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筆記73：青春祭——人民大學四年心靈史

青春祭——憂鬱徘徊與掙扎

人民大學4年心靈史

20年後，當我們再一次聚首人民大學時，已過不惑之年的我雖然青春不再，但我依然會想起2013年9月3日入學報到時，小雨淅瀝的那個午後。

時光迅速開啟了連續倒帶模式，在忽快忽慢的節奏引領下，指針最終定格在了曾經令我們歡笑、流淚、激動、惆悵的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大街59號——中國人民大學。

初入學的壓抑與不適

經歷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衝鋒，艱難地熬過了「七七」大戰，又經過一個多月漫長而焦灼的等待之後，那份不大卻又沉甸甸的錄取通知書終於由班主任送到了我的手中。「中國人民大學，祝賀你」.......我當時一陣無比的歡欣與激動。然而，一直對我寄予厚望的班主任略顯惆悵的一句「哲學系」，似乎又把我激昂的情緒一下子從巔峰拉回到了谷底。

高中時讀過錢鍾書的《圍城》，明白社會上對哲學系的種種定義，更理解原著里趙辛楣對方鴻漸說這三個字時滿臉的蔑視之情。但，畢竟是人大，有名校的光環，我很快還是被興奮與激動包圍起來了。

接受過了同學們的祝福，想著在火車站送別時嚎啕大哭的母親，默默回憶著父親叮囑的每一句話，坐在火車上，我的情緒開始變得凝重複雜起來。一路上感覺很漫長，火車時而翻山越嶺，時而穿越黑魆魆的隧道，單調，枯燥，噪音與黑暗疊加，給我帶來了更多的失落與沮喪。

儘管到北京站時學校接站同學十分熱情，但我的失落感卻有增無減。我的情緒當時跌落到了最低點，就像一周後我特意去全國人民都熱烈期盼的聖地——天安門廣場的觀後感一樣。大巴送我們到了校門口，直到看見那六個鎦金大字——中國人民大學，我失落的思緒才從遙遠的遐想世界被拽回到生動的現實中來。

（這張看著較為成熟，已無多少學生模樣）

記得，那日小雨淅瀝，新生們下車後排著長隊，一路肩扛手拉，陣勢頗為浩大。我拖著舅舅入伍用了20年的笨重皮箱，跟著擁擠的人流，從人大東門向教務樓徒步行進。當時感覺那一公里的路很漫長。入學時需要辦的手續很多，好在我還算機靈，看到許多師哥師姐都在騎自行車上下學，便向一位91級的師兄借了輛自行車。顯然，我辦理入學手續的進度就加快了一半以上，這才讓我敏感的心靈稍稍多了些撫慰。

記得剛入學時，各種會議目不暇接，各種社團組織迎新動員會也是如火如荼。每天忙得不亦樂乎。在經歷了開學初期轉系無果的短暫低迷之後，我們歡快地踏上了大一最快樂難忘的軍訓之旅。

實際上，緊張而又難忘的軍訓是我們大家真正相知相識的開始，大家這時才算真正走到了一起。特別是軍訓晚上熄燈後，大夥和查崗的軍官們玩起了躲貓貓，每晚必來一陣令人興奮的「仰卧談」才肯作罷。因為有了「仰卧談」，使某些來自五湖四海志趣相投的兄弟們很快結成死黨拜了把子。當然，我的性格不適合那種豪俠勇武場合，自然就沒有拜天謝地了。

（1992入學軍訓與同宿舍苟永平、熊瑞華、王海洲合影）

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整個大一前半學期，每個人基本上都是在孤獨苦悶中度過的。我們每個人都曾經是天之驕子，但在這個群英薈萃之地，每個人都顯得那麼渺小而微不足道。

詩人是憂鬱的

我不是詩人，但卻憂鬱。

我那時憂鬱的性格應該和我的家庭以及年少時生活環境有關，和詩歌基本無甚關聯。

實際上，接觸詩歌反而加深了我的憂鬱。

記得是在高二學年，我開始真正學習詩歌、了解詩歌、習作詩歌。在文學繁榮的上世紀80年代後期，詩歌基本上是時尚的代名詞。記得，教我們詩歌的一位臨時代課的語文老師，身材瘦削，穿著緊腿西褲，戴著高度眼鏡，一個十足的文藝青年，他非常喜歡詩歌，曾經花了兩周時間給我們這些懵懂少年講述徐志摩、戴望舒、舒婷、汪國真、歌德、拜倫......最後講到了當時中國最浪漫最憂鬱的天才詩人海子，他在1989年3月26日凌晨躺在火車軌上自殺。當老師講到這一幕時，我的大腦如一道閃電擊過，這道閃電基本擊毀了我所有的青春記憶。從那以後，包括詩人顧城之死，這些重死輕生的詩人對人生與世界是如此絕望，加重了我對人生與世界的悲觀與無奈。

