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社會管理 推動社會管理模式扁平化

3月9日，全國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這是繆合林委員作《加強社會管理 促進社會和諧》的發言。　新華社記者劉衛兵攝加強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全國政協委員、江蘇省南京市政協主席 繆合林最近，胡錦濤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提出了新形勢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總體思路和重點任務，是做好新時期社會管理工作的「指南針」。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交織的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這對社會管理提出了新需求、新挑戰。一是工業化社會帶來新挑戰，如失業問題、勞資矛盾突出，像去年富士康的「十二跳」、農民工開胸驗肺等問題時有發生。二是城市化社會帶來新挑戰，城市貧民區、「三無」農民、房屋拆遷等問題困擾著我們。三是風險型社會帶來新挑戰，4.2億網民力量，催生了公民集體行動的增加。四是多樣性社會帶來新挑戰，導致社會熱點問題不斷產生，考驗著政府社會管理能力。面對這些挑戰，社會管理存在三個不適應：一是理念相對滯後。存在著「錢、管、糊」的觀念，「錢」就是認為GDP上去了，花錢可以買平安。「管」就是存在思維方式上的管制性、管理方式上的定製性、管理手段上的強制性，認為只有強化管理，才能保證天下太平。「糊」就是認為不出事是本事，能擺平是水平，不按社會管理的規律辦事。二是體制機制陳舊。多頭管理與管理真空、手段單一與濫用權力、行政傲慢與行政無能並存，基層政府在社會管理中往往辦事無「腿」、說話無「嘴」、調控無「手」、執法無「權」，因而造成管理無效。三是社會參與不夠。我國民間組織數量少、規模小，從每萬人擁有量來看，日本97個，美國52個，我國僅為2.7個，造成社會管理的社會參與度不高。建議從五個方面加強和完善社會管理：一、強化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公共服務職能。要改變重管理、輕服務，重GDP、輕社會建設的觀念；要堅持「不與民爭利」，優化、強化公共財政對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力爭「十二五」期間公共財政的投入力度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吸引社會資本、民間資本甚至國際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實現公共服務的社會化和市場化；要提高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建議中央政府制定基本公共服務標準，對各地提供指導，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改變多頭管理局面，建立綜合協調機構，形成社會管理的工作合力。二、推動社會管理模式扁平化。要適應社會結構的轉型，改變垂直管理模式，推動管理的扁平化，做到橫向到邊；要建立社會管理的緩衝帶，使群眾的不滿情緒在緩衝區得到充分排解，避免造成群眾與政府的直接對立；要推進以城鄉社區為主要載體的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按照地域相近、規模適度、有利於整合公共資源的原則，穩步推進鎮村體制向街道社區體制轉變，逐步建立現代新型社區。三、大力發展服務性和公益性社會組織。要通過有序敞開「大門」，規範准入「門檻」，「放開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即放開服務類和公益類社會組織，制定各項扶持政策，制定有關法規，讓他們在法律框架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限制有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響社會組織的發展，保證社會穩定。要實現政府部門職能向社會組織的轉移，通過政府的「瘦身」放權，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應有作用。四、強化社會輿情的收集與處置能力。在各級地方政府設置輿情綜合管理和協調機構，加強對輿情的收集分析；完善輿情收集手段與方式，在基層增設信息收集點，對輿情進行動態收集，並根據輿情烈度分層級及時報送。五、發揮政協在加強社會管理中的作用。要根據社會結構、階層結構的變化，及時調整界別設置，使各界群眾都能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要進一步完善政協委員的遴選制度和委員結構，使其具有更加廣泛的群眾基礎，真正代表和反映所在界別的利益訴求；要把政協工作向基層延伸，充分反映基層群眾的意願和呼聲，在社會管理中起到「預警器」和「安全閥」的作用。北京深圳等地專家和官員梳理各地社會管理模式http://www.sina.com.cn2011年03月10日05:56南方都市報看時局在昨日的座談會上，來自北京、順德、深圳等地專家和官員也就各地社會組織發展模式進行了梳理，以此增強各地發展社會組織能力，提高政府社會管理能力，從而達到社會善治水平。深圳曾是國內較早發展社會組織地區，但深圳發展NG O組織路徑則是政府出資、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而在2009年，佛山順德容桂發展NG O組織的路徑卻與深圳截然不同，甚至更有特色。深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易松國說，深圳的社工組織主要靠政府力量來購買服務，用的是公共財政錢。易松國也是容桂社工改革方案的制度設計者。易松國說，容桂發展社會組織最大亮點就在於其廣泛利用民間社會力量。據悉，目前容桂26個社區均成立福利會和慈善資金。整個容桂慈善資金總額在1億元以上。同時，容桂並未像深圳等地採取政府主導方式，而是採取了政府引導，即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政策環境，由其發展。同時，深圳的模式主要是在重要崗位購買社工服務，如學校、醫院、福利院等。而容桂則是另外模式，項目打包在一起購買服務，如為老年人、殘疾人、青少年等特殊人群提供同樣的服務。北京社科院城市研究所所長於燕燕，介紹了北京東城區社區網格化管理模式以及這種模式的利弊。而來自國家行政學院的教授宋世明則表示，順德應該成立類似社會組織孵化器，即順德大部制改革之後，在社會管理模式有新的創新和嘗試。他甚至建議，在發展社會組織過程中，將行業協會納入改革視野，政府賦予其相應審批權，以便更好為企業服務，從而達到社會善治狀態。思想碰撞容桂黨工委委員、街道辦副主任、社會工作局局長唐天培：更多改革是向社會放權2009年11月，也就是順德大部制改革後兩個月，我們開始進行簡政強鎮的事權改革。我們是基層政府，所以更多改革是向社會放權改革，其中包括改革村居行政功能，將原有村居行政服務功能剝離，單獨由新成立的市民服務中心承擔，村(居)委員會重新回到社區自治功能上。另外，我們在培育社會組織。在容桂街，有26個社區成立了福利會，2009年到2010年籌資1億元。我們就將各個社區福利會作為購買NGO組織的服務主體，包括根據每個社區的特點，引入不同社區服務。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在去年8月，在區團委幫助下，成立10多個由老闆組成的N GO組織，募集了60多萬資金，向廣州一家NGO組織購買服務，為那些網癮、問題青少年提供專業服務。目前，我們23個社工為10多個社區服務。同時，我們也打算再引入一些社工組織，為特定人群，提供如居家養老、社會心理干預等服務。深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容桂社工改革方案設計者易松國：深圳靠政府買服務 容桂依靠民間力量深圳發展NGO組織和容桂不同的地方是，深圳主要靠政府力量來購買服務，用的是公共財政錢。但容桂這個地方和其他地區NGO組織發展模式不同，它不太依靠政府力量，而是更多依靠民間力量，他有很好的福利會平台，有一個多億資金可供使用。村(居)購買社工服務時，我們的老闆是村福利會，而不是政府部門。比如，容桂青少年促進會是老闆們成立的機構。其他地方社會組織模式多是以政府指導，但容桂則是「政府引導」。指導、引導中政府發揮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指導發揮得作用更大一些，介入得更多一些。而引導更多是創造這麼一個好的環境，形成這麼一個機制。容桂在這一點上是比較好的。當然，容桂領導也很有想法，依據他們的情況做了和深圳以及其他地方不同的模式出來。同時，深圳的模式主要是在重要崗位購買社工服務，如學校、醫院、福利院等。而容桂則是另外的模式，項目打包在一起購買服務，如為老年人、殘疾人、青少年等特殊人群提供同樣的服務。當然，這樣也需要以社區為中心。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順德大部制改革方案主要設計者之一宋世明：讓行業協會發揮更大作用我對容桂的青少年成長促進會的案例特別感興趣。唐局長告訴我，資金有一半來自老闆的腰包，一半來自政府支持。其實，香港很多公共服務的供給就是這種模式，社會組織出一半，政府出一半，說白了就是社會和政府合作，為老百姓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另外，我想說的是，唐局長將來能不能這樣，再拓展一下思路。現在，一說社會管理創新，就集中到社會組織、NGO，怎麼參與到公共服務當中去，這成了話題的焦點。據我所知，目前順德正在嘗試創造條件，讓社會組織特別是行業協會，在深化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如順德的行業協會非常強大和專業，為什麼不考慮將這些社會組織引進，提高政府管理社會水平，從而形成善治的社會治理模式。容桂黨工委委員、街道辦副主任、社會工作局局長唐天培：花公共財政錢 要給市民一個交代你談到這個問題我們正在調研。把一些政府的職能轉移給商會。剛才有一些專家提到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但是如何監管好這些行業協會，不濫用權力，我們正在調研。回到培育社工組織的話題上，我們在發展社工組織時，也遇到一些困難。如社工晉陞通道問題、待遇問題。在香港，社工工資水平和公務員接近。而目前，我們的社工只有兩三千元，待遇不是很高。就培育民間組織這個問題，我想下一步政府從購買服務這一塊也要做些新的嘗試。如果N G O組織專業性足夠高服務相當到位，群眾認可，也為政府分憂做了事，應該受到社會的尊重，待遇自然要提高。我們目前也考慮引進深圳公益研究所第三方評估機構。而且，我們也在考慮在政府社區購買服務時，要採取公開招投標方式，以示透明和規範。畢竟這些錢是公共財政，要給市民一個好的交代。深圳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容桂社工改革方案設計者易松國：對NGO作用認識比較模糊政府在社會管理方面，如維穩方面，地方政府願意花大力氣來解決，這其中也花了不少錢。但是，政府在購買社工服務時，卻不願意拿錢出來。這個觀念要轉變。政府在購買服務時，可能更多考慮政府花錢能否拉動國民總值，創造多少價值。他認為，給我錢是花錢不拉動經濟。因此，政府不願意做的，我覺得首先要轉變的觀念。政府對NGO組織作用認識比較模糊。其實，在我們今天社會背景下，NGO組織更多的是作為政府的助手。政府將部分職能分擔給社會組織來做，可以發揮更好社會管理的作用。另外，政府對NGO組織的控制能力還是很強的。在這一點上，我也希望政府能夠充分的信任他們。社會管理走出「泰達模式」 「無縫」關愛譜和諧2011-02-28 09:19:00來源：天津日報[提要]開發區社區治理實現規範化、精細化，靠的正是一支職業化、專業化隊伍做保障。除了居委會這支隊伍外，在開發區社區工作中還活躍著一支年輕的社工隊伍，他們是社區治理的生力軍。「無縫」關愛譜和諧――社會管理創新走出「泰達模式」津報調查天津北方網訊：「泰達」社區治理模式的目標就是，提升居民滿意度、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每個家庭如同每枚音符，每個社區就像每組音節，數字化、網格化、精細化的管理和全方位的協調溝通機制繪出了一條條五線譜，黨支部、居委會、專業化的社工隊伍將所有音符譜成優美的旋律。居住在天津開發區華納社區的老人們，因小區外信號燈綠燈延時時間短，穿過人行道時一直提心弔膽。有位老人在泰達城市網「社區論壇」上傾訴苦惱，這一問題很快在數字社區管理系統內立案，接下來是快速的受理、調查、解決、回復。幾天後，綠燈延時時間加長，老人們可以放心過馬路了……榮鑫園小區路女士一家為了醫治孩子的慢性病心力交瘁。社工站站長劉紅霞和社工高翔先後進行了8次總計380分鐘的走訪談心，量身制定了救助方案，協調申請市場攤位提供就業機會，不但打消了路女士在環境清整中的對立情緒，更讓他們感受到關愛，重拾起生活的信心……這樣的事情只是開發區社區建設工作普普通通的案例。在開發區構建和諧社區的樂章中，每個家庭如同每枚音符，每個社區就像每組音節，數字化、網格化、精細化的管理和全方位的協調溝通機制繪出了一條條五線譜，黨支部、居委會、專業化的社工隊伍將所有音符譜成優美的旋律，它的主題是：群眾滿意、民生指標。「手段現代化，隊伍專業化，參與大眾化，主體系統化，是開發區社區管理服務模式的鮮明特色。」南開大學社會學教授、民政部社區建設專家顧問組成員、中國社會工作協會社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唐忠新告訴記者。