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權力運行寬容與公民理性政治參與的實現

"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學術文化價值已經逐漸被學界所認同，至今已成為文學理論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之一，無論是古代文論研究界，還是普通文學理論研究界，都非常關注其進展，許多學人圍繞這一問題從各自的專業角度發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從而使得討論一步步地走向深入。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並非僅僅是一個屬於觀念認識層面的問題，而更主要地是一個屬於學術實踐層面的問題，由於其涉及到了一系列學術文化思想和方法論方面的問題，比如「現代轉化」命題本身的界定、「現代轉化」的目標與方向、「現代轉化」的方法論以及前景展望等等，所以儘管大家對這一命題提出之價值意義可以認同，但是對如何進行「現代轉化」卻會因文化立場和知識結構的不同而產生分歧。這既是正常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只有在多元的學術思想和方法的相互碰撞過程中，一些理論問題才能得到解決。筆者認為：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是一個歷史過程，「現代轉化」的文化價值目標是重建當代文論話語系統，核心是中國古代文論範疇體系的轉化。現代轉化與現代闡釋之間有著內在的關聯，雖然現代闡釋不等於現代轉化，但現代轉化是以現代闡釋為基礎的，也就是說現代轉化是在現代闡釋基礎上所進行的一種文化選擇，因而討論中國古代文論範疇體系現代闡釋的方法論問題，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即圍繞這些問題談談自己的一得之見，祈請方家指正。 　　 一 　　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之作為一個命題而被正式提出來，並且成為當前文學理論研究方面的熱點問題之一，不過是近年來的事情。但是，確切地說，關於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實踐，卻從本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 　　熟悉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學術思想變遷經過以及中國古代文論研究史者都不難知道，早在本世紀初，王國維、梁啟超等就已經在作這方面的工作了。如王國維，他在立足於民族文化本位之同時，又參融西方哲學、美學理論，創造「新學語」，在《人間詞話》中對「境界」、「隔」與「不隔」等傳統文論概念進行詮釋，從而大大地豐富了這些概念的意涵。在我看來，這種從新的美學觀念和方法出發對傳統的東西所做的闡釋，實際上便是在嘗試對古代文論進行現代轉化。一九二七年，陳中凡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出版，其後又有郭紹虞、羅根澤等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相繼問世，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正式形成，而這一學科創建之意義正在於真正地實現了自覺地以近代學術研究的眼光來觀照傳統文學批評的歷史，完成了研究觀念和方法上的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所以從詩文評到文學批評史，實際上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由古典向現代的一種轉化。從本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始，「古為今用」成為文史研究的價值追求，在五十年代末，又提出了建設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口號，古代文論的研究受到重視，學術界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對傳統文論進行梳理、研究，開展了一系列討論，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庸俗社會學和極端功利主義的干擾，但是所取得的成績亦不容忽視。在此，圍繞建設有民族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這一目標而對古代文學理論遺產加以整理、發掘，同樣是在謀求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 　　我在此提出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實踐隨著中國現代學術的產生就開始了，至今已一近一個世紀之久了，這並非是輕視現在提出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這一命題之價值，而只是意在說明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實際上是一個歷史過程，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之事。