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為英國投票？丨單讀

脫歐投票、大選提前、工黨崛起、倫敦大火、恐襲頻發……在過去一兩年的國際新聞中，英國重新成為主角。英國老工業區傳統工人階級將在全球化中的失意，折射到脫歐公投結果；另一邊，特朗普的上台讓人大跌眼鏡，卻也是礦區和失業者的選擇。這樣撕裂的結果，讓我們不得不看到，一直以來那些被忽略卻不容反駁的選票。

那麼，脫離歐盟的重大決定採取全民公投的形式，這和英國工黨這些年的立場變化有什麼背後的淵源？在新一輪的情勢變局之下，以保守著稱的日不落帝國是否會變得更加保守？美國、歐洲主導的全球化進程，面對一個怎樣的未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體與傳播系副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大眾傳播博士孟冰純教授前段時間自英國遠道而來，與單讀對談。

英國工黨的崛起

單讀：最近一段時間，英國發生了很多變化，脫歐、恐怖襲擊、大選提前、工黨領袖傑里米 · 科爾賓重新成為明星。在這些表層的變化之內到底蘊含怎樣的邏輯？它預示著一種怎樣的潮流？這是今天想請孟老師給我們分享的題目。

孟冰純：謝謝吳琦請我來參加這個活動，對我也是一種很新的形式。我剛才還在說，我在英國沒有過這樣一種公開談話的方式，平時要麼上課，要麼做講座或者圓桌討論。這種形式可能更有意思，互動會更好，大家也可以隨時發問。而且這是我第一次來單向街書店，一路上來的時候很感嘆，北京這種現代的、中產的購物中心，布爾喬亞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倫敦。我在想，在這樣一個空間裡面討論英國左翼政治和工黨，會不會有人來聽。現在很欣慰，還是有人對這個話題感興趣。

單讀：那我先開始提問。伴隨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很多人把 2016 年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在您看來，這是否成立？2016 年發生的這些變化是否具有轉折意義？尤其從英國本土來觀察。

孟冰純：如果要我說轉折，脫歐會以全民公投的形式被決定，要追溯到上一次英國大選，也就是 2015 年。當時工黨慘敗。大選之後我給《澎湃》寫過一篇評論文章，就是分析英國的政治局勢。英國的議會制和美國的總統制是不一樣的，在每一個選區選議員，最後選出來占議會多數席位的黨能成為執政黨，這個黨的領袖就是英國首相。大選本身不是在選首相，是每個選區在選自己的議員，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英國的政治體系應該說政客和選民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但 2015 年大選有兩個很重要的變化，造成了工黨的全面潰敗。

第一，在蘇格蘭。因為蘇格蘭傳統上有相當程度的自治，高等教育完全免費，而且傳統上是老工業區，社會主義的傳統很強，所以傳統上這是工黨的選區。但 2015 年，所謂的蘇格蘭民族黨搶走了很多工黨的席位，在蘇格蘭大獲全勝。如果他們選上，就要再推進一次蘇格蘭獨立公投。第二，在英格蘭。英格蘭老工業區傳統上也是工黨選區，而英國獨立黨雖然基本上談不上完整的政治綱領，他們唯一一個爭取選民的訴求就是我們要離開歐盟，當時他們利用了老工業區這些傳統的工人階級在全球化當中的失利和失意，以及對工黨的不滿，搶走了工黨的選民。

在這樣一個形勢下，卡梅倫作為保守黨的黨魁，為了爭取選民提出一個承諾，如果保守黨執政，我承諾你們對於要不要留在歐盟的問題，進行一次全民公投。當時他承諾的時候，其實保守黨內部有很多爭議，很多人從民主制度本身來批評他的這個決定，並不是所有的決定都適合用公投來解決，尤其是非常複雜的問題。你已經加入了歐洲經濟共同體，幾十年來的貿易和人員往來怎麼辦？而且再往前推，為什麼有歐盟？實際上是整個歐洲對於二戰的反思，希望通過促進經濟的往來進一步促進歐洲一體化，促進泛歐洲的認同感，從根子上打消再有一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但他為了能夠爭取選民，尤其是爭取那一部分有可能被英國獨立黨拉過去的選民，做了這樣的決定。這也是為什麼脫歐公投的結果一出來，他只能辭職了。

▲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前首相卡梅倫於當地時間 6 月 24 日發表辭職演講。

單讀：發生在英國的脫歐，和特朗普當選之間，又有什麼聯繫？特朗普的出現，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撕裂的情況？