在社區服務中心，或是隨意走進一位居民家中，記者都會看到一張小小的「社區便民服務卡」，標誌統一，簡潔明了：正面顯示所在社區服務中心的地址、電話、郵箱，背面寫滿了服務內容――衣食住行無所不包。「『泰達』社區治理模式的目標就是，提升居民滿意度、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2009年6月以來，我們的探索實踐和各種招法，始終圍繞這個主題。」開發區城市管理局副局長吳鵬對記者說。網格化、數字化、精細化實現無縫長效管理【回放】社工趙巧珍在網格巡查時，發現某樓門前電信通訊箱破損，電線裸露在外。她馬上對現場拍照，貼好警示語提醒居民繞行，回到社工站登錄數字社區系統，將照片和情況說明上傳……第二天中午，趙巧珍接到系統中心的反饋電話：通訊箱已修好，請您到現場確認。「網格化管理服務，是我們的最大特色。」泰豐社區黨支部書記、居委會主任、社工站站長王志偉在電腦前一邊受理群眾留言，一邊對記者說。網格化管理，形象地說，就是將轄區「分片包塊」，從每條街道、每戶居民，細化到每盞路燈、每個垃圾箱，都有專門的社區工作人員管理――實際上更是服務。泰達社會服務中心作為民辦非企業組織，是這支職業化社工隊伍的大本營，在開發區全部9大社區的近百個小區，按照「400戶1社工」的標準劃分責任網格，進行動態管理。以泰豐社區為例，7個居民小區、3902個建築戶，劃分成了10個網格責任區，分配給10位「網格社工」。他們是排查情況的第一發現人、報告人，是處置各種問題的第一協調人、監督人。「網格社工的工作職責包括13個大項，百餘個小項。從最基本的社區基礎信息收集、動態更新維護，到突發事件和應急事件的發現、報告和處置，還包括協調調解各類矛盾糾紛，等等。」王志偉說，「我們每天最基本的工作就是網格巡視、入戶走訪、解決問題。雖然累一些，但是很充實！」這項工作的創新性，還在於為社工制定了量化考核指標，並引入了「第三方」考核抽查制度。將社區工作細分為312項職責任務，每一項被賦予了不同的難度係數，標準化的制定和量化考核，增強了大家的責任心，調動起大家的積極性。如果說網格化管理實現了社區管理的精細化、無縫隙，那數字社區和泰達城市網的充分有效運用，則注入了現代化、信息化的內涵，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編製《社區管理與服務手冊》，將社區事務分為七大類、314個子項，製作標準流程，形成各責任單位、各責任人共同遵守的「公約」；開發「居民信息資料庫」，對住房、人口、收入，直至車輛、寵物等77項內容精細統計，建立完整、動態、可視化信息資料庫；整合110、應急指揮中心、數字城管系統硬體資源，提供龐大的網路信息環境；研發大型專業管理交流軟體，實現對社區事務發現、立案、派遣、審核、結案、評估的全程式控制制……許多曾讓居民苦惱的「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局面，被徹底扭轉了。在社區服務中心的顯眼位置，記者看到一摞印刷精美的「泰達城市快訊」，人們可以自由取閱。這本定期更新的小冊子，就是「泰達城市網」的精編本。開發區城管局工作人員、數字社區小組負責人陳松告訴記者：泰達城市網正式運行一年來，用戶登錄600萬人次，收錄社區商戶5600餘家，發布惠民信息1300條，社區公告3000餘條，社區論壇10萬多貼……「新年正月初八，網站點擊量刷新了單日之最，泰達城市網已成為老百姓的生活『黃頁』！」陳松興奮地說。這張看不見的"網"，不僅提供了各類社區服務、生活服務、公共服務和公益服務信息，還通過社區論壇搭建了居民-社區-政府三方溝通交流平台，解決群眾的急事難事。本地新聞、社區公告、網上繳費、網上監督、網上捐贈……一個個板塊為保障居民對社區治理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提供了「直通車」。三個平台構建 社區治理善治格局【回放】芳林社區居民因為出行難找到居委會，居委會了解情況後，立即召開聯席會，邀請城管局、交管處、公交公司有關負責人直接對話，46位居民提交了書面意見建議。會後，三部門結合實際情況，設計出環繞各小區的公交路線，開通公交508路，解決了居民出行難問題。縱向互動、橫向聯動的溝通交流平台，為居民辦實事解難題的社區服務平台，提升居民素質素養的文化重塑平台；通過「三個平台」建設，構建起開發區社區管理納民意、為民生、安民心、聚民氣的善治格局，居民的向心力、歸屬感和幸福程度得到提升。「原來搞宣傳活動特麻煩，居委會成員要全體出動，挨家挨戶上門，我們不嫌辛苦，就怕吃閉門羹。」康翠社區居委會主任、社工站站長林德菊回想以前工作，最棘手的就是與居民溝通不暢。「如今可不一樣了」，她告訴記者，「樓門宣傳欄、社區論壇、QQ群、簡訊平台，多種渠道讓居民第一時間獲得最新消息。」溝通順暢了，自然會增強居民的參與度。不久前，恂園裡小區競選業主委員會主任。投票當天，社區服務中心會議室座無虛席。「有了溝通平台，居民遇到難題都願意找居委會，各個社區居委會都會定期舉辦居民代表會、聽證會、聯席會，一方面傾聽需求，一方面協調解決問題。」開發區城市管理局社區科科長王安波介紹。「對於有代表性的熱點、難點問題，我們運用項目化、課題化手段，通過調研立項，尋求解決方法。」王安波說。比如針對養犬產生的擾民、環境問題，開發區確立了文明養犬項目，通過內部招標，各社區提交項目策劃，經民主研討表決，優中選優，試點推行，得到社區居民普遍認可後，向各個社區推廣。據了解，去年，開發區各社區共實施社會服務項目11個，目前仍持續開展的項目有8個。先後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萬通基金會等合作，2個項目獲得了民政部社會工作案例徵集優秀獎。開發區每個社區內，一支支民間隊伍營造了獨特的社區文化。不同年齡、不同愛好的居民都可以找到「組織」。翠亨社區王大爺是戲劇社團的一員，他告訴記者，「每逢節假日，我們社團的老哥幾個就不約而同走到一起，在社區活動中心唱幾段拿手的京劇，吸引了不少居民。現在我們在社區里人氣特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粉絲』。」「目前，開發區共有民間組織115支，對於這些組織，我們降低門檻，實行『准社團』管理，給他們頒發備案證書，納入到規範化制度化管理中。」吳鵬介紹說。專業化隊伍 社區建設的重要保障【回放】「最近兩年，我們社區里來了許多大學生做社區工作。起初我不看好，總覺得孩子們每天面對雞毛蒜皮的小事，能應付得來嗎？可接觸時間長了，我發現我錯了，每次找他們辦事，不僅熱情接待，處理問題更是有條不紊。前陣子我們合唱團找伴奏光碟犯了難，跟他們一說，轉天就把刻好的光碟送到我們手裡。」居住在華納社區的項淑蘭大娘說。開發區社區治理實現規範化、精細化，靠的正是一支職業化、專業化隊伍做保障。2009年，開發區居委會換屆選舉全面實行了以戶為代表的直選，創造性地按界別吸納社區各利益群體代表成為居委會專兼職委員，強化議事決事能力，形成了居委會、居民代表、業主委、樓門長四級議事決事自治體系。「管理服務主體的系統化，既擴大了居委會代表的廣泛性，便於及時反映各方面利益群體的意見要求；還可以整合利用社會資源，更好的服務社區工作。」開發區城市管理局局長孫愛軍對記者說。雅園社區9名居委會委員中，除了主任朱德琴是專職，其餘8位都是兼職。社會治安委員會主任陶夢柱在擔任居委會工作的同時，還是駐片民警，每當接到擾民投訴時，他總第一時間趕到，進行治安調解。除了居委會這支隊伍外，在開發區社區工作中還活躍著一支年輕的社工隊伍，他們是社區治理的生力軍。近兩年來，泰達社會服務中心通過「政府購買服務」、「項目委託」、「契約合作」等方式，履行社區服務和孵化社區社會民間組織等職責，打造出一支專業化、職業化的社工團隊。目前，服務中心擁有社工78人，他們來自全國42所高校，平均年齡28歲，70%本科以上學歷，40%取得了國家社會工作者資格證書。服務中心還是國家民政部社會工作人才隊伍試點單位、天津市青年就業見習基地，以及南開大學、理工大學等10餘所高等院校教學實踐基地。去年剛畢業的席園園是芳林社區的一名社工，接手工作時間不長，但她負責的400戶居民信息卻能脫口而出。「做社工辛苦嗎？」對於記者的提問，席園園笑笑說，「雖然苦，但苦中有樂。當看到用自己的努力為居民解決難題時，那種成就感把所有的疲勞都拋到了一邊。」市民政局社區建設處處長趙利民對記者說：「開發區社區治理模式理念新、手段新，方法實、效果實，是對加強、完善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的有益探索。」(本報記者馬波見習記者韓雯)錦江區創新社會管理模式取得階段性成果2010-07-21 02:59:00　來源:成都日報(成都)跟貼 0 條手機看新聞從剝離街道辦的經濟職能，到構建社區新型治理機制，再到培育發展社會組織……探索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創新城市新型管理模式，成都市錦江區兩年實現了三步走。據稱，如此全面、系統、有序、分步驟地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在全國是很少見的」。今年，錦江區在社會管理工作上再邁改革大步。3月，該區在7個街道辦事處開展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試點工作，探索新形勢下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推進社會建設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新路。僅僅3個月時間，錦江區的試點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中的備案登記、孵化培育和監督管理等難題開始破題；各類社會組織在政府引導下不斷成立，並從參與社區事務入手，開始積极參与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破了題，開好了局，起好了步，錦江區的改革試點正漸入佳境，實踐經驗已受到各方關注。 今天，我們走進錦江區，了解他們在社會管理方面的破題之舉和創新之法。街道辦的職能之變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鏡頭——「賀書記，又來了啊！」5月27日，賀濤剛走進東較場五世同堂72號院，門衛熱情地打起招呼。身為書院街道黨工委，賀濤現在每周至少兩次要到居民院落走一走。「街道改革之後，最大的變化就是工作由『對上』變為『對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須深入老百姓家中才行。」賀濤說。解讀——街道辦事處的職能之變開始於2008年6月。當時，錦江區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街道辦事處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的決定》，明確從2008年7月起，街道辦原來承擔的招商引資、協稅護稅、固定資產投資、經濟統計等經濟管理職能徹底剝離出來劃歸政府相關部門。改革後，街道辦主要負責基層黨建、城市管理、公共服務、社區建設、安全監督、應急管理、社會穩定、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8個方面35項具體職責，將工作重心從發展經濟轉移到強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上來。文件不僅僅是停留在文字上。《決定》發出後，錦江區動作連連：機制調整，該區成立了區社會工作委員會；街道領導班子不斷充實和優化——街道辦事處內設機構取消經濟科室，成立社會事業科、社區管理科和社會組織科。與此同時，全區16個街道設立28個社區公共服務站，作為政府在社區的服務窗口，具體履行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形成了「社工委統籌協調、職能部門歸口管理、街道屬地負責、公共服務站具體承辦」的扁平式、網路化工作機制。通過內部機構調整和機制調整，改革的方向直接面向社區、面向院落、面向轄區內老百姓。工作方式在轉變；向轄區內群眾提供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內容在豐富；為改革提供的資金日趨有保障，人力保障也日趨完善。為組建起職業化、專業化的社區公共服務隊伍，錦江區財政和人才隊伍向街道和社區傾斜，共擇優聘用428人充實到社區工作，並提升了社區工作人員待遇；同時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將新增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投入公共服務，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費用納入財政預算，並形成長效增長機制，年均增長達到41.5%。構建社區新型治理機制創新「社區小單元治理模式」鏡頭——5月的一天，筆者走進錦江區海椒市街60號人和苑。只見這裡整潔有序；綠蔭下，老人們悠閑地眯著雙眼，小孩們歡快地嬉戲打鬧……不久前，通過院落家委會召集居民大會，人和苑自己決定了「文明示範院落」的打造方案和執行方式。政府出資打造，和蓮花社區其他4個院落一道，人和苑將變得更美更舒適。解讀——10多年前，蓮花村是錦江區「著名」的低洼棚戶區。上世紀末，成都市著手改造後，由返遷住戶構成了今天的居住形式。「到2005年，才開始形成城市小區的治理方式。」蓮新街道辦蓮花社區黨支部書記周化均說，但在當時，社區的職能定位仍不明確，既抓院落管理，又要承接街道辦下派的大量行政事務，經常性工作任務80餘項，加上臨時性、階段性任務多達100餘項。10多塊牌子掛在門口，卻什麼都管不過來。所謂社區治理也只是簡單的清潔和維護治安工作而已。真正的變化出現在2008年10月之後。街道體制改革之後，所有街道辦職能開始下沉到社區、院落和百姓家中，如何進一步找到有效實現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新路徑？水到渠成，社區治理機制改革提上了議事日程。在推進「街道改革」的第38號文出台4個月後，錦江區下發了第55號文《關於完善城鄉社區治理機制，進一步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意見》。