因為社會現實、學術思想文化總是處於流動狀態，而人們對於傳統資源的認識、利用也是因時而異的，也只有這樣，才使得傳統成為活的傳統，而非死的，才為傳統參入當下提供了一次次的契機，所以「現代轉化」將是一個永遠作不完的學術文化課題。 　　那麼，我們今天提出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這一命題之意義又何在呢？筆者以為，這一命題的提出具有其特定的學術文化思想方面的價值目標，即就是重新建構當代中國文學理論體系，實現文論話語的本土化。它是文論界同仁在當前文化學術思想背景下認真地反思本世紀以來我國文學理論發展演變的歷史，著眼於當代中國文學理論學科建設之未來而提出來的，因此可以說它是置身於當前多元化文化學術思想氛圍中的當代中國文論面對種種價值可能而所能作出的一種最具有文化理性精神、最能體現理論學術的自主性的價值抉擇。世紀之交，我們的文學理論以什麼樣的理論形態進入二十一世紀，這是當前文學理論界同仁們都在思考的一個問題，而要對這一問題作出到位的思考，則首先必須在學術史的層面上對本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理論演變發展的歷史作出深入的清理與反思，同時又必須清楚地了解和把握世界範圍內當代文藝理論發展的態勢與走向，二者不可或缺。在對歷史與現實進行雙向反思與觀照的過程中，人們將不難達到如下之共識：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體系，形成我們自己的既具有民族文化特點而又不隔絕於世界潮流的文論話語，是當前的文藝理論研究所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下一個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發展的方向。為此，我們在實事求是地研究當代中國文學及理論批評現狀之同時，既應該充分重視中國傳統文論的資源價值意義，創造性地吸收古代文論的理論精華，又必須正確地借鑒西方文論中有價值的觀點和方法，而鑒於本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嬗變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前者尤為重要，因為如果沒有對傳統文學理論的繼承與融合，我國當代文學理論實際上便很難獲得較為完整的理論形態和文化特質，便無法獲得學科的自主性，更無法形成可持續性發展所必需之內部文化機制。而要發掘利用傳統文論資源，關鍵問題又在如何實現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錢鍾書先生在《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一文中有云：「古典誠然是過去的東西，但是我們的興趣和研究是現代的，不但承認過去的東西的存在並且認識到過去東西的現實意義。」筆者認為，其正好可以作為「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這一命題提出之學理依據。 　　作為一個命題，「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包含著諸如古與今、中與西、體與用等幾對矛盾，而這些矛盾又是已經困惑了中國文化、文論一個多世紀之久的老問題，因此可以說它的提出觸及到了本世紀以來中國文化和文藝思潮變遷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問題，體現了在當前社會、文化轉型所提供的思維空間以及人們的認識水平所能達到的程度這一前提條件下，文論界同仁在清理、反思二十世紀中國文化、文論發展歷史以及學術思想得失之基礎上，對當代文論發展中古與今、中與西、體與用關係的認識、解決向前推進一步之良好願望和信心，而價值目標則是促進有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論體系之建立。所以，作為一個命題，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實際上是當代文論民族化、本土化的另外一種表述方式，它們可以相互包容、相互置換，既對普通文學理論研究提出了明確的文化目標，同時亦對傳統文論研究提出了特定的價值要求，而且拆除了這兩方面的研究之間在本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不該有的藩籬，使它們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論體系這一具有特定文化意涵的價值建構目標的統攝下走到了一起，不再相互疏離、相互對峙，而是圍繞共同的「問題清單」，尋求共同的「話語」，進行對話，從而為實現古代文論以及與普通文論研究的一體化提供了可能，否則這一命題在今天提出之意義就值得懷疑了。