孟冰純：對，英國工黨、保守黨、蘇格蘭民族黨和英國獨立黨之間的政治博弈和局勢變化從 2015 年開始了，因為 2016 年有了特朗普，又有了公投的結果，這兩件事情才被大家放在一起說。我周圍的英國人也確實是這樣，從政治光譜上來說，我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肯定屬於偏左翼，而倫敦本身是一個非常世界主義的地方，我的同事當中，英國人實際上是少數，他們首先覺得自己是歐洲人，而不會首先覺得自己是英國人。對於這部分人來說，公投確實對他們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6 月份結果一出來，我身邊的這些偏左的自由派知識分子有很長一段時間真的恢復不過來，是他們個人民主參與生涯當中最毀滅性的一次打擊，我沒想到是這個樣子。

11 月份美國大選的時候，又來了一次，這種反應很相似。那天大選結果出來的時候，我們系那些美國學生也是那種狀態，完全是非常個人化的打擊。第二天上課，我基本上不知道到底該說這個還是不該說這個。不說的話，就好像一個屋子裡的大象，其實所有人都在想，但如果要說，他們就很容易情緒失控。有學生跟我說，那天來上課之前先喝了一杯烈酒才上車，要不然真是起不來，他們都是連夜在看結果。

精英階層的反應和脫歐結果出來時很像，怎麼會是這樣，投票給脫歐或者投給特朗普的，都是些什麼人，我身邊的人都不是這樣的。一個更致命的打擊在於，他們覺得這是對他們整個民主制度的重擊。自由派的精英知識分子不管怎麼批評他們的政府，對他們的制度其實是非常有道路自信的，但這兩件事情確實讓他們懷疑，我們這個制度怎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

單讀：用保守主義的全面回潮來形容這個局面，是否準確？

孟冰純：我覺得與其說是保守主義的回潮，其實不如說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一個反動。因為很明顯在美國投特朗普票的那些人，都是在俄亥俄州等老工業區，所謂的銹帶地區，在英國也是，在英格蘭北邊，比如約克夏當年的礦區。這些人為什麼會支持脫歐，以及那些美國人為什麼會支持特朗普是很相似的。他們覺得全球化帶來的這種人員的自由流動搶走他們的工作機會，他們在這種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當中是失利的，不管是白宮的精英還是唐寧街、倫敦金融城的精英，跟他們生活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這些精英才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受益者。其實英國老工業區的人，他們很討厭保守黨，我記得 BBC 當時採訪的時候，他們都說 Tory（托利黨）是一個髒字，但問題是，老工黨也反對歐盟，反對全球化，以前的工黨也認為人員自由流動帶來的是廉價勞動力的大量流動，搶走了我們的工作機會，但現在工黨已經不是這個政策了，所以他們現在哪怕是把票投給跟我自己的利益相違背的政黨，因為只想離開歐洲共同體，離開自由市場，不要這麼多歐洲人尤其是東歐人跑過來。

▲當地時間 2017 年 3 月 22 日，英國議會大廈附近發生恐襲時間。

單讀：在英國也聽到一些意見，認為工黨選擇支持脫歐的立場，是一個敗筆，這不是他們的一貫政策？工黨的立場是不是也經過了一個歷史化的過程？

孟冰純：工黨這些年也經歷了一些變化，布萊爾是一個轉折點。七八十年代的工黨可能更忠實於他們最初的階級基礎，代表工人的利益，但他們沒能斗過撒切爾。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時候，撒切爾上台，大肆打擊工會，1984 年、1985 年在英國有規模很大的礦區工人罷工。有一個電影叫 Pride ，就是講同性戀群體和礦工群體之間的團結，那個裡面對這段歷史有所反映。這一段歷史對於英國工人階級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有人說撒切爾和里根是靈魂伴侶，整個全球新自由主義從政治到經濟的轉折，是由他們完成的。在這個過程當中，工黨是失勢的，它被批評沒有一個好的經濟政策。在撒切爾之後，梅傑當了一兩年的首相，隨即的英國大選就出現了托尼 · 布萊爾。他的口號就是，打造一個新工黨。

