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錢穀融先生】王曉明｜難得的坦然

編者按：

錢穀融先生於2017年9月28日逝世。 今日（10月2日）將舉行錢穀融先生追悼儀式。保馬本次推送王曉明老師《難得的坦然》一文，以示紀念。錢先生其人溫厚謙和背後，卻又不失「熱烈的愛憎之心」；其文飄逸、遠離匠氣，又「絕少峻急憤激之氣」；幾十年來，始終堅守如一，其真誠和偏執是如此可愛、可貴。相信錢先生其人其文其事，是我們後輩治學、寫作、為人處世的榜樣。本文原為《藝術·人·真誠——錢穀融論文自選集》一書序言，感謝王曉明老師授權！

「你和錢先生接觸越久，就越會從他的溫厚與謙和背後，感受到熱烈的愛憎之心；與他對散淡超脫的嚮往同時，他內心還分明涌動著對那惡的強烈的反感，對庸俗的毫不掩飾的輕蔑。」

難得

的

坦然

王曉明

大約半年前，我間接聽到一個疑問：「錢穀融先生的名氣這麼大，為什麼文章卻不多？」我很能理解這個疑問，十五年前，我做錢先生的研究生的時候，一邊搜讀他的文章，一邊也在心裡發生過這樣的疑問。記得有一次，他指著自己那張堆滿了書，幾乎不容他再鋪開稿紙的書桌，笑說道：「我這個人太懶，喜歡讀，卻不喜歡寫。」我竟暗暗地有點同意，以為先生確實是懶了一些。轉眼之間，十五年過去了，回想自己當時的幼稚和簡單，不免會覺得好笑，我甚至由此猜想，我最近聽到的這個疑問的發問者，一定也是非常年輕的吧？

錢穀融先生《文學作品都應該是詩》手稿

也是在最近，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才知道錢先生讀大學時曾寫過許多頗具風致的散文，有的還引起老師的熱烈稱讚，並在其文後面批道：「非深於情者，不能作此文！」他24歲時還寫過一篇文言的《說水（述志）》，特別引起我的注意。他用長長的排比句式，描繪江河雨露的千姿百態，最後說：「是以其為器也，芴漠無形，變化無常；乘風憑虛，卑以自居，甄有形於無欲，頒大惠於群生。使身而能化也，吾其為水矣。」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自然容易有闊大的抱負，但他又要「甄有形於無欲」，像水那樣取一種「卑以自居」的低姿態，卻明顯是表現了他的性情的另外一面。再聯想到他同時候寫下的那些多情的散文，我就不由得要認定，那敏感而多情的因素，實在是佔了他天性中很大一個比重的。他並非沒有剛性和雄心，但從內心最自然地流露出來的，卻首先還是熱烈、天真與謙和的性情。

但他卻遭遇了一個嚴酷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越是熱烈而謙和的人，往往越容易受到踐踏。40年代的戰亂自不必說，就是50年代之後，種種粗暴的對待也還是接踵不斷。他寫了一篇《論「文學是人學」》，就受到那樣大規模的批判，上海有一家出版社，竟打算連續出版那些所謂的批判文章。雖然他沒有被打成「右派」，此後的處境卻一直岌岌可危，他成了一面觸目的「白旗」，隨時都可能被人拔掉。甚至他給學生講完課，剛剛離去，都會有預先布置好的「革命」教師上台「消毒」。再以後，就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時他會遭受怎樣的折磨，也就不必細說了。直到1978年，他已經當了36年講師，卻仍然被排除在申報副教授的名單之外，彷彿依舊是某種無形的另冊中的人物。