由於近代以來社會和文化學術思想之變遷，傳統文學理論批評從「五四」以來逐漸退出了文學創作和理論批評的現實舞台，而一種理論一旦停止了對現實文學運動之參與，它也就只能被擱置在歷史的櫥窗之中，從而蛻變為一門專門化的學問，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在本世紀的遭遇正復如此。雖然這樣，然而對古代文論「今用」之思想卻又一直存在於人們的觀念之中，而我們今天在「今用」之基礎上再提出「現代轉化」之要求，筆者認為其中除涵蓋了「今用」之意外，更突出了古代文論如何參入、如何適應當代文論系統以及當代文論如何接納、如何安置古代文論這一意旨。對於這些問題，人們已經議論、實踐久矣，批判繼承、中西比較、現代詮釋、以西觀中、援西入中、新方法採用、跨學科宏觀察示、重新建構等等，不一而足。但是，無論如何，總不能跳出這樣一個怪圈：一方面，我們期待於通過對中國古代文論的資源利用來促進當代中國文論之民族化；另一方面，又堅信這一利用必須以現代詮釋為中介，而所謂的現代詮釋又只能是在以西方文論為范型、為工具這一前提下方可實現，這難道不是一個怪圈、一個悖論嗎？我們在文論方面的中與西、古與今的對話交流，多少年來就是這麼艱難地進行著。然而我們也大可不必氣餒，也可能就在這種對話交流中，人們可以為古代文論在未來的文論體系中找到一個生長點。由此看來，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更主要的是一個文化價值方面的命題，而由於文化立場、知識譜系之不同，人們對於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這一命題本身的理解與界定、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目標與方向及其價值意義、轉化的方法論原則以及實際操作等一系列問題的認識與實踐便勢必會有所不同。但是無論如何，在著眼於二十一世紀中國文論體系之建構，將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一種重要的理論價值資源來利用，以重建當代文論話語系統這一點上，應該達成共識。 二 　　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既然是一個歷史過程，那麼這一轉化自然有一個由疏到密、由表入里、由淺入深而一步步逼近傳統文論核心部分的經過，毫無疑問這一核心部分就是中國古代文論的範疇體系，而這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核心。 　　回眸本世紀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歷程，基本上是在批評史研究、理論專題研究和範疇研究三個方面展開的。但是，專題研究和範疇研究在事實上又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因為中國古代文論中的那些主要範疇，如「通變」、「氣」、「意境」、「味」、「韻」等，在它們的產生和演變過程背後隱藏著豐富而複雜的歷史文化、哲學因素，形成了它們深厚的理論內涵和多方位的理論指述和闡釋功能，而且作為主範疇又派生出一系列子範疇，形成以一個主範疇為綱目，統領眾多子範疇的所謂「範疇群」或曰「範疇家族」，所以足以構成一個個重要的理論專題；而中國古代文論中的一系列理論專題，如通變論、文質論、意象論、韻味說等等，又無不是由若干範疇構成其理論的系統質的，所以只有通過梳理、研究這些範疇的形成、演變歷史以及考辨和詮釋它們的理論意涵、指述功能，我們才可以對某一個理論專題有系統而深入的了解把握。所以，在以下的闡述中，將它們作為一個問題來討論。 　　批評史撰寫是以時代、批評家為單元，或曰以朝代為經、以人物為緯，重在描述、還原傳統文學批評史的總體面貌，而目的則是為了「從文學批評史以印證文學史，以解決文學史上的許多問題」1 ，這種意向在早期的批評史撰寫者中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陸續出版的幾部批評史著作開始比較自覺地注意到了古代文學理論演變歷史的梳理與研究，對一些理論命題和範疇的發生、發展作了大量的追溯源流、考察流變、闡釋內涵的工作，與一般批評史著作的平面化敘述比較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又畢竟要服從批評史寫作的目的以及框架結構的要求，所以不能充分展開，因而終不能取代理論專題和範疇的研究。理論專題、範疇研究之所以有別於批評史研究，在於它們的研究對象往往是那些構成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的主要命題或概念，研究的目的也不單單是為了描述、還原研究對象，而更重要的是對研究對象之理論意涵作出現代闡釋，這就決定了它們不能僅只從史的角度，不能僅只局限於某一個文論家或某一時期的材料，而是歷時性考察與共時性研究相結合，就某一重要理論問題或範疇加以梳理、闡釋。由於理論專題和範疇史的研究目的在於考察、闡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發展歷史和內涵特質，所以不但是探討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體系的一項基礎性工作，而且對於當代文論的建構亦具有提供理論資源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意義實在不可低估。