站在老工黨的立場上來看，新工黨其實是往中間靠，經濟上大力主張全球化、全球貿易、全球經濟。尤其對金融體系的問題，這個又是和柯林頓是相似的。英美一直有這樣一個平行關係，從撒切爾和里根，到布萊爾和柯林頓，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第三條道路也是倫敦政經曾經的校長安東尼 · 吉登斯提出的，他當時是唐寧街 10 號的座上客，是布萊爾一個很重要的智囊，他幫布萊爾言說了這麼一套所謂第三條道路。實際上仔細考察的話，在經濟上基本上跟撒切爾沒有太大的區別，包括柯林頓的經濟政策，對金融資本主義是沒有太多管制的，站在全球化精英的立場主張全球化，只不過它在文化上稍微進步一點，對於社會福利會比英國的保守黨或美國的共和黨要進步一點，用國家財政支持社會福利體系，會有一些財富的再分配。英國的全民醫保系統現在還是保留下來。這也是為什麼科爾賓剛開始出來的時候，很多人不看好他，在工黨內部，因為布萊爾兩次大選都是所謂的壓倒性的勝利。

看歷史數據，當時的投票率也好，以及工黨在席位的贏面也好，都很大。而且布萊爾是一個非常會說話的人，很多人覺得他很有個人魅力，這點也跟柯林頓很像。當然最後發現這兩個人其實人品都很有問題。2003 年的反伊拉克戰爭可能是英國 60 年代以後最大規模的一次全民的抗擊活動，結果到最後沒有任何作用。這個事情之後，新工黨的信用也受到很大的影響。但即使是這樣，因為布萊爾的兩次贏面非常大，改變了工黨的形象，所以科爾賓出來競選工黨黨魁的時候，工黨內部的所謂的建制派，工黨的大佬，所謂的左翼媒體，都說這是不行的，認為如果真的選出科爾賓這樣的人，工黨就會永遠被邊緣化。因為他沒有好的經濟政策，因為他是激進左翼。英國媒體當時有很多對於他的批評。只有到 2016 年忽然要提前大選，輿論才發生變化。

單讀：這個變化發生得非常突然，幾乎就在脫歐之後、提前大選之前，人們仍然保持了對科爾賓的這種印象，但大選結果一出來，他似乎重新成為了英雄，這是為什麼？

孟冰純：這個變化我覺得有幾個原因：第一，特蕾莎 · 梅自己在整個大選期間的表現非常弱，我記得我跟我同事聊的時候，有人開玩笑說，她不知道怎麼跟平民互動，她沒有那個親和力。當時《衛報》上還出了一系列的照片，說她吃炸魚薯條的時候表情很痛苦，而炸魚薯條是英國的傳統食品，是適合英國碼頭工人吃的東西。但科爾賓整個的競選非常成功，他確實是一個很善於和普通人打交道的人，他很真誠。而且在伊拉克戰爭等事情上，對布萊爾的政治聲譽和人品有很多質疑的聲音，而科爾賓前後非常一致，他在工黨里一直是一個邊緣化的人物，一直是一個活動家。

▲當地時間 2017 年 7 月 11 日，特麗莎 · 梅當選英國新首相

第二，年輕人。科爾賓當時出來競選工黨黨魁的時候，年輕人就開始召集一個組織叫做 Momentum ，後來這個規模越來越大，他們在整個競選期間的基層動員起了很大作用。他們這種組織動員年輕人的力量，也有人和美國支持桑德斯的這股力量對比。因為從脫歐公投的結果來看，也有一個非常明顯的代際差異。也有很多媒體報道，家裡父母投脫歐，子女投留在歐洲共同體。因為年輕人一方面他們對於這種精英化的政治非常厭倦，還有一個，他們看不到未來。他們很生氣，覺得他們的父母這一代人，二戰後嬰兒潮這一代人享受福利制度的紅利，有很好的養老金和整個社會保障，卻把我們的未來給毀了，脫歐以後我們上哪去找工作去。

單讀：如果把桑德斯、科爾賓這兩位並置來看的話，都是重新出現的政治明星，但目前都沒有成為真正的政策制定者。那麼他們的意義，僅僅是呼喚一種反叛，想像一種未來，還是說能夠真實地改變現實的政治？尤其在英國，保守黨提前大選之後，給他們自己捅了一個大簍子，但整個體系依然維持住了。

孟冰純：只能根據他們提倡的政策來看，比如，特朗普雖然讓美國的建制派、精英非常惱火，但美國股市在特朗普當選以後都漲爆了，你就知道特朗普根本不挑戰美國最基本的全球資本主義、金融主義的利益。還是要看他屁股坐在哪邊。但科爾賓不一樣，科爾賓說他上任以後要把英國的基礎設施重新國有化，這個當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還有他主張減免高等教育學費，這還是從 2010 年英國大選遺留下來的問題，當時的自由民主黨很重要的一個承諾是，我們上台以後不會漲學費，結果那一年選出的一個自由民主黨和保守黨聯合執政的政府，沒多久就把學費漲上去了。