即使是像我這樣在「文革」中長大，對種種反常現象並不陌生的人，有時候也很難體會，在錢先生陷入的那種生活氛圍里，人要維持自己的良知和人性是多麼困難。或許是因為天性，他很少採取那種寧折不彎的對抗姿態，倒是常常以忍讓和退避的方式，來緩解外界的壓力。他由此養成的有些習慣，也一直保留到很久以後，甚至我們做他的學生了，私下裡還曾詫異過，說怎麼從不見先生與別人據理力爭。他對人生採取這種種的低姿態，內心當然會有痛苦。有時在閑談中，他會對人生的慘淡的一面，發出那樣深切的喟嘆，就足以令人窺見到他的痛苦的深廣。但我想，他年輕時那種對水的嚮往，是不是又會使他從這低姿態中感受到另一種意味呢？忍讓當然是忍讓，退避也當然是退避，但只要內心的方寸大致不亂，又何嘗不能將這忍讓和退避轉變成某種隱約的超脫呢？你和錢先生接觸越久，就越會從他的溫厚與謙和背後，感受到熱烈的愛憎之心；與他對散淡超脫的嚮往同時，他內心還分明涌動著對那惡的強烈的反感，對庸俗的毫不掩飾的輕蔑。我有時確實暗暗感慨，他經歷了那麼長久的嚴酷的生活，卻還能保持一份正常的性情，實在是太不容易了。而我現在更多了一個猜測，那《說水》所體現的甘居弱勢的天性，是否也是助成了他這「不容易」的一個原因呢？

以錢先生的天性，即使不繼續先前的散文創作，也會成為文學的愛好者和批評家。他越是想避開污濁的現實，就越會自覺不自覺地沉迷於文學世界之中。當外界的壓力一天天加重的時候，他大概也只有在書房裡靜靜讀書，才能獲得片刻的鬆弛和歡愉吧？有時候，對偉大作品的感動，竟會成為人體驗人性尊嚴的惟一途徑。我想，錢先生對他的寫作，內心一定是極為看重的。當然，就在這一方面，他也常常是採取了低姿態。比方說，自《論「文學是人學」》遭到批判之後，他就幾乎再沒有系統地闡述過自己的文學見解，他寧願通過具體的作品評論，一點一滴地表現這些見解，卻無心再做《論「文學是人學」》那樣令人側目的長論。他漸漸形成了一種寬容含蓄的文風，很少寫否定性的批評文字，即便有時候非得要說上兩句，也總是異常溫和，甚至簡直就不露痕迹。自然，最能表現他這低姿態的，還是他在寫作上的「疏懶」。一般而言，從事文字生涯的人，越是善感多情，就越可能勤於寫作。從錢先生早年的散文來看，他分明正是一個勤於用筆墨表達心結的人。即便後來從事文學批評，情形也還是一樣，為了學校里的一次學術報告會，他會一口氣寫出三萬多字的《論「文學是人學」》，就說明他那支筆是多麼勤快。可是，50年代中期以後的社會環境，卻似乎越來越不能容忍一個人再像先前那樣真誠地寫作，在動輒得咎的形勢下，恐怕也只有隨時自我調整的人，才可能保持勤奮和高產。這樣的自我調整是極不容易的，它常常需要某種特別旺盛的慾望作為動力。可在錢先生，這樣的慾望卻不怎麼強烈，他就只剩下一條路了，那就是停筆。中國的文人固然有好名的傳統，卻也有「狷者有所不為」的古訓，當文章上的功業竟要以諛世作為代價，潔身自好的人便只能放棄它。功名心是淡漠了，疏懶的習性也確實漸漸養成了。80年代以來，錢先生的文字仍然不多，大概也有幾分是由這習性造成的吧？但我要說的是，他卻也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一份內心的坦然，和同時代的許多人相比，他似乎並沒有付出那麼重的自我迷失的代價。

