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辛亥革命中的嚴復

辛亥革命中的嚴復

李新宇

（一）：寫給莫里循的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暴發。

10月9日，革命黨在漢口的總部被發現，領導人大多被捕。10月10日清晨，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等革命領袖在督署轅門外慷慨就義。湖北官員彈冠相慶，以為禍患已除，卻沒想到當天晚上就有一陣槍聲驟然響起。那槍聲也許沒什麼特別之處，卻註定了要永遠響徹在中國歷史的天空，因為正是它宣告了幾千年帝制的滅亡，為中國歷史划出了一個新時代。

槍響幾個小時之後，湖廣總督越牆而逃，倉惶跑到江邊，藏進了江上的一艘軍艦。奉旨入川查辦保路風潮的岑春煊，也從武漢悄然逃走。

天亮之後，湖北新軍將領黎元洪被推上革命領袖的位置，立憲派首領湯化龍下決心率領湖北參議會贊助革命大業。

三天之後，攝政王載灃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凱。袁氏兩年前被罷黜，此時在彰德「養痾」。革命發生了，朝廷卻又想起了他，既然亂子發生於湖北，袁世凱被任命為湖廣總督。可是，袁世凱就那麼好欺負嗎？既然當年以足疾為由將他罷免，此時就以「足疾未愈」為由，拒絕赴任。

大清國的形勢急轉直下，幾年新政所經營的「盛世」，因武昌的一把火而原形畢現，忠臣良將原來實在不多，人心所向原來也是假的，帝國事實上早已分崩離析。雖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這隻駱駝已經腐敗透了，連骨架也已朽壞。平日里，民眾和大臣迫於專制淫威而三緘其口，讓它披了虎皮立在那裡。沒想到的是，武昌的幾個士兵輕輕一碰，它就一節節迅速斷裂開來，轉瞬間坍塌於地。連革命黨人都沒想到，大清王朝的統治大廈竟然崩塌得如此之快，各省紛紛獨立！

面對這種勢頭，朝廷不能不採取緊急措施：10月27日，袁世凱被任命為欽差大臣。這次袁世凱就職了，因為他已經有了全權指揮軍隊的權力。為了籠絡袁世凱，攝政王載灃於11月1日解散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全權組建新內閣。

袁世凱看到了朝廷的誠意，立即給予回報：北洋軍於第二天攻下漢口。

此時的袁世凱完全可以乘勝進攻，拿下武昌。因為民軍的實力實在無法與北洋軍相比。但袁世凱沒有這樣做，而是適可而止，按兵不動，開始尋求議和途徑，同時抽空到北京就任內閣總理去了。

就在袁世凱進京之前，嚴復給莫里循寫了一封長信，全面分析了中國的形勢，談了自己的看法。

面對革命爆發，嚴復看得比較清楚，立場也非常明確。談到革命之所以發生，嚴複分析了各方面的原因。他說：「我國目前這場起義的遠因和近因可歸納如下：（一）攝政王及其大臣們的極端無能；（二）心懷不滿的新聞記者們給中國老百姓頭腦帶來的偏見和誤解的影響；（三）秘密會黨和在日本的反叛學生醞釀已久；（四）近幾年來長江流域饑荒頻仍，以及商業危機引起的恐慌和各個口岸的信貸緊縮。這些就是共同導致目前災難的因素。」

在他看來，宣統皇帝登基以前，海外有兩個反政府的團體。一個是孫中山等人領導的革命黨，「他們僅僅是反滿的會社，帶有一點共和主義的味道」。另一個是康有為等領導的保皇黨。「他們宣稱要保衛先皇帝光緒」。「這兩個團體有完全不同的綱領。擺脫滿人的枷鎖，消滅這個最可惡的種族，是第一個團體所作的宣傳；他們曾在橫濱出版過叫做《民報》（意即人民的言論）的報紙作為他們的喉舌。後一個團體的綱領要溫和得多，而且確實理智得多。他們堅持中國的統一；要求徹底改革中國的政治；對滿族沒有深仇大恨；把光緒皇帝捧上天，把先太后罵入地獄。他們大多數人是1898年間的逃亡者。」嚴復似乎特別看重梁啟超。因而特別指出：「他們有一個很有能力的領導成員梁啟超，他有一支帶感情的筆，並且熟悉政治、經濟和哲學。不久前，他們的喉舌是一份報紙或雜誌叫《新民叢報》，後來是一份三月刊雜誌叫《國風報》。這兩份刊物都暢銷，對中國的輿論具有巨大的影響。」[1]

顯然，嚴復對革命派的了解並不深入。他更關心也更了解的，是康、梁等維新派。因此，關於革命力量的增強和革命浪潮的加劇，他說到了一個特別的原因：維新派轉向革命。這是一般人較少關注的，即使涉及，也很少注意這一特別原因，但嚴復注意到了：