正如有的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專題和範疇研究所以重要，最主要的一點即是它關注作為中國古代文論體系的基本構件所包蘊的理論內涵。對於古代文論的建設來說，這一點尤具特殊意義。如果說史的研究更多地與文學史相關的話，那麼論的研究——專題與範疇的研究則更能吸引理論家或理論史家的興趣。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古人的文學思想並非只屬於歷史，更不應視為歷史的陳跡，它們依然煥發著理論的活力，可以在重鑄中國當代文論話語的工程中發揮巨大的作用。」2 對於這一問題，筆者也曾在有關論文中作過闡述3 ，故這裡不再展開。正因為如此，理論專題和範疇研究便一直是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的重點之一。早在本世紀初，一些古文論研究者便在梳理史料和考辨史實的基礎上對有關理論專題或範疇進行考察，如對於傳統文論史上的「體」與「派」、「神」與「氣」、「動」與「靜」、「文」與「質」等問題的考釋。其後，視野逐漸開闊，考察範圍逐漸擴大，內容廣泛涉及文學的價值論、本體論、發展論、文體論、創作論、作品論、批評鑒賞論等方面，傳統文論中的重要理論命題和主要範疇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梳理、研究，在史料徵引和義理闡發上較前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科學研究的觀念和方法的逐步拓寬，古代文論研究領域也及時地革新自己的研究觀念和方法，體現在理論專題和範疇研究方面，便出現了從文藝心理學、文化哲學、比較詩學等角度切入古代文論的有關命題或範疇，對其內涵特質進行闡釋的新的研究情況，因而使這方面的研究上了一個台階。 　　但是，無庸諱言，在以往的理論專題和範疇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早期的研究，由於研究者從觀念到方法還沒有跳出舊學的圈子，因此理論視野較為狹窄，基本上還是在「以古釋古」，「述而不作」，不能深入地發掘所要研究的命題或範疇之理論特質，故而離創造性的闡釋尚有較大的距離；研究範圍亦較為狹窄，選定的專題或範疇主要集中在關於文學的功能、價值思想方面，而對於大量的關於文學本體論方面的命題和範疇則注意不夠，則說明還缺乏整體觀照傳統文學理論體系的意識。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雖然能自覺不自覺地以域外文學理論為參照坐標，對有關命題或範疇的理論意涵加以闡釋，但是有時又走向了「以西解中」的另一極端，削傳統文論之「足」以適西方文論之「履」，研究者以西方文論為尺度，經過一番精心的剪裁，傳統文論命題和範疇便被「異化」，被納入與自己完全異質的另一話語系統，成為西方文論的一種注釋。在這方面，五十年代以來至七十年代末的研究，由於受前蘇聯文藝理論模式的強制性約束，對古代文論之理論內涵闡釋不得不適應這一模式，最典型者莫如一些研究者曾經試圖從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之區分來分析、說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的進程，另外對某些文學觀念或美學概念勉強作階級劃線排隊，也是明顯地受到了庸俗社會學的影響。八十年代以來西方現代文學、美學的種種觀念和方法陸續被譯介過來，並且迅速產生了「泛時效應」，影響所及，古代文論研究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將傳統文論的一些命題或範疇與西方現代文論或美學作簡單比附，如把傳統詩歌審美論附會為「模糊美學」，把「味」說稱為「接受美學」，正好犯了羅根澤曾經批評過的學術研究中「揉合異同」而「流於附會」4 之忌。這就引出了一個視界融合問題，即我們在通過中西比較方法對中國古代文論作現代闡釋時如何縮小乃至消除研究主體的知識結構、思維習慣與傳統的知識特點、思維義法之間的文化差異的問題。 　　這並非是說比較的方法在古代文論理論專題和範疇研究中不可採用，事實上從中西比較的角度來觀照傳統文學理論在本世紀的古代文論研究中一直被採用著。如王國維研究傳統詩學就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5 ，而陳中凡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史》則採用了「以遠西學說，持較諸夏」的方法6 。《中國詩學大綱》的作者楊鴻烈說自己的研究是「把中國各時代所有論詩的文章，用嚴密的科學方法歸納排比起來（這裡所說的」嚴密的科學方法「實際上就是採用西方文學理論的邏輯分類思想——著者），並援引歐美詩學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詩學原理來解決中國詩里的許多困難問題」7；另一批評史研究者方孝岳則提出了「比較文學批評學」的概念，認為「『海通以還』，中西思想之互照，成為必然的結果」，而「『『比較文學批評學』，正是我們此後工作上應該轉身的方向」8。