系列最早可以追溯到「九鼎」地圖。相傳，大禹治水踏訪過很多地方，人們把「茫茫禹跡，畫為九州」。據《左傳》記載，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禹鑄九鼎，與地圖的產生關聯起來。之後，西晉裴秀編撰《禹貢地域圖》，它是中國目前有文字可考的以疆域政區為主的第一部歷史地圖集，可惜圖已失傳。目前中國傳世的第一部歷史地圖集當推北宋稅安禮撰、南宋趙亮夫增補的《歷代地理指掌圖》，該圖集作為一部帶有地理總志性質的重要文獻，一共由《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歷代華夷山水名圖》、《〈禹貢〉九州圖》、《帝嚳九州圖》、《虞舜十二州圖》、《商九有圖》、《周職方圖》、《春秋列國圖》、《秦郡縣天下圖》、《西漢郡國圖》、《東漢郡國圖》、《三國鼎峙圖》、《隋氏有國圖》、《唐十道圖》、《蕭齊南國圖》、《元魏北國圖》、《聖朝太宗統一圖》、《聖朝元豐九域圖》等44幅圖組成，大多數圖幅是以《禹貢》「九州」為基礎編繪的。在傳世宋代地圖中，《九域守令圖》中的「九域」，指的是大禹所劃分的「九州」之域，圖之寓意是要守好這片土地。《禹貢九州疆界圖》、《聖朝元豐九域圖》、《帝嚳九州之圖》、《禹貢所載隨山浚川之圖》、《禹貢九州及今州郡之圖》、《九州山川實證總圖》等地圖，也是以「禹跡」和「九州」來表示重點圖繪的區域。相對於「禹跡」系列而言，「華夷」系列所描繪的空間範圍則要大得多。輿圖「華夷」之名較早見於唐代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傳世宋代《華夷圖》亦本於《海內華夷圖》。在宋代繪製的地圖中，《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歷代華夷山水名圖》、《太祖皇帝統一之圖》、《聖朝化外州郡圖》、《唐一行山河兩戒圖》，《佛祖統紀》中的《東震旦地理圖》，石刻《輿地圖》，黃裳的《地理圖》，倪朴的《古今夷夏圖》等地圖，基本上都可以算是屬於「華夷」系列的「國圖」。對於宋代「禹跡」、「華夷」觀念下的各種「天下大勢圖」，我們不準備一一鋪陳敘述，但為後文討論的方便，先作一個簡表。

上表所列之的宋代天下大勢圖，除了《淳化天下圖》已經不存，只能從相關文獻記載知其大概之外，其他各幅地圖，或依靠圖書得以保存，或者是圖的載體——石碑尚存，或者是石碑不存，但存有拓片，地圖上基本的地理要素尚比較清晰，是我們了解宋人的思想、觀念可以依藉的資料。這些頗具代表性的地圖，無論「禹跡」系列還是「華夷」系列，其所涵蓋的空間範圍均遠超過宋王朝實際控制的疆域範圍，或者說它並不是客觀地反映宋王朝完全掌控的地理空間，而更多的是代表時人在對歷史地理空間認識基礎上的一種「天下觀」和「華」、「夷」構成的天下體系。那麼，宋人對歷史地理空間是如何傳承和認知的呢？

作為文明古國之中國，其人文根基中最堅實的是歷史。在中國古代的歷史發展中，歷代君王君臨天下，以「體國經野」之道對王朝政治地理空間進行劃分時，其依託的核心區域是傳說中大禹治水踏訪過的地區，即《尚書·禹貢》所別之「九州」，此核心區域作為古代王朝地理學考察的重點區域，是人們所認知的政治空間、地理空間，也是歷史文化的空間。在古代王朝發展史中，後朝修前朝史，作為一種象徵王統承襲的國家行為，代代相因。與此相關的以地圖為主的圖像敘事，則是歷史地圖的繪製。關於古代以疆域政區為主的歷史地圖集，宋之前有裴秀的《禹貢地域圖》。據文獻記載，《禹貢地域圖》共18篇，年代上自《禹貢》時代下至西晉初年，所覆蓋的內容從上古之九州到西晉的十六州，實際上圖繪的是各朝代政區沿革。宋代以降，雖然兩宋王朝難以實現疆域一統，但承襲古代的傳統——繼續書寫漢唐舊疆、祖宗之疆，仍是強烈表達合法王朝身份的一種象徵。在《歷代地理指掌圖》中，共編繪了上自帝嚳下至宋朝各個歷史時期的地圖44幅，這些地圖大多以《禹貢》「九州」為基礎繪製，但首幅《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則繪製了宋代全國27路及古今州郡的分布大勢，帶有總圖之性質。提到歷史地圖，讓我們聯想到宋代繪製的石刻地圖——《帝王紹運圖》。這是一通強調宋朝「正統」地位的石刻地圖，也是我國古代唯一僅存的石刻帝王世系圖，圖碑為上圖下文布局，上圖分左中右三路列出自黃帝至南宋理宗為止的13個朝代、247個帝號、195個君王的世系圖譜，中軸主體為「正統」王朝，左路為「秦六國」，右路為「春秋十二國」、「東晉夷狄雜處中夏」（五胡十六國）。下部500餘字的釋文，主要是對古代「世道之理亂，王統之離合」的評述。