這時，剛剛完成角色轉換的各街道，開始把工作重心轉向引導和帶動社區摸索如何實現自治。改革後，錦江區在全區設立的28個社區公共服務站，按不低於戶籍人口4000戶的標準實行覆蓋，辦理與社區居民民生事務密切相關的勞動保障、社會救助、計生、殘疾、教育等14個部門5大類62項服務事項。「脫身」後的社區開始探尋自治路徑，將治理單元劃小，細化到院落、樓棟，甚至某個群眾性團體，構建起了院落黨支部「一轅牽引」、院落議事會和自管小組「兩翼平衡」的治理模式，這項實踐成果後來被總結為「社區小單元治理模式」。社區治理變革，帶來錦江區全部59個社區「更新」升級：社區老百姓不但感受到了政府更多越來越人性化的服務，更從「不管不問」社區事務向積极參与自治實現著轉變。社區的自我監督、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以及物業全覆蓋；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全覆蓋——2009年底，錦江區因此被評為「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範城區」。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建立起「民管民，非管非」的新模式鏡頭——從4月份開始，徐宇每天都要抽出大量時間在「錦江區春熙路街道市民中心」忙碌。「市民中心」相當於春熙路街道提供公共服務的樞紐，在這裡，街道設置了「一站兩中心」：社區公共服務站和社區綜合文化活動中心、社會組織指導服務中心。4月份新成立的社會組織指導服務中心，由春熙路街道牽頭成立，承擔著「社會組織孵化器」職能，同時它也是一家新備案的社會組織，徐宇身為一家教育類社會組織負責人，街道通過「購買服務」方式將「孵化」事務交由徐宇負責日常管理。解讀——在錦江區，社會組織指導服務中心既負責轄區內社會組織的發展規劃，又要負責指導、培育、孵化和監管，還要協調組織開展活動，對其發展進行評估。目前，這個中心集中了春熙路轄區內3月以來新備案的14家社會組織。14家社會組織通過中心提供場地、指導甚至經費支持等得到「孵化」發展，並陸續向居民提供社區服務和更豐富的生活方式。時間回溯到今年3月，錦江區啟動了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改革探索，在春熙路等7個街道辦事處展開試點。「孵化器」模式，是探索成果之一，7個街道均成立了如春熙路街道一樣的社會組織指導服務中心，即實現了民間組織管理服務民間組織，非盈利機構管理服務非盈利機構的「民管民，非管非」新的思路模式。創新的不僅只是「孵化器」。這次探索，首先從破解我國現行社會組織管理登記制度難題入手，降低了社會組織准入門檻：實現登記備案雙軌制，由重入口登記向准入和日常監管轉變。從備案登記、資金扶持、購買服務和監督評估等方面，通過培育，錦江區著手積極引導社會組織發展。這一次探索，在錦江區並不是孤立存在的。我國正在深化推進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政府職能轉變的同時，需要向社會組織釋放、轉移或委託更多的資源和職能，更好地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實現社會的多元化管理。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我國基層民主建設要「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錦江區進行的街道職能改革和社區新型治理機制，即是為實現職能轉變，引導社會組織積极參与管理打下基礎。為此，早在去年6月，錦江區成立專門的課題組形成了近萬字的調研報告，對全區社會組織發展現狀和問題進行調查摸底。結果顯示，舊的體制機制下的社會組織，無論規模和能力，都無法承擔日益得到釋放的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需求。課題組指出，必須培育發展並壯大社會組織，增強社會自治功能。目前，錦江區目前登記類社會組織有231家，其中試點以來新增20家，備案類社會組織169家。「此前沒有備案制，相當於3個月新增了189家。」區民政局工作人員解釋說。錦江區希望通過試點推進工作，推進街道職能改革和社區新型治理機建設、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水井坊街道並沒有納入試點，僅交子社區近期備案的社會組織就有10幾個，參與社區活動和管理更為活躍，「一是社區居民有需求，二是已成街道改革後的發展必然。」水井坊街道負責人稱。後 記街道辦職能歸位、社區新型治理、培育發展社會組織 ——錦江區全面、系統、有序地推進社會管理方式，兩年實現了三步走。錦江區的改革已引起各方關注，民政部與省有關部門已明確提出，希望該區總結培育發展社會組織的創新經驗以在全國推廣；成都市提出，錦江區這幾項率先探索可及時總結歸納為「新型城市管理的基礎性工程」。改革「青睞」先行者，錦江區的率先成就正不斷刷新——目前，錦江區發布社區社會組織登記暫行辦法、社會組織監管工作實施意見和評估實施辦法等徵求意見稿，同時正籌備建立「區社會組織管理局」，以及「區社會組織聯合會」和「區社會組織服務指導中心」等，以促進社會組織管理制度的改革。改革也考驗先行者。「開好了局，起好了步，但任重而道遠。」錦江區區委主要負責人稱，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務，是歷史趨勢、社會文明發達的標誌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錦江區「順勢而為，主動有位」，將繼續堅定信心大力探索，為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構建和諧社會而不懈努力。蔡雲舟 文/圖基層社會管理新路何在2011年03月15日 07:32來源：法制日報字型大小:T|T0人參與0條評論列印轉發視點關注本報記者丁國鋒隨著經濟轉軌、社會轉型和各種利益格局的不斷調整，由民生訴求引發的矛盾和問題，已經成為當前和今後一段時期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最大「風險源」。縣級政府，作為直面這一「風險源」的基層政權，如何有效改善民生、化解矛盾，成為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的一個新課題。江蘇省太倉市，作為一個連續多年位居縣域經濟百強縣前列的縣級市，近年來從基層「平安」和「法治」兩條線出發，對社會管理工作進行了一番探索和實踐。近日，《法制日報》記者前往太倉市進行深入採訪調查，以期展現一條基層組織創新社會管理的路徑。拆遷安置帶來基層管理盲區從太倉市區驅車往南十幾分鐘，是太倉市科教新城一個名為群星花園的新小區。小區外圍的幾棟在建高層建築還在緊張的施工，周邊道路綠化等配套設施尚未建成，掛著「社區服務」牌子的辦公樓也還沒有啟用。從這些外部設施來看，這個新建小區在管理上可能還比較混亂。但當記者所乘車輛進入小區大門時，一名保安從臨時搭建的小區物業用房內走出來，認真核實車輛人員的身份，如此場景讓記者感到此前的猜想確有幾分「失誤」。「新搬進這裡居住的都是農村拆遷戶，一期可居住306戶，現在已經入住了290戶830多人。因為拆遷戶來自3個社區(村)，原有的社區內還有部分房子沒有拆掉，有的農民還沒有搬進這個小區，所以在管理上難免出現混亂。在新的社區居委會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我們臨時設置了居民服務中心，統一管理物業和村民服務事宜。」兼任群星花園居民服務中心主任的群星社區黨委副書記王怡說。「雖然我們是社區的臨時性派出機構，但可以發揮出在管理小區安全、豐富失地農民文化生活和提供衛生、社會保險等服務方面的作用。」王怡補充說。「設置一個新的居委會需要一定的程序，而且要增加社區和村的建制，與此前的省市區域調整優化中『撤村並鎮』的情況有衝突，為了避免基層社會管理上的真空，太倉市目前實行了在一個社區的地域範圍內建立多個居民服務中心的方式，防止居住區域和機構在拆遷安置過程中被『打散』繼而出現管理盲區。」陪同記者採訪的太倉市民政局副局長周紅亞解釋說，傳統的「熟人社會」被打破，夾雜著居民生活方式的改變和外來人員混居等情況引起了諸多問題，如何讓基層政權和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發揮出作用，確實是目前社會管理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社會組織管理體制尚不完善採訪中，周紅亞對《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說，中央提出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工作後，給民政部門帶來了新考驗，但同時也給解決長期以來積累的社會管理難題提供了很好的機遇，「逼」著類似民政局這樣擔負社會管理職責的政府部門認真思考以往管理上的不足。《法制日報》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和蘇南其他縣市一樣，太倉市在1998年至2003年間，按照區域調整規劃，先後合併了15個鄉鎮，並從1999年起，將原有329個村委會經過多輪的合併、劃歸、更名等調整到2010年的88個村、66個社區。村和社區這樣的單個基層管理「細胞」在「調大、調強」的同時，也出現了難以避免的「村級自治組織日益政府化」和「精細化管理缺位」等問題。據太倉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員介紹，上世紀80年代時，村民有矛盾糾紛，還想到直接找村長解決，不行就找大隊幹部解決。現在的情況是，村民一是找村長難，有的幾年都見不到一次；二是即使找到村長了，往往也解決不了問題。這種現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基層社會管理所面臨的問題。周紅亞說，隨著經濟發展中的結構調整，在社會組織的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些新趨勢，如太倉市經過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已經達到272個，其中社會團體166個、民辦非企業單位104個、基金會兩個，而且社會組織呈現了每年10%的增長，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教育和科技等各個領域日益發揮著作用。「但這些社會組織，特別是行業商會、文化組織還處於『幼嫩期』，承接社會服務的能力不強，還存在著管理體制不完善、政策法規不健全、管理監督不到位的問題。」周紅亞說，如何正確認識各類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完善培育扶持和推進依法管理措施儘快到位，的確給政府部門帶來了嚴峻的考驗。外來人口管理成最大挑戰「對人的管理，是社會管理中最關鍵的方面。」太倉市公安局副局長薛國義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管住了人，就管住了社會組織，就管住了行業場所，管住了重點物品，管住了社會治安。」薛國義還兼任著太倉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辦公室主任，他介紹，太倉市目前常駐人口為46萬人，而登記在冊的外來人員達45萬人，如何讓這個數量驚人的「新太倉人」群體儘快融入到當地的發展中，而不發生嚴重的治安、刑事乃至於群體性事件等直接影響當地社會穩定的情況，給社會治安穩控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在蘇南的不少新建小區，尤其是城鄉接合部，因為採取由協管員「點對點」登記管理的信息收集方式，隨著外來人員群體數量的增加以及人員流動性日益加快的趨勢，外來人員管理工作中人力資源的「高成本」問題，一直是難以突破的瓶頸之一。「據我了解，在有些區域範圍，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出現了類似於『老鄉群體』的集中移居以及『三無人員』躲避登記的情況，公安機關和綜治部門能否在第一時間掌握這些信息，還是一個難點。」薛國義舉例說，在外縣市一起事件實地調查中，一棟樓內50%的外來人員沒有登記，給外來人員管理工作敲響了「警鐘」。放權基層推動群眾自治管理如何破解基層政權在社會管理中遇到的各種難題？太倉市將創新社會管理的突破口放在農村，從給基層村委會「放權」開始，推行一系列釐清管理職責的改革。太倉市城廂鎮電站村，在2010年拆遷改造過程中，有506戶村民的房屋納入到了拆遷範圍。與其他地方政府推進拆遷安置工作作法不同的是，在太倉市的拆遷安置方案中，「談判」主體由政府轉變成了村委會。其間，村裡召開了村民代表大會，把拆遷補償標準、新建小區的情況向參加會議的村民公布討論。會後，498戶村民向村委會表達了同意拆遷方案的意見，另有8戶村民因為房子在路邊有門面房，不同意拆遷。政府相關部門在村民意見的基礎上調整了規劃方案。不到兩個月的時間，498戶村民就順利拆遷並先後搬進了新居，而8戶村民則因為其房屋對整個拆遷區域影響不大而保留了房子。拆遷過程中沒有發生一起群眾信訪投訴事件。「從『政府大包大攬』到通過徵求民意的『群眾代理』，如果沒有釐清基層政權的職能，給群眾充分的『放權』，恐怕是難以達到的。」太倉市政府法制辦負責人說。這項給基層村委會「放權」的模式，被稱之為「政社互動」(本報視點版2009年10月19日曾作報道)，最早源自於2008年11月太倉市政府法制辦對「梳理職權、依法界定基層群眾自治組織與市(鎮)兩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關係」的職權統計的啟動。