當今的皇上即位時，即光緒皇帝和他的養母慈禧太后去世後，康黨作了極大的努力來取得大赦以使他們的人得以返回祖國。他們認為，因為攝政王是光緒陛下的弟弟，他一定會同情他可憐的皇帝哥哥，會對於因為他才被放逐海外的人表示好意的。那時確是一個如此行事的好機會，楊銳的兒子把一份早先在楊銳手中、後來又傳給兒子的皇上詔書展示出來。如果攝政王不是個無情無義的傻瓜，又沒有慶親王、張之洞蒙蔽聖聰的話，他會贏得大多數民心而不會發生目前的叛亂的。然而康黨大失所望。於是自1908年起康党參加反滿活動。梁啟超開始用他的雜誌對攝政王政府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攻擊……

關於革命的直接起因，他談到了「倒霉的盛宣懷和他的鐵路幹線國有化的政策」。因為正是盛宣懷的鐵路國有化政策，使革命有了一個得人心的理由：反對政府背信棄義和掠奪人民的合法財產。其實，盛宣懷也冤枉。政府要「強國」，總是要掠奪百姓。開始時千方百計動員人們出錢投資修路開礦，但鐵路一旦修成，就總想收歸國有，而不再顧及投資者的利益。再進一步想，大清也冤枉。這事讓他們碰上了，可是，考察幾千年中國傳統，哪朝哪代又顧及過百姓的利益？統治者總是在揭不開鍋的時候就放開一點，讓百姓自尋活路，於是，為了過上好日子，百姓就會創造更多財富。但百姓一旦富足，統治者就會實行「均貧富」或「抑豪強」的政策，其實不過是以種種借口把錢財搜刮起來，收入國庫——也就是皇家的腰包。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睡安穩覺。否則，百姓富強了，國家就會很危險。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清帝國的「鐵路國有化」運動並不是什麼獨創，而是不尊重百姓個人財產權的中國傳統所決定的，是一切專制統治者都要做的。

武昌起義是軍隊幹起來的。關於大清的軍隊，嚴復有這樣的分析：新組建的中國軍隊大多由湖北人充任軍官，這些人先在張之洞創辦的軍官學校受訓，而後或在湖北由日本人加以訓練，或被送往日本學習軍事。與此同時，他們接受了革命思想，也接受了「被曲解的愛國主義的真理」。正因為這樣，當部隊接到命令調往漢口懲處那裡的造反部隊時，他們敢於起而抗爭說：「不！我們不打自己的同胞。」嚴復說：「這簡直就像個法力無邊的魔王，霎時間將悉心經營二百七十年的大清王朝推向絕境，進而將中華帝國碎為齏粉。」

在這封長信中，嚴複分析了朝廷決策的一系列失誤。其中重要之處有幾點：一是為鞏固專制統治而培養了自己的掘墓人。「十多年前，先有普魯士亨利親王，後有一名日本軍官（我想是福島）向滿族王公們建議，中華帝國的當務之急和首要任務是要擁有一支現代化的、組織得很好的軍隊；其次，將權力完全集中於皇室中央政府。滿族王公們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無所作為。」因為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分歧，大清帝國在涉及內政時很少接受美國和英國的建議，而是更喜歡聽那些同樣具有專制傳統的國家的統治者的建議。嚴復並不認為這是錯誤選擇，卻認為日本人和德國人這樣教導大清，卻是「恰如將一件鋒利的武器給小孩玩耍」。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傷了自己。既然國家經濟在迅速發展，既然稅收日益增多，政府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自然要首先發展軍備。嚴復說：「政府以其總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於改編軍隊，而攝政王完全憑藉這支軍隊作為靠山，以為這樣一來他就將壯麗的城堡建築在磐石之上了。他自封為大元帥，讓他一兄弟統帥陸軍，讓他另一個兄弟統帥海軍，他認為這樣至少不愁沒有辦法對付那些漢族的叛逆子民了。」然而，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們不惜血本造就的這支武裝力量，會成為把他們自己送入墳墓的力量。

在嚴復看為，大清的軍隊是被「數百個新聞記者的革命宣傳」所瓦解的。

隨後出現的情形，嚴復看得清楚：武昌起義發生之後，大清國一切都已失控，朝廷手忙腳亂，尋找種種應急措施。對於10月30日的詔書，嚴複評論說：

皇上發誓要永遠忠實服從不久就要召開的國會的意願。他發誓不讓任何皇室成員進入內閣；他同意對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對皇上的革命者實行大赦；憲法由議會制訂並將被無條件接受。如果一個月前做到這三條之中任何一條的話，會在清帝國發生什麼樣的效果啊！

嚴復說得不錯，為了私利，基於幻想，統治者總是拖延早該實行的改革，不到萬不得已，總是不願做出實質性的讓步，但最後卻無一不是自食其果。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候，他們讓步了，願意和解了，但一切都晚了。嚴復認為中國當時很像法國大革命的情景，皇室所做的，與路易十六如出一轍。一切都太晚了，註定不會有效。嚴復說：本以為10月30日及以後的詔書會使革命黨人得到撫慰，感到滿意，雙方可以和解，卻沒想到十九項條款公布的第二天早晨，資政院就收到各省發來的抗議電報，——人們對朝廷已經不再信任。