在宋代繪製的《歷代地理指掌圖》中，有不少是涵蓋「禹跡」和「華夷」系列的天下大圖。其中「華夷」系列中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歷代華夷山水名圖》、《聖朝化外州郡圖》、《聖朝元豐九域圖》、《太祖皇帝統一之圖》和《唐一行山河兩戒圖》等地圖，與宋代石刻《華夷圖》、石刻《輿地圖》和《佛祖統紀》中的《東震旦地理圖》等地圖有一些關聯性。相關學者研究認為，「大約在宣和三年（1121年）或稍晚一些時候繪製的《東震旦地理圖》上的海岸線、河流、長城等的形狀，與今保存在西安碑林中於偽齊阜昌七年（1136年）刻石的『華夷圖』頗有相似之處；還與《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聖朝元豐九域圖』、『太祖皇帝統一之圖』等的輪廓很相似。據此可以認為，『東震旦地理圖』與『華夷圖』、『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聖朝元豐九域圖』及『太祖皇帝統一之圖』等，都是根據同一底圖繪製而成的，並且這幅底圖很可能就是唐代賈耽的『海內華夷圖』」。在「禹跡」系列中，如上所言，《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大多數圖幅都是以「禹跡」為基礎繪製的，實際上這個系列在宋代傳世地圖中，石刻《禹跡圖》、石刻《九域守令圖》、石刻《地理圖》也是比較典型的。

上述的「禹跡」系列和「華夷」系列地圖，雖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差別，但它們作為宋人所繪製的天下大勢圖，事實上代表時人對天下的認識，地圖中蘊涵著宋人的「天下」觀念。談到天下觀，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對天下的認識，有一個基本穩定的認知模式，這個模式較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一部重要的區域地理著作——《尚書·禹貢》。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尚書·禹貢》，打破當時各國的政治界限，以荊、衡、岱、太華四山，河、濟、淮、黑四條河流和海為分界標誌，把當時的國土劃分為冀、青、兗、徐、揚、豫、雍、荊、梁等九州。九州所覆蓋的範圍大致都是指陰山山脈以南和遼河中游以西南，青藏高原、橫斷山脈以東、南嶺以北的中國大陸。九州的範圍，作為之後的歷史地圖著重描繪的區域，在《歷代地理指掌圖》中也不例外，宋代的傳世天下大圖中也是如此。在《禹貢》的最後一個部分，作者「隨山浚川，任土作貢」，以京畿為中心，制定出逐級控制和管理的「五服」結構，即甸服、侯服、綏服、要服和荒服。這樣，以九州空間概念和「五服」結構組成的了一個完整的天下體系。先秦之後，人們在地圖上反覆刻畫的天下空間，基本上就是由此衍生而來的。

回到本文的論旨，我們看到傳世的宋代天下地圖，無論是「禹跡」系列還是「華夷」系列所呈現的天下空間，基本上都是從先秦時期的天下觀念發展而來的。不過，這當中有幾點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一是宋時期地圖所描繪的天下，核心部分是九州的範圍，儘管在兩宋時期，由於受到遼、金、西夏、大理、吐蕃等周邊政治勢力的擠壓，宋王朝的實際管理與控制範圍已遠遠小於唐王朝，但對傳統九州疆土上各種地理要素的描繪，仍沿襲的是一種歷史的做法，甚至還幻想恢復祖宗之疆土。二是以自我為中心對天下地理空間的圖繪中，在地圖上所呈現的地理要素，依舊是詳中心，略邊緣，反映的是對地理空間認識的程度。三是由「華」和「夷」所組成的天下地理空間中，各圖幅對華夷界線的處理，或者說對核心區域與邊疆地區的處理中，仍然明顯地看出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這我們在下一部分的分析中，將重點討論。

