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尊嚴在於，能對權力關係說不

— 劉亞偉筆名亞子，1953年生於山東曲阜，北師大研究生學歷。自由作家，獨立學者。著有《我是一個兵》《五十年謀殺》《拾麥女》《旱》《吉他手》《報社》《今夜與誰同眠》等長中短篇小說，歷史紀實《孔府大劫難》等，另有散文、隨筆、文學評論等散見於各報刊雜誌。近期有微講座《自我啟蒙與救贖》系列。 自由不是任性，而是有能力拒絕

在一個不正常社會，行使自由權利有時需要付出代價， 黃萬里在1957年，討論黃河水利規劃和三門峽建壩會上，分析黃河利害，力排眾議，舌戰群儒，直陳：在三門峽建壩「將造成泥沙淤塞」，殃及上游。希望糾正工程設計的錯誤。黃萬里成為當時唯一的「反上馬派」專家。他尤其對對「聖人出黃河清」的說法頗為不屑，認為這種說法實出於政治阿諛，缺乏起碼的科學精神。因此被打成右派，剝奪了二十年站在講台上的權利。這個故事所展示的，不是三門峽水庫該不該修以及如何修的技術問題，而是科學精神與盲目決策的衝突。福柯說：「或許，當前的目標並不在於發現我們是誰，而是拒絕我們是誰。」這是說，在龐大的權力關係每時每刻都在規定著我們是誰的情況下，拒絕的可能與必要。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拒絕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在上面的故事中，權力關係要求黃萬里成為一個為三門峽工程歡呼鼓掌的人，黃萬里拒絕了，為此他被剝奪了20年站在講台上的權利。當年北美革命，喊出的口號是，沒選票，不納稅；今天，人們說，不自由，沒責任。我同意這種認識。但是，還有一種更高的信念，那就是，作為人，我應有一個人的良知。德國哲學家康德說：「自由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而是想不幹什麼就有能力不幹什麼！」這句話內涵豐富，說得太到位了。康德首先否定：自由不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在這個世界上，人生活在一個社會裡，誰也做不到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如果有人非要這樣說，而且還能證明給你看，那麼他一定是個強權者；接著康德又從正面告訴我們：自由是——想不幹什麼就有能力不幹什麼。我特別欣賞康德使用「能力」這兩個字。根據我的生活經驗，不是什麼人都能夠做到「想不幹什麼就能不幹什麼」。有沒有自由是一回事，有沒有能力去享受自由是另一回事。特別是在某種特殊的環境下，當你周圍的人都選擇順從的時候，這時你能選擇不順從，這不僅僅是能力的問題，更需要一種理性、勇氣和信念。在現實生活中，拒絕和說不，有時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在廬山會議上，明知這時毛已表態，彭正處在牆倒眾人推的境地，但張聞天還是泰然支持，並為之辯護、澄清。說到信中最敏感的一句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為之辯道：這話不說可能好一點，說了也可以。「共產風」不就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他因此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副帥。因此，在做這樣的選擇前，必須想想清楚，你是否為你的選擇，以及承受這種選擇的後果，做好了準備。自由令人嚮往，然而隨之而來必須面對的責任卻讓人焦慮。在做一件事情之前，讓我們猶豫不決的，往往不是做事的方法，不是做或者不做，而是即將面對的後果，必須承擔的責任。這也是那些貪官在平生第一次接受賄款時都會有的心態。大部分情況下，人都有選擇自己行動的自由，但沒有任何人能夠從行動導致的後果中脫身。自由的嚴肅性正在這裡，這一步邁出去，就不能再收回來。就像象棋中的卒子，一旦往前拱進一步，就不能退回原地。你選擇了這條路，意味著失去很多路。所謂後悔，是一個人行使了自由權利之後，發現事與願違，或是帶來了更大的麻煩，離預想中的目標不是近了，而是更遠了，從而對自己產生的不滿和追責。因此，自由不僅是我們驕傲的理由，也是我們不安甚至焦慮的原因。自由不是一種類似獎賞的東西，它更像是一種負擔。於是才會有一些人寧願放棄自由，而把它移交給一位社會領袖手中，讓他代替自己做決定。承前所述，自由與責任的關係如此緊密，以至於二者誰也無法獨存，誰離開了誰就不再是誰：——離開了責任的自由，就不再是自由。日常生活中那些不負責任的行為，除了稚童的任性胡鬧，或者是流氓惡棍的無賴行徑，或者是失去理智、完全被惡劣情緒所控制的發瘋——基地組織製造的那些恐怖行為，大陸前段時間去堵肯德基大門的人，還有前幾年那個一言不合就暴打80多歲老人的北航教授韓德強，當屬此列；——而離開了自由來談責任，就是愚民教育。如果一個人被剝奪了自由的權利，只擁有聽命和順從的義務，卻仍口口聲聲強調自己的所謂責任，那麼就可以肯定，這人一定處於被拉波哀西描述過的「自願奴役」的狀態：最後，讓我再次引用費爾南多的一段話，作為結尾：「『責任』的實質，如果你還想知道的話，並不僅僅在於承擔闖禍的責任而不往他人或環境上推託，真正負責任的人，清楚地知道他的自由的純粹崇高：既是真正的，又是國王般不可侵犯的，使人得以做出決定而不受上面任何人的命令擺布。』責任』，就是知道：我的每一個行動，都在構成、定義、創造一個『我』。一次次選擇我想做的，我就在漸漸轉變成形（成為『我』）。我作的決定，在給周圍的世界留下印痕之前，首先是在我的身上留下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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