寫這封信的時候是11月17日，嚴復已經知道在上海將召開一個「人民代表會議」。他同時還知道，「沒有軍隊辦不成事，因而在武昌或別的地方也會有一個軍隊的代表會議」。嚴復清楚，有了這兩個政治會議，他們就可以解決一系列問題。他對莫里循說：「一旦他們像個樣子了，他們將向北京政府發號施令！他們允許目前這個王朝在法律上存在呢，還是乾脆將其廢除代之以中華共和國呢，還是他們相互戰鬥直至最後，而以一個中國的波拿巴為最終結果呢？現在沒有人敢於預言。」

由於一貫信守的立場和觀點，嚴復認為中國不適宜建立共和制度，而傾心於君主立憲。而且，行文中總是與大清統治者站在一起稱「我們」；而把革命黨和康梁等人稱作「他們」。他知道大清帝國已經無力抵抗革命，因而希望國際社會幹預，最好能使雙方講和。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嚴復在革命初起之時的基本政治態度。

革命爆發之後，嚴復一直密切關注著局勢的發展。11月13日，袁世凱帶著自己的衛隊進京就任內閣總理，嚴復日記寫下了這件事。12月2日，他去拜會袁世凱。在這次歷史大轉換中，他與袁世凱註定要有些糾葛。

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之後，用3天的時間即組成了內閣。12月6日，袁世凱迫使醇親王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職位。同一天，他調任馮國璋接替禁衛軍總統領，解除良弼禁衛軍第一協協統之職，並把禁衛軍炮隊調出城外，派段祺瑞另編拱衛軍進駐京城。至此，北京已經控制在袁世凱手中。與民軍的談判也於此時正式開始。在這次議和中，嚴復有幸參與，卻成了一個不合時宜的參與者。

12月8日，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全權代表，赴武漢進行談判。其代表團由嚴修、楊度等人組成。嚴復也在其中，但不是重要角色，而是以福建代表的名義參加。但是，他對大清的忠誠，卻讓那些大清官員們大吃一驚。而對嚴復來說，他更不明白那些大清官員為什麼那麼急於投降革命黨而出賣大清江山。

我們先來看一看嚴復當時的日記：嚴復是12月9日與議和代表團一起赴漢口的，12日過江見黎元洪，17日到上海，18日談判開始，19日他就獨自一人訂船票準備回京了。

嚴復這次參加談判，一開始就感覺不對勁。12月9日，他跟隨唐紹儀等一群和談代表乘專車南下，一上車嚴復就大吃一驚：代表團在全權代表唐紹儀的帶領下，竟然一上火車就剪掉了辮子。其實，他們並非像革命黨人那樣以剪辮表示反叛，而是就在前一天，朝廷剛剛下詔：從此以後，允許臣民自由剪髮。辮子的剪與留可以由自己做主了，唐紹儀等這些早在美國留學時就深為辮子所苦的人，當然要立即剪掉辮子。何況他們知道，南方獨立諸省的代表是不會拖著辮子的，他們也不必用辮子來增加分歧。事實也正是如此，狀元張謇這時也高興地剪了辮子，而且在日記里寫下自己的感受。但是，嚴復不同，他要保留自己的辮子，以示對大清的忠誠。

嚴復之所以能夠進入和談代表團，主要原因是起義領導人黎元洪是北洋水師學堂畢業生。為了利用他們之間的師生關係，陳寶琛力薦，袁世凱同意，才讓他以福建代表的身份參加和談。

12月11日，北方議和代表抵達漢口，第二天嚴復即過江到武昌與黎元洪會晤。12日下午，嚴復見到了黎元洪，師生多年不見，相見又是如此情景，真是百感交集，兩人都流下了眼淚，相擁流涕不已。但是，感情歸感情，黎元洪此時是革命元首，肩負重任，不可能因為老師的態度而改變自己，更不可能因為老師反對革命而放棄革命。對於嚴復來說，沒有收到預期的結果，大概也在預料之中。因為黎元洪即使願意接受他的意見，也無法不顧自己的革命領袖身份。嚴復在第二天即給陳寶琛寫信，信中說：

廿一早始得抵漢入寓。此間氣象自是蕭索，輿論於北軍之焚燒漢口，尚有餘痛，民心大抵皆向革軍。

復於廿二下午過江，以師弟情分往見黎元洪，渠備極歡迎，感動之深，至於流涕。黎誠篤人，初無意於叛，事起為黨人所脅持，不能擺脫，而既以為之，又不願學黃興、湯化龍輩之臨難苟逃，此其確實心事也。私覿處所不在武昌，而在青山之氊呢廠，黨人有名望者約有二、三十在彼。談次極論彼此主旨，語長不及備述。約而言之，可以劃一如左：

一、黨人亦知至今勢窮力屈，非早了結，中華必以不國，故談論雖有辯爭，卻無驕囂之氣，而有憂深遠慮之機。

一、黨人雖未明認君主立憲，然察其語氣，固亦可商，惟用君主立憲而輔以項城為內閣，則極端反對。

一、黨人以共和民主為主旨，告以國民程度不合，則極口不承；問其總統何人為各省黨人所同意者，則以項城對，蓋彼寧以共和而立項城為伯理璽得，以民主憲綱箝制之，不願以君主而用項城為內閣，後將坐大，而至於必不可制。此中之秘，極耐思索也。