此後，太倉市於2009年5月出台了《關於建立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互動銜接機制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凡屬村(居)自治性的管理工作，放手讓村(居)委會自主管理」、「政府部門行政職責範圍的工作任務，不得隨意下達到村(居)委會」。經過近1年的清理、審核、討論和公示，2010年3月，太倉市正式出台了《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協助政府工作事項》和《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依法履行職責事項》。2010年8月13日，太倉市政府與城廂鎮、雙鳳鎮兩個先行試點鄉鎮正式簽訂了全國第一份《基層組織協助政府管理協議書》，建立了社會管理和服務事務的「一攬子契約服務」運作機制，群眾共同管理社會的責任意識實現了「回歸」。「通過將這部分涉及社會管理、社會事務、公共服務的自治職能交給村委會自行管理，不僅解決了政府部門職能『膨脹』的趨勢，也為明晰政府部門職能定位，讓政府部門著重科學規劃、研究部署地方經濟發展，著重加強依法行政能力的提高以及加強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力量，進而專心於社會管理工作提供了一條新路子。」太倉市委書記陸留生說。太倉市依法治市領導小組專職副主任葛衛平說，「政社互動」從最初的釐清基層政府職能、加強群眾自治組織的作用角度，對推進基層法治建設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經驗。隨著法治建設的進一步深入以及當前社會管理工作的突出，通過加強縣域法治水平提升社會管理能力，「政社互動」所包含的「釐清權力」、「發動社會力量推進社會管理」的思想，對積極推動基層組織和群眾參與社會管理工作是一個很好的啟示。太倉市市長王劍鋒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說，從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機制的角度，推動村(居)民小組長宣傳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組織村（居）民治安防範、調處社會矛盾糾紛，同時推進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能力，必將進一步夯實基層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工作「根基」。加強基層管理關鍵在政府協調《法制日報》記者此前在江蘇省委政法委組織的一次社會管理創新座談會上了解到，參與社會管理的政府部門人員缺位，也是制約基層社會管理工作的一大瓶頸。據了解，在一些縣級政府機構中，如招商局這樣的政府部門有著幾十個人的「充足編製」，甚至採取給社會管理部門「分配招商任務」的方式，「變相削弱」了社會管理機構的職責。更為突出的是，在司法行政部門的社區矯正工作中，礙於「編製」的束縛，基層司法所的一兩個社區矯正工作人員，需要管理幾十個甚至上百個社區服刑人員，這種現象並不在少數。類似承擔著重要社會管理工作重任的機構，長期處於「要人沒人」、「要錢沒錢」的困難境地。而在拆遷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給行政部門「分解」拆遷任務，這種情況也直接「混淆」了政府社會管理和服務職能的意識，造成了政府部門職能的「錯位」，引發了社會矛盾。不少參與座談會的政府部門負責人表示，社會管理工作究竟由哪個部門牽頭負責，大家都不清楚。「應該認識到，社會管理創新並不是政府執法部門、政法綜治部門一些執法、平安創建工作職能的簡單堆積，而應當結合全社會發展的趨勢，引導出一條既轉變政府職能，發揮引導和服務功能，又在維護社會穩定的管理和控制工作中探索法治化管理的新路。」太倉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夏林祥說，利用「加強法治建設」這一「推手」，從促進平安建設、預防和化解矛盾、推進公務員公正廉潔以及改善民生的目標來看，可以梳理出政府各部門的社會管理職責和發展規劃，從而引導全社會各界力量積极參与到社會管理的各項工作中。王劍鋒分析說，推進社會治理結構創新，要以是否獲得群眾擁護為標準，找到基層社會管理工作中的「薄弱點」和「癥結」。在具體工作中，一定要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格局，雖然目前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在誰主抓的問題上還有不同的認識，但政府的協調組織責任無疑十分關鍵。本報太倉（江蘇）3月14日電

成都溫江區：一個「用社會力量管理社會」的成功實踐2011年03月16日00:53 來源：經濟參考報農民高興地領到了證書。資料照片在成都平原素有「金溫江」之稱的小城溫江區，在經濟發展領先同類地區的同時，近年來不斷探索創新社會管理模式，逐步把社會組織引入到基層社會管理活動，利用他們專業化水平高的優勢，為群眾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並搭建起一座老百姓信得過的政策「連心橋」，藉助「社會力量」有效化解了大量社會矛盾和糾紛。　　公共服務水平不高，怎能把好事「辦好」2008年，溫江區永寧鎮投入100多萬元在隆興場社區建設了社區活動中心，作為公共文化服務平台，原以為會受到群眾歡迎，沒想到卻遭到了「冷遇」。原因是活動中心只有設施，卻沒有專業人員對群眾的文化活動進行指導。後來，永寧鎮引進溫江區橋樑文化藝術學校，將社區活動中心委託其運營，周一至周五學校都會安排3名老師進行舞蹈、書法、繪畫、上網、樂器等方面的免費指導。從這以後，活動中心一天的接待量超過了以前一個月的接待量。溫江區柳城街道轄15個社區，居民達28萬人。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當地居民對公共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而社區幹部普遍文化不高、專業技能缺乏，與群眾需求不適應。新華社區居委會主任劉繼紅說：「社區物業管理差，居民想搞好物管，但社區幹部不懂這方面知識。」2010年，柳城街道在15個社區分別成立了「柳城街道駐社區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事務所」。事務所是在黨組織領導下，與居民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一起，為轄區居民提供專業化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非營利公益性新型社會組織。新華社區的事務所成立不久，群眾就將物業管理委託其實施。事務所聘請造價師、工程師制定方案，監督施工，使社區綠化率達到40%，社區還安裝了門禁、監控設施，電梯住宅有專業人員維護。每年20萬元的物管費用由社區的集體經濟組織收益供給。永寧鎮副鎮長米虹認為，現在農村群眾越來越注重精神文化生活，但是政府缺專業人員、缺專業知識，要做好這些公共服務不但費時費力，群眾還不一定喜歡。柳城街道黨工委書記何西科說：「運用社會組織，能夠把黨組織、居委會從行政管理、公共服務、社會管理雜而不專、疲於應付的局面中解脫出來，向群眾提供的專業化、高水平的公共服務，真正實現了把好事辦好的目的。」搭起「民心橋」，創新形式傳達政府聲音為培育、引導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溫江區永寧鎮在場鎮所在地提供辦公場地，設立了社團服務中心。目前，中心已有芙蓉文化藝術團、民情信息服務中心、義工服務站等13個社會組織入駐，這些社會組織發揮了政府和群眾之間的「橋樑」作用。芙蓉文化藝術團是群眾自創的文藝團體，經常在永寧鎮的各個村和社區演出，在當地群眾中頗有名氣。2009年3月，永寧鎮通過芙蓉文化藝術團對全鎮文化隊伍進行了整合，之後把以往由政府組織的演出委託給芙蓉藝術團，每年補貼藝術團5萬元。藝術團在完成約定的公共演出外，還可以從事商業性演出，以維持自身的開支。2010年，為了讓群眾了解成都市統籌城鄉改革的相關政策，永寧鎮曾經用掛橫幅、傳簡訊、發傳單等方式向群眾宣傳，但知曉率始終不高。後來，芙蓉文化藝術團這一社會組織將黨和政府的政策編入節目，採取講三字經、說快板、演小品等方式走村串戶演出，受到群眾廣泛歡迎，不但知曉率達到95%，群眾還能說出政策的具體含義。藝術團團長薛朝興說「我們的演員全是地道的永寧鎮農民，黨和政府扶持我們發展，我們也感到很振奮，自發將黨和政府的聲音融入節目當中。」永寧鎮社務中心主任牟亮說，通過社會組織來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群眾喜聞樂見，效果也好。讓群眾「曬」意見，用社會力量化解矛盾溫江區金馬鎮黨委書記稅桂英介紹，當地充分發揮村民「議事會」的功能，建立「民間調解」機制。在矛盾糾紛面對事關群眾切身利益，政府處理起來又缺乏政策依據的難點問題上，充分尊重民意，把問題擺出來「曬」，由群眾拿主意、定方案、作決策。特別是在當前的產權制度改革、調田方案擬定、低保戶進出、拆遷安置等矛盾糾紛多發領域，化解社會矛盾效果明顯。溫江區柳城街道轉業軍人王國學，在部隊原是營級幹部，先後被安排在國營物資公司、社區居委會工作。他對此不滿意，多次到省、市上訪。柳城街道通過當地企業家協會，安排有艱苦創業經歷的企業家與其談心，逐漸改變了王國學的生活態度。2009年，溫江區永寧鎮一些退休基層幹部和群眾自發組織成立了「民情信息服務中心」，搭建起政府和群眾之間的溝通平台。在政府支持和引導下，這個中心建立起民情信息和矛盾糾紛收集、處置、督辦、反饋工作流程，做到矛盾糾紛早發現、早防範、早處置。民情信息服務中心支部書記王向東說：「群眾把我們當成家裡人，像雜訊擾民、電壓不穩等不願意麻煩黨委政府的事情，都跟我們說，我們再找黨委政府解決。」王向東介紹，民情中心通過茶館、政務服務窗口、社區廣場等渠道，收集民情信息，拓寬政府了解群眾意見的渠道。群眾之間有了矛盾糾紛，也願意找民情中心調解、處理。民情中心成立幾年來，吸引大批社會力量參與，從最初的幾個人，發展到現在的122個人，化解矛盾記錄在冊的就達到145件。江西培訓全省基層公安局長 探討社會管理新模式

2010年10月10日 20:32　來源：中國新聞網

參與互動(7)　　【字體：↑大↓小】中新網南昌10月10日電(何柳斌 孫春濤)10月10日，江西省公安系統舉行全省99個縣(市、區)以及所有經濟開發區的140多名公安局長的專題培訓班，就推進公安機關社會管理創新，服務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展開探討。江西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書記、省公安廳廳長舒曉琴在培訓班上發表講話。舒曉琴指出，服務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江西全省公安工作的中心任務。各級公安機關要自覺把社會管理創新融入到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當中，在服務大局中把握社會管理創新的正確方向。舒曉琴表示，要實現對社會的有效管理，必須積極主動適應社會的發展變化，創新社會管理理念，完善社會管理機制，整合社會管理資源，改進社會管理方式，破解社會管理難題，在以變應變中理清社會管理創新的整體思路。舒曉琴強調，理清社會管理創新的思路要突出五點：努力提高源頭化解矛盾、應對敏感問題、依法履職的水平，積極適應矛盾多樣多發的新變化，強化社會管理的責任；強化流動人口管理、重點人員管控、基礎信息採集等工作，積極適應人口流動增強的新變化，夯實社會管理的基礎；深化信息化高端應用、網上作戰綜合應用、網路服務應用，積極適應信息化快速發展的新變化，提升社會管理的效能。

此外，還要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實現視頻監控全覆蓋，推進警務機制改革，積極適應治安壓力加大的新變化，改善社會管理的生態；注重提高虛擬社會現實化管理水平，注重打造網上技術優勢，注重加強網情引導，積極適應虛擬社會衍生的新變化，拓展社會管理的陣地。舒曉琴同時指出，全省公安機關要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本質內涵、發展定位、功能定位和實施步驟，深刻理解和準確把握社會管理創新的內涵、目標和方向，切實在服務大局中找准位置，提高實踐操作能力，最大限度地激發創造活力，增強社會管理創新的執行力，在具體實踐中增強社會管理創新的內在動力。據了解，此次縣級公安局長培訓班培訓期為5天。中國社科院的教授將以「群體性事件與維穩工作」為題，給廣大學員上課；上海戲劇學院教授余秋雨也將以「警察、人生、文化」為題，與學員進行交流。課程結束後，所有參加培訓人員還將參加「考試」。(完）社會轉型衝擊傳統管理模式 社會建設瓶頸急需突破隨著社會轉型,現代化的深入發展,社會建設提上日程。尤其是善治所需要的社會管理模式衝擊著傳統的治理模式。 隨著社會轉型,現代化的深入發展,社會建設提上日程。尤其是善治所需要的社會管理模式衝擊著傳統的治理模式。<<隱藏社會轉型衝擊傳統管理模式 社會建設瓶頸急需突破 2010 年 7 月 2 日 08:55 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包括發展教育、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加 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以及完善社會管理等六個方面 社會管理是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推進社會建設的重要手段 社會管理是政府和民間組織運用多種資源和手段,對社會生活、社會事務、社會組織進行規 范、協調、服務的過程,其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成員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求,解決社會問題,提高 社會生活質量 最近,在重慶市,面對女交巡警開出的紅色罰單,不少違章男司機紅著臉老老實實接受了處 罰。