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當代民主出現了什麼問題？

鄭永年專欄

在討論當代民主危機時，一些西方學者提出了兩個很有意義的問題。第一個是針對西方民主的，即西方社會所面臨民主的危機，到底是因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還是由目前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缺陷所致？第二個問題是針對非西方國家的民主的，即在發展中國家，民主的倒退並且轉向權威主義，到底是因為這些社會希望權威主義的統治，還是這些社會的民眾對現存「半民主「狀況的不滿？

這兩個問題對人們分析當代民主問題具有指引作用，即引導人們提出更為深刻的問題。人們不難從這兩個問題出發，再深入來討論至少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民主發生在西方和非西方，並不是說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指的不是同一個東西，但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的表現形式是否不同？民主是從西方擴散到非西方的，至少西方和非西方民主處於不同的階段。

第二，西方把自己的民主視為自由民主，但這種民主不是從來就是這樣的。即使在西方，民主也具有歷史性，傳統的民主制度和現行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很不相同。所以，如果民主具有階段性特徵，民主也必須是變化的。

第三，在發展中國家，民主經常出現「倒退」，即退回到原先的權威主義體系。也就是說，非西方的民主往往呈現出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的根源是什麼？是民主形式出現了問題？還是那裡的社會出現了問題？

第四，發展中社會民主的倒退，或許是因為人民對民主的不作為感到不滿意，或者是對現存的「半民主」狀態不滿意。這種現象在發展中社會非常普遍。很多人對民主現狀不滿意，希望現在的「半民主」狀態演變成為西方式的「全民主」狀態。很少有人會說民主形式會有問題，是因為民主程度不足。不過，這裡又可以提出一些更深層次的問題：為什麼發展中社會的民主，往往是「半民主」而非「全民主」？為什麼「半民主」狀態很難轉型到「全民主」狀態？這種轉型的困難到底是因為制度設計、政治精英等人為的因素，還是有其他的客觀因素？

民主有不同發展階段

首先民主是具有歷史性的。人們把西方民主稱為自由民主模式，但這一民主模式產生的時間並不很長。現在，很多西方學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統稱為「非自由民主」、「競爭性權威主義」和「模仿民主」等等。但歷史地看，西方民主在很長的歷史時間裡也都是「非自由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選權——也只有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實現。之前，對選舉權有諸多的限制，例如財產、性別、種族等等。美國被視為是民主的典範，但美國民主在很長時間裡保留著奴隸制度，直到林肯總統的時候才廢除。

今天人們在西方所看到的大眾民主，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全面實現。不難看到，大眾民主的實現是有複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前提條件的。首先是經濟的。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不僅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口捲入國家的經濟活動，而且也使得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轉換（例如從農民到工人、從工人到中產階級等）。從政治上說，在歐洲，早期平民進入政治過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戰爭，政府動員平民為國家而戰，相應地也要賦予他們參與政治的權利。平民的政治參與到了二戰之後迅速擴展開來，政治參與越來越成為人們權利的一部分。從社會上說，大眾民主離開不了大眾教育。政治參與並非簡單的投票行為，在投票的背後更是對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選擇。要做理性選擇，對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關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體現在這裡。簡單地從社會結構來說，中產階級是大眾民主的主柱。實際上，這一切前提都反映在中產階級身上，例如有產、對社會的貢獻、教育、理性、獨立、寬容等等。

所以說穿了，民主就是精英與平民之間的一種互動形式。精英和平民的質量都非常重要。同樣重要的是這兩者之間互動的平台，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構。

說西方當代民主出現了問題，就要從精英和平民的互動及其互動的平台去找。在精英層面，大眾民主所帶來的最大影響，就是政治的去道德化和價值化。傳統民主可以理解為精英之間的互動。精英之間的共識至為重要，他們對民主具有共同的認同、具有相當一致的道德價值、遵守共同的規則。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傳統民主中能夠參與政治的是少數，選票的作用並不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精英民主就是精英之間的互相「選拔」，民主只是對所「選拔」出來的候選人的一種正式認可。

但在大眾民主時代，精英政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選票成為大眾民主唯一的衡量標準。誰是精英取決於誰得到的選票最多。選票就是權力。在一切為了選票的情況下，民粹主義變得不可避免。今天，民粹主義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現象，更是發達國家的現象。民粹主義也改變了政黨之間的互動模式，反對黨往往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在精英政治層面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社會的質量也發生了變化。民主表明政治參與，市民社會扮演關鍵角色，市民社會的質量決定了民主的質量。法國作家托克維爾在其所著《美國的民主》中向人們展示了中產階級、市民社會、社會自治和理性等在美國民主過程中的作用。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市民社會具有良好的經濟條件、受過良好的教育、為社會的道德載體、對公共事務熱心，這些特質決定了市民社會不會被政治精英盲目動員，而實現自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