一、如何下台，黨人有兩要點所必爭者：一是事平日久，復成專制，此時雖有信條誓廟，彼皆不信，須有實地箝制；二是黨人有的確可以保全性命之方法，以謂朝廷累次失大信於民，此次非有實權自保，不能輕易息事。

一、若用君主，則沖人教育必從新法，海陸兵權必在漢人之手，滿人須規定一改籍之制。

以上皆復以二時許之談所得諸革黨者。至明晨坐洞庭船赴滬，到滬如何，尚未可知。然以意測之，大抵相合，以黨人代表始皆已至武昌，至十八日因龜山開炮擊破武昌，諮議局各有戒心，乃群赴滬，彼等在此之議已有眉目也……[1]

到上海之後，嚴復更成了多餘人。全部談判都在唐紹儀與伍廷芳之間進行，而事實上是雙方都受張謇和趙鳳昌支配。張謇、汪精衛等人既可以代表革命黨，又可以代表袁世凱，所以和談並不困難，雙方不過是商討如何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而這一切，嚴復並不知曉。

這時的嚴復表現出書獃子的一面。他以為袁世凱世受皇恩，官高祿厚，自然比他更忠於大清，所以認定袁世凱一定堅持君主立憲。但他不知道，袁世凱早已不再堅持。此時他想做的，已經不是君主立憲國的總理，而是民主共和國的總統。他之所以派唐紹儀為議和全權代表，也是因為唐紹儀最容易幫助他實現這個願望。正因為這樣，在和談中，袁世凱沒有重用嚴復，也沒有重用楊度，他所重用的全權代表，事實上是共和派。

第一次談判是12月18日，地點是上海南京路工部局市政廳。參加會議的除南北議和代表外，還有英、日、美、德、法、俄6國駐滬總領事，以及外商代表李德立。整個會談都在良好的氣氛中進行。雙方都贊同共和，都贊成袁世凱做總統，需要商討的只是皇室待遇和權力移交的細節和技術問題。所以，議和順利，很快達成協議：袁世凱使清廷退位，南方各省支持他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但是，12月25日，孫中山回國了。他的出現使本來的規劃為之改變，各省代表決定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1月2日，袁世凱得知消息，立即撤銷了唐紹儀和談代表的資格。議和談判因而中斷。為此，張謇給袁世凱發電報解釋：「南省先後獨立，事權不統一，暫設臨時政府，專為對待獨立各省，揆情度勢，良非得已。孫中山已宣言，大局一定，即當退位。北方軍人，因此懷疑，實未深悉苦衷。」此外，他還電告袁世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昨由中山、少川先後申達。前距停戰期止十餘小時矣，……久延不斷，殊與公平昔不類，竊所不解。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戡定大局，為人民無疆之休，亦即為公身名俱泰，無窮之利。」[2]袁世凱回電說：「凱衰病，斷無非分之想，惟望大局早定，使生民少遭塗炭。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猶之在南不易言君主。近日反對極多，情勢危險，稍涉猛浪，秩序畢亂，外人乘之，益難收拾，困難萬分，筆難罄述，非好為延緩，力實不足，請公諒之。」[3]眾所周知，「斷無非分之想」當然不是真心話，但別的話卻不失真誠。而在此時，南方領袖們也在真誠為未來謀劃。

張謇更是忙碌，真不愧狀元出身，此時一手在操縱南北和談，一手操控武漢清軍，讓段祺瑞等將軍們聯名上書擁護共和；一邊要說服袁世凱，一邊又要為孫中山與黃興著想，最後，連宣統皇帝的退位詔書也是他寫的。

趙鳳昌也沒有閑著。他不是談判代表，但憑著個人交情和信譽，卻可以在關鍵時刻出謀劃策。議和到了最後關頭，遇到的難題是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後的第一任內閣由誰任總理。同盟會堅持內閣總理必須由同盟會員擔任，組閣由總理提出閣員名單，參議員投票通過。這顯然是要限制總統的權力，讓實權掌握在總理手裡。袁世凱當然不願接受這樣的安排。雙方互不讓步，僵持多日。一次討論這個問題，趙鳳昌列席旁聽，看到雙方為此犯難，插話提議：「我是以地主的資格列席旁聽的人，不應有什麼主張。但現在對內閣問題，我有一個意見，可以貢獻諸君以備參考。我認為新總統的第一任內閣，是新舊總統交替的一個橋樑，所以這國務總理必須是孫、袁兩位新舊總統共同信任的人物。我以為只有少川（唐紹儀字）先生最為適當，只要孫、黃兩先生不反對，我很想勸少川先生加入同盟會為會員，這就是雙方兼顧的辦法。」趙鳳昌話音剛落，孫中山和黃興就同時熱烈鼓掌，既歡迎唐紹儀加入同盟會，又慶祝第一任國務總理的誕生。唐紹儀出任國務總理，雙方都能接受，僵局一下子就打破了。正因為這樣，時人戲贈趙鳳昌一個外號：「民國的產婆」。張謇和趙鳳昌，的確都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4]