同樣， 錢鍾書主張在研究中要探討古今中外共同的「文心」，這是因為他認為「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所以在《談藝錄》中「頗采『二西』之書，以供三隅之反」9 ，也正因為如此，錢氏《談藝錄》、《管錐編》在溝通中西文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對當代中國的古代文論以及比較文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朱光潛說自己的《詩論》是運用文藝心理學的基本原理，來討論詩的問題，「對於中國詩作一種學理的研究」10 ，而在他看來，「一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不比較無由見長短優劣。現在西方詩作品與詩理論開始流傳到中國來，我們的比較材料比從前豐富得多，我們應該利用這個機會，研究我們以往在詩創作與理論兩方面的長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鑒」11。錢鍾書、 朱光潛、梁宗岱、宗白華等在研究中取得的成績，與他們所運用的方法是分不開。 　　此外，我們尚須指出過去大量的理論專題和範疇研究，在對中國古代文論範疇體系及其結構特點的整體把握方面力度不夠，有的甚至缺乏這方面的自覺意識。在已有的研究中，傳統文論中的關於文學價值、文學發展、文學本體以及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風格論等等理論專題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概念、範疇，鮮有未被注意到者，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梳理與闡述，但是這些理論專題和範疇是按照什麼樣的邏輯依據展開的呢？它們之間是依照何種方式與次序結構在一起的呢？這些問題在做單個概念範疇的考釋時不一定也可以不涉及，但是當我們在作一個理論專題或一個範疇群的研究時，就一定不能忽略掉了，因為正是它們體現了中國古代文論範疇體系的結構特點。問題在於這些邏輯依據、結構方式與次序以及我們在前面所談到的中國傳統的知識特點和思維義法在古代文論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回答是肯定的。中國古代文論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學的土壤，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話語系統，這些如果沒有一定的深層邏輯依據和結構原則確實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我們一邊對傳統文論之特殊魅力讚嘆不已，一邊又認為它純粹是屬於經驗型的、感悟式的，缺乏邏輯與系統，此便不是把它看作是一種關於文學的理論了，而是將它視為一個古老東方的「文化寓言」、「文化童話」了。而當我們這樣認為時，正好說明在評估系統中有一個參照物，這就是西方文論的理論形態，「除卻巫山不是雲」，面對不同於西方文論的中國傳統文論，對它的獨特的理論形態，不是積極地體會、接受它們，而是懷疑它們的存在，這正是人們在西方學術長期影響下形成的一種文化認同方面的遮蔽。知識、理論可以有不同的形態，我們不能要求其只能以一種模式存在，因而不能認為我國古人對於文學的思悟、體會、言談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批評論著不是一種關於文學的「知識」。 　　我們在本節開頭曾提出古代文論現代轉化的核心是範疇體系，之所以如此，是由這一「轉化」的價值追求所決定的。當代文論話語系統在重新建構過程中所需古代文論之參與，絕非是為當代文論提供一種尋章摘句式點綴品，而是對古代文論資源的有機利用，使其融入當代文論中來，具體而言，就是吸收其內在思維特性，選擇其合理的觀念、範疇乃至體系，以增加自身的民族文化底蘊，從而實現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之目標。正因為如此，在近年來的古代文論研究中出現了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趨向，就是在已有的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深入到對傳統文論範疇之思維特徵、邏輯義法、認知模式、指述方式以及其內在的體系結構特點展開研究，以充分認識把握古代文論的理論形態，有論者將這一現象概括為是「從範疇研究到體系研究」，並且認為這種「從微觀漸及於宏觀，從對概念、範疇的詮釋逐漸拓展、深入到對我國古代文論或美學思想體系的深層研究」，是實現對我國古代詩學體系、文學理論體系或美學思想體系的整體把握以及進行現代闡釋的一條有效途徑，因而對當前中國古代文論現代價值的實現具有重要的意義12。所以，無不值得我們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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