二、輿圖上「華夷秩序」的安排與書寫

在中國古代的民族地理觀念中，基於先秦時期的「華夷五方格局」理論而形成的族群地理空間，「華夏」周邊的「蠻夷戎狄」如正史「外裔傳」、「四裔傳」所昭示的一樣，它們與中原的華夏是有區別的，儘管華夷可以相互轉化，但區別是客觀存在的，這種區別作為華夷之間辨識的前提，它也是有一定的界限範圍的，雖然這種界限在大多數情況下並非是整齊劃一的一條線斷。那麼，華夷秩序在輿圖上是如何安排和書寫的呢？華夷之間的界限又是如何劃定的？

在上古中國人的觀念中，講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強調「天下」與「四海之內」的統一性，對於族群界線或國家疆界的觀念是模糊的。入宋以後，隨著中國政治地理版圖的多極變化，面對周邊各種政治勢力的挑戰和擠壓，宋人在努力維持華夷主次關係的同時，也客觀地意識到彼此之間界線的存在，對「極邊」、「次邊」、「近里」等不同的邊疆層級地理，對「邊夷與外夷」、「徼外與徼內」等不同的民族地理空間有了更真切的體會和認識。這種空間的切分、疆界的形成與轉換反映在地圖的書寫中，我們看到了《契丹國界圖》、《契丹地理之圖》、《大遼對境圖》、《大金接境圖》、《西界對境圖》、《五路都對境圖》等對境圖、接境圖，看到了「戎界」與「蠻界」的「天下山河兩戒圖」——《唐一行山河兩戒圖》等地圖。

地圖上對於限界的表述，既可以直接註記文字，也可以用某些地理景觀串連而形成的線段來表示。在限界的文字表述中，宋時期的《地理圖》是較具代表性的。現藏於蘇州碑刻博物館的宋代《地理圖》圖碑，分地理圖和圖說兩部分，地圖以北宋的政區為中心，涵括了北方的遼、西北的西夏、東北的朝鮮、西南的大理、南方的交趾（越南），是一幅亞洲區域圖。在圖的22個註記中，出現了「女真舊界」、「新羅國界」、「丙猶縻界」、「接南蠻界」、「達靼界」、「西南縻蠻界」等註記文字，其中，「丙猶縻界」標註在今青海、甘肅、西藏地區；「接南蠻界」標註在今四川；「達靼界」標註在今天的蒙古；「西南縻蠻界」標註在今天的雲南、西藏。這些標註並不一定準確，只是代表一個大致的方位，但它作為地圖上族群區域的一種界別，還是頗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傳世宋代地圖上連成線的界限，「天下山河兩戒」圖也是較為典型的。「天下山河兩戒」的地理概念，是唐代高僧一行基於天文學中的分野理論和人文地理上的「華夷之辨」觀念而提出的華夷地理界線。其基本取向是，將天象分度對應地理位置，把天下的山河分成兩個大系，並以之作為分隔華夏與戎狄、華夏與蠻夷的兩條地理界線。兩條山系是一行的主觀構建，北面的一條，大致是從積石山開始，向東到終南山北側，然後再向東，過黃河，順著底柱山到太行山，再沿太行山北上，過常山的西側，最後接上長城，沿長城向東，直達遼東。這條山系叫「北戒」，作用是「限戎狄」，構成「胡門」。南面的一條，大致從岷山開始，向東到終南山南側，過華山，然後折向東南，過桐柏山，逾江、漢，到衡山之南，再向東到福建中部。這條山系叫「南戒」，作用是「限蠻夷」，構成「越門」。這種「天然」人文地理疆界觀念在兩宋依然流行，反映在地圖的繪製上，除了《歷代地理指掌圖》中有《唐一行山河兩戒圖》外，南宋唐仲友撰《帝王經世圖譜》卷6中也有一幅，名曰《唐一行山河分野圖》。兩圖畫法稍異，內容則基本相同。《歷代地理指掌圖》與《帝王經世圖譜》所選地圖都是要表現上古至宋代各個時期最基本、最重要的地理特徵或地理觀念，一行山河圖列在其中，說明作者對它的重視。