當時的談判是這樣一種情況，嚴復卻不願了解，只覺得自己是多餘人，所以不幾天就買船離去了。回到北京之後，他還去向袁世凱告唐紹儀的狀：「唐紹儀非談和也，乃往獻江山耳。」[5]他沒有想到袁世凱派唐紹儀到南方，本來就是去「獻江山」的。但唐紹儀「獻江山」並非獻給革命黨，而是請革命黨轉手，最後交到袁世凱手上。

作為思想家的嚴復，因為自己一廂情願，這時的表現是遲鈍的。他只是覺得奇怪，這些大清的官員為什麼轉眼之間都變得如此不忠不義。相比之下，他倒成了大清的忠臣。

[1]嚴復《與陳寶琛書》，《嚴復集》第3冊，第502-503頁。

[2]《勸告袁世凱速決大計電》，《張季子九錄·政聞錄》。

[3]隗瀛濤《張謇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9-300頁。

[4]劉厚生《張謇傳記》，第182頁。

[5]楊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記》，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259頁。（三）：執掌北大

武昌起義爆發，大清帝國走向了終點。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清室《優待條件》，發布《退位詔書》，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至此，268年的大清帝國終結，兩千多年的帝制也同時宣告退出歷史舞台。

退位詔書2月12日發出，2月13日孫中山即在南京提出辭呈，並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臨時大總統職位。新生的共和國有很高的辦事效率，只隔了一天，2月15日，臨時參議院即選舉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

選舉袁世凱做臨時大總統的同時，參議院形成一個決議：中華民國首都設在南京，請袁世凱到南京就任。為此，南京組成了以教育總長蔡元培為團長的迎接使團前往北京迎接。但袁世凱以北京局勢不穩為由，提議遷都北京。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

關於這些事，教科書和一些論著的表述常常有一些問題，似乎孫中山的做法表現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而袁世凱的任職則是「篡奪」。其實，正如有人所說：「南北議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轉折。議和的結局是清帝退位，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和平談判實現政權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後，孫中山辭職，南京參議院依法選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只是兌現政治承諾而已。於孫無所謂讓，於袁無所謂奪。」[1]

在這段時間裡，嚴復顯然曾為袁世凱出謀劃策。在他1911年的日記最後，有這樣幾項內容：

車駕無論何等，斷斷不可離京。

須有人為內閣料理報事。禁之不能，則排解辨白。

梁啟超不可不羅致到京。

收拾人心之事，此時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內閣行之未遲。

除閹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

設法募用德、法洋將。

顯然，這是向袁世凱提出的建議。

在嚴復的政治生涯中，常常為人詬病的是他與袁世凱的關係。面對歷史，很容易發現嚴復與袁世凱的關係比較複雜。嚴復顯然並不完全欣賞袁世凱，但在後來卻成了袁世凱的支持者。同時，即使在支持袁世凱的時候，也並未改變對他的基本評價。

戊戌變法之前，嚴復就與袁世凱相識，但嚴復只是讚賞他的某些方面，比如軍事上的才能，而對他的整體看法並不太好。後來袁世凱做了直隸總督，官高權重，曾經想讓嚴復做他的幕僚。嚴復當時比較傲氣，掃了袁世凱的面子，使袁世凱很不高興，所以有過這樣的表示：「嚴某縱聖人復生，吾亦不敢再用。」[2]對此，嚴復自己也曾經說過：「夫仆之不滿意於洹上，而料其終凶，非一朝夕之事。不獨乙已季廉之函，可以為證，即自庚子以後十餘年間，袁氏炙手可熱之時，數四相邀，而仆則蕭然自遠者，可以見矣。」[3]

但在1908年袁世凱被罷官回老家時，嚴復卻為之大抱不平。正是這一點感動了袁世凱，也決定了他重返政壇之後對嚴復心懷敬重。

辛亥革命到來之際，嚴復支持袁世凱，卻並不知道袁世凱並不像他那樣在乎君主制或共和制。當共和已成無可挽回之勢，嚴復並未因為這結果與他的理想不合而離去，而是無奈地接受了共和。他對孫中山等人不屑一顧，像西方國家的外交官一樣，認定國內唯一有能力控制大局的只有袁世凱。因此，他不僅沒有因為袁世凱背叛君主制而疏遠他，而是積極為之出謀劃策。

1912年2月24日，是舊曆的正月初七。這天晚上，嚴復拜會了袁世凱，立即被派到臨時籌備處辦事。所謂臨時籌備處，是為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而成立的一個臨時機構，也是剛剛成立沒幾天。嚴復運氣不錯，尚未就職，就被改派到京師大學堂做總監督。原因是帝國終結之後，那些不願做「二臣」的臣子們紛紛辭職，以示與大清共存亡。京師大學堂的總監督勞乃宣就是這樣的忠臣之一。他得知大清已經「亡國」的消息，立即掛冠而去，使京師大學堂陷入沒人掌管的狀態。此事報到袁世凱那裡，袁世凱馬上想到了嚴復，任命他為京師大學堂的總監督。據1912年2月26日嚴複寫給夫人朱明麗的信中透露的信息：「初七晚見過袁總統，被派入臨時籌備處辦事，本日又派大學堂總監督，薪水月三百兩。此缺本系三品實缺京堂官……得差之後，便有人來薦管理員、教員等，可知凡事同前一樣。」[4]