以及醫療政策，因為英國的全民醫保系統是二戰以後工黨給英國最大的一個政治遺產。但因為整個財政系統的危機，英國這兩年一直財政緊縮，醫保系統的經費非常緊缺，實際上在慢慢削弱這種全民免費的醫保體系。所以科爾賓的經濟政策實際上非常社會主義，而這些政策是植根於老工黨的主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他的積極的意義在於擴大了政治討論的範圍，之前大家只能在保守黨和第三條道路當中選，但其實英國社會還是有很強的左翼社會主義傳統，因為經過了布萊爾以後，包括基礎設施的國有化、免費醫療、免費教育這些東西，好像慢慢被剔除出政治討論的範疇了，大家都覺得在市場框架下，這些是不可能的。還有一個是我剛才說的對年輕人的動員。在西方發達國家裡，年輕人普遍政治冷感，這次讓大家再去參與政治，這是很重要的。

桑德斯在美國，可能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更有一種激進的意義。有一個美國記者 Thomas Fenn 從當年小布希贏得大選時就開始寫書，觀察美國綉帶地區或是美國中西部政治傾向的變化。他在英國大選之前就跑到英國的老工業區、英格蘭北部轉了一圈，他覺得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國家好像都處在這種政治抉擇中。他提到一點說，跟英國比起來，美國的政治討論那一套語彙的範圍更小。當初奧巴馬出來說要改革美國的醫療制度，右翼給他貼的標籤是社會主義者，一下就聯繫到美國二戰以後反共、反赤化的恐懼。而美國的左翼在歐洲來看可能充其量是一個中間派，因為左與右不是二元的，而是連續性的，要看你的參照點在哪裡。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覺得桑德斯的出現，他敢用社會主義這個詞，他的一系列政策還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擁護，他打開政治討論的可能性和空間，在美國的語境下甚至比科爾賓還要大。因為科爾賓在工黨這麼多年，實際上很大程度上只是回到老工黨那個路數。

▲ 2015 年 9 月 12 日，傑里米 · 科爾賓以 59.5 % 的得票率當選工黨黨魁。

單讀：當科爾賓出現的時候，之前您說到在脫歐的過程當中痛心疾首的知識分子、精英們，現在的狀態是怎樣的？

孟冰純：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起碼我接觸到的在英國站在自由左派立場上這些知識青年，我感覺大部分人不喜歡科爾賓。他們其實還是站在新工黨、工黨建制派或者第三條道路的立場上。我周圍的人確實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的生活實際上跟老工業區的那些人距離越來越大。在文化上也是這樣的，他們和歐洲的學者來往非常緊密，包括一些研究項目，受惠於歐盟，因為歐盟給基礎研究的資金是非常慷慨的。

公投之後也曾經有一部分自由派知識分子（大律師），當時要去最高法院挑戰脫歐公投結果的合法性，他們的理由是說，如果議會正式給歐盟通知要開始脫歐程序，就意味著會對英國法律產生很多不可逆的改變，這是必須經過議會的。這也是很明顯的，精英階層知道法律是他們說了算，認為你們是民粹，脫歐的結果不符合法律程序。在他們看來，科爾賓太激進了。說到底這些知識分子還是現狀的受益者，所以如果科爾賓要進行非常國有化或者財富的再分配，他們不一定會喜歡。

單讀：回到我們主題，帝國陰影下。我們的討論似乎又被英國、美國這樣的國家所定義了，像您剛才說的，其實又主要被美國定義了。這種帝國的結構在可見的未來，是否會有所改變？

孟冰純：這兩個國家的地位還是非常重要的。這裡面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帝國的陰影，另一個是帝國的遺產，以及他們能夠給全球提供的政治想像。我覺得從帝國的陰影的角度來說，英國的衰落幾乎從 20 世紀初就開始了，起碼二戰之前，包括前殖民地的獨立，雅爾塔會議實際上就是一個轉折點，相當於杜魯門接過丘吉爾的權杖。我記得之前看美國奧利弗 · 斯通的紀錄片，就提到一個細節，因為原子彈試驗的時間推遲了，所以杜魯門要求推遲雅爾塔會議的時間，他在得到原子彈成功引爆的消息以後，再去見丘吉爾和斯大林。起碼如果看紀錄片里，從政治家的角度來說，杜魯門不是一個很有個人魅力或者說很強勢、自信的一個人。但丘吉爾說在雅爾塔見到他的時候，因為原子彈的事情，杜魯門整個精神面貌都改變了，他一下變得非常自信，非常頤指氣使。那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象徵性的轉折點。丘吉爾當時作為一個老牌帝國主義者，他也非常清楚全球地緣政治在那個時候可能重新改寫了。