如果說「天下山河兩戒圖」所昭示的地理界限，即「限戎狄」的「胡門」和「限蠻夷」的「越門」在古代中國的人文區界中並沒有太大的影響，無論在實踐的層面還是觀念的層面均少有人認可的話，那麼，長城地帶作為游牧民族和農耕民族對撞衝突、匯聚交融的重要區域，事實上在長城地帶兩邊的人群看來，無論是事實上還是心裡均是很難逾越的，加上在這個地帶大多數王朝都要添加的類似城防的城牆。在中國古代王朝中，宋王朝是一個特例，它幾乎沒有修繕過長城，既有的長城也沒有阻止住北方族群的進攻，但我們瀏覽傳承下來的宋代地圖，地圖上的長城圖像幾乎是此時期的天下大勢圖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憑藉長城符號，實際上宋人所要表達可能是遠比符號本身更為複雜和豐富的觀念與情感。

積貧積弱的宋王朝由於受到周邊各族群勢力的擠壓，疆土日漸萎縮，甚至最後被迫偏安江南一隅，冀望恢漢唐舊疆、祖宗之疆可能是大多數人們內心的願望，所以在這個時期出於宋人之手的天下地圖，大多以宋王朝為中心，不忘記對周邊各大政治勢力和族群的表述。體現在具體的地圖上，我們看到這樣幾種表述的形式：一是重中心，略邊緣。在傳世的宋代具有明顯的天下意識的地圖中，傳統的區域及「禹跡」的核心區，是重點圖示的區域，這個區域的繪製不僅輪廓比較準確，山脈、水系、政區等各種自然與人文要素的標識也較豐富，是製圖者最為熟悉的區域。此核心區域的外圍，在地圖上就是圖之四周邊緣部分，於繪圖者的觀念中，大致是與華夏/漢相對應的「四夷」分布區域。對這部分空間的處理，或者是空而不繪，或者是只簡單的標註幾個族群的名稱，說明了繪圖者對這一區域了解不多，這或者可以說是一種知之為知之的態度。還有一種可能性是，因為是圖之邊緣，沒有足夠的空間用以表述其地理要素，所以就忽略了。在傳承下來的宋代地圖中，關於輿圖之四周即「四夷」分布的區域，有一種別樣的表述形式，即註記。我們以《華夷圖》和《地理圖》上的註記列表，進行一個簡單的分析。

《華夷圖》和《地理圖》上分別有17段和22段註記文字，上表所列主要是與邊疆民族地區相關聯的註記文字。這些註記文字，雖然簡單，但也蘊含了一些歷史或族群的信息。如《華夷圖》上的羌人及吐蕃的一段注文，寥寥數語把自漢至唐的區域歷史勾勒出來，使讀圖者據此可以簡單地了解此地民族的分布變遷情況。在《地理圖》的註記中，「滬水諸葛亮五月渡滬處」，敘述的是公元225年諸葛亮「南撫夷越」（西南少數民族），渡過瀘水，七擒七縱孟獲之史事；「桐柱馬援立」，講述的是東漢馬援征交趾，於今越南境內立銅柱，以為邊界之事。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的是，如同《華夷圖》和《地理圖》所昭示的那樣，在宋時期的天下大勢圖的註記文字中，也不時出現域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名稱，如《華夷圖》右側有文字註記稱：「東夷海中之國，獩貊、三韓、扶桑、日本、倭國、大漠、紋身、毛人、蝦夷、女國、流求，宋至者日本。」顯然這些都是域外的國家和民族。與《華夷圖》相類似，在《歷代地理指掌圖》中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上，海外所謂處於大海中的國家，則是被畫在橢圓型的圈內，如在海南東路和江南東路右邊的大海中，從北至南依次為倭奴、日本、毛人、琉球和蝦蛦。