從北京大學檔案材料可見，嚴復正式就任京師大學堂的總監督是3月8日，但他到學堂接印的時間應該是3月11日。因為嚴復在到京師大學堂上任的當天，在給外甥女何紉蘭的信中寫下了這樣的話：「袁世凱昨午受職宣誓，甚為熱鬧。本日舅往京師大學堂接印，除管理員二三十人外，余者全不在堂。存款只剩萬餘金，洋教員薪水照常支發，非一翻整頓，恐將不支。」[5]由此可見，嚴復是等袁世凱宣誓就職之後才到京師大學堂上任的。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時間是1912年3月10日，嚴復於11日到大學堂就職。

北大校長做得很不順利。上任之後，困難重重。但這個職位對於嚴復來說，是個理想的位置，所以他非常珍惜，沒有知難而退。他兢兢業業，改革學制，籌措經費，努力要把學堂的事辦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嚴復和袁世凱都似乎沒有想到：嚴復於歷史轉換時刻出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如果按照舊制，那沒有什麼不合法，袁世凱一句話自然就是合法性的依據。但此時已經進入民國，南京已有新制度，總統是否有如此任命大學校長的權力，卻成了問題。因為袁世凱任命嚴復之時，顯然沒經過教育部。因此，它的合法性是需要確認的。

一些矛盾和問題在一些文件中也可以看出蛛絲馬跡。

1912年5月1日，教育部頒布命令：京師大學堂改稱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稱校長，大學校長由教育部於分科學長中舉薦一人任命之。然後，蔡元培有一份給臨時大總統的正式呈文，是這樣說的：

為薦任大學校長事：北京大學堂前奉大總統令，京師大學堂監督事務由嚴復暫行管理等因，業經該監督申報接任在案，竊維部務甫經接收，大學法令尚未訂定頒布，北京大學既經開辦，不得不籌商目前之改革，定為暫行辦法。查從前北京大學堂職責，有總監督、分科監督、教務提調、各種名目，名稱似欠適當，事權亦覺分歧。北京大學堂今擬改稱為北京大學校，大學堂總監督改稱為大學校校長，總理校務；分科大學監督改稱為分科大學學長，分掌教務；分科大學教務提調即行裁撤；大學校長須由教育部於分科大學學長中薦一人任之，庶幾各實相符，事權劃一，學校經費亦得藉以撙節。現已由本部照會該總監督任文科大學學長，應請大總統任命該學長署理北京大學校長，其餘學科，除經科併入文科外，暫仍其舊。俟大學法令頒布後，再令全國大學一體遵照辦理，以求完善而歸統一。[6]

由此可見，蔡元培在委婉提醒袁世凱，北大校長的任命不能越過教育部，嚴復只是臨時「暫行管理」。當然，蔡元培不會直接與袁世凱爭執，更不會直接罷免嚴復這個未經教育部而由總統直接任命的校長，但他顯然想讓袁世凱知道共和國的行政規則。在新舊交替的特殊情況下，總統直接派人去管一下京師大學堂當然是應該的，但既然是一個權力轉換的時刻，未經正規程序任命，那就應該是「臨時」。這樣一來，嚴復與教育部的關係就微妙起來。加之教育部多是革命黨人，雙方自然也有成見，合作就很難愉快了。

嚴復的積極動作有點不合時宜了。他的所謂改革，教育部也無法認可。

5月3日，根據教育部呈文，袁世凱批准京師大學堂改名北京大學校，並且正式任命嚴復署理校長。5月4日，嚴復正式就任。5月15日，北大正式開學，舉行了隆重的典禮。教育總長蔡元培參加了典禮。

但是，嚴復與教育部的矛盾並未解決。最後，他還是不得不辭掉了北京大學校校長的職務。

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加上北京大學校校長，嚴復總共做了6個月。這段經歷，使他對新制度沒有好印象。

[1]范福潮《袁世凱當選臨時大總統前的南北博弈》，《南方周末》2008年9月24日。

[2]王栻《嚴復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91頁。

[3]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36頁。

[4]嚴復《與夫人朱明麗書》，《嚴復集》第3冊，第770頁。

[5]嚴復《與甥女何紉蘭書》，《嚴復集》第3冊，第842頁。

顯然，辛亥革命中的嚴復已經非常保守，成了大清的維護者。

一個走在時代前沿的思想者，最終卻回歸傳統；一個盜火者，最後卻要親自滅火，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考察嚴復思想的軌跡，原因非常複雜，除了思想資源、知識結構、朋友圈子等原因之外，與他的現實處境顯然並非無關。

為了抵制日益高漲的革命浪潮，清政府被迫「預備立憲」。作為維新運動的倖存者，嚴復這時忙了起來，一邊著述，一邊演說，成了立憲運動的著名理論家。面對革命高潮的興起，嚴復知道，要想避免革命，唯一的辦法就是加快立憲進程。過去的研究往往只是著眼於嚴復如何成為革命的敵人，以革命為唯一正確的道路，但只要客觀地想，如果大清王朝及時轉軌走上立憲道路，不在政治現代化進程中死拖硬磨，滅亡的命運也許可以避免。因為對於中國來說，是改良還是革命，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是經過長期討論和選擇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統治者自己耽誤了時間，堵死了以和平演變實現改良的路。

