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需思想論爭 政府無須打壓任何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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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中國改革需思想論爭 政府無須打壓任何流派2012年11月05日 14:22來源:人民論壇雜誌 作者:袁剛分享到:更多241人參與9條評論思想市場會使中國更有前途作者:袁剛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有意無意地堅持慣性思維,自覺不自覺地堅守既定話語,完全不理會已急速變化的現實,對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滿口官話套話,以禁錮思想來保住其話語霸權中國的改革發展需要「思想市場」改革時代是開放的時代,也應是思想最活躍的時代。大變革解放生產力,不僅促進經濟大發展,也必然涉及生產關係,觸及政治體制,涉及意識形態等。我國已持續三十多年的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全社會各個關節都在發生明顯變化。改革在政治上是利益重組,要重新擺平各種複雜的社會關係,制度上要除舊布新,思想上要與時俱進,以求在新的平衡點上構建和諧社會。這就意味著,過去僵化陳舊的意識形態說教不但已不適用,而且會成為改革最頑固的阻力。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有意無意地堅持慣性思維,自覺不自覺地堅守既定話語,完全不理會已急速變化的現實,不顧世界民主潮流激蕩,死抱既往意識形態教條,對思想解放怕得要命,滿口官話套話,以禁錮思想來保住其話語霸權,保護其特權。所以,改革一定會有思想領域的鬥爭,改革是與陳舊觀念告別,是新舊利益的博弈,改革的推進總會有阻力、有論爭,每前進一步,都會有思想交鋒,都要為破除僵化陳舊思想意識耗費精力。如改革之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就破除了「凡是」觀念的羈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又進一步突破了「姓社姓資」的糾結,從而極大的解放了思想。在思想意識上擺脫舊枷鎖之後,才有了我國市場經濟改革的破浪揚帆,才有了二十年的經濟大發展。這既讓我們看到了新思想的威力,也讓我們看到了原教旨舊思維的頑固,使我們感覺到改革開放進程中思想解放、思想論爭的重要性、必要性。改革需要新思維,需要新的理論、新的思想、新的見解,需要各方人士為改革出謀獻策。「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有心人對於國家戰略、憲法憲政、政府設施、公共政策等方方面面,都可以說三道四,品頭論足。民眾可以公開批評或褒揚政府,評析當政者的政治作為、執政能力,就大政方針提出正反各種意見,總結歷史經驗,提供藥方。當前,我國改革正處於攻堅階段,更尤其需要憂國憂民之士挺身而出,考慮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改革的路徑。英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坦言:「中國的奮鬥就是全人類的奮鬥,中國的經驗對全人類非常重要!」中國的改革發展需要「思想市場」。壟斷思想,非但不能引領時代前進,反而會開歷史倒車思想市場指的是思想有自由表達的環境,百家爭鳴,執政者不但不禁錮思想,反而著力創造思想自由的氛圍,鼓勵思想論爭,自己則對救時主張擇善而從。我國歷史上曾兩次出現了思想市場——春秋戰國時代和民國初年五四時期。變革轉型時代需要思想家。春秋戰國大變革時代就出現了諸子百家,不少諸侯國或大貴族都出錢「養士」,招攬「門客」,以吸取智慧,謀救時良方。齊國更開辦了稷下學宮,優容百家爭鳴。飽學之士也周遊列國,兜售智謀,尋找顧主。地處偏僻西鄙的秦國則不惜重金,向東方六國的思想市場大肆購買縱橫策士,大量引進「客卿」以為己用,他們看中了法家思想,引入衛人商鞅主持了變法。秦始皇更是看中了法家學說集大成者韓非子,而不管他出身敵國公子,也要羅織到身邊。秦始皇可謂是中國歷史上公認的改革家,為建立統一強大國家,在制度上建樹最多。但正是秦始皇結束了百家爭鳴,不僅皇權獨尊,思想上也要「定黑白於一尊」,焚書坑儒,統一思想,求學只能以吏為師,使強大的秦朝不再有思想市場。沒有思想市場,社會即失去活力,人民側目而視,不敢說話,有錯無人敢諫,也就喪失了糾錯機會,更談不上擇善而從。緊繃的社會唯命是從,唯唯諾諾,因而沒有半點迴旋餘地,結果是不旋踵而亡。此後兩千多年的王朝帝國,「歷代都用秦政法」。