在宋代地圖上，以標註的形式對於周邊民族地區的情況進行介紹是較為普遍的。如就東北、北方地區而言，宋代關於此區域的地圖或圖籍有趙至忠於嘉祐二年進獻朝廷的《契丹地圖》、沈括的《使遼圖鈔》以及《契丹疆宇圖》和《契丹地理圖》等。在非區域性的地圖註記中，《禹跡圖》上標有「遼水」、「鮮卑山」、「營」、「白狼山」等幾個地名；《華夷圖》標有「挹婁」、「渤海」、「女貞」、「夫余」、「女安」、「定安」、「遼水」等地方，在遼水的東側標有「唐安東府、漢遼東郡、舜之營州」字樣；黃裳的《地理圖》對東北地區的描繪是上述所有地圖中最詳細的，主要有白馬山、長白山、十三山、龜河山、四郎山、大凌河、靺鞨池、鴨綠、小遼水、遼水、來遼河、河沐谷河、陂澤、山潭、混屯池、長白寨、噴論大喝寨、噴論突軍寨、噴論突鄰寨、御寨新京、撻鄰突孛上海寨、撻鄰突孛下海寨、來遠城、萬戶、遼州、東京、建州、行中府、營州、小鹽州、大鹽州、新羅國界、女真舊界、高麗新羅女真四屬之地等。又如西部、西北地區，石刻《輿地圖》上，標有高昌、龜茲、烏孫、于闐、疏勒、焉耆、碎葉等字樣；《地理圖》上注有党項、夏國、回鶻、沙陀、龜茲、韃靼界、佛頂林衙等名稱和「契丹遺族奔避於此」等字句；《歷代地理指掌圖》之《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在西夏之位置標有「夏國」兩字，顯然西夏國屬於圖名中提及的「夷」了；在《聖朝元豐九域圖》中，西夏國所在地域標註有非常醒目的「西夏」二字。在這幅圖的說明文字中，對西夏國的沿革作了較為詳細地說明：「西夏，自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氏。有拓跋仁福者，為蕃部都指揮使，從其姓。梁開平中，將吏迎立仁福為州帥，子彝超、彝興繼為帥。世有夏、銀、綏、青之地。彝興仕周，為定難軍節度、太傅中書令，封西平王。其後光氰、繼摘、繼捧相次承襲。然自祖宗以來，服叛不常。朝廷易其小寇，不即討除彼盜有之地，故《元豐九域志》列之為化外雲。」這段文字非常簡明地介紹了西夏立國前夏州政權的傳承情況。

三、結語

在我國古代的歷史文化傳統中，講究的是「左圖右書」，實際上強調的是圖像與文字相輔為用，共同承擔歷史的敘事。在圖像一脈中，似畫非畫的古代輿地之圖，作為古人表達其所認知的政治空間、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的一種最直接的方法，在看似簡單的一些圖像符號背後，其實蘊涵著很豐富的思想與觀念。基於對傳世的宋代天下大勢圖的系統考察，並結合之後此類地圖的發展演變情況，我們認為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值得關注。

首先，展開中國古代各種不同類型的天下大勢圖，這些地圖無論是「禹跡」系列還是「華夷」系列，亦或者冠之以「混一」、「一統」等字樣的地圖，其平面大多圍繞著某一個核心的區域或中心而逐漸展開，有似同心圓發展或者「一點四方」的結構模式。這種對世界地理空間的認知模式，實際上在中西方許多民族對區域環境空間的水平認知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大多數族群對周圍環境空間的認知，基本上是以自我為中心向東南西北四個基本方向逐漸展開的。古代中國人對世界地理空間的認識，在水平向度上所構建的「五服」圖式，可以說是影響中國古代歷史書寫的一種最基本的模式。這種世界認知模式在輿圖上最為明顯的反映就是，古代存留下來的大多數「世界地圖」在空間安排上，傳統王朝統治的核心區域一直被安排在地圖的中心，他世界的族群和地理要素則被點綴在四周，如同四周拱衛中心似的，彰顯的是「天朝中國」的威嚴。這是一個頗耐人尋味的現象。事實上，自漢代張騫鑿空西域與域外世界交往以來，到了盛唐時期的對外交往已是「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局面，入宋之後到鄭和下西洋，中國商船已頻繁往返於南洋諸島之間，即是說在入明以後隨著大量西方傳教士帶來了許多新鮮的世界地圖知識，有不少的中國人意識到地球是一個球體，並非以「華夏」為中心展開，但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意識仍然深深地支配著中國古代地圖的繪製，所以我們看到古代地圖上所描繪的天下，是以「天朝上國」為中心的天下，即王朝的疆域基本上是「天下疆域」，突出的是「華夏」部分，而且「華夏」中心的地位始終是大多數地圖繪製者內心難以撼動的理念。