當然，20年後我已經變得老皮厚肉無堅不摧了。但當時，我的憂鬱讓我變得多愁善感，這種情緒必須要得到釋放和寄託，逐漸地，我愛上了文學，徜徉在文學的海洋里，慢慢地變成了一個文藝青年。

（不論迷茫還是躊躇滿志，都可以整點小酒滴）

我的「文藝復興」

這個題目起得太大了，因為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成為一個作家或是文學評論家。只不過在當時，我自認自身的氣質或血液里略帶有幾分文藝青年的基因，時常自詡為文學青年。上大學前，我的作文也多次被語文老師當做範文在全班誦讀。於是，在某種夢想的鼓勵與暗示下，我慢慢地與文學結了緣。

記得上小學五年級時，語文老師讓我們每人去新華書店買一本書來讀，結果我鬼使神差般地買了一套《三國演義》回來，老師吃驚不小卻又不置可否。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喜歡上了小說和文學作品。中學時代，我開始廣泛閱讀國內各類文學著作，國外的文學作品反倒涉獵不多。曾經傷逝於盧新華、劉心武的傷痕文學，拜服於蘇童、余華、格非、馬原等先鋒文學，悲憫於蘇童、余華筆下小人物的命運多舛與辛酸......這些閱讀直接影響並加重了我內向陰鬱的個性。後來在讀張賢亮、王安憶、蔣子龍、張承志等人的反思文學時，對於社會及人性又多了幾分認識。特別是讀完張賢亮的《習慣死亡》後，對人生、社會與世界又陡增了幾分悲涼與無奈。

記得大學求學期間，泡在人大圖書館的時間遠多於其他地方，而在圖書館裡閱讀的文學名著又遠多於哲學書籍。平時自己也信手拈來寫一些小文，但多屬於自娛自樂而已。直到我寫的中篇小說——《老村》獲得1994年「人大文學獎」一等獎時，我才感覺到自己快成為一個文學青年了。記得當時北大的張頤武教授曾對我的小說予以鼓勵和好評，讓我對自己的文學之路更加堅定了信心。

（文藝青年的思考與迷茫）

我雖然愛好文學，但我與大多數所謂的知識分子一樣，在那個價值多元、思想混亂的時代背景下已經慢慢開始了蛻變和分化。

當然，從一個文學青年到一個思想青年的蛻變，是痛苦的。

如果將時光拉回到20年前，我們就會發現，那是一個思想混沌、價值多元、理想解構的時代。可以說，那時的很多東西都需要解構和重塑。如果從文學角度衡量的話，我個人覺得，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賈平凹的《廢都》之後，中國小說繁榮的黃金時代基本上就結束了。而我，在這個急劇變化、道德價值都需要重構的時代，也開始了一些思想上的轉變。

記得那時文壇最火的作家是王朔。估計以後重寫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編者們肯定會認為王朔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道奇葩，當所有人都對他頂禮膜拜時，他卻以痞子式的口吻嘲諷說，「寫作就是碼字」。當時，正在做著文學夢的我，聽到他這句話時的第一反應，感覺文學女神一下子被他玷污了，心想這樣的痞子怎麼能混跡文壇？我憤懣痛苦百思不得其解。當我還在苦苦琢磨文學發展的方向時，文學界在新派勢力的影響下，已經開始要重新定義文學創作了，從「寫什麼」到「怎麼寫」，我當時完全陷入迷茫，感覺自己的文學夢突然失去了方向，變得支離破碎不堪一擊，不知道該怎麼去寫，也沒有繼續寫下去的必要了。

（親吻女神，卻不得技巧。呵呵）

當時，所有的文學青年都陷入了迷茫，我也概莫能外。

當時，中國正在大力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內各類的思潮都不可避免地進行著激烈地碰撞交鋒，但交鋒之後卻加速了思想分化和瓦解。應該說，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末的那次事件和「二王」、「二張」思想大交鋒之後，知識分子開始變得更加無助無奈無力，最後直接導致了精英知識分子的分化和集體失語。

當時我清晰地記得，當我們曾經無比欽敬的王蒙大師突然推出他那篇奇文——《躲避崇高》時，我以為自己是看花了眼，但揉揉雙眼定睛再看後這才發現，現實中的王蒙與痞氣十足的王朔已經合流了。我的老師——頗具魏晉名士風範的美學大師袁濟喜先生談起王蒙時，這位傳統知識分子的臉上充滿了不屑與鄙夷。當時教授我們《中國80年代文藝思潮》的青年才俊吳瓊老師，對王蒙現象也是口誅筆伐，予以猛烈抨擊。儘管王干王彬彬們仍在堅守著知識分子的那份價值與操守，但即便是年輕的我，也已明顯感到了知識分子的動搖與瓦解已是大勢所趨。