但鴉片戰爭後西方勢力入侵粉碎了專制皇權的好夢,中國再次出現劇烈的社會轉型。清末民初中國再一次出現思想市場,民辦報刊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東西文化論爭,各種主義競說。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民國之初,就如何建立共和、憲政民主、民族國家、中央地方關係的新布局等政治問題,各派政治團體及個人都得各陳己見,有的發布政綱,有的陳說厲害。眾所周知,民國建立之初通過法定程序,訂立了《臨時約法》,初擬了民國政府架構和民主原則。但人們很少知道,當時各色人等還私擬了十餘份憲法草案,公開發表,就建國建政發表不同看法。孫中山構想了「五權憲法」,當時備受各方詬病,而孫中山任下的南京臨時政府外務部長留美法學博士王寵惠,也私擬了一部憲草,倡導三權分立。被視為保皇舊黨的康有為、梁啟超,這時也各自私擬了一部憲法草案,就新政體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私擬憲法的還有當時學者、華僑等,甚至外國人古德諾也草擬了一份,參與建政討論。「憲法者,立國之大本也。譬諸廣廈,必其基礎鞏固,方能巍然卓立,雖疾風暴雨弗能破壞也。惟國亦然,必其憲法良好,國本鞏固,乃足以自存,而不為政海波濤所搖動」(王寵惠語)。私擬憲草就是參與國家政權的「頂層設計」,當時幹這種事用不著提心弔膽,並非偷偷摸摸,而是公開發表!可以想見,連憲法都可以私擬,那還有什麼不可以公開論說呢。當時還有人提出我國地方省建制過大,應該劃小,去省立郡,調整行政區劃,建立郡縣制,這一政改「頂層設計」,即使是今天仍有參考價值。五四時期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辦學方針:「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亦可用來概括當時思想市場的情形。五四思想市場的取締者是國民黨,北伐成功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國民黨認定只有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搞「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主義」。歷史表明,當權者壟斷思想,非但不能引領時代前進,反而會開歷史倒車。大變革時代的中國,需要有大作為的政治思想家人類社會需要思想,就象需要糧食一樣。任何時代都需要政治思想的引導,沒有思想引導會走彎路。思想不可能為一個人或少數人壟斷,但也不可能人人都成為思想家。每個時代都會有一些善於思考的精英人物,苦其心志對政治問題作理性思考,以其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創造性而成為思想家,代表著一定時期政治思維的最高水平。改革時代需要思想的支撐,也就需要思想家,尤其是政治思想家。然而,大變革時代的當今中國,雖不乏授之以科學家、藝術家稱號的人,也不乏稱活動家的人,而敢冠以思想家並能得到公眾承認的,卻少之又少。這是為什麼?我認為就在於缺乏一個健全的思想市場。這樣的局面絕非好事,若不儘快加以改觀,長期遲疑下去,將嚴重阻礙我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大變革時代的中國,需要有大作為的政治思想家。思想家提供思想智慧,應該是自由人,不一定在體制內,不一定在官場上混,屈從依附於權力,而可在民間智庫或大學做學問,保持其「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指點江山,針砭時弊,以其深刻思想見解著書立說服務於社會,做「頂層設計」工作,從而成為時代的燈塔、路標。當政者應尊重他們,左、中、右的思想家都有存在的理由,政府對任何思想流派都無須打壓,任其爭辯,兼容並蓄,擇善以從。以權力來裁量真理往往是最愚蠢的舉動。中國改革開放已持續三十多年,下一步的路怎麼走?不妨放開言路,讓各路英豪各抒己見,做一些「頂層設計」,讓社會各界爭辯一番。真理越辯越明,改革時代需要思想論爭,以分辨是非,探究前進方向。對於民間思想學術界的爭論,當政者可以不介入,更不必壓制,政府應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地讓思想市場有貨可售,百家爭鳴,大膽探索,兼收並蓄。言路暢通,思想家輩出,是社會進步最顯著的標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是大變革時代的時代特徵。思想開放會使中國更有前途。(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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