讓違章司機感到意外的是,女交巡警隨後竟向他們贈送了平安「禮物」,勸導其安全行車。 而在湖北省武漢市還曾發生過這樣的事:城管在勸說佔道經營店主無效後,組織 50 名執法隊 員沉默地注視著食客和坐在一旁的老闆,最終老闆主動收拾起桌椅搬進了店內。 《法制日報》記者發現,類似「溫柔執法」的事例在全國範圍內正不斷出現。透過「溫柔執 法」的背後,人們可以感覺到一種理念的變革:一種綜合性、全方位、多層次、多手段、人性化的 管理理念正在各地悄然興起,並逐步替代以往那種粗暴、單一、「管」與「被管」二元對立的思 維方式。 《法制日報》 記者注意到,在這種變化的背後,更多的是傳統的執法方式面對社會領域出現的 新問題時,有些應對乏術。 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教授告訴記者,社會領域正在與政治領域和經 濟領域分離開來,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市場經濟的轉軌、政府職能的轉變、城市化進程的 加快、 全球化和風險社會時代的到來,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產生了許多管理的真空和 「盲點」 。 在近日召開的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中 央綜治委主任周永康強調,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適應經濟社會形勢新變化,把加強社會建 設、 創新社會管理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用更大的勁頭抓緊抓好,努力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 體 現時代特徵、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新路子。 對於我國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工作發展的歷程、面臨的問題、未來的走向,《法制日報》記 者走訪了有關專家,對此進行了梳理。 社會管理是社會建設重要內容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十年前,源於中國社會轉型的現實迫切需求,社會管理被首次明確 列入政府的目標職能。 十年彈指間,社會管理的內涵經歷了數次調整,與中央一以貫之高度重視相 伴隨的,是有關社會管理的工作思路和改革思路日趨清晰。 那麼,新時期的社會管理當如何定義?記者採訪的有關專家均對社會管理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龔維斌教授認為,社會管理不僅僅是控制、 協調,還有大 量的公共服務,在服務中管理、 在管理中服務,管理寓於服務之中。 這些認識大大突破了政府經濟 社會管理職能中的社會管理職能的內涵和外延,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不再是並列關係,社會管理 中包含著公共服務。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說,社會管理是政府行政管理職能的一種,社會管理是為了 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行所實施的各種管理活動,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必要行政手段。社會管理可以分 為民政、公安、司法行政、文化、新聞輿論、勞動保障等方面,包括公安機關實施的戶籍管理, 如流動人口管理；民政部門實施的社會救濟管理,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的管理和非政府組 織管理等；還有司法行政機關的管理,如對律師事務所、公證機構的管理等等,均屬於社會管理。 何增科所長給出的對於社會管理的定義是,「社會管理是政府和民間組織運用多種資源和手 段,對社會生活、社會事務、社會組織進行規範、協調、服務的過程,其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成員 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求,解決社會問題,提高社會生活質量」。 在何曾科看來,社會管理不同於政府行政管理和工商企業管理,有著自身的特徵和規律。 「政 府行政管理和企業工商管理的主體分別是政府和企業,而社會管理的主體是多元的,既包括各種 社會組織,也包括政府和企業。 政府行政管理的目的是為了社會整體公共利益最大化,工商企業管 理的目的是為了在成本收益計算後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 社會管理的目的則是為社會成員和社會 團體追求各自的私人利益、 特殊利益或者說局部公益提供平等的機會,同時調節利益衝突,增強公 民權利和社會公益。」 專家認為,相對於社會管理來說,社會建設是更高階段的目標和概念。 據龔維斌介紹,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 制創新」。 「由於社會建設和管理是放在一起提出的,從當時的文件內容以及上面所提到的理論研究來 看,人們關注更多的是社會管理。」龔維斌教授說,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 點的社會建設」作為單獨一個部分來闡述,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包括發展教育、實施擴大就業的 發展戰略、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 制度以及完善社會管理等六個方面,其目標是「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 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這時社會管理成為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推 進社會建設的重要手段。 傳統社會管理模式遭遇挑戰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轉型,這種變化在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領域 集中表現為,過去那種高度一元化的社會管理模式的解體。 「經過近 30 年的改革開放,政府職能的內容和範圍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政府不再全面壟斷經 濟社會資源,因此也不再無所不管、無所不包,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國已 經從一個『全能國家』轉變為『有限政府』,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資源是有限的,因此政府職能的內 容和範圍也是有限的。政府越來越難以獨自承擔社會管理的重任。」何增科說。 正是由於「全能國家」變成了「有限政府」,我國社會也已經從一個「整體性的社會」轉變 為一個「多樣化的社會」。何增科認為,整個社會出現了「四個多樣化」,即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 格局多樣化、社會生活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形式多樣化。 「我國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 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新 的社會階層。 多樣化的利益需要協調和整合,多樣化的資源需要整合,原子化的個人需要整合進各 種大大小小的新的社會共同體中以獲得歸屬感和安全感,多樣化的思想觀念需要在求同存異和包 容多樣性中通過協商對話和平等交流,形成社會共識和擴大社會認同。」何增科說。 正因為我國作為一個擁有 13 億人口的大國,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走完別的國家二三百年 才走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由此導致現代化過程中普遍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和矛盾集中出 現。 「新時期現代化建設中湧現了大量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事務,這些都對現有社會管理體制提 出了嚴峻的挑戰。」何增科說。 據何增科介紹,這些「新的問題」包括:城市貧困問題、社會兩極分化問題、老齡化問題、越 軌和犯罪行為增多等。 以老齡化社會為例:我國目前 60 歲以上的人口已經超過 10%,65 歲以上的已達 7%。據預測, 到 2020 年,我國 65 歲以上的人口將高達 23%——毫無疑問,老齡化社會已經悄然而至。 「此外,社會大轉型導致新的社會事務大量產生,如行業管理、社會組織管理、社區管理、物 業管理、互聯網管理等,同時引發了眾多新的社會問題,如信訪問題、『三無』農民、城市地攤、 物業糾紛以及網路沉迷等,處理這些新的社會事務和解決這些新的社會問題,都需要有新的解決 辦法。」何增科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事務大量出現的同時,「現代社會 又是一個高風險社會,全球化時代和信息時代人員、資本、資源、信息的快速跨國界流動,加速了 風險的傳播和擴散,並放大了風險和危機的影響。因此,在進行常規性制度建設的同時,需要建立 風險防範和危機處理機制,應對包括天災、傳染病、恐怖活動以及社會騷亂等突發事件」。 「所有這些社會變化都衝擊了傳統社會管理模式的基本支柱,同時又為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 提供了機遇。」何增科說。 管理體制改革滯後致矛盾多發 專家認為,當前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所面臨的新挑戰、新問題與社會管理體制的滯後密不可 分。 馬懷德教授認為,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創新和發 展。 「現在的政府管理體制,主要是職能不到位,而且存在某些方面的缺失。本來行政機關的職能 定位應該是經濟調節、 市場監管、 社會管理、 公共服務。 過去我們比較注重市場監管和經濟調節, 但是容易忽略社會管理、 公共服務,所以職能上的定位需要進一步明確,政府要把更多的注意力和 精力放在公共服務上,實現職能的真正轉變。」 「近年來,我國圍繞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規文件,各地結合當地實際積極 探索新型社會管理體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社會結構深刻變遷,社會需求結構深刻變 化,我國社會管理體制仍然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大量存在甚 至有增加的趨勢,迫切需要進一步深化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龔維斌教授說。 《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當前社會管理在體制上的不適應首先體現在社會管理理念不夠准 確。 「社會管理行為和社會管理措施都源於社會管理理念,我國社會管理的理念仍然十分陳舊。 」 龔維斌教授說,一些地方領導幹部仍然只重視經濟增長,對社會民生建設缺乏興趣和熱情,對當地 社會基礎設施的基本情況了解甚少,對常規化和科學化的社會管理研究不多。 而且,重視強勢群體 權利、輕弱勢群體權利保障的現象仍然存在。在社會管理中,不少人有意無意把服務和執法的天 平傾向了強勢群體一邊。還存在管控思想嚴重、服務意識淡薄的問題。 一系列的數據說明,我國投入社會管理事務的費用偏少。如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至今未達到 占 GDP4%的規定目標；由於政府投入不足,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在城市, 佔總人口 70%的農村人口僅享有 20%的衛生資源,87%的農民完全靠自費醫療； 1995 年到 2005 年, 我國民政事業經費年均支出僅占國家年平均基礎設施建設經費投入的 0.17%,由此導致福利院、 養老院等民政基礎設施建設數量不足、條件簡陋,救災救濟標準與救助需求差距增大。 龔維斌教授認為,體制上的不適應還體現在社會管理主體不夠多元化上。「社會事務紛繁複 雜,社會問題各式各樣,社會需求千差萬別,利益關係錯綜複雜,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攬所有社 會管理事項,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體。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構建『黨委領導、政府負 責、公眾參與、社會協同』的社會管理新格局。但是,在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是社會管理的唯一主 體,極端的時候出現兩種情況:政府包攬一切不堪重負； 社會管理領域出現空白。 