山雨欲來風滿樓。

（向改革的總設計師致敬——學習市場經濟理論）

我也不例外，雖然是個學生，但卻關心社會和現實。自己的思想也隨著時代發展經常在激烈交鋒，時而動搖，時而執著。當時中國已進入市場經濟社會，市場和商業的誘惑力是巨大的。苦悶的我逐步接受了市場經濟和商業現實，就像我多年之後，雖然依然熱愛文學，但迫於現實仍然從事商業一樣。現實就是如此的殘酷。曾幾何時，我們都曾在燕山腳下指點江山揮斥方遒，但沒多久，自恃清高的我竟然屈從了市儈的商業和喧囂的現實，像一隻即將完成蛻變的小蝌蚪那樣，努力使出渾身解數，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價值，努力地向市場大潮的商業漩渦里游弋。

大學裡的商業掙扎

記得大一開學一個月後，黨的14大勝利召開，標誌著中國由此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代。似乎自那時起，即便在大學校園的象牙塔里，無數莘莘學子、老師、教授都無可避免地接受了市場經濟大潮帶來的衝擊和洗禮。

當「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言論甚囂塵上時，很多知識分子感到無比的憤怒困惑與無奈，單一的價值觀——唯金錢論，讓曾經無比清高的知識分子無比焦灼，身上僅存的那點遮羞布也被無情地扯掉了。

我依然還清晰地記得：當時，整個國家、社會和每個人都被市場經濟的大潮感染裹挾掙扎徘徊，很多人痛定思痛，義無返顧地選擇了一條路——下海。

下海經商掙錢，當時成了時髦的口號和許多人的目標。即便是在大學校園，也不再是談錢色變了。

當然，市場意識和商業頭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練就的，更何況那時還是學生時代。那時的我，時常被市場的商業大潮誘惑裹挾，總感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聽到一些市場的資訊信息就變得躁動無比，很長時間都無法凝神靜氣安心學業，總想到外面的世界去蹦躂一下，展示自己的能量和價值。那時，年輕和稚嫩似乎不再是短板，而更像是衝鋒陷陣的號角了。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真是有些經不起誘惑，在最需要學習的時候卻選擇了歧途。但人生就是這樣，年輕時你完全不可能預判、設計自己的人生，就像你永遠不知道你起初設想的目標和最終結果相差有多大一樣。

（20年前的自己似乎比現在更洒脫）

記得在大一即將放寒假時，我一人騎車到海淀圖書城去買書，無意中發現有幾家書店在低價甩賣一些印製精美的掛曆。在當時，牆上有個掛曆還是挺時髦的。一問價格，2元，我當機立斷傾盡身上所有買了80本掛曆，當晚便吆喝幾個同學在人大西區食堂門口擺攤叫賣，前後不到兩個小時，所有掛曆被搶購一空。這算是我在大學裡賺到的第一筆錢。當時請同學和老鄉們吃了幾天小炒，那幾日滋潤的生活現在還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里。

人就是這樣，一旦有了某種慾望，就會去不斷努力滿足它。慾望是無窮盡的，剛嘗到掙錢的一點甜頭，腦子裡就冒出更多掙錢的念頭。我當時也想停下來好好鑽研學問，但腦海里一直在進行激烈的自我交鋒，此消彼長，一時難分高下。最後勉強得出的結論是：閑暇之餘可以經商。這種自欺式的理念似乎像無法擺脫的魔咒一樣主宰了我的大腦。

大二暑期時，我一個人去河北白溝批發市場批發了些單放機、充電電池、運動服之類的，展開校園銷售。南至商學院、青年政治學院、民族學院、外語學院，北至清華北大，我都曾光顧推銷過。那時候，由於商業氛圍環境較好，再加上銷售對象普遍好打交道，基本上掙點小錢還是比較容易的。

大三以後，學校里市場和商業的氛圍逐漸濃厚起來。許多教授老師學生都開始經商了。我當時也在校外租了房子，當然，沒有過上和女朋友同居之類的奢侈生活。閑暇期間推銷過各類書籍，抄寫過信封，後來有一段時間干起了專門給別人訂購火車票的營生。

說起訂購火車票，現在回想起來還挺好笑的。我原以為所謂替人訂票都是像後來的黃牛黨那樣找車站的關係和路子去拿票，而實際情況是，我們雇幾個民辦大學的學生去人大東門的火車票售票點，每天半夜三更通宵排隊買票，最後實際掙的是辛苦費。當一個朋友說了這個想法後，我一開始是拒絕的，只是架不住朋友一再好言相勸，再加上那時的火車票實在緊缺，這才勉強幹了一段時間。我始終覺得，這是大學期間乾的最沒技術含量的一件事。