這就是他那些為數不多的文章，為什麼能夠獲得很大聲譽的原因。不單像《論「文學是人學」》那樣的長文，當時就引起許多人的共鳴，就是《管窺蠡測》一類的短篇，在發表二十年之後，也仍然使我這樣的年輕人感到佩服。就如他在整個人生道路上，常常以退避來保全心靈的健康一樣，他在寫作上也正是以「疏懶」換來了風格的一貫。無論寫什麼文章，他總是面向藝術和詩意，談作家對人物的創造也好，談批評家對藝術的感受也好，談一個抽象的理論命題也好，談一齣戲劇甚至一首詞的結構也好，他投出的始終是一種審美的眼光。他給自己的一本論文集取名《藝術的魅力》，正是非常確切地概括出了他從事批評的興趣所在。正因為總是在談論藝術，他就常常能自然地袒露情懷，他的筆端總是帶著情感，從容不迫，娓娓道來，那種誠懇親切的口吻，確實非一般人所能模仿。他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叫做《要有「事外遠致」》，在我看來，他自己的文章就常能表現出對這境界的追求。他筆下絕少峻急憤激之氣，從娓娓道來的風度之中，你倒常常能感受到一絲飄逸的氣息。即便分析一個很小的細節，他也總能向你傳達出對於博大的藝術世界的嚮往。他的文字遠離匠氣，更沒有那個時代司空見慣的呆板和矯情，個若不是心中遠遠地懸著那一個「事外遠致」的境界，這些怕都是難以做到的吧。不用說，他的文筆的最大特色，就是對人情和人性的一貫的在尊重。只要有可能，他總會以各種方式表露他的這種尊重，強調文學是「人學」也罷，辨析文學的「特徵」和「魅力」也罷，他的根本立論都在這一點上。說起來，這應該是人人能懂的道理，並不算怎樣的深奧，但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要像這樣固執地重複這些道理，卻又分明需要勇氣，需要堅守良知的決心。在一個連基本的是非都顛倒了的社會裡，能夠不喪失對於普通的人情物理的正常感覺，已經不容易了，再要堅持把這些感覺說出來，就更加難得。80年代中期，錢先生在自己一本書的後記里，這樣寫道：

「三十年來，我們的國家在前進道路上不知經歷了多少艱難曲折，變化之大是十分驚人的。而我的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對藝術問題的看法和態度，卻是前後相當一致，很少大起大落的變化。這，一方面固然多少顯示出了自己的一點誠實之處，不輕易人云亦云地去談那些自己還沒有認識到的，或者還不十分理解的東西，總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說的和所想的能夠比較的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卻也充分說明了自己的駑鈍，適應性太差，不能與時俱進。不過，如今當我動手來輯錄和整理這些舊作時，卻也因此而幾乎可以不必做什麼改動，很少有因為形勢的變化而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觀點或某些提法的情況，這一點，卻也是很可自慰的。」

在那一代作者當中，能這樣坦然回顧的，又有幾人呢？

一個人的寫作會具有怎樣的意義，除了來自他自己的願望，恐怕更多的還是取決於時代環境的作用，即如當代中國的文學批評，就有許多在學術價值之外，又兼具一種證詞的含義，以至有論者公開斷言，說批評的意義正在於為時代作證。我也很願意這樣來理解錢先生的文字，它們不但是一種學術研究，體現了他對文學、藝術和人類社會的種種看法，更是一份深具個性的證詞，記錄了他所遭遇的那個嚴峻的時代，以及他在這樣的時代中苦苦掙扎，竭力保持人性和尊嚴的精神歷程。十幾年前他給我們授課，曾和已故的許傑先生一起，反覆強調做人和作文的關係。當時我並不完全理解他們這些話的深意，直到我自己也從事文學批評，逐漸感受到了手中這支筆的分量，才漸漸明自了，他當初為什麼要反覆做那樣的叮囑。雖說今天的許多情況，都已和三十年前大不相同，文學批評所承受的嚴重壓力，大體上卻似乎依然如舊，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講，今天的寫作同樣並不單純，我們同樣是在向社會和歷史提交自己的一份證詞。事實上，也正因為看清了這一點，當錢先生囑我為他這部自選集寫幾句話的時候，我才能排除種種的猶豫而欣然應命。對他回顧寫作生涯時的那種坦然的態度，對他那種無需將自己的證詞多加刪改的輕鬆的心境，我是太嚮往了。

1994年7月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