在抵制和拖延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中，朝廷沒有忘記籠絡有用之才。

正是在這個背景上，嚴復的處境有很大變化。一個人的政治態度，除了一貫的政治見解和路徑選擇之外，也常常有個人處境方面的原因。無論官場多麼黑暗，它的最激烈的批判者往往多是官場失意者，而成功者很少否定他所成功的那個官場。這是可以理解的，一個人拚命工作，積極努力，卻怎麼也上不去，而有人通過拍馬溜須、行賄受賄卻輕鬆上去了，前者比後者更有批判官場的動力。如果他發現只靠才能不行，還必須巴結上司、阿諛奉承或者行賄，而且這一切他都做了，最後卻仍然未被提拔，他對官場就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就更樂於否定官場。但是，如果他成功了呢？無論是通過長期苦幹爬上了高位，還是通過卑躬屈膝行賄討好爬上了高位，只要他上去了，就很難再心甘情願否定他所置身的官場，甚至不願改變既定的體制和行規。原因同樣不難明白：他的投資已經付出，只有在舊體制和舊行規之下，才能收回成本並獲得利潤。所以，那些人不是不知道官場黑暗，但只要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就不願破壞舊官場。若要破壞，也要等他的成本收回並獲利之後。這正是一些人抵制體制改革的重要原因。所以，在專制制度之下，所謂改革，每一步都是在與虎謀皮。

1895年的嚴復，1898年的嚴復，直到1900年的嚴復，都不是官場的受益者。換句話說，大清帝國給他的恩典太少了。

但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情況早已改變，嚴復不再是懷才不遇者，而是受到朝廷的重視，得到種種恩典。因為他在知識界的影響，朝廷需要他來裝點門面。因而榮譽、地位、甚至是顯示職位的「閑職」都紛至沓來。1909年5月，他被任命為憲政編查館咨議官；度支部清理財政處咨議官；度支部幣制局化驗所提調；福建省顧問官；學部名詞館總纂；1909年9月，他又被派學部丞參上行走；1910年1月，被賜文科進士出身；2月，被派籌辦海軍事務處顧問官；5月，以「碩學通儒」資格欽選資政院議員；12月，被特授海軍部一等參謀官；1911年4月，以海軍部一等參謀官領海軍協都統銜……與此同時，他的大兒子伯玉也已成為二品官員；二子嚴琥也捐了同州，並且獲得了三品銜。這一切，對於嚴復來說，都來得太晚，但面對名利，如果沒有一點留戀，那就不是正常人了。

愛護嚴復的人們往往喜歡說：嚴復對這些遲到的名譽和地位都不看重，被賜文科進士後，表現也非常冷淡。其實並非如此，進士頭銜的確來得晚了一些，而且是恩賜，不能證明自己的才華，對於嚴復，心中自然會有一份苦澀，因而不會像少年高中那樣春風得意，但是，嚴復仍然沒有看淡，而是很在乎，得到這個頭銜，立即重新印了名片，寫進「文科進士」一項。

而且，嚴復還奉旨填詞，為大清帝國寫了國歌：

鞏金甌，承天疇，

民物欣鳧藻。

喜同袍，清時幸遭。

真熙皞，帝國蒼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這是中國的第一首國歌，也是大清帝國的唯一國歌。清王朝真是找錯了人，讓嚴複寫了這樣地道的「假大空」歌詞，而且意境俗套，遣詞造句也不夠自然流暢。清王朝的狀元們不知哪裡去了，那些詩詞名家也不知哪裡去了，偏偏讓嚴復來寫。當然，也許狀元們沒有資格獲得這份殊榮，或者他們雖然八股文寫得比嚴復好，卻照樣不會填歌詞。結果，就是這樣一首詞，朝廷竟然在1911年10月4日發布上諭，說「聲詞尚屬壯美，節奏頗為葉和，著即定為國樂，一體遵行」。[1]事實上，這也是對嚴復的恩典。

對於嚴復來說，歌詞中表達的感情是真實的。他已經不是1895年-1900年之際的嚴復，已經不再有當年的批判激情。他不僅心甘情願地為大清國塗脂抹粉，而且真誠地希望蒼天保佑大清。

這時離辛亥革命革命爆發只還有6天。

從經濟情況和實際利益看，嚴復的態度也有某種必然性。

按照唯物主義的觀點，一個人說什麼話，做什麼事，思考什麼問題，發表什麼樣的主張，是與其自身的經濟地位有關的。如果我們不太拘泥，大概也與地位、身份和際遇有關。這其中當然不能忽視人格、良知和理性的因素，但社會角色和能夠享有的實際利益顯然非常重要。

史華茲反對從這個角度分析嚴復，為此寫下過這樣的話：「至於說嚴復深深信奉君主政體，是因為他個人與這個政體的永存利害攸關，這一說法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即使是帶有敵意的批評者也不這樣指責他。」[2]可是，史華茲似乎只是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卻並沒有為這種說法提供證據。面對大多數中國文人，無論是專制制度下滿嘴仁義道德的士大夫，還是轉型期活躍於社會各界的文化人，往往都不宜高估，因為他們大多缺少信仰，因而思想和言論常常與地位和切身利益相關。