其次，以「華夏」為中心，逐漸擴展的地理空間，在古人的思想和觀念中是沒有明確限制的，其邊緣也是逐漸模糊不清的，它可以到人們認識或想像的邊緣地帶，即「極邊」、「極地」。如《華夷圖》、《禹跡圖》其邊緣以外仍留有空白，為未知領域留下餘地，也為日後地理知識的擴展提供延伸的可能，即所謂邊緣是變動不定的，隨著實際的認知而向外延伸，並仍留有更外的想像部分存在，體現其「六合之外存而不論」的開放心態。這種由「中心」與「邊緣」、「華夏」與「四夷」構成的「天下體系」中，空間意義上的「天下」，常常指代「普天之下」或「天底下所有的土地」，其範圍可以達到「窮天同地，極四維之東西南北，無弗皆覆，無弗皆載，無弗皆戴覆」的境地。天下認知體系中的「華」和「夷」，無論是表現在民族、政權還是在地域與文化上，並不是完全對等的，存在著內外、主從、上下乃至「文明」與「野蠻」之別，越是遠離「華夏」這個天下和文明中心的地方，就越野蠻荒蕪。此即古代中國人在圖繪世界的過程中，反覆呈現的兼具政治、倫理、地理、文化等多個層面的「天下體系」和「華夷秩序」。

再次，在古代的天下大勢圖、一統圖等輿圖中，往往強調「天下一統」、「華夷一體」，天下一統包含著華夷一體，沒有華夷一體也就談不上天下一統。要做到華夷一體，也就必須天下一統。這是人們理想的天下秩序，但在實際的處理中則是有差別的。前面所述的地圖繪製中詳近略遠、重中心輕邊緣，或者對未知地域空而不繪的處理方法，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反應了古代地圖的繪製還是以客觀認知的地理範圍和地理知識為基礎而由近及遠不斷延展的，但對「華夏」之外所謂「四夷」部分的處理還是有分別的。在古代的華夷關係認識上，既講究「夷夏一體」、「華夷一家」，又強調「夷夏有別」、「夷夏之辨」，「華」和「夷」作為一組相對舉的概念，在不同時期人們的思想觀念中具有不同的內涵。相應的，輿圖上「華夏」與「四夷」的描繪也是有差別的。如南宋紹興六年（1136）刻石的《華夷圖》上，華夏以外的地域，註記在圖的四周，涉及到70多個國家和地區。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繪製的《古今華夷區域總要圖》，邊疆民族地區及周邊地區，則以方框、橢圓形圈等稀疏地註記一些族名或國名。

最後，中國古代「華夷」之辨別雖然主要在文化之差別，而且華夷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華夷一體作為天下一統的重要內容而被歷代王朝強調，所以在許多天下大勢圖的繪製中，我們看到許多邊疆民族地區還是有著豐富的內容，如黃裳的《地理圖》在對東北地區的描繪中就出現了十分豐富的地理要素。事實上，在中國古代由「華夏」與「四夷」構成的多民族國家歷史書寫中，「夷」所指代的內容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如在正史「四夷傳」的安排中，宋代薛居正等編撰的《舊五代史》「外國列傳」中的契丹、吐蕃、回鶻、渤海靺鞨、黑水靺鞨、党項、昆明部落、于闐、牂牁蠻等族群，和高麗、新羅、占城等國外的國家和地區置於一處，都相當於之前的「外夷」部分。歐陽修撰《新五代史》之「四夷附錄」實際上相當於《舊五代史》的「外國列傳」。這是當時正史中，對與華夏相對舉的「外夷」的書寫，顯然「外夷」中包括域外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對於古代「夷」的指代的變化，或者說夷多用來指代域外的國家則是在鴉片戰爭之後，但至遲在宋代的天下地圖上，我們看到有些域外國家在當時的地圖處理中，有些異國的國名、地名被圈在長圓圈中，如《東震旦地理圖》中的扶桑、日本、蝦姨（日本北海道的古稱）、三佛齊（今蘇門答臘古國）、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交趾（今越南北部）、真臘（今柬埔寨）、大食（阿拉伯）、駐輩（故地在今印度科羅曼德爾海岸）、白達、盧眉等。這些國家和地區，大多被畫在中國周邊的茫茫大海中，在「天朝中國」的世界秩序安排中應為「藩屬」之列。

