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為核工程作法:科學一定要與宗教為敵? | 劉遠舉
來自專欄知識分子
4月26日,一篇題為《甘肅核項目奠基,道士做法保平安》的文章在網上熱傳,引發激烈批評。
其實,我們不必把這種現象辯解為民俗,大可直白的說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這就如基督教禁止其中國信眾拜灶王爺、過年一樣,這類行為正因為是「拜神「,才被基督教所禁止,其有神論的性質,是清晰的。
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在中國人心中,科學原與宗教是不可調和的對立之物。雖然請道士的人可能僅僅是建設方面的工頭,不是具體設計和實施的中科院的員工,但不妨借這個機會,釐清一下長久以來國人對於科學與宗教關係的謬誤。
?網傳「道士為核工程作法」截圖
科學與有神論,並非沒有共存的空間
在主流現代物理學觀點中,宇宙起源於一個具有超高密度和熱度的奇點,這個奇點是目前的人類在短時間內都無法想像和理解的存在。這種「無中生有」的理論在表面上與上帝創世的觀念有所衝突,卻也無形之中為宗教人士論證神明的存在提供了條件。
或許,在這樣一個更高的高度上,以人類現在的所有知識與理性,並不能推導出「神一定是不存的」。所以,有科學家信神,並不是一件自相矛盾、不可調和的怪事。
實際上,這個世界上信神的是多數人。而且,這些人並不是無知、蒙味的,他們中很多高知識水平、高素養的人。以科學家這個群體來說,科學家的宗教信仰程度雖遠低普通人,但也呈無神論、不可知論、有神論三足鼎立之態。
詳細的數據枯燥無味,我反而想說一部電影《Contact》。在這部由朱迪·福斯特主演的電影中,女科學家發現了外星信號,經過解密,信號是一個星際旅行的機器。人類造出機器後,很多人一起競爭進入圓形星際倉的資質,在最後投票的關鍵時刻,女科學卻被自己的男友,一個牧師,同時也是美國總統的宗教顧問阻止了。他的理由是,這個世界上信神的人比不信神的人多得多,女科學卻是無神論者,所以「缺乏代表性」。
電影中的情節當然不能用來論證現實,但是,講這個故事的人是卡爾·薩根。
卡爾·薩根是美國天文學家,曾任美國康奈爾大學行星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參與美國的太空探測計劃,在行星物理學等領域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Contact》正是他獲獎無數的小說,改編成的同樣獲獎無數的同名電影。卡爾薩根堅持科學,但也認可宗教在人們的情感中發揮的作用。他追求宗教和科學進行調和,共同推進人類社會發展。某種程度上,這種調和對科學的發展至關重要。
不是崇尚科學,而是無神論灌輸
科學可以與宗教調和,並行不悖,但無神論的意識形態灌輸,卻不能與宗教調和。
在過去的數十年,中國的傳統、信仰都己經主動或被動地改變了,雖然當下人們爭搶著燒頭香、官員、商人與異能人士交往,但長期的無神論熏陶下,普羅大眾的世界觀深處還是會把信神與無知、蒙味聯繫在一起。因此,人們缺乏一個對信仰、對無神論的更加深入、理性的思考以及抉擇。這一場猛烈的輿論批評,與其說是科學精神在中國成長的結果,毋寧說是中國人頭腦深處無神論意識形態灌輸的作用。
李森科,前蘇聯頗具爭議的科學家,經歷過斯大林和赫魯曉夫兩個時代。一開始,李森科出於政治與其他方面的考慮,堅持生物進化中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馬克和米丘林的遺傳學抵制主流的孟德爾遺傳學,並把西方遺傳學家稱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甚至,他曾在斯大林參加的會議上說,生物學的爭論就像對「集體化」的爭論,是在和企圖阻撓蘇聯發展的階級敵人作鬥爭。不管是在學術界,還是不在學術界,一個階級敵人總是一個階級敵人……」。科學研究中滲入了階級鬥爭的因素後,李森科的反對者屢遭迫害。
然而,他卻一再獲得領導人的支持。經斯大林批准,以科學的名義,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李森科也由此藉助政治手段打倒了他的批評者。
這是蘇聯遺傳學的浩劫。高等學校禁止講授遺傳學;科研機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劃。有資料說,全蘇聯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作為社會主義的「老大哥」,蘇聯生物學的浩劫,也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隨著科學日漸發達,宗教已經不再是科學的主要威脅,威脅科學的首要敵人,是刻板印象和意識形態灌輸,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上的集權。集權的覆巢之下,焉有科學之完卵,沒有思想市場,科學也失去了根基。
宗教、民主、科學與公共決策
科學的土壤是自由的思想市場,而這依賴於民主機制,所以,民主與科學,密不可分。與此同時,民主之下,必有自由信仰。所以,宗教與科學的並存,是現階段的一種必然。一個硬幣的兩面,不能被分開。所以,我們看到,NASA(美國航空航天局)可以說「上帝保佑宇航員們」,美國總統會手按聖經宣誓,一個宗教社會,最終卻有全球最發達的科學。
對宗教寬容的社會,反而會有更高質量的、更科學的公共決策。
科學的決策,一定程度上,其解釋權是脫離民眾的。所以,當一些非科學範疇的事,被冠以科學,人民就在也沒有話語權。比如PX項目,是科學的,還是符合民意的,這是兩個範疇的亊,而中國的問題則在於「科學」往往會壓倒民意。所以,只有民主機制,才能通過思想市場的激烈爭論,進而驅趕那些躲在科學名義之下的偽科學。而民主機制,必然也意味著宗教信仰的自由。
於是,反直覺,但卻無可辯駁的結論就出來了:一個可以相信神的科學院,所建造的核電站會更加安全。
這不是理論,而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即便在今天,美國曆年仍有圍繞學校教授進化論的爭議。但與此同時,美國的醫療體系,卻嚴格的尊照科學的方法論進行。與之相對比的是,在宗教儀式猶如過街老鼠的中國,其醫療體系,卻充斥著可以分辨男女的診脈,不用藥物試驗的驗方與藥酒,而且,這不但是公共決策的結果,也有著諸多的擁躉。
所以,當中國的科學家可以有信仰的空間,那麼,中國的科學、公共決策,乃至中國社會,會更好,而不是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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