清王朝即將覆亡之前，革命知識分子雲集日本。其時，滿洲貴族良弼也就讀於日本東京士官學校。革命風潮如火如荼，每當聚會都是一片反滿的革命呼聲，滿清貴胄的聲音孤立無援，甚至根本就發不出聲音。一年春節晚會，在一片反滿革命的呼號聲中，良弼登台為大清王朝辯護，沒說幾句就遭到革命派留學生群起圍攻，最後被扔下了講台。但就在革命潮流洶湧澎湃之際，良弼對貴胄們說過這樣一句話：「不用害怕，這些人每月給他們數萬金銀，賞一頂戴，他們就會閉口了。」良弼此言固然狂妄，卻也並非毫無根據。古往今來，不貪圖官位、金銀和美女的並不太多，傳統士大夫也罷，現代文人也罷，其實都不難收買。能夠抗得住「恩威並用」的，往往只是極少數。

革命前夕，嚴復已是應有盡有。用今天的話說，他已屬於既得利益集團。

史華茲反對從利益角度分析嚴復對革命與共和的態度，一個重要理由是嚴復的地位和利益並未在辛亥革命中受損。是的，辛亥革命發生之後，因為袁世凱的幫助，嚴復的地位沒有受到重大損害，而且一度做了他所夢寐以求的北大校長，但需要注意的是，他的實際生活保障卻遠遠不如革命之前。考察書信和日記可見，進入民國之後，嚴復的心情很不愉快。這種不愉快不僅因為他君主立憲的理想沒有實現，而且因為經濟方面一下子緊張起來。1912年春天，嚴復雖然當上了北京大學校長，但上任之後就面臨著經濟的壓力，不但要為學校跑經費，而且自己的工資也沒有保障。月薪300大洋本不算少，可惜常常發不下來。本來幾份兼職的薪水，一時也都沒有著落。在給夫人朱明麗的信中，嚴復哀嘆說：

我近日來心煩意惡，不知如何是了。政府庫空如洗，昨借得數千萬，只勾開發兵餉，行政無錢。前數日來一公事，言所有大家薪水，通照六十元開發，亦未言何時作止。此尚不勾養我馬車，至於家用，不消說了。津屋每月需租百元，實堪不起，至於前租期滿，自須遷回北京，以節用費。但北京能勾幾時平靜，甚麼人都不敢說。到彼時若遇有事，再行覓寓。搬入租界，則銀錢又一大筆，豈能堪之!

大學堂下半年政府能否開辦，我們尚在那裡與否，皆不可知。要想挈眷回閩，作極儉省打算，賣筆墨過日，但福建眼下亦極危險，訛詐勒捐，結黨暗殺，無所不有，豈安居之地？故亦作為罷論。左思右想，要尋一安身立命之地，渺不可得。奈何奈何!……胡三廚子，吃心極重，必不可用，劉廚何如？如其可用，家眷到京，胡三便可開發。[3]

因為經濟的危機感，竟然如此算計，連「吃心極重」的廚子也不能用了！

對於嚴復的這種感受，只有了解他在革命之前的收入才能理解。革命之前嚴復拿多少薪水？從日記可見，就在袁世凱回京的那一天，1911年11月13日，嚴復一次領了學部、海軍部、幣制局三處的薪水，從以前書信和日記中透露的數字可見，學部的薪水是300兩，包括丞參堂100兩，名詞館200兩；海軍部原是500兩，後來拿6成，也還有300兩，另有南洋乾薪100兩。而在那年5月，僅商務印書館投資的股息分紅，就拿了5690元，合京足4154兩多。所以，當時的嚴復經濟上非常闊氣。這從他1910年的家信中也可以看到：「新屋業已覓妥，在西城太安侯衚衕，頗為軒廠，系七開間三進朝南，馬號、書齋均有，大似前海大道開平局房子也。月租京足六十五兩，業已付定。現時正在收拾，大概九月半邊，便可派人赴滬，接你母子來京矣。滬上諸事應行早些結束，黃包車急要拍賣，如一時不得主顧，即折本亦不能不看破也。我之皮蓬車，尚可設法帶京，至新舊兩馬，應行賣出。因京寓已有青黑二馬，若再添一馬，餵養費似嫌太貴，但新馬亦不宜太賤耳……」[4]

革命之後，他卻開始精打細算了。

總而言之，革命並沒有使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日子更好過。而且，如果不是共和，嚴復有袁世凱的任命，就可以在北大校長的位子上穩穩地坐下去，而在共和制度之下，袁世凱竟然無力保住他的校長位子。這一切，都使嚴復覺得革命、共和實在討厭，就不能不進一步堅定他反革命、反共和的立場。

[1]佚名輯《大清宣統政紀》第60卷，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年影印版，第29-30頁。

[2]本傑明·史華茲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第145頁。

[3] 嚴復《與夫人朱明麗書》，《嚴復集》第3冊，第777頁。

[4]嚴復《與夫人朱明麗書》，《嚴復集》第3冊，第7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