掙了點錢後，我買了一個摩托羅拉漢顯BP機，用於聯繫業務。那時候BP機很少見，漢顯BP機塊頭大比較扎眼，為了不顯擺，我經常把它裝在兜里。有時候BP機在兜里滴滴亂叫，時常引得別人側目。

（當年經商時腰裡別著漢顯摩托，現在看著特彆扭）

編書項目的失敗

14大召開後的一段時間裡，大家普遍感覺到市場經濟只是停留在概念里，許多制度法律條文都是一片空白，根本無法規可循。後來改革的總設計師也說了，那時大家基本上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當時，一旦有法律制度之類的東西出台，大家都會奉若神明馬首是瞻。果不其然，隨著市場的火熱，《公司法》、《會計法》、《商標法》等大量商業書籍如黑夜之高懸明燈一般橫空出世，迅速被市場看好，並且長時間大量熱賣。當時一本大部頭的精裝書定價都在200元以上，毛利約在65%以上，利潤非常可觀。好項目吸引了嗅覺敏銳的老闆們，他們迅速關注並投入，催生了校園市場里一個新的項目——編書。

應該說，編書，或者叫攢書，是人民大學師生髮明並發揚光大的專屬項目。在1992年之後的5-8年間，出書的規模之大數量之多遠超我們的想像。不過當時這個項目還處在初級階段，運作起來比較簡單，精明的人大人抓住了這個創業機會。其運作模式是，一個老闆，也就是書商，提前看好一些可能會熱銷的書籍，便到大學校園裡物色編書業務代理人，這個代理人有可能是老師，也可能是研究生或本科生。老闆和代理人談好條件付完定金後，由代理人再找專門的寫手，按照市面上的價格付費寫作。書商賺大錢，代理人賺取其中的差價，寫手們的收入就是自己的辛苦和智力結晶了。據我所知，人大的一些教授老師學生由此項目著手，後來真正做到了發家致富。

起初，我也給別人當過寫手，後來看到書商和代理人更賺錢，便開始嘗試做書商的代理人，最後還是輸在經驗不足上。我當時做的三本書不但沒有賺上錢，還賠了不少錢，當我將所有寫手的稿費、校正費支付過後，滿心歡喜地等著書商老闆付錢時，這個老闆卻突然失蹤了。後來，我通過其他渠道得知，當時那本書在印刷前的設計出了問題，導致印出來後整個書全部報廢。老闆和出版社、印刷廠數次交涉無果後，連我的費用都沒結清就選擇了跑路。只可惜當時我還只是一名在校學生，不具備相應的社會經驗，等於花錢買了個大教訓。

這次做書的失敗，使我放棄了在上學期間繼續做書的念頭。後來自己也編過幾本書，但每每想起此事都如鯁在喉。

（編書的日子......）

在這裡，我還必須聲明一下：大學時代，我在學習上還是比較努力的。平心而論，最起碼態度是端正的。只是由於自身天分不高，沒有過目不忘之才，也欠缺舉一反三能力，儘管絞盡腦汁，也記不全那些英語單詞和數學公式。學業成績一直在中下游徘徊，雖然也曾努力但成效不大，慢慢地，自己的目光和精力就隨之轉移到了學習之外。

20年後，當再去審視回想當年的自己時，我驚訝地發現：20年前的我，比現在的自己更富有激情與夢想，當時可謂思想激越、卓爾不群；20年後，除了徒增歲月年輪的痕迹、越發變得老熟世故之外，思想似乎早已停滯不前。或許，人生過半，世間百態已嘗遍，很難有當年的激情與夢想。步入不惑之年後，想明白了看明白了活明白了，有些事不願去想也不能去想了。每次總想找個借口逃避現實，自詡要過得所謂自由洒脫些，但已全然找不到20多年前的意氣風發與激情夢想。雖然不願意承認，我也和許多人一樣，就像魯迅先生近百年前痛斥的那樣——麻木而又自私地活著。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我也堅信，並始終期盼著這一天的來臨。

（獨立之意志，自由之理想，畢身所願矣）

這便是我的青春——大學四年心靈史。當然，我不是張承志，沒有他在書寫《心靈史》時那般宗教徒式的狂熱與執著。在連續的奮筆疾書和某種情愫感召之下，不經意間，竟覺有股熱血在胸中、腦中不斷噴涌激蕩，那種感覺竟是如此的強烈，剎那間已遍布全身。此刻的我，目光如炬，才思敏捷，神情專註，意志堅定，一如20年前。

92哲學 劉建光

2016.4.26 於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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