龔維斌教授說。 」 除管理主體單一的問題外, 「社會管理方式還不夠靈活,公民參與社會管理不夠。 儘管近年來 隨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手段的發展,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有所提高,公民渠道有所拓寬。 但是, 總體而言,很多時候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缺乏有效的參與平台； 公共信息披露不及 時、不充分；公民意識有待增強；參與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對傳統社會管理資源和手段利用不 足,硬管理有餘,軟管理不足,缺少柔性化的道德教化、溝通協調；社會矛盾糾紛調處解決的手段 單一。」龔維斌教授說。 「社會管理法規不健全也是一個問題。」龔維斌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儘管我國社會管理 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由於社會管理涉及的領域較多,任務繁重,對有關法律法 規的需求迅速擴大,我國有關社會管理的法制建設還顯得比較滯後,有些領域還存在著一些法律 空白。「在對社會組織的管理上,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關於社會組織管理的基本法律。對於 如何規範大量的信訪行為、對於如何引導和利用社會輿論、對於如何引導和利用新興媒體、對於 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對於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障權益等等,都缺乏相應的位階較高、法律 效力較大的法律規定」。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社區日益成為社會事務管理的最基本的單元。但是,龔維斌 教授提出,社區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有限。城市居民對於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不強、對於社區 事務的參與度不高；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民工基本上遊離於社區之外,成為 「漂泊的社會人」。「這說明社會管理載體仍不夠明確」。 何增科所長對此也持同樣觀點,他認為,社區自治組織已經出現了行政化傾向嚴重的問題。 「城市居民委員會和農村村民委員會按法律規定是城鄉居民自治組織,但它們的日常工作絕大部 分是完成上級政府交辦的各項工作,人員的工資或補助也主要由上級政府發放,而且上級政府交 辦的工作有不斷增多的趨勢,其自治功能嚴重萎縮而行政管理功能不斷膨脹」。 《法制日報》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大部分居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是離退休的老人或下崗職工。 「他們是難以勝任社會管理和社會工作高標準的專業要求的。」何增科所長說。 對參與社會管理的人員問題,龔維斌教授認為,社會管理是一項專業很強的事業,需要專門的 人才,特別需要大量的受過專門訓練的社會工作人才。但是,我國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總量不足, 結構不合理。 「社會管理方面的諸多問題帶來的直接後果是,社會管理效果不夠好,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增 多,社會和諧穩定壓力增大。 進入 21 世紀以來,我國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群眾上訪數量居高不下, 從根本上說,在於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管理工作沒有跟上,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嚴重滯後。 龔維斌 」 教授說。 社會建設應與法治政府建設結合 在採訪中,專家普遍認為,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是制約加強社會建設和創新社會管理 的一個瓶頸。那麼,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如何推進? 「經濟快速增長與社會的深刻變化,造成了社會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 定階段時,必須進一步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特別是當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矛盾多 發之時,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就顯得更為重要。 因此,切實轉變職能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 鍵。把更多的財力和物力等公共資源向社會管理傾斜,將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轉變到通過制定社 會政策和法規,依法管理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調節收入分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維護社會公 正與社會穩定、應對公共危機等方面。」馬懷德教授說。 馬懷德教授進一步指出,現在的行政管理體制是部門利益比較大,而且這種部門利益在不斷 的強化,這就使社會管理遇到許多難題。 所以需要遏制部門利益、 理順部門間關係,尤其是限制一 些部門權力、規範部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重心的轉移。 「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應該是,堅持以人為本,著眼促進公平正義,尊重和保障 人民群眾的權益,更加重視和關心困難群體的社會權利保護； 暢通社會利益訴求表達渠道,注意傾 聽和反映人民群眾的社會需求,準確把握社會心態。 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以有效的形 式引導人民群眾樹立恰當的公平理念和合理的利益訴求；兼顧各方面的社會利益,建立合理的利 益調節機制,建立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攤和補償機制。」龔維斌教授說。 據此,龔維斌教授認為,未來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應「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改革 為抓手,以政府放權和社會組織自治為重點,以戶籍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大力發展社會組織,推進 和諧社區建設； 加大公共財政對於社會建設的投入力度,整合各方面社會管理資源,理順社會管理 主體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完善 『黨委領導、 政府負責、 公眾參與、 社會協同』 的社會管理新格局」 。 據了解,在深化體制改革,強調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方面,幾年前,北京市海淀區成立了公共服 務委員會,將原來隸屬於各個政府部門的具有公益職能的事業單位剝離出來,交由新成立的公共 服務委員會代替行使公益職能,同時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鼓勵多元主體提供公共服務,政府職能 部門從對所屬事業單位的具體管理轉變為定規劃、定政策、定標準和監督檢查,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 而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則在實行社區參與式治理方面進行了很好的探索。 海曙區實施了 「選 聘分離制度下的街道與社區參與式合作治理項目」,社區居民自下而上自發地表達自身的需求, 社區根據居民需要向街道申報項目,由街道提供項目經費,滿足社區的需求。 「加強社會管理領域立法工作,也應該是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發力點。」龔維斌教授說, 應當建立科學有效的社會管理政績評價體系,嚴格依法實施社會管理。 馬懷德教授認為,未來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應該與法治政府建設結合起來。「法治政府應 該是有限有為、廉潔透明、誠信負責、高效便民的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徵和要求說明,我們 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要朝著這個法治政府的方向不斷改進與創新,特別是政府發揮社會建設和 社會管理的作用要在法治的框架內,按照法治政府的要求推進各項工作。政府的建設管理創新也 要合法合規,要依法行政,要透明公開廉潔,即使是職能增加、任務加重也要在法治的框架內依法 進行； 還要便民高效、 誠信負責,特別是在面臨很多複雜矛盾與問題的時候,政府要擺正自己的位 置,為社會、民眾服務,建設服務型政府」。 政法機關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力量 業內人士還認為,在未來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工作中,政法機關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比較行政法研究所所長楊建順認為,社會管理創新 主要涉及到行政機關、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的關係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政法機關沒有什麼 用武之地。相反,各級政法機關依法推進其本職工作,便是為社會管理創新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並且其中有些職能本身就是直接參与社會管理創新工作。 楊建順進一步指出,無論是法院依法判決、裁定,還是檢察院的依法抗訴監督,對於社會管理 創新機制制度的形成和不斷完善,提高其制度化、法制化乃至法治化的水平,都具有重要的規範、 促進和監督制約作用。而政法機關和政法幹警把推進三項重點工作作為民心工程、實事工程、保 障工程來抓,有助於推動政法工作全面發展進步。 「人民檢察院通過檢察活動,教育公民忠於社會主義國家,自覺地遵守憲法和法律,積極同違 法行為作鬥爭。檢察機關要進一步強化法律監督,認真履行第一責任,主動服務第一要務,不斷提 高執法辦案工作的質量和水平,充分發揮各項檢察職能,積极參与社會管理創新,通過執法辦案來 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司法公正,理順群眾情緒,維護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執法辦案是履行一切檢 察職能的本源和歸宿,也是檢察機關積极參与社會管理創新的基礎性工作。」楊建順以檢察機關 的工作為例進行了具體分析。 業內人士進一步指出,緊緊圍繞政法機關開展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工作正是法治政府的題中 應有之義。 周永康同志曾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 力解決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突出民生問題,努力讓城鄉廣大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 果。要把化解社會矛盾作為加強社會管理的重要基礎性工作,建立健全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 完善「大調解」工作體系,組織幹部下基層排查化解矛盾糾紛。要把以人為本、服務為先貫穿於 社會管理工作中,更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實現由防範、 控制型管理向服務型管理的轉變。 要把 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延伸到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促進健康發展,發揮好積極作用。 要把依法 治國基本方略落實到社會管理的各領域、 全過程,更加註重用法律手段管理社會,在全社會形成學 法知法守法、依法理性表達訴求和維護權益的良好氛圍。 「當代社會管理的創新始終要求加強法治建設,唯有以法治理念為指導,以法制體系、 法治程 序和規範為支撐,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才能真正實現最佳的政治、 經濟和社會效益。 