參考書目

1.[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51頁。

2.林崗認為，古地圖的製作顯示有兩個關於「中國疆域」的系統存在：一個可以稱為「禹跡圖」系統；另一個可以稱為「一統圖」系統或「大一統圖」系統（林崗：《從古地圖看中國的疆域及其觀念》，《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3.潘晟：《從宋代詩文看幽思與勝覽思想對宋代地圖學發展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0年第2期。

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669頁。

5.據《舊唐書》卷一三八《賈耽傳》記載，此圖「廣三丈，縱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袵，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鎬，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

6.南宋人倪朴合古今夷夏地理而成的一幅巨型歷史地理圖。

7.鄭錫煌：《〈佛祖統紀〉中三幅地圖初探》，《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第3期。

8.葛劍雄：《論秦漢統一的地理基礎——兼評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2期。

9.[唐]孔穎達著《毛詩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註疏》，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13卷，第463頁。

10.關於兩宋時期民族地理思想比較系統的論述，請參閱杜芝明《宋朝邊疆地理思想研究》，西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潘晟：《宋代地理學的觀念、體系與知識興趣》，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6月；馬強：《唐宋時期中國西部地理認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張曉旭：《宋代地理圖碑研究》，《東南文化》1993年第6期。

12.唐曉峰：《兩幅宋代「一行山河圖」及僧一行的地理觀念》，《自然科學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3.管彥波：《輿圖上長城圖像的存留與缺失：政治和文化觀念的表述——以〈華夷圖〉和〈大明混一圖〉為分析重點》，《瀋陽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14.張曉旭：《宋代地理圖碑研究》，《東南文化》1993年第6期。

15.曾榮桂：《賈耽與〈海內華夷圖〉》，《地圖》2002年第5期。

16.熙寧七年（1074），北宋與契丹國因蔚州（今河北蔚縣）、應州（今山西應縣）和朔州（今山西朔縣）的邊界劃分在代州（今山西代縣）談判，沈括作為使節完成劃界談判使命後，以北宋王朝正式使節身份訪問了契丹國。在出使契丹國的過程中，他對契丹國及沿途北方邊鎮的地理山川進行了考察，撰《使遼圖鈔》一卷，記述了遼國的氣候、植被等自然地理和遼國的生產生活、飲食起居、風俗習慣等人文歷史地理內容。根據《圖鈔》所述沿途驛道的迂曲、方位和里程，可復原成圖。

17.此書最早見於《遂初堂書目》地理類。《直齋書錄解題》卷8《地理類》載稱：「《契丹疆宇圖》一卷，不著名氏。錄契丹諸夷地及中國所失地。」《玉海》卷16《地理門》「熙寧《北道刊誤志》」條和《宋史·藝文志》地理類則稱有2卷。

18.據《通志》卷72《圖譜略》，《玉海》卷16《地理門》「熙寧《北道刊誤志》」條及《宋史·藝文志》地理類記載，此書為1卷，但著者不詳。

薛月愛：《東北地區歷代輿圖繪製情況初探》，《齊齊哈爾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8年第5期。

19.胡玉冰：《漢文西夏地圖文獻述要》，《文獻》2005年第1期。

20.所謂五服圖式，具體是以王都為中心，向四方呈直線距離延伸，五百里之內是「甸服」，再向外延五百里之內是「侯服」，再次是「綏服」，再向外是「要服」，最後一個地帶是「荒服」，這其中，處於邊遠地帶的要服和荒服均為未開化的「野蠻」民族居住區，最外圍的荒服到達了以「華夏」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終極邊緣。

22.潘晟：《五服與中國古代地圖學》，《地圖》2001年第2期。

23.[明]陳組綬：《皇明職方地圖》「序」，北京：國家圖書館影印明崇禎九年刻本，2009年，第2頁。

24.鄭錫煌：《〈佛祖統紀〉中三幅地圖初探》，《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