中產階級的關鍵作用

不過在今天，傳統上支撐民主政治的中產階級精神急劇衰退。為什麼會衰退？在眾多因素中，全球化及其導致的經濟結構的變化，已經大大擠壓了中產階級的生存空間。在全球化時代，政府保障中產階級的能力大大下降。如同早期原始資本主義時代，全球化時代又是一個資本統治的時代，資本可以流向任何一個地方，真正掌握著自己的命運，而政府的經濟主權已經蕩然無存。當稅收可以逼走資本的時候，中產階級便成為政府徵稅的主要對象。再者，今天的產業結構與傳統產業結構已經大不相同。傳統中產階級是傳統產業結構的產物。今天的產業結構，無論是金融還是信息技術，註定只能產生絕少數富翁和絕大多數低薪者，這是一個產生不了龐大中產階級的產業結構。

在這樣的情況下，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社會高度分化，中產階級的生存環境也跟著迅速惡化。一個國家有富人和窮人並不可怕，但如果窮人佔據人口的絕大多數，財富掌握在少數富人手中，中產階級小得可憐，傳統中產民主也就失去其社會基礎。更為糟糕的是，當中產階級被擠壓而變得捉襟見肘的時候，大眾民主迫使政治人物訴諸於民粹主義來獲取政治權力，傳統民主的理性精神包括法治便消失了。

當人們的眼光從西方轉向非西方社會的民主時，就會發現非西方的情況更為嚴峻。這裡精英之間沒有共識，平民不知道民主為何物，精英和平民之間缺失有效的互動平台。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儘管民主革命和社會運動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民主一旦產生，就對接其生存的社會經濟基礎。但在發展中國家，民主往往是人為引入的產物，沒有社會經濟的基礎。這種情況在西方之外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都存在著。政治精英之間毫無共識，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民主只意味著政治人物各自挾持著自己的支持者，競爭國家有限的資源。

平民層面也一樣。這些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仍然低下，很多人仍然沒有解決好溫飽問題，人們受教育水平也低。當政治人物告訴他們「民主（可解讀成為『支持我！』）可以給你帶來美好的生活」的時候，人們就信以為真。對他們來說，投票（民主）是走向衣食溫飽的手段。當平民對民主持這種態度的時候，他們就為政治人物的民粹主義提供了無窮的社會力量。而這種民粹主義所帶來的仍然是貧窮，是無政府。

在發展中國家，人們更難找到像西方那樣的規制精英和社會互動的法治制度。這些國家儘管表面上也存在著類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例如多黨制、三權分立、自由媒體等等，但這些都僅僅停留在紙面。如果和西方比較，這種情況很容易理解。在西方各國，發展的順序都是國家制度建設在先，民主化在後。西方大部分基本國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來了。這個順序在後發展中國家便倒了過來，往往是民主化在先，國家制度建設在後。不過，實際上，一旦大眾民主化發生，很多基本國家制度包括法治就根本建立不起來。在沒有基本國家制度的情況下，民主往往成為政治激進化的根源。

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民主作為一種價值和作為一種制度手段之間的區別。從發展順序來看，西方早期民主的產生主，要是作為一種制度安排來解決精英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不過，後來民主越來越被提升為一種價值，一種人類生而有之的權利。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天賦權利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任何權利的實現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需要很多前提條件的。在西方，權利的實現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英國學者馬歇爾（T.H. Marshall） 在這方面有很好的論述。他認為英國人公民權（citizenship）的實現經歷了三個階段，即18世紀的市民權利、19世紀的政治權利和20世紀的社會權利。西方發達國家基本上都走過這三個階段。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國家，權利實現的順序必須是相同的。這裡要強調的是，到了後發展中國家，人們往往把民主作為一種價值和權利來追求，而忽視這些權利實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結果，超前實現權利的價值觀，和客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之間經常發生嚴重的衝突，反而導致權利無法實現。

今天的民主面臨很多問題，既有發達國家高收入民主的困境，也有發展中國家低收入民主的困境。儘管這樣，民主仍然會是發展中國家人們所追求的價值。不過，追求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民主的實現必須考慮到各種條件。如果通過激進的方式，也就是在沒有任何支持條件下實現民主，民主必然會和低度發展、貧窮、分化、混亂等等諸多人們不想要的東西聯繫在一起。如何實現好民主而避免壞民主？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這個問題。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