楊建順說。 」 (記 者杜曉見習記者任雪實習生游垠)中國社會轉型衝擊傳統管理模式 「溫柔執法」興起2010-07-02 15:54:09　來源:中國新聞網(北京)跟貼 0 條手機看新聞最近,在重慶市,面對女交巡警開出的紅色罰單,不少違章男司機紅著臉老老實實接受了處罰。讓違章司機感到意外的是,女交巡警隨後竟向他們贈送了平安「禮物」,勸導其安全行車。而在湖北省武漢市還曾發生過這樣的事:城管在勸說佔道經營店主無效後,組織50名執法隊員沉默地注視著食客和坐在一旁的老闆,最終老闆主動收拾起桌椅搬進了店內。《法制日報》記者發現,類似「溫柔執法」的事例在全國範圍內正不斷出現。透過「溫柔執法」的背後,人們可以感覺到一種理念的變革:一種綜合性、全方位、多層次、多手段、人性化的管理理念正在各地悄然興起,並逐步替代以往那種粗暴、單一、「管」與「被管」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在這種變化的背後,更多的是傳統的執法方式面對社會領域出現的新問題時,有些應對乏術。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教授告訴記者,社會領域正在與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分離開來,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市場經濟的轉軌、政府職能的轉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全球化和風險社會時代的到來,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產生了許多管理的真空和「盲點」。在近日召開的全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央綜治委主任周永康強調,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適應經濟社會形勢新變化,把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擺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用更大的勁頭抓緊抓好,努力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體現時代特徵、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新路子。對於我國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工作發展的歷程、面臨的問題、未來的走向,《法制日報》記者走訪了有關專家,對此進行了梳理。社會管理是社會建設重要內容《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十年前,源於中國社會轉型的現實迫切需求,社會管理被首次明確列入政府的目標職能。十年彈指間,社會管理的內涵經歷了數次調整,與中央一以貫之高度重視相伴隨的,是有關社會管理的工作思路和改革思路日趨清晰。那麼,新時期的社會管理當如何定義?記者採訪的有關專家均對社會管理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龔維斌教授認為,社會管理不僅僅是控制、協調,還有大量的公共服務,在服務中管理、在管理中服務,管理寓於服務之中。這些認識大大突破了政府經濟社會管理職能中的社會管理職能的內涵和外延,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不再是並列關係,社會管理中包含著公共服務。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說,社會管理是政府行政管理職能的一種,社會管理是為了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行所實施的各種管理活動,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必要行政手段。社會管理可以分為民政、公安、司法行政、文化、新聞輿論、勞動保障等方面,包括公安機關實施的戶籍管理,如流動人口管理；民政部門實施的社會救濟管理,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的管理和非政府組織管理等；還有司法行政機關的管理,如對律師事務所、公證機構的管理等等,均屬於社會管理。何增科所長給出的對於社會管理的定義是,「社會管理是政府和民間組織運用多種資源和手段,對社會生活、社會事務、社會組織進行規範、協調、服務的過程,其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成員生存和發展的基本需求,解決社會問題,提高社會生活質量」。在何曾科看來,社會管理不同於政府行政管理和工商企業管理,有著自身的特徵和規律。「政府行政管理和企業工商管理的主體分別是政府和企業,而社會管理的主體是多元的,既包括各種社會組織,也包括政府和企業。政府行政管理的目的是為了社會整體公共利益最大化,工商企業管理的目的是為了在成本收益計算後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社會管理的目的則是為社會成員和社會團體追求各自的私人利益、特殊利益或者說局部公益提供平等的機會,同時調節利益衝突,增強公民權利和社會公益。」專家認為,相對於社會管理來說,社會建設是更高階段的目標和概念。據龔維斌介紹,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由於社會建設和管理是放在一起提出的,從當時的文件內容以及上面所提到的理論研究來看,人們關注更多的是社會管理。」龔維斌教授說,黨的十七大報告把「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作為單獨一個部分來闡述,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包括發展教育、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以及完善社會管理等六個方面,其目標是「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這時社會管理成為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推進社會建設的重要手段。傳統社會管理模式遭遇挑戰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的轉型,這種變化在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領域集中表現為,過去那種高度一元化的社會管理模式的解體。「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政府職能的內容和範圍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政府不再全面壟斷經濟社會資源,因此也不再無所不管、無所不包,政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所為有所不為。我國已經從一個 全能國家 轉變為 有限政府 ,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資源是有限的,因此政府職能的內容和範圍也是有限的。政府越來越難以獨自承擔社會管理的重任。」何增科說。正是由於「全能國家」變成了「有限政府」,我國社會也已經從一個「整體性的社會」轉變為一個「多樣化的社會」。何增科認為,整個社會出現了「四個多樣化」,即經濟成分和經濟利益格局多樣化、社會生活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形式多樣化。「我國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者等新的社會階層。多樣化的利益需要協調和整合,多樣化的資源需要整合,原子化的個人需要整合進各種大大小小的新的社會共同體中以獲得歸屬感和安全感,多樣化的思想觀念需要在求同存異和包容多樣性中通過協商對話和平等交流,形成社會共識和擴大社會認同。」何增科說。正因為我國作為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內走完別的國家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由此導致現代化過程中普遍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和矛盾集中出現。「新時期現代化建設中湧現了大量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事務,這些都對現有社會管理體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何增科說。據何增科介紹,這些「新的問題」包括:城市貧困問題、社會兩極分化問題、老齡化問題、越軌和犯罪行為增多等。以老齡化社會為例:我國目前60歲以上的人口已經超過10%,65歲以上的已達7%。據預測,到2020年,我國65歲以上的人口將高達23% 毫無疑問,老齡化社會已經悄然而至。「此外,社會大轉型導致新的社會事務大量產生,如行業管理、社會組織管理、社區管理、物業管理、互聯網管理等,同時引發了眾多新的社會問題,如信訪問題、 三無 農民、城市地攤、物業糾紛以及網路沉迷等,處理這些新的社會事務和解決這些新的社會問題,都需要有新的解決辦法。」何增科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新的社會問題和社會事務大量出現的同時,「現代社會又是一個高風險社會,全球化時代和信息時代人員、資本、資源、信息的快速跨國界流動,加速了風險的傳播和擴散,並放大了風險和危機的影響。因此,在進行常規性制度建設的同時,需要建立風險防範和危機處理機制,應對包括天災、傳染病、恐怖活動以及社會騷亂等突發事件」。「所有這些社會變化都衝擊了傳統社會管理模式的基本支柱,同時又為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提供了機遇。」何增科說。管理體制改革滯後致矛盾多發專家認為,當前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所面臨的新挑戰、新問題與社會管理體制的滯後密不可分。馬懷德教授認為,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創新和發展。「現在的政府管理體制,主要是職能不到位,而且存在某些方面的缺失。本來行政機關的職能定位應該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過去我們比較注重市場監管和經濟調節,但是容易忽略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所以職能上的定位需要進一步明確,政府要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公共服務上,實現職能的真正轉變。」「近年來,我國圍繞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規文件,各地結合當地實際積極探索新型社會管理體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社會結構深刻變遷,社會需求結構深刻變化,我國社會管理體制仍然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大量存在甚至有增加的趨勢,迫切需要進一步深化社會管理體制改革。」龔維斌教授說。《法制日報》記者了解到,當前社會管理在體制上的不適應首先體現在社會管理理念不夠準確。「社會管理行為和社會管理措施都源於社會管理理念,我國社會管理的理念仍然十分陳舊。」龔維斌教授說,一些地方領導幹部仍然只重視經濟增長,對社會民生建設缺乏興趣和熱情,對當地社會基礎設施的基本情況了解甚少,對常規化和科學化的社會管理研究不多。而且,重視強勢群體權利、輕弱勢群體權利保障的現象仍然存在。在社會管理中,不少人有意無意把服務和執法的天平傾向了強勢群體一邊。還存在管控思想嚴重、服務意識淡薄的問題。一系列的數據說明,我國投入社會管理事務的費用偏少。如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至今未達到佔GDP4%的規定目標；由於政府投入不足,社會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醫療資源過度集中在城市,佔總人口70%的農村人口僅享有20%的衛生資源,87%的農民完全靠自費醫療；1995年到2005年,我國民政事業經費年均支出僅占國家年平均基礎設施建設經費投入的0.17%,由此導致福利院、養老院等民政基礎設施建設數量不足、條件簡陋,救災救濟標準與救助需求差距增大。龔維斌教授認為,體制上的不適應還體現在社會管理主體不夠多元化上。「社會事務紛繁複雜,社會問題各式各樣,社會需求千差萬別,利益關係錯綜複雜,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包攬所有社會管理事項,需要多元化的治理主體。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構建 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公眾參與、社會協同 的社會管理新格局。但是,在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是社會管理的唯一主體,極端的時候出現兩種情況:政府包攬一切不堪重負；社會管理領域出現空白。」