▲ 1945 年 2 月舉行雅爾塔會議，戰後世界秩序重新洗牌。

但另外一方面，我覺得歷史的記憶這種東西是沒有辦法輕易抹掉的，尤其對英國這個國家來說，我覺得那種日不落這種宿醉未醒的感覺還在。其實它對整個全球政治、外交的一些決定一直有影響，包括伊拉克戰爭，布萊爾那麼急切地表白、跟隨美國，和這個有很大關係。他雖然現在不能做老大，但他還是希望能站在美國旁邊，以英美同盟的方式影響局勢。

還有一個，這個可能更多在於知識精英階層，他們對殖民地又有負罪感，又有殘留的責任感。我剛到英國的時候有一個很明顯的感覺，BBC 的國際新聞的報道深度和廣度大大優於在美國的時候看到對國際新聞的報道。你就會發現尤其對前殖民地，還是有一种放不下，一部分是因為它的優越感，好像父母對孩子那種責任。另外一方面，經過這一系列戰後前殖民地的獨立以及後殖民，他們也有一種負罪感和責任感攪在一起，影響到他對敘利亞、利比亞的態度。

阿薩德曾經被英國人當成敘利亞現代化的一個希望，卡扎菲的一個兒子是在倫敦政經念博士，大家希望他能夠變成一個改革派。其實整個中東的亂局，從歷史根源上考察，又可以追溯到老牌殖民地國家對前殖民地的劃分，根本不考慮當時的宗教、部落衝突，人為地划了一個伊拉克，結果引起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爭戰。這些實際上是繞不過去的，很多宗教教派之間的矛盾跟帝國的歷史、殖民的歷史是不可分割的。只有美國人可以，因為他們沒有那麼多歷史的包袱，但他們也已經介入到所有歷史的軌跡和包袱當中去了。

單讀：您說到帝國的責任感，王室的存在是不是一個關鍵因素。似乎英國上下還是普遍把王室尤其是女王當做一個寶貴的遺產，作為動蕩的國際社會中一個穩定的存在、一個特殊的傳統，甚至在許多影視作品中還有幾分溫情。這也是帝國的宿醉感之一？

孟冰純：從他們的政治制度來說，女王應該是完全中立的，她在黨派政治中完全是置身事外的，但你說得很對，對於英國人的這種國家認同來說，很多人還是需要這麼一個象徵。所以當初科爾賓開始競選工黨黨魁的時候，媒體批評他，其中一個罪證之一，也就是某一次好像被女王接見，應該集體唱國歌的時候，他們弄了一張照片，說他沒張嘴，沒跟著一起唱上帝保佑女王。這成為他不愛國的一個證據。當時還有很多揣測說，如果真的當選以後，需要女王授權才能真正入駐唐寧街 10 號，有人問他，你會不會拒絕接受這個，因為他一直是一個很強的所謂共和主義者，他是反對皇室的。我們學校也有很多人平時說自己是共和主義者，但英國每年新年的時候女王會有一個新年榮譽名單，如果女王授予他們這麼一個榮譽稱號，他們也是會欣然接受的，不會拒絕。這種傳統和現代、或者說保守政治和進步政治之間的糾結和混雜，其實在任何一個社會可能都會存在。

單讀：所以，2016 年所謂的轉折意義，似乎也只是一次陣痛？很快就過去了？真正的變化並沒有到來。

孟冰純：如果把之前的暗流涌動爆發出來，讓很多人對全球政治有關注、有觀察的人意識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過程當中帶來的財富分配極大的不勻，以及把控金融資本的這一部分精英階層對於政治的把控，也是好的。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給失利的人一些發聲的機會，他們不管投留歐或者投希拉里，境遇不見得會好轉，但起碼讓你們精英不痛快。就是我剛才說的，在進行政治討論的時候，可能性的範圍變得越來越小，因為當你在說在市場化條件不可以這樣，左翼政黨沒有一個好的經濟政策的時候，實際上完全還是按照這一套邏輯，你看左翼沒有帶來經濟增長。問題是到了這個時候，這兩件事情提醒我們說，是不是應該永遠把經濟增長作為一種金色的標準？是不是應該問，到底這種增長、發展，最後收益的人是誰，是促進了社會平等，財富更加公平的分配，還是促進了社會的不平等，讓財富越來越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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