龔維斌教授說。除管理主體單一的問題外,「社會管理方式還不夠靈活,公民參與社會管理不夠。儘管近年來隨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手段的發展,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有所提高,公民渠道有所拓寬。但是,總體而言,很多時候公民參與社會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缺乏有效的參與平台；公共信息披露不及時、不充分；公民意識有待增強；參與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對傳統社會管理資源和手段利用不足,硬管理有餘,軟管理不足,缺少柔性化的道德教化、溝通協調；社會矛盾糾紛調處解決的手段單一。」龔維斌教授說。「社會管理法規不健全也是一個問題。」龔維斌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儘管我國社會管理法律法規體系建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是由於社會管理涉及的領域較多,任務繁重,對有關法律法規的需求迅速擴大,我國有關社會管理的法制建設還顯得比較滯後,有些領域還存在著一些法律空白。「在對社會組織的管理上,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專門關於社會組織管理的基本法律。對於如何規範大量的信訪行為、對於如何引導和利用社會輿論、對於如何引導和利用新興媒體、對於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對於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社會保障權益等等,都缺乏相應的位階較高、法律效力較大的法律規定」。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社區日益成為社會事務管理的最基本的單元。但是,龔維斌教授提出,社區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有限。城市居民對於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不強、對於社區事務的參與度不高；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外來人口特別是農民工基本上遊離於社區之外,成為「漂泊的社會人」。「這說明社會管理載體仍不夠明確」。何增科所長對此也持同樣觀點,他認為,社區自治組織已經出現了行政化傾向嚴重的問題。「城市居民委員會和農村村民委員會按法律規定是城鄉居民自治組織,但它們的日常工作絕大部分是完成上級政府交辦的各項工作,人員的工資或補助也主要由上級政府發放,而且上級政府交辦的工作有不斷增多的趨勢,其自治功能嚴重萎縮而行政管理功能不斷膨脹」。《法制日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大部分居民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是離退休的老人或下崗職工。「他們是難以勝任社會管理和社會工作高標準的專業要求的。」何增科所長說。對參與社會管理的人員問題,龔維斌教授認為,社會管理是一項專業很強的事業,需要專門的人才,特別需要大量的受過專門訓練的社會工作人才。但是,我國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社會管理方面的諸多問題帶來的直接後果是,社會管理效果不夠好,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增多,社會和諧穩定壓力增大。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群體性事件頻繁發生,群眾上訪數量居高不下,從根本上說,在於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管理工作沒有跟上,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嚴重滯後。」龔維斌教授說。社會建設應與法治政府建設結合在採訪中,專家普遍認為,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嚴重滯後,是制約加強社會建設和創新社會管理的一個瓶頸。那麼,社會管理體制改革如何推進?「經濟快速增長與社會的深刻變化,造成了社會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長。當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須進一步加強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特別是當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社會矛盾多發之時,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就顯得更為重要。因此,切實轉變職能是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關鍵。把更多的財力和物力等公共資源向社會管理傾斜,將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轉變到通過制定社會政策和法規,依法管理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調節收入分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維護社會公正與社會穩定、應對公共危機等方面。」馬懷德教授說。馬懷德教授進一步指出,現在的行政管理體制是部門利益比較大,而且這種部門利益在不斷的強化,這就使社會管理遇到許多難題。所以需要遏制部門利益、理順部門間關係,尤其是限制一些部門權力、規範部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重心的轉移。「我國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應該是,堅持以人為本,著眼促進公平正義,尊重和保障人民群眾的權益,更加重視和關心困難群體的社會權利保護；暢通社會利益訴求表達渠道,注意傾聽和反映人民群眾的社會需求,準確把握社會心態。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以有效的形式引導人民群眾樹立恰當的公平理念和合理的利益訴求；兼顧各方面的社會利益,建立合理的利益調節機制,建立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攤和補償機制。」龔維斌教授說。據此,龔維斌教授認為,未來的社會管理體制改革,應「以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改革為抓手,以政府放權和社會組織自治為重點,以戶籍制度改革為突破口,大力發展社會組織,推進和諧社區建設；加大公共財政對於社會建設的投入力度,整合各方面社會管理資源,理順社會管理主體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完善 黨委領導、政府負責、公眾參與、社會協同 的社會管理新格局」。據了解,在深化體制改革,強調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方面,幾年前,北京市海淀區成立了公共服務委員會,將原來隸屬於各個政府部門的具有公益職能的事業單位剝離出來,交由新成立的公共服務委員會代替行使公益職能,同時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鼓勵多元主體提供公共服務,政府職能部門從對所屬事業單位的具體管理轉變為定規劃、定政策、定標準和監督檢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浙江省寧波市海曙區則在實行社區參與式治理方面進行了很好的探索。海曙區實施了「選聘分離制度下的街道與社區參與式合作治理項目」,社區居民自下而上自發地表達自身的需求,社區根據居民需要向街道申報項目,由街道提供項目經費,滿足社區的需求。「加強社會管理領域立法工作,也應該是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發力點。」龔維斌教授說,應當建立科學有效的社會管理政績評價體系,嚴格依法實施社會管理。馬懷德教授認為,未來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應該與法治政府建設結合起來。「法治政府應該是有限有為、廉潔透明、誠信負責、高效便民的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徵和要求說明,我們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要朝著這個法治政府的方向不斷改進與創新,特別是政府發揮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作用要在法治的框架內,按照法治政府的要求推進各項工作。政府的建設管理創新也要合法合規,要依法行政,要透明公開廉潔,即使是職能增加、任務加重也要在法治的框架內依法進行；還要便民高效、誠信負責,特別是在面臨很多複雜矛盾與問題的時候,政府要擺正自己的位置,為社會、民眾服務,建設服務型政府」。政法機關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力量業內人士還認為,在未來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工作中,政法機關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比較行政法研究所所長楊建順認為,社會管理創新主要涉及到行政機關、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的關係問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政法機關沒有什麼用武之地。相反,各級政法機關依法推進其本職工作,便是為社會管理創新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並且其中有些職能本身就是直接參与社會管理創新工作。楊建順進一步指出,無論是法院依法判決、裁定,還是檢察院的依法抗訴監督,對於社會管理創新機制制度的形成和不斷完善,提高其制度化、法制化乃至法治化的水平,都具有重要的規範、促進和監督制約作用。而政法機關和政法幹警把推進三項重點工作作為民心工程、實事工程、保障工程來抓,有助於推動政法工作全面發展進步。「人民檢察院通過檢察活動,教育公民忠於社會主義國家,自覺地遵守憲法和法律,積極同違法行為作鬥爭。檢察機關要進一步強化法律監督,認真履行第一責任,主動服務第一要務,不斷提高執法辦案工作的質量和水平,充分發揮各項檢察職能,積极參与社會管理創新,通過執法辦案來化解社會矛盾,維護司法公正,理順群眾情緒,維護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執法辦案是履行一切檢察職能的本源和歸宿,也是檢察機關積极參与社會管理創新的基礎性工作。」楊建順以檢察機關的工作為例進行了具體分析。業內人士進一步指出,緊緊圍繞政法機關開展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工作正是法治政府的題中應有之義。周永康同志曾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全部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解決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突出民生問題,努力讓城鄉廣大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要把化解社會矛盾作為加強社會管理的重要基礎性工作,建立健全社會穩定風險評估機制,完善「大調解」工作體系,組織幹部下基層排查化解矛盾糾紛。要把以人為本、服務為先貫穿於社會管理工作中,更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實現由防範、控制型管理向服務型管理的轉變。要把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延伸到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促進健康發展,發揮好積極作用。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落實到社會管理的各領域、全過程,更加註重用法律手段管理社會,在全社會形成學法知法守法、依法理性表達訴求和維護權益的良好氛圍。「當代社會管理的創新始終要求加強法治建設,唯有以法治理念為指導,以法制體系、法治程序和規範為支撐,推進社會管理創新才能真正實現最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益。」楊建順說。　 本報記者 杜曉 本報見習記者　任雪 本報實習生　　游垠(本文來源：中國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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